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区为侨公共服务

㈠ 如何构建和运营园区公共服务平台

公共服务平台虽为园区提供的公共服务范畴，但其建设模式可以不拘一格。从实践来看，主要存在四种模式，分别为政府自建模式、园区自建模式、企业自建模式和共建共享模式。

政府自建模式
作为政府机构，园区管委会利用财政拨款直接参与公共服务平台的构建，我们将其称为政府自建模式。一些投资规模不大，公共服务性质较强的实体性功能平台，如公共服务中心、技术促进中心、产权交易中心等，比较适合采取政府自建模式。该模式能够很好的保障平台的公益性，同时也有利于保障平台的顺利运营。平台建设完成后，可由政府下属相关机构自主运营，抑或委托专业化的运营公司进行管理。

园区自建模式
园区开发公司负责筹资和建设公共服务平台是为园区自建模式。该模式一般适用于产业集聚度较高的园区，且由于大量同类企业的积聚产生诸多共性的服务需求。园区自建的公共服务平台，专业性一般较强，能够实现集中，并贴近服务企业，从而可以更有针对性的提供服务。

企业自建模式
入园企业自行投资和建设公共服务平台，以及将公共服务平台委托给第三方企业建设和运营，统称为企业自建模式。此模式一般适用于产业集群尚未形成、资金实力不够雄厚的产业园区。采取企业自建模式构建公共服务平台，在公益性上有所缺失，但是在客观上确实能部分发挥公共服务的作用。

共建共享模式
一些投资数额大、技术要求强的公共服务平台，往往需要政府、园区、企业、研究机构等多方参与建设，建设完成后再共同运营，此种模式可称为共建共享模式。它一方面可以多方筹措资金，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多方合作，便于整合优质资源，实现平台建设的高效率、低成本、快服务。

㈡ 苏州工业园区一站式服务中心坐地铁1号线在哪站下

去往“苏州工业园区一站式服务中心”坐地铁1号线需要在“星河街站”或“南施街”下车即可。

(2)园区为侨公共服务扩展阅读：

苏州工业园区一站式服务中心地址：工业园区翠园路151号工商大厦1-3楼(近旺敦路）

苏州地铁1号线(木渎←→钟南街)按里程计价：单程票起步价2元，最高价6元。计价方式为“里程分段、递远递减”，即：起步价2元可乘6公里，6公里以上部分，6～16公里每1元可乘5公里，16～30公里每1元可乘7公里，30公里以上每1元可乘9公里。

苏州地铁1号线途径站点如下：木渎 → 金枫路 → 汾湖路 → 玉山公园 → 苏州乐园 → 塔园路 → 滨河路 → 西环路 → 桐泾北路 → 广济南路 → 养育巷 → 乐桥 → 临顿路 → 相门 → 东环路 → 中央公园 → 星海广场(星海街) → 东方之门 → 文化博览中心(国际博览中心) → 时代广场 → 星湖街 → 南施街 → 星塘街 → 钟南街。

㈢ 园区管理服务包括哪些

1、感知层包括摄像头、门禁对讲、人脸识别闸机、报警器等。

2、平台层是以数据存储和分析为主的综合管理平台。

3、服务应用层包括人员与车辆管理、物业管理以及社区运营等。

在具体的实践中，不同的场景在使用的设备、运营的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智慧园区的系统都离不开这三层。

虽然智慧园区还没有具体清晰的指标，但如果将智慧园区的智能化程度，从低到高简单分为：感知层智能、平台层智能和应用服务层智能。目前大多数园区，还处于感知层智能到平台层智能过渡的阶段。

