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特区服务型政府公共政策的创新

①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原因分析

一、政务公开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路径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的是推进政府转型，而政府转型的基本目标取向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内在地包含了民主、法治、责任、有限、透明、廉洁、效能等特征性要素。服务型政府首先应该是透明政府。政务公开不仅是建设透明政府的必由之路，而且是塑造服务型政府其它特征的必要条件。

政务公开对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意义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政务公开可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知情权是一项基本的公民权利，公众不但有权利知晓政府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有权利知道政府管理的成本和效果如何。也就是说，政府行政的行为目标、行为意图、行为手段、行为过程和行为结果都应当是透明的，全方位向社会公开的。政务公开的基本指向就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实质体现为一种公民权利。以半公开或暗箱操作的方式行事的政府不可能是完全服务于公民社会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其二，政务公开有利于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政府的公共政策过程最大化地让公民参与，是现代服务型政府区别于传统管制型政府的基本特征。服务型政府是以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公共利益为使命的政府。没有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民意得不到充分表达，政府不了解民意，公共政策不能反映民众的普遍需求，“人民政府”将失去其合法性，所谓公共服务型政府也就无从谈起。政务公开使政府的公共服务项目公开化，人民在普遍知情、知政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参政议政；政府也才有可能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其三，政务公开有利于社会约束政府行为，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我国宪法赋予人民监督政府的权利和政府官员接受人民监督的义务，政务公开为公民评价政府工作、捍卫个体权益不受侵害、保障公共利益最大化实现提供了可能。“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政务公开使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减少了官员利用权力进行幕后交易的机会，也使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成为可能。其四，信息服务是服务型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社会80％的有用信息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务公开使政府成为社会信息发布的主要渠道，公众点击政府门户网站就可以获得他们需要的大部分信息，这不但极大地方便了民众，可以有效增进社会福利，而且有助于改善政府形象，增进政府信誉，树立政府权威。

二、政务公开过程中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一是政务公开的表面化。或者形式上公开，但内容空虚，没有明确具体的程序，不能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或者一阵风公开，缺乏检查落实的措施；或者避重就轻，对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隐而不报，回而避之。

二是政务公开偏狭化。或主体范围偏狭，将政务公开的主体局限在乡（镇）和市（县）级政府机关；或内容范围偏狭，仅停留在公布通知、通告、规章，缺少指导民众如何办理事项的信息，更缺少事后的反馈评价信息；或方式渠道偏狭，手段落后单一，多局限于发布简报、编制目录流程，很少聚焦办事窗口，追踪事实真相。

三是政务公开缺乏保障机制。对应当公开而不予公开的责任主体，多停留于内部行政追究，缺少面向社会的法律追究机制；工作人员整体素质偏低，业务能力和办事效率都不能适应政务公开必需的专业技术要求；政务公开监督组织不健全，运行不规范；经费无保障，政务信息搜集、整理、编制、查询、维护等环节都面临资金不足的压力。

四是政务公开缺少制度约束。一些地方政府在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过程中仍存在着随意性和非法制化的现象，政务信息是否公开或是否及时公开，完全受制于政府主要领导或政府部门领导的权威批示和行政认可，政务公开的行政化和人治化色彩仍十分浓厚，导致重要政务信息的半公开和滞后公开现象，人民群众仍然难以得到及时而真实的政务信息。

政务公开是一项复杂的信息系统工程，对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也必须用系统的观点去分析。
首先，政府部门的决策者和执行者缺乏服务意识和群众观点是政务公开不力的思想根源。“领导中心论”和“官本位”思想仍然在政务公开工作中时时作怪，于是“我想公开什么就公开什么”“我高兴何时公开就何时公开”的作派远远压倒了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和维护。有些领导在政务公开中，一怕权力受到削弱；二怕群众知情闹事；三怕单位利益受损，就是不怕政府公信力的丧失。

其次，公民自我权利保护意识薄弱是政务公开缺乏民主监督的社会原因。由于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起步较晚，公民意识普遍淡薄，导致多数公民意识不到公共信息的知情权和政府管理的参与权也是自身的基本权利之一，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自己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神圣权利。

