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齐刀的齐刀类型
齐刀分为“三字刀”、“四字刀”、“五字刀”和“六字刀”,目前已经发现并著录的齐刀有“齐法化”、“齐之法化”、“安阳之法化”、“节墨之法化”、“簟邦法化”、“齐建(造)邦长法化”等数种。其中“节墨”、“安阳”、“齐”均为地名,“节墨”即今山东即墨,“安阳”即今山东曹县一带,“齐”指齐国都城临淄。
在齐刀中有“法化”一说。“法”字属于吉语一类,其意思为平,为值,可与釿通意。另外的字,或纪值,或纪地。
三字刀
“齐法化”通常长17.8-19厘米,宽2.6-3厘米,重40.8-52.4克,被称为“三字刀”,是田齐建国以后通用的法币,有纪地的,如丘、安、方、易、白、公、平等,也有类似吉语的,如吉、行、大等。三字刀流通的时间很久,区域也极广,为齐刀中最多的一种,且无减重现象,是最稳定的货币。
四字刀
齐刀中的“齐之法化”俗称“四字刀”,长约17厘米,宽2.8厘米,面文瘦劲有力,朴拙秀雅。背文接近刀首部有“≡”,下标“|”、“†”,再往下还有日、上、夻、甘、化及数字等。正面的文字解释也有争论,有的学者认为“齐”字为国号,“夻”字被解释为“法”,新的解释为“圜”。也有好多人认为应该解释为“太公”二字。称作“圜”的人说齐国的始祖姜太公做过圜法,所以应该读“圜”,称作“太公”的人说应该是纪念姜太公的,却不知道这种钱是田氏所造。当时,田常、田盘等霸据齐城,诛戮姜氏宗室,杀害有势力的官员,凶狠无比。同时发行新钱,控制市场、聚敛财富,所以称这种钱为“法化”。
安阳刀
“安阳之法化”俗称“安阳刀”,也称作“五字刀”,文字比“齐之法化”略显粗壮,断缘,通长18.5厘米左右,宽2.8-2.9厘米,重44.5-50克,也有小型的。安阳为邑名。
即墨刀
“节墨之法化”被称为“五字刀”。节墨也就是即墨,本是地名,齐邑,在今山东平度东南。现传世的“即墨刀”有两种,大型的长17厘米,宽2.7-3.0厘米,重51-61克。小型的长14-16厘米,宽2.0-2.3厘米,重33-35.5克,年代较晚。它们的制作都十分精细,断缘,绝不像是减重形成的,显然是同时制作的有系统的钱币,这是春秋时期的作风。
总之,齐国的刀币选材精细,制作优美,其中“邦刀”尤为名贵,很早就被世人当成“吉祥符”,认为收藏这种刀币的人可以四季平安。齐国的刀币在各国“刀币”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六字刀
“齐造邦长法化”俗称“六字刀”,是田氏列为诸侯时的开国纪念币。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田和承梁惠王求魏侯代请于周,周王立田和为齐侯,正式建立齐国,乃铸造“邦刀”纪盛。所以其文字定为“齐造邦长法化”,背文多一字,通长18.2-18.5厘米,宽28-29厘米。这种刀的范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不断缘的,一种是断缘修补的。因此有人认为造“邦刀”应该铸过两次,第一次在安王十六年,当时被列为诸侯时,因为出于仓促,便把旧范精加修整,用来灌铸,所以有断缘的痕迹;第二次是在二十六年,从新雕刻钱范,大量铸造。这种刀币都出自石范,精美绝伦,一向被认为是刀币中的佳品。
历史地位齐国以刀币为主币,形成了独立的刀币体系,“法化”面文和“齐法化”的大量铸行.说明齐国有着统一的铸币权和较早形成统一货币的思想和举措;而开国纪念币——“齐建邦长法化”的出现,表明齐国货币制度的成熟.尤其叠铸技术运用于“齐法化”,代表了中国铸币工艺的重大进步。齐国刀币在中国货币史乃至金属铸造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春秋战国时期,地处海滨、富有鱼盐之利的齐国,素以工商业的发达而见长,交易在当时成为民间日常生活中的大事,诚如《管子·乘马》所说,“无市则民乏矣”。繁荣的商业贸易促成了发达的货币文化。整个春秋战国,齐以刀币为主币,成为东方刀币流通区的代表。梳理一下齐国的货币文化,有助于理解齐国工商业的发达以及临淄这个文献屡见称述的“海岱间一都会”在当时作为著名商业集散中心的作用,更有助于弄清齐对中国货币制度、铸造技术等方面的贡献和历史地位。
