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法律服务供给

⑴ 如何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好的法律服务产品

据报道，日前司法部召开的党组会议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好更丰富的公共法律服务产品。

司法所是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的重要平台，要加强司法所建设，提高硬件配置，方便老百姓上网查询、法律咨询，要把扶贫济困的法律服务作为司法所的一项特殊任务，按照推动供给侧改革的思路主动提供、主动介入。

希望乡村振兴的战略可以早日实现！

⑵ 如何解决欠发达地区法律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

欠发达地区法律服务资源不足的情况确实普遍存在，一方面政府应当回引导法律人在该区域从答业，现也有一些具体措施，如律师执业证的入门考试司法考试，欠发达地区的通过线比较低，取得资格后也只能在该区域执业，限制人员流动。另一方面，现在网络发达，具体的事务可以用互联网方式在网上咨询，或者一些手机APP，如口袋律师等，在客户端一对一的与律师沟通。

⑶ 统计公共法律服务志愿点申请表怎么填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上首次提出了“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我们加强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指明了方向。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惠及民生的工程，是党和政府学校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1.加强领导，构建全面覆盖、布局合理的结构中国络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要进一步拓展和提升县级法律服务功能，健全各镇区法律服务的组织机构、人员编制和管理制度，在各村建立法律服务站，延伸法律服务触角。目前，如东县率先在213个村建起了法律服务站,由村（居、社区）政法专干任站长，村（居、社区）常年法律顾问任副站长，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村（居、社区）专职调解员、专职社工、普法志愿者、村级联防队员和大学生村官共同参加，服务村（居、社区）群众。为适应广大群众法律需求的新趋势与新特点，法律服务中国络要从以“建”为重点向“建、管、用”并重转变，要在“管”和“用”上下功夫。推行点对点的服务，目前，该县相继为村配备法官并出示服务的范围及学校中国，提升服务的质效。在服务形式上，要从“传统型”向“数字型、科技型”转变。利用互联中国覆盖广泛的特点，加强法律服务信息化建设，推进法律服务在线咨询、中国上化解矛盾纠纷等信息平台建设,使群众享受到及时便利、专业优质的法律服务。 2.整合资源，建立快捷高效、功能完善的运行机制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要面向基层、面向企业、面向群众，坚持资源整合、协调并举、运作有序。笔者认为要做好系统内纵向资源整合和系统外横向部门联动两方面。比如，政法系统对内要建立健全法律宣传、提供法律服务、法律保障工作中国络，把法官、律师、公证员和普法志愿者等队伍有机地组织起来，发挥法律服务的独特功能。其次，要对外善于横向借力，政法系统要探索与信访、工会、妇联等部门的工作对接模式，共同促进公共法律服务事业的发展。 3.注重培养，打造结构合理、专兼互补的人才队伍注重挖掘和培养法律服务人才资源。一方面，提高专职法律服务人员素质，通过专业培训、以会代训等形式，提高法律服务人员的专业素养，在此基础上，加强对专业法律服务人员的指导和管理，培育一批高端复合型法律人才和品牌化、专业化法律服务机构，积极拓展知识产权、医疗、教育、资产重组等领域的业务，确保适应目前沿海开发、经济转型升级等复杂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积极引导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参与法律援助、法制宣传、矛盾调解等公共法律服务。如东县有近百家的民间文艺团体活跃在全县各镇村，为此，该县着手对每编排演出一个法制文艺节目发放补贴200元，调动广大文艺演出者的积极性，确保有演出就有法制节目，扩大法律宣传的辐射效应。积极动员和组织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在职和离退休的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公证员等积极参加公共法律服务活动，发挥他们就近、人员情况熟悉的特点，随时解决群众遇到的法律问题，用身边人解决身边事。加大投入，形成政府主导、保障有力的供给模式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需要强有力的财政支撑，所需经费要列入财政预算。要把公共法律服务纳入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加大以法律援助、矛盾调处等为主的政府公共法律服务供给，要为城乡统筹服务，加大对基层法律服务的投入，制定倾斜政策，全面推行村（社区）法律顾问制度，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逐步建立在村（社区）专职从事法制宣传、法律咨询、矛盾纠纷调处等工作的法律服务社工队伍，实现基层公共法律服务的常态化、专业化