然后，缺乏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稳固的制度平台是政务公开工作存在障碍的法制原因。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和现代法治理念，法律环境与制度平台的缺失和脆弱将直接导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错位甚至颠倒，从法治的角度看，政务公开的正常化有待于法治环境的根本改善和依法行政的完全实现。

再次，考核监督体系不健全是政务公开工作不力的重要动因。目前地方各级政府大多将政务公开考核纳入政府工作的统一考评中，而没有将其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中，没有与领导职位升降和奖惩挂钩，缺乏有效的激励与惩戒机制，加之人大监督机制和公众自我维权意识的缺乏，使得政务公开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等不良习气仍有生存空间。

最后，政务公开缺乏规范的程序，过分强调行政相对人的义务程序而弱化行政主体的义务程序，也是导致政务公开障碍重重的原因之一。

三、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政务公开制度

第一，完善政务公开的载体。公开的载体要多元化，除运用公开栏、明白卡和广播、电视、报刊媒体等传统形式外，重点要提升政务中心和政府网站两大载体。凡老百姓办事的项目、政府投资的项目，应一律纳入政务中心管理。政务中心要既“挂号”又“看病”，实行“一站式、一条龙”服务。各级政府门户网站要讲求实效，办成电子政府的门面，实现网上公开、网上审批、网上评估、网上考核，网上监督。

第二，提高政务公开的质量。一是信息要真实。二是内容要具体。如乡（镇）政务公开就要紧紧围绕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农业建设来具体公开财政拨款的使用情况、征用土地的补偿情况、农民增收情况、支农惠农政策规定、集体资产和财务收支情况、义务教育减免学杂费情况、农村医疗保障进展情况以及救灾、救济款物发放、军烈属优抚、计划生育奖励、最低生活保障费的发放等群众最为关心的政务信息。三是公开要及时。切忌公开的信息成为明日黄花。同时要按《条例》要求编制和公布公开指南和公开目录，严格审核公开程序。

第三，完善政务公开的保障机制。一是加强领导，提供组织保证。按照“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主抓、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的要求，进一步健全政务公开工作机制，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抓落实。二是完善工作体系，健全配套制度。特别要在构筑领导责任体系、公开预审体系、评议监督体系和考评追究体系方面健全和完善各项配套制度。三是加强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各责任部门要在经常督促检查的基础上促进系统抓、抓系统。纪检监察机关要与各责任部门协调配合抓好督查。

第四，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不断创新，发挥好非政府组织和民众的参与积极性。在政务公开方面也要注意加强政府与公民社会的互动，改善政府对公民诉求的反馈能力，同时要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对公民、企业和公共组织分层次地提供信息服务，并且力求以不同的公开形式提供便捷地政务信息服务。

② 海南大学有多个校门

海南大学有3个校门，分别是新南门，北门，东门。校区新南门是世纪大桥，直通桥西教师区，再往西就是美的海口湾。北门附近有著名的白沙门公园和琼州海峡海滩。南门附近是海口市教育局和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海甸校区。东门对面为海口市人民医院。

(2)海南特区服务型政府公共政策的创新扩展阅读

海南大学的办学四大特色

学校经过仔细研究，最终确定了最能体现区域特色，又符合地方以及国家需求的四个学科方向，那就是热带、海洋、旅游、特区。

在热带研究方面，海南大学专门设立了热带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部，重点聚焦热带农业、热带植物、热带畜牧业、热带渔业、热带旅游、热带海洋资源等学科方向的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

与此同时，学校以科研创新平台和人才资源优势为依托，建立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大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学校坚持“引进来、送出去，强化本土培养”原则进行师资队伍建设探索，为开展海洋研究打造出了一支高等教育的“梦之队”。

学校自主培养了省内唯一的“长江学者”并打造了海洋领域的研究团队，同时还引进了专门从事海洋建筑化学及相关新型建筑材料研究的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作为培养本土人才的高地，海南大学立足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着重加强了旅游人才储备和资源条件建设。

