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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局渎职罪案例

发布时间:2021-08-18 21:20:34

工商局犯渎职罪贪污应向谁举报

贪污渎职类犯罪由检察院立案侦查,可以去检察院报案。

❷ 如何认定渎职罪的“严重不负责任”

司法实践中,对“严重不负责任”的认定直接影响到许多渎职罪具体犯罪是否成立。如何认定“严重不负责任”?在实践中争议很大。从刑法解释论立场看,对“严重不负责任”进行体系解释是解决认定这个问题的有效方法。 在渎职罪客观方面要素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对“严重不负责任”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方面内容:第一,“严重不负责任”的性质和地位。易言之,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严重不负责任”,究竟是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第二,“严重不负责任”的具体认定。尽管渎职罪的条款并未明确规定“严重不负责任”,但在渎职罪其他条款中却明确出现了“严重不负责任”的字样。因此,对“严重不负责任”的理解,必须联系其他条款进行统一解释。 关于“严重不负责任”的性质 作为刑法用语的“严重不负责任”出现在包括渎职罪在内的11个条款中,它们分别是:刑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三款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第三百零四条故意延误投递邮件罪;第三百三十五条医疗责任事故罪;第四百条第二款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第四百零六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被骗罪;第四百零八条环境监管失职罪;第四百零九条传染病防治失职罪;第四百一十二条第二款商检失职罪;第四百一十三条第二款动植物检疫失职罪;第四百一十九条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 对“严重不负责任”性质的理解,理论上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严重不负责任”属于主观要件。认为“行为人本来能够正确地认识一定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客观联系,并进而正确选择自己的行为,避免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但他却在自己的主观意志支配下,对社会利益和公民大众的安危采取了严重不负责任的态度,从而使自己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 第二种观点认为,“严重不负责任”属于客观要件。有学者在论及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三款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时认为“本罪在客观上必须具有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赞成“严重不负责任”是客观要件的学者在理论界为数不少。 第三种观点认为,“严重不负责任”应该是主客观表现的统一体。严重不负责任不仅能视为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客观要件,而且也可理解为是过失心理的主观要件。 从语法上来看,将“严重不负责任”作为导致后果产生的主观原因也并非完全没有依据。然而,视“严重不负责任”为主观方面要素,至少会产生下列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造成法条之间的不协调。刑法第三百零四条中规定,邮政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故意延误投递邮件,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本条从主观罪过中分析,故意犯罪是毫无疑问的,但由于渎职罪一般为过失犯罪,而一个罪名中不可能存在两个罪过,既是故意,同时又有过失,因此,将“严重不负责任”解释为主观要素,使得法条的整体性被破坏; 第二,造成构成要件中缺乏行为要素。比如,刑法第四百条第二款中规定:司法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脱逃,造成严重后果的,处……。