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度

㈤ 什么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何做到，有何意义

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现代政府追求的目标。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西方发达国家为克服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强化政府对公共经济领域的垄断地位，推动公用事业等重要行业的国有化，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基本实现了公共服务均等化或均质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世界各国政府积极探索国有公共企业私有化、政府与私人企业合作制等改革举措。百余年来，各国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推动政治文明起了重要作用。
亚洲地区现代化的进程起步时间不一，各国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差别较大。二战以后，先期实现体制变革和经济腾飞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验，通过在公共财政、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公用事业等方面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但是，大多数亚洲国家，由于治理理念、政治体制、社会环境、经济基础、人口规模以及连年战乱等因素，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不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不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席卷全球，亚洲国家中，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认真总结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深化公共服务制度安和公共服务方式的变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主动借鉴发达国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和经验，努力探寻适合本国特点的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途径和策略。在探索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亚洲国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也积累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努力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着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一，坚持不懈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始终坚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基本理念，始终坚持通过改革促进发展的基本路径。通过改革，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家财政收入连续大幅度提高，为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了坚实的财力基础。
第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要求政府将维护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以人为本”和“统筹兼顾”，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国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公平正义意味着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公共服务具有再分配的功能，需要通过均等化的制度设计，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勾画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的宏伟蓝图。
第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按照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目标的要求，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通过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要求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在改善经济调节、严格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按照职能转变的要求，突出各自的管理和服务重点；进一步理顺部门职责关系，合理界定政府部门的职责，做到权力与责任对等，避免职能交叉重叠。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立了体制基础。
第五，中国政府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做了有价值的实践探索。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确定了“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针。主要做法是通过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调整税