2010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顺利完成收回旅游学院的共作，使旅游学院真正成为海南大学的一份子；同年，在省校合作框架下，经省政府批准，海南大学与南开大学联合成立了“海南国际旅游岛发展研究院”。

学校在“海南经济特区体制机制创新研究”学科上，立足海南经济特区体制机制建设，依托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学科，围绕海南经济特区法制建设、大特区经济管理体制机制和服务型政府管理体制创新、国际旅游岛建设体制与机制创新等方面开展研究。

③ 深圳建立经济特区后得到了怎样的发展

经济特区
中国政府允许外国企业或个人以及华侨、港澳同胞进行投资活动并实行特殊政策的地区。在经济特区内，对国外投资者在企业设备、原材料、元器件的进口和产品出口，公司所得税税率和减免，外汇结算和利润的汇出，土地使用，外商及其家属随员的居留和出入境手续等方面提供优惠条件。
从特征上讲，经济特区是我国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吸引外部资金、特别是外国资金进行开发建设的特殊经济区域；从功能上讲，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窗口、排头兵和试验场。这既是对经济特区特殊政策、特殊体制、特殊发展道路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经济特区承担的历史使命和实际作用的概括和总结。
国家的经济特区有：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实际上现在各个省、各个市都还有自己的开发区之类的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区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经济特区，只不过没有正式的国家级名义而已。
我国经济特区的主要特点是：
1.特区经济发展的资金以利用外资为主；
2.特区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
3.对前来投资的客商给予特殊优惠和便利；
4.国家给特区较多经济自主权。
建立经济特区的重大意义在于：
1.可以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竞争力；
2.可以利用外商销售渠道，适应国际市场需要和惯例，从而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
3.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了解世界经济信息；
4.有利于学习现代经营管理经验，培训管理人才；
5.可以扩大我们走向世界的通道，开辟世界了解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窗口

④ 作为一名国家公务员应如何遵徇和创新社会公共政策

那肯定是遵循相关政策规定通过自己的奋斗和努力来为国家创造一定的财富，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想好法子和对策总能为国家的公共政策做一番创新，祝您成功谢谢采纳

⑤ 现代政府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关键词：公共服务；职能；建立方向 一、公共服务型政府概念的界定及特征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指按照公众的意愿和偏好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以回应公民和社会的需要为政府职能定位，建设依法、有效、透明、负责和公正的政府，其根本的目标是公众满意。因此，公共服务型政府既不是简单地强调服务态度的转变，即所谓“微笑服务”，也不仅仅是把政府的职能转变为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而是强调这种对公共服务的提供是按照公民的意愿提供的，追求的根本目标是公民满意。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效率、公正、责任、规范、透明、合法等无疑都是现代政府的特征，也是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谋求合法性的政府必须倡扬的价值和目标。但现代政府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对其角色的基本设定，即按照公众的意愿和偏好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回应公众的要求。这也是服务型政府区别于其他类型政府，如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效能政府的基点。 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主要职能 作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应具备以下主要职能： 提供制度供给服务。作为秩序化的代表的政府，必须为人们和社会提供社会秩序的制度供给，也就是要为社会制定一个权威的、人人必须遵守的制度框架或者制度模式。制度供给的内容非常多。如法律制度、政治制度、财产权制度、财政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服务型政府最好和最大的服务就是良好的制度供给。 提供良好的公共政策服务。服务型政府制定公共政策要从公共性的角度出发，为解决社会稳定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制定政策。如环境保护、社会保障、义务教育政策、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等。政府在基本制度已经确立以后，其主要的服务就是提供良好的公共政策服务。 提供公共产品。从理论上讲，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决定了不能通过市场解决，而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的提供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尽可能在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让社会组织来提供，但是政府要做好组织工作。 提供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时的劳务行为的总称。实际上，它是解决政府如何提供制度供给，如何采取和制定公共政策以及如何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服务行政理念的指导下，在服务程序、态度、效率等方面为当事人提供热情、快捷和周到的服务，而不是冷漠的官僚主义者。 三、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原则 分权原则：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要遵循科学分权原则。首先是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的合理分权，使权利科学定位并准确归位；其次是权力下放，科学分解职能，扩大地方府、市场和第三部门的自主治理权；再次是通过制度和体制创新使社会公众切实享有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的参与权和管理权。 法治原则：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法治政府，是有序的政府。政府要依法行政，无论是服务的政策、手段，还是服务的程序都要法治化。法治原则要求政府建立健全适合现代服务行政要求的行政程序法和行政实体法，依法重构和规范行政审批制度。 责任原则：服务就是履行责任。责任原则要求政府建立一套完整而有制约机制的服务行政责任体系，使社会公众能够有效监督政府，真正实行民主行政和责任行政。服务行政责任体系应当由经济、政治、法律、道德沮会等方面的责任制度构成。 效能原则：效能是效率、成绩、功能的统一体，效能最大化是现代管理的本质要求和最终目的。科学的发展观更加注重政府的服务功能，因此，公共服务型政府不仅要追求可以量化的服务成效，更要追求能够使经济、社会、自然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服务功能。 竞争原则：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以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为运作平台的，竞争型政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政府与市场、社会公众之间的竞争关系，要求还权于市场和社会公众，还利于民；另一方面表现为区域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要求引入企业经营管理理念，服务、推动并参与竞争，政府通过竞争更好地履行公共服务职能。 四、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方向 根据政府服务职能的定位，构建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模式必须做到如下几点： （一）公共服务职能的顾客导向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的社会职责是根据顾客的需求向顾客提供服务。在新公共管理中，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官僚机构，而是负有责任的“企业家”，公民则是“顾客”或“客户”。

