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均等化人民日报

1. 人民日报海外版：“落户放开”不等于“楼市松绑”

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简称《任务》），其中，“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取得决定性进展”“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等内容引发广泛关注。有人认为此举是为楼市调控“变相松绑”。对此，分析人士指出，落户放开是要让那些为大城市做出贡献的新市民住有所居、心有所安，政策设定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真实工作、真实居住的需求，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基调相一致。因此，“落户放开”不等于“楼市松绑”。

重在保障合理需求

在城市发展中，户籍制度改革始终备受关注。《任务》提出：在此前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

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司有关负责人指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顺应人口就业选择、促进劳动力在城乡间有序流动、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有力保障。城市政府在放宽落户条件的同时，必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提高对人口的综合承载能力。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丛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土地的城镇化程度快于人口的城镇化，很多新市民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却受制于户籍制度，甚至一些城市开始出现人口流出的问题。因此，及时放开落户限制，积极引导外来人口落户，显然有助于城市更好地发展自身优势产业。“《任务》做出的部署，旨在补齐户籍制度自身存在的公共服务短板，着眼的是人和产业，重在保障合理需求。”丛屹说。

“房住不炒”定位不变

那么，放开落户对楼市会产生哪些影响？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此次国家发改委公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各地或将强化人才落户等相关政策，对购房需求影响较大。

“客观上看，放开落户对房地产市场需求确实可能带来一定短期影响，但必须明确的是，户籍制度改革并非为了松绑楼市而推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也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丛屹说，一方面，户籍制度改革解决的是如何吸引人以及如何实现“人的城镇化”等问题，其改革方向是一以贯之的，并非突如其来；另一方面，“靠房地产拉动经济是饮鸩止渴”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共识，各地只有留住人、做强产业，才能让本地房地产市场有实实在在的支撑。

“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是创新活动的主要策源地。总的方向是，以提升城市产业竞争力和人口吸引力为导向，统筹优化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布局和人口分布，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宜业宜居、富有特色、充满活力的现代城市。”国家发改委负责人强调。

首都经贸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赵秀池对本报记者表示，放开户籍限制，会增加新市民对城镇的归属感，也会增加住房以及产业地产的需要。“然而，这些与‘房住不炒’并不矛盾，因为刚获得城镇户籍的新市民的住房刚性需求是需要满足的，让更多的居民住有所居也是房地产调控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楼市运行总体平稳

放开落户的根本目的，是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发展质量。

在公共资源配置上，《任务》提出调整优化教育医疗资源布局，新设立和搬迁转移职业院校原则上优先布局在中小城市，将更多三级医院布局在中小城市等方向。赵秀池强调，各城市户籍人口城市化率远远低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有很多进城务工人员没有获得市民身份。因此，新型城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也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关键所在。

对楼市而言，多家机构的监测数据均表明，当前楼市继续保持着总体平稳的态势。易居中国旗下CRIC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9年一季度40个重点城市商品住宅合计成交6038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4%。其中，一线环比跌幅最小，二线、三四线城市则同环比齐跌，市场回调较为显著。中国指数研究院报告也显示，2019年一季度百城新建住宅价格指数累计涨幅较去年四季度继续收窄，重点城市商品住宅整体成交规模较去年同期有所缩减，三四线代表城市下行压力较大。

业内人士认为，在“房住不炒”定位不变的背景下，各地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将更加精准有效。未来，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楼市继续延续平稳态势仍是大概率事件。