⑷ 法律服务的创造需求行为为谁而为

——读《美国律师》第六章《创造需求：职业规划的一个新策略？》 【正文】 一、“事实”勾勒 1、律师业控制市场的努力 从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正式开始，几乎所有的努力都围绕着规范供给活动展开，取得了相当大的效果，在二战后的二十年里，即在1960年左右，律师业最接近这个目标。但是，由于其他法学院的兴起，种族主义平等、女权主义等兴起，对律师业的市场控制就遭到了猛烈攻击，在这时，对供给的控制削弱了。作为回应，职业转向另一个不同寻常的策略，创造需求。但是，大多数律师最初对创造需求非常怀疑，而且在现在依然保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比控制供给更为严重的一个后果，即创造需求使得职业内的紧张关系更加恶化，因为大约只有6%的律师能够扩大他们的业务。 2、法律服务在早期分配严重不平等，其主要集中在大额财产的客户，也就形成了法律服务的一个传统，即主要为少数人的精英阶层服务，而大部分其他人，包括很多中产人士也没有被辐射到。虽然有法律人认识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为中产人士服务的建议，但很少被采纳或者不予考虑，在20世纪30年代在费城才出现了邻里律师事务所。为穷人提供的法律服务就更少了，特别是私人律师事务所，虽然在当时已经开始了政府提供的法律援助、私人慈善事业、以及零星的私人律师提供的公益行动。但是，在60年代，美国律师协会与美国律师基金开始了一场对“法律需求”的大型研究，说明了这个早已知道或者没有正式承认的事实，即法律服务需求不足，特别是穷人的法律服务需求不足。 3、在最初。为那些不能付费的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在慈善事业中往往是那些执业经验与收入更高的律师。但是这种慈善式的服务数量非常有限，且仅仅可能为一定范围内需要帮助的人获得帮助，比如说那些在未来能够付费的人或者能够起到互惠作用的中介人——即使在这时，他们的目标也是用最小的努力来满足客户混合中介人。造成的后果就是不仅仅最需要的人常常被排除在外，律师所提供的慈善服务的整体数量也同样令人失望。在现在，已经开始了一种公益性的法律服务，并且有些州使用强制性的手段要求在一段时间内提供最低的法律服务数量，然而在另一些州，却被州最高法院宣布不能强制律师在无补偿的情况下提供法律服务。即使在被强制提供法律服务的司法区域，律师们也在规避这一条，因为很多律师被允许以金钱购买方式来免除任何法律制裁。但是，这项行动并没有为职业创造出需要支付费用的法律服务。 4、当获得辩护不再是一项礼物，而是以公民的一项权利时，它首先出现在刑事案件中，而且还以强制性权力保障实现。最后，它还以宪法性权利出现了，也不仅仅表现在重罪案件，也实施于普通刑事案件。但是，这一项业务，特别是对普通刑事案件的强制性法律辩护并也并没有对私人律师执业的需求有什么业务增加。因为，为了满足这项宪法性权利，大多数司法区创设了政府支持的公设辩护人事务所，由领薪水的雇员充任。但是，法律职业是否从上述州的干预中获得了明显的利益还不清楚，不管这种利益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即使在那些政府付费的法律服务中，立法机关也拒绝给他们支付合理费用，这既得不到补偿，也无助于提高自己的名声。而且在这些政府付费的领域，绝大部分律师依然得不到业务，因为在最近一些年增加了共设律师的数量——这只是其一。其二，州付费的私人刑事辩护本身有许多缺陷：费用太低，只能吸引到那些较为不成功的律师，如果费用高到有利可图的地步，司法人员的偏爱会影响哪位律师将因此而收益——这种制度体系鼓励司法人员权力的滥用，会因为损害其合法性。 5、对穷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另一个领域就是民事法律援助，但是由于缺乏宪法上的强制，这种代理既不充分也不稳定；然而在80年代，法律职业开始把民事代理看做法律之下平等司法的自由主义理念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法律服务公司的预算呈螺旋式增加时，美国律师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对州的支持态度，并试图将联邦的资金转移到私人职业者，即便如此，巨大多数的执业律师在为穷人提供民事代理上赚到的钱要比在刑事辩护中少得多。 虽然州对律师职业的补贴在增强法律制度的正当性上取得了一些成功，然而在为私人职业律师创造需求是无足轻重的，而对于私人慈善事业则更处于边缘状态。在慈善事业中，基金会政府的捐助不仅仅会增加他们的能力，更会限制其游说的能力，缺乏了一种正当性，以社会和政府。在另一方面，正因为他们的正当性脆弱，不仅仅其受到限制，也使得其不安全——没有一个独立的财政基础。 6、律师们不仅仅将眼光放在了穷人身上，还将法律服务扩展到了中产阶级客户。他们通过律师中介、团体法律服务与法律诊所[2]的方式扩张了法律服务，但是这种成功更多在于业务集中，而不在于产生了大量的业务量。 然而，这些新策略在实现职业规划方面的效果是复杂的，或许增加了法律服务业务，同时也由于受制于较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中，也受制约职业环境而导致法律职业的内部竞争，不仅仅在于受薪律师与私人职业的竞争，也在于公共利益律师与私人律师的竞争，还有服务于团体计划的律师与那些在计划之外的律师在竞争；如此等等。因此，律师的竞争仍将继续计划，而且增加个人法律服务生产的集中度。 二、阅读思考 虽然上述内容有些“杂乱”，但也有一个简单的逻辑理路，即在职业控制减弱时，大量的人进入律师行业，使得律师职业人数剧增，解决的问题除了传统机制外（就是职业控制[3]），还有就是增加法律服务业务，包括了刑事强制辩护业务——既有重罪案件，也有普通刑事案件——也包括了一些民事案件的法律辩护，虽然对后者的标准还有若干争议。