⑥ 公务员应如何遵循和创新社会公共政策

那肯定是遵循相关政策规定通过自己的奋斗和努力来为国家创造一定的财富,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想好法子和对策总能为国家的公共政策做一番创新,

⑦ 从哪四大战略定位透析海南未来发展前景

适值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之际，海南迎来了新的四大战略定位：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这为海南下一步发展确立了更高的战略定位，指明了全新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党中央对新时代海南在扩大开放方面闯出一条对全国有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新路的殷切期望。随后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就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海南描绘了一幅未来发展的绚丽蓝图，同时为实现这一雄伟目标制定了具体的时间表和线路图。

海南是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也是唯一一个省级经济特区。与国内其它自贸区和单一城市经济体相比，海南作为单一省级行政区划，整体上是在更大地理空间范围内建设自贸试验区，其建设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最终的成功将会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更大的带动效应、示范效应和辐射效应，所谓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三、如何建设中国特色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

海南全面深化对外开放、建设中国特色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简单地说就是要让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要素都能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在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条件下自由流动起来，就是要让国内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切要素出得去，让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货物、资金、人员等外部要素进得来。通过上述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动，实现资源高效率、高效益的优化配置，满足要素报酬递增和利益最大化的需要。

纵观国际上的各类自贸区，大致划分为自由港型、工贸结合型、贸易型、出口加工型、保税仓储型等多种类型。

与其它类型的自贸区相比，自由贸易港被视为目前国际上开放水平最高的经济特区，其在政策上自由度更高，在市场准入方面门槛更低，在投融资方面也更为便利。由此可见，作为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对所在地区的经济运行的体制和制度设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政府管理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近年来，我国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相对而言，海南的发展基础仍较为薄弱，起点不能说很高，所以困难和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我们既要站在更高起点上谋划和推进改革，也要认识到任务的长期性与艰巨性，通过潜心研究海南省情和国际通行的自贸区建设和发展规律，瞄准自由贸易港这一高水平开放新形态，寻找突破口和着力点，时不我待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第一，以进一步解放思想为突破口，扫除一切不利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的战略定位，尤其是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制度设计为海南冲破现有一切阻碍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固有观念和体制机制束缚提供了契机。海南全省上下应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应通过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改革创新体制机制等方面所进行的大胆探索和试验，做到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逐步形成制度成熟、规范有序、运行高效的自由贸易区（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第二，从理论和政策上厘清改革与开放的关系，只有改革与开放同步推进、相辅相成，海南才能最终到达胜利的彼岸。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是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不二选择,也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顺利崛起的不竭动力源泉。就二者关系而言，改革是为了更好更有序地开放，开放也无疑会促进改革进一步深化，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还是后来设立的上海浦东、天津滨海等新区,虽然各自肩负的使命不同,但无一不是体现和展示了“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基本理念和大胆实践。海南作为相对落后和缺乏市场腹地的岛屿经济体，扩大对外开放是海南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样，海南要打造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也必然要改革和扫除一切阻碍开放的体制机制和制约。

