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国外经验借鉴

① 电子政务外包的国外经验借鉴

国外电子政务建设已经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在电子政务信息系统的运营管理和外包服务方面，国外政府明显领先，因此很多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1、积极为外包服务提供法规环境
这一点，美国政府的做法值得借鉴。2002年12月17日，布什总统签署《2002年电子政务法》，改进《节余分享计划》，鼓励政府机构朝节余分享式(share-in-savings)的外包方向发展，即与信息技术供货商签订长期合同，通过降低运转费实现节余。该法允许各机构先进行尝试，所获节余可以部分自留用于购买额外的信息技术。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就计划的实效性向国会提交报告。
2、建立科学全面的政府CIO机制
政府CIO对于外包服务与内部运营的统筹管理，有助于提高政府电子政务外包服务的效率和水平。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克林格-科恩法案》，要求几乎所有的联邦行政部门都设置CIO职位，CIO负责履行法案条款所规定的IT管理任务以及由《文书削减法》规定的信息资源管理任务。《克林格-科恩法案》还废除了通用服务管理局原来的集中采购职能，将采购直接赋予各联邦机构的CIO；为保证CIO能够胜任岗位职责，《克林格-科恩法案》还规定了CIO应当具备的核心能力。根据核心能力的要求组织政府、院校和产业界的专家制定培养相关能力的知识体系，由各政府机构、大专院校组织力量根据知识体系编写教材，整理典型案例和最佳实践，组织对CIO的培训，保证CIO的能力能够完成规定的岗位职责。
美国的做法及其成效对其他国家的政府机关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到九十年代中期，英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都在政府机关全面实施了CIO机制。
3、制定IT服务管理的国家标准
在很多发达国家，ITIL（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库,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Library）已经广泛成为政府提高IT服务质量和管理IT运维外包的“最佳实践”和首选标准。
ITIL是英国政府中央计算机与电信管理中心（CCTA）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布的一套IT服务管理最佳实践指南，旨在解决IT服务质量不佳的情况。在此之后的近几年中，CCTA又在HP、IBM、BMC、CA、Peregrine等主流IT资源管理软件厂商做出的一系列实践和探索的基础之上，总结了IT服务的最佳实践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基于流程的方法，用以规范IT服务的水平。2001年，英国标准协会在“国际IT服务管理论坛”上正式发布了以ITIL为核心的英国国家标准BS15000，并成为后来ISO20000的蓝本。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ITIL在电子政务运维外包合同谈判时，被作为评价服务提供商资格和服务能力的强制准入标准。在美国，2005年8月，美国州政府CIO协会发布了针对本国政府机构IT治理和管理的指导框架《成功之道：IT管理框架》，将ITIL作为IT运行维护管理领域的唯一推荐标准。

② 财政部门在政府购买服务工作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一、准确把握政府购买服务的边界
关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边界，简而言之，就是“买什么，哪些能买，哪些不能买”。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予以理解：

（一）政府购买服务属于政府采购的一部分，但不能简单等同于现有政府采购中的“服务”。我国现在使用的《政府采购法》于1999年颁布，至今未作修订。其中关于“服务”的定义是采用排除法：“本法所称服务，是指除货物和工程以外的其他政府采购对象”。可见，该法不但未对“服务”进行明确界定，而且关于服务所指范围相对于今天所提“政府购买服务”中的“服务”内容更为宽泛。从实践中看，传统政府采购的“服务”主要涉及政府部门用于自身消费的服务，如物业管理和电脑维护等。而现阶段我们正大力推广的政府购买服务，完整表述应该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这里的“服务”主要是指政府向市场购买并用于向人民群众提供的某种公共服务。

《财政部关于推进和完善服务项目政府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按照服务受益对象将服务项目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保障政府部门自身正常运转需要向社会购买的服务。第二类为政府部门为履行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等职能需要向社会购买的服务，如法规政策制定的前期研究和后期宣传等。第三类为增加国民福利、收益对象特定，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卫生等服务。换句话说，当前推广的政府购买服务中的“服务”主要指第二类和第三类服务，是为满足公众日益增长且呈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注：下面我们均使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概念）

（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属于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创新

财政部科研所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解释是：政府为了履行服务公众的职责，通过财政向各类社会服务机构支付费用，用以购买其通常以契约方式确定提供、由政府鉴定种类和品质的全部或部分公共服务。从定义看，政府的目的是服务公众，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尽管提供的方式不再是传统的直接生产并提供而变为向市场购买后间接提供，但政府仍然是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主体。也就是说，作为公共服务新的供给方式，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再是政府使用财政资金自己运作完成，而是通过采购竞争形成契约关系，将政府生产公共服务的职能转移给社会力量（诸如非盈利组织或盈利的企事业单位），政府再“花钱买效果”，使用财政资金支付市场公平的价格向社会力量购买到尽可能优质的公共服务。可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这种供给方式的创新点正在于充分利用市场手段提供公共服务，通过价格机制破除由于政府天然垄断地位、缺乏竞争而导致提供公共服务的低效率和低质量的重要突破，是使稀缺的公共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和优化配置以满足公众日渐增长的多元化、差异化公共服务需求的创新探索。

（三）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职能转移和权力下放的具体实践，对于政府管理责任要求更高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恰恰是贯彻落实三中全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定位并寻求其最佳结合的具体实践。那么，政府与市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国办96号文中“政府主导、部门负责、社会参与、共同监督”给予了指导。可见，在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政府实现的是职能转移和权力下放，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没有了责任，相反，政府责任较之于以前有了更高的要求标准，需要对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服务进行严格的过程监管和效果评估。

