合作治理再造公共服务的逻辑

㈠ 怎样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意味着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有两重战略意义：
1、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状况，促进经济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协同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2、有利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以绿色创新为发展动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治理秉承现代化的生态观，要求转变发展动力，改变传统的依靠资源、资本、劳动扩张来发展经济的外生发展模式，以创新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尤其是发挥绿色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绿色创新需要从理念和路径等多方位全面着手，树立创新的绿色理念，坚持“把良好生态环境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绿色创新可以通过开发绿色产品，引进和创造绿色技术，开拓绿色消费市场，采用绿色资源，升级绿色管理制度、构建完善绿色金融体系等方式，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发展。
二、 构建以法律为基础的生态治理体系。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完善的法律体系可以明晰生态治理主体的权责，提高生态治理的认可度，保障生态治理体系的运行。因此，需要以生态环境产权制度为切入点，健全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污染防治、能源安全等重要领域的立法，完善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生态协同性法律。同时，还要完善监督管理体制和问责机制，引进企业、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生态治理，形成全方位、多维度的生态治理制度体系。
三、不断提高生态治理能力。
生态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生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高生态治理能力水平：
1、要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充分发挥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切实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并在治理过程中引入监督机制，保证治理行为本身符合相关法律规范。
2、要将地方政府竞争引导至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通过提高地方政府治理环境的收益支出比，引入生态政绩考核，执行地区内统一的环保标准等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各地经济发展的真实竞争力，使得生态治理成为地方政府的常规性工作，从应急转向常态，切实保障治理本身的不断进行。
3、要不断加强绿色发展执法保障能力。一系列的生态法律，只有得到切实的执行，才能发挥有效作用，这不仅仅意味着要按照相关法律办事，而且意味着一旦出现违法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在认识得到统一，法律制定完善之后，执行力就决定着治理的实际效果，因此，加强生态执法对于生态治理现代化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
4、要建立综合完善的生态环境评估指标，对治理结果进行第三方评估。从治理结果来看，生态治理能力的提高必须体现为生态环境的改善，这也是对治理过程的最终检验。因此，在生态治理中要坚持结果导向思维，发挥智库第三方评估的作用。第三方评估在生态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作用，他们的参与是推动生态治理过程不断完善，生态治理能力不断提高的重要保证。
四、 促进生态治理实践与科学技术的深度融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技术就是改造自然之“器”。生态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推进生态治理领域的科学研究，利用被证实的研究成果指导治理实践，坚持一切治理从实际出发，就能防止盲目治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此，需要重视科学技术与生态治理融合，提升改造自然，进而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能力。能源和通信技术的革新与结合，在人类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当前，我们正处在可再生能源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新时代，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智能技术，不仅对生态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从长远来看，也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五、推进多元化主体协同共治。
西方的经验和历史的教训证明，仅仅依靠政府进行生态治理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多元化主体参与式治理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生态治理，重点在于不断提高公民的生态意识，让公民正确把握生态治理的方向，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共识的基础上，促进多元化主体协同共治。
生态治理中的主体包括国家、企业、公民、各类社会组织等，其中国家作为主导，制定治理的政策，保证政策的贯彻落实；同时也要引导企业、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生态治理的决策，对治理过程进行监督，对治理绩效进行客观评价。

㈡ 合作治理的内容简介

《合作治理:再造公共服务的逻辑》分析和总结了西方国家的相关发展及其实践与理论问题；提出公共服务民营化决策的理论框架；全面分析对服务合作提供的管理，包括合同管理、市场与社会赋权、社会平衡和合法化；进而总结合作治理的复合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合作治理:再造公共服务的逻辑》从实证角度对美国与中国的合作治理实践进行分析和对比，通过经验研究提出更为丰富的观察和理论。合作治理是当前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前沿。通过公私合作提供公共服务与秩序的实践，正在深刻地改变现代国家公共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形成新的治理理念、过程与形态。作为国内第一本对合作治理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

