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幼师培训缺乏针对性 幼儿教师培训怎样更专业
一、培训的概念及必要性
(一)培训的概念
培训是由组织提供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与学习,旨在改进员工的知识、技能、工作态度和行为,从而使其发挥更大的潜力以提高工作绩效,最终实现提高组织绩效的活动。
(二)培训的有关理论研究
1、早期培训理论。早期员工培训理论源于20世纪初科学管理理论。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WindowTaylor)在1991年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指出只有通过严格挑选和科学培训,才能获得优秀的人才。该时期的另一个代表是马克思•韦伯(MaxWe-her),他认为在理想的企业组织中,员工必须经过正规培训才能获得良好的组织绩效。此外,1993年,雨果•芒斯特伯格(HogoMunsterberg)出版了《心理学与工业效率》,从心理学角度探讨了环境、心理等因素对生产劳动效率的影响,针对公务员、军人的选拔培训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2、现代培训理论。培训需求分析理论是麦格希(Mc;Gehee)与赛耶(Thayer)在《企业与工业中的培训》首次提出的。该理论对组织的每一层次都进行测量和分析,这些分析对于组织选拔合格员工、设计培训计划有着重要作用。至今国内外学者仍在沿用此理论进行培训需求分析。1965年,保罗•朗格朗第一次提出了持续教育培训与终身教育理念。该创新理论突破了传统的教育理念,在全世界掀起终身教育的浪潮。
3、我国培训理论。乔志林比较了培训中常见的模拟方法,对训练模拟、角色扮演、计算机模拟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对综合运用这些方法的实例进行了列举。杨庆芳对西方理论界主要讨论的九种员工培训模式,包括系统培训、咨询型培训、计划培训、持续发展型培训等模式,进行了分析。陆惠文在角色扮演的培训标准、角色学习、角色培训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在培训中提出采用仿真模拟、案例研究、商业游戏、工作轮换、实践团体、师带徒、无领导小组讨论等方法。吕锋对培训评估进行分析,提出了培训评估的步骤:1培训需求分析;2明确评估口的;3建立培训评估数据库;4明确培训评估的层次;5调整培训项口;6沟通培训项口结果。总之:对于培训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等方面有大量的研究理论。相对于发达国家成熟的培训理论而言,我国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大多是“舶来品”,极少有创新的理论观点。
二、幼儿教师现状及培训问题分析
(一)幼儿教师的现状
1、居高不下的离职率。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推进,幼儿园不断增多,对幼儿教师的需求也在持续增加,师范类高校也相继增加学前教育专业并不断扩招,但幼师行业一直处于“僧少粥多”的状态。这一现象的产生都归功于居高不下的离职率,2015年,中国教育报针对131位幼儿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31.30%的教师有了离职的想法,或已经离职。大量的幼儿教师都在工作几年后相继提交辞职信,离开幼儿教育行业,离开的幼儿教师中又以非编制的人居多。幼教行业的大量离职使得幼儿教师这一职业一度火热。
2、不忍直视的薪酬。尽管幼师行业一直处于“僧多粥少”的状态,但其薪酬却不能与火热的招聘现象成正比。经相关调查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幼儿教师一年的工资只有八千到一万左右,超低的薪酬根本无法满足幼儿教师生活支付。而且我国公办幼儿教师队伍有将近16%的非编制人员及临时代课人员,这些编制外人员的薪酬甚至更低。幼儿教师在城市的薪资待遇比农村要高,与其他行业人员薪资相比,却远远低于它们。据调统计,有职友集最新统计,30%的幼儿教师月薪在2000以下,有近一半的幼师月薪在2000-3000之间。月薪在4500以上的幼师仅占总人数的3.3%。幼儿教师不忍直视的薪资待遇问题都已经不在成为新闻了。
3、不可忽视的工作压力。8小时工作制早已人尽皆知,但在对幼师离职原因调查中却发现,8小时的工作时间却远远不能够完成其工作任务。近年来不断有新闻爆出,幼师的工作时间经常达到12小时之久。小孩子充沛的精力和活泼好动的个性使得幼师的工作需要一个强壮的体魄。孩子无尽的哭号不断的冲击着幼师的精神。超长的工作时间、疲惫的身体状况以及压抑的情绪,使得幼儿教师的工作压力巨大,这些工作压力的不注意往往使得幼儿教师变得情绪化和暴躁化,若纾解不及时,就会造成教学事故。因此,媒体常爆出,幼儿教师虐打儿童事件。
4、浮躁不安的生活氛围。随着经融危机的的日愈加剧,通货膨胀率的不断增加,房价、物价的飞速上涨,从事幼儿教师行业的又大多数是新一代的年轻人,面对持久不涨的工资导致生活质量的不断下降,生活压力在逐渐增加,年轻一代幼儿教师的心理在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的双重压迫下,心里压力会不断增加,如果压力得不到及时的疏解与释放,将会引起许多悲剧发生,这也是生活中许多惨案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对幼师培训问题分析
1、就职培训不充分。目前我国幼儿教师行业学历参差不齐,拥有高学历的幼儿教师少之又少。据调查,当前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幼儿教师仅占40%左右,幼儿教师中学历大多高职,甚至有近16%的是非专业幼儿教育出身。“僧多粥少”的招聘现象使得各个幼儿园在招到幼儿教师后仅仅只培训半月左右就进入岗位,培训的内容不够全面细致,培训时间过短,规定的合格标准线划的过低,这种不充分的就职培训使得幼儿教师缺乏专业化,甚至无法对幼儿园产生归属感。低学历和不充分的就职培训使得这类幼儿教师的专业素质达不到职业要求。
2、缺乏在职培训意识。幼儿教师的专业素质不足。从培养面向未来的现代化幼儿教育师资的要求来看,幼儿师范教育在教育教学目标、内容、课程、方式方法上仍存在不能适应新的需要、联系幼儿教育实际不够等问题。幼儿教育中长期存在的片面强调艺术技能、专业理论知识和各科教学技能,但低学历导致大多幼儿教师不能够达到要求。并且我国目前对于幼师方面缺乏在职培训意识,目前培训只在外资企业中十分重视,国企和私企所谓的培训大多数都是走流程,并没有十分重视,像幼儿园这类教育单位也是一样,培训意识的缺乏使得幼儿教师的在岗培训基本处于闲置状态,这一现状导致幼儿教师的工作能力得不到提升,工作越来越困难,工作积极性不高。
3、发展培训不到位。幼儿教师就职后遇到一系列的困难与挫折,例如超长的工作时间,超格的体力劳动,以及压抑的情绪。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是对幼儿教师进行发展培训,通过给幼儿教师制定岗前培训和持续培训方案,在培训过程提高幼儿教师的专业素质,加快幼儿教师的工作效率。但我国大部分幼儿园根本没有发展培训这一计划,仅少数拥有培训计划的幼儿园还做得不到位,解决不了本质矛盾,无效的培训不仅浪费幼儿教师的休息时间,甚至使幼儿教师产生抵触情绪,增加幼儿教师的离职率。
三、对幼儿教师培训的几点建议
(一)加大岗前培训的力度。尽管目前幼儿教师大多处于低学历状态,但国家已经开始重视,出师范类院校,综合类院校也在新添学前教育专业,并不断招收学员,从根源上解决低学历问题。但这种方法的实施需要的时间较长,岗前培训是解决幼儿教师专业素质低的最快速的办法。加大岗前培训的力度,完善岗前培训内容,提高岗前培训的合格标准,使应聘幼儿教师职业的人员最大程度满足幼儿教育师资要求,并在岗前培训过程中使幼儿教师慢慢适应幼儿园的文化和孩子们单纯无害的天性,让幼儿教师在培训过程真心爱上这份职业,对幼儿园产生归属感,降低离职率。
(二)提高在职培训意识。在职培训是指企业职工在工作场所以及在完成生产任务过程中所接受的培训。对职工的在职培训是职前培训的继续和发展,是从低水平或培训的初级阶段迈向中级阶段的重要方法与步骤。幼儿教师在职培训意识缺乏使得幼儿教师在教学过程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因此提高对幼幼儿教师在职培训的意识是志在必行。补充学能的培训使幼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学识技能的缺乏在训练中得以补充,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幼儿园应该组织部分优秀的幼儿教师对他们进行激发技能的训练,激励他们高度运用智慧思考,在幼儿园出现紧急事件时,迅速提出处理问题的策略、程序与方法,协助幼儿园解决问题。
(三)增强发展培训的执行进度。发展培训是培养幼儿教师走向专业化的有效途径,在各地幼儿园宣传执行发展培训计划,在发展培训的执行过程中,培训幼儿教师在教育教学目标、内容、课程、方式等方面适应新的需要、并能够结合幼儿教育实际去教学,发展培训的完整执行提高了幼儿教师的教学质量,且在发展培训执行过程中,减少幼儿教师对幼儿园的不积极情绪,增加幼师对幼儿园的归属感,打消幼儿教师离开幼儿教育行业的念头,减少幼儿教师的流动率。
(四)增加人文素质培训。人文素质培训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当一个企业把员工当作全面发展的人看待的时候进行的。我国目前在这方面做得严重不到位,很少有企业给员工进行人文培训。但幼儿教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他面对的是一群对人生、对世界、对未来都充满懵懂的孩童,培养幼儿教师的人文素质,就是要使她(他)们成为一个有良知人、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有修养的人。这是当好一个人民教师的起码条件。人文素质培养起始于人性的自觉,着眼于情感的潜移默化,它不是强迫你要怎样,而是启发你从心灵深处自悟应该怎样,它主张自我修炼,灵魂陶冶,从根木上让人领悟做人的道理。
