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三支一扶考试的山西省情
山西几个县市,什么位于世界文化遗产,山西新的个全覆盖,山西煤炭资源
❷ 榆社县仰天苗木绿化有限公司怎么样
简介：榆社县仰天苗木绿化有限公司于2014年03月20日在榆社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张留文，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培育苗木；园林、荒山、小区、村庄绿化；销售：林业用品（国家限制经营的除外）等。
法定代表人：张留文
成立时间：2014-03-20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工商注册号：14072100000753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公司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社县箕城镇桑树沟村(鱼池）
❸ 办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如果是办证，当然容易，交钱就行了，交钱的地方无所谓了，你只会关注交易的价格，版即所谓的付出成本；权
如果是获得证书，就不同，你要考虑收获什么，投入什么，我们如何达到，怎么达到，这些很细致的问题，
有证的企业多了，顾客现在也越来越不相信你的所谓认证证书，只会关注你的口碑，经营业绩，综合形象，服务态度，不认真做管理，你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如此的掩耳盗铃的企业，只会被同行和顾客一笑而过，最终在电话本中被人删除。
认证机构，最重要的功能是可信，至于 是否可信，大家都有自己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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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孝义市市政工程公司成立于什么时候
孝义市市政工程公司于1983年5月17日在吕梁工商注册，，业务联系人王崇毅，主要经营城市道路建设，路灯维修安装，小型水泥预制构件制造，注册资本56万元，公司的办公地址设在新城青年路18号，在职员工102名，欢迎您来我公司参观和洽谈业务
❺ 我国中小城市结构上有什么特点
中国城市化发展之所以呈现出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同的发展模式，问题不在“城市化偏差”，而在于“非农化偏差”，尤其是“工业化偏差”。这就是说，中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结构之间呈现出的与其它大多数国家不同的特征，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与其它国家的差异。中国经济结构的特异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两个突出的方面，一是从产业的角度来看，非农产业发展对非农就业的拉力不足，从而对城市化发展的拉动弹性过低，我们可以称之为产业结构偏差；二是非农产业在农村地区的分散发展，限制了供给和需求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过程，从而造成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不足，我们可以称之为非农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偏差。
就非农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关系而言，我们可以分别从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表2利用序时统计年鉴资料对我国非农化与城市化发展轨迹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偏差所在。显然，方程(1)说明我国城市化与非农产值之间存在一定的依存关系，而方程(2)和(3)则又说明在两个不同发展阶段，我国的非农化和城市化之间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在1952～1979年，非农化对城市化发展的解释力较低；相比较而言1980～1999年，非农化对城市化的解释力则十分显著。数据的实证分析支持了这样的结论：我国的城市化发展缓慢，原因在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没有在经济产出结构变化的同时实现城乡结构的同步变化。
表2 中国城市化与非农化发展的回归与相关分析
内容 回归方程 拟合度(R[2]) 相关系数(r)
城市化与非农产值
1952～1999 U1=-17.8+0.56N1 …………(1) 0.797 0.895
1952～1979 U2=2.49+0.23N2 …………(2) 0.604 0.787
1980～1999 U3=-22.04+0.64N3 …………(3) 0.901 0.952
城市化与非农就业
1952～1999 U4=8.11+0.42N4 …………(4) 0.822 0.909
1952～1979 U5=14.28+0.12N5 …………(5) 0.147 0.423
1980～1999 U6=3.85+0.54N6 …………(6) 0.951 0.976
从就业结构变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来看，上述特点更加明显。方程(5)说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的非农就业的增长对城市化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贡献，而改革开放后的非农就业的增长与城市化的发展呈现极强的对应关系，非农化对城市化的弹性大大提高。
