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比较中外财政支出的结构
题目：国外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结构及其困境比较分析
不论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都构成了其整个国家各项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财政则是各级政府维持其自身运转和发挥各项职能的关键性因素。公共财政理论认为,根据受益范围可将公共产品分为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后者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符合公平与效率原则。当前,财政联邦制(财政分权)成为各国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准则之一。政府间事权财权明确划分、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拥有较为固定的财政收入来源、地方财政拥有相对独立性是财政联邦制的基本要求。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受政治历史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出现不同程度的发展困境。文章在对国外若干国家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结构作出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部分国家地方政府财政发展困境及其走向。在国别上主要涉及美国、德国、加拿大等联邦制国家和英国、法国、日本等单一制国家,以及北欧福利国家。地方政府概念的界定在联邦制国家中通常指联邦成员单位以下的政府单位,如美国地方政府是指州政府以下的各政府单位,包括县、市、乡镇、学区和特别区等。在单一制国家中的地方政府是指相对于中央政府以下的各级政府单位,如法国的地方政府单位包括大区、省和市镇政府。
一、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分析
国家(政府)除行使政治统治职能外,承担着公共物品的供给。因公共物品的层次性,在不同层级政府间有着较明确的事权划分,地方政府作为基层政府提供相对于上级政府更具体、更贴近公众需求的公共物品。支出分配、收入分配和转移支付构成了地方政府财政体制安排的核心要素且紧密相关,职能决定财政的支出,职能的履行依托于财政收入[1]57。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上,各国地方政府主要承担教育、公共安全、交通通讯、社会福利等事权的支出,但不同国家间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对此支出结构没有统一的标准衡量优劣,主要看是否较好的满足了当地居民的需求以及财政安排的可持续性。
(一)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单位构成较为复杂,名称多样,在区域划分上存在重叠现象,但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能够较好的协作分工,较好的满足了辖区内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在事权支出上,主要负责辖区内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项目支出。在美国,公共物品供给上存在着明确的分工,通常联邦政府主要承担全国性、受益范围广的事权支出,如社会保障、公民保健、医疗照顾、国防、国际事务、利息支出等。地方政府的支出,主要包括约占政府支出总额30%的教育支出;各种公共福利、住房和社区服务设施、娱乐文化;用于维护地方公共秩序和安全的警察、消防和交通通讯的支出;用于维护地方政府运转和其人员的工资福利支出等。以1998年为例,教育在地方政府的支出中占43.3%,其它的如安全保障占11%、医疗卫生8.9%、社会服务和福利7.8%、交6.0%和一般公共服务5.7%、文化娱乐3.4%、住房2.0%。总体上地方支出占整个政府支出的1/4。而加拿大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范围主要由警察、消防、中小学教育、环境公园、卫生和地方公路等。1998年教育支出占地方政府的支出比重最大(42%);其次是交通和治安服务支出;在其它领域(包括医疗卫生、农业、林业部分支出很少)的支出处于适当水平,且分布均匀;债务服务利息在地方支出中占到6.8%[1]11-16。而德国地方政府层级主要包括乡(市)镇和县级政府。地方政府事权支出范围主要为地方行政事务及行政管理支出、地方公路建设和公共交通事务支出、水电和能源供应支出、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支出、住宅建设和城市发展规划支出、卫生和医疗保健支出、地方公共秩序管理支出等[2]。德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由社会服务所主导,在1996年,地方政府1/4的支出用于社会保障和服务,其次是用于医疗卫生和教育(14.5%和13.0%)、住宅(15.3%)、交通(6.0%)、文化娱乐(5.7%)、治安(3.4%)。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的支出中社会服务的支出处于增长之中,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却有所减少。
