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途径是什么
政府职能转变，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一定时期内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责、作用、功能的转换与 发展 变化。包括管理职权、职责的改变（对哪些事务负有行政管理权责，管什么，管多宽，管到什么程度），管理角色（主角、配角等）的转换，管理手段、 方法 及其模式的转变等。十六大报告指出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十七大报告要求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
一、努力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
一个机构庞大、人员臃肿的政府，不仅会加重财政负担，增加政府成本，而且导致效率低下，远远适应不了行政管理 现代 化的要求。经济想要加速发展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
建设廉洁政府，就要充分认识政府在反腐败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搞好自身的廉政建设，真正树立起廉洁行政的形象。要在制约行政权力上下工夫，建立起有效的廉政制约机制。在公务员收入相对不高，而又面临市场经济种种利益诱惑、物价频频升高的情况下，要从制度和配套措施上形成保障公务员廉洁行政的机制。同时，必须保证每一个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要广泛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特别是来自人民群众的舆论和批评监督。建设高效政府，首要的就是精简机构，建设精干的强有力的政府系统，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使人才脱颖而出；要下放权力，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既要加强宏观调控，维护中央的权威，又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建设高效政府的另一方面就是杜绝官僚作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同时还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体现行政效率的提高。
二、强化市场监督职能
目前 ，我国各级政府对市场秩序的规范和监管还十分薄弱，规范市场秩序的 法律 法规还不健全，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垄断严重，加上执法不严，管理松懈，纪律松弛，甚至有法不依，违法不究，致使市场秩序比较混乱。突出表现为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偷税、逃税、骗税、走私等，建筑领域弄虚作假、工程质量低劣等 问题 严重。
为此，必须建立现代市场监管制度，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建立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新秩序。首先，要加快有关市场规范的法律法规建设，比如尽快出台反垄断法，采取法律手段打破行政垄断，防止 企业相互勾结，形成价格联盟，损害消费者利益；其次，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力度，严格执法，从严治政，采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打击各种违法乱纪、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再次，在石油、天然气、电力等行业与政府维持公平市场秩序密切相关，在实施政企分开改革的同时，要建立独立的监管委员会，将政府决策职能与监管职能分开，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三、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市场经济中，政府职责之一是宏观调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政府“越位”的现象普遍存在，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管得过多过细。特别是不合理、低效率的项目审批制度，已成为 影响我国投资环境、影响企业竞争能力的严重问题。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势在必行，只有摆脱了大量微观审批事项的政府，才能够研究超前性、深层次的战略性重大问题，才能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
加快审批制度的改革，一要搞好行政审批项目的审核和处理工作，减少政府审批事项和审批范围；二要缩短审批环节和审批周期；三要公开审批标准，规范审批程序；四要明确审批责任，健全监督机制，对审批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五要改革审批部门普遍存在着的重审批、轻监管，重权力、轻责任现象。
四、转变政府管理方式，实现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的转变
微观管理，指政府站在出资者立场上，依靠行政命令、参与企业治理结构或直接介入市场的方式，对微观经济主体实施的一种直接管理，主要指国家和地方政府机构对公有制企业的直接管理活动。宏观调控，指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运作所进行的“控制”或“调节 ”，它是政府通过调整其所掌握的某些经济变量（如财政支出、货币供给），来影响市场经济中各种变量的取值，从而影响私人经济部门行为的政策过程。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政府垄断一切，宏观、微观一把抓的弊病暴露得更加充分。今后，政府应该减少对经济主体的直接管理，更多地运用间接调控手段，以更灵活多样、更讲究效益的方式进行宏观调控。凡是企业和个人能够做好的事情，政府就不插手，凡是市场能够优化资源配置的领域，政府尽力为其创造有利条件。即使在“市场失灵”领域，也要考虑是否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政府发挥作用是否有效，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只有在不仅需要而且能够做好时，政府才进行干预。
五、切实转变政府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
转变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首先就要做到严格依法行政。根据世贸组织要求，政府要保证法律法规在全国的统一实施，有比较完善的依法行政体制，政府行政过程应当是透明的、可预见的、公开的。各级政府部门应当摒弃陈旧的管理方式，严格依法行政，由权力行政转向规则行政，从随意裁决转向依法办事。其次，要公开。透明度原则是世贸组织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改进政府管理方式的一个基本方法。各级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应尽量做到决策公开、过程公开。再次，要推行管理信息化。尽快实现政府管理信息化，不仅有利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加强政府各级机关及各级部门间的信息沟通，也有利于政府与内外商人之间的联系和方便商人们办事，使行政管理更准确、快捷地实现互动。
六、加强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管理职能（社会管理职能）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不仅要把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结合起来考虑，而且要更多地考虑国际因素。加入世贸组织，既为我们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对我们提高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必须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强化国土资源管理与合理利用，建立政府管理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资源优化配置新机制，全面加快资源调查、规划和管理，不断提高对资源的保护，深化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推进国土资源市场体系建设，做到产权明晰、规则完善、调控有力、运行规范，依法保护资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把国土资源的管理、利用与开发纳入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加大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力度，加强水利建设和对水资源的管理。
七、加强公共服务，建设服务型的政府
建立服务型政府就是要确立服务理念，树立服务意识，当好人民公仆。新形势下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是为企业发展和各类创业者提供良好的环境。政府应通过发挥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职能，为企业发展创造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为企业及人民群众干事创业提供优质到位的服务；通过不断完善硬环境、优化软环境，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氛围，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继续推进机构改革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机构改革必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基础，与政府职能转变同步进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行政机构改革，至今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但转变政府职能仍然是一个努力的目标，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去审视它。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许多领域要同国际接轨，要按国际惯例办事，政府行使其职能（尤其是经济管理）的方式、方法和手段等必须相应地不断做出新的调整。我们既要有长远规划，又要有近期目标，循序渐进，不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② 实现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需要重点处理好哪些关系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需要处理好六个关系。
处理好简政放权与加强管理和服务的关系，激发市场、社会的创造活力
简政放权与加强管理和服务是转变政府职能的两个方面。简政放权，目的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加强管理和服务，目的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政府工作的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处理好简政放权与加强管理和服务的关系，既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推动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大举措。
为了增强市场和社会的活力、激发发展动力，政府就要把该放的权力坚决放开、放到位、放彻底，不能因为担心放了容易乱就畏首畏尾、不敢作为。《决定》指出，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把该由企业决策的事交还给企业，把该由市场决定的事交还给市场，打破各种影响公平准入和公平竞争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保证各类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处理好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关系，发挥各个层面的积极性
转变政府职能，需要整体构思、通盘考虑、上下贯通，把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整篇文章做好。既维护中央的权威、上级的政令，也发挥地方、基层的积极性；既防止一统就死，也防止一放就乱；既坚持上下一盘棋，又充分考虑地区差异，注重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为各地因地制宜留出合理空间。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职能配置，应根据实际需要，遵循权力和责任同步的原则，该上收的上收，该下放的下放，形成权责一致、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政府间职能划分体系，避免因事权下移、财权上移而产生权、责、利不对称分布，强化下级地方政府履行职能、承担相应责任的能力。