㈢ 政府，是服务还是掌舵——论登哈特新公共服务理论

它试图吸收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合理内核，尤其是在承认新公共管理论对于改进当代公共管理实践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并摒弃新公共管理理论特别是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固有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和建立的一种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的新的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改进以及对公民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针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能否提出一种新的多元的公共行政观，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关键词：新公共管理 新公共服务 公民权 公共利益 公民社会作者简介：陆晓锋，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06级本科。 一、导言 “人类能够做到的是接近真理，但是却没有办法穷尽真理”[1]。这就决定了探索规律是一个永恒不止的过程。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发展也遵循这一规律。从1887年威尔逊在美国《政治学季刊》发表著名论文《行政学研究》到现在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公共行政学的发展经历了老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等几次有代表性的变迁。公共行政“改革的钟摆从来没有停止摆动”[2]。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掀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公共管理模式和管理实践上做出了与时俱进的变革。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理论，“新公共管理总是处于上风”[3]。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公共领域实践的发展，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也相继而至。在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中，美国的著名的学者登哈特在其代表作《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中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的理论。从老公共行政到新公共服务的转换“不只是涉及一些新管理方法的实施，而且含有一套新的价值观”[4]。但是没有哪一种理论会得到所有人的同意，当然得新公共服务理论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我们国家的一些学者对新公共服务的理论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比较有创意的观点。 江苏行政学院行政学部的周义程在《新公共服务理论批判》一文中指出：“前文通过搭建评价理论的标准,从研究对象、理论内容和理论形式三个方面对新公共服务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学术解构,发现其存在以下不足: (1)研究选题所引发的研究目标的低层次性,即更多地停留在行动研究层次; (2)该理论对企理念大多已被企业家政府理论推进到了操作层面;(3)从严格意义上说,新公共服务是一种假说而非理论; (4)新公共服务在理论形式上存在论证的不充分性、逻辑的不严密性和美学意义上的简洁性不够等缺陷。”[5]但是他还提出：“当然,新公共服务理论尽管存在上述诸多问题,但至少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登哈特夫妇有明确的理论建构意识,而这正是许多中国行政学者所缺乏的。由此,我们又不得不在这里简略地探讨中国公共行政研究的缺陷。在我们看来,这些缺陷至少可以概括为三点: (1)重复劳动的行动研究(2)缺少分析工具的应用研究(3)少之又少的纯研究。”[6]从理论的构建这一点上对中国的年轻学者提出希望，希望他们可以用毕生的精力致力于构建出若干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能够有效地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只要有更多的年轻学者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中国的公共行政学研究就必然不会永远处于边缘。浙江大学的公共管理系的教授郁建兴和浙江大学的公共管理系的研究生吴国骅在《超越新公共管理——基于政治层面的思考》中从政治层面对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其他的几个理论做了论述，并且提出从政治路向上改革官僚制的政府，对我国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启示。他们指出：“这种从政治路向出发的政府改革包含着三个层面的内容：首先，重新思考公民身份。其次，构建公民参与新渠道。最后重建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7] 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写道：“面对新公共管理改革措施的失效，以登哈特和格利夫为代表的后新公共管理学者提出了新的改革模式。这种针对官僚制政府政治层面缺陷的改革措施，更准确的把握住了官僚制政府弊端的成因，它的改革方式更具有可行性，可能取得更大的成效。这种新的改革模式对正在进行的中国政府的改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8]。 我国著名的学者武汉大学的丁煌在《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新发展——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中说：“在西方公共行政领域，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日益显现其主导范式地位的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置疑与批评，而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种种异议中最具有替代意义的新理论模式当数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试图在承认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于改进当代公共管理实践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并摒弃其固有缺陷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更加适合于现代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公共管理实践的新的理论选。”[9]彭未名、王乐夫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中提出：“新公共服务理论强调服务于公民、追求公共利益、重视公民权和人的价值,注重以公民为中心,这样一套公共行政理念为我们探讨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新的视角。依此,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构建和谐社会: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创新民意表达机制;培育和发展社区及公民社会组织;增加公民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机会;为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制度保障;强调公民精神和公民美德;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10]针对新公共服务的一些理念对我们国家的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了一些看法。吴秋兰在《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价值探析——以新公共服务的价值理论为视角》，从行政伦理的角度对新公共服务的内涵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从行政伦理的基本结构层面出发，在新公共服务的价值体系下探讨我国行政伦理的建设。张治忠和王泽应在《新公共服务；价值理念与现实诉求》指出：“新公共服务理论内涵在于促进公共服务的尊严与价值，倡导公共行政的卓越价值观；在理论上诉求于公共性话语中公共理性的建立；在现实中诉求于以公民为中心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11]从新公共服务的价值理念与现实诉求的方面对新公共服务进行了一些研究。 国内还有很多的学者对新公共服务理论进行了研究与探索，本文就不再列举。在这些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研究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产生的背景、理论的内涵以及对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启示，为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提出一点有益的参考。二、新公共服务理论产生的背景 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包括企业家政府理论在内的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要想谈新公共服务，就要对新公共管理进行必要的分析与研究。所谓的“新公共管理”，它最初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欧洲的现象，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追求行政现代化的改革实践中的“管理主义”对韦伯“官僚制理论”的持续争论。在争论中，管理至上学说占据优势，它从管理学的角度批判官僚主义，推崇私营机构的管理技术，认为分权、放松规则、委托等是医治公共管理机制僵化痼疾的组织原则。[12]随着新公共管理主义在实践中的运用，逐渐形成了一种相对一致的学派，即“新公共管理”流派。“新公共管理成为指导欧洲和美国等国家改革的思想。新公共管理在组织结构上试图打破传统官僚制政府的高度集中化、等级制的组织结构，代之以规模较小、层级扁平的组织模式，并且将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的组织分离开来。在管理方式上，新公共管理大量引入了私营企业的管理方式来取代传统的、机械化的管理方式。绩效评估、项目预算、战略管理这些管理方式用来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新公共管理倡导政府放松管制，转而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建立“小政府——大市场”的政府——市场关系。因此，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将原来政府承担的部分职能通过私有化和外包的方式转交给市场。