第三，要把“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落实到每一个领导干部和海南人的行动中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建设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一前所未有的壮举和崇高使命要求我们来不得半点“急功近利”心态和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时刻保持爬坡过坎的压力感、奋勇向前的使命感、干事创业的责任感，和时不我待的精神状态，致力于在改善营商环境、吸引高端紧缺人才、提升政府和社会公共服务的国际化水准等方面取得让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质性成果。

第四，要以制度创新为抓手，把海南打造成我国开放层次最高、营商环境最优、聚才优势最强的新特区、新标杆、新高地。建设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需要破除一切不利于深度开放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因为这涉及到各种既得利益的调整和新的用人制度的形成，所以对很多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场“革命”。同时，形成更加成熟、更加稳定和透明的的制度体系，我们还要逐步探索高度自由化和高度便利化的贸易与投资政策，以及与此相关的土地使用政策、用工政策、外籍人士的长期就业和居留政策、市场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政策，甚至符合未来海南自贸区（港）特点的公共服务政策等，这些政策设计伊始就应该牢记海南的制度创新应作为将来建设其他自由港或者高度开放的内地自贸区参考、借鉴和推广的“海南经验”这一重要使命。

第五，采取“拿来主义”和自我探索相结合的办法，是现阶段加速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可行路径。结合海南自身特点，有针对性、有选择地学习借鉴国内外自贸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成功经验，不失为当下海南此类经验不足、人才匮乏和急需“成果效应”示范的一个可行而便捷的路径。自由贸易港形态各异、多种多样，既有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功能复合型的“整体自由港”，也有迪拜、伦敦模式的“腹地自贸港”。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可在充分考虑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借鉴中国香港、新加坡、迪拜等地的成功经验和实践，建设初期以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推动投融资和贸易自由化、营造良好的监管和赋税环境、完善商事争端解决机制、便利人员与服务自由流动等领域的改革与制度创新为着力点，逐步达到建设全方位、高水平开放的港城融合型自由贸易港的最终目标。

第六，抓住决定海南改革开放成败的“牛鼻子”不放松。在关键因素、关键制度、关键障碍、关键领域上精准发力、持续发力。以“重要窗口、试验平台、开拓者和实干家”要求为目标导向，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大无畏气概，去攻克新时代万里长征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个“堡垒”、拿下一个个“山头”。

总而言之，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能否最终取得成功，高水平、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一流的科技与管理人才、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就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并且是关键因素中的关键。

我们的事业前无古人，我们的事业光荣而艰巨。我们惟有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以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和只争朝夕的紧迫感，进一步发扬特区精神，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更好担当起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惟其如此，海南成为展示中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一张靓丽名片便指日可待。

