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状与问题

A. 能不能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城乡间差距

城乡基本公共服复务均制等化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重视和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笔者通过深入揭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状与面临的矛盾，重点围绕城乡义务教育、城乡社会保障、城乡医疗卫生、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四个领域进行了全面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国家财力分配要实行“三个倾斜”；二是在推进相关重大制度与体制创新方面迈出新步伐；三是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四是注重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当前和未来的财政状况已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在这一大背景下，必须考虑未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均衡。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将是一个长期目标，是一个动态优化过程，这从根本上讲是取决于国情和财力的制约。

B.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中国公共服务均等化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努力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着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强调重视扩大就业再就业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视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
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在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首次提出“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快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2020年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其中包括“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提出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重要内容。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确定为当前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方针。此外，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重大项目布局要充分考虑支持中西部发展”，也是全面落实中国特色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的重要政策保障措施。
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把社会建设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并确立了社会建设中改善民生、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方针和中心内容;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2008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对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构想包含三个层次：（1）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应依据经济发展程度和水平，逐步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惠及全民和公平公正，但建设步骤要把握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原则。（2）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长远目标，也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价值追求，但也需要逐步实现。应围绕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协调处理好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保障和供给水平、政府财政能力三者间关系。（3）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是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改进公共服务方式，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和市场参与机制。通过公共财政、社会组织、企业与家庭的合作，发挥和体现财政资金的公益性价值，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益。
2009年全国财政会议更加明确强调，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重点加大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投入，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以稳定和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拉动消费需求。 1、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促进科学发展的现实要求。公共服务需求增长是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需求不断拓展和逐步得到满足的过程。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物质产品供给能力的提升，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增长、服务业快速发展成为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服务需求增长呈现逐步加速的趋势，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如何使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相适应，将是我们在较长时期面临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改善民生、加快社会建设的任务，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和收入分配等，都离不开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促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
2、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校正社会财富初次分配的不平衡，并对初次分配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缓解和抑制利益分化进程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使公共服务逐步扩展到整个社会，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同时，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为促进社会公平和权利平等提供强大的基础平台，有利于振奋社会成员的精神，提高社会总体效率。
3、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发挥政府在公共服务体系中的主体作用，加快公共财政建设步伐，加大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公共服务项目的比重，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首要之举。在我国，公共服务领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公共服务发展滞后，总量供应不足，公共投入短缺，分配不平衡。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解决政府在社会公共领域的缺位问题，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一些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给非政府组织和私人部门甚至社区，改变完全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局面，实现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多中心。市场化的核心是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国家对公共服务领域的垄断，在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主体间，形成有效竞争机制，从而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第一，坚持不懈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始终坚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基本理念，始终坚持通过改革促进发展的基本路径。通过改革，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家财政收入连续大幅度提高，为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了坚实的财力基础。
第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要求政府将维护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以人为本”和“统筹兼顾”，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国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公平正义意味着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公共服务具有再分配的功能，需要通过均等化的制度设计，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勾画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的宏伟蓝图。
第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按照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目标的要求，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通过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要求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在改善经济调节、严格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按照职能转变的要求，突出各自的管理和服务重点；进一步理顺部门职责关系，合理界定政府部门的职责，做到权力与责任对等，避免职能交叉重叠。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立了体制基础。 一是确定了“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针。主要做法是通过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调整税收返还和财政补助政策，为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探索财政制度基础。
二是坚持基础教育的公益性质，努力实现教育公平。主要做法是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2007年取消了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2008年秋季开学将取消全国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
三是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努力构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主要做法是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鼓励社会参与，努力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四是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主要做法是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
五是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主要做法是在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支持自主择业、自谋职业的同时，加强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和政策引导。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完善面向所有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及时帮助零就业家庭解决就业困难。积极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 中国在公共服务领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公共服务需求压力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公共服务再分配作用弱，公共服务标准不规范，公共服务主体回应性差等。中国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历程刚刚起步，实现均等化的理论基础还相对薄弱，实现均等化的途径和策略还不够清晰，实现均等化的制度还不够健全，制度之间还缺乏系统化的安排。
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是亚洲大多数国共同需要面对的。通过开展“亚洲主要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探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理论问题，总结发达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验和教训，探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途径和策略，破解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共同难题，对推动整个亚洲地区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具有战略意义 。