2. 我国为什么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毋庸置疑，经过前一阶段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急剧转型，我国经济社会的基本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不仅要求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应对生态环境恶化和能源资源短缺引发的严峻挑战，而且要求加快建立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应对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新的挑战。有关资料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多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相继超越生存型社会的临界值。就恩格尔系数来看，2000年城市达到39. 4%，农村达到49. 1% ，均低于50%的临界值。同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首次降至50%的临界值。2001年，第一产业比重降至14. 1%，首次低于15%的临界值；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0.7%，首次超过40%的临界值。2003年，城镇化率达到40. 5%，首次超过40%的临界值。从这些量化标准来判断，我国在21世纪初开始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在这一进程中，广大社会成员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产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成为日益突出的阶段性矛盾。[1]由此可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任务。
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人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必然选择。换句话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过程，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是结果，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要维护社会公平。在当前，通过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解决民生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体现社会公平的迫切需要。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诸多不和谐因素，有的是发展不够的问题，有的则是共享不够的问题，即没有很好地让全体人民公平公正地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按理说，社会进步的成果应当由全社会来共享，但实际上是由强势群体来享受或首先享受；同样，社会代价的后果应当由全社会来分担，但实际上大部分却由弱势群体来承担或主要来承担。因此，处在强势群体中的人，与处在弱势群体中的人，对社会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强势群体由于得到很多利益，认为这个社会好，希望维持现状，对社会认同感较高；而处在弱势群体中的人，由于地位下降或利益受损，对社会有一种不满情绪，甚至希望改变现状，因而对社会的认同感较差。这种复杂的情况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产生。所以，必须针对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真正把改革发展成果体现在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上，体现在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上，体现在人民享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上，以此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还应当看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衡量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可行标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目标实现与否需借助科学、合理的评判标准，但它具有难测度性，需要一个可行的衡量标准来评判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正是一个可行的衡量标准。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本质是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反映了人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程度的高低；另一方面，相对于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难测度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指标可以量化，所以它是衡量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可行标准。目前，“4E”标准即效果性、效率性、经济性、公平性是评价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客观标准，其中的公平性标准即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如“基准评价指标”（即标杆法，就是预先选定一个组织或一个标准，并将其作为本组织一定期限内努力的方向和试图达到的目标，到设定期末，测度本组织完成预定目标的程度和质量，即为该组织的基准绩效得分）、“地区差异指标”（即同一种公共服务，评估得分最大地区与评估得分最小地区间的得分之比）等，[2]均是很实用的公平性评价标准。

3. 我国首次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概念是在哪一年

我国首次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概念是在2004年9月。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强调重视扩大就业再就业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视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

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在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首次提出“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快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2020年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其中包括“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提出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重要内容。

(3)公共服务均等化人民日报扩展阅读：

相关概念

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公平分配，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问题比较突出，并由此使地区间、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逐步拉大；

并已成为社会公平、公正的焦点问题之一，实行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当前具有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所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以及地区间不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