为此，财政部门作为此项改革的牵头部门，同时作为此项任务的综合管理部门，首先要转变思想，决不能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这项改革简单等同于政府采购，要在充分调研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制定并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规范。当务之急是尽快研究和制定《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或者重新修订现有《政府采购法》，以及“政府职能转移目录”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目录”，以政策法规的形式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边界予以明确，防止在购买过程中出现“越位”、“缺位”和“错位”的现象。同时要加强理论学习，厘清哪些公共服务适合向市场购买，哪些公共服务不适合向市场购买。目前财政部，财库【2014】37号文关于“分类推进服务项目政府采购工作”对能够向市场购买的服务和公共服务做出了相应规定。但由于我们正处于起步探索并逐步扩大购买范围的阶段，即使政府采购目录也很难以列清单的方式明确列举所有采购服务项目，更何况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将是一个随着政府及相关部门履职能力和管理能力提升而逐步扩大的过程。这里借鉴国外的实践经验，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基本原则就是对于政府核心与非核心职能的区分，用以进行区分哪些服务可以向市场购买。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如果管理能力极强，监狱管理也可以向市场购买;反之，如果管理能力弱，简单的市政清扫服务也不可能外包出去。

二、加强购买合同管理

通过契约达成交易，实现购买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就是设计购买合同，将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数量规格、服务的质量标准等做出详细而明确的规定，以便于监测评估服务项目的质量。这也是对私人部门有充分的激励动机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也有充分的利润动机为降低成本而牺牲服务质量的有效约束。而根据服务项目的具体属性特点，在实际生活中，购买合同的设计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管理和技术难题。为了确保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顺畅高效，中央有关文件建议各省级财政部门制定发布相应的合同范本，这无疑对财政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鉴于国家鼓励各级政府积极探索新的政府采购合同类型，以提高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笔者建议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加强购买合同的设计和管理。

首先，当公共服务产品的质量比较容易监测和评估，确定通过市场来组织生产会比较有效，而合同范本涉及专业技术时，可以聘请行业专家进行合同设计，并对财政工作者适时进行服务成本和效果评价方面的培训，使得政府和市场主体处于较为平等的信息地位，从而使财政以合理的价格支付相关费用而获得较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其次，对于那些公共服务项目质量可监测性较弱，特质各异、服务数量和质量较难监测且竞争性不强的公共服务，以及那些服务质量与公众主观感受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除了创新购买方式外，也可以尝试探索金额不固定、数量不固定、期限不固定、特许经营服务等新型合同类型。理论上，对于那些公共服务项目可监测性较弱的公共服务可能并不适合向市场购买，但从培育市场承接主体和创新购买方式的角度看，植入“激励相容”理念的合同设计、契约安排，即使存在道德风险，拥有信息优势的承接主体仍然能够按照契约要求进行生产活动，从而保证公共资源的效用趋于最大化。所以，财政部门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结合本地实际，根据政府采购服务项目的需求特点，灵活运用购买、委托、租赁、雇佣等各种合同方式，以开放式的思维，加强适于这类公共服务合同的创新设计，实现政府、公众以及社会力量的多赢。从某种程度上说，“PPP”模式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应用，就是一种带有“激励相容”，政府较高级管理能力等设计理念的先进的制度安排。

三、强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预算管理

在这种新型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除了厘清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及职责边界之外，其重点还包括通过财政资金的合理分配引导社会力量成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良好合作伙伴，通过契约设计实现预算的刚性约束，通过责任理念的确立实现“结果管理”向“过程管理”的转变。一般而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预算资金和彩票公益金，为确保购买资金的及时到位，履行好政府对社会公众的责任，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资金应该纳入严格的公共预算管理。

（一）加强购买资金保障

首先，财政部门应负责做好公共服务项目成本的核算工作。合理确定服务项目的补助标准，坚持严格的统筹安排，以事定费原则，使购买公共服务的资金规模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同时探索运用财税、金融等政策引导社会资金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其次，为了优化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策环境，财政部门应保证政府用于购买公共服务的资金预算具有刚性约束力。如加强采购预算的源头管理，即对纳入政府采购的公共服务项目，列入年初部门预算或专项资金预算，坚持“有预算不超支，无预算不采购”。通过这种部门预算的刚性约束力还可以敦促部门在购买服务时精打细算，使用公开竞争提高性价比。还可以在付款环节引入购买服务质量考评机制，对于服务不达标的拒绝付款或扣减付款，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时的责任心和实际效果。第三则可以考虑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资金使用上设立普遍购买机制，积极创造有利于社会力量作为承接主体而发展的政策环境，比如可以尝试设立专项资金，专门支持承接主体的能力建设。

（二）优化购买资金支出结构，发挥调节宏观经济的作用

购买资金投入应与当地的经济、社会组织发展水平等相匹配，为充分运用稀缺的财政资源而为公众提供最急需最优质的公共服务，应统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社会政策，优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支出结构。例如尝试公共服务项目的动态管理及与预算编制的有机衔接。当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换挡期，财政部门更应该把握作为牵头单位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工作的契机，通过部门预算影响购买支出的结构和导向，运用其作为政策工具而必然发挥的调节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的作用，达到培育服务市场并促进经济稳增长的作用。与此同时，探索新的购买服务方式，引导财政资金流向社会亟需的领域，也可以发挥财政资金的放大效应和示范效益，丰富公共财政政策手段。