C. 如何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重回视和答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笔者通过深入揭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状与面临的矛盾，重点围绕城乡义务教育、城乡社会保障、城乡医疗卫生、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四个领域进行了全面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国家财力分配要实行“三个倾斜”；二是在推进相关重大制度与体制创新方面迈出新步伐；三是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四是注重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当前和未来的财政状况已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在这一大背景下，必须考虑未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均衡。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将是一个长期目标，是一个动态优化过程，这从根本上讲是取决于国情和财力的制约。

D.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概述

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现代政府追求的目标。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西方发达国家为克服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强化政府对公共经济领域的垄断地位，推动公用事业等重要行业的国有化，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基本实现了公共服务均等化或均质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世界各国政府积极探索国有公共企业私有化、政府与私人企业合作制等改革举措。百余年来，各国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推动政治文明起了重要作用。
亚洲地区现代化的进程起步时间不一，各国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差别较大。二战以后，先期实现体制变革和经济腾飞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验，通过在公共财政、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公用事业等方面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但是，大多数亚洲国家，由于治理理念、政治体制、社会环境、经济基础、人口规模以及连年战乱等因素，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不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不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席卷全球，亚洲国家中，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认真总结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深化公共服务制度安和公共服务方式的变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主动借鉴发达国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和经验，努力探寻适合本国特点的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途径和策略。在探索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亚洲国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也积累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经验。

