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原因

1. 平均化和均等化有什么区别

1、指代对象不同

平均化属于一刀切，也就是对于全体不区别个体。均等化允许个体与个体之间有差距，但在执行中缩小它的差距。

2、前提不同

均等化并不等于绝对平均化，并不是强调所有公民都享有完全一致的基本公共服务，而是在承认地区、城乡、人群存在差别的前提下，保障所有公民都享有一定标准之上的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多是机会均等、制度共享的概念，而不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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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化和均等化的目标

为实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目标，我国政府重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现阶段仍面临许多挑战，基本公共服务依然存在非均等化现象，甚至在有些方面呈现出某种恶化的态势。

根据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和客体划分，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可分为政府（主体）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与公众（客体）对基本公共服务“享受不均”两个方面。

“供给不均”

政府供给基本公共服务过程中同时存在着供给不足和供给不均问题，它们都是造成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原因。对此，供给不足问题已经受到大家的强烈关注，而供给不均却往往被笼统地认为是供给不足，并被认为是在供给充足前提下才会出现。

实际上，在供给不足情况下，也会因政府工作人员的故意行为而出现供给不均问题。而且，供给不足前提下的供给不均会加剧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

监管、付费、直接提供是政府供给基本公共服务的三种基本手段。[3]监管就是通过建立健全各种制度、机制，对非政府组织供给公共服务进行全程监督与管理；付费是政府通过付费来干预公共服务的提供。

包括向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提供补贴等；直接提供是政府公立机构直接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这三种手段都旨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高效、公平。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不均”贯穿在这三种手段中，表现为 “制度供给不均”、“财政供给不均”和“人员、设备、设施供给不均”等。

1、制度供给不均。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制度的城乡二元化。虽然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但长期以来的“重城轻农”现象继续存在，在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环境卫生等方面依然存在城乡二元格局，有些地区因为贫富差距的拉大而更加严重。

诸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为广大农民解除了“大病致贫、大病返贫”的后顾之忧，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旨在“大病统筹”，而非普通疾病的医疗保障。

与城镇医疗制度的全面医疗保障相比，农村居民显然被排除在普通疾病的保障范围之外，看似均等的制度还是不公；失业保险主要针对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大多数城镇困难居民及广大农村居民无缘失业保险，这种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均。如此等等。

2、财政供给不均。主要体现为地方财政辖区内分配不均以及中央与地方对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分担比例失衡。

地方财政辖区内分配不均会拉大城乡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差距，加剧社会不公。在当前“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扶持农村”的国家大政方针指引下，地方在财政分配中已逐步提高支农比例，并重点向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部门倾斜，取得了一定成效。

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省份。但是，我国大多数省份的财政收入有限，在市县一级更是捉襟见肘，难于支付各种基本公共服务所需的资金，只能重点顾及其中一部分，造成地方财政供给不均。

2.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概述

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现代政府追求的目标。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西方发达国家为克服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强化政府对公共经济领域的垄断地位，推动公用事业等重要行业的国有化，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基本实现了公共服务均等化或均质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世界各国政府积极探索国有公共企业私有化、政府与私人企业合作制等改革举措。百余年来，各国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推动政治文明起了重要作用。
亚洲地区现代化的进程起步时间不一，各国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差别较大。二战以后，先期实现体制变革和经济腾飞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验，通过在公共财政、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公用事业等方面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但是，大多数亚洲国家，由于治理理念、政治体制、社会环境、经济基础、人口规模以及连年战乱等因素，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不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不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席卷全球，亚洲国家中，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认真总结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深化公共服务制度安和公共服务方式的变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主动借鉴发达国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和经验，努力探寻适合本国特点的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途径和策略。在探索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亚洲国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也积累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经验。