要“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这是因为宏观调控具有全局性、战略性，中央政府在发展趋势研判，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手段调控经济社会运行，统筹当前与长远、发展与改革、经济与社会、各区域发展等方面具有优势，必须确保中央政令畅通。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实行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分级管理的体制。对中央转变政府职能的决策部署，必须统一步调，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对已经下放的审批事项，不能撒手不管，应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督促地方、基层和社会组织切实接住、管好。
处理好“瘦身”与“强身”的关系，优化政府组织机构
《决定》指出，“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深化机构改革。”现在机构编制总量已经很大，叠床架屋，效率低下，结构不合理，机构编制资源没有配置好。一方面，已经弱化的领域没有及时“瘦身”，闲职太多，人浮于事；另一方面，“只瘦身不强身”，需要加强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的人手不够，该管的管不过来，甚至没人管。对这个问题，各级政府都应引起高度重视，进一步深化机构改革，既要“瘦身”，更要“强身”。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现在有些机关上面很大、下面很细，成了鸵鸟。各级地方政府都应狠下决心，该加强的加强，该弱化的弱化，特别要加强基层、加强一线，将上级机关“瘦身”与基层一线“强身”统筹考虑，把编制结构调整好，为基层干部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切实保障。适应政府管理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的新要求，把市场监管重心下移，加强市县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和人员力量，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网络，逐步做到疏而不漏、管住管到位。
处理好合理赋权与有效制衡的关系，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权力配置是否科学、运转是否协调、监督是否有效，是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现行权力结构，既有职能分散、“九龙治水”的问题，也有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倾向；既有程序繁琐、效率不高的问题，也有公开透明程度不够、监督不力的问题。《决定》指出，“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在促进权力运行的规范有序和活力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既避免权力因过分集中而失去控制，又保障权力正当行使，防止束手束脚、裹足不前。
构建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应深入把握权力运行基本规律，以科学的制度设计为支撑，以分权制约为核心，以公开问责为保障，促进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科学配置权力，按照职责、权力、责任相对应的原则，优化上下级之间、同级部门之间、事前事中事后各环节之间的权力配置，该强化的强化，该分解的分解，该限制的限制，该下放的下放，明确权力运行的方式、范围、责任，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防止揽权、争权、让权、越权等问题发生。规范权力运行程序，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建立健全重大决策集体讨论、听证咨询、实施效果评估制度，借助网络技术手段，规范运行流程，提升执行刚性。推进政务公开，认真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健全行政监督体系和问责制度，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和司法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保障和支持审计、监察等部门依法独立行使监督权。加强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重视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建立“权利制约权力”的倒逼机制。
处理好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的关系，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
《决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到政府工作中，就是推进行政管理和服务能力水平、方式手段的现代化，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和思维惯性影响，在不少地方和部门，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较多，有效宏观调节较少；运用行政手段直接调控较多，利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的间接调节较少；各项职能大包大揽的多，转移外包出去的少。这不仅影响了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也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必须切实予以纠正和改变。
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变革的方向，是从权力导向向规则导向转变，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从注重权威管制向注重柔性疏导转变。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着重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进行调节，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通过各种手段的协同配合，不断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推进社会共同治理，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的基础上，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鼓励和支持各方面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推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按照《决定》要求，将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有效解决一些领域公共服务短缺、质量和效率不高等问题，给群众提供更多便利和实惠。
处理好改革创新与依法行政的关系，建设法治政府
转变政府职能是政府在职能和运行机制上的根本转型，一方面需要以创新的思路、改革的办法、革故鼎新的勇气，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习惯模式，清除体制机制和部门利益的障碍，探索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新机制；另一方面，依法行政是政府工作的根本准则和基本要求，本身就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之一，任何改革创新都必须在宪法法律框架范围内进行，在制度约束下进行，才不会跑偏、出位。
改革创新是法治进步的实践基础，法治是推进改革进程、巩固改革成果的重要手段，二者并非非此即彼、不可调和，可以相互依托、相互促进。这就要求我们摒弃简单对立的零和思维，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创新，确保改革创新与法治建设齐头并进、相得益彰。应深入研究、充分挖掘利用现有法律、制度、政策的内部空间，盘活存量资源，为改革创新提供支持，确保行政决策依法作出、行政权力依法行使、行政过错和违法行为依法得到追究。对在法律框架和职权范围内可以自主决定的改革事项，应精心谋划、积极推进；对法律法规不允许、工作中又确需探索的重大改革，涉及国家事权的，要申请国家授权试点，为全面推行做好探索、积累经验。实践证明，有益可行的，应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在全国推行，通过行政改革推动法律变革。应出台制度办法，在法律框架内为改革“试错”护航，保障改革者披荆棘、闯雷阵、涉险滩，营造支持改革、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③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现实紧迫性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现实紧迫性
第一，政府职能转变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
因为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但要在维护市场稳定和建立市场秩序方面发挥作用，而且要在推动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方面发挥作用。市场本身很难决定什么产业是国家发展的重点，也无法促进产业结构朝既定的方向前进，只有政府实施具有明确目标的产业政策才能起到这种作用。
另外，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领域占据支配性地位，由此产生了权力市场化、行政垄断等，为利用公共权力敛财肥私的“寻租”活动提供了机会，导致了腐败的蔓延，造成了经济改革中产生的机会不公和结果不公。
再者，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国内货物市场和服务市场正逐步放开。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给政府同样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尤其是如何创造一个适应国际竞争的市场环境，可以说是政府职能转换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服务型政府是民主、开放的政府，政府职能依据需要进行相应的动态调整，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国际合作；以社会公正为原则，通过公共财政给予适当的利益补偿，使广大的社会成员都能分享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使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得以健康、顺利地进行，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第二，政府职能转变是实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需要
这是因为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提供公共物品，就是服务。
一，促进市场发育、建立公平竞争的统一市场。培育发展市场体系，包括商品流通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建立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促进统一开放的大市场，严格各地区和部门对生产要素流动的种种限制，打破地区封锁，加快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推动流通领域的现代化，应该是政府的首要任务。
二，注重公共投资，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幅员辽阔、自然地理条件复杂，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公路、铁路、桥梁、航空、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具有高成本、规模大、周期长的特点从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中国政府的重要职能。