增加的法律服务也不仅仅有针对穷人的法律服务，还有针对中产人士的法律服务（比如说团体法律服务）。对于在这里提到的增加的法律服务的论述，在笔者的阅读中，有两点值得去思考： 首先，法律服务增加了，相对于以前的法律服务数量，的确应该属于绝对数量上的增加法律服务，因为在以前的法律服务中，这些律师往往只为有钱人或者能够付费的人提供法律服务，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只为社会的精英人物提供法律服务，其他人基本被排除在法律服务之外，既包括中产人士，也包括了穷人被排斥在了法律服务之外。 其次，但是，对于这些增加的法律服务，到底是如何分配给律师的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现象是，政府雇佣的律师（以固定薪水表现的法律人），即公设辩护人承担了大部分普通公民的法律服务，既有强制性的法律服务，也有其他需要法律帮助的法律服务。而对于慈善事业下的法律服务以及公益性的法律服务主要在于私人律师自愿完成，在增加的法律服务中占据着微不足道的比例。因此，对于私人律师而言，出现的民权运动而带来的法律服务增加实际上确属微不足道。也就是说，这一部分案件对于私人律师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仅仅因为政府扶植，更因为这一领域的“油水”不大，无法真正吸引私人律师，特别是优秀的私人律师为这些穷人服务，以提高法律服务的质量。对中产人士的法律服务才可以说是对私人律师的一种法律服务的增加。由于这部分法律服务的需求群体与以前的精英群体比较而言，其付费能力要小得多。因此。对之更多属于提供多元式的法律服务，比如说诊所式法律服务或者团体式法律服务，以吸引这些群体增加需求。然而，即使对于这些有限的增加的法律的服务市场，其在私人律师之间的分配也是不平等的。在这里，同样遵循着在原来规则的分配方式，即根据你的人脉（关系）、你的执业时间长短、性别、种族等因素[4]进行法律服务的分配，简单的说，在这里的法律服务分配也没有改变没有进行法律需求创新前的格局；更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激化原来本已矛盾的关系，也就是说律师内部的“斗争”更加激烈了[5]，抑或者说律师之间的分化也更为严重，虽然我们可以说这都是市场惹得“祸”，与具体的人无关！ 最后，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评价美国律师们在创造法服务需求的行为：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将蛋糕做大的方式以使所有人共赢，而且这也的确让所有人都翘首以望，比如说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律服务在整体上增加了，为已经“等级化”的美国律师中的中下层律师而言无疑属于福音，即在律师大量增加的情况下，法律服务需求的数量增加了。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与我们的通常的想法有很大的差距，在这里运行的规则依然属于以前的规则，无助于解决他们的问题或者现状！或许，他们的命运就是适应原来的体制，一步步熬成婆，才属于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幸的是，美国律师职业在运行中的确给了新律师这样的希望[6]，如果没有这一希望，我相信美国律师界也会展现出一种良好的律师秩序，一种良好的法律人共同体！其实，在笔者看来，根据中国目前的现状，我们能够做的，或许就是维持现状，首先对当下现状进行思考，思考这一现状下的权力结构、权利结构，这些结构渗透着一种什么的法律秩序与利益秩序，其能不能最终为普通律师们带来确切的希望与前途。如果不能，则必定需要改革，改革后的目标或许不能改变基本格局，但是至少可以让其有机会平等进入，让他们看到一个确切的希望[7]，使他们愿意接受他们进入时的秩序，而且愿意遵守并保护这一秩序，而不是以破坏秩序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地位与收入。我们决不能为改革而改革，的确当下的现状有问题，而且还是很多问题（但是，在任何一个地方、社会没有问题吗？），但是不能为改革而改革；否则，这种改革不但没有改变现状，反而固化现状，还带来“新政”之累，即好处还未得，坏处已显的结果。在现状把握以后，才能知道如何改革，如何循序渐进地改革，以改变旧的体制，使新旧律师、社会达成共赢，而不是共输；这就相当于一个医生看病，首先需要诊断病情，才知道如何下药！ 【注释】 [1] 蒋志如：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宪政制度、司法制度与刑事诉讼制度。 [2] 通过对该书所描绘的法律诊所，大约与中国学术界通常所理解的法律诊所不一样；在这里的法律诊所主要在于吸引大客户、使服务日常化以及雇佣会填表写表格和使用文字处理的职业辅助人员来替代律师已降低成本，而在中国学术界当下的学术界所说的法律诊所主要在于为法学院学生所准备的，以法律援助为基础的！ [3] 就是该书第三章与第五章的内容；具体分析请参阅【美】理查德·L·埃贝尔：《美国律师》，张元元 张国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⑸ 在推进供给侧改革中发挥律师的积极作用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律师工作要主动适应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新任务新要求，在推进供给侧改革中充分发挥律师的积极作用。