感知层的智能化建设是智慧园区建设的第一步。比如，在门口安装具备人脸识别功能的门禁设备、停车场安装具有车牌识别功能的闸机等。

要解决更复杂的业务上的问题，就需要将在感知层收集的数据，与具体业务的数据融合在一起。这就需要建设平台层的智能。

平台的作用是将园区运营所需的数据进行融合、分析，使之能成为服务园区高效运营的“马达”。平台能融合越多维度的数据，园区的运营和服务就能越“智能”。

目前，大多数的“智慧园区”只是安装了智能设备，能实现部分简单业务的自动化，比如人员进出管理、车辆管理等。但整体智慧化的水平仍不够高，园区智慧化解建设普遍不足，意味着智慧园区的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㈣ 智慧园区服务平台哪些方面是比较好

在智慧产业园区方面，基于互联网+的绿色智慧、生态共聚的产业园是发展方向，构专建互联网+的O2O智慧园区平台是关属键举措，平台+生态圈的园区发展模式是必然趋势;同时，也需要有5大模式的创新作为探索中国智慧产业园区发展的新思路。

一、三元空间融合实现园区开发模式创新，通过数字园区与实体园区的融合、产业园区与城市的融合，以及产业与互联网的融合等；

二、产业生态聚合实现园区发展模式创新，生态化聚合打造产业链与服务链，包含园区入驻企业的物流、信息流、现金流，以及园区的企业服务，发展支撑等；

三、开放平台，以伙伴经济实现运营模式创新，促进建设服务，运营服务、增值服务等互为补充，共同发展；

四、产融互促实现商业模式创新，通过创新资本模式，带动产业、园区、金融三者融合，实现产业和地产收益构成的“双轮驱动”机制；

五、智慧应用实现管理模式创新，通过BIM、3dgis、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在产业园的应用，实现低碳绿色、智慧管理。

㈤ 公共服务包括哪些

目前，公共服务这一措词已被相当广泛地使用，但是，对什么是公共服务，却有不同的见解，在很多情况下是含糊不清的，而概念上的混乱又助长了实践中的混乱。
公共服务与公共管理
所有涉及到国家管理的行为与活动都在公共管理的涵盖之内。公共服务管理属于公共管理的组成部分。但公共服务管理与公共行政管理是不同的，是两种不同性质与形式的公共管理。例如，对公办教育或公立学校的管理属于公共服务管理，但政府对教育的执法与行政管理则属于公共行政管理。
公共服务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
这四项职能都是国家应承担的，都属于由公职人员所从事的工作。在广义上，可以将公职人员使用公共权力与资源所从事的各项工作都看作是公共服务。当国家是建立在普遍的公民主权基础之上的时候，国家具有公共性质，国家存在的目的和职能，就是为全体公民的利益和需求服务。在这个意义上，由国家的公共性质所决定，国家体系中的所有机构，如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等都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在这些机构中任职的人们的工作都是在提供公共服务。在中国，这意味着在人大、法院、国务院以及各地方政府等国家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是在从事公共服务。但是，对公共服务的概念只有作狭义、具体和明确的界定才能在理论和实际操作上具有实质性意义，即提供公共服务是国家的主要职能之一，有其具体的内容和形式，并且可与政府或国家的其他职能相区分。也就是说，公共服务只是同经济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相并列的国家的又一项职能。
狭义的公共服务不包括国家所从事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等一些职能活动，即凡属政府的行政管理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监管行为，以及影响宏观经济和社会整体的操作性行为，都不属于狭义公共服务，因为，这些政府行为的共同点，是它们都不能使公民的某种具体的直接需求得到满足。公民作为人，有衣食住行、生存、生产、生活、发展和娱乐的需求。这些需求可以称作公民的直接需求。至于宏观经济稳定、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等则是公民活动的间接需求，不是满足公民特定的直接需求的。公共服务满足公民生活、生存与发展的某种直接需求，能使公民受益或享受。譬如，教育是公民及其被监护人，即他们的子女所需要的，他们可以从受教育中得到某种满足，并有助于他们的人生发展。如果教育过程中使用了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那么就属于教育公共服务。但是，诸如执法、监督、税收、登记注册以及处罚等政府行为，虽然也同公民发生关系，也是公民从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政府工作，但这些类别的公共活动却并不是在满足公民的某种直接需求，公民也不会从中感到享受，只是公民活动的间接公共需求的满足，所以类似政府行为都不是公共服务。笔者的研究所采用的公共服务的概念是狭义的，即能够满足公民直接需求的由国家介入的服务活动，如教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障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
公共服务的类别
公共服务可以根据其内容和形式分为基础公共服务，经济公共服务，社会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服务。基础公共服务是指那些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公民及其组织提供从事生产、生活、发展和娱乐等活动都需要的基础性服务，如提供水、电、气，交通与通讯基础设施，邮电与气象服务等。经济公共服务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公民及其组织即企业从事经济发展活动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如科技推广、咨询服务以及政策性信贷等。公共安全服务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公民提供的安全服务，如军队、警察和消防等方面的服务。社会公共服务则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满足公民的社会发展活动的直接需要所提供的服务。社会发展领域包括教育、科学普及、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社会公共服务是为满足公民的生存、生活、发展等社会性直接需求，如公办教育、公办医疗、公办社会福利等。