一、具有鲜明特色的刀币体系
考古发掘出土的春秋齐国货币主要有贝币和刀币两大类。贝币作为商周货币形态的遗留,在春秋早、中期仍少量发现并在当时流通中发挥一定职能。在贝货的颓势和向装饰品转化的过程中,刀币产生了。齐国是最早铸行刀币的国家,《管子·轻重戊》:“令左司马伯公将白徒而铸于庄山。”事在齐桓公期间。出土的较早的齐刀币实物也为春秋中期。可以肯定,至迟在春秋中期,齐国已大量铸行刀币了。刀币一出,至战国末、秦统一货币以前,一直是齐国最主要的流通货币。虽然稍晚的燕国地区以及战国时期的赵地也出现了不同形制的刀币,但以下数项构成了齐国货币文化的鲜明特色和独立地位。
第一,齐国刀币从早期的“节墨之法化”、“齐之法化”、“安阳之法化”到后期的“齐法化”,皆冠以地名,形成固定体例。节墨即即墨,今山东平度境:安阳故地在今曹县,皆齐邑。齐即指都城临淄。燕国、赵国的直背小刀则风格迥异,并且远没有齐刀精;致规整。
第二,齐刀出土数量仅次于北方尖首刀,据粗略统计有3000多枚,在铸行数量上占优势,从而成为刀币流通区的典型代表。
第三,燕赵为刀布并行区,布币是当地重要币种,出土、传世数量甚丰。70年代后期,辽阳下麦窝村太子河冲出4000多枚布币,主要为平肩方是的襄平布。这仅是出土物中一例。赵国的布币更占了绝对优势。齐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推行单一的刀币制度,战国晚期始铸賹化圆钱,但仍以刀币(“齐法化”)为主币。
第四,铸行刀币的三国,燕在早期国力尚弱,经济比较落后,并时常受到戎狄的侵扰,几于亡国,可能未曾铸行刀币,“春秋时期燕国流通的货币,估计除贝币、金属货币(铜、金、银)外,当以实物为主”。春秋中晚期出现于燕地的尖首刀当属白狄诸国的铸币——狄刀。燕国的明刀钱当是受了狄刀影响后出现的。战国时期,出于燕、赵贸易的需要,赵国有了直背式刀币。其间的交流与影响还是比较清楚的。齐国的刀币有着独立的起源和发展道路,只有到乐毅伐齐后,伴随武力的征服。齐地才出现过为数不多的圆折式明刀钱,背文多有“齐化”二字。这是一个短暂的插曲,为期五年(燕占齐白公元前284年——公元前279年)。而这个四处征伐、富于开放精神的国家并没有用它的齐大刀去“征服”其他国家,其近邻鲁国仍然一直以海贝、石贝或铜贝为通货,似乎对于齐刀的威力视而不见。《管子·七法》:“令中大夫王邑载钱二千万,求生鹿于楚。”
齐刀在春秋战国货币舞台上——直保持着坚挺的地位,这与其较早地实行了统一货币措施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法化地位的确立与统一货币政策
齐刀除燕乱齐期间的少量明刀,无论是早期的四字刀(“齐之法化”),还是后期的三字刀(“齐法化”),均以“法化”称之。法,《管子·七法》曰:“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化”同“货”,《商君书·农战》:“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管子·侈靡》:“诸侯死(尸)化。”“法化”就是标准货币,也就是50年代郭沫若先生所云“大约就是国币的意思”。国币自然应有统一的标准。齐之法化、节墨之法化、安阳之法化和齐法化通长都在18—18.5厘米间,节墨之法化为齐刀中最早出现的大刀,较为厚重,在60克上下,余二种皆为47克左右。这当是一定标准的反映。传世稀少而弥足珍贵的六字特种刀币——齐建邦长法化亦同此制。即使在燕人入境,兵临城下的非常时期,危城即墨所铸之“节墨法化”刀仍不忘“法化”二字,只是其大小、轻重及制作上略逊于寻常齐刀,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战争年代的印记。