一、充分发挥律师在预测预警预防和减少供给侧改革风

险方面的积极作用

2016年我国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化解过剩产能，可能引发通缩、失业、经济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风险。化解过剩产能，势必有一批企业将兼并重组，势必有一批“僵尸企业”将破产清算，势必有一批职工将下岗分流。尽管中央财政安排了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尽管国家对城镇就业困难人员提供托底帮扶。但是，在岗与下岗，收入肯定有差距。下岗职工的生活肯定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化解产能过剩，势必引发金融纠纷案的增多，势必引发债务纠纷案的增多，势必引发不良资产处置案的增多，势必引发劳务纠纷案的增多，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在做好社会稳定风险的预测预警预报上，要充分发挥律师的职能作用，重点引导法律服务业在做好诉讼服务的同时，加大非诉讼服务力度，及时预警、有效防范和化解企业重组、破产和职工分流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时化解重大敏感案（事）件。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2016年3月13日在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5985件，审结14135件，比2014年分别上升42.6%和43%；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951.1万件，审结、执结1671.4万件，结案标的额4万亿元，同比分别上升24.7%、21.1%和54.5%。上升幅度达到21.1%——54.5%。这些案件，绝大部分都有律师参与。为保障公平正义，保障经济发展，保障社会稳定和谐，发挥了律师的职能作用。

二、充分发挥律师在提供法律服务方面的积极作用

在过剩产能化解中遇到的土地、资金、债权、债务、房产、设备、人才、技术、劳动关系保障等问题必须让律师参与，发挥律师的职能作用。

一是建设一支专业律师队伍。对僵尸企业处置，最常见的是并购重组，主要是通过并购使得并购方获得需要的资源和设备，进行转型升级，让被并购方的过剩产能升级为有效产能。在法律层面上，这需要对并购后的股权架构、法人治理结构、知识产权保护、劳资关系和职工安置、金融债权处置、税务筹划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安排和设计。为此，需要组建专业的并购重组律师队伍，加强对策研究，形成应对机制。

二是重整清算僵尸企业。最高人民法院为了配合供给侧改革，加大了对破产案件的受理力度，要求各地法院形成执行与破产立案的对接机制。最高人民法院还提出在省会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成立专门的破产审判业务庭，部分省辖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批准也可以成立破产庭。让真正无法在市场上存活的企业破产清算，让有一定生存希望的企业进入重整程序，重回正常经济生活。

三是对有条件的企业进行债务重组。债务重组，不同于并购，也未进入破产程序，而是由债务人企业与债权人通过协议安排，暂停计算债务利息，并与债权人或新的投资人协商，引入资金，进行企业改造，将过剩产能处置，逐步产生有效产能，最终完成债务清偿。债务重组的具体措施还包括“债转股”、“不良资产证券化”等方法。债务重组需要有专业的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专门的投资顾问甚至技术顾问介入，政府更应当有效介入，协调债权人，劝说债权人从更宏观、更长远的角度考虑问题，同时，政府有义务帮助产能过剩企业引进技术，促使其转型升级。

四是回购企业进行资产重组。对于难以通过转型升级完成过剩产能化解，且资产负债率尚未达到破产程度的僵尸企业，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回购其资产，进行资产重组。产能过剩企业虽然生产难以为继，但仍拥有土地、房产等有效资产，政府可以通过回购其土地等资产的形式，促使这些企业关闭，清偿职工工资、欠税和对外债务，从而有效利用其资产。

五是引导债权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对于长期歇业甚至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僵尸企业，政府有关部门同样应当及时向社会公示，推动债权人提起诉讼，保障僵尸企业的有效资产及时变现，减少资源和资产的闲置浪费，提高效益，降低因债务拖欠形成债务链导致债务危机的可能。这项工作也应当充分发挥律师作用，推进律师有效参与。

六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政府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建立健全职工再就业、转岗培训等劳动保障制度。无论怎样处置僵尸企业，职工的转岗、安置和再就业是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依法安置富余职工，除了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支持，还需要政府向富余职工提供公共服务，需要法律的援助。

三、充分发挥律师在服务平安建设上的积极作用

供给侧改革需要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些，都需要充分发挥律师在服务平安建设上的积极作用。

武汉市在供给侧改革中努力提高公共法律服务的普惠性，把社区律师全覆盖作为特色项目列为该市政府一级目标管理。让律师从高档写字楼“走出来”，“下沉”到社区“接地气”。市民在家门口便可享受到免费的法律服务，在全市为供给侧改革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此项工作得到国家司法部和湖北省司法厅的充分肯定和推广。到目前为止，武汉已经在全市的1325个社区、1991个行政村配齐了法律顾问律师。这项工作政府重视，社区欢迎，律师愿意，居民满意。