3. 我国为什么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毋庸置疑，经过前一阶段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急剧转型，我国经济社会的基本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不仅要求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应对生态环境恶化和能源资源短缺引发的严峻挑战，而且要求加快建立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应对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新的挑战。有关资料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多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相继超越生存型社会的临界值。就恩格尔系数来看，2000年城市达到39. 4%，农村达到49. 1% ，均低于50%的临界值。同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首次降至50%的临界值。2001年，第一产业比重降至14. 1%，首次低于15%的临界值；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0.7%，首次超过40%的临界值。2003年，城镇化率达到40. 5%，首次超过40%的临界值。从这些量化标准来判断，我国在21世纪初开始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在这一进程中，广大社会成员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产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成为日益突出的阶段性矛盾。[1]由此可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任务。
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人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必然选择。换句话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过程，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是结果，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要维护社会公平。在当前，通过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解决民生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体现社会公平的迫切需要。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诸多不和谐因素，有的是发展不够的问题，有的则是共享不够的问题，即没有很好地让全体人民公平公正地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按理说，社会进步的成果应当由全社会来共享，但实际上是由强势群体来享受或首先享受；同样，社会代价的后果应当由全社会来分担，但实际上大部分却由弱势群体来承担或主要来承担。因此，处在强势群体中的人，与处在弱势群体中的人，对社会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强势群体由于得到很多利益，认为这个社会好，希望维持现状，对社会认同感较高；而处在弱势群体中的人，由于地位下降或利益受损，对社会有一种不满情绪，甚至希望改变现状，因而对社会的认同感较差。这种复杂的情况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产生。所以，必须针对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真正把改革发展成果体现在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上，体现在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上，体现在人民享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上，以此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还应当看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衡量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可行标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目标实现与否需借助科学、合理的评判标准，但它具有难测度性，需要一个可行的衡量标准来评判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正是一个可行的衡量标准。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本质是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反映了人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程度的高低；另一方面，相对于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难测度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指标可以量化，所以它是衡量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可行标准。目前，“4E”标准即效果性、效率性、经济性、公平性是评价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客观标准，其中的公平性标准即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如“基准评价指标”（即标杆法，就是预先选定一个组织或一个标准，并将其作为本组织一定期限内努力的方向和试图达到的目标，到设定期末，测度本组织完成预定目标的程度和质量，即为该组织的基准绩效得分）、“地区差异指标”（即同一种公共服务，评估得分最大地区与评估得分最小地区间的得分之比）等，[2]均是很实用的公平性评价标准。

4. 基本公共服务为什么均等化而不是平均化

之所以如此,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后出现的新特点有密切关联。这些新特点是回:一方面,经济发展取得答的成就举世瞩目;另一方面,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有所凸显。通过市场化改革,我国的 财富增长很快。接下来需要考虑如何让财富的支配和消费更加公