㈥ 如何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转移支付体制亟待规范

······ 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 按照转移支付的项目划分，我国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包括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税收返还及体制补助四种方式。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又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县乡财政奖补资金、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和年终结算财力补助等方式。 1994年后转移支付的方案设计对分税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平衡各地区财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转移支付方式的弊端也显现出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转移支付形式过多，相互之间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将转移支付分为均衡化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种形式，且一般性转移支付占转移支付的绝大部分。而我国转移支付形式过多，且各种形式的转移支付在均衡化的过程中有所交叉，管理混乱。 税收返还的制度设计不利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行。 新体制下采取的税收返还制度，是在保证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对1994年的“分税制”的改革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央对地方上划的税收按基期年如数返还，并逐年递增，税收额多的地区得到的返还额多，其财力充裕，而税收额少的地区得到的返还额少，财力依旧不足。税收返还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比例较大，2002年税收返还占到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规模的41%，2005年税收返还也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规模的33%。这种对所有地区无差别的基数税收返还，不仅未解决因历史原因所造成的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大的问题，反而在新体制下肯定了这一差距，这也不利于缓解地方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 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过小，且其制度设计也有待完善之处。 一般性转移支付额主要按照各地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差额以及转移支付系数计算确定。2005年一般性转移支付只占转移支付总额的10%。各地区标准财政收入由地方本级标准财政收入、中央对该地区税收返还的财力转移支付构成。地方本级标准财政收入主要根据各税种的税基和税率计算确定。各地区标准财政支出由该地区行政公检法支出、教育部门支出、农林水等其他部门支出等经济性支出构成，根据标准财政供养人数和全国统一支出水平等因素，按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和其他经常性支出项目分别计算确定。转移支付系数参照当年一般性转移支付总额、各地区标准支出大于标准收入的收支差总额以及各地区财政困难程度确定。 就计算各地的标准财政收入而言，由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是在掌握地方既有财力的基础上的均等化，由于既有财力不仅包括税收收入、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等项目，还应包括没有列入预算的其他收入，比如土地出让金收入，而且没有列入预算的这部分收入在个别省份比例还比较大，有的地区列入预算的收入和没有列入预算的收入之比已经达到了1：1的比例。因此，对地方既有财力掌握不全面，均等化的作用大大减弱了。就计算标准财政支出而言，由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终级目标是使每个人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因此应当将花费在每个人身上的财政支出即人均财政支出也作为计算标准财政支出的依据，而不是仅将财政供养人数及其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作为依据。专项转移支付规模过大，且运行不规范。 专项转移支付是着眼于解决地区间具有外溢性的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的提供问题，着眼于国家宏观调控、促进各地协调发展和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的政策目标，但是，目前对专项转移支付的准入不甚明确，专项转移支付规模过大。2005年，专项转移支付的数额为3517亿元，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数额的31%。另外，部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设置交叉重复、分配制度不够完善、资金投向较为分散。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中央财政分配的239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中，有41项内容交叉重复，涉及资金156.37亿元；有65项没有管理办法或管理办法未公开，涉及资金705.89亿元，占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总额的20%。按项目分配的专项转移支付有71项(不包括预算内基本建设和国债投资项目)，涉及资金545.55亿元，具体分配到44149个项目，其中10万元以下的项目8825个，平均每个项目4.36万元。 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尚不完善。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主要解决中央与省级的财政关系，省以下的财政体制包括转移支付制度尚未作统一规范。近年来，各盛自治区、直辖市参照中央对省级的转移支付办法建立了省对市县的转移支付办法。但是，由于缺乏法律基础，从整体上看，制度建设比较滞后，省以下纵向财力差距和省内横向财力差距不断拉大，基层财政运行困难。因此，迫切需要完善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建议 试行纵向转移与横向转移相结合的模式。 世界各国大都实行单一的纵向转移模式，即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只有德国、瑞典和比利时等少数国家实行纵向与横向混合的转移模式，即在实行纵向转移支付的同时，还实行横向转移的转移支付。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差距过吕，中央财力又十分有限，单靠中央对地方的纵向转移，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将会旷日持久，遥望无期，难以实现。我国东部发达省区支援西部不发达省区已有一定的政治思想基础，如发达省区与西藏、青海等省区之间的对口支援，只是尚未形成制度，更何况目前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已接近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有条件、也有义务从财力上支持不发达地区的发展。东部发达地区支援中西部不发达地区，有利于加快地区间的协调发展，提高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从而最终也有利于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可以在目前以纵向转移模式为主的同时，试行横向转移支付。完善转移支付形式。第一，取消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 税收返还的制度设计为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是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种制度维护了地方的既得利益，是旧体制的延续，同时税收返还的数量巨大，不利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因此，不能将其永久化和固定化，甚至扩大化。目前已经具备了取消税收返还的条件。为了减少阻力，可以规定一个过渡期(比如3-5年)，分步实施，逐步到位。 体制补助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从旧的财政分级包干体制中延续下来的转移支付形式，属性和政策目标不很明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形式的均衡化效果进一步减弱。2005年，中央对地方的体制补助为386亿元，仅占2005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的3.4%，建议尽快取消体制补助，将其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 第二，调整财力性转移支付。 根据《〈关于200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0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中的名词解释》的说法，“现行财力性转移支付主要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县乡财政奖补资金、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年终结算财力补助等。地方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统筹安排和使用上述资金。”除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外的其他类型的财力性转移支付都是因为中央出台某项政策导致地方财力不足引起的，或者用于某些专门事项的。因此，从形式上看，这几项财力性转移支付具有专项转移支付的特征。但是，在使用中，这部分资金主要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用于弥补地方的财力不足，在资金的使用上没有具体严格的规定。因此，从性质上讲，这些资金都应列入一般性转移支付。事实上，这些转移支付都是由于政策调整造成的，如果每出台一项政策，就增加一项财力性转移支付，势必会造成财力性转移支付的混乱和不规范。因此，应当将财力性转移支付整合为一项统一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按照因素法，使用一个全面的转移支付计算公式，确定中央对各个地方的转移支付数额。在确定标准财政收入的时候，应当全面衡量地方财政的收入能力，将预算没有反映到的财力反映进来。在确定标准财政支出的时候，不仅应当考虑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等指标，更应当将总人口、可居住面积、地理环境状况等指标反映在内。 第三，科学界定专项转移支付标准，控制准入条件和规模。 首先，要科学界定专项转移的标准，即要明确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列入专项转移支付。通常来看，列入专项转移支付的项目，应是具有外溢性、突发性、特殊性、非固定性等特征的项目。例如，跨地区的大江大河的治理，防护林带的建设，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和疫情的救治，特困县的脱贫救济，中央委托地方的项目等。根据专项转移支付应具备的上述特征，像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和一般性的扶贫等支出都不应列入专项转移支付的范畴。其次，要控制专项转移支付规模。专项转移支付，只能是次要的、辅助的形式，因此规模不能过大，当然，如果把准入的条件限制在具有上述特征的项目内，其规模必然不可能过大。再次，列入专项转移的项目要经过科学论证和一定的审批程序。另外，要加强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防止被截留、挪用，提高其使用效果。

