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找准切入点、运用结合点、把握着力点，抓住着重点，千方百计解决影响社会和谐德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
(一)要加强社会矛盾化解，有力维护社会稳定.一是建立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相关制度。按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需要，健全完善矛盾纠纷定期排查、定期报告、
协调会议、首问负责制等制度，实现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二是注重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要坚
持以人为本，在改革措施出台、管理方式改变、重大项目引进、重要活动举办等重大决策之前，充分征求群众和有关专家的意见，增加透明度，减少因决策不当带来
的社会各方的利益冲突。三是健全完善调处机制，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纠纷。健全完善镇(街)调解中心和村(居)调处工作站的组织体系建设和各项制度建设，运
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形式，及时有力地化解和处理矛盾纠纷，严防其升级、激化或转化。四是建立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加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不仅
要进行经济效益评估，看要不要干，而且要进行社会风险评估看能不能干五是建立积极预防稳妥处置社会公共危机事件机制。加强预防、稳妥处置。六是健全完善处
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快速有序反应机制，防止和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制定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预案，定期进行修订和完善，确保处置稳妥有效、协调有序。
(二)要加强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的整治，实现社会平安和谐。加强社会治安重点地区、重点部位排查整治，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改善民生、保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推进基层基础建设和平安建设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任务。
(三)要加强和改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实现人口的有序流动。如何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随着新的户籍管理规定出台，就需要我们探索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办
法。一是把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列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逐步建立和完善覆盖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体系。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不仅是人口问题、经济问题，同时也是
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要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以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为目标，在制定公共政策、建设公用设施等方面，以为流动人口提供市民化待遇
为目标，统筹考虑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的流动人口的利益和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覆盖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体系。要逐步完善保障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的体制机制，
努力为流动人口提供市民化待遇，亲情化服务，人性化管理，逐步实现流动人口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计生服务、子女就学、住房保障等方面与本地居民享有平等
权益。二是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管理的组织建设和机制建设。要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创新机制、加强管理、优化服务、促进发展”的
根本要求，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摆上经济建设、社会管理的重要议程，着力巩固各级管理体系;完善各级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的服务管理机构，设立定级定编的专
职机构，配备专职人员，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组织建设和机制建设。三是以出租屋为重点，强化暂住登记，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抓手。
(四)解决社会组织管理服务问题，提升社会组织的管理服务能力。我国社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深刻社会变革中，社会生活多样化、多元化、多变化的特征日益凸
显，出现了一些新社会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阶层。在当前新的形势下，解决好社会组织管理服务问题，提升社会组织管理服务能力。一方面，要加强境内社会
组织。对境内社会组织，坚持培育发展与管理监督并重的方针，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加强依法准入、依法管理和执法监督。明确有关部门管理、监督职能，明确社
会组织开业条件、审批程序、职责任务、活动宗旨，规范其行为。
(五)加强基层墓础建设，全面夯实基层基础。一是进一步加大平安建设的经费投入。要将平安建设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投入，以保证综
治各项工作和平安建设的顺利开展。二是健全完善基层政法综治组织机构。配齐配强市区、镇街综治办专职副主任和工作人员，明确责任，确保市区综治办和镇、街
道综治办有足够数量的专职工作人员。进一步加强镇(街)综治工作中心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村(居)综治工作站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站建设和村(居)
