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鞍山小九华寺住持

1. 安徽省有那些寺

安徽法王寺

法王寺又名大王庙，位于全椒县西南四十公里的古河镇上，建于清朝初期，清初从事船运的盐邦颜姓，麻邦朱姓两位首领为祈求船运平安，发动船民兴建了该庙。塑以龙宫大王老爷（又称金龙四大王）众多拱像。但镇上一些居上信奉佛教，在庙地建了大殿，供奉释加牟尼佛像，故称金龙寺大王庙。后演变法王寺。当时每年农历五月初五至初七举行庙会，龙舟竞渡，热闹非几。

历史上金龙寺大王庙有大堆宝殿，塔建东西寮房三十余间。寺内有十多位僧人常住，香火颇盛。后大王庙遭毁，一九九六年古河镇政府集资重修了法王寺。扩建后该寺占地六亩，大雄宝殿脊高十一米，跨度为十一点五米，檐高六米。五间大殿飞檐翘角，四周游龙式的围墙，古色古香。是一座典型的仿古建筑，殿内释加牟尼、海岛观音、十八罗汉等菩萨塑像。以法王寺为主体的法王寺商城正在兴建中。总体工程完工后，这里将是一个集佛教、商贸、旅游为一体的的风景区和旅游点。

澄心寺

在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境内。

澄心寺位于横山南麓十保山西侧，前身隐居院，因南朝齐梁间“山中宰相”陶宏景在此隐居而闻名。澄心寺建于当年陶宏景读书堂故址。这里有关陶宏景遗迹甚多，其中陶宏景炼丹遗址“丹灶寒烟”是姑孰八景之一。到了宋代，横山的修练道学者已不见继者，佛教却在这里悄然兴盛起来。门庭替换，名山易主，宋嘉佑八年，“读书荒址”已为浮屠之居。陶宏景的“丹灶”、“五井”、“白月池”均被佛僧赋予了神奇的澄定心神的功能，因此易名澄心院。明初洪武年间定名“澄心寺”。直至清代，仍为县境十七大寺之一。澄心寺毁于“文革”时期，近年由民间募资重建。

小九华山准提寺

小九华山 位于马鞍山采石镇西北二里处，是从马鞍山驱车至采石（古镇）风景区的必经之地。山高百丈，周围15里。相传，地藏王曾到这里住过，留下许多神奇传说。早在古代这里就建有地藏王殿，辉宏壮观，游人不绝，千百年来，每逢农历正月十五，七月三十，进香者络绎不绝，由于山峦秀美，香火极盛，酷似百里外的青阳九华山，所以人称"小九华"。

小九华准提寺 始建于唐代明清年间。明崇祯年间，建有准提庵，后改名准提寺，有园林云胜的美称。小九华寺屡经战乱，香火一直延绵不断，数次重修，民国23年采石富商增兄弟合资重修。直到建国初期仍保留地藏王藏、准提庵、大雄宝殿、古石阶等设施，实为江南佛教名山。解放前开始衰败，文革中被毁。1996-1998年，在市有关部门和民间佛教信徒的共同努力下，由惟启法师主持重建。现建成金刚殿、千里千眼观音殿、客堂、素餐馆、斋房、僧尼房、停车场、放生池、水泵、地藏琉璃盖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朱户画窗，十分雄伟庄严，幽雅别致。1991年被定为市佛教活动中心，市佛教协会也设在这里。

中九华寺

在今滁州市定远县内。

清《定远县志》载：“中九华寺，位于定远县城西北六十里的五峰山麓，霸王别姬处。”中九华寺，又名五峰禅院，系南北朝时宗本僧修建。因毁于兵燹，宋时重建。明朝诗人王哀登中九华寺时题诗一首：“偶经栖佛地，碧草冷云峰，梵宇清尘虑，龙宫起拜容，拈花初见月，隔水忽闻钟。独坐山房静，潜风度竹松。”

现中九华胜地有一高2.4米，宽0.8米的青石碑。据考察，中九华寺， 是阴陵古城周围诸多庙群中规模最大、风景最美的一座古刹。寺前有“灵润殿”，寺后有“霸王寨”，与霸王寨隔水相望的有“虞姬祠”，相传当年项羽垓下败逃，渡淮后驻于此。寺左侧有水月庵，山腰有明泉、楚泉、汉泉、珍珠泉。泉溪突突，清澈见底，大旱不涸。

2. 中国近代四大高僧

近代四大高僧
所谓近代四大高僧，是指弘一（李叔同）、虚云（释虚云）、太虚、印光四大法师。他们对佛教发展有卓越贡献的佛门比丘，他们通达佛陀经论，实证真如本心，慈悲善护一切众生，树立起天下僧善的楷模。
弘一法师，即李叔同，别号息霜，法名演音，别号晚晴老人。早年就学上海南洋公学，从蔡元培受业。擅长书画、篆刻、工诗词。1918年舍俗出家于杭州虎跑定慧寺，同年受戒于灵隐寺；虚云大师，十九岁出家，自号虚云、幻游。虚云禅师一生一衲、一杖、一笠、一钟行遍天下，由自度而度人。于1959年农历9月12日圆寂，世寿120岁，戒腊101。太虚，法名唯心。1904年，大师十六岁时，在苏州小九华寺礼士达上人为师；印光，别号常惭愧僧，21岁时，投终南山南五台莲华洞寺出家。

