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马鞍山村的自然资源
全村有耕地总面积256.37亩(其中:田78.08亩,地178.29亩),人均耕地1.33亩,主要种植水稻、玉米等作物;拥有林地730亩,其中经济林果地130亩,人均经济林果地0.67亩,主要种植竹子、柑橘等经济林果;草地220亩;荒山荒地196亩,其他面积77.63亩。有煤矿等资源。
② 晚清重臣,张之洞的个人档案
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其名字或出自《庄子·至乐》中的“张之洞庭之野。”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清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于贵州。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廿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1966年,张之洞的坟墓被扒开。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基本信息
姓名
张之洞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贵州
出生日期
1837年9月2日
逝世日期
1909年10月4日
职业
政治家
字号
字孝达,号香涛、香岩
谥号
文襄
墓葬
南皮县双庙北,原墓已毁于文革
籍贯
直隶省南皮县
主要成就
创办自强学堂、三江师范学堂
目录
1 人物简介
2 名作刊布
3 刁难孙中山、梁启超
4 情感生活
5 生平经历
6 人物评价
7 身后之事
8 人物轶事
展开
1 人物简介
2 名作刊布
3 刁难孙中山、梁启超
3.1 刁难孙中山
3.2 刁难梁启超
4 情感生活
4.1 石氏
4.2 唐氏
4.3 王氏
5 生平经历
6 人物评价
7 身后之事
8 人物轶事
8.1 工作狂
8.2 爱猫
8.3 大度
1 人物简介 编辑本段
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其名字或出自《庄子·至乐》中的“张之洞庭之野。”。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清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于贵州。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廿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张之洞早年一度是清流派健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力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注重教育和治安,主导了中国近代的警察制度,对清末教育和社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还曾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八国联军入侵时,大沽炮台失守,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互保”,并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军起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有《广雅堂集》。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2 名作刊布 编辑本段
1898年7月25日,清廷将张之洞所著《劝学篇》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令其广为刊布,努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劝学篇》标“中体西用”之旨。当变法维新之时,清廷颁发此书,意在强调维新变法将坚持维护封建制度之基本立场。不过,变法运动的实际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此种限制。[1]
3 刁难孙中山、梁启超 编辑本段
清末洋务重臣张之洞,是同治二年慈禧太后钦定的“探花”,自然是才华横溢。张之洞性情乖僻,其言其行多与常人迥异。他常自鸣不凡,爱作诗出联,在湖广总督任上曾写过一首七绝,其诗曰:
南人不相宋家传,自诩津桥警杜鹃。
辛苦李虞文陆辈,追随寒日到虞渊。
诗中说的是南宋的皇帝们常不愿启用南方人做宰相,但南宋几个著名忠臣李纲、虞允文、文天祥、陆秀夫却都是南方人。张之洞以此影射清廷的满汉畛域之分,表达自己不受朝廷重用的怨忿之情。他自感个人功绩在当朝无人可出其右。
张之洞常以长者自居,虽礼贤下士,但初见那些后生辈时,爱卖弄自己的文采,时而出个上联加以刁难。
3.1 刁难孙中山
早年孙中山从国外回来时也曾去拜会张之洞。孙中山当时递呈了一张“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的名帖。张之洞见后很不高兴,心里直嘀咕:“一个平民布衣,竟敢与我这封疆大吏称兄道弟,简直不知天高地厚。”于是便在那帖子背面写了一个上联:
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竟敢称兄弟!
然后叫门房把名帖还给孙中山。孙中山一看便知这位张大人瞧不起自己,便讨来笔墨,对了一个下联: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
孙中山的下联可谓针尖对麦芒,说得直截了当。张之洞看后一惊,心想此人不仅行文不俗,而且流露出一股少有的豪迈之气,日后定当有大作为,便马上礼请入衙。
3.2 刁难梁启超
相传,当年梁启超先生到武昌讲学时,曾慕名拜访张之洞。一见对方乳腥未干,这位晚清“探花”便开始倚老卖老,他缓缓道:“听说先生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老夫倒想请教请教。我出过一上联,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下联,想请你对个下联。”张之洞的上联是:
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
先生来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联中的“四水”是指“江淮河汉”这四条中国的大江大河。而“江”按传统惯例专指中国第一大河长江,故言“四水江第一”。“四时”则指“四季”,夏在四季中排序第二,所以说“四时夏第二”。同时它们又构成“江夏”二字。因而上联寓意是:你这小子来江夏拜见我老人家,咱们两人在当今中国,究竟“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潜台词自然是“老夫第一”。
此联出得很刁,但梁启超何许人也,转个背即念念有词地对出一下联:
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
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前?何敢在后?