5.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面临的主要挑战

为实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目标，我国政府重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现阶段仍面临许多挑战，基本公共服务依然存在非均等化现象，甚至在有些方面呈现出某种恶化的态势。根据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和客体划分，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可分为政府（主体）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与公众（客体）对基本公共服务“享受不均”两个方面。 政府供给基本公共服务过程中同时存在着供给不足和供给不均问题，它们都是造成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原因。对此，供给不足问题已经受到大家的强烈关注，而供给不均却往往被笼统地认为是供给不足，并被认为是在供给充足前提下才会出现。实际上，在供给不足情况下，也会因政府工作人员的故意行为而出现供给不均问题。而且，供给不足前提下的供给不均会加剧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
监管、付费、直接提供是政府供给基本公共服务的三种基本手段。[3]监管就是通过建立健全各种制度、机制，对非政府组织供给公共服务进行全程监督与管理；付费是政府通过付费来干预公共服务的提供，包括向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提供补贴等；直接提供是政府公立机构直接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这三种手段都旨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高效、公平。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不均”贯穿在这三种手段中，表现为 “制度供给不均”、“财政供给不均”和“人员、设备、设施供给不均”等。
1、制度供给不均。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制度的城乡二元化。虽然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但长期以来的“重城轻农”现象继续存在，在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环境卫生等方面依然存在城乡二元格局，有些地区因为贫富差距的拉大而更加严重。诸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为广大农民解除了“大病致贫、大病返贫”的后顾之忧，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旨在“大病统筹”，而非普通疾病的医疗保障。与城镇医疗制度的全面医疗保障相比，农村居民显然被排除在普通疾病的保障范围之外，看似均等的制度还是不公；失业保险主要针对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大多数城镇困难居民及广大农村居民无缘失业保险，这种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均。如此等等。
2、财政供给不均。主要体现为地方财政辖区内分配不均以及中央与地方对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分担比例失衡。
地方财政辖区内分配不均会拉大城乡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差距，加剧社会不公。在当前“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扶持农村”的国家大政方针指引下，地方在财政分配中已逐步提高支农比例，并重点向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部门倾斜，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省份。但是，我国大多数省份的财政收入有限，在市县一级更是捉襟见肘，难于支付各种基本公共服务所需的资金，只能重点顾及其中一部分，造成地方财政供给不均。
中央与地方对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分担比例失衡明显。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中央财政支农支出为147．53亿元，地方支农支出1644．87亿元，地方是中央的11倍；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中中央支付587．67亿，而地方支付高大5516．51亿，地方高出8倍；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支付中仅拨付6．66亿而地方承担了188．76亿，地方是中央的28倍，显然地方承担着主要的财政责任。[4]中央与地方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分担比例失衡造成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不统一，中央拥有大部分的财权而对基本公共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却很少，相反，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权却承担大部分的基本公共服务责任。严重的权责不一，增加了地方供给基本公共服务的难度，影响了地方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平性。
3、人员、设备和设施供给不均。主要反映在各基本公共服务部门中工作人员、设备、设施配置的数量及质量上的差别。在医疗卫生、义务教育方面，城市配备了更多优秀人才、配置了更优质的设备，服务质量都比农村的高。在基础设施及环境保护方面，城市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公路、厕所、垃圾处理站、供水及排水工程等。因此，城市基本公共服务部门中工作人员、设备、设施配置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比农村的高。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实质是“享受均等”。 “享受均等”的前提是“供给均等”。但“供给均等”未必能保证“享受均等”，而“享受均等”却必定表明基本公共服务真正达到均等化，人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当前“享受不均”表现在各种基本公共服务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上。
在地区差异方面，据陈昌盛,蔡跃洲在《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变迁与地区综合评估》中所指可知，2000—2004年间，我国各类公共服务地区差异指标中最大与最小之比的5年平均值分别为：基础教育1.728，公共卫生1.774，社会保障2.351，基础设施3.072公共安全1.923，环境保护1.96。[5]各类基本公共服务的地区差距在2－3倍，差距明显，尤其是西部地区遭受了巨大的不公。
在城乡差距方面，我国各类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居民享受情况是：在社会保障方面，我国85.8%的从业人员缺乏失业保险；[6] 80%左右的劳动者缺乏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7]2001至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最底生活保障人数分别是1170.7、2064.7、2246.8、2205.0、2234.1万人，而对应的农村居民最底生活保障人数分别是304.6、407.8、367.1、488.0、824.9万人。[8]城镇居民最底生活保障人数是农村的3到5倍多。在基础设施方面，80%以上非水泥化道路在农村， 50%以上的行政村未通自来水，60%以上的农民缺少卫生厕所。[9]在义务教育方面，2005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中，义务教育总支出为241亿元多，其中，用于农村义务教育支出139亿元多，占57.8%，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量占全国义务教育学生数量的57.1%。[10]在公共卫生方面， 城市占有全国医疗资源的80%，而农村只有20%。[11]显然，“享受不均”在城乡差距方面更为突出，消除城乡居民的“享受不均”应当成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
上述分析主要体现了数量上的不均等。其实，各种基本公共服务还存在质量上的不均等问题，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差距本质上反映了基本公共服务在数量或质量上不均。基本公共服务数量上的均等，未必能保证群众真正享受到质量均等的服务。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已有所表现。诸如，现在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达到80%以上，说明社会保障覆盖面已经扩大，但事实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主要是为大病而统筹的，一般疾病是被排除在外的，而且人均额度很低，在目前医药贵的背景下，一般疾病费用仍然高，困难群体仍然承受不起这种高价，所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掩盖了服务质量不均等的事实。同样，医疗卫生方面，我国医院设立主要以行政区域为准，一般来说，一个乡镇有一个卫生院，一个县区有一家中等级别的综合医院，一个市配有一个高级的综合医院。单从数量上，县市以上的医院明显要比广大乡村卫生院要少得多，可是城市医院的医疗质量比农村卫生院强。这些事实证明，基本公共服务数量上的均等未必能保证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上的均等。
在现实中，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上不均往往不被重视，特别是在基本公共服务资源有限的状况下，更是如此。这是由于基本公共服务具有信息不对称性，需要具备专业知识才能判断其质量高低，使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具有隐蔽性和难测度性，不容易为人所认识。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隐蔽性和难测度性，可能会使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者故意降低服务质量，没有尽心尽责地为群众服务，加剧了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不均等，消除它的难度就很大。因此，在消除“享受不均”的现象时，要注意防止基本公共服务数量上不均，更应该克服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上的不均等。