委会、治保会、调解会，以及基层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司法所的建设，确保基层政法综治组织机构运行正常。
(六)发挥综治委成员作用，积极推进齐抓共管。要落实综治委各成员单位工作目标管贵任制，层层签订责任书;要建立和完善综治委各成员单位以及综治委“五个
专门工作小组”综治工作述职报告制度、联络员制度、平安创建联系点制度，充分发挥部门职能作用，促进综治工作的全面协调发展;要进一步增强参与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B. 对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有何建议
（一）转变观念，提高对发展社区社会组织重要性的认识。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系。其中政社分开就是要求各级政府要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办好由政府承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同时，推动政府部门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向社会组织开放更多的公共资源和领域，支持各类社会组织承担社会事务，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因此，加快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是转变政府职能，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社区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完善社区自治功能，整合社区资源，拓展社区服务，扩大就业渠道的现实需要；是活跃社区文化，增强居民凝聚力，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我们建议全市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当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高度，把培育扶持和有序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当前加强社会和社区建设的重点之一，切实加强领导，认真做好规划，加快培育发展，加强规范管理，共同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二）完善政策，制定出台培育扶持社区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文件。建议适时出台关于加快培育扶持社区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及配套文件，明确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培育重点、扶持方式、责任主体、经费来源、保障措施等内容。在培育的重点方面，我们建议根据社区社会组织的性质，结合我市实际，重点发展以下四类社区社会组织：一是有利于促进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社区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二是社区群众参与面广、具有群众基础的社区文化体育类社会组织；三是与社区居民生活密切相关，服务于社区群众的社会组织；四是有利于促进社区居民就业的社会组织。在完善机制方面，我们建议一要开通登记绿色通道，采取备案与登记相结合的方式，降低门槛，将社区社会组织纳入合法管径，促进其发展；二要建立健全科学的政府购买服务、民办公助等扶持机制，将相关项目扶持资金纳入公共财政框架，引导和支持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三要强化分类管理,按照社区社会组织的性质、规模、业务范围、成员与服务对象的不同，加强分类指导与管理，积极引导社区社会组织规范运作，使其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管理轨道，确保其既发展得好又管理得好。
（三）落实举措，加大培育扶持社区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工作力度。一是制定发展规划。将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管理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根据各个社区的具体情况，研究制定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规划，明确重点扶持对象和具体扶持措施，不断优化社区社会组织的结构和布局。二要加强孵化基地建设。进一步完善社区社会组织孵化机制，尽可能为各类社区社会组织的创建提供有益的咨询，创造必要的条件。三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各方协同，努力在资金、场地、专业人才等方面提供保障。学习苏州、南京等地做法，每年从福利彩票基金中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支持初创型社区社会组织发展。通过政策宣传引导、活动吸引、典型带动等多种方式，招纳优秀人才、志愿者加入到社区社会组织中来。四要注重打造品牌特色。根据每个社区的不同情况，重点发展和培育一到两个社区社会组织，精心指导，在创特色品牌上下功夫，达到建一个示范点凝聚一批骨干，服务一方居民，营造一片和谐环境的目标。
（四）加强宣传，增强居民群众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认同感和参与度。通过市、区政府及部门网站、电子政务社区应用系统和街道、社区宣传栏、宣传单等，将社区社会组织的各类信息，包括有关政策规定、办事程序和已经登记的社会组织名称、住所、性质、宗旨、规模，以及开展重要活动、主要服务项目、年度工作报告、年检通过情况等予以及时披露，同时在新闻媒体上加大社区社会组织典型、经验的宣传力度，让居民群众全面了解社区社会组织的情况，增强认同感和参与度，同时形成社会监督机制，为社区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基础。
C. 公共服务国内外理论概述
行政变革的理论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新贵无疑是“新公共管理”(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相比教而言，它摒弃了传统政治理论的观察视角，而是从市场和经济学的角度重塑了许多行政的理念和价值，从而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行政发展架构。同时，必须注意到的是，以丹哈特夫妇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并倡导“服务而非掌舵”的新公共服务理论(the New Public Service)，他们的观点在我们的服务行政研究中具有值得重视的巨大意义。
一、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
