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供给侧改革大潮下 文化产业怎么做
当前,我国正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解决供需错配的问题。对文化产业来说,虽然近年来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超过15%,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了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文化产品数量多、精品少;产业结构落后,数字类、创意类业态较少;文化消费与需求不匹配等等。因此,文化产业也迫切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发挥文化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树立精品意识
我国文化市场充斥着大量同质和山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文化产品附加值低,文化品牌还不够强大,文化企业的经营模式粗放。以动漫产业为例,国家自2004年开始重视动漫产业,一年批了9家动漫产业基地。政策利好期间,受益者包括以打造动漫产业园为概念的地产商和靠生产大量低质动画来获得国家补贴的企业。到2012年,政府补助对动漫企业利润总额的贡献率为42.35%。优质动漫产品和企业严重缺乏,动漫产业链不完整,产业发展乏力。
对比来看,迪士尼此前出品的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火速成为内地动画电影票房冠军。鲜为人知的是,这部作品历时5年筹备,项目启动前花了约18个月进行研究,有近500位工作人员参与制作,共绘制了19.7万张草图。为了使电影中的64种动物的毛发更加形象逼真,一个几秒的镜头可能耗时数月制作。
用急功近利代替精品意识,成为文化产品粗制滥造的重要原因之一。提高文化供给的质量,首先要树立精品意识,用精益求精、千锤百炼的匠人精神贯彻始末,才能真正创造出高品质的文化产品,打磨出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
建立市场核心
文化具有“双重属性”和“两个效益”,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如果不恰当地介入往往会导致企业的专业水平低、市场能力差、产品竞争力弱、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因而,培育优质文化产品、释放文化产业动能,必须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激活市场主体,建立公平开放、良性竞争的文化市场。
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加速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通过简政放权、放松管制、减轻赋税等,提高文化市场的开放程度和规范程度。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文化管理体制,打破长期以来文化管理职能割裂、政出多门的情况,实现文化资源跨体制的自由流动整合。
同时,维护文化市场的规范有序还需要依靠法律手段。目前,我国在文化领域的法律建设还相对滞后,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法律体系,提高文化立法内容的覆盖面和前瞻性,加快推进依法行政。
创新要素驱动
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点。发挥文化产业创新要素的驱动作用,要重点抓好人才、科技、知识产权和资本四大要素。
文化产业是以人力资源带来创意和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这使得人才成为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要求与人才储备存在较大缺口,成为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要充分发挥人才作用,制定文化人才战略,建立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激励、保障的体系与机制,落实保险、奖励等经济激励制度。
在科技方面,要发挥科技对于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积极对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环节进行科技化改造,加速推动文化旅游、工艺美术、文博会展等传统业态的转型升级,培育发展互联网文化、动漫游戏、数字出版、3D打印、虚拟现实等新兴战略科技文化业态。
同时,盗版等侵权行为制约了文化产业主体创新创造的积极性。应当要进一步健全和强化知识产权制度,推动知识产权的保护、管理和应用。建立知识产权登记、评估、质押、交易的机制,保障和鼓励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入市场流通。积极实践知识产权资本化新模式,探索知识产权登记、转让、交易的机制,开发探索版权金融、版权资本化等金融手段,吸引活跃的社会资本进入。
此外,文化产业快速发展迫切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当前,文化领域与金融资本融合不足,破解金融难题、补齐金融短板,实现文化与金融的有效对接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要不断创新和丰富文化金融产品,扩大融资渠道,拓展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通过制度创新,营造宽松金融政策环境,引导各类资本参与文化领域的PPP模式。建立完善文化金融中介服务体系,加强文化产业融资担保等瓶颈领域的建设,如推动版权资产评估、质押、登记、托管、流转和变现机制,建立项目数据库、投融资服务平台、技术金融孵化机构等。
Ⅱ 如何用改革推进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
一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做到简政放权、放松管制、优化服务、释放活力,把原来政府掌握的权力放给市场、放给企业,做大、做活市场,从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二是理顺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的关系,促进两侧均衡发展。
三是完善创新和创业体系,大力推动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
四是大力发展公共服务业,给予公共服务业发展一定的政策空间。
五是为企业发展减压,增强企业竞争力。
Ⅲ 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需求侧改革主要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创造、创新等要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3)东城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扩展阅读
