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商局韩非

⑴ 秦王对韩非赏识有加,拿他为什么要赐死于韩非

因韩非是韩国国君的儿子，虽然能力出众，但是立场与秦王的政治抱负有冲突，出于政治需要，赐死了韩非。

1、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李斯担任廷尉之后，劝说秦王嬴政发动对韩国的战争，吞灭韩国，借此恫吓其他各国。秦王嬴政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派李斯攻打韩国。韩王非常惊恐，便和韩非商议如何削弱秦国并出使秦国。

2、韩非出使秦国的目的是要保存韩国，丞相李斯建议率先灭韩，韩非强烈反对。 李斯向秦王说：大王要消灭各国，韩非是韩王的同族，爱韩不爱秦，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大王决定不用韩非而把他放走，对我们不利，不如把他杀掉。秦王听了李斯的话，把韩非投入监狱。李斯派人为狱中的韩非送去毒药，韩非没有办法上诉，只好服毒自杀而死（王安五年，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秦留非，因杀之）。

3、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战国末期著名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尊称韩非子或韩子。韩王(战国末期韩国君主)之子，荀子的学生。著有《韩非子》一书，共五十五篇，十万余字。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呈现韩非极为重视唯物主义与效益主义思想，积极倡导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目的是为专制君主提供富国强兵的霸道思想。（参考资料---搜狐网网页链接）

⑵ 孔子，孟子，老子，韩非子分别是哪个学派的代表人物

孔子和孟子是儒家学派，老子是道家学派，韩非子是法家学派。

1、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教育家，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文化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和重要地位。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

他主张“仁”和“礼”，即“仁者爱人”和“克己复礼”，要实现仁和礼，必须遵循中庸之道，对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实际价值，而且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有指导意义。

2、孟子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他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属孔子第四代弟子，是曾子的再传弟子。他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孔子是大成至圣，孟子被称为亚圣。孟子与孔子合称孔孟其道，多数人称为“孔孟之道”。

3、老子的思想主张是“无为”，《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是为“反者道之动”。

4、韩非，战国末期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韩非被誉为最得老子思想精髓的两个人之一。韩非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于一身，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将老子的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与法融为一体。韩非是韩王之子，荀子的学生，李斯的同学。著有《韩非子》一书，共五十五篇，十万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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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学派

儒家学派极为重视伦理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他们在理论上阐述忠孝仁义的政治意义和政治功能，其中，仁得到了诸位儒学宗师的特别关注。

孔子把仁视为最高品德，并以此为据形成了“仁政”理想政治。关于仁的内涵，孔子认为主要有两层，一是克己复礼；二是仁者爱人。对内克己，对外爱人，最终在思想和行为上符合礼的要求，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仁是一种美德，可以把人培养成谦谦君子，但也容易使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又在性善说的基础上进行了发挥，并将之应用于政治，提出了仁政思想。仁政的主要内容有四项。其一，制民以恒产。其二，赋税徭役有定制。其三，轻刑罚。其四，保护工商业。

儒家学派主张以德治国和教化百姓。德治的要求首先是针对统治者的，在孔子看来，统治者要在道德修养方面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实现有效的统治。孟子也认为，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习是实行理想政治的前提条件。

2、道家学派

道家学说以老庄自然天道观为主，强调人们在思想、行为上应效法“道”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不尚贤,使民不争”。伦理上主张“绝仁弃义”，以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与儒墨之说形成明显对立。

其后，道家思想与名家、法家相结合，成为黄老之学。为汉初统治者所重。到汉武帝独尊儒术，黄老渐衰。同时，道家思想流入民间，对东汉末年农民起义运动中道教思想的产生有所影响。魏晋间玄学盛行，王弼、何晏辈首以老庄解释儒家经文，促成儒、道融合。

佛学传入中国后，佛教徒用老庄诠释佛典，又有释、道合流之势。宋明理学家力倡儒家道统，佛、老并斥，但对道家思想仍有某些吸收。道家思想对中国政治、思想、科技、文化、艺术等方面，都有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家的主要著作有《老子》《庄子》等。庄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思想精髓是主张“道德”。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故历史上老庄并称，道家思想又称为老庄思想。

3、法家学派

法家学派是春秋战国时的一个重要学派，它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被古代大家和近代学者一致认为其为道家分支。起源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发展于战国时的李悝、商鞅、慎到和申不害等人。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到了战国末期，韩非加以综合，集法家学说之大成。

