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公共服务

A. 同是弥补市场失效和提供公共服务，为什么各国公共支出的具体内容、项目和规模存在种种差异

这是由于各国政府不同的执政需求导致的：
1、政府职能一般包括三个方面：（1）政治职能，主要是运用政治手段（包括专政机关和军事手段），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和基本利益，维护本国在国际上的主权和利益；（2）经济职能，主要是通过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干预经济活动，实现国家宏观政策目标，促进经济发展，为实现统治阶级的统治和促进社会发展创造物质基础；（3）公共职能，主要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和发展社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保等事业，以适应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
政府职能的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公共支出结构也处于不断调整和变化之中。

1.自由竞争时期。这一时期，三大理论体系支撑着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1）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因此市场经济不会发生需求不足问题，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会发生；（2）市场经济通过价格、供求、竞争三大机制的调节作用，会自动趋于充分就业均衡；（3）利息率能够自发调节储蓄和投资达到均衡。在这种背景下，市场机制被认为是万能的，政府的作用受到否定和排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被完全对立起来，政府职能范围被局限于极端微小的领域。廉价政府决定了财政的职能作用是弱小的、无足轻重的，因此，公共支出的范围和结构非常狭窄。在这一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沦》中，对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和公共支出结构作了典型限定，政府职能仅限于以下三项：一是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二是保护个人，使其免受其他人的迫害或压迫；三是建设某些公共设施。与政府三项职能相对应的公共支出结构为：国防义务——国防支出，司法行政义务——司法支出，公共设备及土木工程义务——公共土木事业支出。从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联邦政府支出占GNP的比重平均低于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1930年，联邦政府支出仍保持在接近3%的水平上。在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后的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上能够依靠市场机制自身的调节保持经济的正常运行。

2.1929年大萧条后的全面干预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经济充分发达，制度演进产生的内在矛盾也在日渐累积和深化。到1929年经济危机和大萧条爆发时，其严重程度已直接威胁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存。凯恩斯将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危机和大量失业定义为一种由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短期非均衡状态，主张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增加投资需求，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市场机制得以重新恢复。财政政策实施效果的核心在于消费倾向，其政策传导过程表现为财政政策手段→收入分配变化→社会总需求改变→财政政策目标实现。这一阶段“市场失灵”的范围除了传统内容外，更主要的是新出现的部分，包括市场经济的外部性、垄断、分配不公、经济波动、信息不对称等。这些缺陷的弥补客观上需要政府介入，以效率准则为主导，加强收入再分配和宏观调控，通过政策调控稳定经济运行。公共财政在这一阶段逐渐形成三大职能，即有效配置资源、公平收入分配和稳定宏观经济。财政活动的范围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展而迅速扩大，政府支出随之急剧扩张，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从 1960年占GDP的28%迅速上升到1994年的 50%.随着对“市场失灵”认识的深化，以及公共产品理论的确立，政府行为与市场活动形成了一体化和相互替代的关系，公共支出广泛进入新的“市场失灵”领域，传统的支出结构随之发生演变。从美国联邦支出的变动情况来看，1945-1975年，国防支出占联邦支出的比重从89.49%下降到26.03%，而健康、医疗、收入保障、社会保障等转移性支出却在不断上涨，其中收入保障从1.23%上升到15.09%，社会保障从0.29%上升到19.46%，整个转移性支出的比重从1.75%上升到42.21%.由此可见，联邦支出应对“市场失灵”的领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公共支出结构的以上变动，尤其是转移性支出在公共支出中地位的上升，是政府运用财政支出实现职能目标的直接表现，也是政府直接实施公平社会收入政策的表现。

3.“滞胀”之后的适度调整。凯恩斯之后，新古典综合派的“混合经济”思想居于主流地位，公共财政范围的扩大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十多年的繁荣。但是由于财政政策只能通过心理因素的调节解决流通环节的疏导和价值实现问题，并不能解决生产环节资本与劳动的内在矛盾；只能缓解问题、暂时解决问题或使问题以被扭曲的方式出现，而不能真正消除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出现；并且政府作用的滥用也带来了“政府失效”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就是一个例证。随着政府大量干预经济所造成的失灵问题的出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又进入了新的调整阶段，货币主义、公共选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向新古典主义复归，西方社会出现了国有经济私有化的浪潮。20世纪90年代以后，私有化已突破了原先被认为自然垄断的领域，如电力、电信行业等。在这一背景下，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普遍有所回落，尤其是在欧洲，美国政府支出的比重也停止了继续攀升的势头，趋于平稳。

与此相适应，财政支出结构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从2000年美国联邦支出来看，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防支出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 16.46%；转移性支出总体上呈持续上升趋势，已达到56.73%；但有关收入分配方面的支出比重已逐渐趋于稳定；有关社会保障、医疗等福利性支出比重继续上升；随着债务规模的扩大，净利息支出的比重已上升到12.46%.财政活动范围的逐步趋于稳定，公共支出的效率、公共产品的私人供应受到重视（如福利制度从公共生产转向私人生产），资源的公共使用受到更严格的管理和调整。
总之，政府职能范围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公共支出结构总是不断变化的，一些旧的职能退出去，一些新的职能又加进来，这就是政府职能变化的法则。因此，公共支出范围和结构随政府职能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成为一种客观必然结果。