（三）建立绩效评价与后续采购相衔接的管理制度

按照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制度要求，一旦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成为各部门行政运行的常态之后，财政部门必须尽快跳出资金分配、审批采购计划等事务性工作，而将工作重心转移至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完善、机制设计、过程监督、考核评估等财政管理工作之上，尤其要加强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的绩效评价，对项目的资金节约、政策效能、透明程度以及专业化水平进行综合客观的评价。将评价结果与购买主体的来年购买计划相衔接，对于服务项目评价结果优秀的社会主体，在同类项目的采购中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考虑。一方面，财政部门应在购买工作过程中围绕提高绩效这一主题，改进预算资金的分配方式、财政资金的审计方式，对资金使用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问责。另一方面，要与监察、审计部门配合，根据公共服务购买改革进展，不断更新监督范围与思路，提高公共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维护公共服务购买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与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相统一。此外，用于绩效评价的指标设计也需要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有专家提倡用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价值取向应趋于多元化，简单说就是除了追求经济、效益、效率之外，应该同时将公平、正义、民主等指标扩展其中。例如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其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大致由购买效率和养老服务质量两个维度构成，在评价中应该更侧重对效果和公平的考量，使其最终的绩效目标指向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保持一致。

最后，如果说公共财政收入体系改革始于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那么自实施政府采购开始，公共财政支出体系改革就已启动，而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更是对政府采购的全面深化和完善，并且与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以及绩效评价和行政事业单位改革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当前大力推行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仅是政府对公共资源以预算为主的资金管理、实物管理向服务管理的延伸，更是向民主治理的跨越，因此财政部门不仅要重视购买资金分配的合法合规环节，也要注重财政资金运行的公平与高效，更要重视为公众提供最大化福利的实践过程。

③ 如何借鉴西方经验推进我国的公共事业管理改革

在深化行政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开始从政府职能的转变，吸收和借鉴国外有效的公共管理改革的经验，加快建立真正的公众认可，满意度和支持政府的公共管理系统的现代化。

行政改革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世界所面临的

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前的政府机构改革，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行政的崛起改革。这是一个追求“3E”（经济，效率和效益，即：经济，效率和效益）为目标的“新公共管理”。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撒切尔政府的新公共管理改革方案，美国政府再造运动;加拿大公共服务2000计划;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主张公共服务改革;新西兰的财政和人事制度改革;澳大利亚金融管理改善计划等。这些改革的核心内容是，以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政府的规模，减少行政成本;建立“以客户为导向”的管理文化，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以服务市民的需求在第一的地方，建立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推行绩效管理，保护实现最佳分配有限的资源，政府的长期目标设定组织，以实现战略目标，评估性能标准，在最终测试结果的政府评估电子政务的发展，为社会公众提供规范，公正，高效，透明的服务时间。事实证明，这些改革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达到了预期目标。在美国，克林顿政府的五年期间（1993-1998），美国联邦政府以精简350,000名员工，，联邦政府雇员占16％，政府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有效缓解了市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加入WTO后，中国在融入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同国际接轨的过程中，是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度和广度的整合。作为国家的行政机构必然和不可避免地吸收和借鉴外国政府部门都被证明是有效的，正确的是公认的公益实践。取人之长，弥补自己的弱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理论概念，组织结构，人事管理，权力运作在很多方面优越，服务态度采取拿来主义，在实际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和利用。

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治文明

党的十六届大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提出建设的必然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管理，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一个代码的行为，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是政府机构改革的总体要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府本身是没有特殊的利益，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但在长期的规划系统，强调的是，我们的政府行政职能的政治统治和专政职能，重视对社会的控制和管理，形成一个典型的“全能政府”系统。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来分配资源，组织生产，实施和管理，造成政企不分，官僚主义盛行，效率低下，机构过度扩张，行政成本过高，腐败和其他虐待行为的继续。这些问题，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回首在政府机构改革的历史，尤其是在1998年以前的改革，一直未能解决机构规模和人员的过度膨胀，财政不堪重负的问题，陷入“精简 - 膨胀 - 再精简 - 再膨胀“的怪圈无法自拔。在1998年，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明确：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执行管理团队，并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这项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县，乡机构没有完全到位，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为什么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步伐始终难，难吗？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性的变化，仍停留在传统的“命令式”行政管理阶段，沉重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轻，重审批，轻服务，重细节，光宏电浓度内部不清，效率低下的机构运作，管理水平不高。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应该从转变职能，加快建立现代公共行政体系的步伐。