3. 小九华寺的建筑特色

大雄宝殿飞檐翘首，黛瓦粉墙，巍峨壮观。赵朴初书题的“大雄宝殿”，金光闪耀，高悬于正门上空，题词神完气足，实为大家手笔。殿正中供奉释迦牟尼像，旁边是迦叶、阿难尊者侍立像。侍立像左右分别是阿弥陀佛和药师佛，妙相庄严、工艺精巧。三尊佛像面容丰腴饱满、神态温柔敦厚、慈容善目、沉静端庄。檀香木佛体装金重彩，佛光垂照。大殿两侧则是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十八罗汉像，神情举止古拙、匠心独具、庄严凝重。释迦牟尼佛像的背后安座着海岛观音、文殊、普贤菩萨等佛像。大雄宝殿的东面是三圣殿，西方三圣佛像装金罩漆。大雄宝殿前东侧是观音殿，该殿双重叠檐，两层，上下各五间。下层三间为主殿堂，内塑木质圣观音菩萨坐姿像，结跏趺坐，手持甘露瓶，神态慈祥。与观音殿相对应的是地藏殿，该殿上下两层，双檐式建筑，下层中间主殿内塑地藏菩萨像，头带毗卢冠，身披袈裟，结跏趺坐，双手持宝珠，法像庄严。钟、鼓两楼位于天王殿后两侧。
小九华寺，据传是地藏王菩萨不断在这里显示圣迹，锡井涌泉，频频灵验。位于大雄宝殿后的“地藏泉井”为寺内一宝。井口为六边形，井深10余米。明万历年间，小九华寺大规模扩建，并兴建地藏阁。地藏王菩萨在空中显灵，用杖杵地，突涌泉水，其水甘甜，被后人称为“地藏泉井”。在井的东边，有一棵树高丈余，茎如碗口，枝叶茂盛的桂花树，这就是当年太虚大师到小九华寺出家时亲手栽下的。这棵树，自太虚大师栽植后，一直默默生长，数年后，花开芬芳。每逢八月，信众和游客来到小九华寺院，就会闻到满院的桂花香。为纪念太虚大师在此出家植树，现寺院已将此树围栏，以供观赏。

4. 太虚大师是谁呢

太虚，法名唯心，字太虚，号昧庵，俗姓吕，乳名淦森，学名沛林，生于清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公元1890年1月8日），圆寂于公元1947年，原籍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生于浙江海宁，近代著名高僧。1904年，太虚大师十六岁去苏州小九华寺礼士达上人为师，师为取法名唯心。是年九、十月间，士达上人携大师往镇海拜见师祖奘年和尚，和尚为取法号太虚。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位理论家和实践家。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振兴佛教、建设新佛教文化的事业。

5. 平望小九华寺有和尚可以诉说吗

你电影看多了吧，你大概以为是电影里基督教堂的忏悔室啊，要交钱入会的吧

6. 民国四大高僧谁

弘一 虚云 太虚 印光

【弘一（1880～1942）】
Hongyi

中国僧人。俗姓李，幼名文涛，又名广平，字叔同，别号息霜，法名演音，别号晚晴老人。原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早年就学上海南洋公学，从蔡元培受业。擅长书画、篆刻、工诗词。1905年留学日本，入东京美术学校从黑田清辉学西洋画，旁及音乐、戏曲，造诣甚深。1907年，他与曾孝谷等创“春柳社”于东京，主演“茶花女”，又主编《音乐小杂志》。1910年回国，初任上海《太平洋报画报》编辑，加入柳亚子发起的南社。继至杭州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图画和音乐教师。1918年舍俗出家于杭州虎跑定慧寺，同年受戒于灵隐寺。常往来于嘉兴、上海、温州等地，并闭关著述。1928年入闽，常居厦门南普陀及泉州承天、开元等寺。弘扬南山戒律，曾创设“南山律学院”，并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主张。卒于泉州温陵养老院。后人为了纪念他，在泉州清源山和杭州虎跑寺分别建塔和设纪念堂。主要著作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要略》及《佛学丛刊》、《护生画集》等。音乐作品有《中文名歌五十曲》、《李叔同所作歌曲》、《三宝歌》、《清凉歌》等。