1、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缺陷。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为政府改革注入了新鲜血液。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是政府有限理性和政府官员的“经济人”假设，政府相似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组织，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公共服务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因此，其核心内容是力图将私营部门和工商企业的方法用于公共部门，强调市场竞争、政府工作的绩效评估、行政过程的透明取向、成本效率和顾客导向等。一时间，“企业化政府”、“市场为本”、“政府瘦身”、“重塑政府”成了政府官员使用率极高的流行词语。然而新公共管理的思想并没有涵盖当今政府在实践中所应该涵盖的基本理念。而且新公共管理过分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过分强调政府向企业学习、用企业提供商品的方式提公共服务，往往会而且在实践中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差别，从而产生伦理上和责任上的问题。另外，在市场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腐败现象。这一切，导致公平与公正问题的凸显。
新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政府不再同时掌舵和划桨，而是把划桨的任务赋予更为高效率的市场，政府则专心做好掌舵的工作。丹哈特夫妇则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当我们急于掌舵时，我们是否正在淡忘谁拥有这条船？”从掌控和驾驭社会的角度讲，政府过去已经做了很多，也的确发挥过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于现代社会，这种单极化的掌控结构是否还合理呢？现代社会更多意义上是一个多元化的结构，即便在公共行政领域它更多的也要体现出公民的主体性。其实公民才是一个多重的角色，他们既是公共财政的主要供给者，也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各种生活的参与者和公共利益实现的监督者。归根到底，作为最终的授权者，他们甚至可以通过新契约的形式向民间公共组织授权，而非单独指向政府，这样就使得掌舵者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政府在许多时候的角色将不再是主导型的，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至于划桨手也不仅仅是市场这一单一结构能够完全提供的，需要有更为多元的参与力量来重构体系。
2、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在对新公共管理进行性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的新理论。丹哈特夫妇提供了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比较的一个代表性范式，他们提出了对服务行政有相当指导意义的七个方面：1.服务而非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3.战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动；4.服务于公民而不是顾客；5.责任并不是单一的；6.重视人而不止是生产率；7.超越企业家身份，重视公民权和公共服务。夏书章先生对此有这样的评价，“在传统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之后，出现新公共服务运动，并非偶然，故不论它们之间的理论观点和具体内容上的分歧和争议如何，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和不容忽视，即强调或提醒公共管理主要是或者归根到底是公共服务的性质。”
与新公共管理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观念之上截然不同的是,新公共服务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观念之上的,是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员为公民服务并确实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之上的。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体现在: (1) 新公共服务呼吁维护公共利益，“ 当公民能够根据公共利益去行动时,社会的广泛利益才能从一个独立的、孤立的存在中脱离出来,并转变成一种美德和完整的存在,向社会奉献的过程最终使个人变得完整”，这种观念大大超越了建立在个人自利基础上的新公共管理理论。（2） 新公共服务强调尊重公民权利。新公共服务的倡导者坚持认为,政府与公民之间是不同于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的, “公民具有一种公共事务的知识,一种归属感,一种对整体的关切,一种与自身的命运休戚与共的社群道德契约”。新公共服务倡导者相信公共组织如果能在尊重公民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分享的过程来运行,就一定能获得成功。（3） 新公共服务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新公共服务看到当今政治生活领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政策制定方面的变化,政府不再是处于控制地位的掌舵者,而只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更多的利益集团直接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中。新公共服务认为行政人员应该意识到,公共项目和公共资源并不属于他们自己,作为负责任的参与者,而不是企业家,他们是“公共资源的管家、公民权和民主对话的促进者、社区参与的催化剂、街道层次的领导者” ,将越来越多地扮演调解、协调甚至裁决的角色。
3、新公共服务理论需要发展和实践。新公共管理努力实现的是对一系列公共管理困境的救治，现实的问题使得关注效率的工具理性成为必要，相应的它对于追求何种最终价值却少有兴趣，也就缺乏探讨紧迫性的认知。作为一种变革和救治的视角，我们对于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案予以很多的赞成与肯定，但是这样一种理论进步更多的是建立在技术和工具的层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具有形式偏好性。而新公共服务则试图将管理的视角逐渐切换到对管理乃至社会发展根本价值的关注上来。资于往事，鉴于现实，我们需要在一个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在二者理念中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