(二)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构成较为单一,层级性强,辖区划分明确,主要由单一政府单位负责公共产品提供。其地方政府构成如法国的大区、省和市镇,英国的郡和区,日本的都府道县和市町村。在法国,地方预算支出主要内容为:行政管理经费、道路、文教卫生事业费、房屋建筑费、警察、司法、社会福利和地方债务还本付息等。作为中央集权的行政国家,法国地方政府在预算支出上用于一般行政、警察、国防、造船和火灾保险方面的开支比重较大,超过地方预算总额的1/3;其次是用于交通事业、旅游和住宅建设方面的支出约占12.6%;保健、医疗卫生项目的开支达到11.6%;干预地方经济的支出达6.6%;地方预算在住宅建筑和修建方面,特别是为劳动人民修建低租费住宅方面的投资占国家总预算的20%。通过上述支出结构发现,法国作为单一制中央集权的行政国家,其一方面倾向于加大在政府自身运转的行政经费的预算支出,同时在为公众修建住宅方面有较大的偏好。
英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分为固定预算(经常
帐户)支出和贷款预算(资本帐户)支出两种。固定预
算支出主要包括教育经费支出、卫生保健支出、法院
及警察局经费支出、债务利息支出等。其中教育支出
包括学校午餐和牛奶、大学奖学金和助学金等,是地
方财政支出中总额最大的项目,约占40%以上;债务
利息支出包括对中央政府和其他贷款者的利息支
出,约占14%-22%;公共事业支出,包括道路、公共
照明、排水及垃圾处理、公园和娱乐场所等经费支出
约占14%-14%;法院及警察局经费约占10%以下;
其他支出约占14%左右。贷款预算支出主要包括住
宅、学校、医院、道路、桥梁等基本建设投资支出,并
且比重较大,约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30%以上。具
体为:住房占48%左右,道路桥梁占18%左右,教育
设施占17%左右,其它支出近年有所上升,占48%以
上[3]312-316。
而日本政府间财政支出划分上,倾向于“大地方
政府”,即地方政府承担着较大的事权和支出,强调
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大约70%的政府支出是通过地
方预算安排的[2]258-259。地方政府的支出主要是基础
设施、社会福利、教育、卫生保健等。具体来说作为日
本地方政府单位的都府道县和市町村政府,其财政
支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3]314:第一,用于公共投资
的支出规模较大。在1999年都府道县和市町村政府
预算中,公共投资分别占22.5%和11.3%。第二,政
府机关费用。其中,一般行政费占83%,司法、警察和
消防占80%,都府道县负责警察人员经费支出,市町
村负责消防人员经费支出。第三,国土保全和开发
费。第四,产业经济费用,包括工商费、工业基地建
设、旅游设施建设、农林水产等支出。第五,教育经
费,包括学校教育费和社会教育费。都府道县的教育
支出用于教职员的工资,而市町村的教育经费开支
用于学校设施的建设费。第六,社会保障费用,包括
老人儿童福利、卫生费、住宅费等支出。
(三)北欧福利国家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北欧国家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丹麦、芬兰、挪
威和瑞典(下称北欧国家)四国。北欧国家的政治体
制为典型的福利国家特征,其公共部门支出在国内
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在20世纪60年代与经合
组织国家(OECD)相当,约为30%,20世纪80年代
上升到50%[4]。增长主要用于社会、医疗和教育服务
等基本福利供应方面的改进和提高。北欧国家的政
府层级为中央政府下的一级或两级并存但互不隶属
的地方政府,如丹麦、挪威的郡(地区)政府和市镇政
2. 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包括哪些内容啊
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包括教育体系、公共卫生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社会福利体系等。
公共服务体系主要是指以政府为主导、以社会团体和私人机构等为补充的供给主体，为公民及其组织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为主要目的而研究建立的一系列有关服务内容、服务形式、服务机制、服务政策等的制度安排，最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与体制创新。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建立对于社会和谐、稳定，对于企业的健康发展、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对于节约社会资源、提高服务效率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资料：http://ke..com/link?url=iHbShCGK_7UV4WnQRvWiufJRa-_
3. 中外基本社会制度的比较总结
科学说法是集中和分散，政治说法专制和民主，名称叫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实际运行上委任与选举
4. 简要比较中外地方政府职能
（一）西方国家政府角色职能发展演变
前资本主义时期政府的角色与职能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的角色与职能
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政府的角色与职能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角色与职能
前资本主义时期政府角色职能
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自给自足，加之国民居住分散，交通与通讯不发达，以及在封建制下农民对土地的依附，使得为数不多的社会公共事务在分散状态下得到自行解决。
在自然经济状况下的政府职能，主要局限于“御外”和“安内”，维持国家统治方面。表现为政治统治职能极端强化，社会管理职能相对弱化。
自由资本时期政府角色职能