6. 如何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一，政府主体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不完善。在我国，政府同时扮演了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专者和监属督者两个角色，这使得对基本公共服务缺乏有效的监管，从而容易产生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此外，由于政府长期的导向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导致政府倾向于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经济建设领域，而忽略了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从而，制度层面上的不完善造成了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无法均等化。
第二，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失衡。这主要体现在地区间失衡，其背后是严重的城乡二元化现象。如社保、教育、医疗等资源集中于大城市，乡镇等地区则鲜有覆盖。
第三，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间公共服务提供失衡，除上述的资源集中于城市外，制度上也更为偏向城市，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其完善程度上远不及城镇医疗制度，农民的医疗保障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
未来，我国改善基本公共服务面临着比此前更为严峻的压力，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会更加激化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2012年末，我国超过60岁老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14.3%，据预测，到2015年会达到16%，到2030年总数会翻一番，这将对我国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产生极大压力，因此目前实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7. 我国为什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对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理论方面看，首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社会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我们既要着眼于确保每位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和公平发展的机会，又要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其次，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扩大内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可以有效改善预期、释放需求，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更加强劲持久的内需动力。再次，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建立服务型政府，关键在于完善政府社会服务和管理职能，强化其为发展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集中表现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
从实践方面看，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都表明，在提供私人物品和私人服务方面，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但在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方面，市场机制却存在失灵或局限性，需要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机制来弥补。

8. 实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文化意义是什么

公共服务均等化，简而言之就是，人人都能享受到公共服务，享受的机会是平版等的。
概念
公共权服务均等化是公共财政的基本目标之一，是指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公平分配，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问题比较突出，并由此使地区间、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逐步拉大，并已成为社会公平、公正的焦点问题之一，实行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当前具有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所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以及地区间不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

9. 什么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何做到，有何意义

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现代政府追求的目标。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西方发达国家为克服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强化政府对公共经济领域的垄断地位，推动公用事业等重要行业的国有化，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基本实现了公共服务均等化或均质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世界各国政府积极探索国有公共企业私有化、政府与私人企业合作制等改革举措。百余年来，各国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推动政治文明起了重要作用。
亚洲地区现代化的进程起步时间不一，各国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差别较大。二战以后，先期实现体制变革和经济腾飞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验，通过在公共财政、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公用事业等方面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但是，大多数亚洲国家，由于治理理念、政治体制、社会环境、经济基础、人口规模以及连年战乱等因素，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不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不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席卷全球，亚洲国家中，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认真总结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深化公共服务制度安和公共服务方式的变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主动借鉴发达国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和经验，努力探寻适合本国特点的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途径和策略。在探索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亚洲国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也积累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努力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着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一，坚持不懈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始终坚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基本理念，始终坚持通过改革促进发展的基本路径。通过改革，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家财政收入连续大幅度提高，为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了坚实的财力基础。
第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要求政府将维护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以人为本”和“统筹兼顾”，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国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公平正义意味着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公共服务具有再分配的功能，需要通过均等化的制度设计，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勾画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的宏伟蓝图。
第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按照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目标的要求，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通过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要求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在改善经济调节、严格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按照职能转变的要求，突出各自的管理和服务重点；进一步理顺部门职责关系，合理界定政府部门的职责，做到权力与责任对等，避免职能交叉重叠。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立了体制基础。
第五，中国政府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做了有价值的实践探索。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确定了“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针。主要做法是通过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调整税

10. 高中政治 “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怎么理解

一般地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要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与经济社回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答的、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大致均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是人们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条件的均等。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出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基本民生性服务，如就业服务、社会救助、养老保障等；二是公共事业性服务，如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科学技术、人口控制等；三是公益基础性服务，如公共设施、生态维护、环境保护等；四是公共安全性服务，如社会治安、生产安全、消费安全、国防安全等。这些基本公共服务做好了，才能使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受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