(五)建立培训基地。拓展培训是一种户外体验式培训。体验式培训强调员工去"感受"学习,而不是单在课堂上听讲。建立一个培训基地不仅能够让幼儿教师进行户外拓展培训,亲自感受学习,更能够方便岗前培训、在职培训、人文培训等各类培训的执行,使幼儿教师培训成为一个体系,为幼儿园输出拥有专业教学素质、优秀人文素质,高尚道德标准的幼儿教师。
(六)储备学能培训。对幼儿教师树立终生职业思想,对幼儿教师除专业技能培训外,进行储备学能培训,培养和提升幼师的不断学习意识和能力。储备学能培训能够宣扬终生教育的思想,适应时代的变化,满足社会的需求,让幼儿教师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被淘汰。综上所述,虽然由于社会经济因素,使得幼儿教师处于一个奇特的状态中———“僧多粥少”与低薪酬待遇。但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幼儿教师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性,并制定出教育改革方案,据悉,今年教育局已经出台幼儿教师涨工资的方案,并且是非编制人员与编制人员同工同酬。尽管国家从根本上提出对幼儿教师问题的解决方案,但对于优秀幼师的培育仍离不开培训,培训工作需要持续进行。
作者:王衡晓园 许阳 单位:大连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林森.国内外员工培训理论研究综述[J].对外经贸,2012(2)
[2]陆会文.基于角色的培训[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4(4)
[3]彭剑锋.人力资源概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4]林媛媛,张克明.贫困地区幼儿教师培训状况与发展建议[J].学前教育研究,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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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历史上四月份发生了什么大事 和船有关
不是郑和下西洋
第一次下西洋永乐三年(一四零五年)六月,郑和第一次下西洋,顺风南下,到达爪哇岛上的麻喏八歇国。爪哇古名阇婆,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为南洋要冲,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商业发达。
郑和下西洋
当时,这个国家的东王、西王正在打内战。东王战败,其属地被西王的军队占领。郑和船队的人员上岸到集市上做生意,被占领军误认为是来援助东王的,被西王麻喏八歇王误杀,计一百七十人。郑和部下的军官纷纷请战,说将士的血不能白流,急于向麻喏八歇国进行宣战,给以报复。“爪哇事件”发生后,西王十分惧怕,派使者谢罪,要赔偿六万两黄金以赎罪。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出师不利,而且又无辜损失了一百七十名将士,按常情必然会引发一场大规模战斗。然而,郑和身负永乐皇帝的秘密使命,怕一旦大开杀戒,沿路西洋各国恐惧明朝前来
郑和下西洋路线
侵略,之后又得知这是一场误杀,鉴于西王诚惶诚恐,请罪受罚,于是禀明皇朝,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处理这一事件。明王朝决定放弃对麻喏八歇国的赔偿要求,西王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感动,两国从此和睦相处。爪哇岛三宝垄纪念郑和六百周年活动组委会成员向记者谈及此事,都十分敬佩,说郑和对各国不论强弱亲疏,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即时两国发生冲突,仍能保持极大的克制,委曲求全,以理服人,表现出对邻国的和平共处,睦邻友好,使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我们定居在这里也感到脸上有光,我们以郑和为骄傲。印尼的学者认为,郑和舰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特混舰队。而郑和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中,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战争仅有锡兰(今斯里兰卡)一次,而且是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的防卫性作战。郑和在处理“爪哇事件”中,不但不动用武力,而且不要赔偿,充分体现了郑和是传播和平的使者,他传播的是“以和为贵”的中国传统礼仪,以及“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第二次下西洋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郑和回国后,立即进行第二次远航准备,主要是送外国使
郑和下西洋地图
节回国。这次出访所到国家有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渤尼(今文莱)、暹罗(今泰国)、真腊(今柬埔寨)、爪哇、满刺加、锡兰、柯枝、古里等。到锡兰时郑和船队向有关佛寺布施了金、银、丝绢、香油等。永乐七年二月初一(1409年2月15日),郑和、王景弘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记述了所施之物。此碑现存科伦坡博物馆。郑和船队于永乐七年(1409年)夏回国。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多人。第三次下西洋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皇上命正使太监郑和、副使王景弘、候显率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驶海舶四十八艘,从太仓刘家港启航,敕使占城,宾童龙,真腊,暹罗,假里马丁,交阑山,爪哇,重迦罗,吉里闷地,古里,满剌加,彭亨,东西竺,龙牙迦邈,淡洋,苏门答剌,花面,龙涎屿,翠兰屿,阿鲁,锡兰,小葛兰,柯枝,榜葛剌,卜剌哇,竹步,木骨都束,苏禄等国。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满剌加当时是暹罗属国,正使郑和奉帝命招敕,赐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域为满剌加国,暹罗不敢扰。满剌加九洲山盛产沉香,黄熟香;太监郑和等差官兵入山采香,得直径八九尺,长八九丈的标本6株。永乐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捧诏敕金银供器等到锡兰山寺布施,并建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此碑现存于科伦坡博物馆。郑和访问锡兰山国时,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被郑和觉察,离开锡兰山前往他国。回程时再次访问锡兰山国,亚烈苦奈儿诱骗郑和到国中,发兵五万围攻郑和船队,又伐木阻断郑和归路。郑和趁贼兵倾巢而出,国中空虚,带领随从二千官兵,取小道出其不意突袭亚烈苦奈儿王城,破城而入,生擒亚烈苦奈儿并家属。永乐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国献亚烈苦奈儿与永乐帝,朝臣齐奏诛杀,永乐帝怜悯亚烈苦奈儿无知,释放亚烈苦奈儿和妻子,给予衣食,命礼部商议,选其国人中贤者为王。选贤者邪把乃耶,遣使赍引,诰封为锡兰山国王,并遣返亚烈苦奈儿。永乐九年(1411年)满剌加国王拜里米苏剌,率领妻子陪臣540多人来朝,朝廷赐海船回国守卫疆土。从此“海外诸番,益服天子威德”。八月礼部、兵部议奏,对锡兰战役有功将士754人,按奇功,奇功次等,头功,头功次等,各有升职,并赏赐钞银,彩币锦布等。21条航线[21]:航线起点昼夜终点1太仓刘家港
福建长乐太平港2福建五虎门10占城国3占城3真腊国4占城10暹罗国5占城10交栏山6占城20爪哇国7满剌加9苏门答剌8满剌加3阿鲁9苏门答剌1龙涎屿10苏门答剌12锡兰山国11苏门答剌20榜葛剌国12龙涎屿5翠兰屿13锡兰山国10古里国14锡兰山国7溜洋国15锡兰山国21卜剌瓦国16古里国10忽鲁谟斯17古里国20剌撒国18古里国22阿丹国19古里国20佐法儿国20小葛兰国20木骨都束国21忽鲁谟斯国4天方国第四次下西洋永乐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正使太监郑和,副使王景弘等奉命统军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舶四十,出使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剌,柯枝,古里,南渤里,彭亨,吉兰丹,加异勒,勿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等国。郑和使团中包括官员868人,兵26800人,指挥93人,都指挥2人,书手140人,百户430人,户部郎中1人,阴阳官1人,教谕1人,舍人2人,医官医士180人,正使太监7人,监丞5人,少监10人,内官内使53人其中包括翻译官马欢,陕西西安羊市大街清真寺掌教哈三,指挥唐敬,王衡,林子宣,胡俊,哈同等。郑和先到占城,奉帝命赐占城王冠带。1413年郑和船队到苏门答剌,当时伪王苏干剌窃国,郑和奉帝命统率官兵追剿,生擒苏干剌送京伏诛。1413年郑和舰队在三宝垄停留一个月整休,郑和费信常在当地华人回教堂祈祷。郑和命哈芝黄达京掌管占婆华人回教徒。首次绕过阿拉伯半岛,航行东非麻林迪(肯尼亚),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国。同年11月,榜葛剌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
榜葛剌进麒麟图
