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公共服务与人口城镇化

㈠ 京津冀一体化是什么意思

京津冀一体化的意思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北京、天津为双中心，临近北京的区域成为“京津冀一体化”，从而构建“两核多点”格局。

㈡ 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提出的“一体”是什么意思

近日，京津冀三地共同发布了《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规划(2017-2030年)》。这是我国首个跨区域的人才规划，也是首个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人才专项规划。

《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规划(2017-2030年)》

《规划》提出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远期目标：到2030年，三地区域人才结构更加合理，人才资源市场统一规范，公共服务高效均衡，人才一体化发展模式成熟定型，人才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基本建成“世界高端人才聚集区”。

㈢ 京津冀一体化究竟难在哪

京津冀一体化的核心是要解决北京的城市病问题，而城市病的引爆点是北京的雾霾。但我们不应该这样子来看。
这次京津冀一体化上升到国家层面，不仅仅在于自身经济的发展，它的最深层意义是推进新型的城镇化，或者说就是城镇化走城市群这种道路的一种表率。就像某证券分析师所说的，京津冀一体化就相当于辽沈战役，辽沈战役打赢了，示范力量出来了，全国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否则后面的新型城镇化也就扯淡了。
接着来看这个一体化。1986年高层提出，到现在是顶层设计，然后真正落到实处。这种加速的落实，估计是国家看到了前两大经济圈带来的实际效益。中国目前成型的经济圈有二个：长三角和珠三角，如果再加上京津冀，这三大经济圈能占到国内GDP总量的40%。
这个数字大么？不算大。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圈模式或许才是仅仅处于起步状态。
看看美国的三大都会区——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总的GDP占全美国的份额为67%。相比下，这次的京津冀很像美国的大纽约区。大纽约区城市极为集中，形成一个城市连绵带，像"城市的海洋"。这个庞大的都市群北起波士顿、南到华盛顿绵延700公里，宽约100公里。如果从波士顿驱车前往华盛顿，就会经过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数不清的中小城镇。一路上给人的感觉是：城镇一个连一个，到处是紧张、忙碌和拥挤。这是很能给我们启示的。
日本夸张一点，三大都市圈GDP占到了全日本的份额的70%。法国则更加夸张，巴黎大都市经济圈占法国国土面积的2.2%，却容纳了法国全国人口的19%，聚集了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8%、就业人口的22%和对外贸易额的25%。
举国外的例子，是要说明一个道理，京津冀的发展空间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中国城市群的概念远可以比我们想象的大。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法国，这些城市带最重要的是，在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基础之上强调分工和定位。不是简单的联系在一起。
相比之下，这次的京津冀，最难的地方在哪？就是行政地位的不平等和从属性关系，使得互利的前提受到制约，这让一体化受到很大的挑战。
但对于目前的京津冀产业格局来说，又不得不走一体化。如果不走的话，传统的发展模式却已经到头了。
特别是河北，河北省计划经济时代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支援北京，这一定位与天津雷同，建材、化工、纺织、食品等产业难以发挥自身优势，劳动力和人才又处于北京产生的虹吸效应中，并没有形成自身的产业支柱，与天津相同的经济结构却又不具备天津百年老港、滨海新区等模式的基础，使得河北实际上成为了北京周边一圈很难定位的附属性经济带。看来与上海等地辐射周边的模式完全不同，北京实际上是抽干了河北的活力，成为了国内罕见的跨省市间的二元结构。
这种模式当然难以持续。但如果京津冀通过磨合，能够形成互补的经济结构，那是必须的。分析京津冀现有的模式，实际上反而可以从困局中看到亮点。
从产业结构来说，实际上三个区域恰好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北京已经进入了去工业化时代，近年来包括首钢在内的一系列工厂的外迁，实际上成为了这一趋势最好的写照。而天津依托新区的优势，正处于工业资源的聚集阶段，工业化的后期。而河北，一直被北京抽离资源，目前的工业化程度较低，处于中期，传统的产业比重较大，这也是明显区别与其他两地的一个特征。
三大地区，三个阶段，是有效的避免了产业的过度膨胀，如果能够实现统一的协调，那么在京津冀趋于实现一个自洽的产业梯队和跨省市的产业链合作体系，并不困难。并且如果真的形成这种模式，那么京津冀可以进一步对山东、山西、内蒙、东北等地形成辐射。
以上说的是结构，至于功能，京津冀实际上也可以形成较为良好的互补。北京目前正在从功能型城市转型为服务型城市，这意味着，过去的产业群必须寻求出口，我们从近些年的规划上看，包括开发沿北京地区城市的政策，实际上也是在从地产等方面对人口实现疏导，未来，如果能够形成梯队的产业结构，那么现阶段背景的产业群有望大面积的移居河北境内。这样的话，北京则专注于教育、文化、科研这些服务型产业的建设。在这一基础上，天津的沿海城市，有可能逐步形成养老、旅游、休闲这些产业的集中地。所以实际上整个京津冀就实现了老中青三代产业模式的梯队布局，这也将形成另一个人才流动的循环。
长远来看，京津冀一体化必然成为城镇化走城市群这种道路的表率。正常的城市群逻辑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如果要具备较强的集聚和辐射带动能力，它的城区人口最好是在300万以上。这是有道理的，200万以上规模的城市，才能以合理的税费，提供较好的公共服务，否则服务不足或腐败；3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才能支撑较发达的公共交通业，比如地铁和航空等。但单个城市人口不是越大越好，超过1000万的话，就会染上较重的城市病，对于整个城市群来说，如果人口超过5000万时，城市废弃物难以就近消纳，就会造成较严重的环境问题和交通问题。
中国的13亿人口，未来城镇化的目标是至少12亿人口到城镇，留下1亿在农村。怎么能不出现上面提到的这种问题？一般来说，城市群的辐射范围在200公里以内，有高铁的地方可以辐射更远一些，这样方便群里的人能到群内任何地方办事，而且是当日来回。全国均衡布局更多的城市群，中心城市人口能有个500万以上，群周边的城镇人口能超过1000万，但必须要少于5000万。这样的城市群多一些，比如全国来个20个以上，或者更多是50个，才能使中国的人口相对均衡分布，使城镇废弃物就近消纳，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城镇化和城市病的矛盾。