4. 基本公共服务如何实现均等化

之所以如此,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后出现的新特点有密切关联。这些新特点是:一方面,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另一方面,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有所凸显。通过市场化改革,我国的 财富增长很快。接下来需要考虑如何让财富的支配和消费更加公平、公正。中央提出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际上就是对如何更加公平、公正地支配财富和消费财富的具体探索。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 从世界范围来看,财富的生产在某一时期实现快速增长并非难题,许多国家都曾有过阶段性的经济奇迹,而如何更加公平、公正地支配财富和消费财富,则是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就是使生产出来的财富惠及更多社会成员,在促进财富快速生产的同时,实现财富消费的公平和公正,以防范片面追求财富增长所导致的公共风险和危机。 从这个现实背景来看,我们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不是一项孤立的公共政策和纯粹的福利行动,也不是一个化解社会矛盾的权宜之计,而是政府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明晰化和具体化。它表明,中国发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取向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一是增长的基本取向由单一的效率至上转向公平与效率并重,使物质财富的增长带来更多的社会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二是发展的基本取向由片面的经济增长转向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使经济的发展带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回归发展的终极价值;三是小康生活的基本取向由主要追求物质指标转变到以和谐为导向,使生活的殷实和富足带来更大程度的社会和谐,提高国民幸福指数。由此看来,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是当前的一项重大公共政策,而且还承载着时代变迁的重大使命。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需要发展与改革的双重推动 要使上述基本理念的转变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的逐步均等化体现出来,必须要有正确的认识和良好的体制和机制。公共服务与每个社会成员密切相关,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社会保障、就业指导和培训、社会治安以及食品药品安全,等等。要使这些公共服务全面实现均等化,不是短期内单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就可以实现的,而是需要发展与改革的双重推动。发展是基础,改革是动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不应被理解为单纯的国家财政分配过程,而是经济发展过程与国家财政分配过程的有机结合;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财力配置过程,而是财力配置与制度创新的融合。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至少要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一项中长期任务。从公共服务的供应方来看,政府是最终责任主体。在我国,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相差很大,这种差距不只是财力上的,如城市政府和乡村政府、相对富裕地区的政府和贫穷地区的政府,也有认识水平、人员素质、创新意识、管理能力以及制度建设能力上的差距,这类差距不是通过增加财力、短期培训、更换操作人员就可在短期内消灭的。从公共服务的需求方来看,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等原因,公共服务的消费能力也存在巨大差距。这既有自然条件的影响,如一些自然条件恶劣的边远山区,即使把钱送到居民手上,也难以消费;也有当地人文社会因素的制约,如文化素质、传统意识、风俗与宗教等等,都会造成居民公共服务消费能力上的差距。居民的这种消费能力体现的是自主性和能动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最终依赖于这种自主性和能动性去消化、吸收,进而转换化为居民生活的改善、基本素质和技能的提高。譬如教育,有些并不是上学难、上学贵,而是主动辍学,有的家长认为上学不如赚钱实惠,也有暴富的家庭认为孩子不上学将来也衣食无忧,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因富辍学”的怪现象。这说明,要缩小公共服务消费能力上的差距,确实需要居民自主性和能动性的改善。 第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机会的平等。每个公民都有相同的机会享受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因性别、年龄、户籍、民族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如果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分为三六九等,因身份不同而给予不同的待遇,那就谈不上均等化。比如农民工因身份受到制度歧视,即使常年在城市工作也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社保等。这种因制度歧视造成的公共服务差距,只能通过社会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才能逐渐消除。当前,社会各界对扩大公共服务的呼声很高,这是合理的,但要避免以笼统的公共服务规模的扩大来掩盖差距的扩大,或以某一方面差距的缩小来掩盖其他方面差距的扩大。 第三,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这有两重含义:一是不能把居民局限于某一地理空间。例如,在城乡分治的框架内通过给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来缩小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这在近期是必要的,但若长期如此,其均等化就会变成一种社会强制,使个人意志受到压抑。二是有自主选择的自由。例如,一个人不愿居住在嘈杂的城市,而选择居住在宁静的山区,尽管山区政府和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有明显差距,但对他来说,公共服务仍是均等的。