币制的统一取决于铸币权的统一。齐国的统治者较早认识到了控制货币这一治国法宝的意义,《管子·国蓄》说:“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揆度》又云:“五谷者,民之司命也。刀币者,沟渎也。号令者,徐疾也。”刀币与五谷、号令并举,以强调其重要性。《七法》记齐桓公使左司马伯公将白徒以莱、莒之柴“铸钱于庄山”一事,正说明齐国的铸币权是掌握在公室的。在诸国货币中,齐刀汜地者地名较为单纯,有“齐”、”节墨”、“安阳”三地及少量尚有争议的“莒”。战国晚期,齐受燕兵之难,新出之齐明刀多在今山东博山一带,表明临淄、节墨、安阳、莒是齐国的铸币重镇,其铸币行为一直为齐国政府所控制。齐威、宣时期(公元前378年—公元前324年)为进一步统一币制而铸造的“齐法化”是行用日寸间最长、发行数量最多、流通也最广的一种刀币,山东各地均有出土,数量甚丰,至有3000余枚面世,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齐国境内的货币统一,而使齐法化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
中国古代币制大一统的局面,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形成的,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初行钱”(《史记‘秦始皇本纪》),铸造半两钱(u,是年周天子也“贺行钱”(《史记.六国午表》),在较短的时间内,这种大小适度,便于携带的官铸方孔圆钱很快成为战国晚期秦国的主要货币并流通至今四川一带。秦“半两”的大量铸造和广泛流通已具有统一一国货币的雏形,为统一全国货币打下了基础。而齐法化的出现明显早于秦国半两钱,法化地位的确立和齐法化的出现,都说明齐国货币统一的意识要比秦国早得多,齐刀对于秦统一货币无疑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三、纪念币的开山之作——齐建邦长法化
纪念币是专为某件人事而铸造的货币形态的纪念品,泉界归入压胜钱属,一般不作流通货币使用。但在货币史上,有一类具有纪念意义的开国钱却是流通中的正常货币,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纪念币,唐武德四年(621)所铸“开元通宝”就是明显的例子。“开元”有开新朝之始(或谓又含开新币之始)的意思。其后,五代后汉有“汉元通宝”,后周有“周元通宝”,宋太祖铸“宋元通宝”,等等,皆仿此制。在年号钱大势下,开国钱独树一帜,成为日才尚。其实,我国的开国纪念钱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齐国的“齐建邦长法化”。
目前钱币学界一般认为,齐建邦长法化是田齐开国的纪念币。公元前379年,田氏并齐,虽然国仍号齐,但已换了主人。为了纪念代齐(姜姓)开国这一重大事件,田氏添铸了齐建邦长法化。齐建邦长法化俗称“六字刀”或“建邦刀”,通长18.5厘米,重45克,大小、轻重之制一如同期“齐之法化”、“安阳之法化”,惟不断缘。田齐开国的纪念刀币大约铸量甚少,最为珍稀,也最享盛誉。
六字刀钱文(主要是第二字)考释迄无定论,从而也影响到该币种铸期的认定。如释造、释通、释徙、释返等。“造邦”、“建邦”意同,而“返邦”则有可能系指襄王由莒返齐(临淄)一事。公元前284年,“燕攻齐,齐破,*(上泯下日)工奔莒”(《战国策·齐策》)。公元前279年,田单退燕,迎襄王(*(上泯下口)王子)于莒,人临淄主持朝政。这在齐国历史上算得上是一件大事。另外,其不断缘现象也为晚期齐刀的特点,故我们仍不能排除复国铸币为念的可能。至于将“建邦刀”考为太公建齐所铸,则有附会之嫌,释徙、释通,于字形、背景皆缺乏强有力的证据。开国、复国都是同一性质的事,其所铸纪念币在中国货币史上都是最早的,它的出现是齐国货币制度发达的具体反映。