虚云（1873—1959），俗姓肖，名古岩，又名演初，字德清，自号虚云、幻游，祖籍湖南湘乡，出生于福建泉州。曾主持真如寺的修复工作。
虚云出生仕宦之家，父亲肖玉堂官至泉州知府，望子成龙，要他学八股文，以求仕进。但虚云自幼性情恬淡，爱读儒籍佛典，其志不在功名。父亲利用种种办法都未能逼他就范。光绪十七年（1891年），突然潜逃出家，被父探知，勒令回家，越二年，他又逃至鼓山涌泉寺剃度，拜妙莲和尚为师。随即隐居岩洞，持头陀行，静心观坐三年。然后离寺云游，先后在浙、苏、皖一带名山大寺，学经参禅。曾在江宁会见著名佛学杨仁山居士。光绪二十六年，虚云从普陀山步行北上，到达北京时，恰遇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他随西太后、光绪皇帝逃亡队伍西行，出长城，赴陕西，途中结识了许多王公大臣。抵西安后，转赴终南山，结庐狮子岩下，改号虚云。光绪二十八年，虚云游四方、朝拜峨眉，经西藏入西康，转入云南鸡脚山。鸡脚山是历史上的佛教重地，这时，只剩下十余处破庙，且不容外来和尚挂单，虚云无处落脚。后来，通过大理提督张松林向当地知县推荐，方在鸡脚山找到一座破庙——钵盂庵住下来，进行宗教活动。此年，他将钵盂庵改为迎祥寺，接纳四方僧众，募捐兴修寺庙。光绪三十年，他出国云游，至逻罗（今泰国）、南洋（即东南亚）一带讲经说法，皈依（佛教称身心皈向佛、法、僧）达数万人。又前往日本参观佛教，途经吉隆坡，得滇中来信，说：“官府兴办新政，遍提寺产”，请他设法挽救。光绪三十二年，虚云便转道上海，请寄禅（敬安）和尚一同赴北京上诉。抵京后，得到当年结识的王公权贵支持，获得一道保护寺庙的“上喻”（即通告），云：此后“着各督饬抚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众财产，一律由地方官保护。”从此各地不再提寺产了。事后，虚云仍继续留京活动，为云南寺庙请龙藏（清廷内务府刊印的佛经）。经肃亲王善耆等发起奏请，于同年七月降旨将迎祥寺赐名“护国祝圣禅寺”、赐虚云为“佛慈洪法大师”，又赐“紫衣钵具”、“玉印”、“锡杖如意”、銮驾全幅“。至此，虚云身价百倍，声誉大振。
1911年（宣统三年），为团结佛教徒，保护寺院，斡旋沪佛教会与宁大同会的对峙，虚云出滇至沪。接着，与寄禅和尚赴南京晋见孙中山，议定修改佛教会会章，取消各地自立之名目诸事宜。同年四月，因政府更迭，在见过孙中山之后，又前往北京去见袁世凯。在上海改组中国佛教会，成立中华佛教总会。会后，虚云回到云南，晤蔡锷，组织滇黔、滇、藏的佛教支部，并亲襄其务。在新的“大护法”保护下，祝圣寺的香火依然十分兴旺。1912年，民国成立，出现逐僧毁寺风潮。滇军师长李根源亲自督军上山，准备逐僧毁寺，指名捉拿虚云。虚云只身往见李根源。李问：“佛教何用？”虚云答：“自古立国皆议国教并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心为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何心之不治？”他非常明白宗教对于统治者的功用，几经辩论，终于折服了李根源。
1920年，虚云应云南督军唐继尧的邀请，前往昆明，重修西山华亭寺，施工中掘出“云楼”古碑，遂将华亭寺更名云栖寺。他按古碑记载，庙产数字，由唐继尧出告示，用低价将数百亩田地及方圆数十里的山场勒赎归寺，引起民众怨愤。他在财产到手之后，又举办慈善事业来笼络民众。
1929年，虚云应闽籍国民党官僚林森、杨树庄的邀请，赴福州涌泉寺任住持（僧寺之主）。初为众僧说戒五十三天，继则改革寺中旧习，再则着手整理道风，兴肃禅堂与念佛堂、恢复复节打七，春末傅戒之禅规。在这个基础上，修建楼、堂、阁、寮、院、庵、洞等十多处，创办学戒堂，后改为佛学院，以福建省主席杨树庄为名誉院长，虚云自任院长，培训年青僧徒。杨树庄之母拜虚云为师，杨及闽籍不少官僚便成为虚云的大护法。涌泉寺藏有明清以来大量经板，虚云聘请观本和尚进行整理，编成《鼓山藏经目录》，刊刻面世。1933年，福建爆发战争，省内寺庙大多停止留单，僧人无食宿所，惟鼓山仍留海单，云游僧人多至逾千。虚云为此多方操劳，竭力维持一粥一饭。
1934年，应李汉魂将军之请，赴广东曲江主持重修南华寺。南华寺是禅宗六祖慧能的道场。此时已破败不堪。虚云提出四个条件，其中第四条为：“所有出入资财、清理产业，交涉诉讼筹事，全由施主负责。”这条要求概括了他多年来“宏法”的经验，即依仗反动统治者的势力，扩张佛教势力。李汉魂应允后，当面募集数十万金，待各项筹备工作就绪后，即请当局派人履勘画界，将界内“寺产”，无契没收，有契贱赎。在收回无尽庵时，驱逐住户，致使二十余户贫民无家可归。1935年秋，虚云由彭山到曲江主持修建，用警察赶走了庙内的居民，亲自监督工匠兴修。历时十年，总计兴建殿堂243楹，新修塑大小佛像690尊，使该寺成为广东规模最大的佛教圣地，不久，即举行千佛大戒，受戒者数百人，吸引了广州和港澳的大批富豪前往观光。
1942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庆发起“护国息灾大悲法会”，请虚云主持。虚云到达重庆，主持法会四十九天。他在法会上赞颂国民党反动统治说：“四方共乐无为化，同颂尧天舜德明。”蒋介石亲自设斋宴招待，林森等作陪。1946年，虚云又应广东当局邀请，在广州净慈寺举行超荐抗日阵亡将士法会，再度轰动广州港澳。其中港澳参与法会的达十余万人。当时，广州六塔寺住持铁禅因汉奸罪入狱，虚云上书当局为其保释，受到当地部份僧众反对，未能成功。1947年蒋介石为南华寺“同戒录”题词：“丕正颓风”，表彰虚云的功绩。
1949年秋，广东解放，人民政府对虚云以礼相待，但虚对在虚门、华南寺进行的民主改革暗加抵制，南华寺住持本焕等，因反革命罪被公安机关逮捕，虚云曾为其叫屈。（注：1943年，虚云曾推荐在五台山当过汉奸的本焕和尚任南华寺住持）同年冬，虚云应邀赴北京参加佛教协会筹备会议，在广济寺与园英、赵朴初等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10月1日，他代表中国佛教徒接受锡兰佛教代表团赠送的“佛舍利”、“贝叶经”、“菩提树”三宝。同年，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2月，虚云赴上海参加“祝愿世界和平法会”。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虚云为四名名誉会长之一。由于人民政府的争取和团结，使虚云摆脱同华南反动残余势力的纠葛，并为其从事正常宗教活动创造条件。同年，虚云应真如寺住持性福邀请，于7月5日登上云居山。目睹这座唐元和初年道容禅师开创、历经一千多年的祖师最胜道场，仅存破大寥三间，殿堂楼阁大多倒塌，瓦砾满目，荒草遍地。明代铜铸毗卢遮那大佛像，兀坐于荒烟蔓草之中。虚云遂决心留住云山重修庙宇，并得到有关部门的赞同。虚云驻云居的的消息传出后，四方僧徒云集，年底达五十余人。虚云在率众修持的同时，多方筹划修复寺庙，1954年春，响应人民政府号召，坚持“农禅并重”，开荒造田，自给自食。1955年僧徒增至数百人，至1956年所产谷物与红薯等，基本上满足了寺中僧众口粮需要。寺庙经虚云募化和设计，历时三年左右，先后重建庙宇、殿、楼、堂等数十座，雕塑大小佛像132尊，将被日军烧毁的寺庙修茸一新。随之，虚云又组织僧众修复名胜古迹。1956年秋天，重浚明月湖、疏浚壁溪与改溪工程。施工中，掘得镌有苏轼题书“石林”的巨石，虚云将其置于佛印桥旁，冠名“淡心石”，辟为一胜景，亲自赋诗以为纪念。并在白果树下的慧泉加筑花岗石围圈，前方安置一石供桌。亲笔丹书“慧泉”二字刻于其外沿。同时，在寺外种植茶树、果树，在寺内开辟花园。1955年春，虚云身体日衰，但仍心系寺中诸事，这年七月，虚云接到岑吕居士代他编辑整理的《云居山志稿》，非常高兴，抱病写了《重建云居山真如寺事略》与《云居山志重修流通序》。此志交由香港莲净苑与佛经流通联合出版，流传于世。
1959年10月13日，虚云因患噎膈慢性消他不良症在真如寺圆寂。虚云一生，习禅苦行，以长于整顿佛教丛林，兴建名刹著称。虚云不仅在东南亚诸国蜚身佛坛，在北美大陆也有一定影响。1982年，美国纽约佛教禅宗中心为他修建纪念堂，将其传记用英文刻于石碑。虚云平生所作诗歌偈赞甚多，已选三百九十首，编为《虚云和尚法汇》，由香港佛学书局出版。其余记载其生平事迹的有《虚云和尚事迹》、《虚云和尚年谱》、《虚云和尚画法集》等。