因此,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要更多从需求方来考虑,尊重居民的合理意愿和选择,不能光看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 第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不等于各地方政府财力的均等化。不少人认为,实现了财力的均等化就实现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有的研究为便于数学模型的运用,也简单假设:财力的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笔者认为这样的研究没有价值。我们通常用人均财力这个指标来衡量地区间财力的差距,其实,无论分母使用财政供养人口,还是本地户籍居民,这个指标都不能准确反映地区间财政能力的差距。因为公共服务的单位成本在不同地区是不同的,甚至差距很大,同样的钱未必能提供同样多的公共服务。比如教育的单位成本、医疗的单位成本、基础设施的单位成本等等,会因地形地貌、人口密度、国土面积、民族构成等因素而不同。即使公共服务的单位成本相同,由于制度因素及管理水平的影响,同样数量的资金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也是不一样的。因此,从公共服务的供给方来看,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财政能力的均等化,而财政能力是财力、单位成本和制度及管理因素的复合函数,仅看财力的多与少是片面的。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需要做到几个“结合” 依据以上认识,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必须整体把握,分步实施,选择好恰当的路径和切入点。既不能单纯从供给方来考虑,也不能仅从需求方来观察,更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国家的做法。从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出发,应考虑做好以下几个“结合”: 首先,从发展与改革的结合上来规划。一方面,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也是基本路径。经济蛋糕大了,财政蛋糕才能大;同时,经济发展协调了,区域、城乡差距缩小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就自然实现了。从整体上看,要把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寓于经济发展之中,使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公共服务固然是财富的消费,但与经济发展有内在的联系,长期来看不但不会阻碍财富的增长,反而是财富生产可持续的保障。因此,既要有“增量”的观点,也要有“循环”的理念,不能静态、孤立地追求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另一方面,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也是改革的过程,特别是行政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前者涉及政府责任意识的形成、职能的转换、政府间责任的界定等,后者则与政府间分配关系密切相关,涉及财力与事权、责任的匹配等问题。此外,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有内在联系。没有改革的深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无法推进的。相对于现在的利益格局而言,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是财富支配格局调整的过程,这就需要改革作动力。否则,利益格局的凝固化,会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空洞的口号。 其次,从财力与制度的结合上来操作。财力只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光有国家财力的投入,而没有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改进,扩大公共服务就会落空,均等化也会成为纸上谈兵,甚至是投入越多,浪费也越多。例如教育,尽管国家投入没有达到占GDP比例4%的要求,但教育体制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师范毕业生“有岗无编”(编制被非教学人员占用),不少毕业生被迫转行;一方面技工严重短缺,另一方面许多大学毕业生难以找到工作;医学博士不能处置基本的临床病例,等等。在这种体制下,如果只一味增加投入,其效果可想而知。从逻辑上看,是制度决定了财力的配置,从而决定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过程。在不合理制度的基础上加大财力的支持力度,只会使扭曲的公共服务更加不均衡。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保障。 再次,从供给与需求的结合上来实施。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方是政府,需求方是居民。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既要考虑政府的服务能力,更要看居民的要求和满意度。任何一项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首先要考虑需求方的意愿、能力,尊重其自主选择。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就遵循了自愿参与的原则,结果得到了越来越多农民的拥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最终衡量标准不是数字上的大体相等,而是群众的满意度和社会的和谐程度以及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 最后,从国家、市场与社会的结合上来运作。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并不排斥市场主体和非盈利组织的参与,国际上已出现的PPP模式(公私合作)可以结合我国国情引进到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最终责任主体,但公共服务责任是可以分解的。通过这种责任分解,让更多主体参与进来,可以培养全社会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有助于形成公共服务的道德伦理基础。(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5.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思路