E. 如何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转移支付体制亟待规范

······ 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 按照转移支付的项目划分，我国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包括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税收返还及体制补助四种方式。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又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县乡财政奖补资金、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和年终结算财力补助等方式。 1994年后转移支付的方案设计对分税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平衡各地区财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转移支付方式的弊端也显现出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转移支付形式过多，相互之间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将转移支付分为均衡化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种形式，且一般性转移支付占转移支付的绝大部分。而我国转移支付形式过多，且各种形式的转移支付在均衡化的过程中有所交叉，管理混乱。 税收返还的制度设计不利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行。 新体制下采取的税收返还制度，是在保证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对1994年的“分税制”的改革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央对地方上划的税收按基期年如数返还，并逐年递增，税收额多的地区得到的返还额多，其财力充裕，而税收额少的地区得到的返还额少，财力依旧不足。税收返还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比例较大，2002年税收返还占到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规模的41%，2005年税收返还也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规模的33%。这种对所有地区无差别的基数税收返还，不仅未解决因历史原因所造成的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大的问题，反而在新体制下肯定了这一差距，这也不利于缓解地方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 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过小，且其制度设计也有待完善之处。 一般性转移支付额主要按照各地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差额以及转移支付系数计算确定。2005年一般性转移支付只占转移支付总额的10%。各地区标准财政收入由地方本级标准财政收入、中央对该地区税收返还的财力转移支付构成。地方本级标准财政收入主要根据各税种的税基和税率计算确定。各地区标准财政支出由该地区行政公检法支出、教育部门支出、农林水等其他部门支出等经济性支出构成，根据标准财政供养人数和全国统一支出水平等因素，按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和其他经常性支出项目分别计算确定。转移支付系数参照当年一般性转移支付总额、各地区标准支出大于标准收入的收支差总额以及各地区财政困难程度确定。 就计算各地的标准财政收入而言，由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是在掌握地方既有财力的基础上的均等化，由于既有财力不仅包括税收收入、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等项目，还应包括没有列入预算的其他收入，比如土地出让金收入，而且没有列入预算的这部分收入在个别省份比例还比较大，有的地区列入预算的收入和没有列入预算的收入之比已经达到了1：1的比例。因此，对地方既有财力掌握不全面，均等化的作用大大减弱了。就计算标准财政支出而言，由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终级目标是使每个人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因此应当将花费在每个人身上的财政支出即人均财政支出也作为计算标准财政支出的依据，而不是仅将财政供养人数及其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作为依据。专项转移支付规模过大，且运行不规范。 专项转移支付是着眼于解决地区间具有外溢性的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的提供问题，着眼于国家宏观调控、促进各地协调发展和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的政策目标，但是，目前对专项转移支付的准入不甚明确，专项转移支付规模过大。2005年，专项转移支付的数额为3517亿元，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数额的31%。另外，部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设置交叉重复、分配制度不够完善、资金投向较为分散。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中央财政分配的239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中，有41项内容交叉重复，涉及资金156.37亿元；有65项没有管理办法或管理办法未公开，涉及资金705.89亿元，占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总额的20%。按项目分配的专项转移支付有71项(不包括预算内基本建设和国债投资项目)，涉及资金545.55亿元，具体分配到44149个项目，其中10万元以下的项目8825个，平均每个项目4.36万元。 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尚不完善。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主要解决中央与省级的财政关系，省以下的财政体制包括转移支付制度尚未作统一规范。近年来，各盛自治区、直辖市参照中央对省级的转移支付办法建立了省对市县的转移支付办法。但是，由于缺乏法律基础，从整体上看，制度建设比较滞后，省以下纵向财力差距和省内横向财力差距不断拉大，基层财政运行困难。因此，迫切需要完善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建议 试行纵向转移与横向转移相结合的模式。 世界各国大都实行单一的纵向转移模式，即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只有德国、瑞典和比利时等少数国家实行纵向与横向混合的转移模式，即在实行纵向转移支付的同时，还实行横向转移的转移支付。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差距过吕，中央财力又十分有限，单靠中央对地方的纵向转移，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将会旷日持久，遥望无期，难以实现。我国东部发达省区支援西部不发达省区已有一定的政治思想基础，如发达省区与西藏、青海等省区之间的对口支援，只是尚未形成制度，更何况目前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已接近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有条件、也有义务从财力上支持不发达地区的发展。东部发达地区支援中西部不发达地区，有利于加快地区间的协调发展，提高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从而最终也有利于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可以在目前以纵向转移模式为主的同时，试行横向转移支付。完善转移支付形式。第一，取消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 税收返还的制度设计为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是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种制度维护了地方的既得利益，是旧体制的延续，同时税收返还的数量巨大，不利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因此，不能将其永久化和固定化，甚至扩大化。目前已经具备了取消税收返还的条件。为了减少阻力，可以规定一个过渡期(比如3-5年)，分步实施，逐步到位。 体制补助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从旧的财政分级包干体制中延续下来的转移支付形式，属性和政策目标不很明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形式的均衡化效果进一步减弱。2005年，中央对地方的体制补助为386亿元，仅占2005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的3.4%，建议尽快取消体制补助，将其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 第二，调整财力性转移支付。 根据《〈关于200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0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中的名词解释》的说法，“现行财力性转移支付主要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县乡财政奖补资金、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年终结算财力补助等。地方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统筹安排和使用上述资金。”除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外的其他类型的财力性转移支付都是因为中央出台某项政策导致地方财力不足引起的，或者用于某些专门事项的。因此，从形式上看，这几项财力性转移支付具有专项转移支付的特征。但是，在使用中，这部分资金主要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用于弥补地方的财力不足，在资金的使用上没有具体严格的规定。因此，从性质上讲，这些资金都应列入一般性转移支付。事实上，这些转移支付都是由于政策调整造成的，如果每出台一项政策，就增加一项财力性转移支付，势必会造成财力性转移支付的混乱和不规范。因此，应当将财力性转移支付整合为一项统一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按照因素法，使用一个全面的转移支付计算公式，确定中央对各个地方的转移支付数额。在确定标准财政收入的时候，应当全面衡量地方财政的收入能力，将预算没有反映到的财力反映进来。在确定标准财政支出的时候，不仅应当考虑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等指标，更应当将总人口、可居住面积、地理环境状况等指标反映在内。 第三，科学界定专项转移支付标准，控制准入条件和规模。 首先，要科学界定专项转移的标准，即要明确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列入专项转移支付。通常来看，列入专项转移支付的项目，应是具有外溢性、突发性、特殊性、非固定性等特征的项目。例如，跨地区的大江大河的治理，防护林带的建设，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和疫情的救治，特困县的脱贫救济，中央委托地方的项目等。根据专项转移支付应具备的上述特征，像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和一般性的扶贫等支出都不应列入专项转移支付的范畴。其次，要控制专项转移支付规模。专项转移支付，只能是次要的、辅助的形式，因此规模不能过大，当然，如果把准入的条件限制在具有上述特征的项目内，其规模必然不可能过大。再次，列入专项转移的项目要经过科学论证和一定的审批程序。另外，要加强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防止被截留、挪用，提高其使用效果。