在政府中引入竞争机制，“竞争有种种好处，而其中最明显的好处是提高效率：即投入少、产生多。……竞争迫使公营的（或者私营的）垄断组织对顾客的需要作出反应。……竞争奖励革新；垄断扼杀革新。……竞争提高公营组织的雇员的自尊心和士气”[13]。通过在政府引入竞争机制从而提高政府的效率，使政府可以更加有效的运转。“新公共管理”理论对管理持有以下的两个理念，也就是管理的自由化和市场化。1.管理的自由化，2.管理的市场化。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私营部门的管理实践和技术优于公共部门，并且可以用于公共部门，公私之间的区别是一种假象，“管理就是管理”[14]。新公共管理的这些理论对在奥斯本和盖布勒的《重塑政府》一书中得到了提炼和普及，成为新公共管理的精髓，也就是企业家政府理论。 作为一种试图超越传统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的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同时也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的潮流，所以得到了推崇。但是有很多的学者对新公共服务理论提出了批判。沙赫特在《再造政府还是再造我们自己》一书中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倡导的价值观提出了异议[15]。福克斯在《作为后现代符号政治的政府再造》一书中就提出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内在地存在着矛盾[16]。还有人提出新公共管理理论所倡导的公共企业家精神以及所谓的“新管理主义”很可能会损害诸如公平、正义、代表制和参与民主和宪政价值[17]。很显然，这些不同的批评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包括企业家政府理论在内的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局限性，这些不同的观点对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然而这些理论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并没有提出替代的理论。“而新公共服务理论正是以美国著名的公共行政学家登哈特为代表的一批公共行政学者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特别是针对新公共管理理论之精髓的企业家政府理论缺陷的批判而建立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18]。三、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来源和内涵 “任何一种理论学说往往都是在先前业已存在的某些思想来源和概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与植根于理性选择思想的主流灌溉行政思想相对照，新公共服务理论像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一样，也具有一些似乎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规范的理论模式并且可以与其他的理论区别开来的思想来源和概念基础”[19]登哈特认为在新公共服务的思想来源中，更加具有当代理论的先驱理论包括：（一）民主公民权理论。对公民权和民主的关注在近年来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中尤为重要和明显，这两种理论对提倡再度复兴的、更为积极的和更多参与的公民权。但是，公民权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考察。第一种明显的定义关注的焦点是由法律体系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公民权被看作是一种合法的身份。另外一种更加宽泛的观点认为，公民权涉及的是一些与一个人在某一政治共同体中成员资格的特性有关的更加一般的问题，其中包括诸如公民的权利和责任，而不管他们的合法身份。按照这种观点，公民权涉及的是个人影响政治系统的能力，意味着要对政治生活的参与。登哈特倡导的新公共服务理论着重关注的就是这后一种的观点。洛克在其著作《政府论》（下篇）中指出：“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 [20]又说：“尽管有些政治家现在怎样想要给与他们中间的若干人以某种优越的地位，他们自己却并没有这样的要求；而是基于他们一律平等，直到他们基于同样的意愿在他们之上设置了统治者为止。所以，他们的政治社会都起源于自愿的结合和人们自由的选择他们统治者和政府形式的相互协议。” [21]从这一点来讲，洛克的思想和新公共服务理论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二）社区和公民社会理论。登哈特认为可以将最近关于社区和公民社会的讨论看为新公共服务思想的重要来源。在作者看来，“前人们对社区的广泛兴趣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种兴趣的产生在许多不同的场合都有所表现。而且左翼和右翼的评论家都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兴趣。一方面，倾向于左翼的人们把社区视为作为现代社会特征的过度贪婪和自立、利的一剂解毒药，视为治疗个人主义蔓延的一副良药。与此同时，那些倾向于右翼的人们则把社区视为对一些基本的美国价值观进行恢复的一条途径，尽管这些基本的价值观曾经被人们所持有，但是它们现在正遭受到一些我们所无法控制的势力的挑战。”[22]加纳德认为，由于社区意识可能产生衍生于从邻里街区到工作团体等许多不同层次的群体，所以它可以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提供一种有益的中介机构。社区建立的基础是关怀、信任和协作，它是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有效沟通和冲突解决系统结合在一起的。社区的互动性在个人和集体之间起着调节作用并且使得个人与集体保持一致。（三）组织人本主义和新公共行政。新公共服务的第三个理论来源是组织人本主义。在他看来，在过去的25年中，公共行政理论家们已经与其他学科的同事们都认为，对社会组织的传统层级制的研究方法限制了人们的视野，而且他们都批评官僚制并且都在为管理和组织的研究寻求可以替代的备选方法。从集体意义上来看，这些方法都试图把公共组织改革成内部选民和外部选民的需要和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在这方面，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著名的行为科学家和组织学家、哈佛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阿吉利斯。早在《个性与组织》一书中，他就探讨了传统的管理方法对复杂组织内部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他特别提出，关于人类个性研究表明，从幼年期长到成年期的人们都要经历从被动到主动，从依赖到独立，从有限范围的行为到更大范围的行为、从浅表的兴趣到更深层次的兴趣、从较短期的眼光到更长远的眼光、从从属的地位到平等的或优越的地位以及从缺乏了解到更多的认识这样一种发展过程。[23] 还有一些学者对公共部门中更具人本主义意味的组织构建做出了这样的贡献，从集体意义上来说，这些学者被称为新公共行政学派，新公共行政学派在本质上是伴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其使年代初主要在社会中同时在社会科学学科中兴起的一些激进运动而产生的公共行政学派。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在《新公共行政学》中对社会公平作为行政决策和政治决策的指导观念进行了论证，“公务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要能够建立很保护社会公平的标准和测量以及认识公共服务对公民尊严和福利的影响”[24]。（四）后现代公共行政。新公共服务的第四个理论来源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认为传统的对实证主义模式的依赖强化了对已经成为主流公共行政模式组成部分的客观化和非人格化倾向，同时他们还认为仅仅依靠实证主义则根本不允许人们对作为人类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意义和价值观最充分和最完备的认识。通过一些方法，学者们希望对公共行政的研究和实践建立一些可以替代的备选方法，这些方法更加关注价值（而不只是关注事实），更加关注主观的人类意义（而不是客观的行为），并且更加关注现实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所蕴涵的各种情绪和感情。后现代公共行政家主要信奉“会话”的理念，信奉公共问题通过会话要比通过“客观”测量或者理性分析更有可能解决的观念。可靠会话的理想把行政官员和公民视为彼此是充分参与的，他们不仅仅被视为召集到一起谈话的自利的个体，而且被视为在一种他们作为人而相互接洽关系中的参与者。这种进行协商和达成共识的最终过程也就是个体随着自己的参与而彼此相互接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充分包含了人类个性的所有的方面，他们不仅有理性，而且还有经验、直觉和感情。但是这种变化很难，它需要达成共识：1.怎样才能在不依赖理性的条件下行动，2.如何与不同的事物达成妥协。对此，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麦克斯威特提出了一个实用的步骤——我们彼此敞开心扉、开诚布公。“这种备选方案就是倾听别人的声音，把自己的心里话都倒出来，以及把别人当作自己加以忍受。这……与其说是理性的结果，倒不如说是理性的转化。……通过使人们及其生活成为理性所预期的目标，理性就把我们彼此分离开，这时人类的状况是：我就是你。”[25] 总之，登哈特认为，公民权理论家、社区与公民社会理论家、组织人本主义与新公共服务创造了一种很有意义的理论氛围，他们所提出的很多理念观点构成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思想来源。 所谓的“新公共服务”，指的是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新公共服务认为,政府不应该像企业那样运作,它应该像一个民主政体那样运作;行政官员需要认识到他们有许多东西是要通过倾听公众的声音而不是向公众发号施令并且要通过服务而不是掌舵才能获得。公民将和公共官员一道以一种互利合作的方式，齐心协力的界定和处理一些共同的问题。具体而言,新公共服务提出七项主张:1.服务与公民,而不是服务与顾客。公共利益是就共同利益进行对话的结果,而不是个人自身利益的聚集。因此,公务员不是仅仅关注顾客的需求,而是着重关注于公民并且在公民之间建立信任和合作的关系。[26]2.追求公共利益。公共行政官员必须促进建立一种集体的、共同的公共利益观念。这个目标不是要找到由个人选择驱动的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案,确切地说,它是要创立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责任。[27]3.重视公民权胜过重视企业家精神。致力于为社会做出优异贡献的公务员和公民要比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能够更好的促进公共利益,因为后一种管理者的行为似乎表明公共资金就是他们自己的财产。[28]4.思考要具有战略性,行动要具有民主性。满足公共需要的政策和项目可以通过集体努力和合作过程得到最有效并且最负责的实施。[29]5.承担责任并不简单。公务员应该关注的不仅仅是市场，他们还应该关注法令和宪法、社区价值观、政治规范、职业标准以及公民利益。[30]6.服务,而不是掌舵。对于公务员来说,越来越重要的是要利用基于价值的共同领导来帮助公民明确表达和满足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不是试图控制或掌控社会新的发展方向。[31]7.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32]