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以后，机器大工业取代手工作坊成为生产的主要形式。由于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交通通讯的发达，社会公共事务与公共需求日益增加。
这一时期，亚当?斯密经济理论和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社会经济运行主要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动调节，无须政府过多干预。因此，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只提供法律制度、产权保护等最基本的核心公共产品，其余的事都交由市场自行调节。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论证了市场机制的有效性。认为“利己的润滑油将使经济齿轮以奇迹般的方式来运转，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国家元首的统治，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
因此，亚当?斯密主张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
在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守夜警察”政府职能有五项：
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制定和实施法律，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界定产权，保护产权；监督合同的执行；维系本国货币的价值。
这一时期的政府管理，奉行的是“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的信条，不直接干预社会经济活动。
垄断资本时期政府角色职能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加深和“市场失灵”，导致西方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占了上风。因此，二战以后，西方各国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加强了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直接干预，以弥补市场的不足，纠正市场的失灵。
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如果没有国家的宏观管理，市场经济就会成为万恶资源，资源也会遭到毁灭和破坏。因此，政府不能仅仅充当社会秩序的消极保护人，而应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
罗斯福新政开创了政府强力干预社会经济的先河，并因此结束了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时代。
美国总统罗斯福，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通过颁布和实施一系列新政策，包括紧急银行法案、节约法案、啤酒法案、农业法案、失业救济法案、工业复兴法案、以工代赈法案、社会保障法案、税制改革法案等，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使美国经济走出了萧条。
其他西方国家政府也加强了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干预，以促进经济复苏。
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干预经济，纠正市场失灵方面的职能作用主要有：
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稳定宏观经济；
调节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
消除经济的负外部性效应；
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弥补市场的不完全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等。
政府全面干预的结果，导致政府职能和规模不断扩大，财政支出不断增加。
当代资本主义政府角色职能
当代西方学者既不赞成政府只承担守夜人职能的自由主义，也不赞成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的干预主义，而主张有选择的干预“市场失败”。
他们认为，“政府不是喂养于天国、产奶于地上的母牛”，政府同市场一样会失败。政府失败包括官僚主义猖獗、行政效率低下、官员特权横行、机构自我膨胀、管理费用高昂、财政赤字剧增、以权谋私严重、大量财政经费落入特殊利益集团私囊等。因此，以“失败的政府”去干预“失败的市场”，必然是败上加败。
市场有失败，政府也有失败，那我们应如何选择？
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查?沃尔夫主持完成）的结论是：
既要使政府在改善和扩展市场中发挥作用，又要利用市场力量改善政府功能。也就是说，利用政府弥补市场缺陷，利用市场克服政府失败。
总结这一派的观点，主要有：
市场有失败，政府也有失败，政府失败既表现为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度造成市场进一步失灵，又表现为国家对经济干预不足使市场无法正常运行；
政府只能干预市场根本性失败，不能干预非根本性缺陷
政府要利用市场去干预经济。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职能发展趋势
政府职能逐步扩大
近两个世纪来特别是二战以来，西方国家政府职能迅速膨胀。因为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公共事务不断增加，为满足较高的社会发展，政府活动也随之增加。这就是“瓦格纳法则”.