武汉市司法局以政府出资1400万元替居民购买法律服

务的形式，从全市175家律师事务所的2412名执业律师中，抽掉精兵强将，实现全市社区律师全覆盖。数十万群众在家门口受益。武汉市在全国首创“10分钟法律服务圈”，将平安建设延伸到社区，延伸到家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武汉市“律师进社区”工作的基本做法——

一是全覆盖、广宣传。每个社区都有一位律师“坐堂问诊”。社区律师每周四实行定点服务、定时服务、挂牌服务、上门服务。并通过电子显示屏、门栋通知和制发宣传册、专题片、宣传展板、便民服务联系卡等方式，促使“律师进社区”家喻户晓。

二是多形式、优服务。律师通过坐诊咨询、法律援助、法制宣传、法制讲座、矛盾纠纷调解、代写法律文书、提供顾问服务等多种形式，为居民和社区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深受群众喜爱。武汉市积极支持社区律师为遭遇法律困境的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武汉市法援基金会从全市范围选定41名热心法律援助、具备法律业务专长的青年律师为居民免费打官司，每人每月给予1000元补贴。

三是建制度、强保障。为推动社区(村)法律顾问建设,武汉市司法局出台“四定”规定:定人员,每个社区、村与律师签订顾问合同；定时间,每周四律师进社区,每月确定一个固定时间律师进乡村开展法律服务；定职责,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法治讲座、参与涉法涉诉信访接待化解、帮助调解矛盾纠纷等；定补贴,社区法律顾问每月1200元,村(大队)法律顾问每年6000元,且纳入市、区两级财政预算。同时，强化检查考核，每周检查通报，每月汇总考勤，每季据实发放工作补贴，年终进行评先奖励，保障律师进社区工作落到实处，收到实效。由于“律师进社区”工作有了经费保障。使社区律师在奉献社会的同时劳有所得。

武汉市各区司法局还通过创建社区律师工作QQ群、微信群等网络平台，实现信息化管理，达到了信息公开、经验交流、解决问题的“三及时”效果。

按规定，社区律师每周四到对接社区挂牌服务，本人要做工作记录，社区要打考勤，市、区司法局专人巡查。规定明确社区律师要履行五大职能：围绕政府中心工作和社区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公益法制讲座、竞赛、展览等活动，搞好社区法制宣传；为低保户、残疾人、下岗职工等社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配合社区做好居民各种矛盾纠纷的调解工作；为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及服务，为社区企业、社区居委会自治管理提供顾问服务；按照党委、政府和基层自治组织的要求，积极参与社区涉法涉诉信访、群体性事件等维护稳定工作，促进社区法治建设，维护社区和谐稳定。

四是真惠民、见实效。武汉市司法局还尝试让社区律师通过社区区域网、QQ群与居民互动，开展网上服务。一些社区律师除了星期四的固定“坐诊”，还在社区QQ群开通了“相约星期四”法律咨询。对残疾人、病重人员、老年人等行动不便的社区群众，社区律师还可预约上门提供法律服务，或通过网络及电话提供服务。社区律师的工作获得群众的充分认可。

武汉市在供给侧改革中积极推行“律师进社区”工作，服务发展，服务和谐，服务稳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一是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为社区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社区律师针对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企业兼并重组、“僵尸企业”破产清算以及职工下岗分流等具体问题，积极开展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法律培训等。据统计,从2015年至2016年8月,律师在武汉社区(村)接待法律咨询65.98万人次,开展法治宣传9324场,办理各类案件3839起,参与纠纷调解17951件,参与社区(村)涉法涉诉信访接待4211次。走出了一条基层矛盾纠纷源头预警防范、过程管控化解、末端代理诉讼的法治路径，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平安法治建设水平，赢得党委、政府好评。

二是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了群众法治观念。社区律师围绕供给侧改革，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过去,社区和居民习惯于“信上不信法”、“信访不信法”。社区遇到疑难矛盾纠纷习惯于找上级组织，居民遇到困难和问题习惯于去信访找领导。社区律师进驻后，潜移默化地提高着群众的法治观念。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氛围。

三是帮助党和政府掌握社情民意，依法行政，推动了法治社会和法治政府建设。千名律师进社区，收集回大量基层社情民意。武汉市司法局定期梳理，适时上呈，供市委、市政府决策参考。千名律师进社区，在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中架起了“连心桥”，牵起了“红纽带”。

供给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供给侧改革，少不了法律服务的参与，离不开律师的积极作用。