太虚大师（1890-1947），浙江崇德（今并入桐乡）人。俗姓吕，本名淦森，出家的示名唯心，别号悲华。清光绪三十年（ 1904），披剃于苏州平望小九华寺，同年礼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受具。光绪三十四年，入南京祗洹精舍从杨文会学习佛学。1911年出任广州白云山双溪地住持，并组织僧侣教育会，自编讲我，进行讲授。1913年全国各省占寺夺产之风甚炽，僧界陷于纷乱。太虚与仁山等人在南京创立中国佛教协会（后并入“中华佛教总会”），主张改革佛教，首改镇江金山寺为佛教大学，自办学校以的抵制“庙产兴学”风潮。旋以“金山寺事件”而告失败。寄禅圆寂后，在上海静安寺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太虚提出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说。大声疾呼佛教改革以自救。后又连续撰文宣传佛教革新运动，要求建立新的僧伽制度以顺应时代发展。1917年后，太虚先后创办了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招收青年学僧，培养佛学人才，并考察日本佛教，历游英、法、德、比、美等国，弘扬佛教。还分赴鄂、川、闽、晋、苏、浙、赣、粤、黔等地宣扬佛法；并从事撰述。抗日战争期间，太虚发起组织青年护国团僧侣救护队等，又率领中国佛教访问团，出访缅甸、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诸国，借以联络同教感情，共同反对日寇侵略，宣示中华民族为独立生存与公平正义而奋斗。抗战胜利后，担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常委，于镇江焦山筹设会务人员训练班，以全国佛教进行整顿。1947年，太虚圆寂于上海玉佛寺直指轩。其著述甚多，后由弟子们汇辑成《太虚大师全书》行世。

《全书》是中国佛教近代以来承先启后的一部巨著，共700余万言，分为四藏二十编。全面反映了太虚多层次的佛学思想，举凡佛法的体系与纲要、僧伽制度的改革与培育、唯识思想的融贯与弘扬、人生佛教的揭示与提倡，以至时代思潮的批评与会通等等。无不包含在内。

太虚大师一生，主要以僧伽制度改革与唯识学阐扬而卓然名家。《全书》中涉及僧制改革的主要文章有：《整理僧伽制度论》、《僧制今论》、《建僧大纲》、《菩萨学处》等，集中体现了他革新僧伽制度观点的整个演变过程。1915年至1947后，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太虚为革新重整中国佛教制度所作的设想与努力，在上述文章里得到了全面的反映。

经过“金山寺事件”使变革佛教的运动一开始便受重挫之后，太虚意识到，改革佛教必须有一套新的寺院僧伽制度，与之相配合，否则只能流于空谈。因为寺院的设立，是绍隆三宝、供养佛祖及僧众用功办道的清净庄严道场，也是为启发社会人士信仰的弘法场所，对于佛教的长工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佛教的改革，绝不能离开寺院，另起炉灶。1195年，太虚痛感于当时政府公布《管理寺庙条例一条》，给地方官吏以限制僧人及侵害教产的权力，审时度势，根据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调查所得中国僧伽有80万之众的现实，以及当时社会国情，又依托教理教史的准蝇，在普陀山闭关阅藏期间，撰写了《整理僧伽制度论》一文，决心开展佛教改进运动，廓清寺院面貌，振兴日益萎靡的中国佛教。综观太虚大师一生行履，其革新僧制的最高计划，是1947年在延庆寺讲演的《菩萨学处》，这也是他的最后说法，按其设想，建立菩萨学处，必须从结缘三皈开始。这是指那些虽皈依佛、法、僧三宝，但对三宝还没有正信和正见的徒众。接下来是正信大皈，此指因对佛教有了正当的了解和信仰而皈依的知识分了，再是五戒信众，受五戒后，有两条路线可走：一条是由此直接发菩提心。受菩萨戒，成为在家菩萨；另一条是受五戒后，续习八戒，转入出家阶段，作沙弥、比丘，受12年的教育，而成为出家菩萨。最后是出家菩萨的设计，要求也进一步提高。