㈣ 如何理解解决电子政务问题要寻求整体性治理路径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是四川第二大藏区和我国羌族的主要聚居区。全州8.4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85万藏、羌、回、汉各族群众，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6.4%。境内水能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富集，旅游资源得天独厚，自然风光雄浑秀丽，藏羌风情多姿多彩，九寨沟、黄龙、大熊猫、川西北大草原、若尔盖大湿地遐迩闻名。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历的最艰难的征途在阿坝州，阿坝州素有“雪山草地”之称。

进入新世纪的信息化时代，阿坝州人虽然在资金、技术和人才上离信息化建设的要求甚远，但是，我们发扬了长征精神，敢于迎接挑战，敢于主动应对困难，主动积极地开展信息化建设，电子政务建设初见端倪。一、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

阿坝州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电子政务工作，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的要求，把电子政务建设作为建设服务型政府、学习型政府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抓手，加强了对电子政务建设的领导，切实推进电子政务建设。着力于搭建政务网络平台，分开办事程序，公开政策法规，搭建群众与政府沟通的桥梁，增强服务力，依托电子政务，再造政务办理流程，提高办事效率，降低办事成本。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2〕17号)下发后，为加快推进全州政府系统电子政务外网建设，州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常务副州长为组长，州政府秘书长、分管副秘书长为副组长，州政府办公室、州发改委、州财政局、阿坝电信分公司、州政府采购办为成员单位的阿坝州电子政务外网建设领导小组，组建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电子政务外网建设工作办公室，确定了阿坝州电子政务外网建设的指导思想、建设原则和年度目标，落实了工作机构和措施。

二、完善网络，实现网络纵横互联互通，建设统一网络平台

我们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2〕17号)精神,
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建立州到县标准统一、功能完善、安全可靠的电子政务外网平台。坚持统一规划，协同建设,
整合资源，避免分割的原则，我州拟建一个覆盖州、县、乡三级，带宽高，稳定性强，安全可靠的电子政务外网体系，实现与互联网的逻辑隔离。

把电子政务外网建设成为全州政府系统的业务专网，主要运行政务部门面向社会的专业性服务业务和不需要在内网上运行的业务。阿坝州电子政务外网是不涉及国家秘密的全州统一的政务网络平台，主要承担全州各级政府、各部门之间非国家秘密的信息交换和业务互动以及面向社会的服务业务。该网上联省电子政务外网，横向与州级各部门连接，纵向与各县的电子政务外网平台统一连接;与政务内网物理隔离，与国际互联网络逻辑隔离。

近日，全州政府系统电子政务外网平台框架已经顺利搭建，即将实现全州政府系统网上政务运行。

电子政务外网依托阿坝电信分公司的网络资源，建成以州数据中心和县数据中心为骨干，同级部门为接入点的电子政务外网平台，本着“一个平台，一个网络”的政务外网建设原则，提供委办局自上而下的业务网络(纵网)和委办局之间的互联网络(横网)服务。