三，实施正确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发挥比较优势。市场本身无法决定什么是国家发展的重点，也无法促进产业结构朝既定方向前进，只有政府的实施的目标明确的产业政策才能起到这种作用，才能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四，在市场经济中，物价和经济水平波动的根本原因在于，总需求和总供给很难维持一种稳定的关系，有关生产和支出的决定是由千千万万分散的厂商和家庭独立作出的，而追逐最大经济利润们的决策依据的是他们各自对经济前景的估量，这就需要国家用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来调节总需求水平，以实现充分就业，相对稳定的物价和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
五，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也是为中国政府的重要职能。通过这种财政转移支付机制使高于从而实现其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平衡，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和财富的再分配。这也是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六，政府职能由经济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扭转经济建设的职能比较强，公共服务的职能较为薄弱的被动局面，有利于建立健全各种应急反应机制，提高政府对付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
第三，转变政府职能，统筹城乡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乡差别之所以会呈现扩大的趋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各级政府尚未摆脱传统的全能型集权管理模式，计划经济体制所固有的城市偏爱惯性尚未根本改变，各级政府距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发展农村经济和改善农民生活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投入严重短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体制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客观上要求必须把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放在重要的位置。政府只有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把着力点转到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特别是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方能建设适应城乡一体化要求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无论是城市居民或者是农村居民，无论是市民或者是农民工，在配置公共资源方面要公平公正，在提供机会方面要公平公正，在分配成果方面要公平公正。归根到底在制度建设方面要公平公正。政府只有把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落到实处，转变职能，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推进农村文化教育事业建设，以及公平公正对待农民工，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在城镇安家落户，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建立城乡基础设施共同发展机制、城乡公共服务均等供给制度、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拓展、社会保障向农村覆盖。
④ 如何促进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
政府职能转变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从社会结构调整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发展的规律进行考察，社会结构变迁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动因，而与之相适应的政府职能转变，将成为进一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性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职能转变的真正目的在于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经济形态更替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
社会结构是社会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的一种基本方式，而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精神领域的有机结合则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从理论上讲，一切社会中的“三大领域”应该充分体现各不相同的轴心原则，进而发挥各自的社会功能并共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但是在具体实践中，经常存在着一个支配着其他领域的“中心领域”，从而造成了一种诸领域以该领域为中心的紧密结合状态，即社会领域的“合一结构”。与此相对应，在一种比较宽泛的范围内，诸领域保持着各自独立、相互作用的关系，这就形成了社会领域的“分离结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上，“三大领域”的关系组合将形成不同的社会结构方式，而决定该社会结构方式的决定性因素，主要取决于经济形态，即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实际状况。同时，在社会结构方式形成和调整过程中，一般将呈现出两种变化形态，一种是“中心领域”从社会中的某一领域向另一领域转移；另一种则是“中心领域”对其他领域限制程度及其关系均衡的变化。
在非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分工不发达，人们以分散方式从事生产并自给自足，无法形成把社会个体联结在一起的经济纽带，因此社会秩序的形成不可能依靠经济的力量，而只能依靠超经济的政治强力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去整合分散的个体。在这种整合方式下，承担着社会整合功能的政治活动不仅获得了显著的中心地位，并且使这个社会形成了以政治为“中心领域”的“合一结构”方式。在这种领域合一的社会结构中，政府职能主要集中在政治统治或政治领导上面，而社会的公共管理只是从属于政治活动的一种补充。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对政府公共管理的要求将更为迫切，但是在以政治活动为“中心领域”的强制状态下，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不可能按照其内在要求得到切实有效的履行，进而必将在本质上折射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冷漠与无助，以至于造成损害政府自身形象和散失政府实际功能的客观效果。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分工的实现和发展造成了社会个体之间的高度依赖性，任何个体都离不开社会而存在，无论是经济活动还是人际关系，都实现了高度的社会化。于是，分工与交换造就了把社会个体联结起来的经济纽带，进而使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以往只由政治活动起主要作用的社会整合功能。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变化为使过去那种单元板结的同质性社会解体提供了条件，政府更多地指向政治领域的倾向及其政治领域对于其他领域的强势地位开始相对弱化，经济社会管理职能不再简单地依附和从属于政治活动而得到不断的孕育和成长。因此，现代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政府职能及其角色的定位，充分体现在对社会公共事物管理职能的成长之中。在社会领域“分离结构”状态下，市场经济要求现代政府在本质上从政治权力的统治者转变为社会公共事物的管理者；而在政府职能的结构上，则要求它从维护政治统治转向全面履行社会公共管理。
社会结构变迁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动因
研究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是多样的。其中一部分人认为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应主要体现在经济职能方面，具体表现为对经济管理体制、机制和方式的彻底改革。我们不能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在行使职能过程中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特征，即高度集权和计划管理，特别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政府直接掌握着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企业完全依附于政府并且成了政府的附属物。在这种政治领域对经济领域进行强力控制的条件下，企业效率低下而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从这一实际出发，人们自然要求把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机制和方式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
但是，在对以上社会结构变迁和调整的一般性考察中，我们发现，从政治领域对经济领域控制程度的变化，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领域结构变化的角度来理解政府职能转变，不仅更为接近整体性的客观现实，而且对于政府把握其职能转变的总体方向，具有更加重要的宏观指导意义。因为，以政治为中心的“领域合一”向“领域分离”的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趋势，而社会领域分离的程度则取决于经济领域中市场经济对社会秩序重建的能力及其影响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职能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应该从社会领域分离的动力机制中去寻找。只有这样，才能使现实政府正确选定职能转变的目标，确定政府发挥职能作用的范围和强度。
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趋势下，由于政府及时放松了对经济领域的过度干预和严格控制，因而有效地促进了社会领域的分离和社会结构的调整。我们已经充分地看到，在我国现实社会中，不仅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精神领域之间拉大了距离，使它们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而且各个领域开始更多地去追寻属于自己的目标，使得各自的价值原则更趋独立。社会领域的相对分离，决不是要求政府在职能行使方面从过去更多指向政治领域而转向现在更多指向经济领域，而是要求政府在实现由社会控制转向社会服务这个重大转变的基础上，对社会的不同领域进行职能定位，妥善处理好不同领域之间的职能分工，有效地培养社会的自治能力，进而在社会公共事物管理中加强现实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本质意义，就是要保证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以至社会诸领域之间的健康关系，以形成相对独立、互为作用，共同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动力性资源。
目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践，从一个方面表明了现实政权力图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健全相应的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的迫切愿望。我们必须把社会各个领域发展体制的系统配套改革，作为现实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环节，亦即要根据社会各领域互动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提出和确定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发展目标，真正建立起符合各自规律的发展体制及其有利于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运行机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现实政府职能转变的有力推动下，一个积极活跃而又强大的公民社会一定会在世人面前更加充分地展现出来。
政府职能转变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性资源
