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政府公共服务错误案例
政策系统是一抄个由若干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政策子系统构成的政策巨系统，它与政策环境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从而使政策系统成为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对政策系统的考察通常在两个层次上展开：第一层次分析政策系统内部的结构要素及其功能。首先，政策的主体系统，包括国家宏观计生政策的决策者，基层计生措施的规划者和执行者对提高政策效力的影响是最重要也最直接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政策支持系统合反馈系统的作用。政策信息的交流有利于在政策双方中形成统一的认识，增强相互间的理解。全面的注重复务质量的考核机制为政策评估提供了标准。对计生系统考察的第二层次是分析政策系统与环境的关系。计生政策能够有效执行并较好地达到政策目标，还与生育文化、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有密切的联系。难怪有研究提倡要“跳出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的圈子”。如果说对计生工作的就事论事实内部治疗的话，那么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建立起农村的养老保险体制，加快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等外部击破措施，对于从根本上改变农民落后的生育观，从而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Ⅱ 有哪些是品牌与NGO合作的商业案例呢
蒂芙尼联手大象危机基金，卡地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NYSCPS推出同名品牌NYSCPS参半等等。
Ⅲ 有没有关于美国NGO(非政府组织)方面的案例
NGO是政府有效的“减压阀”和“稳定器”，还有着不可忽视的精神功能。NGO在中国有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NGO，具有较长的历史和“半官方”的特色；另一种多由民间人士自发成立。目前全国稍具知名度的民间自发公益类NGO大约在300家左右。中国NGO主要集中在环保领域、妇女领域、扶贫领域，如北京的“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志愿者”，天津的“绿色之友”、江苏徐州的“绿色之家”等。
NGO的精髓在于「GO」，在于政府组织，因为NGO的目的是关心公共事务，是要干预公权力的执行，甚至于直接抢夺公权力在自己的手中。在国际社会中，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说明，NGO足以影响各国政府的决策，例如1999年WTO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今年WTO坎昆部长级会议，NGO的影响力从场外延伸到场内，WTO当中对于各国劳工、环保、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等等不利的谈判，NGO一直在给予干扰和阻止，可以说对世界贡献良多。就算在一国之内，NGO也常常有决定福利、国家法令、政府资源分配等方面的影响力。
这个世界上三种关键力量，就是国家、市场与公民社会，而NGO就是代表公民社会的力量。国家的公权力，是一国之内唯一合法的暴力机构，被称作国家机器，有军队、警察、法院，能够强制执行各种法令，还能够与国际上其它国家签署协议，而且要签定国遵守。国家机器，就是合法的暴力。而市场，就是金钱的力量、企业的力量，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追求利润，其它皆为次要。如果不受其它因素制衡，将会对人类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最后，NGO就是公民社会的力量，把社会上的公民组织起来，发挥对公共事务的影响力，要求国家去约束市场的力量。
国家具有公共性质，但是有时候会「政府失灵」，不能反映民意，这时候要由NGO代表公民社会的力量来矫正。现在政府出现在国际场合，不能完全代表民意，一定要有NGO在场才行，才有代表性。市场也会「市场失灵」，譬如在台湾许多大商家不用缴税，居然还退税！因此，公民社会的力量就有必要出现了。
国家、市场、公民社会这三者不断地彼此互相影响。公民社会要求国家的公权力下放，释放公家资源给一般大众，同时也向企业要求进行「公司整治」，取得独立董事的席位，介入企业的经营，以迫使大企业照顾一般民众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不再只照顾股票持有人的利润。
Ⅳ 成功运用公共关系使企业取得成功的案例有哪些
对于公共关系的依赖，最大化地，来源于，企业的产品，对于客户和社会涉及的联系的多寡。
之，所以，《公共关系》，只在近半个世纪，才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因为，人类还没有进化到可以在最大的人群范畴和范围里，谈论所谓的公共关系的层面的存在。事实证明，公共关系，是只存在于最进化人类的层面的。
当今世界，有超过1200家跨国公司是公共关系公司，以，为企业理顺这方面的专业而服务。
而，其他，只依赖公共关系存在的企业并不存在。
但是，例外是：
在普通满员团队建设的各就各位的情况下，当，有都是起码的守法人员的时刻，在《人力资源学》的评价里，一个方向的发力，被叫做：PERFROMANCE.