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认为，为满足较高的社会发展，政府活动也必然随之增加。他的这一论断被称为“国家活动不断增加的法则”，该法则不断被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所证实。
政府职能体系中政治职能相对减弱
在早期的政府职能体系中，政治职能占有重要比重，政府的主要职责和任务是通过对内阶级镇压，对外扩张或防卫，维护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被视为是实行政治统治的必要补充，是从属于政治统治和为政治统治服务的。
然而，政治统治职能只能起到控制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作用，不能消除这种矛盾和冲突。
统治阶级日益认识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两极对立最终会损害统治者的利益。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物资资源的大幅增长，统治阶级可以为社会各阶级、阶层提供更多的分配份额，使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相对缓和。尽管政府的政治统治职能依然存在，但它以更隐蔽的形式体现出来。
由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增多，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不断增强和膨胀，从而使政府政治职能呈现出弱化的趋势。
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社会化
政府的管理能力毕竟是有限的。随着社会公共事务的激增，政府在许多方面感到力不从心。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社会成员文化素质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为他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被迫把某些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权交还给社会，集中精力管自己应该管、有能力管、也管得好的事情。
现在许多西方国家实行公共事务管理民营化，将公共服务或部分政府职能委托给民间团体或私人管理。
日本政府将清洁卫生、维修公共设施、修建学校等社会公共事务委托给地方自治体、民间团体或私人管理，除社会福利设施外，其他社会公共事务委托管理面达80％左右。
美国大约有35％的地方政府让私营公司负责收集城市垃圾，42％的地方政府使用私营企业经营城市公共汽车系统。
近年来，西方国家社会中介组织广泛兴起，这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社会化趋势的重要反映。
政府通过宏观协调，将一部分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交还给社会，由社会组织代替政府进行管理，实现社会职能社会化，是当代政府职能发展新特点、新趋势。
宏观调控与综合协调职能增强
西方国家政府在实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社会化的同时，十分注意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和综合协调职能。
各国政府普遍加强宏观调控和综合协调部门，建立和完善综合协调机制。美国的总统府，英国的内阁委员会、财政部，法国的总统府、经济计划厅等，都是承担宏观调控和综合协调职能的重要部门。
各国政府普遍重视计划手段与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的综合运用。
一方面，政府通过制定指导性计划，对国民经济发展前景作出预测，向社会经济组织提供政府经济政策和市场发展前景的综合信息；
另一方面政府通过预算调控、货币金融调控、物价调控等经济手段及法律手段，对市场进行调控，以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和竞争的公正性、合法性。
（二）转型期我国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转变的涵义
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容
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
政府职能转变的措施
政府职能转变是指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其职责范围、内容、方式进行的调整与转移。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和中国加入WTO。
由于经济体制已经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原来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与之相适应的政府职能配置、政府机构设置和政府行政运行方式，完全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转变。
由于中国加入了WTO，所以，中国政府的职能配置必须与WTO要求相适应，凡是不相适应的，必须按照WTO的要求进行调整和转变。
政府职能配置、政府机构设置、政府行政运行方式适应计划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
政府职能配置、政府机构设置、政府行政运行方式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
政府职能转变内容：政府职能重心转变
政府工作重心的转变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变化决定的。
我国建国初期，阶级职能是政府职能的重心。其后，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政府职能重心便由阶级职能逐步转向社会管理职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
从发展趋势看，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将逐步从以经济职能为主向以经济和其他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并重的方向发展，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有序地发展。
政府职能内容转变
