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中的突出问题

A. 公共服务提供涉及哪些问题

根据内容和形式分类
公共服务可以根据其内容和形式分为基础公共服务，经济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服务，社会公共服务。基础公共服务是指那些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公民及其组织提供从事生产、生活、发展和娱乐等活动都需要的基础性服务，如提供水、电、气，交通与通讯基础设施，邮电与气象服务等。经济公共服务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公民及其组织即企业从事经济发展活动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如科技推广、咨询服务以及政策性信贷等。公共安全服务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公民提供的安全服务，如军队、警察和消防等方面的服务。社会公共服务则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满足公民的社会发展活动的直接需要所提供的服务。社会发展领域包括教育、科学普及、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社会公共服务是为满足公民的生存、生活、发展等社会性直接需求，如公办教育、公办医疗、公办社会福利等。

根据专业属性分类
按照大的专业属性，还可以如下分类：国防建设、国内与国际公共救助与灾害援助、法律法规政策规范、文化经济产业开发建设、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信息化建设、标准化建设、工业化建设、城镇化建设、特色产业建设、金融保险与消费建设、职业化和专业化建设发展等。

根据工程专业属性分类
按照工程专业属性还可以分为：国防工程、公用设施工程、民生工程、安居工程、法治工程等。

B. 公共服务社会化的重点和难点

难点在来县域，城乡统筹、包括推自进城镇化都离不开县级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计划对县域基本公共服务现状进行全面评估，按照服务能力进行分类，在摸清家底的条件下提出有针对性的分类指导政策工具包，以提升不同类型县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另一个难点是不同人群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特别是在城市框架内，中心城区与新城、城乡结合部、边远区域。包括区域一体化的大城市群都面临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区域一体化的问题，如京津冀一体化公共服务如何资源配置、制度保障、可用政策工具等。

重点在城乡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两个层面。

C. 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1. 经济发展缓慢。

2. 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3. 基础设施不完善。
   

D. 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找准切入点、运用结合点、把握着力点，抓住着重点，千方百计解决影响社会和谐德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

(一)要加强社会矛盾化解，有力维护社会稳定.一是建立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相关制度。按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需要，健全完善矛盾纠纷定期排查、定期报告、
协调会议、首问负责制等制度，实现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二是注重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要坚
持以人为本，在改革措施出台、管理方式改变、重大项目引进、重要活动举办等重大决策之前，充分征求群众和有关专家的意见，增加透明度，减少因决策不当带来
的社会各方的利益冲突。三是健全完善调处机制，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纠纷。健全完善镇(街)调解中心和村(居)调处工作站的组织体系建设和各项制度建设，运
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形式，及时有力地化解和处理矛盾纠纷，严防其升级、激化或转化。四是建立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加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不仅
要进行经济效益评估，看要不要干，而且要进行社会风险评估看能不能干五是建立积极预防稳妥处置社会公共危机事件机制。加强预防、稳妥处置。六是健全完善处
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快速有序反应机制，防止和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制定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预案，定期进行修订和完善，确保处置稳妥有效、协调有序。

(二)要加强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的整治，实现社会平安和谐。加强社会治安重点地区、重点部位排查整治，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改善民生、保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推进基层基础建设和平安建设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任务。

(三)要加强和改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实现人口的有序流动。如何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随着新的户籍管理规定出台，就需要我们探索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办
法。一是把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列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逐步建立和完善覆盖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体系。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不仅是人口问题、经济问题，同时也是
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要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以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为目标，在制定公共政策、建设公用设施等方面，以为流动人口提供市民化待遇
为目标，统筹考虑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的流动人口的利益和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覆盖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体系。要逐步完善保障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的体制机制，
努力为流动人口提供市民化待遇，亲情化服务，人性化管理，逐步实现流动人口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计生服务、子女就学、住房保障等方面与本地居民享有平等
权益。二是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管理的组织建设和机制建设。要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创新机制、加强管理、优化服务、促进发展”的
根本要求，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摆上经济建设、社会管理的重要议程，着力巩固各级管理体系;完善各级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的服务管理机构，设立定级定编的专
职机构，配备专职人员，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组织建设和机制建设。三是以出租屋为重点，强化暂住登记，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抓手。