㈣ 京津冀一体化，会不会把北京的郊区和四个城区划到河北。

截至2020年3月28日没有相关规划表面会将北京的郊区和四个城区划到河北，京津冀一体化强调的是交通、生态、产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一体化。

京津冀一体化基础性工作要抓住重点，特别是要在交通、生态、产业、公共服务等方面进一步明确一批现实急需、具备条件且符合协同发展目标的重点项目。

2014年07月23日，北京市发改委向北京市人大汇报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情况时表示，北京市针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研究部署了年内重点推进的9大类58项工作任务,将在交通一体化、大气治理、产业合作三方面实现突破。

(4)京津冀公共服务与人口城镇化扩展阅读：

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举措：

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北京“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得到缓解；区域一体化交通网络基本形成，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改善，产业联动发展取得重大进展。

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取得积极成效，协同发展机制有效运转，区域内发展差距趋于缩小，初步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互利共赢新局面。

到2030年：首都核心功能更加优化，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格局基本形成，区域经济结构更加合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公共服务水平趋于均衡，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区域，在引领和支撑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㈤ 新版总规是如何体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据报道，9月29日第七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正式发布，新版总规体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规划和目标，包括生态保护、区域交通建设和科技创新角度，总归都分门别类给予了安排和考虑。

总规在京津冀全域的范围里面，在生态、基础设施、交通、公共服务上，也是采取了一个全面协调的体系，在这次规划里“一核双城、比翼双飞”的空间结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全新体现，北京总规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结合起来是一个必然。

希望新规的出台可以促进京津冀的协同发展！

㈥ 京津冀一体化具体内容

据2019年最新半年报统计,京津冀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河北建设与发展形势大好，GDP高达17700亿元，比2018年上半年涨了7.1%，高出全国平均值0.8%，北京GDP总量15212.5亿元，增速6.3%，和全国平均增速持平，而天津尽管上半年首超万亿元，但增速只有4.6%，几乎是全国最低建设与发展速度。

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资源优势十分明显，但经济活跃程度却和两者相比差别很大。那么，究竟如何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建设与发展，才能翻盘，赶上长三角、珠三角的步伐呢？