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最基本职能。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各级政府充当着核心主体，承担着义不容辞的主要责任。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已经达成诸多共识，并正在采取相关举措提升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但从现状来看，这些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偏颇，亟需加以匡正。
1、避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当市场化而引发“泛市场化”。鉴于政府财政紧张、大包大揽基本公共服务而出现短缺、低效率等背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市场化曾经被认为是解决政府供给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但在运行中却容易引发“泛市场化”，即过度市场化。把不该市场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也市场化了，把本属于政府的公共服务安排权放弃掉了，使基本公共服务的消费成本提高，一般群众难以承受公共服务的高价位，加剧了社会不均。实际上，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安排者，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市场化就是让市场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出资购买，安排给群众，使他们得到能保障其基本生存及发展的服务，而不是要政府完全放弃对公共服务的安排权。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应考虑不同类别的基本公共服务应选择不同的供给主体。有些基本公共服务只能由政府来提供，才会实现公平，这是由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的特性所决定。因此，在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过程中，允许市场进入的基本公共服务，必须要求政府控制服务的安排权，而禁止市场进入的基本公共服务则应尽可能由政府提供，以此来防止因“泛市场化”而导致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
2、力求公平地分配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资金。完善公共财政政策，科学、合理地转移支付是实现均等化的直接而又容易见效的手段。正因为如此，许多专家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扩大公共财政覆盖面，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制度安排。”[12]然而大量的事实表明，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的资金未必能做到公平分配。诸如，在经费缺乏背景下，部门间利益竞争导致转移支付的资金没有被公平、合理安排，促使部门间乱用、滥用、挪用资金等现象不断产生；公共服务部门内部未能把资金用于最需要的群体或地区，使真正需要援助的对象没能得到服务，导致严重的不公等。其实，完善公共财政政策不仅要克服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供给不足问题，而且要解决财政供给不均问题。地方对转移支付资金必须公平分配，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供给均等化。为此，增加部门经费开支透明度，提高受服务对象的知情权、参与权，是预防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分配不均的有效办法。在对公共服务支出进行绩效审计时，应特别考虑公共服务支出的公平性问题。
3、推进公共服务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民主化、科学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有赖于公共服务部门科学、民主地制定并实施公共服务政策。如果公共服务政策制定与实施缺乏民主化、科学化，同样会使理想的均等化目标遭夭折。如果部门政策制定不科学、不民主，容易增加制度性的不均等。若公共服务政策制定缺乏均衡性、具体可行性、全面性、民主性、灵活性、法制性，就出现政策失衡，政策背离公民实际需要，背离国家公共服务目标，最终引发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同时，由于部分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及服务意识不强、素质不高、工作态度不好，对政策误解、曲解，没能严格按行政程序法施行，使政策执行偏离工作要求，引发行政乱作为、不作为，导致公共服务不公平。实践证明，行政程序法、行政问责制、合理的干部考核制度、听证制度等，是保证公共服务政策科学制定与执行的科学化、民主化的有力举措。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要重视提升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而且要重视提高社会公众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公众能否真正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也取决于公众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高低。为了实现均等化，必须努力追求全体社会成员具备大致相当的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特别是困难群体的享受能力。
首先要增强意识，提高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选择能力。所有公众都有根据自己实际需要选择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但未必所有人能有足够高的公共服务选择能力，以选择真正适合自己需要的公共服务。一部分公众有经济实力，但他们缺乏选择公共服务的意识，没有得到本来可以均等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如他们缺乏参保意识，没有购买社保、医保、失业保险，造成机会不均。也有的公众对公共服务期望值过高或盲目信任，在选择公共服务时缺乏判断，未能经济地消费公共服务，增加了不必要的消费成本。如农民小病进大医院、盲目攀比进城择校就读等现象，就是没有经济地消费公共服务的典型。这对消费者来说也是一种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是由消费者自己造成的，表明了他们缺乏经济地消费公共服务的意识，缺乏选择公共服务的能力。
其次是增加就业，提高困难群体公共服务的购买力。“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要贯彻‘自助先于公助’原则……将政府公共服务作为一种自助之外的补助形式，而不能将政府公共服务作为一种纯粹的福利性公共产品。”[13]虽然政府出资购买基本公共服务，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基本公共服务需要群众自己付费，群众必须具备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经济能力。困难群体的经济能力对实现均等化有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当困难群体具备一定经济能力，他们就会付得起购买基本公共服务的费用，政府就会减少供给基本公共服务的压力。但由于困难群体经济承受力低，难于购买如社保、医保、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失去了受服务的机会，导致机会不均。提高困难群体公共服务购买力是消除不均的根本途径。而充分就业是提高困难群体公共服务购买力的保障。现阶段，政府应该“授之于渔”，重点考虑帮助困难群体充分就业，为困难群体提供低保、免费的职业培训及就业信息，创造就业条件等。 目前城市拥有比农村更多数量的基本公共服务资源，使城市居民享受到比农村居民更高质量的服务。但造成现阶段城乡居民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中的质量上不均，不仅仅在于城市拥有更多数量的基本公共服务资源，而且也是由于城市对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利用的集中程度更高。而在广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资源有限，又没有被集中利用，极大影响基本公共服务质量。
农村要想得到高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除了政府加大对农村投入外，还应该考虑集中利用农村现有的有限基本公共服务资源。事实上这是可取的，也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相对来说，农村地广人稀（特别是西部地区），且近几年的计划生育使人口数量减少；同时，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设备、设施等利用率低，有“浪费”的嫌疑（农村近几年的小学生入学人数减少，农村卫生院的就诊率下滑，农村文化等基础设施闲置等情况足以证明这一点）。这种现实，要求政府应该考虑农村现有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集中利用。可考虑在公共财政投入数量不变前提下，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适当合并农村学校、农村卫生院、农村基础设施，集中利用资金、人力资源、设备、设施，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缩小与城市的差距。从长远来看，除了集中利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外，还可考虑加速城镇化。因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程度高低，与城镇化、工业化的程度高低相关。城镇化、工业化的程度越高，基本公共服务资源被集中利用的程度就越高，基本公共服务就越均等。这种成功做法在国内外都有先例，值得借鉴。 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包括政府自身的绩效评估和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的评议。迄今为止，政府自身的绩效评估相对比较完善，但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评价体系尚未建立健全。政府自身的绩效评估往往以各种量化指标，从政府的理想预期出发，没有把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作为考核政府绩效的标准。实际上，公众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对象，公众的满意度才真实反映了公共需求的满足程度。公众对公共服务表达不满，说明他们的公共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要求政府改变公共服务方式，进而提高公众满意度，基本公共服务才会趋向均等。
建立健全公众公共服务评价体系在现阶段尤为重要。它不仅能够对公共部门的行为起到约束和引导作用，而且有利于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效率和品质。针对目前公众公共服务评价体系还未建立，公众公共服务评价能力比较低，还缺乏公共服务评价的方法与技能等实际情况，寻求普及公共服务评价体系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于提升公众公共服务评价能力、充分表达满意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现实意义。与此同时，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效果的跟踪反馈制度，明确对公共服务活动监督的主体、内容、对象、程序和方式，规范问责操作程序，健全社情民意沟通渠道，扩大公众在公共服务问责制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6.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就要通过什么等方式保障基本民生