以上分析表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既需要理性设计的推动，又需要政府行为的重新建构。有专家认为，从领域分离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发展规律来看，领域之间的分化发展和社会结构的调整重构，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需要和根本动因，而政府职能转变则是社会结构调整重构及社会系统互动发展的重要方面和自然历史结果。过去，我国政府在行使职能过程中一定程度地存在着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越位”就是政府直接管理经济事务；“缺位”就是政府公共服务功能没有充分发挥；“错位”就是政府微观事务繁忙、宏观统筹不力。解决这“三位”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要使政府把制定和运用政策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把政府的注意力转到主要为社会和市场主体服务以及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充分发挥政策在管理经济和服务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政府要把相当部分的行政业务从行政执行领域中分离出去并让渡给社会，一方面为自己“减负”进而实现职能转变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为提高社会自治能力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
要实现政府职能的这种重大转变，关键在于政府向社会适度分权。政府主动“减负”与向社会分权，一方面充分表明结束“大政府小社会”的时代已经到来；另一方面，也向我们提出了“大社会”如何构建这个崭新课题。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大社会”是凸现公民价值与权利的民主社会，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社会，还应该是一个倡导公民参与意识与责任意识的社会。公民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既不是自发形成的，更不能用虚幻的强制的共同体主义的主张来提供补偿，这种“共同意识”必须纳入规范性和机制性的社会实践的框架之中，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依靠机制诱导而非靠行政强制的时代。所以，选择提高社会自治能力的实现途径，必须创造出形成这种“共同意识”的机制与条件，进而激发公民更多的投入、更多的参与、更多的共同行为，使政府与社会及公民之间形成一种以责任、妥协、宽容为特征的平衡和互动的状态。
这种机制及其状态的形成，需要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个宽厚的中间层，即一个能够提供制约和纠错功能的健全的公共领域。这个领域是一个具备成熟与完善的社会自治组织的系统，这些组织具有根据国家法律注册的合法身份，它们依靠法治来实现维护公共权益、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目标。尤为重要的是，法律划分了公民社会与现实政府各自的活动领域，不允许政府随意干预公民社会的内部事务，以保障由众多民间自治组织形成的公民社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自主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既是政府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的重要载体，又是实现政府转型和再造的微观社会基础。然而，当这种机制形成以后，这些民间组织在社会上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并且能够得到公众和国家立法机构及政府的尊重，进而使公民们能够以权力委托者的身份并凭借自己的组织力量，一方面去影响和监督政府，另一方面与政府携起手来共同治理社会。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发挥民间自治组织作用的意义将更为重大。因为，他们不仅能够动员和集中大量的社会力量和资源来参与国家建设，而且它在政府作用力相对薄弱的领域中拥有很大的能量，能够帮助政府解决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边缘性问题，推动社会广泛关注和帮助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这对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将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我国政府转变职能的实际步骤已经启动的情况下，一个自主自强的公民社会一定会构建并强大起来，而且它必将始终与政府携手共进，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和繁荣。
⑤ 论述你对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看法
我国政府管理的思考与对策
经济全球化要求确立政府职能市场化的地位。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有这样一段话“有效地政府———而不是小政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这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政府的作用是补充市场，而不是代替市场。”根据WTO的要求，对政府职能重新定位，就是如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主要体现是“放松管制，收缩政府的经济职能”。
中国政府职能的重构具体表现为：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由单元取向向多元取向的转变；政府职能的转变———由功能性向结构性的转变；政府职能的创新———建构与再造。政府职能结构性的转变意味着政府职能要从传统的、单一的、整体的政府职能向分散的、多元的政府职能转化，打破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的一元结构模式。
第一，要建立责任型政府。各级政府必须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和理解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球大环境下的经济变化都会对一国经济产生影响，这就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维护经济安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加强对于金融风险和冲击的防范和抵御。贸易和投资市场准入的扩大要求政府相关的管理权限和管理方式要相应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制度传递效应也要求政府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改革。因此，政府要致力于经济发展，准确运用其对公共权力的垄断地位，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进行扬弃，制定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实施政策，确定经济增长的切入点，促进本国发展战略的完成。
第二，要建立服务型政府。在美国，政府为企业提供优良的公共服务，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市政建设，给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降低企业社会成本，使企业低成本扩张，刺激经济发展。在我国，最紧迫的任务是政府充分认识自己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中承担职能的时机、领域、方式，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认识清晰，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由命令式管理向协调、监督与服务方面转变，有效解决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快速形成适应国际通行规则的市场环境。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搞好宏观调控，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有效率的市场，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为内资和外资企业、为不同所有制的经济成分发展创造良好、平等的政策环境；正确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保证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化解经济与社会矛盾，维护经济与社会稳定，为企业发展提供社会保障，扶植民族企业发展壮大；为社会提供应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高政府的行政运转效率。
第三，建立法制型政府。政府应在经济全球化中建立约束自己行为的机制，在治理国内市场失灵和世界市场失灵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克服自身的“政府失灵”，最大限度地兴利除弊。这就要求首先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主体、市场经济客体和市场经济载体的法律法规，兑现开放市场对现行涉外法律、规章与政策提出改革的承诺与时间表，努力构建并实施符合国际规则，透明、统一、公正的法律体系。建立与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法律体系，依据市场竞争的法制体系，培育和发展有序竞争的市场。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执法权限，建立相互协调的有权威的执法机构，严格执法，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
第四，建立科技型政府。重视、鼓励、支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建立风险投资机制，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长久活力。培养和稳定人才队伍，发挥人才作用，留住人才，引进人才。在政府机构中培养一支精干高效、具有高素质的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
第五，建立开放型政府。制定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对外经济贸易法律法规，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积极参与区域和全球合作，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开放原则，政府和企业联手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开拓海外市场，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政府应坚定地扮演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忠实代表，规避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最大限度地减少“寻租”行为。
⑥ 现阶段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内容不包括以下哪一个
a政府职能重心的转变
新时期深化政府职能转变的几点思考
新时期环境和任务的特点
政府职能转变在实施了20多年后依然被列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大致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早期职能转变的目标和期望还没有到位，因而改革进程需要进一步加快；二是新环境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因而需要与时俱进，使改革进一步深化。在笔者看来，后一点更为重要，它关乎到职能改革目标、任务、基本方向和侧重点的设计。
新时期的环境有哪些特点？可以说，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新施政理念，构成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的大背景和新环境。新一代领导集体意识到我国处在一个“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现期”并存的关键时期，因而其施政理念是对多年来发展历史的总结和对现状、未来系统思考和审时度势的产物。
施政理念的转变要求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这一转变涉及职能结构、角色定位和施政方式的转变。那么，从政府职能角度来看，上述环境特点会对职能转变产生哪些影响？会提出哪些新的任务和要求？
（一）政府职能转变从过去聚焦经济扩展到更为广阔的领域