政府管理内容的调整变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现政府职能优化及管理科学化的客观要求。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应将不属于自己的职能交还给企事业单位及社会中介组织等，防止政府职能的“越位”；将属于自己的职能收归政府，避免政府职能的“缺位”，实现政府与其他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职能重新调整与组合。通过这样的职能转变，找准政府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位置。
政府职能关系转变
即政府系统内部纵向层级和横向部门之间的职能重新划分和配置。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能划分和配置，应按照必要的集中和适当的分散相结合的原则，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明确各自的权力和责任。
凡属国家事务和全国性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应由中央政府行使，与之相应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经费支付等也应由中央政府负责。
凡属地方性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应归地方政府行使，与之相应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经费支付等均应由地方政府负责。
横向部门之间的职能划分和配置，应按照相同或相近的职能由一个部门承担的原则，合理划分和配置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职能，形成协调配合、完整统一的部门职能体系。
政府职能作用方式转变
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是市场经济提出的要求。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这就要求政府的管理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
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
由以产品为对象的部门管理转向以行业为对象的行业管理
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转向主要依靠经济、法律手段管理
由重计划轻市场转向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
由单纯管理转向管理服务
通过这样的职能转变，真正做到政企、政事、政府和社会职能分开，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政府机关主要通过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检查监督等方式，管理国民经济和社会公共事务，做到宏观管住，微观放活。
政府职能的完善与发展
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具体职能，要随社会、经济发展不断扩充和完善。这是由社会经济发展决定的。
当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一些新的、需要政府出面管理的社会公共事务时，政府必须要增加一些新的职能，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是政企分开
政企分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也是政府机构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政企分开是政府的社会职责与企业的社会职责分开、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政府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分开。
政府职能转变的措施
解除政府主管部门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
政府部门不再直接管理企业，不再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投资决策。
同时，政府要承担从企业剥离出来的社会事务，解决好企业办社会的具体问题。
裁减政府的专业经济部门和各种行政性公司，发展社会中介组织
裁减专业经济部门和行政性公司，是从根本上取消管理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使企业成为无主管企业。
在过渡时期，可保留部分专业经济部门，其主要职能是制定行业规划和引导行业产品结构调整。
要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将来企业的行业发展和行业自律等，应主要由行业协会来管理。
加强和改善国有企业的监管方式
在国有重点企业实行稽察特派员制度
在有些地方或有些领域派代表参加企业监事会等。
5. 公共服务理论
公共服务的理念起源于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冲突与斗争，最早提出公共服务的是19世纪后半期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代表人物瓦格纳（AdolfWagner）。1912年法国公法学家莱昂·狄骥明确界定了公共服务的实施主体是“那些事实上掌握着权力的人”。19世纪末期英国改良主义经济学家霍布森提出了“最大社会福利”思想，界定了公共服务的价值目标，他认为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生活，以便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调和起来，使“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得以实现。
21世纪初期，以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家罗伯特·B·登哈特为代表的一批公共行政学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理论。这一理论包括了六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政府的职能服务；二是追求的目标是公共利益而不是副产品；三是行政作为在思想上要具有战略性，在行动上要具有民主性；四是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五是强调责任政府，责任并不简单；六是重视人，而不只重视生产率。