“齐建邦长法化”开纪念币之先河,丰富了我国的货币文化,对后世货币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我认为,广义上,国号钱、年号钱就带有纪念币的性质,历史上改元铸钱的传统正是这一观点的良好注释。我国最早出现的年号钱是成汉李寿的“汉兴”钱,在五铢钱制时代,年号钱逐成燎原之势,最终取代了铸行739年之久的五铢钱,表明此种打下朝代印记而具有纪念意义的年号钱有其出现和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若不考虑货币的具体形制,沿着齐刀钱文传统发展下去,受齐建邦长法化的直接影响,年号钱的出现很可能会大大提前,抑或汉代即已有年号钱。从这一角度讲,半两、五铢的出现实在是中国货币史上的反动。
四、发达的铸造工艺
了解一下春秋战国时期的铸币技术,有助于认识齐国刀币的历史地位。研究货币铸造工艺最直接的材料的是钱范。王献唐先生在论齐刀的铸造时说:“出土周代币范,以齐刀为多,且较完备,先后当分两期,第一期为土范,第二期为铜范母,中间疑有石范一期,今尚未见。”这同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工艺的演进正相一致,先有泥质范(陶范),再后来才有金属范。陶范制作简单,使用灵活.虽不像一次性使用的器范,一器一范,器成范毁,但也不能耐久,“且范范雕刻,事烦且费,多铸即感不便。同时于范内雕形,大小、厚薄,势难齐度,铸出之后,即不划一。”今见四字刀(节墨小刀除外)、五字刀皆出陶范,齐法化笔划位置参差不同者亦多出陶范。石范较陶范持久,可反复使用,确保器形、纹饰划一,是铜器铸造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二里头文化的东下冯遗址即发现铸造铜器的石范。齐刀石范未见实物,最早记录的先秦石制钱范是道光年间山东出土的“賹六化”范(现藏山东省博物馆),范以滑石制成,浇道两侧各有钱模一行,每行6枚。罗振玉《古器物范图录》也著录一件。可见齐国铸币技术的水平,故王献唐先生疑刀币铸造应有石范一期。
代表齐国铸币工艺最高水平的是金属范。目前所见先秦金属范最早和最可靠的实物是2件齐三字刀铜范母,一件清道光年间初出临淄,为诸城刘燕庭收藏;——件为同治六年出土,陈介祺所藏。二范形制、面文皆同,唯刘范幕文“化”与陈范幕文书“工”字者迥异。范母“形如长方形低沿铜盘,内列‘齐法化’阳文型模两枚,一面一背,彼此相背,两刀中间有一凸柱,高与沿齐,柱有四枝,左右各二,分别通于左右刀背,较凸柱稍低。刀型外侧,左有钉形,右为凹窍”。根据其币文、环柄、边缘阳文的特点和凸柱、凹窍的布置,知其为铸造泥质子范的范母。所见实物,仅为范母之一扇,翻造时必有文制相同的两扇配套合用,将泥片夹于中间,压印出子范。制出的子范面、背皆有相同刀形,而较普通陶范薄小。“以此版正面,对上版底面,则刀之面幕各各相当”。多副子范层层扣合成一总范,钉、窍犹榫卯使诸子范扣合无间。范母中间的凸柱即形成子范之总浇(流)道,分枝即成通向各刀模的分流道。铜液自总道浇入,又由各层分流道导人钱模,最后破范取币,如此一注可成数十枚、上百枚。这在金属铸造工艺中被称为叠铸技术。采用叠铸,可使钱体形制、大小、文字整齐划一,省时省力,又可大大节省造型材料和金属液,最适于批量生产,有利于货币的标准化和统一。齐法化、节墨法化多由叠铸而生。