B. 政府，是服务还是掌舵——论登哈特新公共服务理论

它试图吸收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合理内核，尤其是在承认新公共管理论对于改进当代公共管理实践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并摒弃新公共管理理论特别是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固有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和建立的一种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的新的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改进以及对公民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针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能否提出一种新的多元的公共行政观，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关键词：新公共管理 新公共服务 公民权 公共利益 公民社会作者简介：陆晓锋，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06级本科。 一、导言 “人类能够做到的是接近真理，但是却没有办法穷尽真理”[1]。这就决定了探索规律是一个永恒不止的过程。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发展也遵循这一规律。从1887年威尔逊在美国《政治学季刊》发表著名论文《行政学研究》到现在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公共行政学的发展经历了老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等几次有代表性的变迁。公共行政“改革的钟摆从来没有停止摆动”[2]。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掀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公共管理模式和管理实践上做出了与时俱进的变革。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理论，“新公共管理总是处于上风”[3]。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公共领域实践的发展，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也相继而至。在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中，美国的著名的学者登哈特在其代表作《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中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的理论。从老公共行政到新公共服务的转换“不只是涉及一些新管理方法的实施，而且含有一套新的价值观”[4]。但是没有哪一种理论会得到所有人的同意，当然得新公共服务理论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我们国家的一些学者对新公共服务的理论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比较有创意的观点。 江苏行政学院行政学部的周义程在《新公共服务理论批判》一文中指出：“前文通过搭建评价理论的标准,从研究对象、理论内容和理论形式三个方面对新公共服务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学术解构,发现其存在以下不足: (1)研究选题所引发的研究目标的低层次性,即更多地停留在行动研究层次; (2)该理论对企理念大多已被企业家政府理论推进到了操作层面;(3)从严格意义上说,新公共服务是一种假说而非理论; (4)新公共服务在理论形式上存在论证的不充分性、逻辑的不严密性和美学意义上的简洁性不够等缺陷。”[5]但是他还提出：“当然,新公共服务理论尽管存在上述诸多问题,但至少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登哈特夫妇有明确的理论建构意识,而这正是许多中国行政学者所缺乏的。由此,我们又不得不在这里简略地探讨中国公共行政研究的缺陷。在我们看来,这些缺陷至少可以概括为三点: (1)重复劳动的行动研究(2)缺少分析工具的应用研究(3)少之又少的纯研究。”[6]从理论的构建这一点上对中国的年轻学者提出希望，希望他们可以用毕生的精力致力于构建出若干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能够有效地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只要有更多的年轻学者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中国的公共行政学研究就必然不会永远处于边缘。浙江大学的公共管理系的教授郁建兴和浙江大学的公共管理系的研究生吴国骅在《超越新公共管理——基于政治层面的思考》中从政治层面对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其他的几个理论做了论述，并且提出从政治路向上改革官僚制的政府，对我国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启示。他们指出：“这种从政治路向出发的政府改革包含着三个层面的内容：首先，重新思考公民身份。其次，构建公民参与新渠道。最后重建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7] 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写道：“面对新公共管理改革措施的失效，以登哈特和格利夫为代表的后新公共管理学者提出了新的改革模式。这种针对官僚制政府政治层面缺陷的改革措施，更准确的把握住了官僚制政府弊端的成因，它的改革方式更具有可行性，可能取得更大的成效。这种新的改革模式对正在进行的中国政府的改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8]。 我国著名的学者武汉大学的丁煌在《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新发展——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中说：“在西方公共行政领域，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日益显现其主导范式地位的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置疑与批评，而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种种异议中最具有替代意义的新理论模式当数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试图在承认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于改进当代公共管理实践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并摒弃其固有缺陷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更加适合于现代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公共管理实践的新的理论选。”[9]彭未名、王乐夫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中提出：“新公共服务理论强调服务于公民、追求公共利益、重视公民权和人的价值,注重以公民为中心,这样一套公共行政理念为我们探讨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新的视角。依此,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构建和谐社会: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创新民意表达机制;培育和发展社区及公民社会组织;增加公民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机会;为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制度保障;强调公民精神和公民美德;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10]针对新公共服务的一些理念对我们国家的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了一些看法。吴秋兰在《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价值探析——以新公共服务的价值理论为视角》，从行政伦理的角度对新公共服务的内涵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从行政伦理的基本结构层面出发，在新公共服务的价值体系下探讨我国行政伦理的建设。张治忠和王泽应在《新公共服务；价值理念与现实诉求》指出：“新公共服务理论内涵在于促进公共服务的尊严与价值，倡导公共行政的卓越价值观；在理论上诉求于公共性话语中公共理性的建立；在现实中诉求于以公民为中心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11]从新公共服务的价值理念与现实诉求的方面对新公共服务进行了一些研究。 国内还有很多的学者对新公共服务理论进行了研究与探索，本文就不再列举。在这些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研究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产生的背景、理论的内涵以及对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启示，为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提出一点有益的参考。二、新公共服务理论产生的背景 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包括企业家政府理论在内的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要想谈新公共服务，就要对新公共管理进行必要的分析与研究。所谓的“新公共管理”，它最初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欧洲的现象，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追求行政现代化的改革实践中的“管理主义”对韦伯“官僚制理论”的持续争论。在争论中，管理至上学说占据优势，它从管理学的角度批判官僚主义，推崇私营机构的管理技术，认为分权、放松规则、委托等是医治公共管理机制僵化痼疾的组织原则。[12]随着新公共管理主义在实践中的运用，逐渐形成了一种相对一致的学派，即“新公共管理”流派。“新公共管理成为指导欧洲和美国等国家改革的思想。新公共管理在组织结构上试图打破传统官僚制政府的高度集中化、等级制的组织结构，代之以规模较小、层级扁平的组织模式，并且将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的组织分离开来。在管理方式上，新公共管理大量引入了私营企业的管理方式来取代传统的、机械化的管理方式。绩效评估、项目预算、战略管理这些管理方式用来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新公共管理倡导政府放松管制，转而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建立“小政府——大市场”的政府——市场关系。因此，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将原来政府承担的部分职能通过私有化和外包的方式转交给市场。在政府中引入竞争机制，“竞争有种种好处，而其中最明显的好处是提高效率：即投入少、产生多。……竞争迫使公营的（或者私营的）垄断组织对顾客的需要作出反应。……竞争奖励革新；垄断扼杀革新。……竞争提高公营组织的雇员的自尊心和士气”[13]。通过在政府引入竞争机制从而提高政府的效率，使政府可以更加有效的运转。“新公共管理”理论对管理持有以下的两个理念，也就是管理的自由化和市场化。1.管理的自由化，2.管理的市场化。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私营部门的管理实践和技术优于公共部门，并且可以用于公共部门，公私之间的区别是一种假象，“管理就是管理”[14]。新公共管理的这些理论对在奥斯本和盖布勒的《重塑政府》一书中得到了提炼和普及，成为新公共管理的精髓，也就是企业家政府理论。 作为一种试图超越传统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的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同时也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的潮流，所以得到了推崇。但是有很多的学者对新公共服务理论提出了批判。沙赫特在《再造政府还是再造我们自己》一书中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倡导的价值观提出了异议[15]。福克斯在《作为后现代符号政治的政府再造》一书中就提出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内在地存在着矛盾[16]。还有人提出新公共管理理论所倡导的公共企业家精神以及所谓的“新管理主义”很可能会损害诸如公平、正义、代表制和参与民主和宪政价值[17]。很显然，这些不同的批评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包括企业家政府理论在内的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局限性，这些不同的观点对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然而这些理论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并没有提出替代的理论。“而新公共服务理论正是以美国著名的公共行政学家登哈特为代表的一批公共行政学者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特别是针对新公共管理理论之精髓的企业家政府理论缺陷的批判而建立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18]。三、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来源和内涵 “任何一种理论学说往往都是在先前业已存在的某些思想来源和概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与植根于理性选择思想的主流灌溉行政思想相对照，新公共服务理论像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一样，也具有一些似乎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规范的理论模式并且可以与其他的理论区别开来的思想来源和概念基础”[19]登哈特认为在新公共服务的思想来源中，更加具有当代理论的先驱理论包括：（一）民主公民权理论。对公民权和民主的关注在近年来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中尤为重要和明显，这两种理论对提倡再度复兴的、更为积极的和更多参与的公民权。但是，公民权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考察。第一种明显的定义关注的焦点是由法律体系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公民权被看作是一种合法的身份。另外一种更加宽泛的观点认为，公民权涉及的是一些与一个人在某一政治共同体中成员资格的特性有关的更加一般的问题，其中包括诸如公民的权利和责任，而不管他们的合法身份。按照这种观点，公民权涉及的是个人影响政治系统的能力，意味着要对政治生活的参与。登哈特倡导的新公共服务理论着重关注的就是这后一种的观点。洛克在其著作《政府论》（下篇）中指出：“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 [20]又说：“尽管有些政治家现在怎样想要给与他们中间的若干人以某种优越的地位，他们自己却并没有这样的要求；而是基于他们一律平等，直到他们基于同样的意愿在他们之上设置了统治者为止。所以，他们的政治社会都起源于自愿的结合和人们自由的选择他们统治者和政府形式的相互协议。” [21]从这一点来讲，洛克的思想和新公共服务理论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二）社区和公民社会理论。登哈特认为可以将最近关于社区和公民社会的讨论看为新公共服务思想的重要来源。在作者看来，“前人们对社区的广泛兴趣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种兴趣的产生在许多不同的场合都有所表现。而且左翼和右翼的评论家都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兴趣。一方面，倾向于左翼的人们把社区视为作为现代社会特征的过度贪婪和自立、利的一剂解毒药，视为治疗个人主义蔓延的一副良药。与此同时，那些倾向于右翼的人们则把社区视为对一些基本的美国价值观进行恢复的一条途径，尽管这些基本的价值观曾经被人们所持有，但是它们现在正遭受到一些我们所无法控制的势力的挑战。”[22]加纳德认为，由于社区意识可能产生衍生于从邻里街区到工作团体等许多不同层次的群体，所以它可以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提供一种有益的中介机构。社区建立的基础是关怀、信任和协作，它是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有效沟通和冲突解决系统结合在一起的。社区的互动性在个人和集体之间起着调节作用并且使得个人与集体保持一致。（三）组织人本主义和新公共行政。新公共服务的第三个理论来源是组织人本主义。在他看来，在过去的25年中，公共行政理论家们已经与其他学科的同事们都认为，对社会组织的传统层级制的研究方法限制了人们的视野，而且他们都批评官僚制并且都在为管理和组织的研究寻求可以替代的备选方法。从集体意义上来看，这些方法都试图把公共组织改革成内部选民和外部选民的需要和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在这方面，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著名的行为科学家和组织学家、哈佛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阿吉利斯。早在《个性与组织》一书中，他就探讨了传统的管理方法对复杂组织内部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他特别提出，关于人类个性研究表明，从幼年期长到成年期的人们都要经历从被动到主动，从依赖到独立，从有限范围的行为到更大范围的行为、从浅表的兴趣到更深层次的兴趣、从较短期的眼光到更长远的眼光、从从属的地位到平等的或优越的地位以及从缺乏了解到更多的认识这样一种发展过程。[23] 还有一些学者对公共部门中更具人本主义意味的组织构建做出了这样的贡献，从集体意义上来说，这些学者被称为新公共行政学派，新公共行政学派在本质上是伴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其使年代初主要在社会中同时在社会科学学科中兴起的一些激进运动而产生的公共行政学派。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在《新公共行政学》中对社会公平作为行政决策和政治决策的指导观念进行了论证，“公务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要能够建立很保护社会公平的标准和测量以及认识公共服务对公民尊严和福利的影响”[24]。（四）后现代公共行政。新公共服务的第四个理论来源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认为传统的对实证主义模式的依赖强化了对已经成为主流公共行政模式组成部分的客观化和非人格化倾向，同时他们还认为仅仅依靠实证主义则根本不允许人们对作为人类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意义和价值观最充分和最完备的认识。通过一些方法，学者们希望对公共行政的研究和实践建立一些可以替代的备选方法，这些方法更加关注价值（而不只是关注事实），更加关注主观的人类意义（而不是客观的行为），并且更加关注现实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所蕴涵的各种情绪和感情。后现代公共行政家主要信奉“会话”的理念，信奉公共问题通过会话要比通过“客观”测量或者理性分析更有可能解决的观念。可靠会话的理想把行政官员和公民视为彼此是充分参与的，他们不仅仅被视为召集到一起谈话的自利的个体，而且被视为在一种他们作为人而相互接洽关系中的参与者。这种进行协商和达成共识的最终过程也就是个体随着自己的参与而彼此相互接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充分包含了人类个性的所有的方面，他们不仅有理性，而且还有经验、直觉和感情。但是这种变化很难，它需要达成共识：1.怎样才能在不依赖理性的条件下行动，2.如何与不同的事物达成妥协。对此，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麦克斯威特提出了一个实用的步骤——我们彼此敞开心扉、开诚布公。“这种备选方案就是倾听别人的声音，把自己的心里话都倒出来，以及把别人当作自己加以忍受。这……与其说是理性的结果，倒不如说是理性的转化。……通过使人们及其生活成为理性所预期的目标，理性就把我们彼此分离开，这时人类的状况是：我就是你。”[25] 总之，登哈特认为，公民权理论家、社区与公民社会理论家、组织人本主义与新公共服务创造了一种很有意义的理论氛围，他们所提出的很多理念观点构成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思想来源。 所谓的“新公共服务”，指的是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新公共服务认为,政府不应该像企业那样运作,它应该像一个民主政体那样运作;行政官员需要认识到他们有许多东西是要通过倾听公众的声音而不是向公众发号施令并且要通过服务而不是掌舵才能获得。公民将和公共官员一道以一种互利合作的方式，齐心协力的界定和处理一些共同的问题。具体而言,新公共服务提出七项主张:1.服务与公民,而不是服务与顾客。公共利益是就共同利益进行对话的结果,而不是个人自身利益的聚集。因此,公务员不是仅仅关注顾客的需求,而是着重关注于公民并且在公民之间建立信任和合作的关系。[26]2.追求公共利益。公共行政官员必须促进建立一种集体的、共同的公共利益观念。这个目标不是要找到由个人选择驱动的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案,确切地说,它是要创立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责任。[27]3.重视公民权胜过重视企业家精神。致力于为社会做出优异贡献的公务员和公民要比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能够更好的促进公共利益,因为后一种管理者的行为似乎表明公共资金就是他们自己的财产。[28]4.思考要具有战略性,行动要具有民主性。满足公共需要的政策和项目可以通过集体努力和合作过程得到最有效并且最负责的实施。[29]5.承担责任并不简单。公务员应该关注的不仅仅是市场，他们还应该关注法令和宪法、社区价值观、政治规范、职业标准以及公民利益。[30]6.服务,而不是掌舵。对于公务员来说,越来越重要的是要利用基于价值的共同领导来帮助公民明确表达和满足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不是试图控制或掌控社会新的发展方向。[31]7.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32]