第五次下西洋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1417年6月)总兵太监郑和,在泉州回教先贤墓行香,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发,护送古里、爪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里、卜剌哇、苏门答剌、麻林、剌撒、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各国使者及旧港宣慰使归国。随行有僧人慧信,将领朱真、唐敬等。郑和奉命在柯枝诏赐国王印诰,封国中大山为镇国山,并立碑铭文。忽鲁谟斯进贡狮子,金钱豹,西马;阿丹国进贡麒麟,祖法尔进贡长角马,木骨都束进贡花福鹿、狮子;卜剌哇进贡千里骆驼、鸵鸡;爪哇、古里进贡麾里羔兽。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国。宋末泉州市舶司提举蒲寿庚之侄蒲日和,也与太监郑和,奉敕往西洋寻玉玺,有功,加封泉州卫镇抚。第六次下西洋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明成祖命令郑和送十六国使臣回国。为赶东北季风,郑和率船队很快出发,到达国家及地区有占城、暹罗、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木骨都束、竹步(今索马里朱巴河)、麻林、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南巫里、苏门答刺、阿鲁、满刺加、甘巴里、幔八萨(今肯尼亚的蒙巴萨)。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日(1422年9月3日)郑和船队回国,随船来访的有暹罗、苏门答刺和阿丹等国使节。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动。第七次下西洋宣德五年(1430年)宣德帝以外番多不来朝贡,命郑和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随行有太监王景弘、李兴、朱良、杨真,右少保洪保等人。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根据明代祝允明《前闻记下西洋》记载,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弄手、医士、铁锚搭材等匠、水手、民梢等共27550人。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1430年1月),郑和率领二万七千余官兵,驾驶宝船61艘,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经徐山、十日到江苏太仓,二十日出太仓附子门、二十一日到刘家港,驻留约一个月,在此期间,郑和在刘家港北漕口修建天妃宫,宣德六年(1431年)春天,天妃宫修建完毕,郑和立《通番事迹记》碑:“……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统官兵数万人,海船数百艘,自太仓开洋,由占城国,暹罗国,爪哇国,柯枝国,古里国,抵西域忽鲁谟斯等三十余国,涉苍溟十万余里……明宣德六年,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朱良、周满、洪保、杨真,左少监张达等立”。宣德六年(1431年)二月二十六日抵达福建长乐港。郑和船队在长乐停留约半年,在此期间,郑和曾率领兴平三卫指挥千百户和州府官员,到福建湄州屿,卖办木石,重修湄州天妃宫[38]。又在长乐县南山三峰塔寺之旁,修建长乐天妃宫,十一月建成,树立《天妃灵验之记》碑[39],并铸造铜钟一口,铭文:“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门,二十四日到占城。七年正月从占城起航,二月六日抵达爪哇。六月十六日起航,二十七日抵达旧港。七月一日启航,八日抵达满剌加。八月八日启航,十八日抵达苏门答剌。十月十日启航,十一月六日抵达锡兰山。十日启航,十八日抵达古里国。二十二日启航,十二月二十六日抵达忽鲁谟斯。八年二月十八日开船回洋,三月十一日到古里国。返航途中,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二十日大船回洋。四月六日到苏门答腊。十二日开船,二十日到满剌加。五月十日回昆仑洋,二十六日到占城。六月一日启航,经南澳山,望郎回山,碗碟屿,二十一日进太仓,七月六日到南京。第1次下西洋第2次下西洋第3次下西洋第4次下西洋第5次下西洋第6次下西洋第7次下西洋1405年6月(永乐三年)1407年10月13日(永乐五年)1409年10月(永乐七年)1412年12月18日(永乐十年)1416年12月28日(永乐十四年)1421年3月3日(永乐十九年)1430年6月29日(宣德五年)编辑本段菩萨保佑郑和七次下西洋,不仅和技术环境有关。据其本人所述,因为修摩利支天法,得到摩利支天菩萨帮助才能平安的出游。
1403年(明成祖永乐元年 癸未)“郑和“32岁正月朔,上御奉天殿受朝贺,大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明成祖实录》卷十六)五月,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明成祖实录》卷十九)八月,命京卫及浙江,湖广,江西,苏州等府卫造海运船二百艘。(《明成祖实录》卷二十一)八月二十三日,姚广孝题记郑和刊印《摩利支天经》云:“今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福善,施财命工,刊印流通,其所得胜报,非言可能尽矣。福善一日怀香过余、请题,故告以此。(永乐元年岁在癸未秋八月二十又三日,僧录司左善世沙门道衍”。(《摩利支天经跋尾》)1406年(明成祖永乐四年 丙戌)“郑和“35岁郑和等第一次出使西洋诸国途中,历经占城,爪哇,苏门答腊,满刺加,锡兰等国
③ 关于“二十四民”
明朝人生活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的社会,是以极具变化为其特 征的。若将其置诸“社会流动”与“都市化”等范畴下进行考察,其时代的特殊性就更 容易显现出来。换言之,晚明社会是一个转变过程,举凡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货币 化和多样化(诸如农村的商业化,定期集市和小镇的激增,作物的专门化,手工业的发 展,以及国内地区性贸易市场的形成)(注:关于中国16世纪经济繁荣、海外贸易发展的 具体状况,以及中、西学者对此问题的具体看法,可分别参见下列研究成果:傅衣凌: 《明清时代商人与商业资本》,第18、20—23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傅衣凌:《明 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第3—46、179—24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张维华:《明 代海外贸易简论》,载氏著《晚学斋论文集》,第327—451页,齐鲁书社1986年版;
Chris Bramall and Peter Nolan,“Introction:Embryonic Capitalism in East
Asia”,in Xu Dixin and Wu Chengming(eds.),Li Zhengde,Liang Miaoru,Li Siping( tr.),Chinese Capitalism,1522—1840(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2000),P.xxii ;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 ,1969),P33;Evelyn Sakakida Rawski,Agricultural Change and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P1—100;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26 8—284.),社会流动的增长,租佃制与经济竞争的展开,以及政治秩序的集权化与系统 化的互相联系,无不显示出它与前一时代本质上的不同(注:John R.Watt,The
District Magistr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P2—4.)。
一、官方的户籍控制
洪武十四年(1381),明朝廷正式颁行黄册之式于天下,令天下之人各以本等名色占籍( 注:明代户籍与赋役的基本册籍,称之为“黄册”。关于黄册一称的由来,明人张萱、 陈士元、孙能传各有记载及解释,细分之,可以分为以下两种:一是其册籍之面为黄色 ,故名;二是男女始生为“黄”,这些始生男女登籍之册,则称“黄册”。分见张萱: 《疑耀》卷2《黄册》;陈士元:《俚言》卷2《黄册》;孙能传:《郯溪漫笔》卷2《 黄册》。近人的研究成果也基本分属两说。但从最新的研究成果来看,黄册之名,尽管 也不排除由其上呈册封面为黄色而得名,但更多的还是因为黄字与户籍与人口之意相关 而来。相关的研究成果,可参见梁方仲:《明代黄册考》,《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 第27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第14—16页,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8年版。)。所谓以“本等名色占籍”,就是以业占籍,不同职业的人占有 不同的户籍,诸如民籍、军籍、盐籍(即灶籍)、匠籍、弓兵籍、铺兵籍、医籍之类。明 初的制度规定,每隔十年,就需要核实户籍中的老幼生死,重新更造户籍黄册。在民籍 中,无论父母存亡,凡是兄弟已经分家,或者赘婿、养子归宗而另行分灶而食,均允许 他们“异籍”,也就是另立户籍或另立门户(注:万历《重修泉州府志》卷6《户口》。 )。
在明代户籍制度中,只有军籍比较特殊,脱离军籍(又称戍籍)在明代则是一件相当困 难之事,原因就是军户是世袭的。按照明代的制度,除非皇帝的特许,否则不可除去兵 籍。而在明代诸多特许除去军籍的例子中,当以学校生员除籍为多。如洪武二十三年(1 390),潮州生员陈质因父死,“有司取其补伍”。此事最后到了明太祖那里,太祖出于 “国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难”的考虑,特许“削其兵籍”(注:徐学聚:《国朝典汇》 卷129《礼部》32《学政》。)。