如果将“严重不负责任”作为主观要素,那么,本罪在客观方面只有危害结果,却没有犯罪的本质要素———失职行为,从而使得构成要件没有规范要素,这是不可思议的。 将“严重不负责任”解释为主客观表现的统一体,更是违反了规范要素的逻辑结构。犯罪构成各要件之间既相互联系,同时又有所区别,每一规范要素与事实之间具有对应关系。一个规范要素不可能集主客观表现于一身。所以,这种观点实际上违反了刑法解释论的基本逻辑。 将“严重不负责任”解释为渎职罪的客观行为要素,实际上是必然的选择。笔者赞成这种观点,认为这是对法条进行合理解释后得出的结论。 关于“严重不负责任”的解释 在解决了“严重不负责任”的性质和地位的问题后,该如何认定“严重不负责任”?在实践中争议很大。对“严重不负责任”的认定已经成为许多渎职罪具体犯罪是否成立的关键。 在笔者看来,站在刑法解释论立场,对“严重不负责任”进行体系解释是解决认定这个问题的有效方法。体系解释是指根据刑法条文在整个刑法法规中的地位,结合其他相关法条,来阐明其规范意旨。体系解释的目的在于避免孤立地理解刑法条文,使条文之间避免不必要的“皱褶”或“漏洞”,以便实现刑法整体协调。“使刑法相协调是最好的解释方法”。“法律条文只有当它处于与它有关的所有条文的整体中才显出其真正的含义”。 将刑法中使用“严重不负责任”的所有条款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法条中的用语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在法条中以“严重不负责任”概括了渎职行为。如刑法第四百条第二款中“司法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刑法第四百零八条中“负有环境保护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导致……”等;还有一种是除了以“严重不负责任”进行概括外,还详述了严重不负责任的具体表现形式,如刑法第四百一十二条第二款中“前款所列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对应当检验的物品不检验,或者延误检验出证、错误出证,致使……”,刑法第四百一十三条第二款中“前款所列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对应当检疫的检疫物不检疫,或者延误检疫出证、错误出证,致使……”。以概括的方式表述渎职行为占了绝大多数,而具体列出渎职行为的条款只有商检失职罪和动植物检疫失职罪。刑法之所以对这两个罪名中“严重不负责任”进行特别描述,或许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一是检验检疫部门岗位职责虽然具有特殊性,但其渎职行为表现形式单一,只有这两种情形,因此,在法条中加以明确,更有利于司法机关对这种部门渎职行为的认定;二是检验检疫部门渎职行为表现形式多样,但只处罚这两种行为。无论是出于哪种考虑,将“严重不负责任”予以具体化都是一种特殊规定。 “严重不负责任”是对渎职行为的高度概括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严重不负责任”实际上是对渎职行为的高度概括,“严重不负责任”就是不履行和不正确履行职责。立法者考虑到实践中渎职行为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所以在法条中未对“严重不负责任”的外延和内涵作出具体规定,而是留待司法部门在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认定。 司法实践中对某些渎职犯罪案例的处理之所以会出现分歧,就在于审判机关没有对严重不负责任和不履行以及不正确履行职责作同一性的解释,而是将严重不负责任和不履行以及不正确履行职责分别理解,把严重不负责任作为不履行以及不正确履行职责的限定词,来说明失职的程度。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在相关司法解释中以偏概全,把立法中对“严重不负责任”的特殊规定当作普遍规定来对渎职罪进行定义,即把概括的渎职行为———严重不负责任与具体的渎职行为相并列,导致认识上的偏差。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不当地缩小了渎职罪的处罚范围。 体系解释指向两个目标:一是通过对构成要件的诠释,能够使相应的规范之间严密衔接,尽量避免不应有的“漏洞”。二是减少与其他规范之间不必要的重叠,尽量熨平理解上的“皱褶”,使对构成要件的诠释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抛开与其它条款的联系,孤立地看待渎职罪中“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以及不正确履行职责”的用语,我们的确很难判断他究竟是对不履行以及不正确履行程度的限制,抑或是对不履行以及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概括。