⑹ 改善和提高政府供给公共物品效率的主要途径有哪些

要提高行政效率，应主要从以下这些方面着手。 一、科学地界定和划分政府职能 建立一个社会组织，在于其能够适应社会的一定需要，实现一定的社会职能。只有完成了社会赋予组织的历史使命，才谈得上组织的高效率。一个国家的政府，是管理国家政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组织，其职能包括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和社会职能。较好地完成了这些职能，就是高效率。如果某一项政府职能没有专门的政府机构去实现，那就是政府职能不完备；如果政府机关超越职能范围（如本应该由企业承担的职能却被包括在政府职能当中），那就是职能的超越。无论是职能不完备还是职能超越，都不能带来行政管理的高效率。此外，政府内部的职能分工也是十分重要的，职能划分不清不可能有高效率。所以，要提高行政效率，首先必须科学地界定政府职能。 二、优化政府组织要素 政府组织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就是由若干个要素通过一定的结构所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整体。政府组织的基本要素及其合理状态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1、组织目标——明确。目标明确才可能正确建立组织结构体系，才能科学划分权责范围，在更大的组织系统中有效地发挥本组织的功能。反之，如果组织目标不明确，在实践中就会出现有“衙门”不办公、有“神”不显灵的现象，造成机构重叠、职责混淆，引起部门之间的纠纷。因此，明确的组织目标，是行政组织的第一个要素。 2、职位设置——精干。行政组织是由一系列的职位构成的，职位设置应该做到精干，否则，行政效率很难提高。 3、权责分配——合理。任何行政组织都有一定的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权责分配是指一定的行政组织依据工作需要对内部不同行政职位的不同权力与责任所进行的规定。合理的权责分配则是指一定的行政职位所拥有的行政权力与所承担的行政责任之间的正比关系，即权愈大责愈重。在权责分配合理的机关里，每一名组织成员都在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工作权限，同时担负相应的工作责任，都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和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4、人事调配——恰当。人是组织的活的灵魂，有了人才有可能实现组织目标。作为个体的人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特定的行政机关根据自身行政事务的性质和行政管理对象的情况，有选择地吸收和调配人员是十分重要的。 5、财物数量——适中。一个行政机关要开展行政管理业务，除了人力条件外，还必须具备基本的物质条件，物质条件包括经费和办公设备两部分。一般来说，财物数量要适中。如果财物数量过大，就会影响国家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投入，而且会促发机关崇尚豪华的习性；如果财物数量过小，则可能妨碍机关日常行政工作，抑制行政组织的发展。 6、运行程序——科学。行政组织是一个动态的活动过程，要有一定的办事程序、信息流程等，仿佛工厂车间的工艺流程一样。行政组织的运行程序，要采取科学方法加以规范，要考虑如何减少中间环节，以提高行政效率。 7、组织法规——健全。国家行政组织是执掌公共权力的特殊组织，必须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和法律规范，以保证行政组织依法行政。法规制度不仅是国家行政组织实施公共行政管理的基础，同时也是使之行之有效的根本保障。可以说，法规制度健全与否是行政组织健全与否的主要标志之一。 三、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 国家公务员制度是我国政府行政管理效率的制度保证。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关键在人。”有了优秀的、积极的公务员，必然能够创造出行政管理的高效率。国家公务员制度必须注意贯彻以下一些基本原则： 1、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在选拔任用行政人员时，出于公心，以德才兼备作为唯一标准，反对任人唯亲。德才兼备就是要求行政人员既有德，又有才。只有坚持按德才兼备的原则来选拔任用行政人员，才能保证行政人员素质的优化，保证政府的高效能。 2、扬长避短、适才适用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在使用行政人员时，首先要看到其优点和长处，并尽可能地创造条件使这些优点和长处得到充分发挥；对于他们的缺点和短处，则应尽量避开，并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他们提供有利条件，促其克服短处。同时，要根据每个行政人员的才能、知识、品德、身体等条件，安排最适合的岗位，做到适才适用，避免大材小用或小材大用。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人与事的最佳配合，使事得其人，人尽其才。 3、考试考核、晋升唯功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对行政工作人员的知识水平、工作能力、工作成绩和贡献等进行严格的考试考核，以其工作成绩和贡献大小作为评价、奖励、晋级、晋职的主要标准。实行考试考核，是反对任人唯亲，保证行政人员素质的有效方法；晋升唯功是调动行政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重要措施，给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干练人才搭起了向上攀登的阶梯。 4、智能互补、结构合理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根据各种组织、部门和单位的不同需要，把具有不同年龄、专业、能力、特长、心理特征的行政人员科学搭配，从而组成最佳行政人员和领导班子的群体结构，保证行政工作的协调进行。 5、不断更新、合理流动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随着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更新行政人员的专业结构和知识结构，根据行政人员的年龄变化搞好新老行政人员的合作交替，并支持行政人员的合理流动。 6、依法管理、用人与治事一致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同时，赋予行政首长相应的用人权力，做到管事与管人、用人权与治事权的统一。 四、建设高素质的行政领导者队伍 行政领导者是行政活动的主体。建设高素质的行政领导者队伍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途径。根据行政领导者所担负的职责的需要，行政领导者素质必须达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要求： 1、政治素质。具体包括：（1）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并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处理实际问题；（2）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并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结合起来；（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饱满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对待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4）坚持解放思想，勇于开拓，又要实事求是；（5）在领导工作中贯彻民主集中制。 2、品德素质。