宣德年间,经宣宗特许,有三人也曾除去军籍。宣德元年(1426),原任翰林院待诏鲁 孙坐罪谪卢龙,地方有司追其子鲁舆补伍。宣宗得知以后,削其戍籍,并任鲁舆为鸿胪 寺序班。宣德四年(1429),楚雄卫军士李志道死后无子,有司就追补其孙李宗侃为军, 但宗侃已在原籍浙江中式成为举人,于是宣宗就按照洪武年间石坚之例,开其军伍,使 其读书会试以自效。又右通政徐琦曾两次出使安南,累积有功,但其家为宁夏军伍,宣 宗下诏除去戍籍(注:黄瑜:《双槐岁钞》卷4《恩宥军伍》,第81页,中华书局1999年 版。)。此外,宣德时还定下《军政条例》,颁发天下,成为必须遵守的法规条例。其 中规定:“故军户下,止有一丁,充生员,起解兵部,奏请翰林院考试,如有成效,照 例开豁军伍。若无成效,仍发充军。”(注:叶盛:《申明祖宗成宪疏》,载陈子龙等 编:《明经世文编》卷59。)这一规定,显然已将“开豁”军籍的条件定为以下三条: 一是军户内确实只存单丁;二是必须具有生员的科名;三是必须经过翰林院的考试,以 确定其真有成效,将来可以为国出力,而且比一兵卒更有价值。只有具备了上面这三个 条件,才可以除去军籍。自宣德以后,如生员李宗侃、沈律、张珩等,都是因具备这三 个条件,才得以除去军籍,而且后来也确实全通过科目进入仕途,为国效用。仅有的例 外,是正统十三年(1448)生员翟麟援引前例,要求除去军籍,但不曾考试,仍“蒙发补 役”。
明初对人口的控制相当严密,可说是夜无群饮,村无宵行。当时颁布了《大诰》,要 求邻里之间,“互相知丁,互知务业”。如工匠、商人外出务工、经商,无论是远近、 水陆,都需要在路引上开具明白,而他们外出,也必须随身携带路引(注:朱元璋:《 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3,载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第795-7 96页,黄山书社1995年版。)。事实证明,明初这种严厉的控制政策得到了很好的实施 。如洪武五年(1372),当时有人因祖母急病而外出求医,走时匆忙,忘了带路引,被常 州吕城巡检司查获,拟送法司论罪(注:谈迁:《国榷》卷5,太祖洪武五年。)。此事 虽因明太祖的宽矜而免于论罪,但也从侧面反映了明初之人确实缺乏流动的自由。
明初所定十年一造版籍之制,尽管在中后期仍然在执行,但其实往往流于形式,最终 导致社会流动的加速,以及户口的不实。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大体可以概括成 下面两点:
首先,南北方之间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失调。经过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用传统史籍所 说的“群生乐土”来概括,大体也是可以的,但其间又确实存在着很多社会不稳定的因 素,最主要的就是南北方之间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差别太大。应该说江北的户口在明代并 未减少,但还是土旷人稀,地有遗利;而在江南,尽管人口的增加并未很明显,但还是 地狭人众,甚至不能容纳。这是自西晋以后近千年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在江南与江 北地区内,人口与土地的比例也是呈一种不均衡的状态。以江北来说,两河(河南、河 北),大体适中;山西,人口密度最大;陕西,人口密度最稀。以江南为例,福建、两 广、淮扬正好适中;湖广地区,人口最稀;江苏、浙江,人口最密;再往西南,巴、蜀 的人口密度太大,而滇、贵却是人口稀少(注:相关的分析,可参见于慎行:《谷山笔 麈》卷12《形势》,第129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这种南北方之间人口与土地比例 的巨大差别,既是人口流动的动因,又为其自然的流动提供了保证。
其次,正如明代的史料所揭示:“十一大造版籍,奉行者拘于额外新增之制,窘迫以 法,故民徒苟且支吾,规避刑戮,甚至未生先名,百岁在册,女口充作男丁,一人而名 称三四。凡遇庸调,验丁科差,惟检虚名,不按实迹,故有一人而承一户之役,以一年 而责数年之输者,无怪其富者竭产而贫,贫者负欠而逃矣。”(注:嘉靖《云阳县志》 卷上《口》。)其实,户口不实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逃民的增加,以及社会流动的日趋 频繁所致。
明初之时,官方曾经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明太祖定鼎以后,其很多政策多是仿 效汉高祖刘邦所为,其中有计划地迁徙民众,事实上就是效仿汉高祖徙民实关中之制。 明初官方所进行的大规模移民,可以概括如下:
早在元朝时,南京就已经是“民无土著”。明初太祖定鼎南京,“徙四方巨族实之” ,所以后来南京的居民,大多来自四方(注:焦hóng@①:《澹园集》卷15《沈氏世 传录序》,第147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吴元年(1367)十月,徙苏州富民实濠、梁 (注:龙文彬:《明会要》卷50《民政》1《移徙》,第944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明太祖建国以后,曾经迁苏、松、杭、嘉、湖民之无田者,往耕临濠,官给牛种,免赋 三年;徙江南富民1.4万户到中都,又命户部籍浙江等九省及应天18府富民14300户,以 次召见,称之为“富户”,全将他们迁到南京。
成祖即位以后,也屡有移民之举。成祖曾徙太原、平阳、泽、潞、辽、沁丁多田少及 无田之家,以实北平;迁直隶、浙江之民2万户到京师,充仓脚夫;又徙应天、浙江富 民3000户充当北京宛平、大兴二县的厢长,附籍京师,仍应本籍徭役(注:赵翼著、王 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32《明初徙民之令》,第746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 。)。
二、人口的分化与等级制度的解体
自明代中期以后,农村人口开始分化。嘉靖四十四年(1565),当时有一位给事中凭借 他在南北做官的具体观察,分析了其中的“病源”。他说:“大约豪宦连田阡陌,其势 力足为奸欺,而齐民困于征求,顾视田地为陷井,是以富者缩资而趋末,贫者货产而僦 庸。”(注:《明世宗实录》卷545,嘉靖四十四年四月丙戍条。)显然,传统“四民” 中的农,由于“不乐其生”的原因,开始寻求两条新的出路:富者趋末经商,贫者货产 僦庸。
(一)“游民”和“末作之民”大增
宋人王禹@②在上疏中曾说:“古有四民,今有六民。”其意是说,在传统的士、农、 工、商四民之外,宋代已经增添了兵、僧人二民。明初刚立国,明太祖鉴于元末的社会 状况,同样感到了从“四民”演变为“六民”的危害性(注:明太祖:《御制文集》卷3 《真人张宇初诰文》,载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第54页。)。所以 ,明太祖立国的根本,就是将他统治下的臣民能重新安于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尽 管他不得不承认释、道二民的存在,但他又通过对佛、道势力的严密控制,使其不能与 朝廷争夺四民中的“农”这一民。换言之,他所执行的政策,其目的是为了让传统的四 民各守本业,即使是医、卜,也强迫他们必须“土著”,不得远游。凡是“有不事生业 而游惰者,及舍匿他境游民者,皆迁之远方”(注:《明太祖实录》卷177,洪武十九年 四月壬寅条。)。
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恢复,朝廷的社会控制日渐松懈,社会流动日趋频繁,游民层的 数量势必大增。《明实录》有一段记载,基本反映了这一事实:“方今法玩俗偷,民间 一切习为闲逸。游惰之徒,半于郡邑。异术方技,僧衣道服,祝星步斗,习幻煽妖,关 雒之间,往往而是。……今之末作,可谓繁伙矣。磨金利玉,多于耒耜之夫;藻绩涂饰 ,多于负贩之役;绣文xún@③彩,多于机织之妇。”(注:《明神宗实录》卷4,隆庆六年八月癸酉条。)我们不无怀疑这段记载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确实道出了晚明时期的社会特征。但值得重视的是,所谓“游惰之民”的增加,一方面需要以“法玩”为前提,惟有传统的法禁形同虚设,尤其是“王纲解纽”的时代,才使得人们有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只有经济的发展,国家财力的增长,才足以养活这些所谓的“游惰之民”。追求“闲逸”的生活,也不仅仅是反映了当时的“俗偷”,即一般所谓的风俗浇漓,或者说仅仅是士大夫阶层的专利,而是民间大众共同的生活追求。为了满足人们闲逸的生活,耒耜之夫、机织之妇的辛勤劳作无疑是前提,但生活的多样性确实也离不开那些从事磨金利玉、藻绩涂饰、绣文xún@③彩之人的工作。
“四民”层的存在,是以“皆专其业”、“各安其生”为前提的。按照传统的观念, 四民各有定业,而后民志可定;而民志一定,则天下大治。然自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的 变化已经不允许四民各安其生,四民皆专其业。朝廷赋役的加重,农村土地兼并的加剧 ,导致传统社会统治基础的分崩离析,失去土地或者已经无法在农村安身的农民,不得 不到城市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处。于是,社会力量发生了新的分化,传统的四民之说已 经无法规范社会大发展下社会各阶层力量的新变化。
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明人姚旅才重新提出了“二十四民”之说(注:姚旅:《露书》卷 9,明天启刻本。)。所谓的二十四民,就是在士、农、工、商、兵、僧之外,新添了“ 十八民”,分别为道士、医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奕师、驵侩、驾长、舁夫、 篦头、修脚、修养、倡家、小唱、优人、杂剧、响马贼。这新增的十八民,全都是“不 稼不穑”之民。从“四民”或“六民”向“二十四民”的转化,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 了明代社会大流动的一种结局。