这里的“三教”即儒、道、佛,“三才”指天、地、人,“儒人”则指读书人。梁启超说的是:我这个读书人尚知晓尊敬前辈,是故“何敢在前?”但以真才实学来看,我小子可能还略高于你老人家,所以只有当仁不让地“何敢在后?”
梁启超巧避锋芒,不卑不亢,不失分寸,对得既工仗又得体。一向清高的张之洞碰了一个软钉子,便连声叫绝,执礼甚恭。[2]
4 情感生活 编辑本段
4.1 石氏
咸丰四年(1854年)冬天,张之洞收获了一份爱情,他的另一半是贵州都匀知府石煦的女儿石氏。张之洞虽说还未成年,但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要求晚婚晚育,所以两人很快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石氏温柔贤淑,她身上不仅有着母亲朱氏身上的优良品质,还继承了朱氏的琴艺。婚后,夫妻俩经常在一起弹琴、唱歌,一起走过了11年的风风雨雨,直到同治四年5月,石氏忽然病故。石氏算得上张之洞生命里最重要的女人,在过去的11年里,石氏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尽情尽责地做他的知音和贤内助。
4.2 唐氏
同治9年春天,张之洞迎娶了二房夫人——湖北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的长官,正三品)唐树义的女儿唐氏。好景不长,这段婚姻只有两年多,同治11年年底,唐氏病故,给张之洞留下了一个一岁半的儿子。
4.3 王氏
光绪二年(1876年)冬,张之洞的四川学政任期结束。有意思的是,这次回京他又带回了他的第三任老婆——好友王懿荣的妹妹、四川龙安知府王祖源的女儿王氏。
六年前,张之洞从湖北任职期满回京,与王懿荣成了好友和邻居,当时,王氏也随哥哥住在北京,是张之洞名副其实的“邻家小妹”。王氏温文贤淑,知书达理,才华出众,她和张之洞的第一个老婆石氏有得一拼。张之洞就很喜欢这个邻家小妹,但张之洞刚刚续娶了唐氏,实在不想劈腿,更不想私奔。
光绪二年(1876年)年初,张之洞到四川龙安府主持府考,在王祖源府上见到了四年未见的王氏。他以为王氏早已为人妻为人母,可王氏却是个心高气傲的女生,超级剩女仍然待字闺中。张之洞得知这一情况后怦然心动,向王氏表达了爱慕之情。王氏似乎在等待张之洞呢!在王懿荣的撮合下,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当年八月在成都举办了婚礼。
王氏虽然不会抚琴,但她有一项才艺,完全可以和石氏的琴艺媲美——作画。王氏的画技十分精湛,张之洞十分欣赏。婚后,夫妻俩一个作诗,一个作画,也别有情趣。
王氏绝对是个贤内助,张之洞无论作什么决定,她都力挺。比如,当张之洞决定将自己的工资捐出兴建书院和购买图书,而成为月光一族时,她全然支持;当张之洞将那两万参费银裸捐给贫寒学子时,她也没说出半个不字。如此胸襟,真可不是一般的女人。
光绪五年(1879年)二月,张之洞第三次经历了丧妻之痛!和他情投意合的妻子王氏病故,给他留下了女儿张仁准。
王氏死后,后半辈子张之洞再也没有正娶。他虽然娶了李氏、秦氏等作为侧室,都没有把她们扶正。[3]
5 生平经历 编辑本段
1884年中法战争时,由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起用退休老将冯子才,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又设广东水陆师学堂,立广雅书院,武备文事并举。
1889年至1907年任湖广总督。在英国、德国支持下,成为后起的洋务派首领。督鄂期间,着力扶持民族工业,先后开办汉阳铁厂、湖北兵工厂、马鞍山煤矿、湖北织布局、湖北缫丝局等重轻工业企业,并筹办芦汉铁路。他主持修筑的武昌南北长堤和汉口后湖长堤排除水患,划定了20世纪初的武汉三镇与今天的武汉市相近的城市规模,同时支持民族企业家操办水电等现代化市政建设,为武汉自近代以来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1890年创建两湖书院。
1893年奏请清政府创办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
1894年署理两江总督。曾上疏阻和议,要求变通陈法,力除积弊。邀请外国教官训练江南自强军。
1896年回武昌,任湖广总督,按照德国制式改造湖北旧军为新式陆军。创办湖北武备学堂。德国教官法金汉后来是一次大战时期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