C. 国外如何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世界各国由于传统、国情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与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
(1)政府主导模式。
这种模式中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均设有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有垂直领导关系和非垂直领导关系，各级政府文化部门文艺团体进行有限的资助并提供比较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此种模式以法国和日本为典型代表。
(2)民间主导模式。
政府没有正规的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主要以政策法规营造良好文化生态，鼓励各类文化团体或机构自我生存。政府财政对文化的投入主要通过各类准行政机构进行分配，这种机构通常被称为“国家艺术理事会”。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机构是开展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中坚力量，此种模式以加拿大、美国、瑞士为典型代表。
(3)政府与民众组织的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模式。
政府以“一臂之距” (Arm’slength)与民众组织合作，将文化资源进行分配，并共同管理文化事项，提供文化服务，此种模式以英国、澳大利亚为典型代表。“一臂之距”这一概念用到公共文化政策上多是指政府对公共文化拨款的间接管理模式，它要求政府对公共文化采取一种分权化的管理体制，“一臂之距”原则的基本要义便是从集中管理到分权管理。
《芬兰文化政策》指出，“一臂之距”原则具有“垂直”和“水平”的两种分权向度。所谓“垂直分权”涉及中央政府与其所属行政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的纵向分权关系：即一方面，中央政府将文化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主要权力以及部分文化拨款的责任交给其所属的文化相关部门；另一方面，它还要求各级地方政府行使相应的权力或承担相关的责任。譬如，英国中央政府90年代对文化领域的年平均预算为l0亿英镑，而同期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这四个大行政区对文化的年资助额超过了10亿英镑。在芬兰2000年的公共预算中，中央政府对广义文化产业的财政支持占支出总额的58．6％，地方政府文化财政支出占41．4％。而从对狭义艺术生产的资助来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占一半。
“水平分权”是指各级政府与文化方面的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横向分权关系。这类组织是介乎政府与具体文化单位之间的一级中介机构。它有两个基本特性：其一，这类组织通常接受政府委托，为政府提供文化政策咨询，甚至向政府提供文化政策设计，并策划具体的文化政策实施方案。同时，它还负责把政府的部分文化拨款落实到具体文化单位。就此而言，它是代理政府具体管理文化的准政府组织。其二，这类组织往往由艺术方面和文化产业方面的中立专家组成，它虽然接受政府委托，但却独立履行其职能，从而尽可能使文化发展保持自身连续性，避免过多受到政府行政干预，这些非政府组织之间通常不具有隶属关系。
英国是最早实行“一臂之距”文化政策的国家，随后“一臂间距”原则得到了发达国家的广泛接受。“国际艺术理事会和文化机构联盟”的文件指出：“目前在世界各地，无论穷国还是富国，也不论英语国家还是非英语国家，都普遍建立了对文化艺术进行资助的准政府国家机构。”在发达国家的文化政策中，加拿大、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芬兰、瑞典、瑞士等国明确声称采用这一原则。
3西方公共文化治理机制
随着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开展，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各国的公共文化国家治理也开始引入新的治理机制，将市场经济的机制如委托——代理关系、公私合作关系和公共股份公司等方式广泛引入公共部门，尝试性地构建起一系列公共文化治理机制。
（1）公共文化基金会制
文化基金会制是由非政府组织与国家合作，通过政府对项目进行资助或企业、私人的捐助而设立的非营利性文化管理机制。文化基金会通常比政府更能满足公众差异化文化需求，并且能够对政府的文化职能进行补充。它通过对文化政策施加影响，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条良性互动的渠道。政府通过文化基金会组织，以协议的方式对公共文化部门提供基金，并以税收政策引导社会捐助公共文化部门，以此来促进公共文化事业建设。公共文化基金会制是目前西方
国家公共文化部门普遍确立的一项制度，几乎所有的公共文化部门都会设立自己的基金会组织。
(2)公共文化托管制
托管制是一项传统的商业信用制度，由委托人将财产权转移于受托人，受托人依信托目的为受益人的利益管理信托财产的制度。公共文化托管制是由委托人将财产委托于公共文化托管机构，由其代为经营和管理。公共文化托管制有利于公共文化经营管理的专业化，丰富国家公共文化的内容。英国议会以托管制建立的大英博物馆，是早期以私人托管方式筹建的一座国家博物馆，它通过政府的财政拨款来实施国家的公共文化政策。
(3)公共文化招投标制
公共文化招投标制是一项由招标人公开进行的公共文化项目招标形式，中标人对发包者支付承包金，并按照合同规定自主经营这一公共文化项目。这一方式保留了公共文化部门对公共文化项目的所有权和非盈利性，实现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引入竞争机制，提高了公共文化项目的运营效率。欧洲不少地方政府的公共文化机构都采用招投标制方式，保留文化机构设施所有权和对承包者的监督权，至于日常经营、人员雇佣则一切由承包者负责。
(4)公共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制
公共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制是根据股份有限公司制而形成的公共文化管理制度，它将公共文化公司的资本分成等额股份，国家等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度承担债务责任，公司也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将现代公司制度运用于公共文化领域再次实现了所有权同经营权相分离，同市场化竞争相适应，有利于公共文化部门的体制改革。瑞典、新西兰等国家的国有公共文化企业纷纷推行公共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制，一些文化部门还创立了其分支部门的有限公司。

D. 求：欧洲的社会文化环境

最欧洲的生活理性和浪漫的一种模式
趣味欧洲，从舌头开始
吃是最早接触到的物质生活———我在一部戏剧里如此说道。有一天，我才明白过来，我其实是说出了一种欧洲的传统。
在中世纪的欧洲，生活是艰难的。没有电或暖气，冬天更是难熬，使人感到有趣的，还是烹调和进餐。当活跃的户外生活刺激了胃口，面对着堆积如山的食物时，人们从不退缩。据记载，亨利王八世的一次晚餐，从下午五点一直吃到次日凌晨三点。只是在这时，所有的参加者才觉得就此退席是合适的。因而，就形成了这样的风俗：宴会上应该有丰盛的菜肴，食物多多益善竟成了时髦，饭食过量亦成了一种社会风尚。

由于暴饮暴食使人觉得颇不好受，因此罗马人首创了用一根羽毛搔痒喉咙使自己呕吐的办法，把他们在漫长的宴会中先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然后从头开始。几个世纪以后，在英国，有风度地暴饮暴食也成了一种交际方面的风尚。直到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人们才认识到暴饮暴食对于健康是一种威胁。

今天，欧洲饮食趣味也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譬如是一瓶82年的波尔红酒、一块杂粮面包、来一个薰衣草料理，和心爱的人一起在普罗旺斯立下爱情之约。这显然成为一种优雅的格调。这样的典范生活场景，用不着在欧洲某地，就是在亚洲，乃至中国的上海、北京完全可以从容地实现那种淡雅、清新、恬静以及品位的生活了。

路易吉?巴尔齐尼在《难以对付的欧洲人》一书中将其概括为：沉着的英国人，反复无常的德国人，好争吵的法国人，灵活的意大利人，谨慎的荷兰人。一位澳大利亚的心理学家特意在德、法、西、意四个国家中进行了一项“按喇叭研究”：当绿灯亮时他的车故意不动，以观察后面司机的耐心程度。结果德国人最文明，平均7分钟才开始鸣笛；意大利人最没耐性，法国和西班牙人居中。还有人专门对“欧洲人的排队风格”进行过研究。结果表明，英国人、俄罗斯人、波兰人被公认为最能排队的民族，他们认为在人多的时候，排队比拥挤更节约时间，也比较公平。而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则最缺乏排队意识，他们认为排队束缚了人性的开发，贬低了人性的自由。

又有人在德国某城市的街头做了个试验，把“男”、“女”两个大字分别贴在马路两旁的电话亭上，然后躲到一边观察。他们看到前来打电话的男人都进了贴有“男”字的电话亭，而女人们则进了贴有“女”字的那一个。过了一会儿，“男”电话亭外排起队来；而“女”电话亭则空着。又过了一会儿，一个行色匆匆的男人看到这种情景，便毫不犹豫地推开了“女”电话亭的门。试验者上前讯问，原来这是个法国人，而那些排队者统统都是德国人。法国人说，电话亭又不是洗手间，分什么男女？德国人说，既然贴了字，总是有原因的，在没有弄清原因之前，还是先遵守规定再说吧。