内容文字来自新华网

⑧ 迟福林的研究领域

20多年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
2008年“两会”期间，《人民政协报》发表专访，概括迟福林20多年的改革研究生涯：“他身在海南，却放眼全国。他现在是学者，却曾经是官员。他以研究经济体制改革见长，每年主持多个改革热点课题的研究，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这个偏于一隅的学术机构放眼八方，蜚声海内外，使这个位居天涯海角的‘学术重镇’以巨大能量辐射全国，成为中国改革研究重要基地。他，就是被称为改革‘智囊’的迟福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迟福林从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起航，长期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极大的热情和激情，围绕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政策需求，潜心研究改革发展的重点、难点、热点课题。发表论文500多篇，出版中英文专著22本，主编改革研究报告58本。迟福林改革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前瞻性、战略性和对策性。90年代中期以来，他主笔提交的100多份改革政策建议报告，许多被直接采纳，有的被用作中央领导重要讲话和中央文件起草的重要参阅件。他以服务于改革的政策决策为己任，很多改革研究成果在改革决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回顾迟福林主持的重大改革研究课题，可以看到他竭心尽力服务于改革政策决策的历史轨迹。1991年，迟福林提出社会主义需要市场，随后又提出从国有企业向国有资本过渡的改革思路；同年开始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出建立从“以公积金为主、个人账户为辅”逐步过渡到“以个人账户为主”的中国社会保障模式；1992年提出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主张全面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革；他先后提出的“从国有企业到国有资本——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主张”、“国有资产市场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建立国有控股公司深化国企改革重头戏”、“历史的必然——国有资产市场化”、“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等观点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观点，其中“我国股份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正确方针”一文获全国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海南新体制构架与实践》获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国家“八五”重点出版图书奖，“市场经济环境下国有经济的发展”一文获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优秀论文奖，“当前确立劳动力产权至关重要”一文获优秀社会科学论文一等奖。1993-1995年，在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张过猛，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迟福林主持经济快速增长与抑制通货膨胀课题，提交了“在经济快速增长中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的五十条建议”，受到相关部委的高度重视，被国家有关部委在制定政策时大篇幅采纳。1996年，迟福林主持商业银行体制改革课题，提交“以解决债务为重点加快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建议”，引起国家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1997年-1998年，他主持研究“农民土地使用权课题”，提交了以“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为题的改革政策建议报告，该建议报告被用作中央主要领导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十五届三中全会决议起草的参阅件；“赋予农民长期而又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被十五届三中全会决议直接采用，“农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权至少30年不变”、“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应当给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权”等建议，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过程中被用作参考资料。1998-1999年，他主持研究“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形成的研究报告被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文件起草组调用50套作为参考资料。1998年-2002年，迟福林连续5年主持“基础领域改革”课题，重点研究电信、电力、铁路、民航等垄断性公共部门的市场化改革，提交的调查报告、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报告在基础领域改革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影响。有专家指出，形成的研究成果对深化垄断领域的改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 2003年SARS危机中，针对突发性公共安全危机中政府角色的现状，迟福林提出“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议，呼吁“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就业安全、收入安全、养老安全、健康安全，建设有效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构建以弱势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社会保障网络，完善危机管理制度和危机处理机制，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安全，都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产品”。2003年以来，迟福林致力于政府转型与政府作用的研究，先后提出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建立并完善公共服务体制”等重要理念，得到了高层领导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对改革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海南经济特区20年改革发展的某些重大战略决策，都与迟福林的研究密切相连。1988年-1993年，迟福林主持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和海南省体制改革办公室的全面工作，负责海南特区“企业股份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主持创立“个人账户与社会共济相结合”的社会保障海南模式，为海南特区率先进行企业股份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并取得成就、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做出了贡献。随后又主持“海南特别关税区”课题，形成上、中、下三个总体方案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得到多方面的赞同。90年代中期，迟福林主持琼台农业项下自由贸易研究课题，形成《关于实行琼台农业项下自由贸易的建议报告》，引起中央有关领导的高度关注；他长期坚持洋浦自由港区研究，多次向海南省委、省政府提交关于洋浦自由港区建设的研究报告和建议报告，为中央相关部委和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洋浦经济开发区建设发展决策提供了研究支持；他主持海南特色经济结构和更具活力体制机制课题研究，提交《突出“特”字——构建具有海南特色的经济结构和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研究报告》。2001年我国入世在即，迟福林主持海南经济特区通过产业开放拉动产业升级的研究，首次提出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议，2002年提交了《建立海南国际旅游岛可行性研究报告》，2007年主持完成的《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总体方案）》；2008年根据海南省政府的委托，研究提交《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行动计划》；2009年主持完成《海南国际旅游岛——政策需求与体制安排》，省委书记和省长做出重要批示，要求海南省各有关部门参阅，并上报中央相关部委。 迟福林已从踌躇满志的改革研究初尝者转变成为著作等身、具有广泛影响的经济改革研究专家。丰硕的成果是他继续钻研、孜孜以求的新起点。近五年，他以政府转型研究为重点，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对新阶段的经济社会转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也有可能成为影响我国后转型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