1896年请奏创办江南陆师学堂。
1898年发表《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以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纲常,与戊戌变法的激进主张保持距离。戊戌政变后,张之洞以先著《劝学篇》得免议。
1900年力主镇压义和团运动,与刘坤一、李鸿章等东南督抚实行东南自保,不理会慈禧太后对联军开战的命令。镇压唐才常自立军起义。
1901年与刘坤一联衔上奏提出“兴学育才”办法四条,仿日本学制拟定“癸卯学制”(即1903年经修改重颁的《奏定学堂章程》),为全国最早采用的近代教育体制。邀请日本教官训练湖北新军。
1902年继刘坤一,再度署理两江总督,1903年2月上奏《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强调办学首重师范,拟“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并委任缪荃孙负责筹建,为近代南京大学之开端。
1903年回武昌,任湖广总督。
1906年,湖北新军经清政府中央练兵处统一编为陆军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
1907年授大学士,9月4日与袁世凯同日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
1908年督办粤汉铁路,晋太子太保。慈禧临终时受顾命,后力劝摄政王载沣不杀袁世凯。
1909年10月5日在北京白米斜街寓所去世,谥文襄。
③ 武汉江夏八分山那里的水库是沙港水库吗可以露营吗
院基寺水库-月亮湖营地、泥河水库-星星湖
、梅店水库-日光湖
、万国公园九宫山、天兴州、
木兰草原、
珞珈山上顶上、东湖磨山落雁岛、江夏龙泉山、江夏八分山武汉九峰山森林公园、落雁岛植物园、鼎源农庄、快乐谷休闲二日游、
马鞍山森林公园、金银湖生态公园、
东湖朱碑亭、楚天台、江夏区纸坊青龙山森林公园、石榴红村、汤湖公园、
青龙山森林公园、锦里沟景区
④ 武汉江夏八分山那里的水库是沙港水库吗可以露营吗
院基寺水库-月亮湖营地、泥河水库-星星湖 、梅店水库-日光湖 、万国公园九宫山、天兴州、 木兰草原、 珞珈山上顶上、东湖磨山落雁岛、江夏龙泉山、江夏八分山武汉九峰山森林公园、落雁岛植物园、鼎源农庄、快乐谷休闲二日游、 马鞍山森林公园、金银湖生态公园、 东湖朱碑亭、楚天台、江夏区纸坊青龙山森林公园、石榴红村、汤湖公园、 青龙山森林公园、锦里沟景区
⑤ 马鞍山哪里需要煤矿
钢铁厂 发电厂这些啊
⑥ 盛宣怀的主要成就
参与创办第一个民用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1880年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1886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山东内河小火轮公司;19世纪90年代后期建成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1897年创建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895年办成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1904年春在上海创办红十字会,并被清政府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 1872年他建议李鸿章用建造商船来提供建造兵舰的费用,被李采纳,李委任盛办理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这是盛办理轮船航运的开始。同年拟定中国第一个集商资商办的《轮船招商章程》。
1873年, 轮船招商局正式营业,盛宣怀担任会办,从此他开始正式成为清末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
1875年李又委盛办理湖北煤铁矿务,从此盛又开始办理矿业。