三，功能转型的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从开始到

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现代政府公共管理的制度，最重要的是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四个关系：首先，规范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政府与企业之间实现真正的分离。通过“邂逅”，国有骨干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股份制改造，企业的自我管理，实现市场化运作;中小型国有企业“两个置换”改革，完全市场为导向，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业，建设“简单和廉价的政府。”二是规范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政府的职能和一般社会功能分开，培育社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能力，谁应承担的社会事务，社会组织，社会组织被割让给管理政府不再干预和建立“有限政府”。三，规范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政府的权力，人民通过法律授予的，因此，政府必须根据法律规定，受法律约束，接受公民的监督，他们的行为必须是公开和透明的。政府为确保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和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形成协商机制，建立公众至上的理念，建设“服务型政府”。四是规范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澄清政府的首要作用是创建高效的市场环境，加强宏观调控，提高长远规划，加强法制建设，打击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建设“效益型宏，政府的行为。 “总之，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政府变得膨胀的简单和廉价的政府，政府宏观微观转变政府，政府的合法政府改变人治，改变政府行政的服务型政府。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政府的公共管理体系，以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④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欧美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政府提供服务的低效率和垄断性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下，英、美、澳、日等欧美国家都逐步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作为重要环节纳入到了政府改革的实践框架之中，并取得了重大成效。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提高政府效率的一种有效选择。近些年来，虽然我国不少地方作了大量积极探索，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仍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一套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运行机制，以提高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健全的立法规定
在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均有国家层面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立法。比如，美国就具有全世界最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美国国会和有关部门制定了大约500 种政府采购法规，形成了以法律（法案、法令）、规章制度、行政和司法三个部分组成的制度体系。其中《联邦政府采办法案》和《联邦政府采购条例》是政府采购法规体系的核心，统一规范了政府各机构的采购政策、标准、程序和方法。
在英国，自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作为社会福利改革的一部分大范围推开以来，无论是1997年上台的托尼·布莱尔将其常态化、制度化，还是如今执政的卡梅伦提出的“大社会”计划，均在立法和政策上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改革提供了有力保障，先后于1998年和2011年分别发布了《政府和志愿及社会部门关系的协议》和《开放的公共服务白皮书》，通过选择性放权，秉持公平性与多元化原则，改善公共服务，引领公共服务改革创新。
日本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进程起始于2004年小泉内阁通过的《推进规制改革、民间开放3 年计划》。虽然起步较晚，但是日本政府在公共服务购买的进程中始终坚持立法为先导的原则。《关于通过竞争改革公共服务的法律》明确了政府购买服务的基本原则；《会计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了中央政府有关的购买服务程序；《地方自治法》及相关法规规定了与地方政府有关的购买服务程序，从而形成了关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较为完备的法制框架。
在澳大利亚，对于社会部门的一般管制均以澳大利亚税务局为核心，这就确保了澳大利亚慈善法律的真实价值是关注获取利益。1997年颁布的《财政管理与责任法》和《联邦服务提供机构法》规定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这方面的细则。
公开透明的购买流程
一套公开透明的公共购买流程，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必然要求。经过多年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已安排专项预算，通过一定的政府采购程序对私有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进行购买，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简单来说，西方国家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流程是这样的：首先，政府对购买服务进行可行性和必要性研究，按照一定的程序选定购买的公共服务的范围、项目，并确定相应的预算；其次，向社会公布政府购买的项目、购买价格、预算安排以及质量要求和各项服务指标等；再次，对投标进行资质认定，并运用招投标和委托等方式选定供应商、签订合同并实施相应的过程管理和监督；最后，对这些组织进行绩效考核并按照绩效进行结算。
当然，具体到每个国家而言，其流程可能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在美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至少由6个环节构成：制定统一的单据格式、招标公告以及表述格式、对招标工作人员统一定位，详细制定招标采购操作规程，确定合格供应商名单，招投标，交货追查，进行采购审计和管理审计。英国的政府采购程序则包括8个阶段：制定采购计划，确定采购总负责人和配备律师、会计师或审计师，律师起草和在指定刊物上公布信息，接受咨询，按标准确定合格供应商名单，招标或直接采购，按照合同监督供应商完成服务，独立审计。
但不管怎么变化，实现政府对非营利组织和社会服务组织公共服务的购买，“按照选定服务项目——社会公布——资质认定、招标管理——过程管理、监督——绩效考核——结算”都是最基本的流程。
非垄断的购买方式
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开竞标是最典型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方式。例如，英国政府早在1990年公布的公共医疗和社区关怀法中就明确规定，中央政府拨付的特殊款项的85%必须以竞争招标的方式向私营或非政府组织购买。不过在加拿大，正式招投标并非最主要的方式，政府也经常采用直接向社会组织提供项目的方法。
竞标可以帮助政府降低购买公共服务的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但不足之处是有可能引起政府雇员的反对，需要建立起相关过渡的政府雇员机制。除公开竞标外，在涉及专业性较强的公共服务时，西方发达国家还会采用协议定标的方法，如对监狱、医院等服务的购买。
在美国，合同外包则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主要形式，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服务领域。在合同外包的发展过程中，政府购买服务经历了由设计型合同向绩效型合同的转变。设计型合同的特点是政府为投入和过程付费，政府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严格约束社会组织的行为；绩效型合同则是通过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质量、效果等的评估付给费用。20 世纪90 年代新公共管理理念取得主导地位后，绩效型合同出现并普遍使用，使为公民提供的服务和项目质量最大化，便于有效测算项目和服务的最终产出。
另外，不管采取哪种购买方式，政府都应逐渐从公共服务直接生产者的角色中淡出，而更多地承担起公共服务规范和制度制定者的责任。以英国政府做法为例，2001 年，布莱尔政府设立了公共服务改革办公室，与公共服务决策部门、执行部门共同开展工作相关部委制定购买服务政策，下设具体的部门执行。同时，实行了中央与地方“分治”，使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多的公共服务决策权。在社会层面，独立顾问团、专业消费者组织和行业自律协会在完善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体系，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就形成了中央政府制定规划、各级政府部门具体执行和社会团体予以辅助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体制。

⑤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可 借鉴的国际经验有哪些

公开、公平、廉洁、监督、制约。

⑥ 如何建立服务型政府国外研究现状

1． 完善公共服务职能。一是完善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体系。加强公用基础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公共教育设施、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等方面的建设，积极发展义务教育和公共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努力形成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做到公共服务不“缺位”。二是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总体水平。要根据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努力提高公共产品的总量与质量，使公平服务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力争使公共教育支出、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三是建立适合省情的公共服务模式。从公共服务支出来讲，应以社会性公共服务支出为主；从公共服务消费来讲，应当做到覆盖面广、水平适度、兼顾公平与效率；从发展过程来讲，应当优先完善教育与科技公共服务；从公共服务供给来讲，应当构建多元化、社会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四是创新公共服务的方式。借鉴西方的做法，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开放一些公共服务的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社会组织和企业进入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按照养事不养人的原则，探索面向社会公开招标的方式，坚持政府购买劳务、购买服务，企业和社会组织应标承办劳务和服务，进行合同管理，按合同兑现报酬。五是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制度。这些制度主要包括义务教育制度、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公共医疗卫生制度、科技补贴制度、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制度、公共服务参与制度、社会合作制度等。六是实现人人享有公共服务的目标。满足全体公民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需要，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贫有所助、病有所医、幼有所教。