(四)解决社会组织管理服务问题，提升社会组织的管理服务能力。我国社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深刻社会变革中，社会生活多样化、多元化、多变化的特征日益凸
显，出现了一些新社会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阶层。在当前新的形势下，解决好社会组织管理服务问题，提升社会组织管理服务能力。一方面，要加强境内社会
组织。对境内社会组织，坚持培育发展与管理监督并重的方针，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加强依法准入、依法管理和执法监督。明确有关部门管理、监督职能，明确社
会组织开业条件、审批程序、职责任务、活动宗旨，规范其行为。

(五)加强基层墓础建设，全面夯实基层基础。一是进一步加大平安建设的经费投入。要将平安建设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投入，以保证综
治各项工作和平安建设的顺利开展。二是健全完善基层政法综治组织机构。配齐配强市区、镇街综治办专职副主任和工作人员，明确责任，确保市区综治办和镇、街
道综治办有足够数量的专职工作人员。进一步加强镇(街)综治工作中心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村(居)综治工作站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站建设和村(居)
委会、治保会、调解会，以及基层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司法所的建设，确保基层政法综治组织机构运行正常。

(六)发挥综治委成员作用，积极推进齐抓共管。要落实综治委各成员单位工作目标管贵任制，层层签订责任书;要建立和完善综治委各成员单位以及综治委“五个
专门工作小组”综治工作述职报告制度、联络员制度、平安创建联系点制度，充分发挥部门职能作用，促进综治工作的全面协调发展;要进一步增强参与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E. 我国公共服务需求存在哪些问题