最欧洲的生活也许并不是榜样，但它确实是一面镜子。

吃喝欧洲，向嘴唇致敬

欧洲饮食文化的特点是什么？我认为用两个字便可准确地概括，这就是：“实效”，一如他们讲求实效的作风。欧洲人每日例行的三餐食谱：面包、奶酪、果酱、黄油、生蔬菜是早餐必不可少的。方便的话，再来少量熟牛肉、水果或点心。当然，这些食物并不是人人都吃全，而是自助性的，各取所需，不论是家里还是在餐馆都一样。欧洲人的午餐是最简单最匆忙的，所谓“工作午餐”，中午只有一个小时的空当，匆忙之中不可能吃出什么花样。由于下午还要工作，绝大部分人午餐时不喝酒，牛排是午餐常吃的。晚餐是欧洲人最从容的一餐。欧洲人下班时间较早，一般是下午4点半到5点钟，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准备晚餐。

欧洲人习惯自助式或套餐形式，即使很多人一起用餐也是各吃各的一份，吃完AA制结账。在家里，虽然不存在付账，那也是各取所需。不论在哪里用餐，大家都自觉地按需取量。如果将食品过多地拾在自己的碗碟里吃不完剩下，将被视为是很失礼很不文明的事。在这一点上，欧洲人已形成一种心照不宣的行为规范。

欧洲酒馆之多是不争的事实。他们一日三餐离不开餐前酒、餐中酒、餐后酒；从外回家，要喝“进门酒”，睡觉要喝“睡前酒”。不论在任何时候，他们喝酒都是忘情的，自我的。他们喝酒从不去理会别人的情绪，只为自己的情绪而喝，也只为自己的情绪而醉。请人喝酒也不例外。他们请人进酒吧，一不为客人点酒，二不与客人碰杯，三不为客人买单。

其实，这是一种以尊重自己为前提的尊重他人的风范。

数字欧洲，与白衬衫一道呼吸

根据“威廉默瑟”人类资源顾问公司进行的调查显示，在生活品质全球排名方面，多由欧洲各大城市名列前茅。这项研究共调查215个城市，以39种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各城市的生活品质，衡量标准从政治、经济到医疗、公共服务、娱乐、购物、学校、住屋与环境。

结果发现，有8个欧洲城市名列前10名。生活品质最高的是苏黎世，其次是维也纳，排名第3的是温哥华。悉尼与日内瓦并列第4。法兰克福、奥克兰、哥本哈根并列第6。波恩与慕尼黑并列第9。伦敦与华盛顿、纽约并列第41。东京排名25、新加坡35、香港69。

有心人计算出一个答案，在欧洲生活哪儿最省钱？

结果是，你应该住在雅典，吃在马德里，穿在伦敦，玩在都柏林，生病在巴黎，这样的生活方式在欧洲最省钱。这是最近欧洲统计局向人们透露的。欧洲的生活价格指数自南向北逐渐增加。

调查显示欧洲生活品质的确是全球最佳。由此，可以这样说，如果给人类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就目前而言，最欧洲完全是人类过上美好生活的“天堂”，因为，在那里，你能与白衬衫一道呼吸蓝天。

欧洲风貌，理性之浪漫

最欧洲特点首先在建筑特点上显现：

圆拱是欧洲建筑最具革命性的代表。曾被誉为人类建筑史上最优美的形式之一，由圆拱而发展建构出宽广高大的建筑空间。

列柱。从简单的柱廊发展为欧洲建筑最根本的形式，列柱也成了欧洲建筑最重要的特色标志，就像梵帝冈教堂的两边向外伸展的列柱。

喷泉呈现着欧洲生活灵感的抚慰。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喷泉一直是欧洲生活空间中最浪漫的主角之一，表情丰富，神韵盎然的神像雕塑的水池，供人驻足流连就像最富盛名的罗马海岸之泉。

广场。欧洲一直是崇尚自由的国度因此从私有空间到公共空间，广场总是最核心的主角，除了提供居民聚会与社交的场所更营造出一种悠闲开放的生活形象，就像意大利举世闻名的圣马可广场。

雕塑是落入凡间的天使羽翼。从欧洲的宫廷花园与博物馆到一般街道，都可以看到一些大大小小的雕塑，因此，这些雕塑几乎与建筑本身连为一体，成为空间中最具品位的一个角落，就像欧洲常见的大街雕像或维纳斯雕像。

屋顶是天空中最典型的美丽大使。欧洲建筑的屋顶就像一座艺术品，有文艺复兴式圆顶，歌德式耸立的尖顶以及十九世纪末新古代式的平顶，屋顶的图腾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或是一个家族的兴盛，例如法国皇家的百合图腾就镶在建筑的外观上。

要是说到人，用浪漫的法兰西人举例是最恰当不过了，但我以为从德国人身上更容易看到欧洲的本质。有一则笑话说，世界上最令人烦恼的事情之一就是聘了一个德国人当厨师。因为德国厨师会用计算精确到克的作料烹饪出世界上最难吃的饭菜。这当然是在调侃德国人，说明他们刻板、不善于变通，既缺乏法兰西人的浪漫，又没有中国人的口腹之欲，因此，他们是世界上活得挺累的一群人。

其实，你只要在德国境内走一遭，就会发现以往的成见是可笑的。譬如法兰克福有一个巨大的“活动变人形”像。这个简单到线条化、如中国的剪纸般模样的女人造型就树立在法兰克福国际博览中心前的广场上。她大概有五六层楼那么高，手中拿个锤子像是在敲打着什么。接着，她竟然动了起来。原来机智的工程师把她变成了一个电动人，并且在她的身体的关节部位装上齿轮，这样她的身体就会在电力的带动和齿轮的润滑下，缓缓地完成“一锤定音”的全过程。利用高超的制造工业水平，把严谨、理性、呆板的东西拟人化、具象化、生动化，这不是德国人的另一种浪漫又是什么呢？

在罗马贝格广场的公平女神雕像前，在慕尼黑将音乐和啤酒一起吞下肚的酒馆里，我一次次地看到了德国人酣畅和浪漫的另一面。歌德为什么能够创作出《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一系列名著，因为他常年生活的魏玛共和国以其宁静的氛围、宽容的心态让歌德能够一生无忧，尽情畅游于文学的浪漫天空中，展露忧伤与欢乐。不同的是，法兰西人善于夸张地表现自己的一切成就，而德国人则喜欢藏而不露，“润物细无声”而已。

最欧洲已经构成一种理性的浪漫之风范。

欧洲差距，从人做起

只要你环视四周，总会不断听到这样的言论：开普敦是南非最欧洲的城市；墨尔本是澳洲最欧洲的城市；波士顿是美国的最欧洲———享有“美国雅典”的美誉；澳门则是亚洲最欧洲的城市等。近来，在中国一些都会城市，欧洲化衍生到商业行为模式中，成为一种吃香的概念，譬如北京，西南有棉花城，东有珠江帝景，完全大打欧洲小镇风情和文化为主题的Townhouse社区这张牌。

其实在中国，明眼人一下子明白，上海这座曾经上个世纪初期被欧风浸熏过的城市才是最接近欧洲味道的。黄浦江边上芝加哥学派的哥特式建筑的花岗岩的大楼———和平饭店，始终充满了昏暗沉重的黄色灯光，泛黄了的白色大理石清爽而典雅，路过大堂，褐色的高大炉壁板，黄色的铜栏杆，青春时代建筑的黑色铸铁花纹旖旎浪漫地曲卷着，还有维也纳来的咖啡，纽约来的黑色丝袜，巴黎来的香水，彼得堡来的白俄公主，德国来的照相机，葡萄牙来的雪利酒，夹带着冒险的传奇，无不使上海欧味十足，至今不变。

但是，这一切只仅仅是模仿和向往最欧洲的开始或初步。

欧洲无疑是重视礼仪和典章的，一般那里的生活者具有如此鲜明的特点：一派绅士风范———非常有礼貌且友善，早上上班时间坐电车，除了学生外，男人几乎全部都是着西装打领带；在路上问路或是请路人帮忙照相，一定会得到热心人帮助。

前不久，欧洲国家在瑞士洛桑举行了一次专题研讨会，以探讨“最完美的女性”所应具备的特点。通过比较和鉴别，得出的结果是，最完美的女性应该具有：意大利人的头发，埃及人的眼睛，希腊人的鼻子，美国人的牙齿，泰国人的颈项，澳大利亚人的胸脯，瑞士人的手，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大腿，中国人的脚，奥地利人的声音，日本人的笑容，英国人的皮肤，法国人的曲线，西班牙人的步态，再加上德国人的管家本领，美国人的时髦装束，法国人的精湛厨艺，中国人的醉人温柔。可见，每个民族都有其各自的特点、甚至独特的优点，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尊重其特点而学习其优点，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自己更加完美起来。

最后，需要澄清一点的是，带着最欧洲的记号生活着，这并非是崇洋。因为，当作为亚洲的我们以最快的时间接受欧洲物质之美的同时，欧洲也在被亚洲精神化———真正的世界性就是人人生活在享受的美中间。