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齐国的法治思想独树一帜，被称为东方法家或齐法家。齐国是“功冠群公”的西周王朝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封国，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辅佐虞舜，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创始礼法并用的制度。太公封齐，简礼从俗，法立令行，礼法并用成为齐国传承不废的治国之道。

管仲辅佐齐桓公治齐，一方面将礼义廉耻作为维系国家的擎天之柱，张扬礼义廉耻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以法治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人。

至战国时期，齐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百家争鸣的策源地，继承弘扬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学派。管仲学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为先秦法家学派的最高成就。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深受齐文化熏陶的荀子，还培养出韩非和李斯两位法家代表人物。

有学者将先秦法家主要划分为“东方法家”即齐法家和“西方法家”即秦晋法家两大阵营。秦晋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齐法家主张以法治国，法教兼重；秦晋法家奉法、术、势为至尊与圭臬，齐法家既重术、势，又重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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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韩非有哪些代表性作品

韩非的代表性作品是《韩非子》。

韩非的文章由后人收集整理编纂成《韩非子》，现存二十卷共计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韩非子》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

《韩非子》五十五篇列举如下：初见秦第一、存韩第二、难言第三、爱臣第四、主道第五、有度第六、二柄第七、扬权第八、八奸第九、十过第十、孤愤第十一、说难第十二、和氏第十三、奸劫弑臣第十四、亡征第十五、三守第十六、备内第十七、南面第十八、饰邪第十九、解老第二十、喻老第二十一、说林上第二十二、说林下第二十三、观行第二十四等。

文学成就

韩非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

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⑸ 在法治思想方面，大秦帝国，商鞅与韩非有什么不同之处

导语：大秦帝国，商鞅与韩非法治思想有哪些区别？从法治思想角度分析，一个是治国之本，一个是帝王工具，性格决定命运

《大秦帝国》共分为四部分别是裂变，纵横，崛起，天下；剧中各诸侯国的强大都与变法有关，这些变法的倡导者有很多法家人物，特别是秦国的强大和最后君权的巩固，得益于法家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商鞅其法治思想在秦国的变法中被成功付诸实施，使秦国由一个弱小、贫困的国家变成一个可以左右他国命运的强国，商鞅变法的成功实施为秦国统一六国战争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

⑹ 韩非的思想主张

主要主张

政治

1、封建专制

韩非在国家政体方面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韩非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2、中央集权

韩非子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法家实践理论。

3、名实相符

韩非子另主张‘‘名实相符’’，认为君主应根据臣民的言论与实绩是否相符来决定功过赏罚。

改革

1、改革图强

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

2、改革变法

中国人惯于尊重过去经验，这个传统思维方式对中国哲学有巨大的影响。

法律

1、以法为本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

2、依法治国

韩非子著作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

3、法不阿贵

儒家讲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更把它发展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4、以法为教

韩非主张以法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订法律以外，还必须要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

哲学

1、法家思想

2、唯物主义

韩非子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

3、辩证法

韩非子的思想中有不少辩证法的因素。看到事物不断地变化着，指出“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

4、道生法

也是法家的思想，在韩非子看来，君王应当具备的一项品质便是“为无为”，自己表现出“无为而治”。

5、法家三治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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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

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

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⑺ 韩非子作为法家的代表，为什么轻视“五蠹”这五类人

韩非子认为如果社会上的这五种人如果各自去干自己的事情，那么扩大地盘所需的一切谁去准备？他认为这五类人对于耕战是没有任何利，他们就像是社会的蛀虫，毫无用处。

韩非子认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发展，他推崇不法古不修今的治国理念，他认为这个时代是发展的，每个时代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征，这是韩非子不同于那些儒家学说，比他们进步的一大特点，所以韩非子看到的就是最明显的一点。他认为如果一直尊崇着古法，不进步，那就不适应当时的发展。

⑻ 韩非子的五蠹的翻译，从儒以文乱法到亦勿怪矣

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而君主却都要加以礼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犯法的本该判罪，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该处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所以，法令反对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处罚的，成了权贵豢养的。法令反对和君主重用，官吏处罚和权贵豢养，四者互相矛盾，而没有确立一定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好天下。所以对于宣扬仁义的人不应当加以称赞，如果称赞了，就会妨害功业；对于从事文章学术的人不应当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会破坏法治。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吉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而对父亲却属不孝。结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土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丁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要轻易地投降逃跑。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肯定没指望的。