就存在了，在事实有企业基本形态的条件下，单一部门、岗位、职业经理人，的，完全：支柱贡献。
比如说：
企业，从来没有人学习过《公共关系》和《市场学》，那么，唯一、真的、懂得市场促销和公共关系传播的最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就成为了事实的唯一的贡献者的SOLE CONTRIBUTER/唯一业绩有效最杰出贡献人。
另外就是，平均值的评价方法：
比如说：全体团队的业绩，都是市场平均值的80%的增长率。
新进了一名最优秀的公共关系职业经理人，把业绩一下子，提升到了无限大的完全有效沟通的境界。即使，在其他所有环节，都不一定，拥有对等同样支援和支持的环境下，业绩，突然得到急剧的提升，超过了市场平均增长率的比如说：5倍、10倍、17倍、。。。。。。10000倍也不止。
那么，即使在传播效率，于其他所有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不对接、不对等、不平衡、不接口、不顺利、得不到完全实现的时候：
比如说：集客量，已经突然暴增了10000倍，但是:
呼叫中心；
经销商；
中心门店；
销售部；
。。。。。。
全部的团队的工作效率和其他一切，都无法以同样的专业和效率，接进来这已经进来的10000倍的集客量增加，就原始的团队的水平，比如说：只是市场平均增长率的-100%，那么，即使是实现了市场正平均增长率的90%，都是公共关系部门的唯一、独立、支柱完全杰出贡献。
如果，某企业，公共关系市场传播部门的最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他的传播效率，达到和超过了人类最高的100%的益值，而2010年的市场车型实际销售量是500万人，那么，被公共关系部门的传播，接入企业销售终端的客户量，会是>500万人。可是，企业，如果其他部门的经理，都达不到市场的平均水平，就只能接入比如说10万台的实际销售实现。
这，其实，是对单独部门工作效率和效果实现的评价，不专业人力资源评价的一个非常的失败的案例分析。
因为，并非每年，只有新注册的公司；
还有，超过数以万计的公司在倒闭中和已经倒闭。
如果，是这样的企业，维护它的人力资源的评价，将是极端维护原倒闭团队的经理的天下。
则，对于单独部门的贡献，被埋葬了。
倒闭，就是企业的唯一去向和结果了。
Ⅳ 寻找一公共管理的案例，并做出评价…非常感谢
A、案例分析：公共管理与中国改革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公共管理所涉及的领域中各种与改革不相适应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虽然经过20多年不懈的改革、调整，但是，多年的历史积弊想在短时间内全部解决是不现实的。 归结起来，我国目前公共管理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
1、政府财政压力依然很大；
2、在行政立法和执法上，存在重立法、管理，轻执行、监督等现象；
3、政府机构依然庞大，政府职能虽然有所减少，但随着改革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政府的新职能也在增加；
4、政府及其公务员的服务理念还较差，长官意识严重，存在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
5、人事成本居高不下。机关、事业单位仍然存在大量冗员；人才选拔录用机制、绩效管理与评估机制、晋升机制、奖惩机制和公共责任机制尚未形成；
6、行政效率低。机构层次多、职责不清，互相推诿、扯皮，缺乏服务意识、成本意识等，使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无法走出“追求高效率——低效率——无效率”的循环。
综观各国公共管理改革实践，虽各有特色，但也有共性。对中国来说，所采取的是渐进或分阶段进行的改革方式，即“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在这种改革的开始阶段，进行具有特色的试验，当取得成就和经验之后再加以推广；表现形式是体制改革由点到面，即抓住重点突破，进而逐步深化和渗透到全局的过程；具体的做法是先试点后推广，即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先在某个地方或企业进行试验，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广。中国的公共管理过程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借鉴国外的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结合我国的实际，我国的公共管理改革可着手于以下几个方面。