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政府职能结构的特征可以归结为：政治、经济职能过强，社会职能过弱，管制功能过强，服务功能过弱，在经济职能中，微观管理职能过强，宏观管理职能过弱。
改革开放伴随着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与此相应，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长期放在经济领域：“从计划调节到市场调节，从微观管理到宏观管理，从直接管理到间接管理”等，显然都属于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范畴。
“科学发展观”理念与“和谐社会”目标要求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职能，《十一五规划》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发展思路出发，突出强调以人为本和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些重大问题。这些都意味着，政府职能转变从过去聚焦经济领域扩展到了更为广阔的领域。
（二）职能转变领域的扩展要求多项职能之间的合理平衡
一个基本事实是，政府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职能，必须拥有相对充足的资源，而政府财政资源的汲取量又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如果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滑坡，政府财政资源的汲取必然受到负面影响。这时，纵然有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职能的良好愿望，政府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换句话说，政府社会职能和公共服务的有效履行以经济职能的有效履行为前提。
这一点意味着，强化社会职能和公共服务并不是政府工作重心的再次转移，而是一方面要超越对经济职能的过分倚重，另一方面又要在有效履行经济职能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社会和公共服务等多项职能之间的合理平衡。这意味着职能的高度复杂化，要求职能调整的设计和实施要强化协调和统筹，要求职能结构优化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前瞻性。
（三）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多年来，政府职能转变集中于经济领域，改革的侧重点在于放开那些“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务。所谓经济职能转变，其核心问题是确定政府在哪些方面有所作为，在哪些方面有所不为。时至今日，就政府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而言，黑白分明的地方已基本解决，我们的理念和认识已基本到位，深化职能转变必然触及那些不那么泾渭分明的领域。在这些领域，政府职能不再是“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所能回答得了的，它与政府履行职责的具体方式密切相关，与政府在应该管理的领域中的角色定位密切相关。相应地，政府职能转变具有了深层次的内涵和新的表现形式。举例而言，各级政府都承担着经济职能，但不同层级政府在履职方式和手段方面有着很大的区别。换句话说，各级政府都“该管”经济，其分野主要在于怎样去管。“怎样管”和“该不该管”就这样紧密联系，共同决定着政府的职能定位。政府职能转变的侧重点不再是回答该不该管，而要深入到“如何去管”的问题。这一点不仅适合于经济领域，同样适合于政府的其它职能领域。
（四）经济领域深化政府职能转变的未来着力点
就经济领域而言，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政府职能转变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笔者认为，未来改革的着力点主要在两个方面：
第一，科学发展观对政府职能转变提出新的要求。科学发展观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包括改变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扩大内需使消费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摆脱以资源消耗和生态牺牲为代价的可持续陷阱，靠知识经济和自主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改变非均衡发展模式，促进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等等。回顾经济体制改革历程我们会发现，在“短缺经济”和“剩余经济”的不同阶段，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明显不同，其经济职能相应具有很大差异。可以设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政府经济职能及履职方式会产生重大影响，提出新的要求。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和思考还应进一步深化和细化。
第二，实施《十一五规划》对深化职能转变提出新的要求。《十一五规划》相关部分提出了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任务目标和基本方向。以“深化体制改革”为例，它涉及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税收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现代市场体系完善等多个方面。这些都和政府的经济职能密切相关。因此，结合重点改革领域和目标、方向，厘清这些对政府职能的具体要求，进而根据国情，把原则性的理念具体化并落到实处，是深化政府职能转变的未来着力点之一。
职能转变与政府的角色定位
前已提及，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其侧重点不再是政府“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而是深入到政府履行职责的具体方式，即政府在应该管理的领域中的角色定位问题。
（一）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角色定位
政府经济角色的归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虽然成效卓著，但笔者认为前一时期的改革基本上属于角色归位的过渡时期，从“垄断主导性经济主体”向“积极的经济主体”的过渡：一方面，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政府逐步放弃了对资源的全面垄断和对市场机制的排斥，开始了国有企业在竞争领域的撤退、市场机制的引入和非公经济主体的培育。另一方面，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登台唱主角，从早期的直接兴办企业到后期的层层经济目标责任制以及招商引资狂热，导致了重复建设、粗放经营、地方分割、部门保护种种弊端。这就是说，政府扮演了“积极的经济主体”的角色，而在制度保障、市场环境缔造和公正仲裁等方面着力不足。
《十一五规划》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主要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和利益导向机制努力实现。政府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完善政策，为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营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这意味着政府角色的进一步转换——从“积极的经济主体”到“制度保障者、市场环境缔造者和公正仲裁者”的重心转移。这是政府经济角色归位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政府在社会职能中的角色定位
强化政府的社会职能是新施政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政府的社会职能是一个庞杂的体系，但考虑到提出的时代背景，强化的着力点应在扩大就业、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扶贫工作力度、扩大城乡居民消费等方面，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所有这些都具有某种“倾斜性”特征，即对弱势群体和相对落后区域的救助、保护和扶持。
虽然属于不同职能领域，经济体制改革对强化社会职能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政府由“积极的经济主体”向“制度保障者”的角色归位，那么在社会职能领域，政府角色定位的核心应该有两条：一是“慈父”与“组织协调者”角色之间的合理平衡；二是“授鱼者”与“授渔者”角色之间的合理平衡。
（三）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角色定位
政府的社会职能和公共服务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如果说社会职能具有“倾斜性特征”，强化社会职能主要表现为对弱势群体和相对落后地区的救助、保护和扶持，公共服务则具有“普遍性特征”，强化公共服务意味着面向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一视同仁地增加或完善基本的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治安、良好生态环境等等。
就普遍性公共服务而言，政府角色定位的核心是“安排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区分和理性选择：一方面，承认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份内职责；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公共服务不一定由政府独家垄断生产。按照新的角色定位，政府作为“安排者”决定哪些属于公共服务应该由政府来做，做到什么程度或水平，怎样付费等问题。至于多数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完全可以通过合同外包、政府补助、凭单、特许经营等形式由私营部门或社会机构来完成。
由于教育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目前出现的种种问题，公共服务市场化在我国正面临责难和质疑。笔者认为，推进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没有错，所要反思的仅仅是市场化的内容及具体形式。市场化具有多样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既可以是“政府责任”的市场化——把本应是政府“份内职责”的公共服务推向市场；也可以是“提供机制”的市场化——在政府承担安排者责任的前提下，推行公共服务生产过程的市场化，通过多元生产者间的竞争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质量。
深化职能转变的实施理念
我国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利益分化、社会多元化和高度复杂化的背景下，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在面临的种种巨大挑战面前，深化职能转变需要实施方式的创新，包括先进的实施理念和有效的实施机制两个基本层面。考虑国情和实践中面临的一些问题，笔者认为深化职能转变过程中应该提倡和坚持以下理念或原则。
（一）“协同政府”理念
协同政府的核心是“确保政策制定的高度协调和具有战略性”。高度协调即建立不同部门之间在决策过程中的制度化沟通和协商机制，克服公共决策的部门化，确保不同政策领域之间在政策上的高度一致性和整合性。决策的战略性则强调公共决策从长远出发，避免决策成为对目前现实压力的被动应付。
我国长期受到“决策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困扰，离《十一五规划》要求的公共决策的系统性和战略性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坚持协同政府理念尤为必要。更重要的是，要借鉴发达国家“协同政府”和“跨部门合作机制”的机制和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的设计、实施和评价机制，避免部门化可能导致的碎片化、相互掣肘和割裂。
协同政府还包括政府部门与外部主体之间的协同，首先是公民参与，其次是发挥外部专家的作用。我国改革具有不同程度的封闭性，主管部门充当了优先项选择者、方案设计者、改革推行者和效果评价者多重角色，外部独立专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公民参与效果更为有限。没有这些方面的突破和创新，职能转变的系统性、整体性和战略性同样难以实现。
（二）结果导向的责任政府理念
政府职能转变存在一个内在矛盾：一方面，改革要求政府部门放手或改变惯常的干预方式。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又在改革的创议和实施方面拥有主导性权力。职能转变意味着政府部门的自我革命，其效果可想而知。实践中部门争夺审批权和重审批、轻监管的倾向可为见证。在协同政府（包括内部协同和外部协同）的有效机制建立和有效发挥作用之前，可以运用“结果导向的责任政府”理念和机制来缓解这一问题。