E. 哪位高人能提供欧洲几大国家的"志愿服务法"

各国志愿服务推展现况与趋势
李宗派博士
实践大学民生学院院长
前言
志愿服务系为现代民主社会极其普遍之社会服务活动，已形成为世界之社会潮流。联合国宣布公元二○○一年为「国际志工年」，以推动地球村之全人类共同关怀各国人民福祉，与社会安全保障，增进志愿服务的水准。
其实志愿服务活动自古以来即存在於人类社会，自原始部落与农业社会之慈善、博爱、利他之互助活动与现代之志愿服务均有密切不可分离之关系。凡是一个人本著济世救人的胸怀大志、舍己助人的意念，贡献自身经验、时间、技术、金钱、劳力、心智等等而不求报酬，只表达对同胞之关怀，满足他人之物质需要与精神支持，这些活动皆可视为志愿服务。因此，一位志愿工作人才系指社会上之任何个人，怀有服务人群、愿意贡献时间、才能，参与社会服务活动，而未接受服务报酬。同时本著自我意志与乐趣，基於自动自发与自觉之动机上，为协助他人解决生活困境，为社会公益活动，为社区生活创造美好的环境，不求名利，积极参与人道主义之服务运动，以获得自己心灵满足与精神快乐。近代志愿服务系为推动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社会工作专业、公共卫生、医疗保健、社会教育、两性平等、环境保护、社区发展与人权运动之重要先驱。
过去数十年来，由於我国经济上的突飞猛进，创造了许多科技发展与社会财富之奇迹，但在社会结构与家庭组织却面临快速解组，产生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例如：紧张忙碌的工商企业竞争，农村青壮年人口迁移都市，交通拥挤，生活环境污染。传统之家庭支持网路失去功能，人缘关系变为薄弱，精神生活面临空虚，经常发生自杀凶杀，家庭暴力，儿童虐待，青少年犯罪，弃老欺老等等社会病理现象，充斥新闻媒体。这些都显示在快速社会变迁发生后之生活适应不良，个人生活遭到威胁，家庭关系呈现不稳，极待政府机构之协助，社会制度之革新，民间志愿组织与志愿服务之投入，以促使社会次序更祥和，人民生活更幸福。
这一篇论文将探讨各国志愿服务之推展现况与发展趋势，以就教於各位研究志愿服务工作之专家学者，并提供建议给推动台湾志愿服务工作之实务专家作为参考。
各国志愿服务范围甚广,就以美国、加拿大、日本与欧洲之德国与英国等为例加以说明：
壹、美国之志愿服务现况与趋势
美国於一九七三年制定「志愿服务法」并针对社会环境等之变迁加以配合修正。其间在1976、1979、1983、1986、1989逐年加以修正以顺应时代之需要。其志愿服务法案内容主要包括了三大计画：全国反贫穷志愿服务、志工计画，以及志工协助小型企业暨动员商界人士加强参与志愿服务计画。全国志愿服务计划又以美国社区志愿服务队、寓学习於服务计划，特别志工计划为其核心计划，也包括退休老人志工计划，义祖父母计划，以及长青方案等三大项目。尔后修订之志愿服务法规有1989年之国内志工服务法之增修版(Domestic Volunteer Service Amendment Act of 1989)，1990年之全国与社区服务法(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Act of 1990)，1992年之全国与社区服务技艺增订法(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Technical Amendments Act of 1992)，1993年之全国与社区服务信用法(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Trust Act of 1993)，以及1997年之志工保护法(Volunteer Protection Act of 1997)。
(一)志愿服务法之条文要旨
包括第一章(Title I)全国反贫穷志愿服务计画，第一部份(Part A)美国志工服务团，第一条计画目的，第二条授权美国志工服务团之运作，第三条志工之工作，第四条服务期限及任期，第五条支援服务，第六条受益人之参与，第七条年长者之参与。第二部份(Part B)寓学习於服务计画，111段为计画目的，112段为授权学年行动署计画之运作，113段为特殊状况，114段为特殊寓学习於服务计画。第三部份(Part C)特别志工计画，121段为计画目的，122段为授权计画成立及运作。第二章(Title II)，全国高龄志工计画，第一部份(Part A)退休老人志工计画，201段为志愿服务计画之补助及契约，第二部份(Part B)义祖父母计画及老人社区服务计画，211段为志愿服务计画之补助及契约，212段为补助及契约状况，第三部份(Part C)一般规定，221段为与其他联邦计画合作，222段为支薪规定，223段为少数团体的参与。第三章(Title III)，志工与商界人士相互支援计画，301段为计画目的，302段为授权计画的成立、合作及运作。第四章(Title IV)，行政及协调，401段为机关成立，402段为主管授权，403段为政治活动，404段为特殊限制，405段为全国志愿服务谘询委员会，406段为劳动标准，407段为报告，408段为联合基金，409段禁止联邦控制，410段为其他合作计画，411段为禁律，412段为经济援助延展及结束之通告和听证程序，413段为计画期限，414段为乡村及城市之间的利益分配，415段为联邦法之应用，416段为评估，417段为不歧视，418段为其他利益之合法性，419段为法律费用，420段为指南，421段为定义，422段为审计。第五章(Title V)，授权拨款，501段为全国反贫穷计画志工，502段为全国老人志工计画，503段为志工与商界人士相互支援计画，504段为行政与协调，505段为拨款方便性。第六章(Title VI)，其他法律修正及废止，601段取代1971年7月1日组织改造第一计画，602段为文官退休之光荣服务，603段为经济机会法第八章删除，604段为老人福利法第四章删除。
(二)美国志工团(Ameri Corps)
在美国之全国与社区服务财团法人支援下，美国之志工服务方案(Volunteers in Service to America)提供全国性之志工服务，其实这个方案已存在超过四十年之历史，专门协助地方社区之贫困民众，他们有六千个会员分布在全国数百个非营利性之社会机关与公立机关服务。他们从事於扫除文盲，改进卫生保健服务，创立小企业，增进贫民住宅机会，教导贫困社区之居民使用现代化之电脑网路以寻找工作及进修。他们所从事之志工范围包括了地方社区之社会经济问题、环境改善、为地方社区促进经济发展、提供教育机会、从事卫生保健服务、办理慈善活动、倡言公共政策、连结现代化之资讯体系，以及其他社会服务工作等等。
(三)资深公民团(Senior Corps) 与退休老人志工方案(The Retired and Senior Volunteer Program)
在美国之全国与社区服务财团法人支持下，资深公民团在2004年动员了一百廿五万志工，奉献十一亿小时(110 billion hours)之社区服务。目前资深公民团体经营一个全国之网路方案，可连接超过五十万志工，大都是五十五岁以上的人，来提供个人服务以满足广大社区之各种需要。他们经营三大方案就是：退休老人志工方案(R.S.V.P.)，义祖父母志工(Foster Grand Parents)，以及老伴方案(Senior Companions)。目前资深公民团正在召募十万志工，年龄超过五十五岁者参与社区服务。在2003年二月八日，布希总统签字拨款给全国与社区服务财团法人，将可提供二百五十万人有机会来从事服务他们之社区，他们可参加资深公民团、美国志工服务团，或寓学习於服务之任何一种方案。
退休老人志工方案(R.S.V.P.)系为资深公民团旗下之一个方案，是一个全国性之服务网路，提供机会给予年长美国人来应用他们的一生经验，以满足社区生活之需要，他们分布在全国许多种类之非营利组织，公共机关以及宗教信仰社团，他们的服务活动包括：辅导不良少年、组织守望相助方案、协助卫生单位测验社区之水质不受污染、对於新移民提供英语教学服务、对於社区之弱小企业提供他们之管理技术，并提供紧急之社会服务。在2001年会计年度，大约提供480,000志工，平均一周奉献四小时，给予大约六万五千个地方组织与机构。在2001年时，联邦政府为退休老人志工方案支出美金四仟八佰八十万元之预算，配合州政府及地方政府与私人捐献之预算为四仟六佰七十万元。志工虽不领薪水，但需要安全保险，以及交通津贴，还有机关之管理费用，因此联邦政府在2002年特增加其预算美金54.9million(五仟四佰九十万元)。
(四)和平工作团(Peace Corps)
在1961年设立原属於国务院之国际开发总署，为促进国际合作将美国之大学生送到第三世界之落后国家从事志愿服务工作，只负担他们之交通费用及生活费用，要协助当地居民之教育、农业、卫生保健、住宅、公共建设、社区发展与社会服务等等。在1981年和平工作团之法人地位在国际安全与发展合作法通过后，变为一个独立机构。
(五)志愿服务之范围与角色
1. 范围：
在美国，根据1992年之估计，有九千四百二十万人从事於志愿服务（94.2 Million People），其年龄由十八岁以上，大约有总人口之51%均有从事志愿工作之经验，这些志工每周平均奉献4.2小时，总共有二百零五亿个小时（20.5 billion hours），这些正式与非正式之志愿工作服务换算为工资薪金时，即将有一千七百六十亿美元（$176 billion）。正式之志愿工作系在社会机构上下班，犹如被雇之职员工人，非正式之志愿工作系为帮助邻居照顾小孩、老人、病人或为学校之家长会烧烤点心饼乾，以供应学校之老师、学生与家长之开会用途。有的志工要协助筹备学生之展览会、音乐艺术发表会或为当地教会维护电脑教学设备等等。志愿服务之范围遍及社区生活之各个层面，视社区类型及居民生活方式而有所不同。在1993年之免税报告中，共列了1,118,119个非营利性之公益组织机构社团为社区服务。
2. 角色：
志愿工作在社区福利所扮演之角色系为补充专业工作之不足，不能取代专业服务与政府之法定行政业务。其重要之角色有:
（1）从事直接服务(Direct Service)，可协助专业者帮助个人、家庭、社团、学校、医院、安养院、疗养院或托儿所之个人照顾、个人辅导或关怀探访，均为直接之面对面的人群服务。
（2）从事间接服务(Indirect Service)，可协助社区发展干部或社区组织专业人员，从事组织社团或进行社区募捐，并不与社会服务之案主直接互动。
（3）从事行政或管理服务(Administrative/Managerial Service)，协助社会行政、社会福利、社会服务或卫生保健、社会教育等机构之行政人员、准备报告、处理简单文书工作、管理办公室之事务等等。
（4）从事决策谘询服务(Policy-Making Consultation)，有些志工学有专精，专业经验丰富，退休后可提供专门知识，专业经验与专家意见，协助机关之决策者拟定社会福利与人群服务之政策。
（5）从事倡导代言服务(Advocacy Service)，在媒体、报章杂志、在议会或立法单位进行游说，提倡社会正义，为社区之弱势族群代言，主张社会资源之共享，促进男女平等，社区和谐进步。