F.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面临的主要挑战

为实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目标，我国政府重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现阶段仍面临许多挑战，基本公共服务依然存在非均等化现象，甚至在有些方面呈现出某种恶化的态势。根据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和客体划分，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可分为政府（主体）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与公众（客体）对基本公共服务“享受不均”两个方面。 政府供给基本公共服务过程中同时存在着供给不足和供给不均问题，它们都是造成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原因。对此，供给不足问题已经受到大家的强烈关注，而供给不均却往往被笼统地认为是供给不足，并被认为是在供给充足前提下才会出现。实际上，在供给不足情况下，也会因政府工作人员的故意行为而出现供给不均问题。而且，供给不足前提下的供给不均会加剧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
监管、付费、直接提供是政府供给基本公共服务的三种基本手段。[3]监管就是通过建立健全各种制度、机制，对非政府组织供给公共服务进行全程监督与管理；付费是政府通过付费来干预公共服务的提供，包括向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提供补贴等；直接提供是政府公立机构直接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这三种手段都旨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高效、公平。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不均”贯穿在这三种手段中，表现为 “制度供给不均”、“财政供给不均”和“人员、设备、设施供给不均”等。
1、制度供给不均。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制度的城乡二元化。虽然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但长期以来的“重城轻农”现象继续存在，在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环境卫生等方面依然存在城乡二元格局，有些地区因为贫富差距的拉大而更加严重。诸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为广大农民解除了“大病致贫、大病返贫”的后顾之忧，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旨在“大病统筹”，而非普通疾病的医疗保障。与城镇医疗制度的全面医疗保障相比，农村居民显然被排除在普通疾病的保障范围之外，看似均等的制度还是不公；失业保险主要针对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大多数城镇困难居民及广大农村居民无缘失业保险，这种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均。如此等等。
2、财政供给不均。主要体现为地方财政辖区内分配不均以及中央与地方对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分担比例失衡。
地方财政辖区内分配不均会拉大城乡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差距，加剧社会不公。在当前“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扶持农村”的国家大政方针指引下，地方在财政分配中已逐步提高支农比例，并重点向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部门倾斜，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省份。但是，我国大多数省份的财政收入有限，在市县一级更是捉襟见肘，难于支付各种基本公共服务所需的资金，只能重点顾及其中一部分，造成地方财政供给不均。
中央与地方对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分担比例失衡明显。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中央财政支农支出为147．53亿元，地方支农支出1644．87亿元，地方是中央的11倍；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中中央支付587．67亿，而地方支付高大5516．51亿，地方高出8倍；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支付中仅拨付6．66亿而地方承担了188．76亿，地方是中央的28倍，显然地方承担着主要的财政责任。[4]中央与地方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分担比例失衡造成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不统一，中央拥有大部分的财权而对基本公共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却很少，相反，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权却承担大部分的基本公共服务责任。严重的权责不一，增加了地方供给基本公共服务的难度，影响了地方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平性。
3、人员、设备和设施供给不均。主要反映在各基本公共服务部门中工作人员、设备、设施配置的数量及质量上的差别。在医疗卫生、义务教育方面，城市配备了更多优秀人才、配置了更优质的设备，服务质量都比农村的高。在基础设施及环境保护方面，城市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公路、厕所、垃圾处理站、供水及排水工程等。因此，城市基本公共服务部门中工作人员、设备、设施配置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比农村的高。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实质是“享受均等”。 “享受均等”的前提是“供给均等”。但“供给均等”未必能保证“享受均等”，而“享受均等”却必定表明基本公共服务真正达到均等化，人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当前“享受不均”表现在各种基本公共服务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上。
在地区差异方面，据陈昌盛,蔡跃洲在《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变迁与地区综合评估》中所指可知，2000—2004年间，我国各类公共服务地区差异指标中最大与最小之比的5年平均值分别为：基础教育1.728，公共卫生1.774，社会保障2.351，基础设施3.072公共安全1.923，环境保护1.96。[5]各类基本公共服务的地区差距在2－3倍，差距明显，尤其是西部地区遭受了巨大的不公。
在城乡差距方面，我国各类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居民享受情况是：在社会保障方面，我国85.8%的从业人员缺乏失业保险；[6] 80%左右的劳动者缺乏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7]2001至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最底生活保障人数分别是1170.7、2064.7、2246.8、2205.0、2234.1万人，而对应的农村居民最底生活保障人数分别是304.6、407.8、367.1、488.0、824.9万人。[8]城镇居民最底生活保障人数是农村的3到5倍多。在基础设施方面，80%以上非水泥化道路在农村， 50%以上的行政村未通自来水，60%以上的农民缺少卫生厕所。[9]在义务教育方面，2005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中，义务教育总支出为241亿元多，其中，用于农村义务教育支出139亿元多，占57.8%，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量占全国义务教育学生数量的57.1%。[10]在公共卫生方面， 城市占有全国医疗资源的80%，而农村只有20%。[11]显然，“享受不均”在城乡差距方面更为突出，消除城乡居民的“享受不均”应当成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
上述分析主要体现了数量上的不均等。其实，各种基本公共服务还存在质量上的不均等问题，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差距本质上反映了基本公共服务在数量或质量上不均。基本公共服务数量上的均等，未必能保证群众真正享受到质量均等的服务。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已有所表现。诸如，现在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达到80%以上，说明社会保障覆盖面已经扩大，但事实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主要是为大病而统筹的，一般疾病是被排除在外的，而且人均额度很低，在目前医药贵的背景下，一般疾病费用仍然高，困难群体仍然承受不起这种高价，所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掩盖了服务质量不均等的事实。同样，医疗卫生方面，我国医院设立主要以行政区域为准，一般来说，一个乡镇有一个卫生院，一个县区有一家中等级别的综合医院，一个市配有一个高级的综合医院。单从数量上，县市以上的医院明显要比广大乡村卫生院要少得多，可是城市医院的医疗质量比农村卫生院强。这些事实证明，基本公共服务数量上的均等未必能保证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上的均等。
在现实中，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上不均往往不被重视，特别是在基本公共服务资源有限的状况下，更是如此。这是由于基本公共服务具有信息不对称性，需要具备专业知识才能判断其质量高低，使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具有隐蔽性和难测度性，不容易为人所认识。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隐蔽性和难测度性，可能会使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者故意降低服务质量，没有尽心尽责地为群众服务，加剧了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不均等，消除它的难度就很大。因此，在消除“享受不均”的现象时，要注意防止基本公共服务数量上不均，更应该克服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上的不均等。