阿坝州电子政务外网采用“王”字型广域网络结构，电子政务外网采用核心层、汇聚层、接入层典型的三层结构，各个接入单位的局域网构成用户层。核心层使用ATM链路，完成各个节点之间的数据交换，汇聚层完成各接入用户的数据汇总，通过一条线路送到骨干层。

我州电子政务外网采用VPN技术。通过VPN服务，为各个接入单位实现透明的“纵网”联接;并通过VPN技术建设“横网”。各个“纵网”之间实现了IP地址的重叠，原则上“纵网”保留其系统内部规划的IP使用方案。

在电子政务外网上合理解决了与互联网的逻辑隔离问题，由此各政务部门通过互联网实现面向公众、企业、外商等的办公服务功能;实现公务人员到因特网上查询信息，获取资料的功能。解决方案本着从VPN内出口实现对互联网的访问功能，“纵网”和“横网”都是采取这样的解决方案。区别在于“横网”主要实现“一网式”服务，建设电子政务的门户网站，“纵网”就是单向访问互联网。这样利于管理以及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如“纵网”可以自行和分期实现与互联网的联接。该方式的明显特点是整个网络与互联网联接只有一个总出口，可以与运营商协商，直接将总出口联接在互联网的骨干上，达到缩短访问路径，提高访问效率，并可以根据通信量的实际需要灵活扩展带宽。

三、大力开展应用，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一)积极建设网上公文处理系统，为无纸化办公打基础

州政府办公室与西辰软件公司合作，建立了阿坝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办公自动化系统，构建了公文运行从收文、起草、审核、签发、发文、存档、调阅等全过程的网上公文流程系统，初步开展了运行，下一步在全州政府系统全面推行，为全面实施无纸化办公奠定了基础。

(二)积极推进行政服务审批网上办理，构建阿坝州政府“一站式”网上行政审批。

积极推进行政服务审批网上办理，是实现政府行政审批现代化和信息化及提高效率的重要途径。目的是综合应用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大型数据库技术和办公管理技术。在政府机关各部门之间建立一个多任务，多功能的综合性联合审批自动化系统;实现为审批申请人、政府审批受理部门、政府相关领导提供优质、高效的业务管理和事务处理平台，提高机关窗口工作效率，加强监督，以更好的地为百姓服务，并为各级领导提供有效的辅助决策服务。

通过网上行政审批系统改变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办公大厅模式在时限、审批过程长等方面的不足，提供高效率、透明公开、全天候的在线交互服务虚拟大厅。使政务服务具有符合行政执法机关要求规范行政许可权力、促进依法行政、廉洁从政、高效施政，改善机关形象，以及作为执法对象的自然人要求政府机关实现“便民、及时、公正、参与”的双重需要特性。

通过“一站式”网上行政审批系统的运用，创新政府行政审批管理新模式，建成一个网上咨询、申请、审批、投诉、监督、语音信息通知等业务功能于一体的系统，实现规范行政审批，提高审批效率的目的，从而拉近企业、群众与政府部门间的距离，打造“阳光服务”型政府。

近期，实现了州级44个部门512项行政审批事项100%网上办理，即将实现公众、企业、投资者通过“中国阿坝州”网站，在互联网上办理相关行政审批事项，提前实现了“十一五”期间州级行政审批项目100%网上审批的目标。

四、突出政府门户网站建设，扎实开展公共服务，不断扩大网上服务功能

从2003年开始，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政府互联网站建设与管理的指导意见》的精神，开始筹备阿坝州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中国阿坝州”)建设。对网站的建设目标、风格、总体结构、栏目设置等方面进行了规划，并制定了各种管理制度和管理规范。中国·阿坝州自2003年9月25日开通到2006年7月13日，主页点击数已超过109万人次。

今年，我们对阿坝州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中国阿坝州”进行了全面改版，改版原则是按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及国务院办公厅信息化办公室提出的《中国政府网站建设指南》、《门户网站建设与规范》、《地方政府网站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要求，以“政务信息公开、在线办事和公众参与”三大功能为基础，以“实用、好用和够用”为原则，结合阿坝州实际，以高起点、高规格、高质量为设计制作标准，开发具有当前全国地市(州)一流水平的政府门户网网站和政务办公业务网网站，在设计开发理念上充分体现政府“亲民、爱民”的理念，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形象，体现公务人员办公操作性强以及一定的超前意识和超前发展空间，力争达到引领新一轮政府门户网网站潮流的目的。

改版后的“中国阿坝州”网站，我们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划分为“公众”、“企业”、“投资者”、“旅游者”四个板块，体现便民原则。公设主栏目24个，主栏目下的一级栏目90个，二级固定栏目95个，根据需要可以添加若干新栏目。

一是树立阿坝发展新形象。坚持以“世界聚焦阿坝，阿坝走向世界”为目标，努力塑造“美丽富饶迈向全国藏区第一州的新阿坝”的外宣形象，在网站上增强了信息公开的力度，强化了“今日阿坝”反映州情动态这个品牌栏目，更加注重信息的更新，体现网站的生命力;增设了“网上阿坝”栏目，添加了视频功能，为网站注入了活力。图文并茂、声像皆备全面反映了阿坝州美丽诱人的自然风光、独特的藏羌风情、丰富的资源禀赋、辉煌的建设成就、热情朴实的民风、优惠的投资政策、优良的投资环境和全州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发有为、努力进取、争当第一的豪情壮志。