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把围着自己绕圈子的叫做“私”。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苍颉就已经知道厂的。现在还有人认为公私利益相同，这是犯了没有仔细考察的错误。那么为个人打算的话，没有什么比修好仁义、熟悉学术的办法更好了。修好仁义就会得到君主信任。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熟悉学术就可以成为高明的老师。成了高明的老师就会显荣。对个人来说。这是最美的事了。然而没有功劳的就能做官。没有爵位就能显荣，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国家就一定陷入混乱，君主就一定面临危险了。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赏，却又崇尚仁爱慈惠的行为；攻城大功的人本该授予爵禄。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采用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来防备战乱，却又提倡宽袍大带的服饰；国家富足靠农民。打击敌人靠士兵，却又看重从事于文章学术事业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如此理政，要想使国家太平和强盛足不可能的。国家太平的时候收养儒生和游侠，危难来临的时候要用披坚执锐的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而国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结果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天天多了起来，这就是社会陷于混乱的原因所在。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是指忠贞不欺的行为；所说的智，是指深奥玄妙的言辞。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就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现在制定民众都得遵守的法令，却采用那些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那么民众就无从弄懂了。所以，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追求精美饭菜的；连粗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会期望华丽衣衫的。治理社会事务，如果紧急的还没有办好，那么可从缓的就不必忙着去办。现在用来治理国家的政治措施，凡属民间习以为常的事。或普通人明知的道理不加采用，却去期求连最聪明的人都难以理解的说教，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了。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至于推崇忠贞信义的品行。必将尊重那些诚实不欺的人；而诚实不欺的人，也没有什么使人不行欺诈的办法。平民之间彼此交往，没有大宗钱财可以互相利用，没有大权重势可以互相威胁。所以才要寻求诚实不欺的人。如今君主处于统治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完全有条件掌握重赏严罚的权力，可以运用法术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那么即使有田常、子罕—类的臣子也是不敢行欺的，何必寻找那些诚实不欺的人呢？现今的忠贞信义之十不满十个。而国家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信义之士。那么合格的人就会不敷需要；合格的人不敷需要，那么能够把政事治理好的官就少，而会把政事搞乱的官就多了。所以明君的治国方法，在于专 实行法治，而不寻求有智的人；牢牢掌握使用官吏的权术。而不欣赏忠信的人。这样，法治就不会遭到破坏而官吏们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现在君主对于臣下的言论。喜欢悦耳动听而不管是否恰当；对于臣下的行事，仅欣赏他的名声而不责求做出成效。因此天下很多人说起话来总是花言巧语，却根本不切合实用，结果弄得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政局仍不免于混乱；立身处世的人竞相标榜清高，不去为国家建功立业。结果有才智的人隐居山林，推辞俸禄而不接受，而兵力仍不免于削弱。兵力不免于削弱。政局不免于混乱，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因为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优待的，都是些使国家混乱的做法。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所以明君只使用民众的力量，不听信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坚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这样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出力。耕种是需要花费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而民众印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得到富足。打仗是十外危险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于。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出此获得显贵。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术，能说会道。无需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力活动，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事业的状况。从事于智力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坏；致力于耕战事业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因此，在明君的国家里，不用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本；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没有游侠刺客的凶悍，而只以杀敌立功为勇敢。这样，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切行动都必须归于为国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须用到从军打仗上。正因如此。太平时期国家就富足，战争时期兵力就强盛，这便奠定了称王天下的资本。既拥有称五天下的资本，义善于利用敌国的弱点；建立超过五帝、赶上三王的功业，一定得采用这种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儒士、游侠在国内恣意妄为，纵横家在国外大造声势。内外形势尽行恶化，就这样来对付强敌。不是太危险了吗？所以那些谈论外交问题的臣子们，不是属于合纵或连衡中的哪一派，就是怀有借国家力量来报私仇的隐衷。所谓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小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大国家；所谓连衡，就是依附于一个强国去攻打其他弱国。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好办法。现在那些主张连衡的臣子都说：“不依附大国，一遇强敌就得遭殃。”侍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效应，倒必须先献出本国地图，呈上政府玺印，这样才得以请求军事援助。献出地图，本国的版域就缩小了；呈上空印，君主的声望就降低了。版域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声望降低。政治上就混乱了。侍奉大国实行连衡。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那些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不救援小国去进攻大国，就失了各国的信任；失去了各国的信任，国家就面临危险；国家面临危险。君主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不一定有什么实惠可言。倒要起兵去和大国为敌。援救小国木必能使它保存下来。而进攻大国未必就不失误一有失误，就要被大国控制了。出兵的话，军队就要吃败仗；退守的话，城池就会被攻破。援救小国实行合纵。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却已使国土被侵吞，军队吃败仗。所以，侍奉强国，只能使那些搞连衡的人凭借外国势力在国内捞取高官；援救小国，只能使那些搞合纵的人凭借国内势力从国外得到好处。国家利益没有确立起来，而臣下倒先把封地和厚禄都弄到手了。尽管君主地位降低了，而臣下反而抬高了；尽管国家土地削减了，而私家却变富了。事情如能成功．纵横家们就会依仗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的话，纵横家们就会凭借富有引退回家享福。君主如果听信臣下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就已给了他们很高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得不到处罚；那么，那些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名利的言辞不断去进行投机活动呢？所以国破君亡局面的出现，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花言巧语造成的。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不考察言论是公正确，事败之后也没有坚决地实行处罚。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活动，收效大的可以统—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证安全。”所谓统—天下，提的是能够打败别国；所谓保旺安全，指的是本国不受侵犯。兵强就能打败别国。国安就不可能被人侵犯。而国家的强盛和安定并不能通过外交活动取得，只能靠搞好内政。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要一心在外交上动脑筋。就必然达下到国家安定富强的目的了。