G. 什么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何做到，有何意义

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现代政府追求的目标。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西方发达国家为克服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强化政府对公共经济领域的垄断地位，推动公用事业等重要行业的国有化，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基本实现了公共服务均等化或均质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世界各国政府积极探索国有公共企业私有化、政府与私人企业合作制等改革举措。百余年来，各国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推动政治文明起了重要作用。
亚洲地区现代化的进程起步时间不一，各国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差别较大。二战以后，先期实现体制变革和经济腾飞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验，通过在公共财政、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公用事业等方面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但是，大多数亚洲国家，由于治理理念、政治体制、社会环境、经济基础、人口规模以及连年战乱等因素，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不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不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席卷全球，亚洲国家中，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认真总结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深化公共服务制度安和公共服务方式的变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主动借鉴发达国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和经验，努力探寻适合本国特点的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途径和策略。在探索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亚洲国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也积累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努力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着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一，坚持不懈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始终坚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基本理念，始终坚持通过改革促进发展的基本路径。通过改革，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家财政收入连续大幅度提高，为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了坚实的财力基础。
第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要求政府将维护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以人为本”和“统筹兼顾”，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国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公平正义意味着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公共服务具有再分配的功能，需要通过均等化的制度设计，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勾画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的宏伟蓝图。
第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按照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目标的要求，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通过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要求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在改善经济调节、严格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按照职能转变的要求，突出各自的管理和服务重点；进一步理顺部门职责关系，合理界定政府部门的职责，做到权力与责任对等，避免职能交叉重叠。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立了体制基础。
第五，中国政府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做了有价值的实践探索。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确定了“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针。主要做法是通过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调整税