归根到底，城市化只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的一种外在性表现。它的水平高低，是由前者决定的。中国非农产值和就业的扩张没有产生相应的城市化拉动力，原因有三：一是非农经济的重型结构抑制了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二是广泛存在于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造成了非农化与城市化的脱节与背离；三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畸形限制了城市本身的辐射与吸纳能力。
在经济结构方面，90年代初，就有研究者分析我国工业的重型发展结构严重阻碍了城镇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吸收。据一项研究表明，从1952～1987年的35年间，我国的工业资本积累应该吸纳的劳动力就业量为1.7亿人，而实际吸纳的劳动力仅为8000万人，不到应当吸纳劳动力的50%。（注：课题组.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及国民经济的宏观协调.中国农村经济，1990;5）产生这种特殊的非农经济结构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以工业为主导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另一方面则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强调先生产、后生活，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要建设生产性城市而非消费性城市，由此导致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轻型工业和服务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有了显著增强，但这方面具有的潜力远未充分发挥出来。由于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结构问题较为突出，吸收劳动力就业能力最强的城市服务功能难以发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受到产业结构的制约。
导致中国城市化发展与非农就业增长之间出现严重偏差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非农就业广泛地分布于广大农村地区，没有有效地向城镇集中。我国的NU比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在90年代仍然呈上升态势，集中说明了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城市化发展缓慢的原因及我们努力方向所在。90年代以来，各地为实现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集中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遍布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各级开发区的设立，就是为了筑巢引凤。在一些地方，开发区吸引了一批投资项目，但总体来看，对引导乡村非农产业向城镇集中仍然效果有限。
中国的乡村非农产业难以向城镇集中，其根源是多方面的。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对乡村非农企业生产经营的产品的需求大多来自于当地农村社区的农民，一定社区圈子里的相对较稳定的需求使得小规模、低水平的非农产业企业得以维持。从供给方面看，把企业分散地布置在乡村，有利因素也不少。一是企业可以大大降低其生产经营成本。如有些企业本来就是就地取材，就地销售产品，把企业办在家门口，符合经济原则。二是可以以临时工的方式极为方便地从大量的闲散乡村劳力中招收工作人员，可以说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种对企业员工非正式的录用和管理模式，极大地降低了企业人工成本。三是企业用不着为员工提供食堂、宿舍等设施，省却了管理者的许多麻烦。四是企业使用的土地及其它资源都是自己或本村的，就可以不用或很少交纳各种费用。五是可以较为方便地逃避有关部门的监管，省却五花八门的各种正当和非正当的费用。
当然，乡村非农业企业难以向城镇集中，还存在另外一个体制性障碍，那就是农村社区的基层行政管理者并不热心甚至反对所管辖的区域内的非农企业向城镇的集中。对他们来说，在辖区内兴办了多少非农企业，是其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基层干部们的小金库或招待基地，他们享有“控制权”利益，自然不希望非农企业向辖区外的地方集中。
狭隘的目标市场定位、与低收入和低下的购买力相适应的产品和营销方式、非正式的生产和管理模式和不计成本的外部收益，使得非农产业在农村分散经营的交易成本和经营成本大大降低，而在城镇生产经营可能具有的诸如人力资源、技术、信息、管理、交通、市场等优势大打折扣，对它们难以产生足够的吸引力。这就是中国NU比一直居高不下进而导致城市化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4 头重脚轻还是头轻脚重？城市结构与城市化发展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迟缓，还有另外一个不得不注意的重要原因，那就是我们的城市结构偏差。具体说来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城市化发展过分地强调中小城镇的作用，把中小城市的发展看成是吸纳乡村人口的主要渠道。偏向中小城镇发展而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化战略，客观上抑制了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提高。