乡间谚语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这就是说，物质条件越好越容易取得功效。所以国家安定强盛，谋事就容易成功；国家衰弱混乱，计策就难以实现。所以用于秦国的计谋，即使改变十次也很少失败；用于燕国的计谋，即使改变一次也很难成功。这并不是被秦国任用的人智慧必高，被燕国任用的人脑子必笨，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治乱条件大不相同。所以西周背弃秦国参予合纵，只一年工夫就被吞灾了；卫国背离魏国参与连衡，仅半年工夫就被消灭了。这就是说合纵灭了西周，连衡亡了卫国。假使西周和卫国不急于听从合纵连横的计谋，而将国内政治严加整顿，明定法律禁令，信守赏罚制度，努力开发土地来增加积累，使民众拼死去坚守城池；那么．别的国家夺得他们的土地吧，好处不多。而进攻这个国家吧，伤亡很大。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不敢自我拖累在坚城之下，从而促使强敌自己去衡量其中的害处，这才是保证本国必然不会灭亡的办法。丢掉这种必然不会亡国的办法，却去搞势必会招致亡国的事情，这是治理国家的人的过错。外交努力陷于困境，内政建设陷于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就无法挽救了。

人们的习惯想法，都是追求安逸和私利而避开危险和穷苦。如果让他们去打仗。前进会被敌人杀死，后退要受军法处置，就处于危险之中了。放弃个人的家业，承受作战的劳苦，家里有困难而君主不予过问，就置于穷困之中了。穷困和危险交加，民众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们投靠私门贵族，求得免除兵役，兵役免除了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也就可以得到安全了。用钱财贿赂当权者就可以达到个人欲望，欲望一旦达到也就得到了实际利益。平安有利的事情明摆在那里，民众怎能不去追求呢？这样一来，为公出力的人就少了，而依附私门的人就多了。

明君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要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闭的人尽量减少。而且名位卑下；以免从事农耕的人少而致力于工商业的人多。现在社会上向君主亲近的侍臣行贿托情的风气很流行，这样官爵就可以用钱买到；官爵可以用钱买到，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会低贱了。投机取巧非法获利的活动可以在市场上通行，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他们搜括到的财富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几倍，他们获得的尊贵地位也远远超过从事耕战的人，结果刚正不阿的人就越来越少，而经营商业的人就越来越多。

因此，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称引先王之道来宣扬仁义道德；讲究仪容服饰而文饰巧辩言辞，用以扰乱当今的法令，从而动摇君主的决心。那些纵横家们，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于国外势力来达到私人目的，进而放弃了国家利益。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以图显身扬名，结果触犯国家禁令。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依附权臣贵族，肆意行贿，而借助于重臣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器具，积累奢侈资财。囤积居奇，待机出售，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上述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