(作者单位: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❸ 餐饮店失火造成一死五伤。检察院认定工商局人员没有监管到位,以渎职罪立案,主管部门食药局是否有责任

由于是涉及刑事责任的案件,关系也比较复杂,慎重起见,你来电咨询吧,

❹ 请分别举几个典型的案例:1、行政违法行为;2、民事违法行为;3、刑事违法行为;4、违宪行为。

1、行政违法

职务过错,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这类失职行为使国家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遭受损害,但还没达到渎职罪的程度。行政过错,即公民和法人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如司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行为。有的学者认为行政违法在许多情况下,专指行政过错,主张把职务过错称为纪律违法。

2、民事违法行为

朱某在工厂浴室捡到苏某的进口手表,先说第二天归还,后来又说自己把手表弄丢了。苏某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朱某限期归还手表。我国民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归还失主。

3、刑事违法

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军人违反职责罪。

4、违宪行为

如1978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第25条第3项),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但由于改革开放要求制定大量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未经修宪,也未作宪法解释的情况下,自行行使立法权,1979年至1982年间共制定了11个法律,这都是违背当时宪法规定的。



(4)工商局渎职罪案例扩展阅读

行政违法的主体必须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不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不可能构成行政违法;行政违法违反的是行政法律规范,侵害的是受法律保护的行政关系;行政违法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但尚未构成犯罪;行政违法依法应当承担行政责任。

民事违法行为的构成条件主要有两条:侵犯他人受到民事法律保护的权利和利益;行为具有违法性,即违反民事法律的规定。民事违法行为分为违反合同行为和侵权行为两大类,前者指合同当事人没有合法事由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后者指合同以外的,非法侵犯他人民事权利的行为。

❺ 乐清工商局局长王建伟打人事件,求内幕

内幕?
我倒是知道点情况,但是不敢说是内幕。
其实就是2家商业公司品专牌类似,其中“清属华阳光”与乐清工商局局长王建文权钱交易,“清华阳光”购买处罚单陷害“清华阳光科技”。
乐清工商局下发处罚单后,“清华阳光科技”通过法院上诉,2次法院判“乐清工商局”违规执法。乐清工商局拒绝执行,“清华阳光科技”与乐清工商局沟通期间发生不该出现的一幕。
从整个事件过程中可以看出工商局局长王建伟不仅涉及渎职罪,还涉及受贿罪,损坏证据罪等等。

❻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构成渎职罪,但免予刑事处罚的,怎么处理

看原单位的态度了,经原单位研究决定,可以给予辞退,也可以记大过,记过,通报批评等等

❼ 潍坊市工商局注册局长袁恩民犯渎职罪了吗

请潍坊市工商局正面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股东不知情,又被伪造签名的股东会决议,有效吗?
2、无效的股东会决议,可否拿去工商局进行变更?
3、若用无效的股东会决议进行变更了,工商局有无失察失职的责任?
4、无效的股东会决议进行的变更属不属于非法变更?
5、非法的变更,在潍坊市工商局发现后,该不该纠正或撤销?
6、情节严重该撤销的,是不是非得都再通过法院诉讼才能撤销?
尤其是请潍坊市工商局注册局长袁恩民同志回答,你在山东航远的非法变更这件事上是什么态度?到底有无包庇王桂林等犯罪分子??