H.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思路

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最基本职能。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各级政府充当着核心主体，承担着义不容辞的主要责任。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已经达成诸多共识，并正在采取相关举措提升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但从现状来看，这些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偏颇，亟需加以匡正。
1、避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当市场化而引发“泛市场化”。鉴于政府财政紧张、大包大揽基本公共服务而出现短缺、低效率等背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市场化曾经被认为是解决政府供给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但在运行中却容易引发“泛市场化”，即过度市场化。把不该市场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也市场化了，把本属于政府的公共服务安排权放弃掉了，使基本公共服务的消费成本提高，一般群众难以承受公共服务的高价位，加剧了社会不均。实际上，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安排者，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市场化就是让市场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出资购买，安排给群众，使他们得到能保障其基本生存及发展的服务，而不是要政府完全放弃对公共服务的安排权。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应考虑不同类别的基本公共服务应选择不同的供给主体。有些基本公共服务只能由政府来提供，才会实现公平，这是由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的特性所决定。因此，在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过程中，允许市场进入的基本公共服务，必须要求政府控制服务的安排权，而禁止市场进入的基本公共服务则应尽可能由政府提供，以此来防止因“泛市场化”而导致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
2、力求公平地分配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资金。完善公共财政政策，科学、合理地转移支付是实现均等化的直接而又容易见效的手段。正因为如此，许多专家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扩大公共财政覆盖面，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制度安排。”[12]然而大量的事实表明，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的资金未必能做到公平分配。诸如，在经费缺乏背景下，部门间利益竞争导致转移支付的资金没有被公平、合理安排，促使部门间乱用、滥用、挪用资金等现象不断产生；公共服务部门内部未能把资金用于最需要的群体或地区，使真正需要援助的对象没能得到服务，导致严重的不公等。其实，完善公共财政政策不仅要克服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供给不足问题，而且要解决财政供给不均问题。地方对转移支付资金必须公平分配，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供给均等化。为此，增加部门经费开支透明度，提高受服务对象的知情权、参与权，是预防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分配不均的有效办法。在对公共服务支出进行绩效审计时，应特别考虑公共服务支出的公平性问题。
3、推进公共服务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民主化、科学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有赖于公共服务部门科学、民主地制定并实施公共服务政策。如果公共服务政策制定与实施缺乏民主化、科学化，同样会使理想的均等化目标遭夭折。如果部门政策制定不科学、不民主，容易增加制度性的不均等。若公共服务政策制定缺乏均衡性、具体可行性、全面性、民主性、灵活性、法制性，就出现政策失衡，政策背离公民实际需要，背离国家公共服务目标，最终引发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同时，由于部分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及服务意识不强、素质不高、工作态度不好，对政策误解、曲解，没能严格按行政程序法施行，使政策执行偏离工作要求，引发行政乱作为、不作为，导致公共服务不公平。实践证明，行政程序法、行政问责制、合理的干部考核制度、听证制度等，是保证公共服务政策科学制定与执行的科学化、民主化的有力举措。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要重视提升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而且要重视提高社会公众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公众能否真正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也取决于公众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高低。为了实现均等化，必须努力追求全体社会成员具备大致相当的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特别是困难群体的享受能力。