实际上，在京津冀区域城市群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两极分化现象还很严重，中型城市的联系和支持相对薄弱，特大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不能充分发挥，中小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滞后。因此，建设与发展中等城市是提高京津冀区域城市群建设与发展质量、优化城市群结构的重点和关键。

6 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打破区域协同建设与发展的壁垒，形成开放建设与发展格局

要解决整个地区经济建设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就必须支持形成经济协调建设与发展的协同作用和动力的机制和体系。在京津冀协调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机制和体制不协调的现象。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是激发各地区建设与发展活力和动力的重要保障。

加快区域的开放融合建设与发展，协同建设自贸区，协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合作建设与发展相关机构和机制的建设。建立产业转移与合作利益共享机制，构建法治条件下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商业机会制度。尤其要推动市场一体化和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促进要素资源的充分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㈦ 如何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目前，京津冀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机遇：北京奥运使首都经济发展走上快速车道；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使天津发展如虎添翼；国家对河北曹妃甸港的建设提供大量资金支持，曹妃甸港的启动也为河北的发展构筑了巨大引擎。为在更高层面上认识和把握这一历史机遇，我们以如何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为题，采访了多年从事京津冀发展理论和战略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下面将专家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对京津冀一体化的认识与判断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已初步处于要素一体化阶段，目前正在向政策一体化阶段迈进。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区域经济研究所孙久文所长指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演化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即贸易一体化，取消对商品流动的限制；要素一体化，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政策一体化，实现区域内政策的统一和联动。目前京津冀地区原则上已不存在商品流动的限制，人员自由往来，基础设施共建，产业转移已开始进行，空间布局上的对接已经开始……因此可以判定：京津冀一体化已初步处于要素一体化阶段，下一阶段应向政策一体化阶段迈进。政策一体化问题包括整合目前各区域发展目标，以实现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制定京津冀生态环境的建设和补偿方案以及产业发展区带动其他区域发展的方案；在产业规划协调方面，促进技术合作与转让，大力发展生产型服务业；在区域空间一体化方面，进一步完善城市道路网和城际交通网，把城市间“点对点”的交通以及统筹规划和建设区域基础设施（港口、机场）网络作为未来的建设重点。

京津两市在发展条件、产业结构、城市功能、发展阶段以及辐射范围等多方面存在互补性和错位性，是京津合作共赢的重要基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祝尔娟教授提出，在城市发展上，京津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北京已经迈向后工业化社会，而天津正处于工业化进程加快、重化工业大发展阶段，工业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在辐射范围上，北京和天津事实上处于不同层面，北京更多的是面向全国乃至世界，而天津则是面向区域，面向环渤海乃至整个北方。京津之间多方面的互补性、错位性和差异性，正是京津合作、共赢发展的现实基础和最佳利益结合点。

平等、互利、共赢是区域合作的基点。河北经贸大学原书记于刃刚教授风趣地将京津冀关系，比喻为“双黄蛋”和蛋清的关系：京津好比“双黄蛋”，河北省好比“蛋清”，“蛋清”与“蛋黄”山水相依、紧密相连。河北省人口6800多万人，18.8万平方公里，占整个京津冀地区面积21万平方公里的89.5％。真正的区域一体化，应当是京津冀城市群、港口群、产业群的联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杨连云研究员从促进京津冀持续协调发展中河北的贡献与代价的角度，强调应加大国家对河北生态区、贫困带的生态补偿和扶持力度。京津冀一体化，不能以抑制一方来发展另一方，必须站在平等互利共赢的基点上。

区域经济兴，则地方经济兴。滨海新区不只是天津的，也是京津冀的。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邢春生副院长重点分析了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可能给北京和河北带来的机遇及产生的影响。他指出，滨海新区作为区域增长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主要应发挥四大作用：产业传导、技术扩散、功能服务和创新示范。滨海新区的开发，不仅有利于天津建成北方经济中心，而且有利于促进京津冀协调发展。滨海新区的开发可为北京服务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促进北京科技研发与天津制造优势的结合，促进天津与河北省的经济融合，推动京津冀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带动京津冀对外开放，并对全国改革起到示范作用。北京市政府研究室史利国副主任认为，滨海新区要成为京津冀的龙头，必须把大家的利益融合进去，需要不断挖掘和扩大利益共同点。就北京来说，应更加积极地研究如何借助滨海新区促进自身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优化，使自身及区域在发展上能够相互汲取源源不断的能量。