从正信三扳到五年出家菩萨的初级阶段，其中设有干部人才的培训，以造就菩萨学处的干部人才。而在家菩萨下至结缘三皈的徒众，也都可以成为菩萨学处摄化的大众。菩萨学处的出家菩萨，要经过12年才出家，但终身作为在家菩萨也适宜，因为在实行上，都是六度四摄，好实行瑜伽戒法。这是以信众和僧众共同组织菩萨学处，制定僧伽制度，是为太虚的晚年定信论。

太虚的革新僧制历时多年，其设想屡经更易，从《整理僧伽制度论》的80万僧众数，到《僧制今论》的20万，再至《建僧大纲》的4万而2万，直到最后缩减为一座道场以创立“菩萨学处”。由此可见，一方面他改革僧制的重心在于对僧团人数力求减少，重质量不重数量，为伪存真；也在于偏重信众，以建立菩萨学处扩大社会青年信仰三宝，达到“人成即佛成”的人生佛教为终极目的。另一方面，因叠经波折，屡有变更，也足见建立新型僧制有多么的困难！

虽然，从《整理僧伽制度论》到《菩萨学处》是应机改建，有所不同，但弘扬佛法，首重建僧。其理想的建僧大业，始终未能实现，反而招来不少的毁誉。但太虚的志向未尝少必，因为他的变革的赣皆从佛教根本信念流出，而非其它，故而能逆流向上，精进不懈。太虚的革新僧制的实践证明，佛教的存在与发展，必须应时代的需要，同时又应考虑到当时佛教的实际状况进行操作，否则，无论是超前还是滞后，其具体的实践活动都将难以奏效，这是留给后人的有益的经验教训。

印光大师（1861-1941）：讳圣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近代著名的净土宗高僧，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俗姓赵，名绍伊，字子任。陕西合阳陈村人，幼时聪慧，随兄熟读儒书，颇以 孔孟之道为自任。受韩愈、欧阳修等大儒辟佛思想的影响而批判佛教。至十五岁后，数年之间因病所困，偶读佛经，始悟前非，乃洗心革面，回心向佛。清光绪七年（公元 1881年）师二十一岁，往投终南山五台莲华铜寺，礼道纯和尚剃度出家。次年受具足戒于陕西兴安双溪寺印海律师座下。

印光大师生来便有眼疾，几近失明，后于湖北莲华寺帮忙晾宋体晒经书时，得读残本《龙舒净土文》，而知念佛往生净土法门即 是当生成就、了脱生死之要道。因为眼疾，乃悟县为苦本。感悟到若要离苦得乐，势必专修念伟法门为是，即于闲时。专念佛号，纵是忙于事务，也心不离佛，后眼疾痊愈，由此深信念佛功德不 可思议。而自行化他，一以净土为归，便肇始于此。

印光大师修净土，久而弥笃。光绪十二年（1886）二十六岁时，慕名北京怀柔红螺山资福寺为净土专修道场。便往亲近善 知识，取继承东晋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创导的净宗遗风之意，自号专修念佛法门，使得净业大进。除此之外，师于红螺山历任上客堂香灯、蔡元等职期间，深入经藏，研读大乘经 教以为助行，与念伟之正行互补，得以圆成净业。

光绪十六年（1890）师转居北京龙泉寺、十七年（1891）住于国广寺。光绪十九年（1893）时，应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之 请。护送藏经南下，后便常住法雨寺. 师于寺中精勤修持，念佛不懈，深受大众敬重。众等便诚请大师讲法以利群机，师辞不过，乃为开讲《阿弥陀佛经便蒙钞》一座。嗣后，便谢绝众缘，于珠 宝殿侧掩关修行，连闭两期，为时六年。于关房中自书"念佛待死"以自策励。出关后，曾出外住茅篷，未几，源如法雨寺居之。光绪三十年（1904）师四十岁时，因谛闲法师为浙江温州头陀寺 迎请藏经，又为之助理一切，事毕师仍回法雨寺。师在此出家二十几年的光景里，始终韬晦，不喜结交，不好名闻利养，惟有用功不止，精进念佛，以期克果。其后近十年间亦复如是。全身心地念佛修行，终得念伟三昧。

民国纪年，（1912）师年五十有二，高鹤年居士取大师文稿数篇，刊入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读者虽不知为谁，而文章中所显义理己足以引发见闻者生信念佛。延至民国六年1918），徐蔚如、周盂由诸居士得读大师文稿，甚感希有难得。于是一再搜集印光大师的文稿，题为《印光法师文钞》而刊行之。 徐蔚如居士于文钞之跋中赞言：大法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 其后数年间，复为增广大师文稿，由中华书局印行，名为《增广印光法师文钞》。 大师的文钞，正如徐氏跋中所言： 无一语无来历，深人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 不单是在佛理上精辟入理，，就是一般世俗道理，亦即兼而融会，凡是能使闻者改恶修善，生信 念佛者，不据一格为众宣扬法要。义理深契众机，且文法典雅，是以凡闻大师名者，人人必争请奉读师之文钞。因此之故，大师 威名扬于环宇，渴望归依大师门下之善信人等，日益增多。有登门造访请求慈悲摄受者，有亲写书信乞赐法名者。一时间，做大师的归依弟子蔚然成风。前后二十余年来，皈依大师座下的信徒， 无法统计、进而言之，受大师之教，而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净业，得以往生西方净土者，亦难枚举。由此可见大师身传言教之功行实不可思议。