(二)等级、礼法制度的破坏
明代实行科举取士,由此也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科举社会”。科举社会的最大特点 ,就是社会流动的频繁,用明朝人的话语来概括,就是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善变”的社 会。这种科举社会的频繁流动,明朝人江盈科已经总结出一条变化规律,其向上的流动 规律为:贫穷之家→温饱之家→文墨之家→簪缨之家→富贵之家;其向下的流动规律为 :富贵之家→歌舞之家→鬻贷之家→贫穷之家(注:相关的形象比喻,可参见江盈科: 《雪涛小说·善变》,第34—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可见,在明代的科 举社会之下,其社会地位上升的要诀在于勤俭,然后读书仕进;而其社会地位的下降, 则在于骄奢淫逸,浪费不赀。
“士庶敢于犯上,@④成乱阶”(注:《明穆宗实录》卷54,隆庆五年二月乙未条。)。 这一说法堪称晚明社会的实录。其具体的表现,则是人人追求自己的体面,而其结果却 是国家法度的废弛。诸如:在朝廷,小臣藐视大臣,下吏不惮上官,新进不推前辈;在 边疆,军士轻视主帅;在家里,子妇蔑视父母;在学校,弟子不事师长,后进凌辱先进 ;在乡里,卑幼倾轧尊长,部民不畏有司。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显然,传统的礼法制 度荡然无存,并逐渐反映于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明代史料所言:“近来婚丧 、宴饮、服舍、器用,僭拟违礼,法制罔遵,上下无辨。”(注:《明神宗实录》卷51 ,万历四年六月辛卯条。)
“上下有章,等威有辨”,在明朝人看来是一种治世之象,而明末的实际却是“属吏 抗上官,佐领不逊长吏,青衿把持官府,猾棍凌辱簪缨,大帅之令格于偏裨,将领之法 挠于士卒”(注:《明熹宗实录》卷75,天启六年八月庚子条。)。这无疑就是一种衰世 之象,但同时也说明了等级制度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以嘉定县为例,从弘治、正德年间 的里中妇子“走匿”大豪,直至万历年间“大豪畏小民如畏蛇虎”(注:王衡:《缑山 先生集》卷6《嘉定新志序》,明万历刻本。),这种变化无疑就是贵贱淆乱的一种真实 反映。
晚明的世道,从各种记载所反映出来的少凌长、贱凌贵、属官凌上官这些事实中,显 然已明显反映出一种纪纲失衡。而师道陵替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传统中国讲究“天 地君亲师”,师道尊严,人所共遵。然在晚明,师道之尊,已不复存在。从师道的基本 特征来看,只有训蒙受业之师,其恩深,其义重,可与君、父并论。但晚明科举的实情 ,一方面导致一些读书士子最看重的是“举主”,其次对“主司”也是殷勤相待,至于 少时的受业恩师,一旦富贵之后,不但忘其恩,而且忘其人(注:谢肇zhè@⑤:《五 杂组》卷14《事部》2,第289、289—29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另一方面 ,一些处馆为师之人也为了xiū@⑥脯,已不再敢向学生“督过”,只是一味迎合(注 :陈玉辉:《陈先生适适斋鉴xū@⑦集》卷1《语录》,清康熙十一年刻本。)。师道尊严,荡然无存。
师道如此,友道也大体相同。在传统社会,朋友属五伦之一。按照传统的朋友之道来 看,既然是知己,就必须可以托付生死、急难。但明代科举盛行之后的朋友,无非是少 则同塾之友,长则同课之友,又长则有同调、同游之友,达则有同年、同僚之友,而这 些所谓的朋友,都是科举的产物,其特点则不过是卒然而遇、苟然相合,完全不是传统 意义上那种心相孚、行相契的朋友(注:谢肇zhè@⑤:《五杂组》卷14《事部》2,第289、289—29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换言之,由于科举以及商业的两大冲击,友道渐以衰薄,不要说那些“死友”已不再存在,即使是可以托肝鬲的“生友”,也是寥寥绝响。
三、社会流动的加速
(一)游寓与寄籍
在明代,尤其是中期以后,在社会各阶层中,多出现了人口流动的现象,而其最基本 的形式就是游寓或寄籍。
1、卫所军之流寓
在明初时,由于边地之乱,一些军士随大军征讨。乱定之后,就在附近留屯。随着子 孙的繁衍,人口渐增,慢慢也就成为当地的移民。如湖南蓝山县之宁溪所军士,就是洪 武二十三年(1390)从南京随大军征讨而来,而后留屯宁溪,设城守御。至明代中叶以后 ,族姓蕃昌,除了原有的屯田之外,开始置办民田(注:阮韶:《宁溪所城工记》、阮 敬涛:《宁溪所志序》,均见雷飞鹏等纂修:《蓝山县志》卷1、9《建置上》、《户籍 上》,民国二十二年刊本。)。
在卫所中,除了军官、军与舍人、馀丁之外,尚有一些流官。这些流官多为一些杂职 ,上进的仕途既无多少希望,于是就在卫所寄寓下来,而他们的子弟也就入了卫学,并 以卫籍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如申汝刚,万历年间补为威海卫学生员。申汝刚之父原任 本卫豫积仓大使,贫老无归,“因寄籍焉”(注:毕懋第等修:《威海卫志》卷10《外 志·流寓》,威海九华小学重印本。)。
2、士人之游寓
明代中期以后,游寓之风相当兴盛。究士人游寓他乡的原因或形式,大体可以分为以 下四类:其一,天下山川秀灵,可以触目寄怀,“遂趋逸驾”;其二,他乡有知己,一 些朋友契己相邀,“揽衣结睇,遂相联附”;其三,感乱丧时,希望通过流寓他乡,“ 图存裔孺”;其四,流寓他乡,是为了绝尘远俗,“寄兴幽贞”(注:徐献忠:《吴兴 掌故集》卷3《游寓类》。)。
士人游寓之风的盛行,势必带来科举考试中的“冒籍”问题。明代取士之制,从府、 县考试一直到乡试,都要求士子回原籍参加考试,禁止冒籍。明代中期以后州县“土著 人少而客居多”现象的出现,无疑给科举考试中的籍贯问题带来严峻的挑战。如山东临 清,十九都是徽商占籍,而“商籍”的出现,本身就是为了解决商人子弟的客居地的科 举考试资格。有了这么一种大形势作铺垫,当嘉靖年间,浙江会稽章礼参加顺天府试, 并获取解元之时,众人哄然相攻,指责其冒籍,但这次明世宗的回答似乎大出攻击者的 意外,他说:“普天下皆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注:谢肇zhè@⑤:《五杂组》卷14《事部》2,第288—289页。)这显然给那些客居或游寓他乡的读书人一个合法地参加当地科举考试的默认。
3、农民之流动
明人何良俊的记载说明,在正德以前,百姓十分之一在官服役,而十分之九则在家力 田。当时是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而自正德以后,由于赋税日增,徭役日重, 于是出现了农民纷纷徙业的现象。农民从土地中分离出来,其社会去向大体如下:“昔 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 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 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注:何良俊: 《四友斋丛说》卷13《史》9,第111—112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上述记载说明,从农村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力,其基本的流动趋向为乡官家人、官府皂 隶、经营工商、游手这四种。而这种社会大流动,势必给传统的里甲以及户籍制度造成 很大的冲击。
4、商人之游寓
由于地狭人广的原因,诸如安徽的徽州、福建的福州,“四民之业无远不届,即遐陬 穷发、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之”(注:谢肇zhè@⑤:《五杂组》卷4《地部》2,第78 页。)。如南京的典当铺,在正德以前全是本地人开设,但到了万历年间,这些典当铺 与其他绸缎铺、盐店,“皆为外省外郡富民所据矣”(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2《 民利》,第67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这说明外地商人大量进入到南京经商。原本 是地狭而导致无田可种,在当地无法谋生,但人们一旦向外流动,显然使他们的射利之 途越发广阔。
商人常年在外经商,在客居地娶妻生子,这种现象至迟在正统年间已普通出现(注:商 人侨居他乡,在明代相当普遍。如嘉定县之南的南翔镇,“多大贾侨居,库藏坚密,货 贝幅辏,不惟甲于诸镇,抑城郭之中不如也”。见归庄:《归庄集》卷3《甘茂叔六十 寿序》,第2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明人丘@⑧云:“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盖江右之地力,所以不足以给其人,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这一记载说明,江西有大量人口向外迁移,聚居于荆湖。这些流向荆湖一带的江西人,在当地时间一久,置下了自己的产业,就被列入了“税户”的名目。其中替人耕佃,称“承佃户”,而贩易佣作之人,则称“营生户” (注:丘@⑧:《江右民迁荆湖议》,载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72。)。正统三 年(1438),各处商贾给引到湖广襄阳府宜城县经商,“因见地广,遂留恋不归,甚至娶 妻生子”。当时这件事下到行在户部,他们的建议是应该督责这些人归乡,“其有愿占 籍于所寓以供租税者,听从之”(注:《明英宗实录》卷44,正统三年七月。)。商人占 籍于所寓之地,以供租税,说明他们所占是一种民籍。到成化初年,浙江龙游、江西安福等县的商人,在云南姚安军民府经商者不下三、五万人。这些人在各处城市、乡村、屯堡安歇,“娶妻生子,置买奴仆,游食无度,二、三十年不回原籍”;又在福建,江西商人也“窝住人家,娶妻生子”,“避住不肯还乡”(注:戴金编:《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2《云南按察司查究江西等处客人躲住地方生事例》、《不许纵容窝主老引客商例》。)。