先秦时期的金属钱范,就目前所知,尚有秦“半两”阳文铜范2件,楚蚁鼻钱铜范3件,燕“一化”铅范母1件,齐“賹六化”铜子范2件和铜范母1件。“一化”铅范母浇铸孔道留在范上钱模间,有可能是叠铸范,时代在战国末期。“賹六化”铜范母因残缺过甚,浇注方式不明,但据齐国早在威、宣时已熟练运用叠铸法这一史实判断,叠铸镒化钱是很有可能的。齐刀铜范母仍是迄今最早的唯一无争议的叠铸范例,“镒六化”锕范母的发现更进一步说明齐国叠铸技术的应用情况。叠铸法适于小型器件.它出现于先秦,由于其高效特点,在汉代得以推广,五铢钱的铸造多用此法。陕西省博物馆藏有新莽时期翻制子范用的铜范盒(母),有“大泉五十”、“大布黄千”、“货泉”、“货布”,“布泉”等。河南温县招贤乡西北冶铁遗址一烘范窑室内发现的500多套待铸的叠铸范,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叠铸工艺可靠而详实的资料。根据范式,该处叠铸的器类36种,以车马器为主,每套叠子范5—17层,一套最多可铸34件,可谓多快好省。大凡越是省便的工具,制作和使用它时技术要求也就越高。要制子范,须先制样模,而后制作泥模,再浇铸金属模盒即范母,范母上预留合理的浇道,最后用范母翻制叠铸用的子范,子范叠合后还要在外侧糊上草泥,人窑烘烤,趁热取出浇铸。烘范是铸造工艺的配套技术,尤其在范件较大和叠合子范数量多的情况下是必不可少的,其作用是通过预热,减低浇铸过程中金属液在范腔中的冷却速度。使铜(铁)水畅流无阻地注满腔内务个角落,从而确保铸件的质量。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叠铸齐法化是否经过了烘范过程,但山西侯马晋国都城遗址的一处铜器作坊发现的一座烘范窑址,说明春秋时期人们已有效地解决了因范体较大而影响铸造质量的问题。尽管齐法化尚处于叠铸技术的初级阶段,使用预热套范的做法也不是不可能的。使用叠铸法要解决这么多的技术难题,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小视齐法化在中国铸造工艺史上的地位。
② 关于福州的货币历史...
货币的起源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 中国货币的起源,有据可查的是商汤时期的“铜贝”,而在此之前的夏商,骨贝,石贝,陶贝已经开始流通。贝壳自装饰品发展为货币可以上溯到黄帝时期,中国货币从使用贝至今已有四五千年货币文明史。
金属货币的起源,应是殷商,中国先民掌握了冶炼金属技术之后的事,在一些殷商墓葬中曾出土青铜块,这些也许是最早的金属货币。
早期仿形货币是中国经过了长时间的以物易物贸易阶段之后产生的。随着地域经济的不同,不同的部落使用的早期货币都不一样,现今出土的一些有争议的青铜器:如斧、馨、鱼、网状器,它们与实用器形似而体积小,有的成小批量出土,且出土墓葬均在秦以前殷商墓葬中出现。因而许多古钱收藏研究者均把这些实物当作早期殷商货币。
先秦货币
在秦统一中国前的西周、东周时期。由于各部落(国家)生活居住环境不同,其铸币在经过一段不定型时期之后开始,并以其主要的生产工具为原型进行铸币。据考证,有四个主要的起源:生活在森林区的,以刀斧、戈等削、利器为原型的仿形铸币,这些铸币根据地域的不同,多少出现了以地名为主的文字或字符号,这种标名铸地的作法,一直延续到了清朝及民国时期。另外一大类型是生活在农区的铲、布仿形铸造逐步成熟的轨迹。生活在湖水面较多区域的部落,以猎捕鱼为业,其铸币有似图腾,有似地名,有似计重,不一而足。在一些手工业发达的区域,同时期货币,显示出与其文明程度相适应的方孔圆钱或圆孔圜钱。这种货币是仿纺锤,还是仿玉器,至今还是一个难解之谜。但可以肯定,使用圆钱部落比较文明、发达。
秦汉货币
在秦统一中国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先祖创铸了一种外形暗含天圆地方观的方孔圆形计重钱币。文字粗朴,书用大篆,轻重大小不一的半两货币,现俗称先秦半两或战国半两。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统一衡制基础地以秦衡为基础,统一秦半两。但不久,由于暴政与巨额军费开支,铸造货币不断地减重、变轻。