㈥ 园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有那些

主要有：融资平台、技术研发检测平台、公共检验检测平台、公共信息平台、公共环保平台、公共展示平台、行政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方面。

㈦ 在苏州工业园区一站式服务中心可以办理护照吗

• 可以。

• 苏州工业园区一站式服务中心位于园区工商大厦，服务大厅面积约4800平方米，共67个窗口，下设四个处室（登记审批处、技术管理处、社会事务处、综合服务处）和6个入驻部门（公安、工商、国税、地税、消防、质监）。

• 苏州工业园区一站式服务中心是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借鉴新加坡经验、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实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具体实践，是为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亲商服务、创造更具竞争力的服务软环境而成立的专门机构。————《网络全书》

㈧ 公共服务与社会化服务

（一）公共服务及供给

1.公共服务及分类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能够促成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公共服务体制，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是我国改革与发展进程在当前阶段的迫切要求。在我国，公共服务有三种含义：一是国家是公共服务型国家，所以其所作所为都是提供公共服务；二是政府是公共服务型政府，所以其所作所为都是提供公共服务；三是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有其具体的内容和形式。

根据公共服务的方式，公共服务可分为一般公共服务与具体公共服务。如果国家的性质与职能是为全体公民及其共同利益服务，政府是公共服务型政府，那么所有的国家公职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不论其所从事工作的内容和形式如何，都是在提供公共服务，所有使用了国家公共权力和国家公共资源的社会过程都属于公共服务。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具体的公共服务则是依其内容和形式而定的。具体公共服务分为直接公共服务和间接公共服务。间接公共服务是指为满足公民及其被监护人（如未成年子女）生存、发展、生活以及从事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某种间接需求而不是直接需求、使用了国家权力和国有资源的社会活动过程，如经济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直接公共服务则是为满足公民生存、发展、生活以及从事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某种直接需求的、有国家权力、政府行为和国有资源介入的社会生产过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当谈到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主要任务之一是保证公共服务的提供的时候，就是指的这种直接公共服务。

根据公共服务的内容，公共服务可分为基础性公共服务、经济性公共服务、社会性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服务。基础性公共服务是指那些公民及其组织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或者生产、生活、发展和娱乐等活动都需要的、有某种政府行为介入的基础性服务，如供水、供电、供气，交通与通讯基础设施，邮电与气象等；经济性公共服务是指通过某种政府行为的介入为公民及其组织即企业从事经济或生产活动所提供的服务，如科技推广、咨询服务以及政策性信贷等；社会性公共服务是指通过某种政府行为的介入为公民的生活、发展与娱乐等社会性直接需求提供的服务，如公办教育、公办医疗、公办福利以及环境保护等；公共安全服务是指通过某种政府行为的介入为公民提供的安全服务，如军队、警察和消防等的服务。