商人在所寓之地占籍,在正统初年已经出现,但所占仅是民籍,而不是专门设立一种 商籍(注:据谈迁记载,明代户籍,除通常所说的军、民、匠、灶四籍之外,尚有儒籍 、商籍、官籍、先贤籍、卫籍。崇祯十年(1637)科进士,四川齿录有人写“儒籍”,原 因是祖、父三世为教职,四川也有旧例。正统八年(1443),明英宗下诏免除宋儒周敦颐 、程颢、程颐、司马光、朱熹子孙的差徭,显然就是“先贤籍”的出处。在明代,惟有 游食光棍无籍,被称为“无籍之徒”,即使地方官对他们有所登记,也是入于“弃民簿 ”。相关的资料及其研究,可参见谈迁:《枣林杂俎》智集《占籍》;《明英宗实录》 卷107,正统八年八月;吕坤:《实政录》卷5《乡甲事宜》,明万历二十六年赵文炳刻 本;顾诚:《谈明代的卫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商籍的出现, 不仅说明商人在原籍之外获得了客居地的合法身份,而且还获得了民籍之外合法的商人 户籍。这种商籍给商人所带来的好处,就是他们的子弟可以合法参加寄住地的科举考试 。商人的商籍,有记载说“自鄢懋卿始”(注:顾公燮:《丹午笔记·四始》,第142页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按:嘉靖三年(1524),明世宗曾下诏,允许多年客居北京 的军民可以附籍大兴、宛平二县,事实上就是承认了寄籍的合法性。可见,在嘉靖年间 出现商籍,此说大体可信,只是仍需有资料予以进一步证实。),说明嘉靖年间就已存 在。随后,在很多城市都出现了这种商籍。如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商亦籍也 ”(注:谢肇zhè@⑤:《五杂组》卷14《事部》2,第289页。)。
5、工匠、技艺之人之游寓
明中期以后,工匠大多在外工作,凭借自己的手艺挣钱,养家糊口。为了挣钱,有些 工匠甚至到了一些边地。如在宣府镇,工人习学手艺,诸色皆备。所谓“诸色皆备”, 是说各种手艺工匠都具备。但从这些工匠的原籍来看,如土、木工匠,则主要来自山西 ;而巾帽工匠,则来自江西。其他还有一些来自他乡的工匠。这些工匠离开原籍,暂时 游寓在边方,就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
工匠在客居之地时间一久,有些就入籍当地,在客居地参加科举考试。如周应中,浙 江会稽人,幼年孤贫,客居北京,凭针工生活。他在工作之暇,再从事举子业,以顺天 府籍补诸生,后来还中了进士(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0《周宁宇少卿》,第5 20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6、游方僧、道
在明初,对佛、道的控制相当严密。明朝廷所建立的僧籍与道籍制度,以及《周知册 》的颁发,其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登记、核对僧、道之籍,以防冒滥。洪武五年(1372) ,明太祖命僧录司、道录司造《周知册》,颁发到天下所有的寺、观。凡是有僧、道游 方到外,就需要核对《周知册》,以观其父母之籍、告度日月,如与册籍不同,就是假 装的僧、道。二十五年,太祖又令造僧人《周知册》,颁发到天下各座寺庙,如果遇到 “游方行脚”僧人,就以此册进行核验(注:相关的研究,可参见何孝荣:《明代南京 寺院研究》,第10—11页,中国
④ 王氏的由来姓王的名人故事
其起源有五: 1、出自姬姓,形成于西周时期,祖先是周文王,具体始祖是周灵王之子太子晋。周文王是黄帝直系,周 文王
朝第一位国王,太子晋为周文王22世孙,在位二十七年的周灵王是东周时期一个平庸的帝王,但太子晋却口碑极佳,温良忠厚,聪明博学,年纪较轻就开始以太子的身份辅佐朝政。师旷是春秋时代著名的音乐家,晋平公派他晋见太子晋时,曾与他探讨君子之德,太子晋联系舜、禹、周文王、周武王的作为,精辟地阐述了自己的理解,使得曾经劝说晋平公治国要以“仁义为本”的师旷心悦诚服。后来太子晋与周灵王在治洪策略上发生分歧。忠言逆耳,也许是太子晋的批评过于尖刻了吧,周灵王一怒之下将太子晋废黜为庶人。太子晋被废黜后,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不到三年,就抑郁而终。太子晋去世后葬河南省偃师市缑氏山。娶杨氏国郡夫人。 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称王家,因以为氏。 姬姓这支王氏有周武王的弟弟毕公高的后代、周平王太孙赤的后代等等。 周初时封毕公高于毕,为公爵,故史称为毕公高。春秋时,其裔孙毕万自毕国出奔晋,为司徒,并被分封于魏,传至魏文侯斯,与赵、韩三国瓜分晋国。公元前225年为秦所灭,其子孙四散,因是王者之后,也都被称为王家。其后代子孙因故散居京兆、河间一带。另有春秋时魏献子之后。如信陵君魏无忌,避难于泰山,至西汉入朝,被封为兰陵君。其后自谓出自王公显贵之家,易姓王氏。 周平王太孙赤之后,平王在位五十多年,他的太子浊父先他而死,浊父子名赤,是周桓王的胞兄。平王去逝后,赤继承王位,但因势力不如胞弟强大,不久便被推翻,他不得已出奔晋国。其子孙也因是王者之族,以王为姓,是为山西王氏。另战国末年西周桓公揭之后人,为纪念被秦灭后的原居住地王城,分别以王为姓。 另有爵位与官职两字氏的简化而来,有王子姓(周大夫王子狐)、王孙姓(周大夫王孙满)、王官姓(晋大夫王官无地)等等。其后多简化为“王氏”。 2、妫姓王氏,妫姓王氏为古帝王虞舜之后,居于北海、陈留一带,因出古君王后裔,世为王姓。另有出自田姓的王氏,公元前368年,田和取代姜姓为齐国君主,史称“田氏代齐”,八世被秦国所灭,其子孙被废为庶民,其中一支自认为齐国王族,遂以王为姓。 3、子姓王氏,是成汤的后人。殷末,王子比干,为纣王的叔父,因劝谏纣王被杀,葬于汲郡,其子孙因源出王族之故,改姓王氏。 4、 赐姓、改姓王氏,燕太子丹之后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称帝。燕太子丹玄孙名嘉,上献符命,为王莽所宠,赐姓王氏,与帝王同姓。又新朝始建国二年(10年)下诏说:“明德侯刘龚、率礼侯刘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献天符,或贡昌言,或捕告反虏,厥功茂焉。诸刘与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罢,赐姓曰王”。类似情况还很多。改姓王氏有明朝汀州府的王得仁本姓谢,因避仇家改姓王,清人王树荣本姓谢也改姓王。明朝都御史王一鹗本来姓杨,大理评事王大崇本来姓孙,都改姓王。 5、为匈奴、鲜卑、高丽、契丹、回纥、女真、蒙古、满族等改汉姓而来,有不少改为王姓,匈奴是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从战国到秦汉,战与和,从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东汉到魏晋南北朝大批匈奴人进一步南进中原,并先后建立过几个政权。匈奴人进入中原,在与汉族的交往中也有不少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王姓。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在孝文帝时把国都从代北平城迁到这里,很多代北鲜卑人也跟随到了这里,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下令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把籍贯改为河南洛阳,死后也要埋在洛阳北面的邙山,把姓氏改为汉姓。可频氏改威王氏。比如唐代的霍国公王毛仲(高丽人)、唐朝成德节度使王武俊(契丹人)、王廷凑(回纥人),金宗室完颜氏汉姓为王或陈,还有蒙古人、满族人宋朝以后,先后建立元朝和清朝。在长期与汉人接触过程中,不少蒙族人、满族人也改姓王氏。
编辑本段郡望堂号
郡望
太原郡:战国秦庄王置郡,治所在晋阳(今山西省太原西南)。此一支王氏,始祖为周灵王太子。 琅琊郡:秦始皇置。治所在琅琊,郡治相当于今山东省胶南谙城、临沂、胶南一带。 北海郡:汉景帝置。治所营陵,郡治相当于今山东省东部潍坊地区。此支王氏,出自虞舜妫姓王氏。 东海郡:秦置郯郡,后改称东海郡。治所以郯(今山东省郯城北),后置郯县,属徐州刺史部,为县、郡、刺史部治所。 高平郡:西晋泰始元年将原山阳郡改为高平郡。治所昌邑(今山东省巨野县南)。 京兆郡:三国魏时置郡,治所在首都长安(今陕西省长安县)。此支王氏,出自姬姓毕公高之后。 天水郡:西汉置郡,治所在平襄(今甘肃省通渭西北)。此支王氏,出自殷商王子比干之后。 东平郡:汉代置东平国,南朝宋改为郡。治所在无盐,郡治相当于今山东省东平东、泰安一带。 新蔡郡:晋惠帝置,从汝阴郡分出置郡。治所在河南省新蔡,郡治新蔡县一带。 新野郡:古置新野县即今县,西晋末置新野郡,治新野(治所在河南省新野县)。北周时废。 山阳郡:汉代山阳郡在今天山东省独山湖周围。东晋山阳郡在今天江苏省清江、浦安一带。 中山郡:汉置郡,治所在卢奴(今河北省定州)。此支王氏,其开基始祖为北魏中山王王睿。 陈留郡:西汉置郡,治所在陈留(今河南省开封东南)。此支王氏,其开基始祖为妫姓齐王建之孙安。 章武郡:西汉置县,西晋至隋初置郡。治所在东平舒(今河北省大城县一带)。 东莱郡:汉代为东莱郡。晋为东莱国。南北朝为东莱、长广郡。隋为莱州。治所在今山东省掖县。 河东郡:秦置郡,治所在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此支王氏,出自殷商王子比干、周灵王太子晋 及周平王太孙赤之后。 金城郡:西汉始置。治所在允吾(今甘肃省永靖西北)。郡治相当于今天甘肃省永靖县及兰州市一带 海汉郡:居延海汉称居延泽,魏晋又称西海,唐以后称居延海。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境。 长沙郡:秦置郡,汉置长沙国,并在此筑城,隋唐置潭。治所在临湘(今湖南省长沙)。明清为长沙府治,直到民国,长沙历经国、郡、州、府、厅治。 堂邑郡:春秋时为堂邑,晋代置郡。治所在堂邑(今江苏省六合县北)。 河南郡:汉置郡,治所在雒阳(今洛阳市东北)。
堂号
太原堂、琅琊堂等二十一处是以郡望为堂号。 三槐堂:北宋王佑,大名莘县人,字景叔,自幼聪慧过人,年轻时曾任魏县、南乐二县县令。入宋以 王氏宗祠