答: 1、构建适应WTO要求的公共管理体制；2、按照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建立“企业型政府”；3、进一步精兵简政提高服务意识和效率；4、加强公共管理法制建设；5、推进公共管理民主化和信息化改革。 案例一: 1、案例内容介绍：北京限字当头解决拥堵是否可行 北京的街头每天都要上演无数场免费的“汽车展示会”。尤其是上下班的高峰期，一辆辆汽车像生了病的乌龟趴在一条条马路上，步履蹒跚，动弹不得。北京市代市长王歧山在SARS危机后公开表示：最头痛的是交通问题。
的确，再没有比堵车问题更能够触痛北京人烦恼的神经了。所以，当市政府有关部门提出要限制发展私家车和对黄标车（尾气排放量达不到排放标准的车）采取限行举措时，舆论的焦躁海洋就像被扔进一块石头，叫好叫坏之声皆不绝于耳。 数据显示：1996年北京市机动车只有100万辆，到2003年已增加1倍，达到200万辆。其中私家车就有120多万辆。2002年全市新增机动车27.6万辆；而2003年前8个月，全市又新增机动车24.6万辆，已经逼近2002年的总数。 面对汹涌而来的汽车潮流，北京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手足无措。多年来的堵车状况没有什么改善。 据了解，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权威部门对2000年北京汽车发展数量的预测仅仅是70万~80万辆，而事实上，在新世纪钟声敲响之前，北京市汽车总量就足足比这一预期数字多出近100万辆。在2000年，北京市有关部门又曾预测，到2010年北京机动车保有量才会
突破200万辆，没曾想，这个数字提早7年就实现了。为此，所有在北京生活的人们都付出了拥堵的代价。 为何出现这么大差距？一些官员的习惯性解释是，经济发展那么快，以致许多公共（如首都机场）都提前达到目标容量。 通过提高牌照费、养路费、燃油费、停车费等做法来限制私家车，是东京、纽约等国际大都市的共同做法。但限车的前提是通过引导，实现城市道路和交通资源的最优化配臵。而北京市道路交通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该如何解决是摆在北京市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 在出租车和私家车大幅增长的同时，北京市地铁和公共车加起来对城市交通的分担率却不足30%，离80%的期望值相距甚远。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在下降。 许多去过欧美国家考察的人士均认为，与东京、纽约、巴黎等国际城市相比，北京的马路并不比人家窄，停车场不比人家少，车辆也不比人家多。但交通拥堵现象却日趋严重，难以缓解，以致严重影响城市运转效率，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一家大型出租公司老总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抛开别的不谈，单单十字路口的管理、出口和路标设臵的混乱，就使得现有交通资源的使用效率大打折扣。 除了提出要限制发展私家车外，北京市有关部门还针对一些车辆采取限行举措。北京市公安局和环保局联合宣布，从2003年9月1日开始，在部分路段对黄标车限行。 北京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对媒体解释说，限制黄标车是为了改善交通状况，提出大气环境质量。他们从今年3月就开始研究、认证这项规定的可行性，所以这项规定“绝不是仓促出台的”。但黄标车主们却普遍有遭遇突袭的感觉。因为，限制黄标车出行的措施，从发出通知到开始执行，只有一个来月的时间。他们的质疑是：这项措施涉及30万辆车，事关数十万人的利益，为何事前不搞听证？从3月份就开始研究、论证，为什么外界一点不知道？ 据了解，黄标车改造的费用动辄三五千元，有的多达数万元，一些进口车根本就没办法改。但两部门对其新政策带给这部分人的损失，没有考虑做出任何补偿的规定。 一位车主在互联网上质问：按北京市的规定，一部汽车使用寿命私家车为10~20年，我们在1995年买的汽车，符合当时的所有法规。为什么突然要让旧车实行新标准，这符合法律吗？（资料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根据作者胡奎的文章改编） 2、思考题：你如何评价北京市政府的限制措施？试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加以评析。 第一，北京市政府应该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建立多元的信息系统，确保多元信息过程的常规运作。通过良好的沟通和有效的信息交流，整合和协调公共管理的行动。广大车主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公布信息的突然性太强，让人措手不及，这有损人民利益。因此，建立有效的危机管理信息系统是十分重要的。这一信息系统也可在公共事件的早期预警方面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类似情况，信息沟通和交换可以保证政府做出及时和准确的决策，协调行动。 