汉刘邦起兵之初,为了筹集军晌便自行铸钱。钱文袭用秦半两旧名。但实际重量仅三铢左右。并允民间自行铸造。因而大部分轻薄小型,文字浅平的小篆体半两,均为汉半两。半两钱由于官民同铸,异时异地,因而品种繁杂,以致不能搜罗之全。由于半两钱一再减重,信用降低,汉武帝又穷兵黩武,国用不足,因而发行轻钱来转嫁经济危机,首先下令罢半两钱而铸三铢,同时对内又发行白鹿皮币(时值四十万),对外则发行百金三品,以银锡铸造,的龙、马、龟三种分别值三千、五百、三百,利用不足值货币来搜刮民财。汉元狩五年(公元18年),始铸五铢,至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五铢钱历时近七八百年。是我国铸期最长的货币。留世数量巨大,品类繁杂。
王莽时期的货币
王莽自居摄二年(公元七年)开始,先后实行了三次币制改革,铸造了举世瞻目的精美货币。王莽第一次改币,主要铸造了“大泉五十”及“契刀”、“错刀”三种高额虚值币,第二次(公元九年)废刀钱、禁五铢,行大小泉,“大泉五十”与“小泉直一”,因此,该二种币,至今流传甚广。第三次改革,始于建国二年(公元十年),实行宝货制。区五物(金、银、铜、龟、贝),六名(朱货、贝货、布货、龟宝、银货、黄金)共二十八品。
虽然钱制混乱,但其铸钱质量却是一代鼎盛,因而王莽有第一铸钱高手之称。王莽钱书法采用悬钱篆,铸钱无论圆钱,布币、刀币,外廓高挺,因而对文字保护甚佳,使流传下来的货币,人见人爱,不忍释手。
三国货币
魏、蜀、吴史称三国,此时期币制复杂,再加上战火纷飞,史记不详,如今被断为三国时期货币,其铸地和铸时,难以解分。
三国时候,不同地域钱制各有差异;
魏得五铢
蜀铸五铢外,另有直百五铢.
吴有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等。
另有太平百钱,及定平一百,亦主尖归三国时候,太平百钱为益州刺史越廉所铸,定平一百亦可能为蜀所铸。
两晋南北朝货币
史书关于西晋铸钱只字未提,当时主要行用五铢钱。西晋统一中国时,府库充实,国力强盛,因此,除了沿用汉代旧钱之外,应有自行铸钱。时至今日,要辩别魏晋铢已非易事。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后,各少数民族各自为政,许多还自行铸钱。
巴族首领李特,李流等,建汉于四川,铸“汉兴”,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枚以年号命名的货币。
石勒取代匈奴隶建立前赵而自立为王,史称后赵,铸“丰货”。
前凉张轨铸“凉造新泉”。
南朝时期,把汉旧五铢剪成小钱,风行一时,并私铸成风。宋文帝元嘉七年(公元430年)铸四铢。流传甚少,后又改铸孝建四铢,此泉文字纤秀,篆文笔势飞动,有如翩翩舞袖,甚为美观。公元465年,又曾铸永光,数月后改元景和,又铸景和,二钱存世极罕。
梁武帝期间,主要铸有轮与无轮二种五铢,其中无轮者称“女钱”。梁元帝迁都江陵之后,改铸当十之“二柱五铢”,梁敬帝在太平二年改铸“四柱五铢,”当二十使用,二者现均稀少。陈文帝在天嘉年间,为抵制小钱铸大型五铢,以一当十,陈宣帝铸太和五铢,此泉篆文匀称瑰丽、制作绝妙,居南朝泉品之冠军。西魏铸永安五铢,北周铸永通万国,五行大布,布泉,此三泉品,俗称“北周三品”书法精美,铸工精良,是继王莽之后又一铸钱巅峰。
隋唐货币
隋文帝平陈之后,隋五铢为统一法定货币,隋五铢之“五”字左多一竖有若“凶”字,小样者常见。
唐初,仍用隋代旧钱,至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下令废五铢,铸开元通宝,自始结束了我国铢两货币的历史而进入宝文制货币。
“开元通宝”四字钱文由书法家欧阳询制词并书,文字端庄凝重,展示出大唐一代兴盛太平的风范。
“开元通宝”在唐代先后铸行二百多年,一直比价稳定,变化微小,商民乐用,该钱在清末中仍有使用,亦是钱币寿星之一,开元钱铸量巨大,今流传甚广,版别众多。
唐高宗时(乾封元年(公元666年)),由于奢风渐炽,军费激增,曾改铸乾封泉宝,以一当十,但遭商民拒绝,一年之后被迫停铸,因而传世较少。
安史之乱,史思明据东都铸顺天,得壹大钱,以一当百。俗词云“顺天易得,得一难求”。