当前京津冀发展中的几个重大问题

怎样解决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北京市发改委杨开忠副主任认为，京津冀地区水资源极度稀缺，经济进一步发展面临着水资源的制约。专家预计，京津冀人口承载上限为1.1亿。然而，按照目前的人口发展趋势，2027年左右，京津冀人口将达到1.26亿。目前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对人口依赖度相当高，未来发展应以地区经济增长与人口依赖脱钩为方向，转变发展方式，降低人口依赖系数，推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怎样加强战略合作，由无序竞争走向竞争合作？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肖金成副所长认为，京津冀产业结构趋同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最典型的就是钢铁行业和石化产业。于刃刚教授认为，天津与北京主要是产业关系问题，天津与河北则主要是港口关系问题。天津与河北同处渤海西岸，在双方共同拥有的640公里海岸线上，分布着天津港、秦皇岛港、京唐港、曹妃甸港和黄骅港等五大港区。其中天津港是百年老港、综合性大港，在诸港中处于龙头地位，而河北的四大港区也各有优势。天津港在“十一五”期间要投资270亿元，2010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000万标箱，作为综合性港口仍不放弃煤炭的运输。曹妃甸港是渤海海域唯一不需要开挖航道和港池即可建设多个25万吨级乃至30万吨级大型深水泊位的天然良港，现在正加快速度建设，也要搞综合性港口。黄骅港的优势是有很长的海岸线可建码头，周边还有盐场、农场，有3000平方公里可供开发。津冀诸港拥有大致相同的腹地，港口功能定位有较大程度的重叠，港口之间缺乏协作。这既不利于港口群整体实力的提高，也不利于各港口的发展。解决上述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推进冀津港口间的战略合作，形成合理分工、有序竞争的港口集群，在渤海西岸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导致京津冀一体化程度低、进展慢的主要制约因素是什么？综合专家们的分析和看法，制约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没有摆脱立足行政区划，倚重非市场手段谋求发展的套路。行政主导型经济，存在各种行政性限制，产业调整不能跳出行政区划界线，要素市场发育滞后，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动不畅，区域合作不能上升到产业融合的高度和层次，市场化进程缓慢，产业配套能力差。如北京电子产业规模大，但因周边的配套能力远不如广东，配套基地大都选在了广东。专家们认为，应当把扫除市场障碍作为推动京津冀区域合作发展的着力点，在提高市场化水平上，不遗余力地促进资源合理配置，促进要素充分流动。

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思路与建议

构建京津冀新型产业分工格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魏后凯研究员认为，建立新型产业分工是京津冀一体化的核心内容。产品和功能差异化是未来区域合作的基础和利益结合点。建议构建京津冀新型产业分工格局。一是实现三地融合、联动发展、互利共赢。二是错位发展，包括行业错位、产品错位、功能错位，共同打造京津冀一体化主导优势产业链。三是整合各方资源，共建一体化的共享平台，如基础设施一体化，大型科研设备和图书资料共享，产权、技术交易和人才市场一体化，投资信息发布和相关政策协调。四是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基础设施配套、生产配套、生活配套、创业环境配套。五是加大对河北坝上地区的生态补偿。

实施创新型发展战略，由制造经济向创造经济转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刘刚教授认为，驱动未来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决定要素不再是资源加投资，而是以自主创新为基础的知识创造。区域经济未来发展的关键不在于更大，而在于更强，即拥有高端辐射力和带动作用。京津冀应围绕创新型企业，构建新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机制。具体建议：促进区域内现有主要产业的高端化，增强区域主导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有条件的地区，选择若干重要新兴产业，建立平台，整合区域内的资源共同攻关和发展；建立科技资源共享机制等。