❽ 质量技术监督局的职务犯罪案例

职务犯罪解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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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好!
欢迎您来参观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主办、平谷区人民检察院承办的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展览。本次展览的目的在于使国家工作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了解职务犯罪的严重危害,从而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增强反对腐败和职务犯罪的决心和信心。本次展览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 内容丰富,共有209块展板,展出133个案件,六万两千字中包含大量预防职务犯罪的要点。第二,针对性强,分为机关篇、国企篇、金融篇、乡镇篇和预防篇五个部分,便于不同行业和群体的同志前来参观。下面由我向大家介绍第一部分《机关篇》。
根据涉案行业的不同,我将从7个方面来介绍这一篇章:
一、第一部分讲的是一把手权力失控,从而导致职务犯罪的发生。
1、原湖南省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在极度享乐心理的支配下,成为“三玩干部”,他曾为七位情妇买过七套商品房,为非婚生子女建立了700万元的“贝贝生活基金”。极度享乐的后果是他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本案警示我们:那些有极度享乐心理的人,一定不要忘了乐极生悲的必然结果。
2、王道生犯受贿罪,不仅自己被判处无期徒刑,儿子王健也被拉下了水,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王道生在法庭上忏悔道:“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培养和重托,我的行为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儿子。他才26岁……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刚走上社会就被我带错了路,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是我让他步入了犯罪的漩涡……”
3、原湖北省襄樊市市委书记孙楚寅因卖官而走向犯罪的深渊。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要杜绝买官卖官的现象,就要堵住现行干部制度和体制存在的漏洞,只有让任用干部的每一道程序都变得真正严肃起来,才能使买官卖官找不到市场。
4、马玉伦案,给我们展示了刑法第388条规定的受贿罪的斡旋形式,这里有具体的法条规定,请大家注意观看。
从以上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和制约,是遏制腐败的重要环节。
二、接下来我们来看发生在党政机关不同部门的职务犯罪案件。
1、先来看杨哲信,身为组织部副部长,两年中经他的手提拔大小干部有69人之多。为了卖官,他还指使别人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私刻国家机关印章,情节相当恶劣。杨哲信视国法于不顾,最终受到国法的审判。
2、他叫张小川,出生在山东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家庭。在忏悔中他说:“是革命的摇篮和乳汁哺育了我,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没想到,我却背叛了党和人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我咎由自取的结果!”
3、发送文函是每个单位都有的工作,但这项工作又很不起眼,往往算不上是易发生职务犯罪的风险岗位。但张国顺等11人竟利用这一小漏洞,伙同邮局工作人员,以加大邮资费用的手段贪污140余万元。由此可见,预防职务犯罪,不仅要找出风险岗位、易发环节和重点监督的人员,同样不能放松对其他业务制度的建设和人员的监督。要做到哪里有公共财产,哪里就有规范的制度和防范流失的机制。哪里有国家工作人员,哪里就有有效的教育和监督。
4、李有灿,原河北省外贸厅副厅长。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受贿4700多万,受贿的时间与数额之比,可谓是创出了全国贪官之最。