第二，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对个人利益有所损害，要由政府实行公共补偿。这一措施这在国外是很普遍的。改善交通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对应的是社会整体的利益和安全，其相应的成本付出应由政府承担，而不应当是个人独自担承。政府应把个体经济利益摆上适当的位臵，实现了二者的有效平衡。这样才有利于培养民众的社会责任心，百姓对政府也会更加信任，更有安全感，以便形成良好的利益互动机制，形成应对公共事件的高效运转的社会机制。 第三，系统分析造成北京拥堵的多方面原因，多渠道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能仅仅靠这一个措施。比如交通问题除了车辆过多的原因，还有道路本身的问题、交通设施不完善、标志信号模糊、甚至信号不健全等问题。就针对各方面问题提出多种解决方案。
Ⅵ 国内有没有著名的NGO主旨，并举出著名事例
1830年，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美国访问期间，感受到美国社会中存在一种独特的志愿精神。他认为正是这种精神，正是因为美国在政府、企业之外还存在一个强大的非政府组织才造就了美国的繁荣。自此，人们开始认识到NGO（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NGO，英文“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一词的缩写，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
NGO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人口、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传统的政府和市场两级还无法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一种回应，NGO迅速成长并构成社会新的一级。
NGO不是政府，不靠权力驱动；也不是经济体，尤其不靠经济利益驱动。NGO的原动力是志愿精神。
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需要发达的非政府组织。据调查，美国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如此庞大和活跃的非政府机构（NGO），是与美国“大社会，小政府”的制度结构相配套的。这种制度的来源，与美国建国之初移民互助自助的传统有关。
非政府组织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社会及私人的捐赠。美国有力量极其强大的各种私人基金会支撑美国的各种NGO。国家从税收上确立捐赠部分可以抵税的制度，鼓励捐赠。
NGO是政府有效的“减压阀”和“稳定器”，还有着不可忽视的精神功能。NGO在中国有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NGO，具有较长的历史和“半官方”的特色；另一种多由民间人士自发成立。目前全国稍具知名度的民间自发公益类NGO大约在300家左右。中国NGO主要集中在环保领域、妇女领域、扶贫领域，如北京的“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志愿者”，天津的“绿色之友”等。
Ⅶ 我想要公共管理的案例分析，谁有啊
公共管理案例分析目录
基本信息
内容提要
图书目录
编辑本段基本信息
作者：金太军 主编 ISBN：10位[7561746970] 13位[9787561746974]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9-1 定价：￥24.00 元
编辑本段内容提要
本书对大量公共管理案例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把它们同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体现出公共管理学的科学性、实践性和应用性特征，以期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全书通过系统分析已发生的真实而典型的行政事件的过程、行政行为和方法等，总结出公共行政的原理、原则和方法。本书适合作为高等院校公共管理专业、行政管理专业、政治学专业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国家公务人员培训和考试的参考读物。
编辑本段图书目录