1909年盛宣怀鉴于“商业振兴,必借航业,航业发达,端赖人才”,在南洋公学增设航政科,办航海一班,后于1912年独立成为吴淞商船学院,是为今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前身。 1879年盛建议李建立电报事业,李采纳之,又命盛督办。
1880年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
1881年盛宣怀被任命为津沪电报陆线的总办,从此进入电讯业。
1882年为了阻止外国人在中国沿海建立电报网,李委任盛建立上海至广东、宁波、福州、厦门等地的电报线。
1883年盛宣怀督理天津海关,他挪用海关钱粮来资济电报事业,混淆各个部门的经费,因此受到处分,但因多方说情未被降职。 1892年起,他又开始在上海督办纺织业。
1894年开办华盛纺织总厂;又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名义,控制大纯、裕春、裕晋诸多纱厂。 1896年起盛宣怀开始督办铁路。
因汉阳铁厂生产不景气,亏损严重,张之洞奏派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包括大冶铁矿、江夏马鞍山煤矿)。盛接办汉阳铁厂后,招募商股,将帅官办企业改为"官督商办",并改汉阳铁厂为总厂,委轮船招商局会办郑观应为总办,将大冶铁矿隶属总厂,接着便着手改造、扩充汉阳铁厂。针对汉阳铁厂缺乏燃料、产品质量低劣等问题,首先派委员带同外国矿师沿长江上下暨江、皖、楚西各境,搜求钻试,寻觅佳煤,结果觅得萍乡煤矿。遂向德国礼和洋行借德银400万马克作为资本,开办萍乡煤矿,解决燃料问题。随即奏派郎中李维格出国考察钢铁,求取炼钢新法,以提高产品质量。李在考察欧美钢铁工业的同时,找到汉厂产品质量低劣的原因。盛于是购置新机炉,全面改造铁厂。经过改造、扩充的汉阳铁厂,成为东亚"第一雄厂"。外人惊呼"中国醒矣"。但盛在改造、扩充汉阳铁厂时,为解决资金问题,在日本制铁所的诱惑下,以大冶铁矿得道湾矿山及矿局的全部财产作抵押,向日本兴业银行借款300多万日元,使大冶铁矿主权丧失。 甲午战争后,盛宣怀认为国家欲图自强,筹设学堂、培育人才是关键。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西国人材之盛皆出于学堂”。
1895年10月2日,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光绪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办大学,也是天津大学的前身。这一天也成为中国第一所大学建校纪念日。
北洋大学堂创建后,盛宣怀秉承“事事研求”的人生宗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形成了“西学体用”的思想理念。首先,他采用专家办学模式,奏明皇帝“须遴选深通西学体用之员总理”,聘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具体掌管设在天津的大学堂,并聘请了一批外籍教员。其次,针对当时清王朝在处理内政外交上急需熟悉法律的人才,以及急需开发矿业资源、发展机械加工工业的实际,开设了法律、土木工程、采矿冶金、机械工程等学科,并随着事业的变化,及时改变专业设置,添设新的专业。盛宣怀认为“师范、小学尤为学堂一事务中之先务”。所以他又开始了培植师资和生源的工作,1897年他建立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新式师范学院,以及第一所外院(即小学),连同相当于大学附中的北洋大学堂二等学堂,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三级学制,为中国新式系统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第四,盛宣怀注意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培养专门人才。学生入头等学堂先学习第一年基础功课,学完后,由总办、总教习察看每一个学生的资质,酌定今后的学习内容;即便是出国留学,也要根据每人的资质,选其专门学科去深造。第五,确立了“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的校风。
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是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台湾交通大学的前身。