长期以来，我们通常的统计方法，是把100万人以上的城市列为特大城市，50～100万人口的城市列为大城市，20～50万人口的城市列为中等城市，20万以下的列为小城市。90年代以后，把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又划分为100～200万人的特大城市和2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在这种划分方法之下，中国的城市结构有所谓“头重脚轻”之感，即大城市多，小城市过少。从1952～1980年，特大城市数量年均增长2%，大城市年均增长4%，中等城市年均增长4%，小城市则年均减少0.33个百分点。为了改变这种结构，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小城镇发展的战略措施，使得小城镇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大中城市。根据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计算，从80年代初至上世纪末，小城镇年均增长8%，中等城市年均增长6.5%，而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年均增长仅为3.5%。
这种不平衡的增长格局是刻意抑制大城市发展，重点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实施的结果。但中小城镇由于其城市经济规模有限、经济结构单一、城市功能欠缺，无法形成对劳动力的巨大吸纳能力。现代城市中对吸纳劳动力就业最有前途的服务部门，只有在一定的经济规模和相应的经济结构上才能形成和发展，在中小城镇中是很难形成这些部门发展的环境的，因此，我们的小城镇偏向的城市化战略压制了现代社会城市中最有活力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也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这就是说，表面上，从城市数量的角度，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头重脚轻”的问题；但数量庞大、结构单一、对农村劳动力吸纳能力低下的小城镇又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障碍。这种“头轻脚重”的现象，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速度。
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城市化的进程及人口区域分布格局变化的基本动力在于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城镇发展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愈来愈突出。以美国为例，70年代中，最大的20个城市里有7个人口流失。80年代以来，虽然从整体上扭转了人口流失的态势，但情况仍有差异。以纽约、波士顿、费城为代表的城市，在发展金融业、高科技产业方面进展较大，人口增长也由负转正，并且增长速度较快；而像明尼波斯、堪萨斯城等本来以服务业为主的都市则无论在70年代中或70年代以来，都保持较高人口增长率。反之，产业结构过于单一或集中于制造业的城市，如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等历史上的重要工业基地的城市，仍处于人口流失或低增长状况。一些城市人口在萎缩的同时另外一些城市人口却在快速增长，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在于这些城市是否适应了后工业社会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的大趋势。（注：钟水映.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77）从发展趋势上讲，过去以制造业为龙头的经济结构将转变为以服务业为龙头的经济结构，所谓的Fire行业(Finanee,Insurance and Real Estate)、高技术行业将成为吸纳就业人口的主要场所。在这场新的转变和竞赛中，谁转得快，谁就会继续增长，城市人口不但不会流失，反而还会增加；反之就会一步步没落下去，人口不可避免的流失。表3突出反映了美国不同经济结构的城市地区兴衰的格局。
表3 美国不同主导产业类型的市区人口变化率(1970～1990) %
都市主导 北部 南部 西部 全美
产业类型 1970 1980 1970 1980 1970 1980 1970 1980
～80 ～90 ～80 ～90 ～80 ～90 ～80 ～90
制造业 0.9 0.6 13.5 5.7 - - - - 2.9 1.5
商业、金融业 -0.2 4.4 26.1 22.9 20.4 23.3 10.9 14.5
政府、军事部门 8.2 6.9 16.1 16.4 28.1 20.0 20.0 17.5
医疗、教育部门 8.3 7.1 24.1 17.4 43.1 22.9 16.6 12.2
娱乐、休闲 17.8 15.6 60.9 48.5 66.5 51.7 57.6 46.6
石油、矿产 0.6 -9.4 19.4 2.9 40.2 -14.8 12.6 -2.4
其它 1.9 3.7 16.2 9.6 29.0 26.7 14.1 10.6
合计 0.8 3.0 22.0 17.4 22.7 23.9 10.0 11.6
资料来源：William H,Freg,Alden Speare,Jr,.The Revival of Met-ropolitan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An Assessment of Fi-ndings from the 1990 Censu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8,No.1 March
1992.