2． 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是把取消和调整的审批项目落实到位。对省政府决定取消的审批项目，任何部门和市（州）、县（市、区）政府不准再行审批或变相审批；对省政府决定改变管理方式的审批事项，要按规定交由社团、行业组织或中介组织实行自律管理，并指导其制定操作规程，健全运行机制；对省政府决定下放管理层级的审批项目，要放得下、接得住，不揽权、不推诿。二是加强后续监管工作。认真分析研究取消审批后还需通过其他方式监管的事项，制定并落实后续监管措施和办法。不断探索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方法和手段，强化间接管理和事后监督，充分发挥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的作用。建立行政审批项目动态评估机制，对现有行政审批项目作进一步的调整。三是加快《行政许可法》的配套制度建设。建立统一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统一送达行政许可决定的操作规则，积极探索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统一办理行政许可的制度。完善有关听取第三人意见的程序，便于申请人、利害关系人陈述和申辩。要认真执行听证制度，依法确定听证的具体范围，制定听证规则。四是清理规范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逐步建立政府部门依法监管、社团和行业组织自律管理、中介组织依法执业的制度，按照“正确引导、依法规范、加强监管、严格自律、推动发展”的工作思路和分步实施、有序推进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开展这项工作。

3． 明确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与途径③。一是强化宏观管理职能。主要是强化战略引导职能；强化平衡协调职能，制定相关法律法观，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强化保护职能，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帮助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规避风险。二是弱化微观管理职能。以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改变政府管理经济的基本方式。凡能由市场调节、企业自己决定、中介机构能提供服务的事项，政府坚决退出不再审批。能取消的坚决取消，能下放的坚决下放，不能“错位”、“越位”。三是合理划分行政职能。凡由省政府管理的权限由省级政府负责，凡由市州政府管理的事项由市州负责，凡由县级政府管理的事项由县（市）负责。四是转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政府应促进中介组织、行业组织等社会组织的法制建设，明确政府与中介组织、行业组织的关系，摆脱其与政府部门的从属关系，割断其与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脐带”，实现真正的脱钩，把社会管理的有关职能真正让位于中介组织和行业组织。