安史之乱后,唐代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为了支付军费,唐肃宗于乾元元年,新铸乾元重宝以一当十,后又以一当五,以一当三,最终以一当一,与开元同行。这是钱文中重宝钱的开端。乾元钱铸造自肃宗始一直铸至唐末、因而流传也广,版式也繁。
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铸大历元宝
唐德宗建中年间(公元780-783)铸建中通宝
此二泉常出土于新疆地区。
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地845年)裁减天下佛寺,收废寺铜材铸钱,杨州节度使李绅于新钱后加昌字以纪年号。于是各州铸炉皆以本州郡名为背文,现有昌、京、洛、益、荆、襄、兰、越、宣、洪、潭、兖、润、鄂、平、兴、梁、广、梓、福、桂、丹、永等23种。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桂阳监王彤新铸“咸通玄宝。”但此泉不久停废,因而传世及出土极罕。
五代十国货币
公元九零七年朱温灭唐,建立后梁,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纷乱割据的五代十国局面。
朱温灭唐,改国号为梁、迁都汴京、建元开平。传世有开平元宝,开平通宝各一枚。
后唐李嗣源,在天成年间(公元926-930)铸天成元宝,仿模开元,而精美不及。
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因通贷不足,财用匮乏,铸铜钱以天福元宝为文,今凡天福元宝多为私铸质量很差。
后汉铸钱以“汉元通宝”改名,形制全仿开元,唯“汉”字不同,因此,实际上是一种改范钱。存世少见。
后周太祖郭威建元广顺(951-953)于柴荣显德二年(955),废天下寺院3336所,取铜铸“周元通宝”。
五代战乱,各地藩镇纷纷自立,建号铸钱,以广财用,前后铸永平,通正、天汉、光天、乾德、咸德、广政、大蜀等,许多仅存孤品。
南唐,徐知浩于公元937年建国大齐,铸“大齐通宝”,世仅二枚,后改称“大唐”,铸保大,永通泉贷,唐国与大唐通宝,存世均不多见。
楚马殷占据湘楚大地,铸有天策符宝铜铁钱,乾封泉宝铅铁钱,乾元重宝大铁钱,小铜钱,开元铜钱等。
南汉曾铸乾亨重宝铅、铁钱及乾亨通宝铜钱,后者极为罕见。
闽王氏政权在此期间铸开元背“闽”大小铅钱及永隆通宝铅铁钱。天德重宝铜铁钱也由闽王所铸。
纵观五代十国货币,以铅、铁为主,劣币较多,精美者少见,反映了当时政局动荡,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的局势。
两宋货币
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自此中国又恢复了基本统一的局面,人民得到休养生息,经济上明显得以恢复。
两宋的币制,主要为铜钱,但兼以铁、铅。白银及银币在支付和购买上较前朝较为重要。纸币开始正式产生和推行,这是两宋时期币制的最大特点。
南北宋铜铁钱明显不同,北宋铜钱多而铁钱少,南宋铁钱多而铜钱少。北宋铜钱小平钱多而大钱少,南宋铜钱小平少而大钱多,北宋以年号为钱文,而南宋不但以年号为钱文,且有纪年、纪监。另两宋货币较以前最大的区别在于钱文书法,许多为各朝皇帝御书,或书法大家所写。真行隶篆草俱备。是我国货币书法艺术的颠峰。
北宋自宋太祖始,经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微宗、钦宗共九朝,历时168年,铸有宋元、太平、淳化、至道、咸平、天圣、明道、景佑、皇宋、康定、庆历、至和、嘉佑、治平、熙宁、元佑、绍圣、元丰、元符、圣宋、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靖康等二十六种货币,南宋之初,继承了北宋遗风,钱文有几种书体,且成对钱,之后基本上在书体上变化较少,但增加纪年、纪监、且铸钱质量日益低下,毛砂钱,大钱时有出现。