美国城市发展的经验，一方面再次印证了本文前述的经济结构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同时，它也给予了我们强烈的启示：结构单一，不具备产业支撑，尤其是缺乏现代经济内涵的小城镇，其发展空间必然受到很大制约。现代城市化发展的趋势是由核心城市及其辐射地区形成的大规模的城市圈带。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和质量要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象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环渤海地区城市圈带的形成与发展。
5 结论与政策含义
以上分析说明，推进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仅仅废除户籍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从调整经济结构、非农产业布局、优化城市结构等方面着手。
积极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推进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前者是后者发展程度的决定因素而不是相反。具体的说就是要改变非农经济的重型结构，大力发展轻型工业、城市服务业并合理引导新型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发挥它们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潜力。这样不但适应了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变的需要，同时也打破了原有产业结构对城市化发展的制约。
推进农村非农生产经营企业适当向城镇集中，是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关键之一。为达此目的，必须从两个方面做起，一是降低非农企业在分散经营时由于不规范性和无偿利用外部收益而具有的种种比较优势，破除阻碍它们向城镇集中的体制性障碍；二是创造适宜环境，扩大非农企业在城镇生产经营所具有的优势。由此强化促成非农企业向城镇集中的推力和拉力。
突破“大、中、小”旧有思路束缚，建立城市体系发展的新思维，是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人口普查与多个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多年来大城市在我国流动人口的吸纳及城市化的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为控制大城市的发展显然是违反市场原则及城市发展客观规律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发展格局来看，在商品经济发展最快、市场机制发生作用最显著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一些大城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为数众多的中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如果我们积极引导和规划，把这两个区域的大城市发展与中小城镇的发展有机联系起来，形成布局合理、结构协调的城市圈带，则在下一个世纪，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与内容将有巨大的提高和改善。要向这个方向发展，必须跳出既定的“大、中、小”思维框框，让市场机制决定城市发展资源的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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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钟水映.中国城镇化发展滞后的原因与对策.人口与经济，2001;6
❻ 重逢老战友散文
去年秋天，一个耋耄老人找我，说是我父亲的老战友，让我领他见父亲一面。
我的父亲常文化已86岁的高龄了，虽无大病，但已多年不能外出了。我领着老人转过几个窄狭的胡同进了父家。老人环顾屋里屋外喃喃自语：“还是老农民作风，三间旧屋、旧电视、土炕……”父亲见来了客人，起身迎接。我正要介绍，忽见父亲眼睛一亮，用少见的激动声调说：“是老张，你还来看我？”那老张抢到父前一步，两眼盯着父亲看了一会，拖着长长的伤感声音说：“老常，总算还能见你一面，乡亲们向你问好！”说完，两个老人抱在一起，也不知是哭还是笑，相互捶打着……
两个老人互相叨念起旧事，我听到了不少鲜为我知的父亲故事。
父亲是榆社县南河底村人，1937年秘密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邻近山区农村的第一批党员。1940年，日军入侵榆社，他在上级党的领导下，与邻近周村、大寨、马村（当时称大编村）合建一个党支部，他任支部书记，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张叔就是父亲在他村发展的第一批党员，也是他村抗日政权村长和民兵队长，解放后又多年担任村支书。抗战时他们在一起打击日本侵略者，保护乡亲们的安全。解放后父亲到他村下乡工作，又在一起搞生产建设，结下了深厚的战友同志友谊。
今天通过张叔的叙说，我才较全面的知道了父亲在抗战中的事迹和在反右斗争中的遭遇。解放初我懂事时，见当地家家张贴的政府印制的宣传年画上，画着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爬在山头上打日军，对面倒着死亡的敌人，画上文字介绍说父亲是“太行杀故英雄”。到我长大后，在一本县委党史研究室出版的《榆社党史人物忆事论丛》书中见到了简略的介绍：“榆北民兵顽强抗日”，南河底周边村民兵粉碎了汉奸维持日军的阴谋，组织战斗队打鬼子，两次伏击日军，一次打死8人，又一次打死2人。他们还组织邻村民兵配合八路军主动骚扰据点敌人，到太谷、祁县破坏敌人的交通和电话线，成为八路军的得力助手，受到太行军分区的表彰。