5、被人们称为“阳光采购”的政府采购机制,因集约财力、抑制腐败等多种作用而被世界各国普遍推行。我国也不例外。郑大水能够在抑制腐败的政府采购中大搞腐败,说明我们的政府采购制度还有漏洞,还不完善。另外,制度是靠人去执行的,如果人出了问题,再好的制度也难落到实处。所以反对和防止腐败,还是要靠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防体系,综合治理,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
6、朱同球是一名总会计师,在监狱里也为自己算了一下犯罪的成本,他说:“贪到最后我又得到了什么?不仅赃款全部退赔了,而且还换来11年牢狱加身。腐败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如果能早点把这笔帐算清楚,也就不做这‘赔本’的买卖了。”
7、同样,白春根给我们求证了一下29+1=0的等式。他说:“我参加工作29年,一直清清白白,在分管煤矿工作的一年半时间内,我就弄了100多万。自己的人生经历就是29+1=0。我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真是太糊涂了。”
8、近年来,国有资产的流失日益严重。而平谷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徐少华却挪用公款,比起其他挪用者而言,更加令人愤恨。
9、肖占武是原内蒙古自治区国税局局长。犯罪后也得到了惨痛的教训。他说:“说实在的,收人家钱的时候,我表面上看起来很坦然,其实心里却一直忐忑不安,因为毕竟这钱不是自己的劳动所得。作为父母,我想的就是给孩子们多留下点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把孩子们也牵连了进来……”和王道生一样,他们都连累了自己的孩子。对孩子负责,并不是给他们留下多少财产的问题,而是要带孩子走正道。
三、医药卫生领域职务犯罪是导致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重要原因,百姓对此深恶痛绝,此类案件也一直是我们检察机关查处的重点。
1、李建国只是一名小小的出纳员,但他贪污的医药经费竟达687万余元。大家想想,687万元人民币能够减轻多少病人的经济负担!能够挽救多少病人的生命!李建国居然打起了贪污医疗经费的坏主意,真实丧尽天良。
2、马郸杰是原北京协和医院门诊收费处收费员。在5年的时间里,作案915次,最少一次只有27元。她对检察官说:“我拿钱上瘾了,越拿越多真的害怕了,但没法控制。谢谢你们,否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广东省率先在国内建立起预防制品集中采购的制度。但由于缺乏对此制度的监督,使罗耀星等人钻了空子。本案提示我们,制度出台后,还要配备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以保证制度的有效落实。
4、这是一对夫妻,李知文是原福建省南平市卫生局局长,他自己不好意思直接收钱,便由他的妻子危香莲在家里收受医药代表和设备代理商的贿赂。在李知文走向犯罪深渊的过程中,妻子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可见,腐败这颗毒瘤一旦长到了“贤内助”身上,则可能加快配偶和整个家庭的毁灭。同时本案是夫妻犯罪的类型之一,即利用一方的职权进行犯罪。
5、有钱了,就能过舒心日子吗?我看未必,如果拿的是不义之财,那就必然不会有好日子过。看看陆粤平是怎么说的。他说:“自从收了钱以后,我一直处在担惊受怕之中,有钱不敢用,对外不敢张扬,不敢抛头露面,天天胆战心惊。守住这收来的几百万不义之财,就像坐在一个能量巨大的定时炸弹上,说不定哪天就会把自己炸的粉身碎骨。”本案中,陆粤平产生了“别人能收,我也能收”的从众心理,原因有二:第一,他没有认清当今反腐败的严峻形势,第二,没有认识到职务犯罪的严重危害,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四、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两个发生在教育系统的职务犯罪案件。
1、有这样一个场景,住在收费仅10元的通铺,饿了在路边摊点随便吃点东西,病了也只能自己扛过去。大家一定觉得他很可怜,其实一点也不。因为他身上有的是钱,他只是不敢住、不敢吃、不敢看病罢了,他就是杨善德。作为教育系统工作人员,获得种种荣誉称号后,仍没有抵制住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走向犯罪的道路。随着检察机关查办教育系统职务犯罪的力度不断加大,杨善德寝食难安,最终选择了逃亡,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潜逃4个月后被抓获时他说:“要是再晚抓我几天,我就死在外头了。”
2、原海南省省委党校副教育长兼成教部负责人方少云被绳之以法后坦言:“当了成教部负责人后我就想:当有实权的官没几年了,不如先捞点钱再说。当时只想捞上几万元。谁料,鬼使神差,一发不可收拾。”量变到一定程度就要发生质变。为了避免向方少云那样“积少成多”,“一发不可收”,还是应当“勿以恶小而为之”。
五、第五部分我来介绍一下发生在基本建设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