公共服务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按照公共产品的概念，公共服务应是一种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社会服务，是以一定的信息、技术或文化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根据内容和形式分为基础公共服务、经济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服务和社会公共服务。基础公共服务是指那些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公民及其组织提供从事生产、生活、发展和娱乐等活动都需要的基础性服务，如提供水、电、气，交通与通讯基础设施，邮电与气象服务等。经济公共服务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公民及其组织（即企业）从事经济发展活动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如科技推广、咨询服务以及政策性信贷等。公共安全服务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公民提供的安全服务，如军队、警察和消防等方面的服务。社会公共服务则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满足公民的社会发展活动的直接需要所提供的服务。
6.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区别
社会管理，就是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专务，化解社会属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这既是弥补“市场失灵”的必然要求，也是协调各种矛盾与冲突的必要前提。社会管理主要是以行政强制为基础，以法律为保障，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和约束，政府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公共服务，是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等提供保障。公共服务以合作为基础，强调政府的服务性，强调公民的权利。
管理与服务，一面与两面。公共服务的目的为了社会管理而好管理。
7. 哪个国家先发布了公共服务大数据
澳大利亚政府信息管理办公室（AGIMO）近日发布了《公共服务大数据战略》。该战回略以六条“答大数据原则”为支撑，旨在推动公共行业利用大数据分析进行服务改革，制定更好的公共政策，保护公民隐私，使澳大利亚在该领域跻身全球领先水平。
预计六大原则将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及创新收益，并协助政府解决各种难题。这六大原则分别为：数据属于国有资产，从设计着手保护隐私，数据完整性与程序透明度，技巧、资源共享，与业界和学界合作，强化开放数据。
该战略将制定一个具体的行动安排，以便将六大原则落到实处。具体计划如下：2014年3月推出大数据实践指南，2014年7月前出台一份关于大数据分析中所遇难题的报告。紧接着推动ICT行业和教育行业提供大数据分析中的必要技巧，制定一份数据分析指南和两份在建项目指南；开发一个信息资产登记系统；记录大数据分析中的技术演进。
8. 公共服务国内外理论概述
行政变革的理论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新贵无疑是“新公共管理”(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相比教而言，它摒弃了传统政治理论的观察视角，而是从市场和经济学的角度重塑了许多行政的理念和价值，从而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行政发展架构。同时，必须注意到的是，以丹哈特夫妇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并倡导“服务而非掌舵”的新公共服务理论(the New Public Service)，他们的观点在我们的服务行政研究中具有值得重视的巨大意义。
一、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
1、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缺陷。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为政府改革注入了新鲜血液。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是政府有限理性和政府官员的“经济人”假设，政府相似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组织，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公共服务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因此，其核心内容是力图将私营部门和工商企业的方法用于公共部门，强调市场竞争、政府工作的绩效评估、行政过程的透明取向、成本效率和顾客导向等。一时间，“企业化政府”、“市场为本”、“政府瘦身”、“重塑政府”成了政府官员使用率极高的流行词语。然而新公共管理的思想并没有涵盖当今政府在实践中所应该涵盖的基本理念。而且新公共管理过分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过分强调政府向企业学习、用企业提供商品的方式提公共服务，往往会而且在实践中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差别，从而产生伦理上和责任上的问题。另外，在市场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腐败现象。这一切，导致公平与公正问题的凸显。
新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政府不再同时掌舵和划桨，而是把划桨的任务赋予更为高效率的市场，政府则专心做好掌舵的工作。丹哈特夫妇则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当我们急于掌舵时，我们是否正在淡忘谁拥有这条船？”从掌控和驾驭社会的角度讲，政府过去已经做了很多，也的确发挥过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于现代社会，这种单极化的掌控结构是否还合理呢？现代社会更多意义上是一个多元化的结构，即便在公共行政领域它更多的也要体现出公民的主体性。其实公民才是一个多重的角色，他们既是公共财政的主要供给者，也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各种生活的参与者和公共利益实现的监督者。归根到底，作为最终的授权者，他们甚至可以通过新契约的形式向民间公共组织授权，而非单独指向政府，这样就使得掌舵者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政府在许多时候的角色将不再是主导型的，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至于划桨手也不仅仅是市场这一单一结构能够完全提供的，需要有更为多元的参与力量来重构体系。