二是切实推进在线办事。将政务外网的行政审批系统通过网上虚拟大厅，实现政务外网与门户网的连接，公众可以在互联网上，通过本网站办理户籍、就业、社保等事务，企业和投资者可以通过本网站下载表格，办理相关行政审批事项，并实现在线查询办理流程和结果。旅游者可以通过网站查询阿坝州各旅游景区资料、旅游线路情况，实现网上订票、订房、购物、旅游投诉等。提高网站在线服务力、在线应用力和电子政务实现度。

三是把网站作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崭新平台，增强政务公开。开设了政府文件查询，统计公报、公务员招考、政府采购、财政预决算及专项经费执行发布，干部任免公示等栏目。把凡属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需要群众和社会广泛监督的不涉密政府文件全部上网公布。把政府各项工作的进展、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向社会公开，让广大老百姓知晓政府工作、支持政府工作、监督政府工作。将政府各项工作的安排布置以及政府承诺公诸于众，把政策交给广大群众，接受群众监督，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把全州的招商项目、优惠政策予以公布，公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增强了招商工作透明度，自觉抵制“暗箱操作”，为每一位来州投资者提供平等的优惠政策知情权，创造优良的投资环境。

四是增强公众参与性，把网站建成为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我们完善了州长信箱栏目，增设了网上调查、民意征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提案办理、网上信访等栏目。把这些栏目，作为政府了解民情、听取民声，为群众解难事、办实事的窗口，作为政务公开，接受群众直接监督的桥梁，作为州长们增强执行力、加强督查督办的重要手段。

五、高度重视网络安全保密，建章立制，规范管理

针对阿坝州是全省第二大藏区的实际，我们特别重视网络安全和信息保密工作，始终站在维护国家安全和藏区稳定的高度，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落实网络安全和信息保密工作。

一是强化了信息化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了政府(部门)领导分管信息工作责任制，明确了各县政府、州级各部门一位负责人分管信息工作，有专职或兼职的信息工作人员，大部分县和部门都明确了负责人和专职兼职信息工作人员。为切实推进政务外网建设工作，州政府要求各县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落实负责人和具体工作人员。二是制定了《阿坝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办公室机关办公自动化管理的若干规定》，并印发全州各县、各部门参照执行，使刚刚起步的全州政府系统电子政务建设的网络管理和信息保密有章可循，安全保密措施得到细化，增强了可操作性。五是对全州政府系统的上“双网”计算机进行了清理，做到了党政网与互联网物理隔离，坚决做到涉密计算机不上网、涉密信息不上网。加大了对有害信息的监控力度，采取措施有效遏制了病毒入侵。

始终坚持涉密信息不上网，民族问题信息不上网，社会稳定问题不上网，民族宗教问题不上网，工作秘密不上网。全州政府系统严格遵守了信息与网络的安全保密制度，严格上网信息的审核，全年无泄密事件，无重要数据丢失现象发生。

虽然我州的电子政务建设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与兄弟市州还有一定差距，特别是与发达市州差距更远，我们在电子政务建设资金上还存在很大困难，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匮乏、技术力量十分薄弱，在推进电子政务建设上还有很多要作的工作。我们一定要按照国务院、四川省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加快工作进度，提高电子政务水平，金鹏信息网格化软件。

㈤ 王峰的发表文章

1. Blandy, S. & Wang, F. (2013). Curbing the power of developers? Law and power in Chinese and English gated urban enclaves, Geoforum, http://dx.doi.org/10.1016/j.geoforum.2013.01.011(SSCI检索)
2. Wang, F. & Yin, H. (2012). A New Form of Governance or Reun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Sector? A Case Analysis of the Collaborative Natural Disaster Insurance System in the Zhejiang Provinc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 15 (4): 1-25. (SSCI检索)
3. Wang, F. Yin, H. & Zhou, Z. (2012). The Adoption of Bottom-up Governance in China’s Homeowner Association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8: (3):559-583.(SSCI检索)
4. Zhao, X., Wang, F., & Wang, M. (2012). Large-Scale Utilization of Wind Power in China: Obstacles of Conflict between Market and Planning, Energy Policy, 48: 222-232. (SSCI检索)
5. Zhao, X., Lyon, T. Wang, F. & Cui, S. (2012). Why Do Electricity Utilities Cooperate With Coal Supplier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China, Energy Policy, 46: 520-529.(SSCI检索).
6. Chen, B., Wang, F. and Song, J. (2012). Are They Connected? Exploring Academic and Social Networks Among MPA Students at a Chinese University, Journal of Public Affairs Ecation, 18 (1), 137-156.
7. Yin, H. and Wang, F. (2011). The Future of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in China – A Policy Perspective, Modern Energy Review, 3(1), 17-19.
8. Wang, F., Yin, H. and Li, S. (2010). China’s Renewable Energy Policy: Commitments and Challenges, Energy Policy, 38 (4): 1872-1878. (SSCI检索)
9. Wang, F. (2010). Regulations and the Imbalance of Power Relationships in Newly Developed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 in Urban China. In Sarah Blandy, Jennifer Dixon, Ann Dupuis (eds.) Multi-Owned Housing: Law, Power and Practice, chapter 7, pp 125-144, Ashgate Publisher.
10. 王峰：寻找平衡之美：评《合作治理：再造公共服务的逻辑》，载于《公共行政评论》，2010年第5期，195-201页。
11. 尹海涛、王峰: “自愿环保项目：动机和绩效”，载于《复旦公共行政评论》，2009年第五辑, 244-264页。
12. Wang, F. (2009). Homeowner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in Urban China, Alternatives Internationales, 42, 37-38. (In French)
13. Wang, F. and Cooper, T. L. (2008). Chinese Homeowner Associations: A School of Democracy? PA Times, February, 31(2): 4.
14. Robertson, P.J., Wang, F., and Trivisvavet, S. (2007). Self- and Collective Interest in Public Organization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 31 (1), 54-84. (SSCI检索)
15. Zhou, Z., Yin, H. and Wang, F. (2004). Does China’s Civil Service System Improve 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 Case Study of Ecation Bureau of Ningbo City,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 (3/4), 54-66.