⑦ 如何借鉴国外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采购

我国的政府采购模式选择
当前 ,我国各地的政府采购改革实践进行得如火如荼,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制度的工作正紧锣密鼓。而此前各级各地政府的采购改革实践毕竟是一种自发实践,随意性和机遇性较强,规范化和制度化不够,因而在操作及其结果方面差异较大。要实现我国政府采购的全国性建制,就必须确立采购模式。这个问题关系到相应法律法规的制定,采购程序、方式方法、范围的确定,采购机构的设置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确立我国政府采购模式应重视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并综合考虑我国国情、行政管理实践的需要及国际趋势,以及各种模式自身的特点、优劣等因素,以确保所选模式的先进性和适应性。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我国政府采购模式以选择集中为主、分散为辅的半集中半分散采购模式为宜。该模式的设想要点如下：
一是“大、重、普”集中采购 ,“小、轻、特”分散采购。即政府所需的大型物资、重要项目、普通办公设备及器具如通讯、交通工具、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建设以及政府所需的重大服务项目等大宗采购应集中进行。而少量、小额低值易耗的办公用品及短期、少量服务则由各部门自行分散采购。另外 ,各部门及部分公共事业单位如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医院、学校等涉及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特殊需要或紧急需要 ,也可由各部门分散采购 ;二是多层次、多中心的集中采购体系。该体系由军事部门和民用部门两大体系构成。民用部门采购体系应在县级以上各级政府相应地设立专门采购机构 ,负责各级政府的集中采购事宜。乡镇政府的集中采购事宜原则上由县级采购机构负责。军事部门采购体系可由各军种自行设立 ;三是参照国外先进经验 ,在采购方式上 ,除少数涉及国防、安全利益等因素的采购外 ,无论是集中采购还是分散采购 ,只要达到一定额度 (美国规定为 2 50 0美元以上 ;新加坡规定为 3 0 0 0 0新元以上 ) ,就应当采用招标采购；四是加强分散采购的监督管理 ,如改变传统的观念支付办法 ,实行采购与付款分离制；坚持“四眼原则”(至少两人同行 ,不能一人包办 ) ；强调货比三家 ,取得至少三个以上报价,才能实施采购 ;五是采购权由相对分散趋向相对集中。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建立实质就是对传统采购做法的改革。与当今西方国家把高度集中的采购权适度下放的做法不同,我国是将分散的采购权适度集中。在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有选择地以一些重大工程项目、交通、通讯设备 ,大型办公用品以及环保、卫生服务项目为突破口,待时机成熟后 ,再逐步扩大集中采购范围及份额。
选择以集中为主的半集中半分散采购模式,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
(一 )半集中分散模式更适合我国国情
我国是一个大国,纳入政府采购的部门众多,领域十分广泛。各部门、各单位的情况千差万别 ,其所需的商品、工程和服务复杂多样,还受几十年传统的分散采购做法影响 ,因而不可能也不必要实行整齐划一的集中采购。再说 ,实施集中采购需要一系列完善的主客观条件 ,如各部门、各单位的认同与支持、市场机制的完善、相应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有关监督、管理体系的建立、专业化及高素质的管理人员、配套的财务、服务体系等。这些条件的具备须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但以我国现有条件 ,有选择地进行重要项目、大宗购买的集中采购却是可行的。近几年各地政府采购实践的成功举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 )选择半集中半分散模式也是解决我国现实问题的需要
首先 ,半集中半分散模式能堵塞财政漏洞 ,节约公共资金 ,制止浪费 ,缓解各地财政困难。当前 ,我国从中央到地方 ,各级各地财政都相当困难 ,是名符其实的吃饭财政 ,财政赤字较严重。以集中为主的半集中半分散模式确保政府消费的主要部分是集中采购的 ,从而节约这一部分消费至少 1 0 %以上的资金。近些年各地政府集中采购的资金节约率实际上远远高出 1 0 % ,有些项目甚至达到 3 0～ 40 %。如深圳的种树招标,标的270万,中标 1 40万,节约率为48% ；种花计划投资 650万元 ,结果节约270万元 ,节约率约 42 % 4。广西南宁市民族广场改造工程招标采购的节约率为 3 4. 8%。
其次 ,半集中半分散模式有助于防止和消除腐败现象 ,维护清正廉洁的政府形象。众所周知,多年来我国传统的分散采购做法由于缺乏竞争性、公开性、透明性,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加之采购范围较广,金额巨大,因此在采购环节尤其是大宗商品的采购和建筑工程采购中存在大量的吃回扣、捞好处、索贿受贿、贪污等腐败现象。以集中为主的半集中半分散采购模式将把政府消费的主要部分按国际通行的采购方式及原则进行,对少部分分散采购也将实施严密监控 ,从而使政府采购活动在公开、公正、公平、透明的环境中运作,形成财政、审计、监察、供应商及广大群众全方位监督,有效地抑制以权谋私、暗箱操作等腐败现象。
再次,半集中半分散模式有助于正确处理政企关系,实现我国政府采购与市场接轨。多年来,政企不分、政企难分一直困扰着我们 ,而如何处理好政企关系就成了我国改革所要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之一。 2 0多年的改革摸索虽在此方面有所收效 ,但始终找不到政企之间的最佳结合点。实行政府采购制度 ,使政府通过集中招标采购 ,在采购市场与企业建立规范的经济关系 ,政府不再是通过拨款、贷款以及行政指令来干预、支持企业 ,而是通过采购单来支持、影响企业 ,实现政府采购与市场机制的接轨。
第四,新的采购模式有助于实现宏观调控,满足扩大内需的要求。据估计 ,我国行政事业单位一年的商品及劳务支出约为 70 0 0亿元人民币 6。政府作为国内市场的最大客户 ,可以凭籍手中的采购权来调控我国当前的一些重要的社会经济目标。如增加社会就业 ,支持民族企业或残疾人事业 ,扶持中小企业和贫困地区 ,救助灾区 ,保护特种行业 ,提高企业质量及技术水平 ,使政府采购成为调控社会、经济的强有力手段。
(三 )半集中半分散采购模式符合政府采购制度的发展趋势 ,便于我国与国际接轨
政府采购制度经过约 2 0 0年的发展 ,逐步实现了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采购模式经历了由集中向半集中半分散转变的过程。进入 2 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 ,为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 ,各国纷纷进行行政改革 ,按照政府对经济社会干预适度减少 ,权力逐步下放的行政理念 ,对政府采购模式进行了积极调适 ,即政府集中采购程度有所下降 ,部分采购权下放给各部门 ,半集中半分散采购模式的色彩更为突出。但这种调适是有限的 ,集中采购仍是各国政府采购的重头戏。我国选取以集中为主的半集中半分散采购模式 ,适应了政府采购制度的发展趋势 ,便于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和扩大开放。另一方面 ,半集中半分散模式保持了一定的灵活性 ,在对外开放的特定时期 ,有利于保护民族产业和其他弱质产业。
(四 )我国具备了实行以集中为主的半集中半分散采购模式的现实条件
我国对政府采购的改革 ,是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对旧的政府分散采购的种种弊病 ,人们早已深恶痛绝。但要彻底根除这些弊病 ,仅靠小打小闹的改革是不可能的。近年来 ,经过上至中央有关部委对国外政府采购的深入研究 ,下至地方政府推行集中采购的改革实践 ,使人们认识到 ,集中采购权才是我国政府采购改革的根本出路。中央政府的决心、地方政府及广大群众的支持 ,可供借鉴的国际先进经验、财税体制的先期改革 ,以及市场机制的确立、买方市场的形成等 ,都是我国推行新的政府采购模式的有力保证。