2.公共服务对象

公共服务的对象是公民及其组织。公民的各种直接需求，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组织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公民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分别表达了公民的经济需求和社会需求。公民的经济组织即各种形式营利性的企业，公民的社会组织即各种非营利性的非政府组织，这两种组织形式构成了民间的组织。政府为满足公民及其组织的直接需求所开展和介入的活动，即为公共服务。如果某政府机构是在为政府本身的需要而工作，其服务对象是政府机关和政府工作人员，那么就不属于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满足的是公民及其组织的基本的直接需求。在一个社会中，公民及其组织对服务的需求可以是无限的，但却并不能要求由公共服务去满足所有需求。公共服务只需保障公民及其组织的基本的直接需求，而其他部分的直接需求则由民间服务供给机制去决定。譬如，公共服务应该对每一个公民及其被监护人保证基础教育的供给和基本社会保障的供给，在此之外的教育和社会保障可以由民间服务供给机制决定。也就是说，保障社会弱势群体或者穷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是公共服务的目标，富人则可以通过民间供给机制去满足其更多的或更高的需求。在一个社会中，公民及其组织的基本的直接需求、公共服务水平和优先事项安排是由该社会的发展水平、文化传统、价值取向、社会经济体制以及发展战略等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3.公共服务的实现形式

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必须有政府介入，但却并不一定须由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实现形式与手段是多样的，其所依托的组织机构也是多种形式的。譬如，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可以是公共行政机构，即正式的政府机构，可以是专门的公共服务机构，如公立学校和公立医院等；也可以是具有公共性的民间服务组织。所谓公共性的民间组织，是指私人企业和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如非营利公共服务组织和社区组织等。私人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共同特性是非政府，它们都不属于公共组织。但是，如果有了政府行为的某种介入，如政府通过特许经营、合同承包、无偿资助或者优惠贷款、共同投资等方式介入了民间组织的活动，那么这些私人和社会组织在保持其民间性质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成为贯彻国家意志、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工具。在实现公共服务的整个过程中，政府必须承担最终责任，保障公共服务的提供和绩效，但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却可以根据情况灵活选择和组合。

（二）公共服务社会化的现实条件

在世界各国的公共服务改革过程中，公共服务社会化是一个较有共性的发展趋势。所谓公共服务社会化，就是根据不同公共服务项目的性质和特点，以社会需求为导向，鼓励各种非营利公共服务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兴办公益事业和社会服务，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各种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公共服务社会化的内涵主要有：在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上，政府不再作为唯一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而更多地转为社会主体活力的持续释放提供制度保障这一角色上来：在政府与公民关系的认识上，公民作为政府行政行为的相对方，享有参与权和发言权。政府行政的效果取决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有赖于行政相对人的合作与支持。政府和公民之间不仅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同时还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服务与被监督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社会化方面进行了多样化尝试，并在局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当前推动公共服务社会化的有利条件有以下几点。

1.随着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增强，“第三部门”日渐壮大成熟，为公共管理社会化奠定了一定的社会条件

政府和社会组织体系之间开始建立新型的伙伴关系，为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服务社会化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行政手段在弱化，社会渐渐从行政的一元化中分离出来，各种社会中介组织进一步发育、发展，它们正在逐渐成为民间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力量。社会关系分化速度加快，各种新的利益群体重新组合、构造，正寻找新的利益表达途径。广泛的社会参与要求已经动摇了 “单位”和 “部门”在某些领域中的特权。

2.政治体制改革为公共服务社会化创造了体制条件

通过改革，政府逐渐转变了管理方式，管理的触角正从微观管理领域收回而转向宏观管理领域，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变单一管理为多元管理、变过程管理为目标管理。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使得公共服务社会化在管理制度层面上成为可能。

3.行政文化环境的演变为公共服务社会化提供了文化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精华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不断整合、相互渗透，对公共行政系统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社会心理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主、公平、效率、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已成为行政文化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