1897年在南洋公学首开师范班,是为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
1909年在南洋公学首开航政科,后发展为独立的吴淞商船学院,是为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前身。
盛宣怀还创设了南洋公学附设译书院、电报学堂等。为适应清政府经济特科的选拔,他精心开办了“特班”,专门培养政府官吏,如为发展铁路事业,开办了“铁路班”。
盛宣怀与大学教育的渊源并不只体现在他亲自创办的这些学堂上,1916年4月27日他去世之后,其十余万卷的藏书被民国政府一分为三,分别给了圣约翰大学、交大和山西铭贤学校。解放后,这些藏书的分配又被作了重新调整,安徽大学、华东师大、山西农大成为新的受益者。甚至连盛宣怀与朋友来往的六百封信札,也被香港中文大学所收藏。 1910年办成私人的上海图书馆盛宣怀终其一生都十分注重文档留存,各种文稿、信札、账册甚至宴客菜单,吉光片羽,无不悉心收藏。盛宣怀在世共26106天,现仅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盛档”就有一亿余字,178633件,笼统一算,每天保存6.8件档案。如果加上流散在海外的“盛档”,数字就更为惊人了。
1975年,上海当时的市委写作班子组织了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图书馆三家单位的研究人员,开始对上海图书馆馆藏的800多大包的盛宣怀档案进行整理。这是1949年后第一次整理“盛档”。1997年,上海图书馆又再次组织整理“盛档”,这次整理共历时9年。800多大包的盛宣怀档案的具体数目是178633件。
盛宣怀当年的亲近幕僚叶景葵曾说过:“宣统之季,余在造币厂监督任内,公适筹画币制条款,召余商榷,函电属草,每于病榻亲自为之,精细为群僚之冠。”文中“余”系叶景葵自称,“公”即指盛宣怀。从盛宣怀对拟“函电属草”这样的事,即使卧于病榻,也必“亲自为之”,足可见盛宣怀对文案(实际上也是对档案)的重视。 盛宣怀作为慈善家,他在天津创立广仁堂,在上海开创万国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赈济家之一。
清同治十年(1871年),畿辅大水,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捐助衣物粮食,由盛宣怀购买并运到天津散发,这是盛宣怀第一次从事福利事业。河北水灾时,盛宣怀与父亲盛康一起参与赈灾工作,曾到江苏、上海一带募捐钱物,收效颇大,因此他才有把握向李鸿章要求增加一万两赈款,“回南劝捐,如数归缴”。
清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年),山西、陕西、河南、河北一带遭受极其严重的旱灾,史载饿殍达一千万人以上,被称为“丁丑奇荒”。李鸿章时为直隶总督,正处重灾之区,赈灾工作十分繁重。他在天津设立了直隶筹赈局处理赈务,盛宣怀以候补道的身份参加该局工作,于1878年5月,被派往献县主持赈灾。他会同地方官员下乡做了一次调查,给李鸿章写了两份报告,详细汇报了献县受灾后的情形。由于连年灾荒,当地农民除了土地之外已一无所有,久旱无雨,土地坚硬,种粮已被吃尽,农田大半荒芜,无人耕种,灾民或者流落外省,或者坐以待毙,形势非常严峻。灾民人数太多,“献县至少须发二万户,方能稍援垂毙”。盛宣怀所带政府赈灾款只有区区六千串,以每户一千文散放,只能救济六千户。盛宣怀请求借库平银一万两,以满足救济“极贫之户”之需。由于这是计划外的要款,可能拨不下来,盛宣怀提出:“此银如筹赈局无款核销,拟请代为转借,俟职道回南劝捐,如数归缴,决不敢短少”。
光绪五年,为了解决河北特大旱灾后遗留下来的为数众多的孤儿寡妇的抚养问题,盛宣怀秉承李鸿章的旨意,在天津设立一座名为“广仁堂”的慈善机构,其创办者和董事多为“南省助赈绅士”,如王承基、吴大澄、经元善、郑观应、李金镛等。其中王承基是上海人,吴大澄江苏吴江,经元善浙江上虞,李金镛江苏常州,郑观应是广东人,但也长期在沪经商。这些人大多是上海一些著名善会、善堂的堂董或司事。王承基光绪八年(1882年)被推举为上海同仁辅元堂的司总,经元善先后在同仁辅元堂、果育堂任职,郑观应曾任上海保婴局董事,后又在果育堂任董事,他们有着长期从事民间慈善事业的经历和经验。盛宣怀晚年回忆广仁堂时曾说:“北省向无善堂”,广仁堂可称南方绅商在北方创设善堂的开山之举。