⑧ 发达国家在财政预算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

由于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及其弱质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财政对农业都给予了大量支持和保护。总结和借鉴发达国家政府财政农业投入的成功经验，对提高中国政府财政“三农”投入效率，以及制定“三农”财政政策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发达国家财政农业投入的一般做法
一般来讲，发达国家财政农业投入的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农业发展，二是农业保护。财政农业发展资金主要用于农业技术开发与农业技术进步、科研和技术推广、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扩大再生产和改善农业结构等。财政农业保护主要包括农产品价格支持与保护、农村环境治理与保护、农村救济和农村社会保障等内容。具体讲，发达国家财政农业投入的一般做法可以归纳如下：
（一）财政农业投入方式
1. 农产品价格支持。为了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维护和提高农民收入，发达国家普遍采用价格支持方式实施农业保护。美国从20 世纪20 年代开始实施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主要手段包括平价（保证价格）、融资、政府收购。政府财政主要通过设立商品信贷公司进行价格支持。政府授意商品信贷公司向农场主发放贷款，该贷款以稳定价格为目标，并用农产品作为抵押。当市场价格高于贷款所定价格时，农场主就出售产品偿还贷款，当农产品出现剩余时，生产者可按平价的一定比率（但高于市场的水平）把产品卖给政府①。从1961 年实行《农业基本法》以来，为促进城乡收入平衡、刺激农业生产规模扩大、推动农业现代化，日本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价格，并对农产品实行“支持价格制度”，使农产品价格提高幅度大于工业品上涨幅度②。
2. 农民直接收入补贴。发达国家始终对本国农业发展、农民收入采取高保护政策。由于主要发达国家早期的国内价格支持政策导致了国内农产品生产过剩和国际贸易中农产品价格扭曲，进而产生了一些农产品国际贸易争端，因此，在WTO 农业规则约束下，各国不断改变本国农业支持方式。发达国家财政农业支持政策逐渐由价格支持为主转向对农民直接收入补贴为主，如欧盟在2003 年取消对农产品的价格补贴，采取对农民直接的收入补贴政策。
（二）财政农业投入重点领域
1. 提高政府农业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为了提高财政农业投入资金使用效率，很多发达国家注重提高政府在财政农业投入过程中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欧盟和日本在这方面较为突出，分别提供了组织培训农民、咨询服务、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通讯设施建设以及支持农业技术研究等服务。由于这类服务范围较广，有利于农业基础条件改善，而且不会产生扭曲，因此许多发达国家在财力允许的条件下采取了有利于农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的措施。
2. 重点支持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根据WTO 规则，各国都不同程度地调整了本国财政农业支持政策。逐步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力度。从1995 年开始，日本较大幅度调整了对农业的财政支持政策，主要是在WTO 规则允许的“绿箱”政策范围内，从过去以补贴生产、流通环节转向支持农业的公共性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及支持生产结构调整等方面。欧盟与美国也不断地对国内农业支持政策进行调整，且其调整的方向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即增加直接补贴之外的其他“绿箱”政策的财政支出，尤其是大大加强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食品安全检验、病虫害防治、基础设施建设等公益性服务支出，加强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及贫困地区发展等方面的支出。
（三）财政农业投入资金管理
财政农业投入是一个国家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预算管理、支出管理和财政监督均被纳入整个国家财政支出管理框架。分析国家的财政支出管理，也就可看出财政农业投入的一些规律和特征。发达国家财政农业投入资金管理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预算管理。发达国家一般有较为严格的预算管理。以欧盟和德国为例，欧盟及德国政府农业财政预算程序，大致分为预算编制、预算审计、预算执行和预算执行后的检查及绩效考评四个阶段①。
（1）预算编制。欧盟农业预算编制是在《欧盟预算法》、预算条例和有关欧盟政策性文件的基础上，紧紧围绕中长期农业发展规划（七年规划）进行的。其目标主要是：稳定农产品价格，保障农业人口的充分就业，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保证农业的持续发展。
（2）预算的审议与通过。欧盟农业预算审议程序是，欧盟理事会将本年度农业财政预算上报欧洲议会，理事会上报的申请由欧洲议会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第一次审议结果将反馈给理事会，由理事会组织进行修改后重新报议会再次审议。确保欧盟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平衡是欧洲议会审议通过农业预算的基本原则。预算经欧洲议会审议通过后，将被严格执行。
（3）预算执行。欧盟及德国农业财政预算一经议会审议通过即具有法律效益，各成员国和德国农业财政预算部门必须严格执行。为了更好预算执行工作，欧盟委员会设立了两个基金会用于发放农业补贴。一个是欧洲农业保障基金会，主要负责管理直接补贴、出口退税、仓库补贴和农业生产津贴；另一个是欧洲农村发展基金会，主要负责管理农村机构。
（4）预算的检查和评价。在欧洲和德国，预算的检查主要由独立于行政的审计机构来执行。审计院在农业财政预算执行方面的主要内容是审查执行单位的支出是否按预算执行，是否符合法律，是否经济节约。此外，审计工作只服从宪法和法律，从而保证了审计机构的审计效率和合理性。
2. 财政支出管理。除了有较为严格的预算管理外，发达国家也非常重视财政支出管理。以日本为例，日本政府建立了由国会、审计部门和财政部门分工负责、协调配合的财政支出管理体系。国会的管理主要是预算管理，通过审批预算，控制财政支出规模及其使用方向；审计部门主要审计预算编制和执行的严肃性、科学性，确保财政资金高效、依法使用。此外，日本财政支出管理具有依法管理、全面管理、经常性管理和实行财政公开等特点。
3. 财政监督。由于历史制度传承性不同、各国政权形式不同等多方面的原因，其采取的财政监督类型亦各有不同。国内学者罗剑朝②（2004）将国际上财政监督总结为四种主要类型：立法监督制度、司法监督制度、行政监督制度和日本型的财政监督制度。本文仅以第一种类型即立法型监督制度为例进行说明。立法监督制度主要通过制定财政、财务管理、会计的相关法律，依法管理国家预算机关，审计机关和监督机关向国会负责。一般又分为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宪法对财政监督做出明确规定，如英国是在《宪法》中对财政支出最早作出规定的国家。意大利、德国和瑞士的《宪法》对财政收支的一切活动也均有规定，从预算、税收、国库到审计等均在法律范围内进行。二是在宪法规定的基础上，还设有专门对财政监督作出的更为具体的规定，如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
二、中国与发达国家财政农业投入比较
近些年，中国对农业支持和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中国财政农业投入总量偏小和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相比，目前中国财政农业投入总量严重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虽然，中国财政农业支出金额呈增长趋势，但是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1952 年至1998 年，中国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除了个别年份超过10%以外，其余年份均在10%以下徘徊。1998 年至今，国家财政农业投入规模虽有了较大幅度增加，但是财政支农在全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仍没有显著提高，一直在8.2%以下徘徊。而发达国家财政农业投入的绝对量和比例都是不断增长的，如美国用于农业方面的财政投入额，从1970 年的64.3 亿美元上升到1982 年的145.5亿美元，占当年联邦预算总支出的2.95%。如果把联邦、州及地方各级政府的农业支出计算在一起，则农业预算在联邦预算中仅次于国防支出。日本农业投入大量来自国家的财政资金。日本财政农业投入从1970 年的1785 亿日元上升到1980 年的8859亿日元，政府的农业投入在农业总投入中所占的比重，1960 年为23.4%，1970 年为49.8%，1975 年为65.7%。不仅总量是不断增长的，而且比重也不断增长，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远远超过中国。