尽管丹哈特夫妇在提供的多个项目的比较后发现，二者似乎存在着太大的差别，但是如果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形式和价值事实上必然有相契合的肌理。就如同我们认为即使在公共管理“主体缺位”时期，它也正走在根本价值的漫长回归之路上，并不能因为当时的理念多么浅显而否认那曾是形式与价值耦合的一个历史进程。新公共服务高举价值追求的大旗一方面确实很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困惑，在实践上并不能与新公共管理并驾齐驱。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困惑
公共行政转向倡导服务的价值和实质的正义，需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公民本位、追求公共利益为根本的行政体系。这样一种理论推定的首要问题“是否可能”或者说“是否具有操作性”将如何来界定呢？事实上，通过分析，我发现有四个困惑必须予以解决才能回答其现实性。
第一，公民何以理性？以公民为本就意味着公共行政必须满足公民的需求并为不断发展的需求提供服务升级的义务。那么，公民的理性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这种理性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
1.公民是否准确的知道自己的需求？公民其实往往最注重基础的需求，而对于可能的或者高层次的需求缺乏认知，这主要是因为需求环境、需求阶段以及需求人群的差异造成的。譬如，生活在城市的人向往乡村田园的环境，而农村居民会觉得现代化的都市生活更好，这种需求的“围城”困境并不意味着绝对的需要，而是阶段性的比较和补差心理。所以公民的需求总是表达不充分或者时效多变的，寻求一种明确的认知似乎目前还不可能。
2.公民是否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即使公民完全知道自己的需求，那他们能清楚无误地传递给供给方吗？答案是否定的。公民的表达取决于三个因素：a.公民表达的能力，这一点是因人而异的，最好的表达能力者能否最清楚的表达尚有疑问，何况千差万别的公民群体。b.公民的表达意愿，公民的表达意愿是受个体情绪影响很大的，不同心理素质和个性的人对表达的见解是不径相同的。c.表达的成本，这一点其实也很关键，如果公民感觉到对话的成本高于收益或者担心投入沉没的话就会放弃许多表达的机会。
3.公民认为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了么？公民的评价体系同样体现出迥异性，即使是同等同质的服务对于不同的客体而言满足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困境时常出现，使得服务方不知所措，也往往影响公平性和制度化。
所以，就现实而言，差别的公民个体理性层次不同，作为全体考察时则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只能称之为有限理性的集合。
第二，政府何以令人满意？作为服务供给者的身份，如何让公民满意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作为权力和权利主体的公民在接受服务的时候对于政府不能是感恩或者宽容的感情，他们通常应当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1.政府是全心全意为我们考虑的吗？政府的人员是由一般的公民担任的，他们具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具有公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本职工作来实现政府的服务。这个特殊群体的集合是不是会带来政府的人格化以及利益集团化？他们考虑服务的基点还能保持公正吗？还有可能在冲突的区域依然保持价值的中立吗？以上的担心不是多虑的，既往的“经济人”假说事实上更加增添了这方面的不确定感。
2.政府能提供尽可能多和好的服务吗？这个问题直接与服务的意愿和政府的能力有关：从意愿的角度，政府在获得充分的授权后，必须有兑现契约的实际行动和完善服务的创新精神，还必须保障能够落实到制度化的设计上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随意性安排；从能力的角度，政府在具体的行政中应当表现出足够的驾驭本职的素质并且有令人信服的实践来进行经常性的校验；这个问题实质上还与政府对公民需求的认可有密切的关系，公民表达的所有需求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回应、是否带来了未来服务升级的承诺和预期等都是现有较松散公民社会的结构所不能把握的。
3.政府是值得信任和不可替代的吗？既然服务是公民对政府的根本定位，那么政府目前所发挥的功能都是不可替代的吗？在某一种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已经是最好的可能吗？现实中，多元的社会和多元的结构已经提供了选择的其它可能，政府如果不能证明它还有必要居于主导，就必须放弃过去获得的授权合同，主动退出，但是政府这种自觉的行动常常是缺乏压力和动力的。
所以，政府总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改革甚至重塑就成为经常性的工作。
第三，政府和公民何以达成共同的核心价值？作为追求理念的“生产力”与“效率”、“民主”与“正义”、“安全”与“福利”等在社会认知上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偏好，公民群体通常不可能达成一致的认识，政府在各个阶段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问题还在于作为被授权的服务主体——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社会价值的统一发挥影响，又有多大的能力去整合各方开展统一的行动，而且保证不虢夺侵犯公民的权力。另一个方面，公民作为权力的主体为何要去认同某种共同的价值，那些个体和群体多元化的价值之间又如何来保持融合和平衡冲突？我们会发现关于价值的争论实际上归结到最后就是公民与政府关系的根本性基础——合法性认同，公共服务的行政变革不能是停留在技术修补层面的运动，而应该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方位重构和超越。
第四，公共服务是现在还是未来？基于上述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建构服务行政的事实与价值取向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面对既往的弊端和危机时，形式的修正需要更显得迫切，而对于理念的刻意追求反而显得不合时宜，
那么服务的理论是不是太过超前或者部分地超越了我们的时代而应当被视为未来的理想呢？回答这个问题对于目前指导理论的建设性是不可延缓的，无论是新公共管理还是新公共服务都无法回避。
三、结论