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为了救助陷于战区的民众,上海的一些慈善事业活动家仿效西方红十字会的章程和办法,联合中立的英、美、法、德等国在沪的外交人士、企业家,在上海创设了一个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个组织虽然也带有政府背景,当时的两位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是肩负政府使命的幕后主持人,但出面活动的华人董事沈敦和、施则敬、任锡汾则都是长期在上海从事慈善事业的南方商人。这为1910年2月中国红十字会的正式成立起到先导的作用。
1906年春、夏,安徽、江苏发生特大水灾,受灾人口达730万人。由于地方官吏对赈灾救济工作的漠视和拖延,造成大批灾民流离失所,清江、沭阳一带灾民每天饿死者数百人,情况非常紧急。鉴于盛宣怀在历年赈灾活动中的影响和号召力,灾区绅民纷纷写信给盛宣怀,甚至直接派代表到上海拜见盛宣怀,呼吁他出面主持赈济工作。由于朝廷初次拨给的政府赈灾款只有十万两银子,远远不够使用,新任两江总督端方也竭力邀请吕海寰、盛宣怀主持义赈募捐工作。盛宣怀当时在上海和吕海寰一起与德国、意大利等国进行商约谈判,虽然公务繁忙,还是难以袖手,便承担起义赈重任。由于掌控了上海广仁堂这样一个民间慈善机构,盛宣怀运作起来颇为顺手。上海广仁堂成为徐、淮、海水灾的义赈主持机构,刊印灾启、登发广告、寄发募册、派员巡视调查、收取捐银、填开收照、编制账册、散放赈款赈衣、编印征信录,一概义赈事务,全由广仁堂经手办理,起到了组织机构和指挥中心的作用。
盛宣怀晚年谈及广仁堂时曾说:“上海广仁堂系鄙人一手所建设,平常办理各种善举,遇有灾荒,同人提倡义赈,历有年所。堂内捐置房地、矿业股份,以为恒产,如能经理得宜,未始不可达救人目的。”这里特意提出“上海广仁堂”,似有与1879年最初在天津创办的广仁堂作一区别的意思。天津广仁堂初办时带有官方色彩,经费有一部分来自官方,在上海设立的广仁堂则没有了官方经费的来源,主要由盛宣怀主持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汉冶萍公司、又新公司等企业赞助,已演变成完全民间性质的慈善组织。
这次水灾的义赈工作前后超过半年。由于江苏一些地方官员官僚作风严重、赈灾不力,盛宣怀致电两江总督端方表示不满:“官赈现由乡董地保造册送州,匀摊办法,义赈系经司事亲历各灾区查看开办,俟官赈放后,义赈以补不足。……向来官赈不过凭董保造册呈送,印委分极次贫匀摊,每口极多数百钱,散放极迟,克扣极多。且百姓皆称吃皇粮可不吃者亦都要吃,董保徇情而不中饱者,已算极好。宣官直东,总司赈务,亲督查户,洞察其弊,曾严惩印委,禀院以官作义,系将官赈并归义赈,责成义绅,随查随放,奏销则列明官赈若干,义赈若干。李文忠、张勤果不派委员,即派员亦止会同义绅而已。非必委员无妥人,实因章法不同。且委员所带之人,断不能耐苦终日奔波,故以候补官充义绅,亦能变好”。提出“官、义合赈”的建议,得到端方的支持。盛宣怀随后亲自起草制定了《江南北官义两赈合办章程十八条》,规范来自政府途径和民间途径款物的管理和发放办法,实际上官赈的管理权也已经归于上海广仁堂。端方在冬赈结束后上奏朝廷,褒扬盛宣怀等人的功绩:“自议定官赈义赈合办,绅任查产放钱,官任监视弹压,遴派员绅,分投开办,随查随放,不少耽延,办理尚称顺手。……至各属查赈,安静不扰,实惠普沾,则义绅之力为多。而此次义绅之遍布各属,力任劳怨,实由驻沪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主持公义,极力提倡所致。本年九月以后,该人臣等首倡义赈,于捐款弩末之时毅然认筹钱百万串,所派义绅类多朴实廉干之才。”这年冬赈结束后统计:“官赈发过银七十万两,合钱一百余万串,官办平粜米价充赈钱二十万串,义赈钱六十余万串,提用淮海各属积谷钱十余万串,约共钱二百万串有奇。”通过上海广仁堂募捐所得的义赈款占了全部赈灾费用的30%。
晚年时,盛宣怀对江南地区的绅商长期以来乐于参与灾赈活动屡有褒言:“江南义赈,闻于天下,垂四十年,凡遇各省荒歉偏灾,一经官绅布告,靡不竭力集资,四出拯济。”这是基于他数十年来主持义赈活动事实的基本结论。中国近代历年的赈济救灾活动中,上海地区的民间募捐活动确实是举足轻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