（6）从事协调服务(Coordination Service)，可协助社区服务之干部从事各种不同服务活动之协调工作，提高志愿服务之效能与志愿工作之品质。
（7）从事立法服务(Legislative Service)，协助社会立法机关或民意代表，收集社会立法之资料，提供社会问题之分析，检讨行政法令之缺失，以供立法者提出改善立法之参考。
（8）从事研究服务(Research Service)，协助社会福利机关，社会工作研究单位或大学从事专业或学术研究方案之拟定，执行与评估，以便改善社会服务工作与提高志愿工作之身分与地位。
（9）从事革新服务(Reformed Service)，协助社区之社会服务社团，社会福利机关，更新知识与技能，训练干部，立志献身，从事於社会革新，改善现行之社会制度，裨益社区生活。
(六)发展趋势
现代之志愿工作发展於十六世纪初期，由美国开始流传到世界各地，尤其在美洲与欧洲之民主国家极其发展，亚洲国家较晚，因为在极权制度之国家，如果人民自动自发组织志愿工作社团，恐被政府之情报机关怀疑具有推翻政府之企图或从事叛变之阴谋。因此现代化之民主式志愿组织在极权社会中难以生存发展。不过就美国与英国之志愿工作发展趋势观察之，可归纳下列数点作为研究参考：
（1）志愿工作趋於组织复杂化，已由非正式之邻里社团组织逐渐发展为正式登记之非营利性，豁免税金之社团组织或法人组织，其组织体系趋於复杂化，并非志愿工作参与者所能了解。
（2）志愿工作趋於社团多元化，为了各种不同之兴趣、动机、理念、性别、语言、族群、职业与地域等等，各有不同之志愿组织社团。到底这些多元化之志愿工作社团为谁而存在？为谁而服务？有多少真正为社会公益服务？值得大家分析探讨！
（3）志愿工作趋於串连化，为了发挥志愿工作之成效，可由地方之志愿组织主动串连地区性、全国性与国际性之社团组织，选举各级干部强化连盟之作用，也可由全国性之志愿组织，发展到各地方设立分会之组织与国际性之联盟组织，例如：红十字会、男青年会、女青年会等等。
（4）志愿工作趋於私有化(Privatilization)，有些志愿工作组织之参与条件，似乎只鼓励专业人士，与中产社经地位之人士参加，无形中排除中下社经地位之人士参加，而且其志愿工作服务对象趋於选择有条件之少数对象。
（5）志愿工作趋於商业化，有些志愿组织社团在推动服务工作时，花费钜额之捐款，从事活动广告、宣传，并从事一些营利行为赚取利润以增加其预算收入，这一点跟非营利组织法规冲突，也给政府之税务机关一些困扰。
（6）志愿工作趋於专业化，现代之志愿工作视其从事之领域，虽不付薪水工资，但是志愿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相当程度之教育训练，才能加入服务团队。这些受过训练之志工人员，有时可替代一部份领新或领取工资之职工，这样一来，可能跟经济市场与劳动市场之供需功能产生冲突，志愿工作之原始动机并非要取代专业职位或现有之劳工就职地位。
（7）志愿工作趋於疏忽社经地位中下层人士之参与，因为他们也许为日常生活忙碌，无暇参与志愿服务，也不了解志愿服务之内涵。在现代公民训练上系为一大缺陷。从事社会工作，社区组织，社会发展与志工教育者，必须努力设法，鼓励社经地位最低层之族群参与志愿服务工作，以增强其自救自立之心理建设与民主生活训练。
贰、加拿大的志愿工作现况与发展趋势
加拿大位於美国北方，其幅员辽阔，人口稀少(人口：三千二百廿四万八千六百人，面积九百九十七万六千一百四十平方公里)，其自然特色为湖光山色由苍山红叶交织而成，令游客心醉神驰，加拿大之志工精神穿梭在其自然环境、科技研究与人文艺术的交会互动中。
加拿大之志工服务与非营利性领域(Non-Profit Sector)，包括了超过十八万个社团、财团之组织机构(180,000)，约有六百五十万志工(6.5 million)，以及一百三十万个领薪之志工机构职员(1.3 million)。
根据1997年度之体能活动检测报告(Physical Activity Monitor, Canadian Fitness and Lifestyle Research Institute)，在加拿大18岁以上的成人从事於志工服务的统计数字为全人口之56%，平均每人每年奉献96小时；女性占58%(106小时)，男性占55%(85小时)。年轻的与年老的人们志愿服务时数较少，年龄在25至64岁较多，年青的(91小时)，年老 (104小时)，社会经济水准不同，其志工奉献时数也不同。教育程度愈高者，从事志工服务者也愈高(包含有大学学位者)大约占65%，其服务时数也高。从事志工服务的比率与其收入成正比，收入愈高者从事志工服务的比率也愈高；45%之志工家庭收入在$20,000以下，三分之二(66%)的志工收入在$60,000以上。反过来，低收入的志工贡献较多时数，平均一年为130小时以上，比高收入者为高，在收入水平20,000至39,900之间，其平均服务时数只有99小时。身体活动水平不同，其服务时数也不同，体能活跃的加拿大人贡献时数较多，身体功能较差，不活跃者贡献时数较少。加拿大人相信身体活动志工，对健康有帮助，也对公益活动有益处。
(一)加拿大志工服务中心(Volunteer Center)
加拿大有超过二百个大型之志工服务中心分布在全国各大城市，这些志工服务中心提供志工管理训练与谘询，提升志愿意识与促进志愿服务力量，鼓励人们去从事志工服务，提供资讯，提供机会给予志工，并且表扬与颁奖给志工。
志工中心之业务包括了协调全国之非营利性组织或社团培养及发展社区之志工主义，其中心会员涵盖了志工、志工组织、或志工服务之机关组织，横跨非营利性与公共领域(Non-Profit and Public Sector)之人类服务、社会服务、保健服务、教育服务、艺术与娱乐，以及自然生态保护等等不同行门以补政府公共服务之不足。
第一个加拿大之志工中心系在1937年设立於蒙特利尔(Montreal)，以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需要大量之志工参与后方之军事后勤服务。在1960至1970年代期间，许多都会地区都成立了志工中心来促进全国之有效志愿服务。经过三十多年之实务经验，志工中心拥有志愿服务心得与专长，尤其在志工发展方案，志工研究与志工训练。因此，这些志工中心献身於解决人民从事志工之复杂问题，减少障碍，促进志工之安全服务，以及有意义之志工机会。志工中心提供积极与活泼之青年志工领导训练，志工操作之危险管理，协助企业公司了解志工主义与志工服务之成效，推行法定志工主义，以及社区服务命令，配合教育运动以及其他公益服务活动。
(二）志工中心之主要活动 (Major Activities of Volunteer Center)
志工中心经常从事於下列四种主要活动：
第一、促进志愿主义，提升志愿意识与促进志愿服务力量，志工服务中心经常鼓励人民为他们的社区从事志工服务，提供志愿主义之消息与志愿服务之机会。志工服务中心每年都要举办表彰、表扬优秀志工之活动。
第二、建立有效力之地方志工力量，透过志工方案之管理谘商、志工训练，以及志工资源之介绍，使地方志工增加服务能力。志工中心经常帮助志愿领域之组织及有关之社团与志工个人从事招募、管理与如何留用志工之讲习训练。有效力的志工方案必须建立一个常态机制，形成结实的组织架构，来保护志工服务，社会机构与服务案主之利益。这种志工品质需要严格之训练政策与勤奋之检测制度，并努力经营来保证志工服务人才之适当分配达成适才适所。所有志工必须安排在可信任之职位，尤其要服务那些易受创伤的求助者。志工中心要有一些规章指引来帮助志工人才，减少他们在服务过程中之法律责任。
第三、提供领导与代言，尤其是有关全国之志愿主义与志工方案，志工中心经常担任社区志愿运动之召集人，担任社会运动催化剂之角色。志工中心之业务运作系透过地方参与、协调各种社团、组织、政府、学校与社区领袖，来辨识社区之各种需要，动员志工之参与兴趣。他们要保护志工与社区机构之安全需要与弹性服务，并支持社会立法与有关志工服务之政策提案。例如：筛选志工候选人之背景与健康状况，适当地安排残障人士参与志工服务。透过省级与全国性之志工组织，将志工之特别需要反应给中央政府之各部门，为志工社团代言，召集有关志愿服务之委员会，参与政府部门有关志工主题之会议，并向志工宣布社区之各种需要，以供志工选择参与。
第四、连结人民从事志愿服务机会，透过招募及转介志工到社区机构。志工中心提供人民许多各种不同的机会，为他们之社区服务，包括了对特殊人口或少数民族之服务，为人类服务机构提供志工招募及转介，并训练志工来经营管理志工之直接服务。志工中心担任一种「服务讯息交换所」之角色，仲介志工与社区机构连结在一起，甚至鼓励新来移民参与志工服务，以便快速认识社区资源与结交新朋友，学习加拿大文化，并容易融入其主流社会文化生活，其最新趋势为使用电脑网络，提高志工服务效率。
(三)加拿大之志愿工作法(Canadian Code of Volunteer Involvement)
2001年为国际志工年，加拿大政府颁布一套「志愿工作法」来诠释他们的志工使命，与支持志愿服务。政府要提供一种适当环境与机会使社会组织与他们的志工，可以彼此讨论如何从事有效之志愿服务。以下三个志愿方案可以说明目前之加拿大志愿服务现况与趋势：
第一方案、加拿大慈善中心(Canadian Center for Philanthropy, 简称
CCP)
拜2001年国际志工年所赐，加拿大政府执行历时五年的加拿大志工先导计画(Canadian Volunteer Initiative, 简称CVI)。而该计画中三大枢纽之一系属於研究中心性质的「知识发展中心」(Knowledge Development Center)，则由加拿大慈善中心扮演重要角色。知识发展中心主要从事於志愿服务相关研究，由累积资料，并进而转化为资讯(Establish the Body of Knowledge)，并将资讯以各种媒介，针对不同需求者，提供作为有用的知识(Transfer the Knowledge)。从基础的资料搜集开始(1988年之National Survey for Giving and Sharing的普查)，并与加拿大审计处合作，将资料搜集后经分析，作为重点报告，再制作成便於团体使用的DM（简介），提供给研究者使用的微片，应用资讯，传递资讯，希望透过各组织的实践，能够成为有用的知识。
加拿大慈善中心之业务亦附设在约翰霍格森图书馆(John Hodgson Library)及其网上虚拟图书馆。更值得一提的是，志工服务跟企业的关系上，加拿大慈善中心所推动的全国计画「想望专案」(Imagine Program)目标在促进企业的公共参与，以期深化政府、企业及志工对社区服务的投入。
第二方案、志工加拿大(Volunteer Canada)
在全加拿大有两百多个志工中心，是属於全国性雨伞型的国家志工中心，目前有25名领薪的专职工作人员，政府为其主要经费来源的提供者。其主要任务在於：
(1) 倡导志愿主义与志工精神(Promoting Volunteerism)
(2) 地方社区要有效地运用志工服务能力之建构(Building Capacity for Effective Local Volunteering)
(3) 在志工议题上提供领导方向(Providing Leadership on Issues Relating to Volunteerism)
(4) 使用服务的机会将人们串连起来(Connecting People with