张叔的叙说使我对父亲的.往事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张叔说：“我们在抗战时生活可艰苦了，说不定哪天就牺牲了。你爹领着我们打鬼子，打仗在前撤退在后，有他在我们胆子就大，打的鬼子不敢来我们村扫荡。”我说：“我爹从来不和我们说他的事，知道的一些还都是听别人说的。”张叔转对父亲说：“老常，有些事要给孩子们说清，要让后人记住经验教训。”张叔又叙说起父亲“犯错误”的往事。
父亲在解放战争时已任本县二区分委委员，1946年调他到榆次四区敌占区任分委副书记兼救联会主席，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在榆次解放时党又派他接收榆次大众医院任院长，解放初先后在孝义县卫生科、榆社县卫生科任科长（后来转为局），他离休时是县工商局普通干部，这不升反降的原因就是他曾犯过“错误”。那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当地农村搞“深翻土地”和“密行密植”。就是将土地挖三尺深，将玉茭种的和麻一样稠。当时号召向党提意见，农民出生的父亲实话实说，他说：“我对党没意见，就是深翻土地翻起生土来不长庄稼，玉茭种太稠了不抽穗，反而减产”。尽管他说的符合实情，也有科学道理，但当时主持反右工作的县长认为他与党唱“对台戏”，是反党，还认识不上去，要定为右派。据知情干部后来说，主要原因是他不听县长的话，有一次县长要报销超额的、又违反规定的营养品药单据让他签字，他拒绝了，惹恼了县长。当时县里干部农村出来的多，认为他对党忠心，是思想跟不上形势，在工农干部的坚持直言下，对他从宽处理，虽不戴右派帽子，却降职下乡工作。此后，他有近20年时间在乡下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父亲到了他曾经领导打过鬼子的张叔的农村，他对村支书张叔说：“老张，我是犯错误来的”。张叔说：“你是什么人，我了解，群众了解，安心住吧”。同志战友和群众的理解，温暖了他的心，与农民积极搞生产，粮食产量连年上升。到了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加之极“左”路线盛行，刮起了“浮夸风”和“瞎指挥风”，让所有的地都种高产作物玉茭，让虚报粮食产量。不少好大喜功的干部盲目跟风走，把干旱薄地也都种上玉茭，加之连年大旱，岗地基本无收成，粮食产量大减。而虚报了产量多交了公粮，社员只能人均年分百余斤粗粮。因不让种豆类作物，“革了豆类命，得到浮肿病”，饿死人畜现象时有发生。他和张叔两个农村出生的干部，明知不对，可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明显冒着政治生命危险，怎么办？
张叔说：“你爹性格憨厚耿直，说话实在，办事更实在。他主张岗地还种上豆子，还能有些收成，种玉茭白费工。我更懂的这道理，只是风险太大。可是有你爹在，象抗战打鬼子一样，我胆子就大了，就是担心你爹，他还背着处分。可是你爹说：‘打日军死都不怕，现在还怕丢官？只要让群众吃饱肚子，只要对党的工作有利，有什么责任我承担！’于是照旧按实际农情种庄稼，还算有些收成。我们两人意见一致，不说假话，如实上报产量。社员分到了一定的口粮，豆荚皮喂了牛羊，人畜平安度过了灾年。后来有人上报了村里不听指挥种豆类的事，上级追查，我们两人争着承担责任，结果我的村官丢了，你爹去了更偏僻的山村下乡。你爹是好人哪，乡亲们至今还在叨念……”
父亲在经历这段政治风险时，我刚上初中也懂事了，和懂事的姐弟们问他此事，我至今记的他深沉而严肃地说：“这事你们不懂，要记住：不论以后你们干什么，都要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工作，不要活脱溜皮（方言，意为见风使舵，阿谀奉承）！”他当时做了最坏的打算，我们听起来象是遗嘱，心里沉甸甸的。他的问题在后来的纠偏甄别中平反了，但我们一直牢记他的话，我们兄妹7人，先后通过上学、参军自己的努力参加了工作，不论在哪个单位干什么工作，虽无大的“出息”，但都反映工作踏实人缘好，也不知是遗传基因作怪，还是教育影响起了作用。当我们也即将退休时，我们读懂了父亲和张叔，他们在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在和平年代不计个人名利，踏踏实实，实事求是的精神，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任何时候都要求真务实！
❼ 大，中，小型城市如何划分，有什么标准
（一）以行政级别划分城市未必好
小城镇、小城市的划分，乃至大中城市的划分，是一个模糊概念，相对性概念。仅仅以人口数量划分，未必准确。以省级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作为划分标准，把县以下作为城镇，更难以让人信服。深圳市的现代化程度我看超过了重庆，但重庆是中央直辖市，深圳市是副省级市。浙江省义乌市现在是县级市，在我看来它已经很象一个中等城市了。最近我还到了甘肃省平凉市，它是地级市，但与义乌市相比，现代化程度还较远。可它的文化内涵似乎更丰富一些。而我的老家山西省榆社县城，这些年来发展也不慢，搞了一些基础建设，但给我的感觉，它还更象一个集镇、小城镇。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什么都以行政级别来划分，这好不好？我觉得不好。现在我国已经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是现代市场经济，而许多东西还保留了行政级别的划分，如副省级企业，地厅级企业，县处级企业，科级企业，甚至和尚、尼姑还有处级、科级之别，……这种等级制概念，不仅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而且含有封建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采用一些现代化的概念，废除行政级别概念。是什么就说它是什么，不必都与行政级别挂钩。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是走向市场和发展了民私营经济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最明显的是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城市建设飞速前进。路线对头了，思想对路了，一切工作都走向正路、顺路、大路。