改革研究的广阔视野
一、我国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变化
早在2000年，迟福林在《中国：改革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就对我国改革开放作了回顾和前瞻。他认为，同过去20年的改革相比，在复杂多变的国内环境面前，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作出一个基本的估计和判断至关重要。改革开放30年之际，迟福林在深入研究总结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我国30年改革发展的最突出成就是实现了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变化”，开始“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他认为，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是我国30年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的重要背景。这个过渡既带有“转轨中发展”的特点，也带有“发展中转轨”的色彩。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许多问题，需要结合这些宏观层面的结构性变迁来思考和分析。迟福林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个国家（地区）的社会需求结构，以及满足这些社会需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制度结构等，可以作为判断发展阶段的基础，其中一个分析视角是把发展阶段划分为生存型阶段和发展型阶段。在生存型阶段，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发展型阶段，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但全社会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发展的目标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发展。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广大社会成员要求加快经济、社会与政治体制的全面创新，使之与发展型阶段的消费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相适应。迟福林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等五个方面，可以作为判断我国开始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的参考性指标。按照这些指标，我国在本世纪初（2000～2003年）开始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这与我国在本世纪初“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的判断相一致（《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发展阶段的演进轨迹及其引申》，《改革》杂志，2008年第10期）。作为一名以服务于改革政策决策为己任的经济学家，迟福林强调，从生存型阶段步入发展型阶段，不仅表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也意味着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发展方式等，都在发生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活力，也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矛盾，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迟福林将这些归纳为三大矛盾，即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公共治理结构建设滞后的矛盾。迟福林将如何以改革的方式破解三大矛盾作为他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提出了诸多具有独立性、客观性、前瞻性的观点和见解。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面临着日益突出的诸多矛盾。比如，区域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相当突出，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能源、资源等问题全面快速凸显，环境问题开始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这些矛盾，迟福林从更深层次剖析，认为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产生诸多矛盾的主要根源，建议“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以政府转型为基本目标——论“十一五”时期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光明观察》，2006年10月10日）。迟福林认为，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实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其客观性。一是经济体制转轨的过渡性特点；二是经济增长中的阶段性要求。在改革开放之初，当企业还没有成为市场主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政府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扮演投资主体、建设主体的角色。但是，在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各种问题就逐步暴露出来，成为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突出因素。迟福林判断，“从总体上来说，我国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条件和时机都很成熟”。他建议政府应由经济建设主体转向创新环境主体，把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市场环境作为重要职能，加快行政配置资源向市场配置资源的转变，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而实现三大转变：即从注重生产向注重消费的转变；从注重经济增长向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转变；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向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以政府转型为基本目标--论“十一五”时期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人民网，2006年10月18日）。在全球倡导低碳经济和绿色复苏的背景下，迟福林将资源环境问题作为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他认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现日趋尖锐的趋势。尽管我国资源总量丰富，但许多关键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阶段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以高物质资源消耗为主，没有充分利用人力资源。这不仅使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不断降低，也带来了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处在历史新起点的我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报告》，2008年第1期）。迟福林认为，市场化改革仍然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应对资源环境约束，需要深化市场化改革，在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一是尽快解决资源环境制度安排的内在缺陷，为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制度保障；二是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加快资源要素市场化进程；三是实现环境保护和利用的“三个转变”，即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公共服务体制研究