导论 公共管理案例分析的一般原理 第一节 公共管理案例的特点与功能 第二节 公共管理案例的教学 第一章 公共管理环境案例分析 案例一 藏羚羊的命运 案例二 污染让乡村不再安全 案例三 红树林与国土资源 案例四 生态大锅饭能吃多久 案例五 呼伦贝尔人进草退 第二章 公共管理职能案例分析 案例一 政府机构的“七次革命” 案例二 禁“柴”之惑 案例三 北京六大世界文化遗产景点门票价格该不该涨 案例四 谁来管管垃圾羊 案例五 谁垄断了安全套 案全六 待业协会打赢了“洋官司” 第三章 公共组织案例分析 案例一 中国推行官员问责制 案例二 市长敢分权，区长有作为 案例三 浙江的“强悬扩权”尝试 案例四 “强县扩权”改革试水湖北 案例五 “徐淮”的惑与梦 案例六 精简机构，106名研究员分流 案例七 广州慧灵弱智服务机构 案例八 乡政府对村委会选举的干预 案例九 S市的社区建设 第四章 公共组织人事管理案例分析 案例一 “撞击么射实验”——公开招考公务员 案例二 机关人力资源流失现象 案例三 陕西省白河县干部制度改革的启示 案例四 某轻工设计院选择干部 案例五 吉林省首次实行政府雇员制度 案例六 该不该给公务员加薪 案例七 中国NGO的人力资源状况 案例八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的志愿者管理 第五章 公共决策案例分析 案例一 对黎顺县脱贫致富的总体决策分析 案例二 是否应该征收城市容纳费 案例三 毛泽东与麻雀的故事 案例四 副县长的追踪决策 案例五 一个为政府决策作出贡献的智囊团 案例六 兰德公司“出入证”的意义 案例七 李瑞环的决策艺术 案例八 满足S市市民饮用合格的自来水的要求 第六章 公共领导、行政沟通与协调案例分析 案例一 接班 案例二 上任后的第一着棋 案例三 市长们在忙什么 案例四 这个领导班子应如何搭配 案例五 信息不真实，“川气出川”工程不了了之 案例六 领导需要什么样的汇报 案例七 信息虚假与干部合法权益 案例八 发生在征收大厅的事情 第七章 公共行政法规案例分析 第八章 公共部分效率案例分析 第九章 新公共管理案例分析 附录一 情景模拟 附录二 讨论或面试题及参考答案 后记
Ⅷ 民间组织协助居民表达和维护自身权益及民间组织协助政府提供公共和公益服务的案例
红五角行动。
Ⅸ 企业成功的公共关系案例分析
1999年6月初，比利时和法国的一些中小学生饮用美国饮料可口可乐，发生了中毒。一周后，比利时政府颁布禁令，禁止本国销售可口可乐公司生产的各种品牌的饮料。
已经拥有113年历史的可口可乐公司，遭受了历史上鲜见的重大危机。
在现代传媒十分发达的今天，企业发生的危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其负面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短时间内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的影响，必将引起社会和公众的极大关注。稍有不慎，即对企业形象和品牌信誉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其无形资产在倾刻之间贬值。这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是致命的伤害。
1999年6月17日，可口可乐公司首席执行官依维斯特专程从美国赶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在这里举 行记者招待会。当日，会场上的每个座位上都摆放着一瓶可口可乐。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依维斯特这位两年前上任的首席执行官反复强调，可口可乐公司尽管出现了眼下的事件，但仍然是世界上一流的公司，它还要继续为消费者生产一流的饮料。有趣的是，绝大多数记者没有饮用那瓶赠送与会人员的可乐。
后来的可口可乐公司的宣传攻势说明，记者招待会只是他们危机公关工作的一个序幕。
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8日，依维斯特便在比利时的各家报纸上出现——由他签名的致消费者的公开信中，仔细解释了事故的原因，信中还作出种种保证，并提出要向比利时每户家庭赠送一瓶可乐，以表示可口可乐公司的歉意。
与此同时，可口可乐公司宣布，将比利时国内同期上市的可乐全部收回，尽快宣布调查化验结果，说明事故的影响范围，并向消费者退赔。可口可乐公司还表示要为所有中毒的顾客报销医疗费用。可口可乐其他地区的主管，如中国公司也宣布其产品与比利时事件无关，市场销售正常，从而稳定了事故地区外的人心，控制了危机的蔓延。
此外，可口可乐公司还设立了专线电话，并在因特网上为比利时的消费者开设了专门网页，回答消费者提出的各种问题。比如，事故影响的范围有多大，如何鉴别新出厂的可乐和受污染的可乐，如何获得退赔等。整个事件的过程中，可口可乐公司都牢牢地把握住信息的发布源，防止危机信息的错误扩散，将企业品牌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的限度。
随着这一公关宣传的深入和扩展，可口可乐的形象开始逐步地恢复。不久，比利时的一些居民陆续收到了可口可乐公司的赠券，上面写着：“我们非常高兴地通知您，可口可乐又回到了市场。”孩子们拿着可口可乐公司发给每个家庭的赠券，高兴地从商场里领回免费的可乐：“我又可以喝可乐了。”商场里，也可以见到人们在一箱箱地购买可乐。