行政领导者必须具有良好的品德：（1）勤政为民、大公无私、清正廉洁的情操；（2）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胸怀，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能和意见不完全相同的同志合作共事；（3）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4）强烈的事业心和工作责任感。 3、知识素质。领导者知识素质是提高领导效能的基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行政领导工作日趋广泛和复杂，要求行政领导者具有渊博的知识素质：（1）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2）熟练的专门业务知识；（3）系统的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知识等；（4）外语知识。 4、能力素质。能力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本领。对行政领导者来说，最主要的能力应包括：（1）获取信息的能力；（2）综观全局的分析思考能力，善于发现问题和各方面的细微变化，并能正确地分析问题，抓住问题的本质和要害；（3）多谋善断的决策应变力，能够权衡利弊，正确及时地做出决策，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调整工作策略；（4）统筹兼顾的指挥协调能力，从大局出发，综合协调人力、财力、物力，争取最佳效益；（5）知人善任的组织人事能力，善于识别自己的部属，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合理使用；（6）能讲会写的语言表达能力，这是领导者必备的基本能力之一。 5、心理素质。行政领导者心理成熟度与工作成就是一致的。作为行政领导者，要具有：（1）坚毅顽强的意志，工作受挫时不气馁，并善于吸取教训；工作顺利时不自满，并善于总结经验，争取更大的成功。（2）较强的自信心和自制力，遇事不乱，临危不惊。（3）大胆主动，以带动整个组织积极努力地工作。（4）综合平衡的气质。（5）强烈的创新意识。 五、提高政府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 政府行政决策正确是行政管理高效率的基础。而要做到正确决策，讲求民主和科学是基本的要求。具体说来，以下几点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1、完善行政决策体制。科学决策首先要有科学、健全的决策体制。行政决策体制是指承担行政决策的机构与人员所形成的组织体系与权责分配制度。一般应包括信息系统、咨询系统、中枢系统等。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一方面应着重加强信息系统的建设，提高收集和分析信息的能力；另一方面应注意进一步完善咨询系统，更好地发挥咨询系统的作用。 2、规定合理的决策程序。建国以来，我们很多决策失误，都是由于没有经过合理的决策程序造成的。这里的决策程序，一是指逻辑上的程序，二是指法律上的程序。逻辑上的行政决策程序一般包括情报、设计、抉择、审查四个阶段。法律上的决策程序是指一国法律所确认的行政决策的必经步骤。我国应该制定《行政程序法》，以规范政府的决策行为。 3、扩大群众的参与。广大人民群众是决策的参与者，他们最关心政府的行政决策，而且，在他们之中，蕴含着无限的决策智慧。所以，行政决策应尽量向群众公开，听取群众的意见，取得群众的支持。 4、确立行政决策责任制。决策者拥有决策权力，同时必须承担决策责任。权力与责任相统一是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如果拥有权力，而责任不明，就会滥用权力。所以，要唤起决策者的责任心，就必须确立决策责任制。对于行政决策失误，特别是由于官僚主义、违反决策程序造成的不应有的决策失误，要追究决策者的政治、法律责任。只有到建立起对行政决策失误的追究责任制度之日，才是行政决策真正走向科学化之时！ 六、确保政府行政执行工作的准确快捷 一般来说，行政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执行工作的速度，执行速度快，效率就越高；执行时拖拉积压，贻误时机，效率就低。当然，要求快捷，并不是简单图快，操之过急而不能准确实现决策目标也是要不得的。所以，全面把握以下一些原则是十分必要的。 1、准确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决策执行人员吃准吃透“两头”，一头是行政决策目标，一头是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工作要求，保质保量，使决策目标一步步地变为现实。如果对决策一知半解，对基层情况不明，执行中必然会偏离决策目标，不但实现不了目标，反而会造成损失。 2、迅速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决策执行不能拖拉、积压和欠账，要如期圆满地实现决策目标。决策执行需要雷厉风行，当然，这并不等于盲目求快。简单从事，急于求成反而不利于决策目标的准时实现。 3、条理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在决策执行中统筹计划，围绕中心工作，分别轻重缓急，妥善谋划先后顺序，合理使用人力、财力、物力，使各项工作忙而有序，协调发展。否则，就会忙忙碌碌，事倍功半，陷入事务主义之中。 4、督促检查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对决策执行过程中有无偏离目标、是否依法办事、是否遵循工作程序等进行督促、检查、考核，以保证决策目标的顺利实现。 七、建立能够及时纠偏的有效的监督控制机制 由于行政管理工作的复杂性，以及公务员素质的参差不齐，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出现失误、漏洞甚至犯错误都是可能的，需要及时加以补救。如果对出现的偏差视而不见，或见而不究，就可能偏离预定目标，降低效率。因此，当目标实施和预期目标之间出现差异时，及时的纠偏就是补救的唯一措施。这就需要建立有效的控制机制，能够及时地发现偏差，并针对偏差采取正确有力的控制措施，以保障圆满地实现目标，实现行政管理的高效率。 八、逐步实现行政方法和技术手段的现代化 管理方法是行政效率的软件保证。在继承和发展我国的传统行政管理方法的同时，必须大力推广运用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行政管理方法。管理技术手段则是行政效率的硬件保证。 政府公务员有责任探索提高行政效率的途径和方法，以创造出令人鼓舞的行政管理的高效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⑺ 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哪个单位牵头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上首次提出了“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我们加强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指明了方向。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惠及民生的工程，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1.加强领导，构建全面覆盖、布局合理的结构网络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要进一步拓展和提升县级法律服务功能，健全各镇区法律服务的组织机构、人员编制和管理制度，在各村建立法律服务站，延伸法律服务触角。目前，如东县率先在213个村建起了法律服务站,由村（居、社区）政法专干任站长，村（居、社区）常年法律顾问任副站长，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村（居、社区）专职调解员、专职社工、普法志愿者、村级联防队员和大学生村官共同参加，服务村（居、社区）群众。为适应广大群众法律需求的新趋势与新特点，法律服务网络要从以“建”为重点向“建、管、用”并重转变，要在“管”和“用”上下功夫。推行点对点的服务，目前，该县相继为村配备法官并出示服务的范围及联系电话，提升服务的质效。在服务形式上，要从“传统型”向“数字型、科技型”转变。利用互联网覆盖广泛的特点，加强法律服务信息化建设，推进法律服务在线咨询、网上化解矛盾纠纷等信息平台建设,使群众享受到及时便利、专业优质的法律服务。