1、近年来,在全国交通系统经常发生交通基本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如原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犯罪的数额高达5000多万,从而被判处死刑。
2、他叫陈秋峰, 1984年从建筑学院毕业后,就开始规划着自己的人生,不仅要在职位上有所发展,而且要在财路上有所“发迹”。他充分利用日益扩大的“人际资源”,在仕途和“钱途”上都朝着自己预期的目标发展。经营生意有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的风险,但违反法律去规划人生,所面临的风险则是身败名裂,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3、在江苏省丹阳市的局长行列中,张阿兴是有名的“专业型、学习型”局长。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于学习,能熟练地用英语、日语与外宾交谈。但他的聪明才智也放在了为自己敛取那些不义之财上。张阿兴不学习法律知识,不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提高思想品质和道德修养。看来这位“学习型”的局长,没有学好人生中最重要的内容。
4、大家可能都听说过“59现象”,说的是有些人临近退休时,或许是对未来的经济生活感到没有保障而产生不安心理,或许是回顾一生觉得自己贡献挺大而产生失衡心理,从而开始走上贪利型职务犯罪的道路,本案就是这类案件的典型。贪污时王桂洪已到退休年龄,程重阳已近退休年龄,他们晚节不保,没有站好最后一班岗,退休后不但不能颐养天年,反而被判刑入狱。其实只要多想想自己已经得到了什么,并明白犯罪可能使人失去最宝贵的生命和自由,那么还能去动那贪欲之心吗?
六、下面这些是发生政法系统职务犯罪的案例。
1、赵振义是原北京市监狱副监狱长,不料自己却被关进了监狱。在刘某与周凯东的行受贿犯罪中,赵振义起到了引见、沟通、交付贿赂款的作用,使这起行受贿案件得以完成,为此自己犯下了介绍贿赂罪。本案提醒我们,有热心肠的人可千万别干这事。
2、刚才我们介绍了李知文夫妻犯罪的类型一,下面这个案子是夫妻犯罪的第二种类型,即双方都有权力。韩健、卢晓萍在交通学校上学时相识。后来卢晓萍当上了财务处长,但韩健的升迁并不顺利。卢晓萍就帮助丈夫打通关系,行贿买官。最终夫妇二人顺利升迁,同时也共同走入犯罪的深渊。
3、贾永祥曾是一个老政法干部,如今却成为一个不齿于人民的罪犯,他在忏悔中说到:“监狱生活,已经使我深深懂得了自由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宝贵,能为党和人民工作是多么幸福,能很有体面地做人是多么值得珍惜。但,这都毁之已晚。”
七、上述介绍的六个部分均是贪利型职务犯罪,简单来说,就是往兜里装钱。职务犯罪还有两个类型,渎职犯罪和侵权犯罪。下面我来介绍几个渎职犯罪案件:
1、质量技术监督局在维护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身为昌平区质量监督局局长的付金祥,本应把好产品质量关,但他却置自己的职责于不顾,使制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得不到处罚,让伪劣产品流入市场,因而受到法律的惩处,实在是罪有应得。
2、俗话说:逆风行走的人挑战的是天气,逆水行舟的人挑战的是波涛,而顶风作案的人挑战的却是这国法。原北京市公安局崇文分局的预审员靳建明却偏要挑战这国法。他从事司法工作多年,却知法犯法,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人情的考验,私放在押人员,最终自毁于这场罪恶的交易。
3、大家看,这是多么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而一家之主孙兵却在担任昌平区国税局干部期间徇却私舞弊收受贿赂,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6个月,不仅给社会带来了危害,也毁了自己的家庭。
4、这是原四川省工商局局长李太银,他不但写过《碑魂》、《梦魇》等长篇反腐小说,而且还经常告诫下属:“权力与腐败与生俱来,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亲君子远小人,防微杜渐。”正是这样一副清官模样的李太银却因腐败而被判刑,看来他不是没有理解腐败的真正含义,而是一个戴着清廉面具的伪君子。
5、随着城市发展的必然,拆迁已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人民群众本想抓住这个契机解决住房问题。但负有拆迁管理职责东城区房屋拆迁管理中心的王龙泉、钟山雨,却徇私舞弊、滥用职权,侵犯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激怒了百姓,甚至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查处此类犯罪的呼声日益高涨。本案也是也是北京地区的拆迁领域第一案。
国家机关部分职务犯罪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请继续参观。