2005年，迟福林提出我国社会矛盾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其中一大矛盾是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矛盾的变化与再分配》，《经济参考报》，2005年12月19日）。他强调，我国在成功解决私人物品供应之后，已开始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为此，迟福林提出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作为“十一五”时期改革攻坚的重大任务，要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十一五”时期要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2月20日），建议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与政府转型相结合，将之作为“十一五”时期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与政府转型》，《中国改革报》，2006年7月10日）；要以在进一步指出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改革和规范中央地方关系，建立中央与地方公共服务分工体制。2007年，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迟福林带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团队，承担《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的研究撰写工作，形成以“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为主题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年）。在这份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迟福林呼吁要在城乡、区域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追求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这一观点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四、政府转型与政府自身建设
2003年SARS危机期间，迟福林对这一危机背后隐藏的深层次体制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率先提出政府转型，即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此后，迟福林在政府转型研究领域形成了大量学术成果和政策建议报告，在学界、政界和媒体中赢得广泛共识并产生积极影响，许多建议被政府决策部门采纳并付诸实践。迟福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政府投向公共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财力没有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形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仍是一个经济建设型的政府，政绩考核中经济指标优先，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济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发展。为此，迟福林提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并明确政府转型的五项主要任务：一是从优先于经济目标向优先于社会目标转变；二是从投资型财政体制向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转变；三是从封闭型的行政体制向公开透明的行政体制转变；四是从行政控制型体制向依法行政型体制转变；五是从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向统一协调的行政体制转变（《加快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SARS危机后的我国政府改革》，载《改革与多数人的利益》，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他认为政府改革是我国下一阶段改革的中心和重点，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其基本目标，要以人为本，着眼于解决当前最突出的经济社会矛盾，为社会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建议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中要统筹规划，加快解决政府转型中事关全局的重大体制问题，同时进行现代政府理念的宣传和教育。迟福林敏锐的观察到社会矛盾和公共需求的变化，深入思考这些变化与政府转型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我国公共需求呈现快速增长趋势，需求结构逐渐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但是，我国就业、公共医疗、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的公共服务供给难以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由此形成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突出矛盾。他认为，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理念创新，按照社会客观形势的变化加快推进政府转型的实际进程（《公共需求变化与政府转型》，《光明日报》，2005年7月19日，《新华文摘》，2005年第18期）。迟福林对新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作了深入研究，认为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是从关注公共需求变化和扩大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出发。2007年，迟福林主持研究了“可持续发展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课题，相继形成“推进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目标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20条建议）”、“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体制保障（16条建议）”等政策建议报告。2008年3月，他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提出，新阶段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点和关键：第一，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在于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提供重要的体制保障；第二，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重要的是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第三，统筹中央与地方关系，实质是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合理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建立与此相适应的财政税收体制和官员考核机制。
五、危机挑战改革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迟福林主持了“增长与改革”、“扩大内需的体制与政策”、“危机挑战改革”等课题，探索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的难题。他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一场灾难，带来世界经济普遍衰退；危机又是一次机遇，它促使各国、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深入反思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寻求改革创新，加快发展方式转型。他认为，危机不是绝对的坏事，它往往是推进改革的重要契机。在采取反危机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需要积极主动地布局下一步改革，走出一条短期和中长期兼顾、标本兼治的新路子。迟福林认为，我国发展当前面临的困难是国际金融危机与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滞后的交织，是短期保增长与中长期经济结构调整压力的叠加，集中表现为体制性、结构性缺陷造成的内需不足。扩大内需既需要对相关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更需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他认为，在提高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措施中，比较有效的办法是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短期看，它有利于提振信心，形成扩大内需、拉动消费需求的重要制度保障；从中长期看，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破解新阶段增长方式转变和公共需求转型的难题，成为新阶段改革的重要内容，成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行政改革的结合点，成为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和改革动力的社会基础。 迟福林在其主编的《危机挑战改革》结语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发生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对30年后的改革提出阶段性的新要求”。这就需要有更多关注改革，为改革竭心尽智、无私奉献的人。对于迟福林这位多年如一日殚精竭虑促改革的学者而言，改革研究必将是其一生追逐的梦想和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