以冀津港口协作带动渤海西岸协调发展。于刃刚教授提出，为避免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最大限度地发挥各个港口的优势，应以冀津港口协作来带动渤海西岸协调发展。具体建议：第一，统筹规划，建立包括天津港、曹妃甸港和黄骅港在内的“渤海西岸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将国家给予天津滨海新区的优惠政策惠及曹妃甸港和黄骅港。第二，运用市场经济手段，组建渤海西岸港口集团。在合理协调各方利益的前提下，考虑建立统一管理五大港口的渤海西岸港口集团总公司。以产权为纽带，对五大港口的规划和建设进行统筹协调。第三，建立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冀津相关政府部门参加的行政协调机构，就功能规划和利益分配等难点问题展开协商，并通过制定相应政策，引导企业按市场规律加强合作。

引导要素流动，促进产业融合。天津社会科学院韩士元研究员提出，一个城市群或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在经济互利的前提下，生产要素遵循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汇聚组合，形成规模产业或产业集群，以此提升区域整体经济实力和带动、辐射力。为了加速京津冀城市群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进而促进产业融合，具体建议：第一，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推动作用。可通过建立政府间横向通报会商制度的方式，将各个城市的产业发展规划、空间布局规划、重大建设项目、重要政策决定等内容及时通报其他城市，组织、引导各个城市的市场行为主体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实施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组合，迅速形成产业规模。第二，积极拓展要素流动和产业融合的有效方式，包括产业转移式、行业协调式、产品协作式、联合开发式、组建集团式。第三，合理解决要素流动和产业融合过程中的经济利益问题。如各城市联合开发的产业项目，不论项目所在地或注册地在哪里，形成的税收应按要素投入的比例由各方共享；因产业调整、产业链延伸等原因，某些产品或生产工序由一地转入另一地的，转入地新增的税收应按一定的比例返还给转出方；跨城市组建的企业集团或其他生产经营组织，新增利税也不能由总部所在地独享，而应在要素投入各方之间合理分配；用有效的制度保障合作各方的权益等。第四，深化改革，优化要素流动和产业融合的社会环境。如对外招商引资要尽可能统一优惠政策，尝试采用城市群联合招商的办法；城市群内部人才流动允许只办理人事调动手续，不变更户籍属地；高速公路收费由分段收取改为统一收取，实行“一卡通”制度等等。此外，还可以积极申请试行生产型增值税转化为消费型增值税的新税制，即对城市群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组合而融生的产业项目，纳税人在计算增值税时，允许扣除购买生产资料所含的税款等。

推进政府合作，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史利国副主任提出，要建立京津冀的政府合作机制，为各方一起商讨、确定、研究问题，寻求共同利益所在及其实现途径，制定并落实相应措施，为引导、推动三地企业和行业组织开展区域合作提供制度保障。推进政府合作，应把握三个原则：一是循序渐进、从易到难；二是平等协商、求同存异；三是尊重市场、依靠企业。政府要改进经济调控方式和手段，将主要精力和工作重心集中于市场机制培育和障碍破除，为降低生产要素流动成本创造条件。区域合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放在构建区域统一市场，为企业充分发挥追逐利润的天性，加速区域产业布局和地区分工形成，实现地方经济与区域经济紧密关联、相互促进，为增强整个区域经济活力提供保障。杨开忠副主任提出，在继续深化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扶持机制等四大区域协调机制的同时，京津冀应重点推进三大机制建设，即金融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社会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

（作者分别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本刊主任编辑）

㈧ 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实施中提出的重要抓手是设立雄安新区吗

设立雄安新区，是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以促进北部地区的区域和经济发展，并弥合首都与周围的工业农村地区的经济差距。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雄安新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区，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作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两项战略举措，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将形成北京新的两翼，拓展京津冀区域发展新空间。雄安新区在起步之初，就要加强同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城市的融合发展，特别是要同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在功能上有所分工，实现错位发展。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示范区，雄安新区将充分发挥京津冀各自比较优势，形成京津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
建设雄安新区是一项历史性工程，是我们这代人留给子孙后代的历史遗产，尤其需要保持历史耐心，有计划分步骤推动新区建设。我们要按照党中央要求，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高标准高质量组织规划编制，科学规划空间布局、功能定位，规划好再开工建设，不留历史遗憾；以改革开道，发扬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建立体制机制新高地；以民生为本，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补齐环京津冀周边地区社会事业发展、公共服务水平短板；以实干铺底，坚持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一件件事认真办，一茬一茬踏实干，一张蓝图干到底，让雄安新区建设经得起历史检验。