⑼ 韩非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哪些

韩非，生于公元前280年至公元前233年。原是韩国的贵族，自幼敏而好思，他与著名的政治家李斯同拜荀况为师。在“战国七雄”争强之际，韩国势力最弱，经常受到魏、楚、秦等强国的欺凌，韩非为此不胜感慨。他曾多次上书韩王，倡仪变法富国、积财强兵。但韩桓惠王韩安昏庸无能，不辨良莠，不采纳韩非的主张。
韩非不善辞令，常常因不能在口头上把道理说清而急躁红面。但他才学渊博，文思神俊。他见韩王不采用他的主张，便发愤著书立说，阐明变法图强的道理。
他纵观天下“争于气力”的利害形势，针对韩国法不彻底的弊端，又全面总结了战国时期变法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理论。他认为当今世界已处于动荡时期，礼崩乐坏，想用昔日宽厚的政治来治理民众，就像不用绳索、马鞭去制服野马一样，是不切实际的妄想。指出只有严峻的刑罚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
韩非写了许多卓有见识的文章，俱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五蠹》、《说难》、《孤愤》、《显学》、《定法》、《有度》、《用人》、《内外储》等，这些文章大多数是讲治国治世的道理，思想深刻，文辞犀利。其中《五蠹》篇中把儒家、墨家、纵横家、逃避兵役者及工商之民，指为社会上的五种蠹虫，即五种有害之民。说“儒家学者称颂先王的政治主张，借助仁义进行政治说教，讲究仪容礼服，修饰游说言辞，以乱当今法度，动摇君主实行法治的决心。那些高谈阔论的纵横家，假托旧说，妄举古事，借助外国的力量来谋求个人的利益，而抛弃国家利益。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来沽用钱财行贿，请托权贵，沈避汗马之劳。那些商工之民，制造粗劣器物，囤积居奇，等待时机，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他认为，只有农民和兵士才是国家有用之民。此种言论，反映了思想打上了极深的时代烙印。
韩非很善于运用简明寓言说明复杂的道理，如“守株待兔”就是对用老法治世者的一种嘲笑。韩非的其他寓言，如“自相矛盾”、“滥竽充数”、“唇亡齿寒”、“和氏璧”等，都是脍炙人口的警世良寓。
韩非的思想核心是以法治国，他认为治国不能离开法律，这是因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没有刑律制服不了民众。但君主制订出法律后，还要有一套权术驾驭臣下，有一定的权势推行法令。否则法令不能贯彻，君主的地位不会巩固。法、术、势三者必须并重，才能巩固君主的统治。
另外，韩非非常重视奖励耕战，认为这是富国强兵之道，只有通过奖励耕战，才能发展经济，才能加强军事力量，然后通过兼并战争统一天下，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权。
秦王嬴政对韩非的主张大加赞赏；他也认为文章的作者定是个杰出之人，因而对作者特别敬佩。他对大臣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谈话)，死不恨矣!”
公元前234年，秦国发兵攻打韩国，并指名要韩非到秦国来。韩王安为政昏庸，不知韩非有杰出之才，便答应秦国的要求，让韩非出使秦国，名义上是韩非被邀访秦。果然韩非奉命使秦，秦王见到韩非十分高兴、谈话投机，想法一致，就把他留在秦国，准备给他安排一个位置。但韩非到秦国后，给秦王写了一篇上书，说明秦韩为近邻，不能略韩国。书中又揭发了秦王的特使姚贾是个“梁父大盗”，说他“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这使姚贾与廷尉李斯十分害怕，他们自知才华不及韩非，心中十分嫉妒，便趁机向秦王诽谤韩非，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之子，是为韩国谋利益的。今大王要并吞诸侯统一全国，韩非是韩国派来的奸细，万不可重用他。时间久了，再放他回韩，无疑是自留后患，不如借此杀掉他。”李斯是秦王的得力宠臣，秦王对李斯等人的诬陷自然是信赖无疑，尽管韩非与秦王相见如故，接待如宾，但秦王还是把他投入监狱，以观动静。
李斯、姚贾唯恐秦王改变主意，将韩非重新起用，公元前233年偷偷地派人用毒药把韩非毒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