❾ 渎职罪案例

您好!渎职罪案例如下:
1.张某,国税局局长。国税局决定新建办公楼。三家企业的价格差不多,另有一家农民承包队要价很低。张为省钱,不顾该队没有建筑等级资格和施工条件差的事实和其他领导的反对,擅自作主。办公楼建成后,质量不合格。造成经济损失500万元。

2.被告:郑某,乡长。张某,乡党委书记。二人不执行森林法和有关封山育林的规定,致使集体林业资源受严重破坏。县人大代表视察时提出批评,二人仍放任不管。

3.被告:于某,科某干部。于某和大学同学聚会时,为炫耀而说起有关海军、空军当前发展及活动等秘密情况。其同学向别人炫耀时被外国记者知悉后在外国报纸上报道,给国防声誉造成很坏影响。

谢谢阅读!

❿ 什么是渎职罪

渎职罪的成立,是以行为人存在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的行为为前提的,而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又和行为人存在一定的职务权限有关。所以,厘清职权(职守)和渎职犯罪之间的关系对认定渎职犯罪尤为必要。
职权的一般含义
职权(职守),是指行为人享有的一般职务权限或者承担的相应职责。只是从外形上看有一定的权力,但是客观地看没有一般的职务权限的,不是这里的职权(职守)。职权不一定是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从法律制度上作综合的、实质的观察,认定行为人享有职权或者得到授权的,就是有职务权限。作为一般的职务权限,职权不一定是法律上有强制力的权力,但其滥用会使对方承担义务或不能行使权利的,也是职权。
成立玩忽职守罪的前提是行为人有“职守”可供其“玩忽”,不存在相应职权的,即使其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也不可能构成本罪,这是合理解释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后必然会得出的结论。例如,罪犯甲正在疯狂地杀害妻子,警察Y接到报案后赶到现场,在完全能够履行职责时,并未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县司法局长D因事率众路过现场,也未组织他人救助被害妇女,并不能认定警察Y和司法局长D都构成玩忽职守罪。警察Y因职务上的要求,有制止违法犯罪活动、救助被害人的义务。其在履行救助义务具有容易性、可能性的场合,拒不履行保护、救助义务,最后被害人死亡的,可以成立玩忽职守罪。但司法局长D的职责是司法行政事务的管理,其不负有制止犯罪行为的义务,也缺乏对抗罪犯的相应武器装备、手段,所以,不存在不救助被害人的“职守”,自然谈不上成立玩忽职守罪的问题。所以,判定其构成犯罪,就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行为人享有相应的职权,但是其作为或者不作为行为没有履行相应职责的,才能构成渎职罪。渎职行为具体包括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两大类型,所以,这里对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的讨论,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所规定的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这两个具体的罪名本身。
职权必须被滥用,才可能成立滥用职权型犯罪。职权的滥用,是指违背法律授权的宗旨行使职权,超越职权范围或者违反职权行使程序,以不正当目的或不法方法实施职务行为。换言之,任何无端行使职权、编造事实扩大职权范围,实质地、具体地违法或不当行使权力的行为,都是滥用职权。在出于不当目的实施职务行为的情况下,即使从行为方法上看没有超越职权,也属于滥用职权。
滥用职权行为主要表现为:超越职权,擅自决定或处理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例如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在进行市场管理过程中越权进行社会治安管理;玩弄职权,随心所欲地对事项作出决定或处理,例如质量技术监督人员对合法经营者任意处以罚款;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不正确地履行职责;放弃职责,故意不履行职务,例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自然灾害、突发事件、重大责任事故发生后,不正确履行职责,违反有关特大事故报告程序的规定,对特大矿山安全事故隐瞒不报,亦不及时组织抢险、调查,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即构成滥用职权罪。有时这四种行为方式交织在一起,难以分清,例如负责主管缉私工作的公安机关负责人接受贿赂之后干预走私犯罪的查处,就同时具有超越职权、玩弄职权和不正确履行职权的性质。正当执行职务,或者只是利用地位、条件实施与一般的职务权限无直接关联的行为,不是滥用职权。例如刑罚执行机构的监管人员利用教育罪犯之机使用暴力猥亵妇女的,只构成强制猥亵妇女罪。深夜巡逻的警察抢劫他人财物的,只应成立抢劫罪,都不构成本罪。
滥用职权行为,是否仅限于公开实施?换言之,秘密地任意行使职权行为,相对人对此无法认识,或者滥用行为从外形上不具备职权行使特征的,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值得研究。例如司法人员甲为侦查危害国家安全案件,未履行合法手续而秘密窃听乙的电话;技术监督人员丙为查处生产伪劣商品案件,未经批准秘密进入丁公司搜寻,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