善公共服务体系，就要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政策托底、保护弱势群体，等方式保障基本民生，让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改善民生、加快社会建设的任务，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和收入分配等，都离不开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促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

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校正社会财富初次分配的不平衡，并对初次分配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缓解和抑制利益分化进程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使公共服务逐步扩展到整个社会，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同时，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为促进社会公平和权利平等提供强大的基础平台，有利于振奋社会成员的精神，提高社会总体效率。

(6)公共服务均等化人民日报扩展阅读：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非常关心和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近些年，县级图书馆、文化馆建设项目的实施，基本实现了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的建设目标；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送书下乡工程、流动舞台车工程等的实施，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状况有了显著改善。

然而，由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农村很多地方特别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乡镇文化站设施设备落后、经费不足、服务能力偏低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这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

加强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是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措施；是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维护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必要手段；是提高广大农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保障。

组建集书报刊阅读、宣传教育、文艺演出、科普教育、体育和青少年校外活动等于一体的乡镇综合性文化站，涉及全国所有农村乡镇，规模大，影响面广，将从整体上改变农村文化建设的面貌。这一惠及亿万农民的文化建设工程，将把新建乡镇综合文化站建在人口集中、方便群众的地段。

建筑规模一般不少于300平方米，包括多功能活动厅、书报刊阅览室、培训教室、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室、室外活动场地以及宣传栏、黑板报等配套设施。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财政投入最大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于进一步改善农村文化设施状况，活跃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实现和保障广大农民群众精神文化权益，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乡镇文化站作为政府出资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社会服务、指导基层、协助管理农村文化市场的职能。

各级政府要充分发挥在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中的主导作用，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好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任务，推进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新的贡献，以出色的工作成绩迎接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