南宋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等朝,历时153年,铸有建炎、绍兴、隆兴、乾道、淳熙、绍熙、庆元、嘉仄、开禧、嘉定、大宋、绍定、端平、嘉熙、淳佑、皇宋、开庆、景定、咸淳十九种年号铜铁钱。
元代货币
蒙古人统治中国时,对中国的币制,带来了一种基本的变革,也就是使中国从此采用白钱为价值的尺度。中国的币制,如果以质地来划,则唐代是铜钱的分水线,唐以上是铢两货币。蒙古人过去游牧时期主要采用物物交换办法,采用白钱制主要受邻近中亚外国民族影响,也是对外贸易的产物。蒙古在建元之前,就曾开始铸造汉文货币,如“大朝通宝”争、铜币。在取得对中国统治权后,主要以纸币为主,但也铸造了不少铜银辅币。至元之后,铸造了许多汉文、或蒙文或蒙汉文的铜钱。有至元、元贞、大德、至大、皇庆、延佑、至冶、仄定、至顺、元统、至正等元宝、通宝铜钱,除了至大、至正、蒙文大元之外,其它数量很少,很难遇见。
明代货币
元末群雄并起,各自为政,并自铸货币,俨然一朝之政,但这些政府都是昙花一现,铸造的货币也是显现一时,后来均臣伏朱氏大明。
元末张士诚据高邮,号大周,自至正十三年改元天佑、毁铜佛铸天佑通宝。
徐寿辉铸天启,天定二钱。
除友谅杀徐寿辉后,改元大义,铸大义通宝。
朱元璋起兵后,铸大中通宝。
以上各钱,除大中之外,均极少见。明代币制以纸币为主,但也铸造了不少铜钱,且品类繁杂。朱氏铸钱,自大中始,开始背文纪地纪值,这是明代铜钱的一个特征,一直影响到清末铸钱。且明代钱币,一反往朝,均为通宝,而无元宝,主要避朱元璋之“元”字讳。
自洪武之后又铸了永乐、宣德、弘治、嘉靖、隆庆、万历、仄昌、天启、崇祯等货币。
到了明朝末期诸候封王,各自为政,割据称雄,自铸货币展示出一朝暮景。
鲁王铸大明,福王在南京造弘光。唐王据福州铸隆武,永明王在肇庆改元永历,铸永历通宝。明末,李自成与张献忠,雄据南北,加速了明的灭亡,李自成在西安称王时曾铸永昌通宝,张献忠在成都即位,改元大顺,铸大顺通宝。张献忠义子孙可望入滇进黔,称东平王,铸兴通宝。
1674年吴三桂铸利用通宝,耿精忠在福建铸裕民通宝;1678年吴三桂昭武通宝;吴世番铸洪化通宝。
清代货币
清朝币制,大体上是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钱,小数用钱,且银铜之间比价大体维持在一千文一两上下。
满人在入关之前,便开始铸钱,努尔哈赤在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就建国称帝;年号天命,铸汉文与满文天命钱。以后以常名铸钱,自顺治、唐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铸造了数以亿计的制钱。清钱的另一个特征是,虽然正面钱文一致,但背面以满文区别各地铸局。因时,因地、因铜料与技术不一,就产生多寡不一,版别复杂的特点,清钱第三个特点,因时代近,入土较少,大多流传于世,但历经几十年溶销,收缴、数量日渐少,不象唐宋钱,时有出土,近年来,清钱日受收藏家重视。
清末,由于清庭腐败,爆发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义军所铸货币,至今流传下来的时可见到,但由于时期不同,铸地不同,许多珍稀版别,也只能望拓兴叹。太平天国钱币的显著特点是(一)钱称“圣宝”,有别于历代钱币。(二)钱币上无纪地、纪值、纪重标志。(三)钱文分书于正反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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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战国齐国铜贝币有几种
2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