一种观点认为,滥用职权行为如果不被相对人所认识,就不构成滥用职权罪。因为要行使职权,就需要对方根据权力者的意思有相应的行动,相对人不能认识的行为(例如警察的窃听行为),其不能作出相应的表示,滥用职权罪就不可能成立(意思压抑说)。还有观点认为,相对人没有作出必要的行为,职权行使的行为从外观上看难以判断,不成立滥用职权罪(外观必要说)。按照上述观点,甲、丙的行为均不构成滥用职权罪。
但是,肯定说认为,相对人对职权行使是否有认识或者权力行使的外形如何都不重要。享有职权者客观上任意行使其职权,就属于滥用行为。因为相对人对权力行使即使没有认识,但其仍然要承担额外的义务或者自身权力行使会受到重大妨害;而滥用职权罪的立法依据之一就在于对容易侵害个人权利的公务员给予一定的限制。同时,普通公民如果事后知道公务员实施了滥用职权的违法、不正当行为,其对公务执行妥当性的信赖感仍然会受到侵害,所以,滥用职权行为的法益侵害性还是存在。因此,即使被害人对职权行使不能认识,但其权利被妨害的可能性也是完全存在的,甲、丙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应该说,肯定说更为合理。
玩忽职守的具体认定
玩忽职守即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职责或不正确履行职责。不履行职责,是指行为人应当履行且有条件、有能力履行职责,但违背职责没有履行,其中包括擅离职守的行为。不正确履行职责,是指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虽然实施了部分职权行为,但从总体上看,行为违反职责规定,草率从事、粗心大意、敷衍塞责,或者任意蛮干、独断专行、违背客观规律胡乱指挥。因此,玩忽职守一般表现为不作为。
需要注意,作为一种渎职犯罪,玩忽职守行为无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都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责义务相联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责和义务,一般都在国家的法律法规、机关单位的组织纪律、规章制度中有明确规定。这些规定是判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否具有玩忽职守性质的基本依据。一般来说,玩忽职守犯罪都是明显违反这些规定的行为,没有违反这些规定的,无违反注意义务的主观过失,不能以玩忽职守罪论处。例如,自诉人L向法院提出N有诽谤犯罪行为,要求追究N刑事责任。被告人H作为主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接到控告材料后,安排刑庭审判员对自诉人提供的匿名信件、公安局刑事技术鉴定书及其他证据进行审查,认为符合刑事自诉案件立案条件,在向本院院长汇报后,决定立案并对N采取逮捕强制措施。后经重新鉴定,确认匿名信封上的字迹不是N书写,导致N被司法机关错误羁押近3个月。对H能否以玩忽职守罪论处?
对此案,肯定说认为,被告人H在审查诽谤自诉案件时,严重不负责任,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在有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未得到审查,指控的事实是否为N所为以及是否构成诽谤罪未得到查证,对N是否有逮捕必要未认真调查的情况下,即认定其涉嫌诽谤罪,并对N决定逮捕,致使其被错误羁押,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H的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
否定说主张,H身为法院主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对告诉才处理的诽谤案件的证据材料,安排刑庭审判人员对证据进行了审查;根据有权进行司法鉴定的机关出具的刑事技术鉴定结论,对案件进行了立案,为防止自诉案件被告人发生新的社会危险性,经其和刑庭审判人员讨论,报本院院长同意并授权后,决定对自诉案件被告人采取逮捕强制措施。H在对该自诉案件立案到决定对被告人逮捕,并没有违反职责义务。虽因原鉴定人未按照有关规定出具鉴定结论,导致后来的鉴定否定了原鉴定结论,从而使N被错误关押,也不能据此认定H在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其行为在客观方面不符合玩忽职守罪的构成要件。
应当说,否定说是正确的,因为行为人虽然有相应的职责义务,但是在没有违反职责时,不应当成立渎职罪。在实际生活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使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认真履行职责行使国家权力,在有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发生一定的危害后果。这种情况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也是难以避免的。在司法活动中,审判人员依法定程序在法定范围内正确行使职权,但有时却由于客观原因或自身认识能力的限制,仍不能完全避免错捕、错判结果的发生。对于虽然发生错捕、错判并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损失,但行为人属依法行使职权,并未违反诉讼程序和法律规定的,不属于玩忽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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