2.整合资源，建立快捷高效、功能完善的运行机制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要面向基层、面向企业、面向群众，坚持资源整合、协调并举、运作有序。笔者认为要做好系统内纵向资源整合和系统外横向部门联动两方面。比如，政法系统对内要建立健全法律宣传、提供法律服务、法律保障工作网络，把法官、律师、公证员和普法志愿者等队伍有机地组织起来，发挥法律服务的独特功能。其次，要对外善于横向借力，政法系统要探索与信访、工会、妇联等部门的工作对接模式，共同促进公共法律服务事业的发展。

3.注重培养，打造结构合理、专兼互补的人才队伍注重挖掘和培养法律服务人才资源。一方面，提高专职法律服务人员素质，通过专业培训、以会代训等形式，提高法律服务人员的专业素养，在此基础上，加强对专业法律服务人员的指导和管理，培育一批高端复合型法律人才和品牌化、专业化法律服务机构，积极拓展知识产权、医疗、教育、资产重组等领域的业务，确保适应目前沿海开发、经济转型升级等复杂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积极引导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参与法律援助、法制宣传、矛盾调解等公共法律服务。如东县有近百家的民间文艺团体活跃在全县各镇村，为此，该县着手对每编排演出一个法制文艺节目发放补贴200元，调动广大文艺演出者的积极性，确保有演出就有法制节目，扩大法律宣传的辐射效应。积极动员和组织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在职和离退休的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公证员等积极参加公共法律服务活动，发挥他们就近、人员情况熟悉的特点，随时解决群众遇到的法律问题，用身边人解决身边事。加大投入，形成政府主导、保障有力的供给模式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需要强有力的财政支撑，所需经费要列入财政预算。要把公共法律服务纳入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加大以法律援助、矛盾调处等为主的政府公共法律服务供给，要为城乡统筹服务，加大对基层法律服务的投入，制定倾斜政策，全面推行村（社区）法律顾问制度，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逐步建立在村（社区）专职从事法制宣传、法律咨询、矛盾纠纷调处等工作的法律服务社工队伍，实现基层公共法律服务的常态化、专业化。

⑻ 1. 公共产品市场化供给方式有哪些 2、公共经济主体多中心趋势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长期以政府作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主体，导致政府预算外收入税基过大、供给与管护的效率低等政府失灵现象 。

这类混合产品在具有公共产品非排他属性的同时也具有私人产品的竞争属性。比如公有的草场就是这种类型的混合产品。由于草场公有，所以大家都可以到草场放牧，即草场具有非排他的属性。

但是如果超过草场的载畜量，草场的使用就具有了竞争性。诸如生活小区的健身设施、公有的森林、公海的渔业资源等都属于这种类型的混合产品。

(8)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扩展阅读：

有非分割性：

纯公共产品还具有非分割性，它的消费是在保持其完整性的前提下，由众多的消费者共同享用的。如交通警察给人们带来的安全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可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而且不能分割的纯公共产品具有公共消费的性质。

消费者也可以不受影响的共享，而不能排斥任何人享用。管理以及从事行政管理的各部门所提供的公共产品都是属于这一类。纯公共产品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同时还包括各种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