大师一生勤俭无私，信众之供养，悉皆代为广种福田，或用于流通经籍，或用以救济饥贫。而其自奉，食唯充饥，不求适口； 衣取御寒，厌弃华丽。有供养珍美衣食，推却不过者，，转手即送他人。大多数的普通物品，咸皆交至库房，与大家共享，决不自用。大师先后在上海、苏州创办弘社。 二十余年来；所印的佛书计有百十种之多，其数不下四、五百万册。佛像亦有百万余帧 之多，教之内外，普受法益者甚众。民国十一年，(1923)师六十二岁时，江苏义务教育会成立， 议请省府下令征用寺产作为学校，佛教界为之哗然。大师为保教护寺故，不遗余力地为之奔走呼吁，终得以扭转危机。同年，应定海知事陶在东之请，物色讲师，至监狱讲道，乃推智德法师应 聘。并令其宣讲《安士全书》等关于因果报应、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之佛理。充分体现大师之无缘慈悲，普化众生之本怀。后更自任江苏监狱感化会 名誉会长。这种名誉是大师为利益苦难众生乐意所得。基于此回，陶在东与会稽道尹黄涵之，将大师之道行事迹呈报政府，得以题赐悟彻圆明之匾额一方，资送普陀，香花供养，极盛一时，僧俗人等，深为欣羡。师则置若罔闻。人 虚空楼阁，自无盛德，惭愧不己，荣从何来？ 其后，数年间常往来江苏、浙江、上海一带，为众开示念佛法要，因果事见闻者如潮，法缘盛极一时。

民国十九年(1931)二月师住苏州，于报国寺掩关，课余则修订四大名山山志。掩关期间，灵岩山妙真和尚叩关请示，将灵岩山寺立为十方专修净业道场。师即为之定下有关规约章程。前后三、 四年来，大师倾心指导，以使灵岩净土道场成就模样。在大师之威德感召下，经以妙真和尚为首的灵岩诸师的努力结果，遂使灵岩道风日益振兴，而后更发展成为仅次于红螺山资福寺的净土宗 著名专修道场。民国十六年冬（1938），师七十七岁，因时势所逼，顺应妙真和尚之请，移锡灵岩山寺安居。由于大师年事己高，上山方满三年，却台世归西而去。

大师之示寂，于诸多迹象中证知其预知时至，民国二十九年（1941）春季之时，于言谈书信中己流露出去意。延至十月，自知时日无多，召集大众会谈，任妙真为住持，并促令其择日升座。 且开示说：净土法门，别无奇特，但要恳切至诚，无不蒙佛接引，带业往生。十一月初四早一时半，由床上起坐说;念佛见佛，决定生西。言讫，即大声念佛，二时十五分，索水洗手毕， 起立自言：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生西方。说完，即移坐椅上，面西端身正坐，近五时，在大众念佛声中，安祥西逝。师生于清咸丰十二年（1861，寂于民 国二十九年（1941），世寿八十，僧腊六十。次年二月十五日，往生后一百日举火茶毗，得五色舍利无数，奉灵骨塔于本山石鼓之东南，复于民国三十六年（ 948）九月十九日将师之舍利奉请入塔，后又兴建塔院以供奉之。大师一生，一以净土为归，自行化他，信愿念佛。言传身教，为净业学者之榜样，弘传净土，作 世间之慈航。后人尊之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盛名永彪净土宗之史册。

7. 小九华山准提寺的准提寺历史

小九华准提寺 始建于唐代明清年间。明崇祯年间，建有准提庵，后改名准提寺，有园林云胜的美称。小九华寺屡经战乱，香火一直延绵不断，数次重修，民国23年采石富商增兄弟合资重修。直到建国初期仍保留地藏王藏、准提庵、大雄宝殿、古石阶等设施，实为江南佛教名山。解放前开始衰败，文革中被毁。1996-1998年，在市有关部门和民间佛教信徒的共同努力下，由惟启法师主持重建。现建成金刚殿、千里千眼观音殿、客堂、素餐馆、斋房、僧尼房、停车场、放生池、水泵、地藏琉璃盖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朱户画窗，十分雄伟庄严，幽雅别致。1991年被定为市佛教活动中心，市佛教协会也设在这里。

8. 小九华寺的介绍

小九华寺，坐落在风景秀丽的莺脰湖畔，四周环水，只有一座伟岸挺拔的安德桥相连。过去在小九华寺对面还有一座美丽的暮虹桥做伴。红墙碧波、晨鼓暮钟、橹声梵音不绝于耳，不失为一块佛教宝地。 小九华寺面对莺湖，莺湖是杭嘉一带的名湖，它与嘉兴南湖、杭州西湖齐名。曾引来不少文人雅士吟诗作画，如白居易、李白、杨万里、陆龟蒙都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小红吹箫工唱歌”，就是在这一带留下的名句。《水浒传》、《醒世恒言》等名著都有此湖的记述。如今小九华寺已破土重建，大雄宝殿现已开放。