F. 什么是欧洲福利制度

福利可以被概括为“3U”思想：普享性原则（Universality），即所有公民不论其职业为何，都应被覆盖以预防社会风险；统一性原则（Unity），即建立大一统的福利行政管理机构；均一性原则（Uniformity），即每一个受益人根据其需要，而不是收入状况，获得资助。

现代福利制度起源于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贝弗里奇报告》对战后英国福利社会的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6)欧洲公共服务扩展阅读

福利制度影响

过高的福利制度催生了养懒汉的状态。欧洲的缺勤率平均达到10%，瑞典高达20%，而日本仅为2%。德国前总理、经济学家艾哈德曾说，福利国家使我们不必依靠自己的努力，而是依靠国家，这会使经济发展失去动力。

在人们开始厌恶工作的同时，却不断要求增加工资。希腊、西班牙在进入欧元区工资增长非常快，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高福利的工资增长。希腊即使陷入危机，但是每年仍旧可以拿到14个月的工资。

此外，人们不愿意工作，年轻人宁肯失业也不愿意去找工作。有人说，欧洲已经成为一个老年人的社会，对成熟工人的保护，让年轻人无法进入社会，剥夺了年轻人的就业机会。

G. 欧洲各国移民条件是什么 门槛是多少

1、英国移民

根据英国当前的移民政策，投资移民英国要求购买英国国债，分别有200万英镑、500万英镑与1000万英镑三个不同级别，从资金要求上来看，当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投资要求最高的，但如果资金不是问题，则移民英国就非常容易了。

不过，英国同时还有一项仅需20万英镑就可申请的企业家创业移民，资金要求比投资移民要低得多，申请人需要到英国进行创业投资就可申请移民英国。

2、爱尔兰移民

最常见的方式则是投资移民，申请人需要投资100万欧元到政府指定的项目，并且名下要有200万欧元的资产证明，这200万欧元中，要有至少100万欧元的流动资产。不过，爱尔兰同时还有仅需28万欧元的垫资模式等多种不同移民项目可选。

3、马耳他移民

要求申请人年收入10万欧元以上，或资产超过50万欧元；投资购买25万欧元A级国债，五年后有息返还；购买或租赁符合政府要求的房产，持有5年。

4、塞浦路斯移民

申请人须年满18周岁以上，无犯罪记录；购买总价200万欧元以上的一套或多套房产即可拿到欧盟护照，除价格要求较高外，其他的如语言、学历等门槛则非常低。

另外，塞浦路斯还有购置30万欧元房产即可获得塞浦路斯绿卡的项目，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5、希腊移民

申请人只需在希腊购置净置25万欧或以上房产（房产必须通过当局认可）就可申请移民。

6、意大利移民

要求在意大利购买价值30万欧元或以上的房产。

7、葡萄牙移民

要求申请人在葡萄牙购买价值50万欧元或以上的房产。

8、西班牙移民

与葡萄牙相同，要求申请人在西班牙购买价值50万欧元或以上的房产。

(7)欧洲公共服务扩展阅读：

移民是重要的人口地理现象和社会现象，使迁出地、迁入地与人口这个基本要素相关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环境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导致生产生活、公共服务、公共设施、资源利用、生态和环境服务需求变化，它是一门涉及面广、问题复杂、社会经济影响深远的系统工程。

积极影响

移民扩大了人类生存空间，促进了生产地理空间的扩大，人类文明的传播，人种、民族的同化、融合，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的自我追求与自我完善，地区经济增长，人民生活质量提高，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等。

消极影响

移民不当会导致族群、社会群体冲突，可能导致社会排斥和分裂，产生次生贫困，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增加国家与地方经济负担，恶化生存环境等。

H. European Commission是一个什么机构中文怎样标识

这个不是欧盟, 欧盟是EUROPEAN UNION, 简写EU.
EUROPEAN COMMISSION 是欧洲委员会, 欧洲委员会是欧洲联盟的执行机构，负责“公共服务”。欧洲联盟并没有向国外派驻外交代表。驻外代表团代表的是欧洲委员会.
1993年11月1日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开始使用欧洲联盟(EU)的称呼。在讨论在此之前的问题时，使用欧洲共同体(EC)或者更早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称呼更准确些。所以说欧盟的前身是欧共体或者是更早的欧洲经济共同体. 自1993年11月1日，根据欧盟成员国的意见，欧洲联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取代了通常使用的欧洲共同体的称呼。