在这些成就中，我以为最伟大的成就有二：一是抛弃了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包括缩小了指令性计划，放开价格，初步建立了各种生产要素市场，使市场在配置各种生产要素和有限资源方面发挥作用。以前有些经济学家回避市场经济概念而称为市场取向的改革，现在市场经济已成为标准用语了。我的看法，改革就是彻底否定计划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才取得了这许许多多的成绩。但我不赞成说市场经济体制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只能说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理由是：大批国有企业的改革还不到位，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就不能说已经建立起来。加上政府职能转换严重滞后，许多宏观管理的职能还是依靠行政手段操作；再加上资本市场的发育也只是初步的，国有资产并没有上市交易，怎么能说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了呢？我们国家在宣传上喜欢吹，老说国企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效益如何如何的好，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多年的印象往往是不好时才说好。但市场经济的改革确实是成绩很大很大，并且这种改革已经不可逆转。我们国家在这二十多年取得许多成绩的原因，都可以归结为市场经济的改革。采取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我们才能参加世界经济的大分工，一体化进程。
二是重新出现并发展起来一大批非国有制经济，民营经济，特别是个体、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乡镇企业，民营科技企业，在所有制结构上彻底改变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使混合经济成了新的经济特色。改革开放前我国坚持了二十多年的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那时的公有制，不是统包统配的国有制，便是“二国营”式的集体所有制。按照传统观点，这种公有制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坚持的结果怎样呢？不但满足不了国家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按照斯大林的观点，这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而且最终把国民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这是“文革”结束时的一个评价）。所以，改革开放一开始，我们一面对原来的公有制的具体形式进行了改革的漫长探索，这种改革直到现在尚未到位，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另一方面又在公有制的身旁和缝隙中发展起来了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包括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主要是“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包括发展各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些都是民间投资来办的结果。所以有时我也把非国有、国营的经济统称为民营经济。这方面的改革是最有成效的。到现在为止，它们已经成了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活力源。中国经济近些年来的增长，主要是依靠了民、私营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主要依靠国有制和老集体经济的增长，后者实际上处于萎缩状态。正因为非国有经济出身不好，但实际表现良好，作用越来越大，所以才有了十五大报告的这两句话：“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以及“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句话是以往党的文件中从来没有讲过的，所以是一个突破。但这种突破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实际表现争取来的。有了这个实践，我才敢说，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应当是公有、私有并存。我们绝对不能再搞单一的公有制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应当把公有、私有都包括进来。9月4日《参考消息》译载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的一篇文章《混合经济是二十世纪最宝贵遗产》。他说，十九世纪发现了资本主义，二十世纪美国、西欧和某些亚洲国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主要依靠混合经济的多种模式。我看今后中国经济的增长，也要依靠“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了。多种所有制又联合、又竞争，共同发展，岂不就是混合经济吗？所以，我认为民私营经济的重新出现和发展，是改革开放的最伟大成就之一。