9. 太虚大师：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

消除误解佛法建设人间佛教——读太虚大师《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
作者：张家提
一、太虚大师生平
太虚大师，俗姓吕，名淦森，法名唯心，号太虚。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县)人。16岁入苏州小九华寺披剃为僧。出家后即往宁波天童寺依寄禅和尚受具足戒。不久往永丰寺就歧昌和尚学经。一年后回天童寺修禅学佛。与现代高僧圆瑛、会泉为同参，相与参究禅学。宣统元年(1909)，随寄禅和尚参加江苏省僧教育会，并在南京从杨文会居士学《楞严经》，后又就苏曼殊学英文。三年赴广州弘扬佛法，被推为白云山双溪寺住持。民国元年(1912)，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太虚从广州返南京创立中国佛教会，第二年并入以寄禅和尚为会长的中华佛教总会，太虚被选任《佛教月刊》总编辑。不久，寄禅和尚逝世，太虚在其追悼会上提出进行“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口号。撰文鼓吹“佛教复兴运动”和改革旧的僧团制度。由于他的“佛教革命”言行，受到一些守旧派的反对，乃辞去月刊总编职务，转入普陀山闭关潜修佛学。闭关两年间，深研佛学法相唯识诸宗经论，旁及中、西哲学诸论着，法学精进，深有所得。
民国十一年(1927)，大师受聘任湖南大沩山寺住持，随后于武昌创办武昌佛学院，招收缁素佛教青年入院修习佛学，培育一批德才兼备的僧伽人才。民国十二年夏，往庐山大林寺住持暑期佛学讲习班，并发起筹办世界佛教联合会。翌年夏，佛教世联会正式成立，大师被选为首任会长。十四年往山西朝礼五台山，应山西都督、省长阎锡山之请，在太原宣讲佛学。同年10月，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并考察日本佛教。
民国十六年(1927)，南普陀寺首届方丈会泉法师任期届满，极力推荐大师继任方丈和闽南佛学院院长，会泉推举转逢和尚为代表，往上海敦聘太虚来厦就任。是年5月，大师应聘来南普陀寺就职。由于他经常外出弘法，议定请转逢和尚都监，在他外出时代为掌理寺务和学院事务。
民国十七年(1928)，大师往南京讲学，并筹备创设中国佛学会。民国十八年(1929)，太虚游历欧美各国归来后，亲自主持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事务，并倡议组织思明(厦门)佛教会。在厦期间，积极推行佛教僧制改革，宣扬《建设现代中国僧制大纲》，倡导“对三宝之诚信产生僧格；以六度之修学养成僧格”。民国二十二年(1933)，太虚大师连任南普陀寺两届方丈(兼院长)任满，引退返沪，但仍与厦门佛教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二十四年再度卓锡厦门讲学，在佛学会和闽南佛学院，开示论题为《佛学会与实现佛化》、《佛化与现代中国》和《法师与学僧应如何爱护学院》等。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爆发，大师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吁全国佛教徒行动起来，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并首先发表《电告日本佛教徒书》，要求日本佛教徒以佛教“和平止杀”的精神，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同时又通电全国佛教徒，播讲《佛教与护国》的论述，动员组织“佛教青年护国团”，积极参加救护工作、宣传工作以至地下斗争工作。并响应“航空救国”和“伤兵之友”等抗日爱国活动，募资捐款支持前线。二十八年，发起组织佛教“国际访问团”，远赴缅甸、印度、锡兰以及星、马各地，宣传抗日救国，发动各地华憍、华人和广大佛教徒、佛教团体，积极支援祖国抗战。三十二年，与于斌、冯玉祥、白崇禧等著名将领和宗教界首要人物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呼吁全国各宗教团体和全体宗教徒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因其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元旦，国民政府授予他宗教领袖胜利勋章。民国三十六年(1947)3月17日，太虚大师于上海玉佛寺圆寂，荼毗后得舍利子300余颗。
太虚大师为现代中国佛教爱国、爱教的僧伽楷模。他不仅为爱国护教做出重大的贡献，而且对培育僧才，整顿僧制更不遗余力。太虚一生创办或主办的僧教育学院有：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世界佛学苑、重庆汉藏教理院、西安巴利三藏院、北京佛教研究院。创办佛教刊物有《海潮音》月刊和《觉群周报》等。组织佛教团体有世界佛教联谊会、中国佛教会、中国佛学会、中国宗教联谊会、世界素食同志会等等。抗战胜利后，受任为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等职。主要著作有《整理僧伽制度论》、《释新僧》、《新的唯识论》、《法理唯识学》和《真现实论》等等。后弟子印顺法师结集《太虚大师全书》行世。
二、从一般思想中来建设人间佛教
大师认为，要建设人间佛教，首先要从普通人的思想入手来建设。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来，几乎传遍了大江南北。但普通民众对于佛教的真正内涵并不明了。在很多戏剧、小说中对佛教多是歪曲的描述，因而民众所了解的佛教，多是与真实的佛教相去甚远。由于这个缘故，世人多误解佛教。
大师在《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一文中，首先罗列了世人对佛教误解的几种类型：第一，认为佛教神异的。很多人多将佛教看成是神奇怪异的东西。相应地出家人在他们眼中都有神异功能。比如，济公活佛，即被人认为有神异功能。他们一旦认为出家人有神异功能，就会找他们看相、算命、占卜等。而出家人弘扬佛法的本怀则被他们忘怀丁。
第二，认为佛教奸盗的。一些盲目反对佛教的人，由于一向对佛教憎恶，他们将和尚视为奸邪、盗骗之人。他们也不会去了解真实的佛教教义。
第三，认为佛教是闲隐的。有一些人认为出家人整天无所事事，过着清闲隐遁的生活。他们并不知道出家人应当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
第四，认为佛教朽弃的。这些人认为佛教无益于世，僧尼是穷得没有饭吃，或是好吃懒做之人才为之。
由于世间有以上四种对佛教的误解，因而造成很多人排斥佛教，无从信奉佛教。因此，只有破除人们对佛教的误解，才能使佛教在世间得到弘扬，从而更好地建设人间佛教。