2、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在对新公共管理进行性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的新理论。丹哈特夫妇提供了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比较的一个代表性范式，他们提出了对服务行政有相当指导意义的七个方面：1.服务而非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3.战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动；4.服务于公民而不是顾客；5.责任并不是单一的；6.重视人而不止是生产率；7.超越企业家身份，重视公民权和公共服务。夏书章先生对此有这样的评价，“在传统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之后，出现新公共服务运动，并非偶然，故不论它们之间的理论观点和具体内容上的分歧和争议如何，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和不容忽视，即强调或提醒公共管理主要是或者归根到底是公共服务的性质。”
与新公共管理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观念之上截然不同的是,新公共服务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观念之上的,是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员为公民服务并确实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之上的。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体现在: (1) 新公共服务呼吁维护公共利益，“ 当公民能够根据公共利益去行动时,社会的广泛利益才能从一个独立的、孤立的存在中脱离出来,并转变成一种美德和完整的存在,向社会奉献的过程最终使个人变得完整”，这种观念大大超越了建立在个人自利基础上的新公共管理理论。（2） 新公共服务强调尊重公民权利。新公共服务的倡导者坚持认为,政府与公民之间是不同于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的, “公民具有一种公共事务的知识,一种归属感,一种对整体的关切,一种与自身的命运休戚与共的社群道德契约”。新公共服务倡导者相信公共组织如果能在尊重公民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分享的过程来运行,就一定能获得成功。（3） 新公共服务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新公共服务看到当今政治生活领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政策制定方面的变化,政府不再是处于控制地位的掌舵者,而只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更多的利益集团直接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中。新公共服务认为行政人员应该意识到,公共项目和公共资源并不属于他们自己,作为负责任的参与者,而不是企业家,他们是“公共资源的管家、公民权和民主对话的促进者、社区参与的催化剂、街道层次的领导者” ,将越来越多地扮演调解、协调甚至裁决的角色。
3、新公共服务理论需要发展和实践。新公共管理努力实现的是对一系列公共管理困境的救治，现实的问题使得关注效率的工具理性成为必要，相应的它对于追求何种最终价值却少有兴趣，也就缺乏探讨紧迫性的认知。作为一种变革和救治的视角，我们对于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案予以很多的赞成与肯定，但是这样一种理论进步更多的是建立在技术和工具的层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具有形式偏好性。而新公共服务则试图将管理的视角逐渐切换到对管理乃至社会发展根本价值的关注上来。资于往事，鉴于现实，我们需要在一个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在二者理念中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
尽管丹哈特夫妇在提供的多个项目的比较后发现，二者似乎存在着太大的差别，但是如果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形式和价值事实上必然有相契合的肌理。就如同我们认为即使在公共管理“主体缺位”时期，它也正走在根本价值的漫长回归之路上，并不能因为当时的理念多么浅显而否认那曾是形式与价值耦合的一个历史进程。新公共服务高举价值追求的大旗一方面确实很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困惑，在实践上并不能与新公共管理并驾齐驱。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困惑
公共行政转向倡导服务的价值和实质的正义，需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公民本位、追求公共利益为根本的行政体系。这样一种理论推定的首要问题“是否可能”或者说“是否具有操作性”将如何来界定呢？事实上，通过分析，我发现有四个困惑必须予以解决才能回答其现实性。
第一，公民何以理性？以公民为本就意味着公共行政必须满足公民的需求并为不断发展的需求提供服务升级的义务。那么，公民的理性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这种理性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
1.公民是否准确的知道自己的需求？公民其实往往最注重基础的需求，而对于可能的或者高层次的需求缺乏认知，这主要是因为需求环境、需求阶段以及需求人群的差异造成的。譬如，生活在城市的人向往乡村田园的环境，而农村居民会觉得现代化的都市生活更好，这种需求的“围城”困境并不意味着绝对的需要，而是阶段性的比较和补差心理。所以公民的需求总是表达不充分或者时效多变的，寻求一种明确的认知似乎目前还不可能。