㈨ 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如何充分头挥在河北省的区位优势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已初步处于要素一体化阶段，目前正在向政策一体化阶段迈进。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区域经济研究所孙久文所长指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演化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即贸易一体化，取消对商品流动的限制；要素一体化，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政策一体化，实现区域内政策的统一和联动。目前京津冀地区原则上已不存在商品流动的限制，人员自由往来，基础设施共建，产业转移已开始进行，空间布局上的对接已经开始……因此可以判定：京津冀一体化已初步处于要素一体化阶段，下一阶段应向政策一体化阶段迈进。政策一体化问题包括整合目前各区域发展目标，以实现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制定京津冀生态环境的建设和补偿方案以及产业发展区带动其他区域发展的方案；在产业规划协调方面，促进技术合作与转让，大力发展生产型服务业；在区域空间一体化方面，进一步完善城市道路网和城际交通网，把城市间“点对点”的交通以及统筹规划和建设区域基础设施（港口、机场）网络作为未来的建设重点。

京津两市在发展条件、产业结构、城市功能、发展阶段以及辐射范围等多方面存在互补性和错位性，是京津合作共赢的重要基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祝尔娟教授提出，在城市发展上，京津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北京已经迈向后工业化社会，而天津正处于工业化进程加快、重化工业大发展阶段，工业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在辐射范围上，北京和天津事实上处于不同层面，北京更多的是面向全国乃至世界，而天津则是面向区域，面向环渤海乃至整个北方。京津之间多方面的互补性、错位性和差异性，正是京津合作、共赢发展的现实基础和最佳利益结合点。

平等、互利、共赢是区域合作的基点。河北经贸大学原书记于刃刚教授风趣地将京津冀关系，比喻为“双黄蛋”和蛋清的关系：京津好比“双黄蛋”，河北省好比“蛋清”，“蛋清”与“蛋黄”山水相依、紧密相连。河北省人口6800多万人，18.8万平方公里，占整个京津冀地区面积21万平方公里的89.5％。真正的区域一体化，应当是京津冀城市群、港口群、产业群的联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杨连云研究员从促进京津冀持续协调发展中河北的贡献与代价的角度，强调应加大国家对河北生态区、贫困带的生态补偿和扶持力度。京津冀一体化，不能以抑制一方来发展另一方，必须站在平等互利共赢的基点上。

区域经济兴，则地方经济兴。滨海新区不只是天津的，也是京津冀的。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邢春生副院长重点分析了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可能给北京和河北带来的机遇及产生的影响。他指出，滨海新区作为区域增长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主要应发挥四大作用：产业传导、技术扩散、功能服务和创新示范。滨海新区的开发，不仅有利于天津建成北方经济中心，而且有利于促进京津冀协调发展。滨海新区的开发可为北京服务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促进北京科技研发与天津制造优势的结合，促进天津与河北省的经济融合，推动京津冀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带动京津冀对外开放，并对全国改革起到示范作用。北京市政府研究室史利国副主任认为，滨海新区要成为京津冀的龙头，必须把大家的利益融合进去，需要不断挖掘和扩大利益共同点。就北京来说，应更加积极地研究如何借助滨海新区促进自身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优化，使自身及区域在发展上能够相互汲取源源不断的能量。

推进政府合作，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要建立京津冀的政府合作机制，为各方一起商讨、确定、研究问题，寻求共同利益所在及其实现途径，制定并落实相应措施，为引导、推动三地企业和行业组织开展区域合作提供制度保障。推进政府合作，应把握三个原则：
一是循序渐进、从易到难；
二是平等协商、求同存异；
三是尊重市场、依靠企业。
政府要改进经济调控方式和手段，将主要精力和工作重心集中于市场机制培育和障碍破除，为降低生产要素流动成本创造条件。区域合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放在构建区域统一市场，为企业充分发挥追逐利润的天性，加速区域产业布局和地区分工形成，实现地方经济与区域经济紧密关联、相互促进，为增强整个区域经济活力提供保障。杨开忠副主任提出，在继续深化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扶持机制等四大区域协调机制的同时，京津冀应重点推进三大机制建设，即金融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社会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