7. 怎样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的目标。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实现惠及全体人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是人们共享现代化成果的重要举措，是改善民生、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公共服务的高度重视以及持续投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主要表现在：一是公共服务的范围不断延伸，如公共服务不仅在社会保障、公共卫生体系、基本医疗保障等物质领域有了拓展，还关注精神文化领域，对公共博物馆、纪念馆、体育馆等公共文化体育资源逐步实行免费开放，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二是公共服务的质量有所提高，如免费义务教育的全面实施，使义务教育实现了从“有书读”的外延扩张到“读好书”的内涵建设跨越，义务教育服务质量全面提升。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分配不均的矛盾依然突出。从供给上看，由于公共服务概念和范围的不确定性，政府职能转变的不到位，其他供给主体的弱参与性，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不足，与人们日益增长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从分配上看，由于我国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数量等优势资源都往发达地区聚集，导致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远低于城市，东部地区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地区、人群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存在差距。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最紧迫的是构建覆盖城乡、公平合理、普惠标准不断提高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城乡群众。
可见，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虽取得了积极进展，但距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的目标还相差甚远。因此，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需要着力解决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一是健全制度安排。良好的制度安排能产生强激励，而较差的制度安排将对社会交易活动产生负外部性。公共服务由于其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性，更需要健全的制度安排，确保制度、机制保障。一方面，健全的政策法规等正式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一个完善的法治社会中，公共服务供给者在考虑其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会尽可能考虑社会法律的各种约束的风险。因此，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约束会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另一方面，完善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能够弥补正式制度安排中存在的缺陷，进一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例如，由村民自治组织执行监督或仲裁的非正式组织能有效提高村民监督和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积极性，从而保障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二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所在。政府既是经济领域宏观调控的主体，也是社会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当前，关键是要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充分挖掘公共资源潜能，集中力量组织和提供基本民生服务、公共事业服务、公共安全服务和公益基础服务，满足群众基本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方面共同构成了政府的主要职能，过去，我国政府主要注重经济调控和市场监管的职能，忽略了后两个职能的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有的政府形态弊端日益显现，迫切需要加以改变，注重公共服务供给，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保障人们充分享受公共服务。为此，应着力调整可支配财政资源的支出结构，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入。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热衷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硬件投入，而忽视改善民生方面的软件投入，从而使得公共服务非均等化更加严重，因此，应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努力使基本公共服务惠及全体人民。
三是完善投入机制。完善的投入机制是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的基本保障。完善的供给体系是包含政府、非政府组织、个人、企业等多个供给主体的体系范畴，可以从供给数量上弥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完善的供给体系还有利于改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完善的供给主体可以解决公共服务的供给结构，将释放部分财政资金进入其他领域的投资，从而有助于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结构的改善。此外，还要形成多元化的政府供给模式。目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政府供给模式单一，主要采取政府直接投资为主。政府应根据公共服务的不同属性，采用不同的供给模式，丰富公共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如，有些公共服务可以采取招标、经营许可证等形式，强化竞争机制，提供对这类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对基础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服务则采取政府供给的模式等。
四是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提高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水平。要积极探索公共服务供给改善渠道。通过建立统一科学的公共服务评价体系，准确判断出公共服务水平，并通过建立公共服务修正机制，不断修正公共服务供给方向和供给质量，使公共服务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并能真正惠及全体人民。同时，还应搭建公共服务供求双方之间有效沟通的渠道，从而有利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提高。（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8. 什么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何做到，有何意义

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现代政府追求的目标。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西方发达国家为克服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强化政府对公共经济领域的垄断地位，推动公用事业等重要行业的国有化，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基本实现了公共服务均等化或均质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世界各国政府积极探索国有公共企业私有化、政府与私人企业合作制等改革举措。百余年来，各国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推动政治文明起了重要作用。
亚洲地区现代化的进程起步时间不一，各国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差别较大。二战以后，先期实现体制变革和经济腾飞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验，通过在公共财政、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公用事业等方面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但是，大多数亚洲国家，由于治理理念、政治体制、社会环境、经济基础、人口规模以及连年战乱等因素，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不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不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席卷全球，亚洲国家中，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认真总结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深化公共服务制度安和公共服务方式的变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主动借鉴发达国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和经验，努力探寻适合本国特点的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途径和策略。在探索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亚洲国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也积累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努力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着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一，坚持不懈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始终坚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基本理念，始终坚持通过改革促进发展的基本路径。通过改革，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家财政收入连续大幅度提高，为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了坚实的财力基础。
第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要求政府将维护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以人为本”和“统筹兼顾”，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国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公平正义意味着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公共服务具有再分配的功能，需要通过均等化的制度设计，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勾画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的宏伟蓝图。
第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按照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目标的要求，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通过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要求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在改善经济调节、严格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按照职能转变的要求，突出各自的管理和服务重点；进一步理顺部门职责关系，合理界定政府部门的职责，做到权力与责任对等，避免职能交叉重叠。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立了体制基础。
第五，中国政府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做了有价值的实践探索。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确定了“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针。主要做法是通过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调整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