2.公民是否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即使公民完全知道自己的需求，那他们能清楚无误地传递给供给方吗？答案是否定的。公民的表达取决于三个因素：a.公民表达的能力，这一点是因人而异的，最好的表达能力者能否最清楚的表达尚有疑问，何况千差万别的公民群体。b.公民的表达意愿，公民的表达意愿是受个体情绪影响很大的，不同心理素质和个性的人对表达的见解是不径相同的。c.表达的成本，这一点其实也很关键，如果公民感觉到对话的成本高于收益或者担心投入沉没的话就会放弃许多表达的机会。
3.公民认为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了么？公民的评价体系同样体现出迥异性，即使是同等同质的服务对于不同的客体而言满足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困境时常出现，使得服务方不知所措，也往往影响公平性和制度化。
所以，就现实而言，差别的公民个体理性层次不同，作为全体考察时则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只能称之为有限理性的集合。
第二，政府何以令人满意？作为服务供给者的身份，如何让公民满意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作为权力和权利主体的公民在接受服务的时候对于政府不能是感恩或者宽容的感情，他们通常应当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1.政府是全心全意为我们考虑的吗？政府的人员是由一般的公民担任的，他们具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具有公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本职工作来实现政府的服务。这个特殊群体的集合是不是会带来政府的人格化以及利益集团化？他们考虑服务的基点还能保持公正吗？还有可能在冲突的区域依然保持价值的中立吗？以上的担心不是多虑的，既往的“经济人”假说事实上更加增添了这方面的不确定感。
2.政府能提供尽可能多和好的服务吗？这个问题直接与服务的意愿和政府的能力有关：从意愿的角度，政府在获得充分的授权后，必须有兑现契约的实际行动和完善服务的创新精神，还必须保障能够落实到制度化的设计上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随意性安排；从能力的角度，政府在具体的行政中应当表现出足够的驾驭本职的素质并且有令人信服的实践来进行经常性的校验；这个问题实质上还与政府对公民需求的认可有密切的关系，公民表达的所有需求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回应、是否带来了未来服务升级的承诺和预期等都是现有较松散公民社会的结构所不能把握的。
3.政府是值得信任和不可替代的吗？既然服务是公民对政府的根本定位，那么政府目前所发挥的功能都是不可替代的吗？在某一种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已经是最好的可能吗？现实中，多元的社会和多元的结构已经提供了选择的其它可能，政府如果不能证明它还有必要居于主导，就必须放弃过去获得的授权合同，主动退出，但是政府这种自觉的行动常常是缺乏压力和动力的。
所以，政府总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改革甚至重塑就成为经常性的工作。
第三，政府和公民何以达成共同的核心价值？作为追求理念的“生产力”与“效率”、“民主”与“正义”、“安全”与“福利”等在社会认知上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偏好，公民群体通常不可能达成一致的认识，政府在各个阶段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问题还在于作为被授权的服务主体——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社会价值的统一发挥影响，又有多大的能力去整合各方开展统一的行动，而且保证不虢夺侵犯公民的权力。另一个方面，公民作为权力的主体为何要去认同某种共同的价值，那些个体和群体多元化的价值之间又如何来保持融合和平衡冲突？我们会发现关于价值的争论实际上归结到最后就是公民与政府关系的根本性基础——合法性认同，公共服务的行政变革不能是停留在技术修补层面的运动，而应该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方位重构和超越。
第四，公共服务是现在还是未来？基于上述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建构服务行政的事实与价值取向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面对既往的弊端和危机时，形式的修正需要更显得迫切，而对于理念的刻意追求反而显得不合时宜，
那么服务的理论是不是太过超前或者部分地超越了我们的时代而应当被视为未来的理想呢？回答这个问题对于目前指导理论的建设性是不可延缓的，无论是新公共管理还是新公共服务都无法回避。
三、结论
公共服务推定的困惑不是否定了公共服务理论的可能，而是对公共服务必须解决的理论层面提出了建构的基本内容。一种公共服务理论的建立，必须围绕上述的问题展开探讨，任何理论倘使不能解开上述的困惑，那就恐怕还是会“混淆了规范与描述”，难以提供出“一个令人心悦诚服的替代性方案”。历史上的政府形态对于社会发展而言至少已经扮演过两个角色，一个是大包大揽的全面干预者，就像我们在大多数历史时期看到的统治管理形态，另一个是的市场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强烈要求的“守夜人”角色或者弱势政府。事实上，作为权力本体的公民们真的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吗？当然不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实际上也呼唤了新意义上的政府重塑工程。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向上仰视我们的政府，他们必须记录下我们所能给予的权力、坚决保留的权力和禁止行使的行政权力，并确定法律去保障它们；其次，我们需要一个热心了解我们需求的政府，他们应该划分出必须提供的、尽可能提供的和由第三方更好提供的不同需求层次，然后努力去达成这样的供给；最终，我们需要一个全心全意服务于我们的政府，他们以尊重人的个性、确认人的价值、推进人的发展为使命。因何而服务?归结到一句话就是“民主的政府是为他们的公共服务而存在。”我们所需要的也正是一个服务性的新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