中毒事件平息下来，可口可乐重新出现在比利时和法国商店的货架上。
从第一例事故发生到禁令的发布，仅10天时间，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价格下跌了6％。据初步估计，可口可乐公司共收回了14亿瓶可乐，中毒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多万美元。
比利时的一家报纸评价说，可口可乐虽然为此付出了代价，却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
可口可乐公司渡过了艰难的危机时刻，但是这次事件却远未从可口可乐这样的欧美大公司中消除影响。
前不久，可口可乐的主要竞争对手百事可乐欧洲总公司的总裁迈洛克斯，给所有的职工发出一封电子信函。信中说：“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不应将此次可口可乐事件视为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我们必须引以为鉴，珍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纽带。”
企业管理专家汤姆金认为，一般企业处理此类危机正确的做法大体有三步：一是收回有问题的产品；二是向消费者及时讲明事态发展情况；三是尽快地进行道歉。以此对照，可以看出可口可乐公司都做了，但却迟了一个星期，而且是在比利时政府做出停售可口可乐的决定之后。连比利时的卫生部长范登波什也抱怨说，可口可乐这样全球享有盛誉的大公司，面对危机的反应如此之慢，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专家还引用了其他著名企业面对危机时的反应，说明及时处理危机的重要性。17年前，有人想讹诈杨森制药公司，故意将杨森止痛片的标签贴在氰化物上，致使7人死亡。得此消息后，杨森公司当即决定，不惜损失1亿美元的代价，全部收回市场上所有的此种止痛片，使市场平息下来。另一个例子是烟草公司菲利浦?莫里斯。数年前，因为少量香烟的过滤嘴在加工过程中受到污染，引起了吸烟者轻微的咳嗽，该公司立即决定全部收回美国市场上的同样牌号的香烟。这两家公司虽然损失不少，但因为处理及时，很快就获得了消费者的理解，利用危机处理，重新树立了公司的企业形象。专家认为，相比这两个例子，可口可乐公司虽然此次处理危机的力度并不弱；但决策节奏显然慢了半拍。
1，通过向媒体发布新闻稿的形式，间接透露有关信息，表明公司的立场和态度。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出现问题的原因尚未查明的情况下，企业会先表明自己愿意与媒体和消费者沟通的诚意，然后说明将在查出发生问题的原因后再向公众通报，或者先期停止问题产品的销售。而当问题已经查明，而且已经在解决或已解决得差不多的情况下，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对企业来说，可以控制信息发布，以免发出不必要的信息。但风险是容易被媒体和公众认为态度不诚恳，从而带来不良影响。
2，通过新闻发言人回答媒体提问的方式，向媒体和公众透露他们感兴趣的信息。采用这种方式将考验企业新闻发言人的素质和能力，但处理得好，却可以给企业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反之，则会给企业脸上抹黑。2005年年初，美国惠而浦因发现洗衣机质量问题而要召回部分产品时，由于其聘用的公关公司提供了正确的公关策略，新闻发言人面对媒体采访时表现得体，因此，一场可能的危机最终消于无形之中。
3，通过企业高层人士主动拜访媒体有关人士，以接受专访的方式，向媒体提供第一手的信息，取得相关媒体的理解，从而争取媒体的客观报道，避免因媒体掌握的信息残缺而造成报道失实或者不全面。这种方式尤其适用消费者投诉等危机个案的处理。
4，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方式，向媒体和公众主动公开有关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如果出现问题的原因已经基本查明，公司将在发布会上通过媒体向公众致歉，宣布回收已经在市场上流通的产品，必要时甚至向消费者提供补偿或赔偿。在“苏丹红事件”真相查明之后，肯德基公司就是以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形式，主动向媒体传达自己的产品已经安全的信息的。5，通过邀请媒体来公司现场采访的方式，传播信息，主动消除公众的疑虑和不安情绪。哈根达斯冰淇淋蛋糕卫生质量不过关事件发生后，公司为了挽回影响，邀请了一些媒体到公司在上海的中央厨房采访，表明公司食品生产没有质量和安全方面的问题。媒体对此进行报道后，一定程度上挽回了之前已造成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