㈦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概述

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现代政府追求的目标。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西方发达国家为克服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强化政府对公共经济领域的垄断地位，推动公用事业等重要行业的国有化，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基本实现了公共服务均等化或均质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世界各国政府积极探索国有公共企业私有化、政府与私人企业合作制等改革举措。百余年来，各国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推动政治文明起了重要作用。
亚洲地区现代化的进程起步时间不一，各国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差别较大。二战以后，先期实现体制变革和经济腾飞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验，通过在公共财政、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公用事业等方面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但是，大多数亚洲国家，由于治理理念、政治体制、社会环境、经济基础、人口规模以及连年战乱等因素，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不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不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席卷全球，亚洲国家中，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认真总结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深化公共服务制度安和公共服务方式的变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主动借鉴发达国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和经验，努力探寻适合本国特点的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途径和策略。在探索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亚洲国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也积累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经验。

㈧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现的路径有哪些

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现代政府追求的目标。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西方发达国家为克服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强化政府对公共经济领域的垄断地位，推动公用事业等重要行业的国有化，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基本实现了公共服务均等化或均质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世界各国政府积极探索国有公共企业私有化、政府与私人企业合作制等改革举措。百余年来，各国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推动政治文明起了重要作用。
亚洲地区现代化的进程起步时间不一，各国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差别较大。二战以后，先期实现体制变革和经济腾飞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验，通过在公共财政、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公用事业等方面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但是，大多数亚洲国家，由于治理理念、政治体制、社会环境、经济基础、人口规模以及连年战乱等因素，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不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不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席卷全球，亚洲国家中，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认真总结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深化公共服务制度安和公共服务方式的变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主动借鉴发达国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和经验，努力探寻适合本国特点的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途径和策略。在探索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亚洲国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也积累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经验。

㈨ 如何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一，政府主体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不完善。在我国，政府同时扮演了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专者和监属督者两个角色，这使得对基本公共服务缺乏有效的监管，从而容易产生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此外，由于政府长期的导向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导致政府倾向于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经济建设领域，而忽略了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从而，制度层面上的不完善造成了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无法均等化。
第二，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失衡。这主要体现在地区间失衡，其背后是严重的城乡二元化现象。如社保、教育、医疗等资源集中于大城市，乡镇等地区则鲜有覆盖。
第三，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间公共服务提供失衡，除上述的资源集中于城市外，制度上也更为偏向城市，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其完善程度上远不及城镇医疗制度，农民的医疗保障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
未来，我国改善基本公共服务面临着比此前更为严峻的压力，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会更加激化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2012年末，我国超过60岁老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14.3%，据预测，到2015年会达到16%，到2030年总数会翻一番，这将对我国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产生极大压力，因此目前实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已经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