后,晚年拜为兵部侍郎,于上任后月余去世,终年六十四岁,葬在陕西华州安丰里,追封晋国公。相传,周代宫廷外种槐树三棵,荆棘九株。百官朝见天子之时,三公面对槐树而立,九卿面对荆棘面立。后世便以三槐代指三公一类官职,九棘代指九卿百官。王佑亲手在庭中栽种了三棵槐树,希望借重三槐的喻意,显赫族人。后来次子王旦果然当了宰相,孙王素又做了宋仁宗时的工部尚书。王氏族人遂称这支王氏宗族为三槐王氏,并将宗族祠堂命名为三槐堂。王佑曾孙王巩文彩出众,与苏轼友善。苏轼为之作《三槐堂铭》,从此三槐堂扬名天下,成为王氏子孙后代通用的堂名。 另外还有双桂、留馀、承德、五果、宝善、积德、存厚、敦睦、馀庆、宗德、燕翼、太原、天全、源远、槐政、槐阴、绍兴、思明、怀德、五孝、绍槐、孝睦、敦本、锡类、槐明、梓谊、听槐堂等。
编辑本段得姓始祖
太子晋:周灵王太子,王氏始祖,后世又称王子晋、王子乔、王乔。幼有成德,聪明博达,温恭敦敏。 太子晋
谷、雒水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以为不顺天心,不若修政。晋平公使叔誉聘于周,见太子,与之言,五称而三穷,逡巡而退,归告平公曰:“太子晋行年十五,而誉弗能与言,君请事之。”平公遣师旷见太子晋。太子晋与语,师旷服德,深相结也。乃问旷曰:“吾闻太师能知人年之长短。”师旷对曰:“女色赤白,女声清汗,火色不寿。”晋曰:“然。吾后三年将上宾于帝,女慎无言,殃将及女。”其后三年而太子死。孔子闻之曰:“惜夫!杀吾君也。”世人以其豫自知去期,故传称王子乔仙。其嗣避周难于晋,家于平阳。 因氏王氏。 两千多年来,太子晋成了正义的象征。楚国屈原在《远游》诗中表达了他对太子晋的景慕“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唐代李白亦写道,“吾爱王子乔,得道伊洛滨。”
编辑本段王姓名人
历史名人
王诩(鬼谷子):春秋思想家、军事/政治教育家,战国军庠的创始人,纵横家的鼻祖,鬼谷子先生曾任楚 鬼谷子与弟子苏秦、张仪
国宰相,后归隐卫国授徒。他的四大弟子分别是苏秦、张仪、孙膑、庞涓。著作《鬼谷子》留于后世。 王翦:战国末期秦国著名战将,与其子王贲一并成为秦始皇兼灭六国的最大功臣。杰出的军事家。战国四大名将之一。 王陵(前?~前181),沛县人,秦末农民战争中,聚众敷千人据南阳(今河南南阳)。后归刘邦。从定天下。以功封安国侯,官至右丞相。因反对吕后封请吕为王,罢相,改任太傅。 王吉:字子阳,西汉时琅琊皋虞人,官至博士谏大夫,“博”经术之博,吉能兼通五经。既精且博。西汉二百年间,据《汉书》记载能兼通五经者只有二人,王吉与夏侯始昌。 王昭君(前~世纪中叶),西汉南郡秭归人,名嫱,字昭君,乳名皓月,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匈奴呼韩邪单于阏氏。 王莽(前45~后23),字巨君,帝王,极杰出的社会主义改革家,中国历史上新朝的建立者。 王充(27~96),字仲任,会稽上虞人,祖籍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系元城王氏之后。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无神论者。《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论衡》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解释万物的异同,纠正了当时人们疑惑的地方。 王符(85~162),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人,东汉政论家、文学家、进步思想家,无神论者。崇俭戒奢、讥评时政得失,因“不欲章显其名”,故将著作名之为《潜夫论》。 王允(137~192)字子师,太原祁人。汉献帝初年任司徒、尚书令,录尚书事、总朝政。当时皇帝只是一个傀儡,董卓大权在握。王允成功策划了对董卓的刺杀,但是没有逃过董卓余党的反扑,和他的家族一起被处死了。王允侄子王淩被曹操赏识,在魏国官至太尉。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由于其文才出众,被称为“七子之冠冕”。初仕刘表,后归曹操。文学成就最高。他以诗赋见长,《初征》《登楼赋》《槐赋》《七哀诗》等是其作品的精华,也是建安时代抒情小赋和诗的代表作。 王浚(206~286),字士治,小字阿童,弘农湖县(今河南灵宝西)人。西晋时期著名将领,曾指挥灭吴的战役。大获全胜。 王叔和(210~280),名熙,晋朝高平(今山西高平人)人。魏晋之际的著名医学家、医书编纂家。在中医学发展史上,他做出了两大重要贡献,一是整理《伤寒论》,一是著述《脉经》。 王祥(185年~269),字休征,琅琊临沂人,先后任县令、大司农、司空、太尉、太保等职。事后母孝,民间流传“二十四孝”有王祥卧冰求鲤故事。今故里孝友村有“王祥卧冰处”。 王导(276~339),字茂弘,汉族,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东晋初年的大臣,在东晋历仕晋元帝、晋明帝和晋成帝三代,是东晋政权的奠基者之一。爵至太保、司徒、录尚书事、进位太傅、又拜丞相。咸康五年薨,时年六十四,谥曰文献。 王羲之(321~379或303~361):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号澹斋,祖籍琅琊临沂,后迁会稽(今浙江绍 王羲之 快雪时晴帖
兴),曾任过会稽内史,领右将军,所以人称“王右军”、“王会稽”。其子王献之书法亦佳,世人合称为“二王”。此后历代王氏家族书法人才辈出。王羲之擅长书法,少从卫夫人(铄)学书法,后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钟繇,博采众长,精研体势,一变汉魏以来波挑用笔,独创圆转流利之风格,隶、草、正、行各体皆精,被奉为“书圣”。其作品有行书《兰亭集序》、《快雪时晴帖》、《平安帖》、草书《初目贴》、正书《黄庭经》、《乐毅论》、等。 王猛(325~375),十六国前秦丞相。字景略,北海剧(山东寿光)人。《晋书》载其“少贫贱”而“环姿俊伟,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后为苻坚谋士,比之诸葛孔明,累迁司徒、录尚书事。执政时,“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于是“兵强国富,垂及升平”。370年,灭前燕,留镇邺。旋入朝为丞相。死前,曾说苻坚不要攻晋,但未被采纳。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晋代书法家、诗人,祖籍琅琊临沂,王羲之第七子。以行书和草书闻名后世。王献之幼年随父羲之学书法,兼学张芝。书法众体皆精,尤以行草著名,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传世名作《洛神赋十三行》又称“玉版十三行”。 他的传世草书墨宝有《鸭头丸帖》、《中秋帖》等。 王珣(349~400),字元琳,小字法护,祖籍琅琊临沂,晋代书法家。官至尚书令、司徒,去世后谥曰献穆。王珣曾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均以才学文章受知于孝武帝。王珣真迹《伯远帖》,也是乾隆的三希之一。 董其昌评:“王珣潇洒古澹,东晋风流,宛然在眼。” 王僧虔(426~485年),祖籍琅琊临沂。南朝齐书法家。字简穆,为王导五世孙,曾祖父王洽,东晋吴郡内史,善书。祖父王珣,东晋司徒,善书。父亲王昙首,右光禄大夫。王僧绰之弟。官至尚书令。喜文史,善音律,工真、行书。书承祖法, 丰厚淳朴而有骨力。墨迹有《王琰帖》。著有《论书》等。 王俭(452~489),南朝齐文学家、目录学家。字仲宝。祖籍琅邪临沂。东晋名相王导五世孙。其父僧绰、叔僧虔,俱有文学才能。王俭1岁时,父被害,为叔父所养。自幼勤学,手不释卷。王俭是齐初文坛的核心人物,曾主持学士馆,以其家为馆舍。他大力倡导、殷勤奖掖,"虽单门后进,必加善诱"(《王文宪集序》)。任昉、王融、萧衍、钟嵘、萧子恪等人,都曾得到他的赏识。南朝文章,以用事为贵,数典为工,王俭是这些风气的推动者之一。清人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写到“一世表仪,诸儒之领袖矣”而被誉为一代儒宗。 王通(584~617),隋哲学家。字仲淹,门人谥曰“文中子”,绛州龙门(山西河津)人。曾上文帝《太平策》,为朝臣疑忌不见用。居河、汾之间,召徒授课。后屡拒廷召。有弟子多人,时称“河汾门下”。他顺一统之势,主张儒、佛、道三教合一。其著作多佚。今存《中说》、《文中子》等。 王勃(649~676),唐代著名诗人。字子安。绛州龙门人。诗文与于龙齐名,并称“王于”,亦称 “初唐二杰”。王勃也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齐名,齐称“初唐四杰”,其中王勃是“初唐四杰”之冠。作品有《滕王阁序》、《杜少府之任蜀州》等,名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王之涣(688~742),唐代诗人,是盛唐时期的诗人,字季凌,并州人。祖籍太原晋阳,性格豪放不羁,常击剑悲歌,其诗多被当时乐工制曲歌唱。名动一时,常与高适、王昌龄等相唱和,以善于描写边塞风光著称。代表作有《登鹳雀楼》、《凉州词》等。如“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更是千古绝唱。 王维(701~761),字摩诘,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诗人、画家,今存诗400余首。王维精通佛学,佛教有一部《维摩诘经》,是维摩诘向弟子们讲学的书,王维很钦佩维摩诘,所以自己名为维,字摩诘。王维诗书画都很有名。音乐也很精通。受禅宗影响很大。因此人称“诗佛”。代表诗作有《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山居秋冥》、《相思》等,他创造了水墨山水画派近体诗严守声律,意态豪放,更是被誉为“文人画始祖”。 王昌龄(698~756),字少伯,祖籍太原。盛唐著名边塞诗人,后人誉为“七绝圣手”。与李白、高适、王维、王之涣、岑参等交厚。官至秘书省校书郎,代表作有《出塞》、《芙蓉楼送辛渐》等。存诗一百七十余首。名句:“秦时明月汉时关”。 王冰(710~804),号启玄子,曾任唐代太仆令,医学家。王冰年轻时笃好养生之术,留心医学,潜心研究《素问》达12年之久。他著成《补注黄帝内经素问》24卷,81篇,为整理保存古医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王孝通:中国唐代算历博士,数学家,武德九年(626)时曾任通直郎太史丞,并参加修改历法工作。王孝通的主要贡献在数学方面,他的专著是《缉古算经》。唐显庆元年(656)国子监设“算学”,以“十部算书”为教科书,列《缉古算经》为十书之一,并规定此书学习年限长达三年。 王审知(862~925),字信通,又字详卿,军中号白马三郎,光州固始(今河南省固始县分水亭乡王堂村)人。五代闽国创建者,王潮弟,唐末与潮从王绪起兵,后部下兵变,众推潮为主,审知为副。入闽尽有闽地。潮卒,继为威武军节度使。后梁开平三年封闽王,在位十七年。在中原战乱之时,他以海陬蛮荒之区,取代中原而为衣冠上国,被尊为“开闽第一”。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区荆公路邓家巷人),北宋 王安石