I. 欧洲还能继续“福利”下去吗

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商业区，一女孩在街头举着“从此以后，欢乐不在”，用此来形容债务危机给国民带来的影响 养老金引发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上，如何处理既得利益集团的权益一直是一个难题。危机期间，欧洲国家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其中最重要的做法就是，压缩开支要从政府部门做起 2009~2010 年，多数欧洲国家陷入经济增长放缓、失业增加的困局。各国为刺激经济推出的救市计划增加了政府预算的负担，欧洲福利国家公共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剧。可以说，福利国家制度对欧洲各国平稳渡过金融危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从长远来说，福利国家改革的压力也明显加大。 以“高福利”著称的欧洲，还能继续“福利”下去吗？ 裁员！失业！ 危机期间，欧盟国家失业率迅速上升，平均失业率由 2008 年初的 7.3% 上升到 10% 。 2009~2010 年，欧洲国家失业率增幅最大的是爱尔兰，为 4.4% ，失业率高达 13.8% 。紧随其后的依次为斯洛伐克、丹麦、西班牙、捷克、匈牙利和希腊，失业年度增幅为 2.2%~4% 。 与失业率上升的抽象数字相比，充斥报端的裁员消息对欧洲民众造成更大的心理冲击。此次欧洲国家裁员潮的特点是，跨国公司、大企业和支柱产业成为裁员的重灾区。 2009 年 12 月，美国在线宣布在欧裁员 2500 人，员工可自愿离职，否则将强制裁员。 2010 年 6 月，米其林公司决定在法国裁员 1000 人，关闭里尔附近的一家工厂。据德国化工业经理人协会的预测， 2010 年德国化工业可能裁员 6200 人。 造成欧洲国家失业数量急剧增加的原因很多，行业差别很大。金融业裁员是危机的直接后果，主要原因是业务量下滑和利润减少。大企业裁员则是因为国际市场需求疲软。概括而言，欧洲国家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则是经济不景气造成的需求和投资不足。 以重灾区希腊为例，该国 2009 年底失业率达到 10.3% ，预计 2010 年还将有 10 万人失业，失业率达到 12% 。希腊全国商业联合会对该国 1082 家企业所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希腊每 10 家商业企业中就有 7 家企业预计 2010 年的销售额和收入将下降； 90% 的企业 2010 年不准备做任何投资； 30% 的企业将大幅裁员。 企业裁员直接损害了员工的利益，但由于裁员是世界金融危机的结果，工会抗议与谈判的能力都受到制约。同时，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中，即使是在暂时没有受到失业威胁的企业，工会提高职工工资福利的努力也遇到很大困难。在推崇 “社会公正”的欧洲，这意味着劳资关系的天平进一步向资方倾斜。 不仅如此，为缓解金融危机的压力，欧洲各国政府先后动用公共开支救市。反危机造成的支出增加不仅加重欧洲国家公共开支的负担，而且对福利国家制度造成潜在的威胁。因此，这种做法受到欧洲左翼人士的猛烈批评。 欧洲不少国家都爆发了大规模社会抗议活动。以法国为例，围绕着萨科齐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养老金改革，就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活动。 2010 年 3 月 23 日 ，法国 180 个城市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养老金改革。 6 月 24 日 ，法国工会再次发动全国罢工，抗议政府延长退休年龄的计划以及修改国家退休制度。 欧洲社会正处“焦虑”状态 比社会抗议活动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欧洲社会心理的变化。用法国负责调解民众与公共管理机构关系的“共和国调解专员”德勒瓦的话说，欧洲社会目前正处于“焦虑”状态，民众普遍忧心忡忡，对未来信心不足。 客观而言，危机并未对多数欧洲民众的生活质量产生严重影响。但是，媒体所渲染的债务危机、大量失业和削减福利的消息，还是加剧了欧洲社会心理中的焦虑情绪。 这种情绪可以分为如下三个层面。其一，由于担心欧洲的国际竞争力持续下降，经济前景暗淡，部分欧洲公众反全球化的情绪上升。这方面最明显的迹象是各国极右翼势力都有抬头的趋势。在 2009 年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英国、丹麦、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奥地利、荷兰的极右翼党派均获得了席位。这些政党的纲领都具有反全球化的内容，如强调民族主义，主张驱逐外来移民以及阻止土耳其加入欧盟等。 其二，对政府的救市和改革措施产生怨气，甚至由此对政府失去信任。世界金融危机期间，欧洲各国政府都面临着来自民众的强大压力，支持率持续下滑。 2010 年 5 月底德国民调显示，只有 20% 的民众对现政府表示满意， 58% 的被访者认为前政府要好于现政府。默克尔本人的支持率也降到了 48% ，为 4 年来的最低点。 2010 年 4 月，法国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已有 65% 的受访民众不希望萨科齐参加 2012 年的法国总统大选。 其三，社会各阶层之间分裂加剧，相互之间的不满情绪上升。金融危机使欧洲的金融机构饱受指责，很多人反对政府动用公共资源挽救这些企业。同时，作为福利国家制度最大受益者的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也受到很多批评，要求降低其福利待遇的呼声很高。在意大利等国，民众已根据自身的利益分为两派：一派要求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防止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另一派则反对作出牺牲，准备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紧缩政策。 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左翼人士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论点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端。 2009 年底英国广播公司（ BBC ）公布的对欧盟 27 国民众的调查表明，仅有 11% 的受访者认为资本主义在正常运行，而有 23% 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存在致命弱点，世界需要新的经济制度。 希腊：被激烈争议的退休年龄 各国政府救市开支造成的公共财政赤字进一步加剧了欧洲福利国家制度的财政困难，其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变得尤其突出。其中，资金最多、牵涉面最广的是养老金问题。 欧盟国家的养老金困境由来已久，其基本特点是人口老龄化日益抬高养老金支出，公共财政不堪重负。由于出生率下降和人均寿命提高，欧盟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据欧盟委员会估计，从 2015 年起，欧盟整体将迎来人口负增长。 2008 年，欧盟 15~64 岁劳动者与 65 岁以上老人的比例为 4:1 ，而到 2060 年，这一比例将下降为 2:1 。 危机期间，欧盟各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因减税等原因普遍减少，同时须以巨资拯救金融机构和刺激经济增长。为防止出现债务危机，欧盟各国纷纷紧缩财政，对庞大的养老金支出显得尤其难以承受。金融危机还使欧盟各国的养老金基金损失惨重。 据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仅 2008 年一年，欧洲的私人养老金基金就缩水 20% 。在负担加重和财源萎缩的夹击下，不少欧盟国家不得不在世界金融危机期间顶住抗议的压力，对养老制度实施改革。 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希腊和法国。希腊养老金改革的关键问题是退休年龄。在原有体制中，希腊人工作满 37 年就能获得全额养老金。根据规定，某些女公务员甚至 40 多岁就可以申请退休。这种制度加大了希腊养老金的开支，减少了税源，造成公共开支的沉重负担。 2010 年 6 月，希腊政府提出法案，将获得全额养老金的工作年限增加到 40 年；同时规定，如果在 65 岁以前退休，退休金将每年减少 6% ；除非因健康原因，不允许在 60 岁之前退休。该法案在希腊引起轩然大波，民调显示， 29.6% 的民众认为政府应立即收回养老金改革法案， 19% 的民众认为这简直是一场灾难， 35.2% 的民众认为改革有必要，但欠公平。 但是，由于主张改革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希腊议会 7 月初还是通过了法案。总理帕潘德里欧称，“ 议会通过养老金改革法案是基于对希腊社会和下一代负责任的行为”，养老金改革是挽救希腊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金体系免于崩溃的唯一途径。 法国：就养老金缴费年限进行了马拉松式谈判 法国养老金改革的过程则更复杂。法国延长私有部门退休金缴费年限（从 37.5 年延长到 40 年）的“社保总制度”改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取得了成功，但要将其扩展到主要涵盖公务员、铁路职工等公共部门的 “专门养老金计划”中的过程则举步维艰。 1996 年朱佩政府的改革便以失败告终，直到 2003 年，拉法兰政府才延长了公务员养老金的缴费年限。 2007 年，萨科齐上台后延长了剩下的国铁公司、巴黎独立运输公司和法国电气燃气公司等三项养老金制度的缴费 年限。但到目前为止，法国工人的退休年龄是 60 岁，德国则是 65 岁，而且计划在 2010~2029 年之间将退休年龄延长到 67 岁。 对法国而言，养老金开支已经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预计 2010 年的养老金赤字将达到 107 亿欧元， 2015 年达到 400 亿欧元。 2009 年底，萨科齐宣布在 2010 年将延长法国的退休年龄，在 2018 年以前逐步延长到 62 岁。此举在法国引起了广泛抗议。 民调显示，虽然 80% 的人认为有必要改革养老金体系，但 60% 的人认为提高退休年龄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大约有 36% 的人支持将退休年龄提高。 法国政府与各主要工会就改革的细节问题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但在世界金融危机期间，法国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仍然多数都与养老金改革有关。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萨科齐表示将坚定地推动改革，因为在改革问题上必须“保持连续性和持久性，现在停下来就等于摧毁我们之前的成绩。危机不能让我们停止改革，它反而催促我们更快地建立一套新的发展模式”。 2010 年 10 月，法国参众两院通过了养老金改革法案， 11 月正式生效。 欧洲人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晚退休，要么少拿养老金 事实上，在欧盟范围内，养老金改革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难题。改革的难点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减少特殊群体的特殊待遇，其二是延长退休年龄。前者在各国的情况差别很大，不能一概而论，后者则是欧盟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因为，延长退休年龄是养老金增收节支最直接的方法。 目前，欧盟正就此广泛征求意见。虽然，欧盟关于退休年龄的决议对成员国在制度上没有强制力，但还是在欧盟范围内引起普遍不满。事实上，正如欧盟委员会负责社会事务的委员翁多尔拉斯洛所言，在养老金问题上，目前欧洲人面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晚退休，要么少拿养老金。现行制度已经难以为继。对成员国而言，在世界金融危机期间推出养老金改革方案也许是出于无奈，难免遭遇政治压力。 从表面上看，福利国家制度面临的主要是财政可持续性问题，通过开源节流就可以得到缓解。但更深层的问题是，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是按照工业化时代的社会需求建立起来的。在后工业化时代，欧洲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和就业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有通过改革，使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适应这些变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财政可持续性问题。 此外，如何处理既得利益集团的权益一直是一个难题。世界金融危机期间，欧洲国家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其中最重要的做法就是，压缩开支要从政府部门做起。 2010 年 5 月，英国保守党和自民党联合执政，立即推出一系列削减公共开支的计划。财政大臣奥斯本决定率先削减大约 25% 的财政部员工，在未来 4 年中将财政部的工作人员从现在的 1350 人减少到 1000 人。由于这项裁减措施主要通过人事冻结和遇缺不补的方式来达到，所以并未引起强烈的抗议。英国工会人士预计，未来五年内政府削减开支的幅度若达到 40% ，可能会有 100 万公职人员失业。 公共部门裁员，目前已经成为欧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都出现较大幅度裁减公务人员和公共机构的情况。 从理论上说，这种态势与福利国家的转型有直接关系。原来，欧洲福利国家制度的共性之一是“大国家”的行政主导模式，造成公共部门和雇员数量不断增加的局面，给公共开支造成沉重的负担。福利国家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就是调整这种模式，在缩小公共部门的同时，以更加灵活高效的方法提供公共服务。 如此来看，危机期间庞大的财政赤字，也许恰恰可以减少人们接受改革的压力。从这种意义上说，本次危机也是欧洲国家养老金改革的一个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