（二）中国财政农业投入结构不合理
中国财政农业投入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对农业基本建设和农业科研投入不足。目前，中国大量财政补贴用于弥合购销差价、降低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以及贴息贷款等方面。对农业教育、农业技术推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组织结构等方面补贴很少，中国农业科研和推广费用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份额不仅很低，而且还不断下降。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每年对农业的科研投入为60 亿元，约占农业总产值的0.25%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为2.37%，发展中国家平均为0.7%-1%。中国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占农业GDP 的比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行不合理的补贴结构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生产力低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不符合WTO 农业规则，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和国际化。
（三）中国财政农业资金投向不利于现代农业发展
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发展离不开政府大力支持和投入。同时，政府农业投入应根据农业发展阶段和程度而有所不同。目前，中国财政对农业基本建设和农业科研投入的资金严重不足，对发展现代农业极为不利。相比而言，发达国家则是逐步按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来确定资金的投向，其补贴机制也相对比较合理而全面。随着现代农业发展，发达国家用于农业方面的财政资金不再只局限于农业生产、开发等领域，而是逐步按照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确定农业投入方向，并把资金投向有关流通部门。发达国家都把农业研究、开发作为投入重点，例如美国和日本等国在农业资源环境养护、培养农业人才、基础设施投入、种植结构调整、乡村建设以及农民的直接收入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给予很高补助。
（四）中国财政农业投入没能很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调控作用
农业是一个投入产出水平低的物质生产部门，发展农业要求有较多的物质、资投入，仅靠财政资金是不够的，必须充分调动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个人资本合理投向农业。除了直接支农的职能外，财政资金还应具有调动社会资本、私人资本和调控农业资金投向的职能。目前，中国财政农业支持实行分块管理，部门分割严重，有限的资金不能形成合力，而且政府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监督机制落后，资金使用效果差，在现行体制下，普遍存在支农资金被挤占、挪用的问题，不能有效吸引社会金融资本、个人资本向农业投入，就更谈不上财政资金与金融资本和个人资本结合形成农业投入的合力。在这一点上，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就值得我们借鉴。比如，日本的“制度金融”的做法就值得借鉴。日本政府通过“制度金融”，不仅起到了调动私人资本投向农业的作用，而且还能够左右投资全局，引导投资方向，为贯彻产业政策，不断促进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基本保证。
（五）中国财政农业投入的有效监督不足
有效的财政监督是保障财政资金高效运行的重要条件。中国现行财政农业投入政策缺乏有效监督，在宏观上表现为国家缺乏对财政农业投入到位状况的监督保障，以补贴为例，国家财政对农业的补贴和投入往往有一定比例不能及时到位或根本不能到位，被短期或长期移作它用，补贴资金流失严重。在微观上表现为财政缺乏对农业补贴立项预算、审核和效益跟踪管理，监督不力和补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极大地影响了补贴政策整体功能发挥。在法国就有一套相对完善的财政监督体系和机构，设有审计法庭、财政总监和财务监督官，他们对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进行事前和事后监督，通过监督体系来检查财政收支是否合法。
三、发达国家财政农业投入管理经验借鉴
在长期的财政农业投入实践中，随着社会经济和农业发展，发达国家不断调整财政农业投入政策目标，并不断调整财政农业支持方式保证财政农业投入效率。随着现代农业的不断推进，财政农业投入的项目选择也日益公益化。此外，财政农业投入的引导功能逐步增强，即依靠一定的财政资金，调动较多的金融资本、个人资本和其他社会资本投入到农业发展中，形成农业投入合力。政府通过制定相应政策措施，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经济引擎”的牵头作用，引导和增强其他投入主体对农业投入的积极性。
发达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与管理经验，对中国政府财政支农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的财政支农政策，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我们应做好以下工作：一要确保政府财政农业投入总量持续增长，合理配置资源，提高投入效益和资金使用效率。二要加快农业立法工作进程，逐步将财政农业投入法律化，把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由政府行为转变为国家行为。加快制定《农业投资法》和《农业财政投资监督保障法》，并通过投资立法，约束政府财政农业投入行为。三要顺应WTO《农业协议》要求，用足黄箱，同时将“黄箱”支持转为“绿箱”政策范畴的支出。改变和改革低效率的价格支持政策，将更多的财政资源，转为直接补贴等支持措施。同时，将投入重心转变为以间接投入为主，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开发、推广、教育和服务、加大基础建设投入、加大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农业的投入。四要转变财政农业投入监督方式，构建“立法监督+ 行政监督”的复合型农业财政投入监管体系，可考虑设立独立于政府部门的农业补贴（拨款）和监督委员会，将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逐渐由政府行为转变为国家行为。

⑨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有哪些

1.政府购买公共来服务自涵盖大多数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教育、公共卫生、文化、社会服务等主要公共服务领域。
2.非营利组织是公共服务购买的重要承接主体。
3.购买类型一般分为核心合作或长期合作以及短期项目支持两种。
4.在购买方式上，公开竞标是最典型的模式。

5.资金拨付流程有多种形式。
6.对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立法规定健全。
7.公共服务购买有一系列较为严格的操作程序。
8.以结果为导向的监管制度。
9.除签署合同购买服务外，公共财政资金对于非营利组织的支持还有三种形式：资助、竞争性或随意性拨款、减免税的间接资助。
10.国际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发展趋势，大致分为内生型和外力型两种模式。
11.服务购买也与向社区地方转移职能、增强地方治理能力的趋势相关。
12.目前各国公共服务购买中体现出的问题与公共服务的难测度性和非营利组织的运作特性有
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