㈥ 西方语境下的治理理论是什么

西方治理理论综述

（一） 治理的涵义

1、治理的内涵

以“governance"(“治理”)为题材的理论著作的涌现，反映着社会科学界对统治以不同方式体现出来的模式感到的兴趣。无论传统用法或辞书上的解释，都以“治理”为“统治”的同义词。但在愈来愈多的讨论治理的著作中，它的用法和内涵都转移了方向，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

在众多定义中，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治理定义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是个人和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民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2、治理的目标

简单地说，治理的目标就是实现“善治”。善治涉及到：“一种有效率的公共服务，一种独立的司法体制以及履行合同的法律框架；对公共资金进行负责的管理；一个独立的、代议制的立法机构负责公共审计机关；所有层次的政府都要遵守法律、尊重人权；多元化的制度结构以及出版自由。”（来福特维奇把善治区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系统意义的、政治意义的和行政管理意义的。）——这是一个“政治——行政”的治理框架。

治理的目标在于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强调政府和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它不仅关注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公共部门，而且重视公共政策与社会资本的相互连接，强调非市场力量的凝聚(如公民和非营利部门的参与)。可以说，治理在公共管理的语境下，是以企业精神重塑政府，以社会资本的力量来应对政府合法性危机的公私合作的结构和过程，其目标在于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及公共服务的质量。——这是一个“社会——政治”的治理框架。

在美国，治理主要是通过调整技术层面的权力配置尤其是政府内部的权力配置来提高政府绩效，回应当前治理存在的问题，可以称之为内部解制型治理，而不关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

3、治理兴起的主要原因

西方福利国家出现管理危机是治理理论兴起的根本原因。

治理理论的兴起还与市场和等级制的调节机制发生危机有关。

治理理论的兴起还与众多社会组织集团的迅速成长密切相关。——公民社会的成长

经济全球化直接推动了公共治理模式的产生。经济全球化使人们的活动跨越了国家疆域的限制，因此也产生了一些国际性的跨国经济、社会组织，直接导致新的管理领域和管理主体的产生。

治理理论的产生受惠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于管理的影响是革命性的。一方而它使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播更为便利，缩短了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之间的相对距离，密切了管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沟通、反馈，从而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回应性和依赖性。另一方而，信息技术也增强了公民和社会在信息和知识方而的拥有量，从而削弱了传统政府的优势地位，对于传统垂直型单向度的权力运作方式提出了挑战，公民要求更多地参与管理。

4、治理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1）“治理”与“统治”（传统公共行政）的区别

首先，传统官僚制在理论上先入为主地认为存在一个具有终极权威的权力中心，它通过一种与市场交易特质不同的公共行政体制输送服务，以纠正市场在公共经济中的失灵。其次，传统官僚制在纵向关系上通过等级划分构建集中的命令结构，在横向关系上以“鸽笼式”的部门划分塑造专业化的分工体系，两者相互耦合而出一幅“精密仪器”的图象。再次，传统的官僚制以“非人格化”、“中性”和“缺乏激情”的文官作为公共服务提供的规划者、组织者和承办者，以文官的声音而非使用者的愿望、要求和利益作为反馈的回路。

Government refers to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public institutions. Governance is the way government gets its job done. Traditionally, government itself managed most service delivery. Toward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wever, government relied increasingly on nongovernmental partners to do its work, through processes that relied less on authority for control. We have advanced theories about government, how it works and how we can make it work better. Our theory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nongovernmental partners who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executing government policy, on the other hand, is underdeveloped. (Donald F. Kettl: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r Twenty-First Century America.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hpreface xi)

（2）“治理”与“新公共管理”的区别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浪潮—“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成为公共部门改革的主导性范式。但是，着重应用市场方式的“新公共管理”存在忽视社会合意性、民主价值等嫌疑，这使它招致多方面的诘难。关注国家一社会关系调整和市民社会价值的治理理沦的兴起，则为修正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弊端提供了理沦资源和实践途径。

Such network management involves negotiation and coordination, and it is therefo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is businesslike in NMP, and the public sector relies on central administrative control. NMP upholds and sharpens even furthe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which characterizes the hierarchic model. On the contrary, governance in policy networks recognizes that politics take place in networks to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is blurred and government is not the single dominant actor that can unilaterally impose its will(ibid.: 39). ‘Hierarchical, central top-down steering does not work in networks, which have no top’(ibid.). The sharp distin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is therefore not upheld in network management. (Anne Mette Kjær，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4), p45)

（3）“治理”与“新公共服务”的区别

也有人认为，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的理论整合。

（二）治理的层次

1、三层次说

治理的建设是建立在转型的三个层次的基础上的：在制度层次上创造中立的国家，在社会层次上创造自由的公共圈或曰民间社会，以及在个人层次上创造自由、‘自我’和‘现代’的行为模式。

2、四层次说

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和合作，是通过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来解决全球性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地区治理(regional governance)——地区是介于国家与全球社会的中间层次，其组织的建立、规则的创制和秩序的维持都具有不同于国家和全球社会的特点，因此，地区治理就其治理方式、运作机制等既不同于政府治理，也不同于全球治理。——EU