不仅如此。市场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其实是互为条件、互相依托的同一经济的两个方面。市场经济必须以产权主权多元化，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础、为依据，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又必须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前提、为条件。没有市场，就不会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也建立不起来。前面说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不可逆转，同样，中国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也不可以阻挡。历史将证明，中国绝对不能再搞什么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了。它们都要沿着同一的道路发展下去，由低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由单个发展到混合发展。
因此，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多种所有制，特别是非国有制经济，应成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三）小城镇、小城市建设，应以发展民私营经济为依托
近些年来，我们国家对于中小城市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杜润生同志指出，“我国是一个缺乏城市的国家，百分之三十的城市人口，与工业化程度不相适应，会引起诸多问题，绝不可轻视。”还有的学者说：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应以发展中小城市为主。我很同意这些看法。
中国要改变二元化的经济结构，必须把农村大量的富余人口转移出来，办非农产业，建设城市，才能走向现代化。所以，发展各种类型的城市，特别是建设大量的中小城市，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课题，是一个长期的根本方针。它涉及到上亿人、几亿人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涉及到人口户籍政策、就业政策等等的调整，涉及到大量资金的来源和筹措，更涉及到建设的规划和管理等等。从根本上说，它还涉及到农业的发展程度，特别是粮食生产有多大支撑力的问题。并不是想发展建设城市就能发展建设起来的。
我以为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小城市、小城镇的发展，必须以民私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为条件、为依托。这是二十多年来小城市、小城镇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
民私营经济，主要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民营科技企业等等。它们全是利用民间投资办的，是以民为主体的企业，老百姓的企业，非国有国营企业。在我国情况下，主要依靠国家投资来办企业，建设城市，是不现实的。今后大城市、特大城市也许还主要直接依靠国家投资来建设，但也要吸引民间投资。而中小城市、小城镇，只能主要依靠民间投资，用老百姓的钱，办企业，办文化教育事业，办第三产业，建设城市。
城市不仅仅是人口的集聚地，而主要应当是大批企业的集聚地。如果说，企业是一个个现实的生产力的点，那么，城市则是生产力的群。有了众多的企业，才可以实现专业化的分工，企业之间的配套生产，公共设施的协作共用。城市也好，城镇也罢，有了众多的非农产业，才能把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带动起来，才能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才能有整个居民素质的提高，才能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大城市、特大城市可以是大中型企业为主导，但也要办众多的中小型企业，否则，就业便成问题；而小城市、小城镇，必须和必然是中小型企业为主，民私营经济为主。
我国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这种实例。
比如温州市，大家知道，温州这二十多年来经济的蓬勃发展，主要是依靠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那里国有、集体企业比重很小。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起来以后，人民生活便大为改善，城市面貌也大为改观。八十年代末我到温州考察，感觉它还是一个破旧的老城，街道上大点的汽车都走不开。而十年后去看，完全变样了，高楼大厦起来了，街道、设施也象个大中城市了。飞机、火车也通了。飞机场、高速公路据说都是民间投资办的。这是一个老城市改造为新城市的实例。它依靠什么？完全依靠的是民私营经济的大发展。民私营经济成了城市发展的实际内容和有力支撑。
温州市的南面还有一个龙港市，完全是依靠农民投资办起来的。它是一个新城市，生产型城市，它的主体同样是民私营经济。在建设城市的过程中，政府只是做了组织工作、规划工作，制定政策，加以引导。