所谓“结果导向的责任政府”理念，就是政府的主管部门向结果负责，权力获取与权力行使的目标和结果密切挂钩。以审批权为例，部门索求审批权要达到什么目标？这些目标是否可以直接测定？目标的实现程度如何评价？部门行使审批权一定时间后，所期望的目标和实际效果是否达到？如果特定审批权的行使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和结果，那么该审批权就要收回或者取消。这就是权责一致，而“责任”主要用权力运行的实际结果来判断。
（三）“可持续性”理念
强化社会职能和公共服务是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亮点和突出特征之一。这无疑反映了“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同时旨在摆脱粗放增长模式和巨大的贫富、城乡、区域差距带来的“可持续陷阱”。但强化社会职能和公共服务同样存在可持续问题，而且比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更为重要，也更为复杂。
20多年来国民经济和政府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使我们有了强化社会职能和公共服务的本钱。但许多隐忧依然存在，包括薄弱的现有基础和巨大且日益增长的潜在需求，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巨额债务，可能的经济波动等。
前些年，每当中央政府确立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多会层层拔高、层层加码，呈现出某种大轰大嗡的运动式特征。强化社会职能和公共服务恐怕难以摆脱这一“规律”，可持续性陷阱相应可能采取多种形式：描绘宏伟美丽的蓝图而没有认真核算资源需求和财政承受能力；以“丰年”的标准确定服务量和水平，不认真考虑“歉年”可能面临的压力等等。从一些地方政府的种种规划中，可以不同程度地看出一些影子。
公共服务尤其社会福利具有能上不能下的刚性特征，公众没有享受到应该享受的公共服务或福利时无疑会不满，从而影响到社会稳定。但可以设想，当出现资源严重不足，政府不得不剥夺已经享受的服务或福利时，公众的反应决不是“不满”一词所能形容的，对社会稳定带来的破坏性无疑会更大。
（四）“管理精致化”原则
需要牢固树立一个观念：理念需要技术支撑，忽视制度、技术和机制的构建，再先进的理念也只能是空中楼阁。从马克思的“人民公仆”到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从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到今天的“以人为本”，新民生路线有其历史根基。教训在于过分热衷于新理念的阐释、传播和中继站式的层层传达，在因地制宜构建有效制度和机制方面着力不足。
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意味着任务多样化和复杂化，相应要求变革过程管理的精致化。管理精致化侧重于技术层面和细节，目的是实现细致化、科学化和操作化，这应该体现在变革过程的每个环节，包括优先项选择、目标确立、方案设计、实施与评价等等。目前，我们对改革的操作和技术层面重视不足，管理还相当粗放。
⑦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现状
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抄到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从行政体制改革到科技、卫生、文化体制改革，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到以人为本、依法行政，5年间，中国各级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积极从全能型、管制型向管理型、服务型、法制型转变。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经济管理方式方法、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大力加强政风建设。
⑧ 如何转变我国的政府职能
政府职能转变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从社会结构调整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发展的规律进行考察，社会结构变迁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动因，而与之相适应的政府职能转变，将成为进一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性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职能转变的真正目的在于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经济形态更替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
社会结构是社会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的一种基本方式，而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精神领域的有机结合则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从理论上讲，一切社会中的“三大领域”应该充分体现各不相同的轴心原则，进而发挥各自的社会功能并共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但是在具体实践中，经常存在着一个支配着其他领域的“中心领域”，从而造成了一种诸领域以该领域为中心的紧密结合状态，即社会领域的“合一结构”。与此相对应，在一种比较宽泛的范围内，诸领域保持着各自独立、相互作用的关系，这就形成了社会领域的“分离结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上，“三大领域”的关系组合将形成不同的社会结构方式，而决定该社会结构方式的决定性因素，主要取决于经济形态，即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实际状况。同时，在社会结构方式形成和调整过程中，一般将呈现出两种变化形态，一种是“中心领域”从社会中的某一领域向另一领域转移；另一种则是“中心领域”对其他领域限制程度及其关系均衡的变化。
在非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分工不发达，人们以分散方式从事生产并自给自足，无法形成把社会个体联结在一起的经济纽带，因此社会秩序的形成不可能依靠经济的力量，而只能依靠超经济的政治强力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去整合分散的个体。在这种整合方式下，承担着社会整合功能的政治活动不仅获得了显著的中心地位，并且使这个社会形成了以政治为“中心领域”的“合一结构”方式。在这种领域合一的社会结构中，政府职能主要集中在政治统治或政治领导上面，而社会的公共管理只是从属于政治活动的一种补充。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对政府公共管理的要求将更为迫切，但是在以政治活动为“中心领域”的强制状态下，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不可能按照其内在要求得到切实有效的履行，进而必将在本质上折射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冷漠与无助，以至于造成损害政府自身形象和散失政府实际功能的客观效果。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分工的实现和发展造成了社会个体之间的高度依赖性，任何个体都离不开社会而存在，无论是经济活动还是人际关系，都实现了高度的社会化。于是，分工与交换造就了把社会个体联结起来的经济纽带，进而使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以往只由政治活动起主要作用的社会整合功能。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变化为使过去那种单元板结的同质性社会解体提供了条件，政府更多地指向政治领域的倾向及其政治领域对于其他领域的强势地位开始相对弱化，经济社会管理职能不再简单地依附和从属于政治活动而得到不断的孕育和成长。因此，现代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政府职能及其角色的定位，充分体现在对社会公共事物管理职能的成长之中。在社会领域“分离结构”状态下，市场经济要求现代政府在本质上从政治权力的统治者转变为社会公共事物的管理者；而在政府职能的结构上，则要求它从维护政治统治转向全面履行社会公共管理。
社会结构变迁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动因
研究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是多样的。其中一部分人认为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应主要体现在经济职能方面，具体表现为对经济管理体制、机制和方式的彻底改革。我们不能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在行使职能过程中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特征，即高度集权和计划管理，特别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政府直接掌握着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企业完全依附于政府并且成了政府的附属物。在这种政治领域对经济领域进行强力控制的条件下，企业效率低下而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从这一实际出发，人们自然要求把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机制和方式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
但是，在对以上社会结构变迁和调整的一般性考察中，我们发现，从政治领域对经济领域控制程度的变化，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领域结构变化的角度来理解政府职能转变，不仅更为接近整体性的客观现实，而且对于政府把握其职能转变的总体方向，具有更加重要的宏观指导意义。因为，以政治为中心的“领域合一”向“领域分离”的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趋势，而社会领域分离的程度则取决于经济领域中市场经济对社会秩序重建的能力及其影响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职能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应该从社会领域分离的动力机制中去寻找。只有这样，才能使现实政府正确选定职能转变的目标，确定政府发挥职能作用的范围和强度。
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趋势下，由于政府及时放松了对经济领域的过度干预和严格控制，因而有效地促进了社会领域的分离和社会结构的调整。我们已经充分地看到，在我国现实社会中，不仅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精神领域之间拉大了距离，使它们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而且各个领域开始更多地去追寻属于自己的目标，使得各自的价值原则更趋独立。社会领域的相对分离，决不是要求政府在职能行使方面从过去更多指向政治领域而转向现在更多指向经济领域，而是要求政府在实现由社会控制转向社会服务这个重大转变的基础上，对社会的不同领域进行职能定位，妥善处理好不同领域之间的职能分工，有效地培养社会的自治能力，进而在社会公共事物管理中加强现实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本质意义，就是要保证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以至社会诸领域之间的健康关系，以形成相对独立、互为作用，共同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动力性资源。
目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践，从一个方面表明了现实政权力图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健全相应的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的迫切愿望。我们必须把社会各个领域发展体制的系统配套改革，作为现实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环节，亦即要根据社会各领域互动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提出和确定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发展目标，真正建立起符合各自规律的发展体制及其有利于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运行机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现实政府职能转变的有力推动下，一个积极活跃而又强大的公民社会一定会在世人面前更加充分地展现出来。