首先要增强意识，提高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选择能力。所有公众都有根据自己实际需要选择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但未必所有人能有足够高的公共服务选择能力，以选择真正适合自己需要的公共服务。一部分公众有经济实力，但他们缺乏选择公共服务的意识，没有得到本来可以均等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如他们缺乏参保意识，没有购买社保、医保、失业保险，造成机会不均。也有的公众对公共服务期望值过高或盲目信任，在选择公共服务时缺乏判断，未能经济地消费公共服务，增加了不必要的消费成本。如农民小病进大医院、盲目攀比进城择校就读等现象，就是没有经济地消费公共服务的典型。这对消费者来说也是一种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是由消费者自己造成的，表明了他们缺乏经济地消费公共服务的意识，缺乏选择公共服务的能力。
其次是增加就业，提高困难群体公共服务的购买力。“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要贯彻‘自助先于公助’原则……将政府公共服务作为一种自助之外的补助形式，而不能将政府公共服务作为一种纯粹的福利性公共产品。”[13]虽然政府出资购买基本公共服务，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基本公共服务需要群众自己付费，群众必须具备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经济能力。困难群体的经济能力对实现均等化有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当困难群体具备一定经济能力，他们就会付得起购买基本公共服务的费用，政府就会减少供给基本公共服务的压力。但由于困难群体经济承受力低，难于购买如社保、医保、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失去了受服务的机会，导致机会不均。提高困难群体公共服务购买力是消除不均的根本途径。而充分就业是提高困难群体公共服务购买力的保障。现阶段，政府应该“授之于渔”，重点考虑帮助困难群体充分就业，为困难群体提供低保、免费的职业培训及就业信息，创造就业条件等。 目前城市拥有比农村更多数量的基本公共服务资源，使城市居民享受到比农村居民更高质量的服务。但造成现阶段城乡居民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中的质量上不均，不仅仅在于城市拥有更多数量的基本公共服务资源，而且也是由于城市对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利用的集中程度更高。而在广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资源有限，又没有被集中利用，极大影响基本公共服务质量。
农村要想得到高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除了政府加大对农村投入外，还应该考虑集中利用农村现有的有限基本公共服务资源。事实上这是可取的，也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相对来说，农村地广人稀（特别是西部地区），且近几年的计划生育使人口数量减少；同时，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设备、设施等利用率低，有“浪费”的嫌疑（农村近几年的小学生入学人数减少，农村卫生院的就诊率下滑，农村文化等基础设施闲置等情况足以证明这一点）。这种现实，要求政府应该考虑农村现有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集中利用。可考虑在公共财政投入数量不变前提下，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适当合并农村学校、农村卫生院、农村基础设施，集中利用资金、人力资源、设备、设施，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缩小与城市的差距。从长远来看，除了集中利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外，还可考虑加速城镇化。因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程度高低，与城镇化、工业化的程度高低相关。城镇化、工业化的程度越高，基本公共服务资源被集中利用的程度就越高，基本公共服务就越均等。这种成功做法在国内外都有先例，值得借鉴。 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包括政府自身的绩效评估和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的评议。迄今为止，政府自身的绩效评估相对比较完善，但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评价体系尚未建立健全。政府自身的绩效评估往往以各种量化指标，从政府的理想预期出发，没有把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作为考核政府绩效的标准。实际上，公众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对象，公众的满意度才真实反映了公共需求的满足程度。公众对公共服务表达不满，说明他们的公共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要求政府改变公共服务方式，进而提高公众满意度，基本公共服务才会趋向均等。
建立健全公众公共服务评价体系在现阶段尤为重要。它不仅能够对公共部门的行为起到约束和引导作用，而且有利于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效率和品质。针对目前公众公共服务评价体系还未建立，公众公共服务评价能力比较低，还缺乏公共服务评价的方法与技能等实际情况，寻求普及公共服务评价体系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于提升公众公共服务评价能力、充分表达满意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现实意义。与此同时，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效果的跟踪反馈制度，明确对公共服务活动监督的主体、内容、对象、程序和方式，规范问责操作程序，健全社情民意沟通渠道，扩大公众在公共服务问责制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