公共服务推定的困惑不是否定了公共服务理论的可能，而是对公共服务必须解决的理论层面提出了建构的基本内容。一种公共服务理论的建立，必须围绕上述的问题展开探讨，任何理论倘使不能解开上述的困惑，那就恐怕还是会“混淆了规范与描述”，难以提供出“一个令人心悦诚服的替代性方案”。历史上的政府形态对于社会发展而言至少已经扮演过两个角色，一个是大包大揽的全面干预者，就像我们在大多数历史时期看到的统治管理形态，另一个是的市场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强烈要求的“守夜人”角色或者弱势政府。事实上，作为权力本体的公民们真的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吗？当然不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实际上也呼唤了新意义上的政府重塑工程。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向上仰视我们的政府，他们必须记录下我们所能给予的权力、坚决保留的权力和禁止行使的行政权力，并确定法律去保障它们；其次，我们需要一个热心了解我们需求的政府，他们应该划分出必须提供的、尽可能提供的和由第三方更好提供的不同需求层次，然后努力去达成这样的供给；最终，我们需要一个全心全意服务于我们的政府，他们以尊重人的个性、确认人的价值、推进人的发展为使命。因何而服务?归结到一句话就是“民主的政府是为他们的公共服务而存在。”我们所需要的也正是一个服务性的新型政府。
D. 社区服务方面的论文
1992年，深圳宝安桃源居社区在深圳航空东区五座荒山野岭间开始了规划建设。由于地处偏僻且紧邻深圳最大的垃圾填埋场，政府公共服务难以到位，先期入住的小区一度陷入缺水、缺电、垃圾污染严重以及社区治安混乱的困境。
公安部首次披露中国足球赌球假球黑幕
然而，17年后的今天，这里不仅获得联合国“国际适宜人类居住社区建设范例奖”等各种奖项，还在本月刚刚被民政部授予“全国和谐社区”。据介绍，社区成立8年来，这里无一例业主刑事案件、无一例邻里纠纷告上法庭，无“黄赌毒”及未成年人犯罪与吸毒情况。
桃源居社区的变迁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8日，桃源居社区自治模式的座谈会在中央党校举行，吸引了国家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中央党校、北京大学等多家研究机构的学者到会。座谈会上，中央党校赴深圳桃源居社区调研课题组还对外发布了课题报告。
报告称，桃源居的转变归功于其逆境中自救自治探索出的一种服务型社区自治新模式，即在早期政府公共服务缺位的情况下，通过依托各种社会组织并激发社区民众的普遍参与热情，最终实现了基层民主协商和社区居民的自我治理。
伴随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政府、企业的社会性职能均向社区转移，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日趋集中在城市社区，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型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培育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自治意识和参与意识。
“在深圳市桃源居社区的建设实践中，各种社会组织以服务社区居民为核心，立足公共服务的需要来定位和调整自身角色，不断提高社区组织化程度和水平。同时，各种社会组织以服务社区居民为纽带，相互之间建立起分工、合作、协商的伙伴关系，建立起一种新型的社区组织关系。”中央党校副校长石泰峰说。
中央党校赴深圳桃源居社区调研课题组成员向春玲教授指出，桃源居社区服务和管理走的是一条由下而上的路子，其核心内容是居民自治、企业补位、政府到位。
据了解，面对社区入住之初生活不便、治安不稳、公共服务设施缺乏等困难，桃源居社区自发组建了众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公益性服务组织开展自救自治，包括桃源居社区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清华学校、幼儿园、老年大学、志愿者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等，涉及居家养老、便民利民、邻里互助等多个方面。
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创始人李爱君告诉记者，社区拥有各类义工组织13个，义工人数达4000人。通过开展各种公益和福利活动，为社区提供多元化服务。
为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业主共建家园活动中，桃源居还首创社区义工“银社一卡通”，居民的每一份贡献和爱心都会以积分形式记录在卡上，然后通过这张卡以物质资助、奖励等形式兑现权益。到2008年，桃源居居民参与社区组织的比例为67％，人均参与1．64个社区组织活动。
向春玲说，在桃源居群众和社区组织自我服务的基础上，随着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和相关公共服务到位的要求日益紧迫，从2004年开始，政府的管理和相关公共服务机构逐步进入社区，2005年8月，桃源居社区党委成立，随后区政府在社区设立工作站。“融合政府、居民和开发商各自作为的桃源居社区服务型自治模式由此产生。”
“桃源居的社区服务不是政府包办，而是形成了从政府到企业，到社区非政府组织和居民的多元化服务格局。”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南岭表示，这一社区服务模式的创新不仅减轻了政府负担，也使政府意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职能必须加快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变，推动公共服务走上可持续发展轨道。
据悉，目前，深圳桃源居开发项目即将结束，为实现社区服务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桃源居集团已于去年7月捐资1亿元创立了中国首家社区公益基金会，主要用于培育和扶持社区组织和社区服务。李爱君透露，下一步计划将“桃源居社区模式”复制到重庆、天津等有条件的地区。
“桃源居模式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示范样本，”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司长王金华说，无论是农村的村民自治探索，还是桃源居服务型自治的创新，都是基层民主进步的表现。下一步应结合立法采取更多措施，将基层民主的探索和创新向全国推广。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孔径源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正面临由过去吃饭穿衣为主的民生需求，向以社会公共服务包括社会管理水平为主的服务需求转变，公共服务面临管理创新的问题。
“桃源居多元化的服务模式启示我们，自治和民主是公民社会最主要的标志，今后公共服务将不再由政府一家包办，而应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通过探索和创新更多发挥社会团体和基层民众的作用，从而推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孔径源说。
E. 现有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标准的相关研究主要有哪些项
格式给我，我帮你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