其次，在纠正世人误解佛教的基础上，大师指出应当从佛教报恩伦理方面教人做人的道理。大师列举《心地观经》中的四重报恩理论，劝诫世人要报父母恩、社会恩、国家恩、圣教恩。报父母恩是让孩子知道，一个人从小到长大成人，父母要付出很多辛劳。报社会恩，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衣食住行等需要，是很多人辛苦劳动来成就的，因而要报答他们的恩德。报国家恩，是指一个国家以政治、法律、军警来维持人民的安宁，使人们都能安居乐业，因而应当报国家恩。报圣教恩，是指在各种圣贤的教化方法中，唯有佛教最为契理契机，使我们能够破迷开悟，成就正觉。
再次，引导民众认识佛菩萨不是神。对佛教没有正确信仰的人，多认为佛菩萨是神。他们不知道佛菩萨不过是将自己所证悟的真理如实说出来，使人依照言教修行，最终也能够自觉觉他。因而，佛菩萨是“使人觉悟而趋向光明的指导者。”只有当民众知道佛菩萨是真正的觉悟者，他们才有信心学佛，成就佛道。
第四，使人明了从事正当职业无碍于学佛。佛法不是让人清闲享受，不做世事的。世间学佛之人，应当对国家、社会知恩报恩。每个人都应当有正当的职业宋谋生和奉献社会。学佛不但不影响正当职业，而且由于有了佛教精神的支撑，工作效率会更高。大帅指出，佛法不离世间法，只有在做好世间法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学佛。
三、从国难救济中来建设人间佛教
太虚大师所生活的时代，内忧外患不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国家处于生死危亡的时刻，每个佛教徒都应当为救济国难尽自己·—份力量。大师分别从五个方面讲述了佛子要通过救济国难来建设人间佛教。
首先，国难中勿徒逞悲愤。大师指出，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每个人都有忧愤情绪。但不可因此产生悲观情绪，认为中国将会灭亡。我们应当将激愤情绪化为工作动力，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忍耐劳地工作，各尽其职。通过自己的在本职岗位上辛勤工作，支持国家的抗战和建设。
其次，想免灾难要省过修德。大师指出，敌国入侵等天灾人祸，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我们共业所感的果报。所谓共业，也就是多数人的共同所造之业。大师认为“要清本正源的拔济灾难，须要各人反省过愆，而勇于进修业德。”每个人都应当不断反省自己的过错，及时加以忏悔，同时，还要积极行善，不断积聚福德资粮，通过这种方式修德行善，就会使社会安宁，国家幸福。
第三，剿匪先得民心归顺。大师生活的时代，外有敌国入侵，内有匪徒横行。国家无有安宁之日。在对外抗敌的同时，还要注重对内剿除匪徒为害。匪徒不仅残害人民，有的还会与外敌勾结，内应外和破坏国家太平。因此，国家需要有一些能发慈悲之心，救世救民的人来履行剿匪的责任。在实行剿匪的过程中，首先应当取得民众的支持，只有民心归顺，则匪徒不剿而自灭。
第四，复兴农村要注重俭朴勤劳。大师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十分之七八是农民。“若农村破产，则都市中一切繁荣亦皆不能保，故救济农村，在目前是非常的要务。”如果要救济农村的人，应当特别注重俭朴勤劳。农村中大多居住的是缺少知识、家境贫穷之人。若要复兴农村，就需要一大批有知识、有财力的人回到农村去。回到农村的人，只有坚持俭朴勤劳，才能带领农民建设农村，对农民方才更有利益。若农村所有住众都能俭朴勤劳，则农村才能发展兴盛。
第五，施政要立诚为公。大师指出，作为政府的统治者在治理国家之时要立诚为主。所谓立诚，即言行一致。统治者只有以诚施政，在发号施令时才能产生效力，使民众都能切实地奉行。“否则，虽放言高论，仅在文章做得好看，尽管张布告，贴标语，而效果终是没有。”大师强调，在政治信用被破坏的今天，立诚是起死回生的救命针。只有当施政之人以诚施政，民众才会逐步归于诚心。
四、从世运转变中来建设人间佛教
大师认为，当时世界的总趋势已经发生一些改善。在这种转变中，我们不应当盲从人后，而要走在最前面，从世界运势改变中来建设人间佛教。大师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世界各国都已陷入走不通的死路。大师指出，现阶段世界各个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都在相互争斗之中。各国为了安全的考虑，争相发展陆海空等军备，结果造成国民负担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在这种紧急形势下，很多国家举行和平公约，缩军会议，要求裁减军备。结果却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另一方面，很多国家“生产过剩，金融停滞，工人失业，高筑关税壁垒，演成长期的经济恐慌”。虽然很多国家聚集一起召开经济会议，但仍无法改变经济萧条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各个被压迫的民族，只有陷入死路中寻找出路，才能打开世界发展过程中的僵局，更好地建设人间佛教。
其次，中国无出路中的出路。在中国处于列强侵略的情形下，应当在看似没有出路中寻找出路。中国的国情与其他国家不同，应当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从而实现由穷到通的转变。大师指出，中国的出路即“将纵我制物的思想，改变成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克己崇仁”。能做到克己崇仁，就可以通行于四海之中。通过这种方式，中国不仅能走出一条出路，而且还能拯救各国及全世界。但中国由穷变通达之后，即可借助弘扬佛法，使民众得到思想的教化。
再次，佛教的原则与人类新道德。大师认为，佛教的基本原则有利于人类新道德的建设。佛教认为，宇宙万有均为众缘所成，唯识所变的。在众缘所成中，还要心识的心理作用，才能转变为活力。此活动力，就是各人当下的发动力。各人都有创造的心力，此心力可以转变为人生万物。当我们利他时，则自他俱利，害他则自他俱害。造作善因则得善果，造作恶因则得恶果。众缘所成，唯识所变，又都是各人自心的力量，通过这种力量，能不断提升和完善我们的道德修养。
第四，三十年后的太平世界。大师指出，近代世界各国文明之路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穷则思变，变则通。如果在当前情形下，人们都能真修菩萨行，将亚洲的文明和文化传播到欧美等国家，那么，在三十年的时间，就能够将相争相杀的人间地狱变为太平世界。那时的人间，将会有更多的人学菩萨道，修菩萨行。
太虚大师认为，在当时内忧外患的纷乱形势下，我们只有通过从以上三个方面改变当前不利的国内外局面，再辅以弘扬佛法以化导人心，才能不断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才能建设美满和谐的人间佛教。
摘自：《觉群》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