政府职能转变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性资源
以上分析表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既需要理性设计的推动，又需要政府行为的重新建构。有专家认为，从领域分离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发展规律来看，领域之间的分化发展和社会结构的调整重构，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需要和根本动因，而政府职能转变则是社会结构调整重构及社会系统互动发展的重要方面和自然历史结果。过去，我国政府在行使职能过程中一定程度地存在着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越位”就是政府直接管理经济事务；“缺位”就是政府公共服务功能没有充分发挥；“错位”就是政府微观事务繁忙、宏观统筹不力。解决这“三位”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要使政府把制定和运用政策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把政府的注意力转到主要为社会和市场主体服务以及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充分发挥政策在管理经济和服务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政府要把相当部分的行政业务从行政执行领域中分离出去并让渡给社会，一方面为自己“减负”进而实现职能转变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为提高社会自治能力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
要实现政府职能的这种重大转变，关键在于政府向社会适度分权。政府主动“减负”与向社会分权，一方面充分表明结束“大政府小社会”的时代已经到来；另一方面，也向我们提出了“大社会”如何构建这个崭新课题。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大社会”是凸现公民价值与权利的民主社会，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社会，还应该是一个倡导公民参与意识与责任意识的社会。公民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既不是自发形成的，更不能用虚幻的强制的共同体主义的主张来提供补偿，这种“共同意识”必须纳入规范性和机制性的社会实践的框架之中，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依靠机制诱导而非靠行政强制的时代。所以，选择提高社会自治能力的实现途径，必须创造出形成这种“共同意识”的机制与条件，进而激发公民更多的投入、更多的参与、更多的共同行为，使政府与社会及公民之间形成一种以责任、妥协、宽容为特征的平衡和互动的状态。
这种机制及其状态的形成，需要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个宽厚的中间层，即一个能够提供制约和纠错功能的健全的公共领域。这个领域是一个具备成熟与完善的社会自治组织的系统，这些组织具有根据国家法律注册的合法身份，它们依靠法治来实现维护公共权益、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目标。尤为重要的是，法律划分了公民社会与现实政府各自的活动领域，不允许政府随意干预公民社会的内部事务，以保障由众多民间自治组织形成的公民社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自主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既是政府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的重要载体，又是实现政府转型和再造的微观社会基础。然而，当这种机制形成以后，这些民间组织在社会上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并且能够得到公众和国家立法机构及政府的尊重，进而使公民们能够以权力委托者的身份并凭借自己的组织力量，一方面去影响和监督政府，另一方面与政府携起手来共同治理社会。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发挥民间自治组织作用的意义将更为重大。因为，他们不仅能够动员和集中大量的社会力量和资源来参与国家建设，而且它在政府作用力相对薄弱的领域中拥有很大的能量，能够帮助政府解决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边缘性问题，推动社会广泛关注和帮助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这对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将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我国政府转变职能的实际步骤已经启动的情况下，一个自主自强的公民社会一定会构建并强大起来，而且它必将始终与政府携手共进，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和繁荣。
⑨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经验和教训
一、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负有重大责任
我国在制定“九五”规划时就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断有所进展，但从总体上看，问题仍比较突出。集中表现为：一是发展结构不合理，主要是产业层次低，城乡、地区发展不协调，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投资消费关系失衡；二是经营方式粗放，投入多、消耗高、效益低，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既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有关，也同我国经济发展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有关，更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有关。政府的职能和行为决定着政府管理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形式，政府作为公共权力行使者、政策措施制定者、经济活动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改革创新组织者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政府对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广泛的、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经济发展方式既受特定发展阶段以及资源禀赋条件等客观因素决定，也受发展观与发展战略导向、管理体制和政策安排等因素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可以是自发的渐进的历史过程，也可以是政府自觉推动的战略性转变过程。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合适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形式。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多属于市场推动的过程，但政府也实施了一定的干预，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完善各种法律和制度，规范市场进入标准和市场主体行为，保证市场竞争的有序进行；政府大力投资于科技、教育、卫生和其他公共领域以改善劳动者的素质，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经济手段调节社会分配。对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经验，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借鉴其有益之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决策高效、组织有力、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我们要发挥这个比较优势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在逐渐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部分任务将逐步由市场自行解决。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仍处在发育和完善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括调整产业结构，协调内需与外需关系、投资与消费关系、城乡关系、区域关系，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还需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管理的重要作用。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需要自觉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比较优势的功效，来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需要把政府职能转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发展一度陷入严重困难，实际上是经济发展方式受到了冲击。当前，经济发展中许多粗放经营、结构失衡等深层的矛盾和问题都同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密切相关，迫切需要加快突破一些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和制度。经济社会生活中潜在的风险也要求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因此，只有进一步转变和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才能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着力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和环境
从根本上来说，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就是要合理界定和健全政府职责体系，正确行使政府职能。具体来说，就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是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当前，应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从制度上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和制度，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管理水平，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营造良好的环境。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情况下，尤其要加强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包括发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和信息服务的导向作用，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和标准规范，纠正片面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现象，淘汰落后产能和防止产能过剩，促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鼓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城乡、地区协调发展。要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科学性、针对性，健全宏观调控制度。宏观管理还要体现出中央的决策权威，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和宏观调控决策有效。同时，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利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效益。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更具有基础意义，要完善市场体制和竞争机制。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优化结构、节约资源、提高效益的基础，必须使企业充分行使生产经营自主权。目前的问题是：政府及有关部门仍然管了不少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行政审核事项还过多，有些地方政府仍然代替企业招商引资，决定建设项目，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计生产成本，不讲经济效益。因此，必须切实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让企业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促进和保护公平竞争，发挥好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力的推动作用。这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所在。