国家治理（national governance）——

组织治理——在特定的社会组织这一层次上，治理适用于分析和解释企业、公司以及社区内部的组织机构的结构关系、决策与执行的运行方式。——World Bank

3、五层次说

增加——地方治理（local governance——区域治理和公共事务治理）

（三）治理理论的基本观点

1、主体多元化——治理指出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一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

例如，在美国政府对“棕色地块”的治理过程中，就有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和社区、非政府组织的全面参与。

2、权责模糊化——治理理论明确指出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答的过程中存在的界线和责任方面的模糊之点；

六重模糊的边界：（1）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执行者；（2）公共部门与私营和非营利部门；（3）官僚组织内部不同层级；（4）管理者与工作人员之间的层级；（5）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6）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边界的模糊化不是一个暂时现象。正如世纪之初，英国、欧洲直到世界其他部分在处理“疯牛病”和“口蹄疫”时所发现的，整个世界从中了解到传统边界已经无法包容这样的问题，每个国家都学会了要通过彼此合作来应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

3、关系伙伴化——治理理论明确肯定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

4、结构网络化——治理指行为者网络的自主自治；

5、管理系统化——治理理论认定，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在于政府的权力，不在于政府下命令或运用其权威。政府可以动用新的工具和技术来控制和指引；而政府的能力和责任均在于此。

核心概念——网络、互惠、责任、民主

治理的理论基础

（1）公共选择：对官僚机构的批评——垄断服务、垄断信息和不断扩大组织规模，由此可推断其开出的药方。

（四）治理的三个研究途径

1、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

2、国际关系

3、比较政治学

（五）治理的模式

B·盖伊·彼得斯提供的“市场式”、“参与式”、“弹性式”、“解制式”等四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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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如何认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答：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 党提出的全新理念，标志着我们党对中 国 特 色社 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境界。
社会主—义是一种新 生的社 会制度，还处在实践和发展的初期。怎样治理社 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世界社 会主义历史上没有成功的经验，只能在实践中探索。马 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 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有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党在全国执 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 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 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不断出现动乱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
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主要是国家制度体系还不完善，法制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还比较突出，各级干部的能力素质还不适应形势任务需要，社会参与、群众自治程度还不高，国 家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有待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存在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与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制度和法律执行不力密切相关。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正在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农村社会向工业、城市社会，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这种转型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趋势。长期农业、农村社会形成了深厚的“人治”传统，而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则以“法治”为主要特征;如果说“熟人社会”难免是“人情社会”的话，那么“陌生人社会”则必然是法 治社会。就是说，我国社会转型已经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对时代要求的回应。党的十 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建设“法 治中国”的任务，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 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国的改革，本质上是社 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领域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明显增强，要求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更加注重从制度上解决问题。邓—小—平同志1980年在《党和 国 家领 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建立的社 会主义制度尽管还不完善，但是无论如何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 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他1992年在南 方谈话中又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 邓—小— 平同志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着眼点和着力点都是要改革和完 善国家各方面制度。读读十 八届三 中全会《决定》，涉及“制度”的内容何其多，可以说通篇都在讲制度、讲体制机制。也就是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标志着我国改革进入整体推进制度创新、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来源：《十 八 届三中全 会精神解读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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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如何准确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就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这一重要论述完整揭示出国家治理体系三个层次的科学内涵：从政治属性来看，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政治领导和政策推动下治理国家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其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集中体现。 从治理结构来看，国家治理体系主要包含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和党的建设六大体系，且这六个体系不是孤立存在或各自为政的，而是有机统一、相互协调、整体联动的运行系统。其中，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市场治理、政治治理体系中的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体系中的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核心要素。 从治理目标来看，就是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一是规范化，无论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都应该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二是法治化，任何主体的治理行为必须充分尊重法律的权威，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三是民主化，即各项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各项制度安排都应当充分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四是效率化，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行政效率；五是协调性，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在这五个目标中，能否实现法治化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

㈩ 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力量的进一步崛起，新技术革命对社会结构和宏观治理影响的日益显现，国际范围内发展格局的变化等等，这些诸多因素对二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奉行的政府积极干预经济、强化管制、福利国家等政策和做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英美等西方国家先后陷入了经济滞胀、财政赤字庞大、公众疏离政府等困境之中，于是一场以企业化管理、私有化、放松管制、公共部门重组和机制再设计为主要内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渐次展开，最后似乎成为一种席卷全球的“公共部门时髦“。
尽管新公共管理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及具体做法是有差异的，变革力度也是有所不同的，但基本上都或多或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个层次的内容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公共行政总体上是相关的，即对原有制度、机制、做法的重新审视和评估，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并关注解决关键的情景性问题。
第二个层次侧重于从技术层面来解释和解决既有公共管理的时代问题，试图通过吸收经济学、管理学、行政学等学科的新知识和新成果，在决策、规划、执行、监督、考核评估等方面引入新的技术方法和手段，进而提高公共部门适应新时代变化的能力及其绩效表现。
第三个层次则是前两个层次内容的逻辑结果，是在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公共部门结构与制度的再设计，从而一方面增强公共部门的内部效率和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另一方面改善公共部门对社会的回应性，弥合与社会的距离。
指导性理论(理念)的不同所导致的新公共管理的不同形式
较受强调的理论包括：
(1)制度变迁理论；
(2)公共选择理论；
(3)交易成本理论；
(4)委托代理理论；
(5)新管理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