至于象台州市、义乌市，同样是依靠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义乌市是依靠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带动了一大批中小企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民进城；城市的扩大，把周围的专业村、专业镇包括进来，变成了城市的组成部分，而向现代化城市前进的。同样是一年一变样，几年大变样。这次我到义乌开会，感到它同几年前大不一样了。还说它是县级市，我看比北方一些中等城市都漂亮，都先进。而义乌市一些民营企业，也完成了二次创业，达到现代企业水平了。
所以，建设城市，发展城市，必须同发展民私营经济结合起来。小城镇建设，要以乡镇企业的集聚为前提。乡镇企业以及整个民私营企业，太分散了不行。集聚了，才能有规模效益，才能有其他企事业的发展。现在一些地方建立工业园区，民营企业开发区等，则是引导企业集聚的好办法。
（四）建设现代化城市要坚持高标准
两年前广东提出要加快率先实现或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这次来浙江，才知道浙江也提出了类似的目标或战略。义乌市则明确提出要建设成为“现代化商贸名城”。我听了很受鼓舞。直观的感觉，这些地方确实已经相当的现代化了。高楼大厦，电灯电话，宾馆饭店，电器电脑，车水马龙，商业服务，从表面看都很象那么回事了。我们住的“银都酒店”，据说是四星级，也很漂亮、舒适。但仔细观察，又感到粗糙一点，土一点，层次低一点。
去年，我从报纸上看到，我们社科院有位学者，在广东发表意见，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要有自己的特色，标准可以低一点，不必照搬国外的模式。我坚决不赞成这个意见。难道中国特色就是低标准吗？如果是低标准，人家承认你吗？
我早在二十年前就发表过这样的观点：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概念，并且是动态性概念。要达到公认的标准，人家才能承认。不要把中国特色同高标准对立起来。在建设四个现代化过程中，是要有中国特色，也必然会有特色。大有大的特色，小也有小的特色。每个地方，每个城市都应有自己的特色。例如，义乌市是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就是特色，商贸名城也是特色。很多城市，就是靠特色出名的。没有特色就没有优势，就没有自己与其它地方不同之点。所以，强调特色是对的，要时时事事注意保持、发扬和提高自己的特色。但建设现代化城市，绝不能降低现代化的标准。
为了建设现代化城市，我还想提出一个观点，就是现代化城市还要有自己丰富的文化内涵。要有旅游景点，历史遗产，文化、教育、科学设施，特别是要有高素质的人才和科学管理人才。使居民不仅要有生产、工作的场所，还要有生活、休闲、娱乐场所，而且处处能受到教育，学到知识，增长见识。我这些年每次到绍兴市，都觉得它文化内涵丰富，可看的东西太多，能学到东西。深圳市这些年来的建设，文化内涵也越来越丰富，污染较轻，空气清爽，才能吸引国内外的许多旅游者去旅游，甚至去居住，休闲，而不仅仅是看你的“现代化”。因此，我还主张把文化科学设施等等列入现代化内涵之中。现代化城市的标准要高，内容要丰富多彩。
（五）不妨引进“城市形象”的概念
自从邓小平同志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以及“要树立一个好的形象，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等论述之后，我国已经有学者建立了一个新学科—— 《地区形象学》，对地区形象的理论，地区形象的设计和建设，发表了创见性的主张。以此类推，我们还可以建立城市形象学、企业形象学等等，研究这些主体的形象和建设。有了地区形象、城市形象、企业形象这些概念之后，我们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就会有形象建设的内容的思考和战略了。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形象问题。形象不仅仅是外在的表象，也有内涵的深刻内容，内在的形象。问题是什么样的形象是好的形象，什么样的形象是不好的形象。形象是自然而然地形成呢，还是有意识、有目标地树立和创造。
我以为在没有“城市形象”概念之前，城市形象的形成是自发的，或基本上是自发的；有了“城市形象”概念之后，“城市形象”的建设，就可以由自发性进入自觉性，包括自觉地改变形象，提高形象，造就形象。
“城市形象”概念的内涵，不仅包括城市的规划布局，街道、基础设施的建设，房屋的建造和风格，包括交通、绿化、景点、公园，包括企业的分布与质量，特别是建立和发展一些什么类型的企业，而且还包括学校，科研单位，包括历史遗产的发掘，文化景观，城市管理，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文明礼貌，风俗习惯，等等。所以， “城市形象”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既包括外在的，也包括内在的，既包括经济、政治，也包括文化、教育、科技，既包括精神风貌，也包括道德水平。
我是1949年3月当北京（当时称北平）和平解放后进城的。五十多年来我始终觉得北京确实是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学校林立，人才荟萃，历史遗产、文化景点丰富多彩，是任何城市比不上的。但我对北京的城市建设，一方面感觉到现代化水平逐年提高，另一方面又感觉到把一个古老、和谐、优美、完整风格的古都支离破碎了，实在可惜。如果当时有了“城市形象”建设的概念，有了文化遗产的考虑，也许会接受梁思成先生的建议。现在，许多地方已经看不出它与其它城市有什么区别了。至于城市卫生状况、空气质量、文明礼貌也不如前了。同群众接触最多的售票员、商店服务员普遍看不起外地人，对待乡下人的语言、面孔（很少有笑脸）、风貌，着实印象不好（上海是看不起北方人）。治安状况也不敢恭维。我把这些都归入“城市形象”的概念之中。不能不引起重视。但有些事情已经晚了。
具体建议，我主张把“城市形象”概念引进城市建设之中，作为城市的目标、战略和发展内容来思考和论证，使之具体化并力求现实。特别是要突出特色，突出景观，突出形象的建设。不仅小城镇、小城市要这样做，大城市、特大城市更要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