第二，加快财政税收和价格体制改革，着力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制度和价格机制。财政、税收、价格手段是促进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直接最有效的经济手段。要实行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科技进步和资源能源节约的财税制度，加快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环保收费改革，加快建立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公共财政体制，重点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使财政资金更多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支持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更多地向节能减排、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倾斜，并建立长效机制和制度保障。
第三，健全优化经济结构的政策体系，鼓励依靠自主创新促进发展。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政策，促进经济增长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靠科技进步和智力开发支撑推动。特别是要推进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和生产结构调整，逐步实现从低成本扩张模式转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扩张模式，从高消耗、高污染增长模式转向低碳化、绿色化清洁生产、可持续增长模式。调整产业政策，大力推动工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加快改造传统产业，淘汰污染严重的产业，发展现代农业和第三产业，尤其是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选准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战略调整。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体系，有序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为城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创造条件。这不仅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选择。有序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是扩大内需的持久动力，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载体。为此，要建立和完善统筹城乡的土地利用和建设规划制度、产业布局和产业协调制度、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和公共服务制度、人力资源开发和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制度、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制度等，为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创造条件。
第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当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因此，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力度，是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环节。既需要通过发展经济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又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合理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总的方向和原则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应更加注重公平。要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变企业“利润侵蚀工资现象”，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维护劳动者权益。深化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要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重点解决低收入阶层的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倡导健康的财富理念，积极推动社会慈善事业发展。要通过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整顿分配秩序，努力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第五，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建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激励约束制度。推动科学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政绩评价导向具有关键意义。政绩考核评价既要看经济增长的速度，更要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注重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还要注重社会进步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要坚决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扩张的考核评价制度，切实把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社会公正、公平和改善民生，加强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和公共服务建设，作为重要标准纳入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中，并实行政府绩效评价和行政问责制。这样，才能引导各级政府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有利于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形成有利于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机制。
三、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政府要有效行使职能，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有更大作为，必须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要重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又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两手都要用，都要硬，都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关键是在实际工作中要把两者结合好，还需要结合具体发展阶段和发展领域有所侧重。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和促进产品升级换代。为此，政府既要重视运用经济手段引导资源配置，又要辅之以必要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消除各种制约和影响资源优化配置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体制机制，健全统一、公平、公开竞争和优胜劣汰的机制，从而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政府科学管理和市场公平竞争的制度保障。
要处理好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系。近年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造成的外需严重下滑，政府增加投资以扩大国内需求，这是完全必要的，实践效果也是好的。在经济企稳向好之后，政府投资力度可以作适当调整，要更多地考虑促进民间投资，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活力。最近，国务院制定了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各地各部门应认真贯彻落实。要进一步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进一步解决民间投资准入难的问题。要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深化传统垄断行业和领域改革开放，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联合重组等方式壮大实力。建立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
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正确发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需要合理和清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和事务，健全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各级政府要按照加快职能转变的要求，结合实际，突出管理和服务重点。中央政府要加强经济社会事务的宏观调控、引导和管理，进一步减少和下放具体管理事项，把更多的精力转到制定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上，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地方政府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强化执行和执法监管职责，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促进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要加快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探索地方政府层级改革的路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把保持中央财政调控能力与扩大地方财力结合起来。加快投资体制改革，适当简化和下放投资项目审批权，中央政府集中力量解决涉及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强化投资活动监管。要完善引导全社会投资活动的体制与机制，推进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方式的创新。
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既是拉动消费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要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坚持把公共资源配置更多地向民生领域倾斜，扩大公共服务，加快社会事业发展，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切实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当前，特别要围绕促进就业考虑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定政府投资和引导社会投资方向。同时，要下更大决心集中财力建立与我国现阶段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