1. 政府管理“越位”、“缺位”、“错位”现象突出。

2. 政府公务员为民服务意识淡薄。

3. 政府活动的绩效亟待改善。

4.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不高。

5. 政府的回应能力有待增强。

F.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面临的主要挑战

为实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目标，我国政府重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现阶段仍面临许多挑战，基本公共服务依然存在非均等化现象，甚至在有些方面呈现出某种恶化的态势。根据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和客体划分，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可分为政府（主体）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与公众（客体）对基本公共服务“享受不均”两个方面。 政府供给基本公共服务过程中同时存在着供给不足和供给不均问题，它们都是造成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原因。对此，供给不足问题已经受到大家的强烈关注，而供给不均却往往被笼统地认为是供给不足，并被认为是在供给充足前提下才会出现。实际上，在供给不足情况下，也会因政府工作人员的故意行为而出现供给不均问题。而且，供给不足前提下的供给不均会加剧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
监管、付费、直接提供是政府供给基本公共服务的三种基本手段。[3]监管就是通过建立健全各种制度、机制，对非政府组织供给公共服务进行全程监督与管理；付费是政府通过付费来干预公共服务的提供，包括向服务提供者和服务需求者提供补贴等；直接提供是政府公立机构直接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这三种手段都旨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高效、公平。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不均”贯穿在这三种手段中，表现为 “制度供给不均”、“财政供给不均”和“人员、设备、设施供给不均”等。
1、制度供给不均。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制度的城乡二元化。虽然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但长期以来的“重城轻农”现象继续存在，在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环境卫生等方面依然存在城乡二元格局，有些地区因为贫富差距的拉大而更加严重。诸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为广大农民解除了“大病致贫、大病返贫”的后顾之忧，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旨在“大病统筹”，而非普通疾病的医疗保障。与城镇医疗制度的全面医疗保障相比，农村居民显然被排除在普通疾病的保障范围之外，看似均等的制度还是不公；失业保险主要针对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大多数城镇困难居民及广大农村居民无缘失业保险，这种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均。如此等等。
2、财政供给不均。主要体现为地方财政辖区内分配不均以及中央与地方对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分担比例失衡。
地方财政辖区内分配不均会拉大城乡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差距，加剧社会不公。在当前“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扶持农村”的国家大政方针指引下，地方在财政分配中已逐步提高支农比例，并重点向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部门倾斜，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省份。但是，我国大多数省份的财政收入有限，在市县一级更是捉襟见肘，难于支付各种基本公共服务所需的资金，只能重点顾及其中一部分，造成地方财政供给不均。
中央与地方对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分担比例失衡明显。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中央财政支农支出为147．53亿元，地方支农支出1644．87亿元，地方是中央的11倍；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中中央支付587．67亿，而地方支付高大5516．51亿，地方高出8倍；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支付中仅拨付6．66亿而地方承担了188．76亿，地方是中央的28倍，显然地方承担着主要的财政责任。[4]中央与地方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分担比例失衡造成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不统一，中央拥有大部分的财权而对基本公共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却很少，相反，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权却承担大部分的基本公共服务责任。严重的权责不一，增加了地方供给基本公共服务的难度，影响了地方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平性。
3、人员、设备和设施供给不均。主要反映在各基本公共服务部门中工作人员、设备、设施配置的数量及质量上的差别。在医疗卫生、义务教育方面，城市配备了更多优秀人才、配置了更优质的设备，服务质量都比农村的高。在基础设施及环境保护方面，城市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公路、厕所、垃圾处理站、供水及排水工程等。因此，城市基本公共服务部门中工作人员、设备、设施配置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比农村的高。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实质是“享受均等”。 “享受均等”的前提是“供给均等”。但“供给均等”未必能保证“享受均等”，而“享受均等”却必定表明基本公共服务真正达到均等化，人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当前“享受不均”表现在各种基本公共服务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上。
在地区差异方面，据陈昌盛,蔡跃洲在《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变迁与地区综合评估》中所指可知，2000—2004年间，我国各类公共服务地区差异指标中最大与最小之比的5年平均值分别为：基础教育1.728，公共卫生1.774，社会保障2.351，基础设施3.072公共安全1.923，环境保护1.96。[5]各类基本公共服务的地区差距在2－3倍，差距明显，尤其是西部地区遭受了巨大的不公。
在城乡差距方面，我国各类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居民享受情况是：在社会保障方面，我国85.8%的从业人员缺乏失业保险；[6] 80%左右的劳动者缺乏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7]2001至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最底生活保障人数分别是1170.7、2064.7、2246.8、2205.0、2234.1万人，而对应的农村居民最底生活保障人数分别是304.6、407.8、367.1、488.0、824.9万人。[8]城镇居民最底生活保障人数是农村的3到5倍多。在基础设施方面，80%以上非水泥化道路在农村， 50%以上的行政村未通自来水，60%以上的农民缺少卫生厕所。[9]在义务教育方面，2005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中，义务教育总支出为241亿元多，其中，用于农村义务教育支出139亿元多，占57.8%，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量占全国义务教育学生数量的57.1%。[10]在公共卫生方面， 城市占有全国医疗资源的80%，而农村只有20%。[11]显然，“享受不均”在城乡差距方面更为突出，消除城乡居民的“享受不均”应当成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
上述分析主要体现了数量上的不均等。其实，各种基本公共服务还存在质量上的不均等问题，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差距本质上反映了基本公共服务在数量或质量上不均。基本公共服务数量上的均等，未必能保证群众真正享受到质量均等的服务。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已有所表现。诸如，现在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达到80%以上，说明社会保障覆盖面已经扩大，但事实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主要是为大病而统筹的，一般疾病是被排除在外的，而且人均额度很低，在目前医药贵的背景下，一般疾病费用仍然高，困难群体仍然承受不起这种高价，所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掩盖了服务质量不均等的事实。同样，医疗卫生方面，我国医院设立主要以行政区域为准，一般来说，一个乡镇有一个卫生院，一个县区有一家中等级别的综合医院，一个市配有一个高级的综合医院。单从数量上，县市以上的医院明显要比广大乡村卫生院要少得多，可是城市医院的医疗质量比农村卫生院强。这些事实证明，基本公共服务数量上的均等未必能保证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上的均等。
在现实中，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上不均往往不被重视，特别是在基本公共服务资源有限的状况下，更是如此。这是由于基本公共服务具有信息不对称性，需要具备专业知识才能判断其质量高低，使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具有隐蔽性和难测度性，不容易为人所认识。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隐蔽性和难测度性，可能会使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者故意降低服务质量，没有尽心尽责地为群众服务，加剧了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不均等，消除它的难度就很大。因此，在消除“享受不均”的现象时，要注意防止基本公共服务数量上不均，更应该克服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上的不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