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官至宰相,主张改革变法。诗作《元日》、《梅花》等最为著名。变法,王安石在接受宋神宗任命他为宰相之后,他就提出计划,锐意革新。他说,商业、工业和农业必须要由国家来控制,免得工农阶级受到富豪的压迫。具体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有:均输法、市易法、免行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将兵法、保甲法。制置“三司条例司”建立预算制度,由一个预算委员会从事考核会计,提出预算。由于这些预算与行政相配合,可以节省一笔相当数目的钱。其他还有发放养老金给伶仃的老人,发放救济金给失业和贫困的人。在教育方面,改革学校和考试制度;考试的题目从以前的诗赋改为策论实务;另立明法,试以律令刑统大义。减少使用拘泥和背诵的方法来训练学生。一时间,甚至连乡村学校的学生也丢掉他们修辞学的教科书,而改学历史、地理、政治和经济。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跨时代的伟大改革。 王旦(957~1017),北宋名相。字子明。大名莘县(今属山东)人。王祜子。太宗太平兴国五年进士。以著作郎预编《文苑英华》。真宗咸平时累官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景德三年拜丞相,监修《两朝国史》。善知人,多荐用厚重之士。王旦曾推荐寇准为相,寇准终于不负推荐,成为宋朝贤相。天禧元年病故,册封太师、尚书令、魏国公,谥“文正”。 仁宗即位后,为其立碑,并亲笔御书“全德元老之碑”。 王曾(978~1038),字孝先,青州益都(今山东益都)人,宋真宗咸平五年壬寅科状元。取解试、省试、殿试皆第一,成为科举史上“连中三元”的状元。官至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封沂国公。卒谥“文正”。当时,宋朝与辽和议,派遣特使聘问,国书上称辽为北朝,宋自称南朝。询问王曾可否?王曾通晓司礼,毫无迟疑地说:“称他们国号就足够了 ,受到皇上的赞许,维护了宋国的尊严。宋真宗曾经几次召王曾问事,王曾的提出的每一个建议,都颇有见地,受到朝臣们较高的评价和敬重。去世十余年后,仁宗亲篆其碑曰:“旌贤之碑”,又改其乡曰:“旌贤乡”,大臣赐碑篆,自王曾开始。王曾著有《王文正公笔录》。 王惟一(987~1067),名惟德,宋代杰出的针灸学家和医学教育家。宋仁宗时当过尚药御,对针灸学很有研究,集宋以前针灸学之大成,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奉旨铸造针灸铜人两座。为中国著名针灸学家之一。铜人和图经,在当时的医疗教学和医官考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为统一和发展我国针灸学作出了很大贡献。 王韶(1030~1081),北宋将领。字子纯,江州德安(今属江西)人。举进士。熙宁初,上平戎策三篇,颇有见解,命为秦凤经略司札宜文字。因按边,擢龙图阁待制,知熙州,屡破羌众。元丰中,知洪州卒。韶起孤生,用兵有机略,临出师,召诸将授以要指,不复更问,每战必捷。 王令(1032~1059),北宋诗人。元城(河北大名东)人。少孤贫。平生教书为业。王安石推重其人品文章,为之延誉。反对天命论与性善论。擅诗文。其诗气势雄壮、奇崛,富有现实性。如《暑旱苦热》、《饿者行》。著有《广陵先生文集》等。 王柏(1197~1274),南宋经学家。字会之,号长啸,改为鲁斋。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从朱熹门人游,又受学于何基,对《论语》、《大学》、《孟子》及《通鉴纲目》等标注点校,尤为精密。聚徒讲学,被聘为丽泽、上蔡两书院师。卒,谥文宪。生平著述甚多,所著书有《读易记》、《论语衍义》、《拟道学志》、《天文考》及《地理考》、《大尔雅》、《正始之音》、《文章指南》及《家乘》等。 王约(1252~1333),祖籍汴京,迁居真定。字彦博,号豫斋,赠文定公、梁国公,为元仁宗帝儒师,任太子詹事、河南省右丞、集贤大学士,官荣禄大夫。工文辞,精蒙语,世称元初“鸿笔”,官历七朝五十余年,为元代名臣,深为元廷敬畏。曾请发米续赈,前后救活京畿东道饥民五十多万人。仁宗时曾通告各大臣:“事未经王彦博议者,勿启”。 王实甫(1260~1336),字德信。河北省定兴县究室村人。元代著名戏曲作家。元曲四大家之一。著有杂剧 莺莺听琴
十四种,现存《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三种等等。如《西厢记》从问世一直到今天都深得各时代观众的好评。通常被评价为一部“反封建礼教”的作品。王实甫的《西厢记》描写了崔莺莺和张君瑞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及其与封建礼教、封建门阀婚姻制度的矛盾冲突,批判了封建礼教、封建门阀婚姻制度的虚伪性和不合理性,歌颂了青年男女的自由而真挚的爱情,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理想。 王祯(1271~1368),字伯善,元代东平(今山东东平)人。中国古代农学、农业机械学家。著作《王祯农书》。《王祯农书》在我国古代农学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兼论北方农业技术和南方农业技术。是我国古代五大农书之一。 王冕(1287~1359),元代著名画家、诗人、书法家,字元章,号煮石山农、放牛翁、梅花屋主等。浙江诸暨人。出身农家。最爱的是梅,其次竹,存世画迹有《三君子图》《墨梅图》。对明代画梅高手如刘世儒、陈宪章、王牧之、盛行之等影响甚大。 王蒙(1301~1385),元朝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香光居士,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外祖父赵孟頫是元代著名画家。王蒙的山水画受到赵孟頫的直接影响,后来进而师法王维、董源、巨然等人,综合出新风格。所作对明、清山水画影响甚大,仅次于黄公望,后人将其与黄公望、吴镇、倪瓒合称为“元四家”。 王保保(?~1375),蒙古名扩廓帖木儿,元末平章事察罕帖木儿的外甥、养子。元惠宗妥欢贴睦尔赐名扩廓帖木儿。元末兵起后,率领元军与起义军作战保卫皇室,镇压红巾军,因其屡建战功,官至太傅、左丞相,封河南王,总制天下兵马。朱元璋称他是“天下第一奇男子”。 王鏊(1450~1524),明代名臣、文学家。字济之,号守溪,晚号拙叟,学者称震泽先生,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王鏊自幼随父读书,聪颖异常,写得一手好文章。官至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王鏊一生为人正直,时称“天下穷阁老”。 王守仁(1472~1528),汉族。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 王阳明
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明弘治十二年考取进士,以文官授兵部主事。继任过南赣巡抚、南京兵部尚书、两广总督等职。平定宁王之乱、江西匪乱、叛乱等。曾谪贵州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史称:“龙场悟道”。思想成就:他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用以对抗程朱学派。思想主张: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唯求其是等。他还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影响很大。开派讲学,他的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形成了阳明学派,他的弟子与心学影响了很多人:徐阶,张居正,海瑞,陶行知等,名扬海外! 王守仁不只是哲学家、教育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广收门徒,遍及各地。他说:“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著有《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 近代的日本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曾为王阳明学说所折服,特意佩一方印章,上面篆刻七个大字“一生俯首拜阳明”。 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号浚川。明朝潞(今长治市)人,明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进士出身。王廷相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他富有正义感,不畏权势,敢于批评时政,曾两次受宦官的迫害。他的主要著作有《慎言》、《雅述》和《王氏家藏集》等。 王锡爵(1534~1614),明代内阁首辅,字元驭,号荆石,南直隶太仓(今属江苏)人,太仓历史上官位最高的一品大员。任文渊阁大学士、又任武英殿、建极殿大学士。王锡爵与独子王衡都是榜眼,人称“父子榜眼”。任职以大局为重,勤政廉洁,敢于建言,勇于直谏。 王象乾(1546~1630),字子廓,号霁宇,桓台新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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