从中国政府改革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可谓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时间里最深刻的一次政府功能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多方面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使产业、企业的自然活力非受限于作为公共政策供给方的政府约束。
参考资料
搜狗网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Ⅳ 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高一经济生活)
第一,完善创新创业体系。创新创业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不但有助于提升供给侧参与主体“质与量”,同时还对供给侧模式的完善和丰富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双创中涌现出一波又一波活跃的市场主体,让供给侧参与主体的数量得到了不断的提升。另一方面,创新创业催生出的新技术新思路,也在不断帮助供给的改善和质量的提升。此外,创新创业所带动的商业模式迭代,也为供给侧改革不断提供借鉴和参考:以打车软件为例,在通过效率提升改善了供给,同时还挖掘了市场中新的需求。第二,给予公共服务业发展一定的政策空间。一直以来,社会对于公共服务领域供给侧改革呼声最为强烈,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在供给总量和供给分布上所存在的问题也由来已久。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破题的关键,在于要给予公共服务业发展一定的政策空间,坚持凡社会能好的,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加快形成改善公共服务的合力,在政府相关部门监管的前提下,鼓励市场主体进入供给侧,释放改革红利,进而促进社会整体公共服务水平的改善,让多样化的需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从而扩大公共服务的受益范围。第三,各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协同。在我看来,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改善各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让各要素得到更充分和有效的利用,从而实现社会生产总体成本的降低和总体效率的提升。由于生产要素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资本、人才、技术等,这就需要通过不断深化金融、教育、科研等领域的改革,促进要素向朝阳行业有效集聚,进而通过多领域改革的协同,让供给侧改革落到实处。总的来说,从“三驾马车”到“供给侧改革”的转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更好的推进供给侧改革则需要:积极发挥创新创业体系在新动力的核心作用寻找“增量”;逐步给予公共服务业发展一定的政策空间优化“存量”;不断深化促进各领域改革谋求“协同”,在“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不断践行,实现社会总供需的良性互动,通过多层次多渠道提高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共同富裕。
Ⅳ 什么是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
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意味着从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出发,创新供给模式和供给机制,推进结构调整,提高供给质量,有效满足社会需求。
报告《城域开放众创空间:创新2.0时代智慧城市建设新路径》提出,开展基于创新2.0的开放众创和智慧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政府2.0的服务转型,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报告还以共享单车、导航软件应用等案例为加快政府2.0转型,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建设智慧社会进行了论述。
政府2.0通过开放数据推动各方参与众创可以更好解决社会治理难题。比如高德、网络等商业导航移动应用,通过互联网企业的创新应用开发和众多司机智能手机导航应用,在整个城市空间创新了基于实时交通流量数据的交通社会化参与调控模式有效缓解交通拥堵。又如让绿色出行回归城市的共享单车。共享单车正是依托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通过企业、社会、政府共同参与众创共治解决城市难题,不仅是一个商业创新、更是一个社会创新,也是“五位一体”智慧城管服务转型的生动诠释,更是创新2.0时代群众路线的新探索,新网络、新数据环境下依托城域开放众创空间构建智慧社会解决城市治理难题的一个典型样本。
共享单车的出现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由于城市公共空间规划设计的缺陷、配套公共服务、相关制度与管理的缺失等原因,导致共享单车乱停乱放、人流密集地塞满了共享单车等问题。这不是共享单车的错,也不仅是企业的责任,更需要面向创新2.0的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
我们需要思考,城市精细化管理、制度供给和公共服务是否还存在不足与错位,城市是为车而建还是为人而生,交通疏堵关键在“堵”与“限”还是在服务与管理,城市是否是人本尺度和以人为本,为人行、骑行和社会交往提供了足够空间,政府是否在城域开放众创空间营建中发挥了应有作用?我们如何基于创新2.0推进开放众创、社会共治,让城市出行与交往空间更加美好?
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需要政府2.0的服务转型。众创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众创发展中去持续解决,在创新2.0时代技术、社会以及管理与制度的互动中去解决,通过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众创和共治去解决,如同共享单车这样的众创所已经解决的问题一样。在城域开放众创空间营建过程中,公共服务与制度供给的完善、社会治理的精进、智慧社会的建设也绝非一日之功。推动以社会为舞台的开放众创,需要构建面向创新2.0的“政用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政府在其间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实现面向创新2.0的政府2.0服务转型。创新2.0时代的人民政府一定是城域开放众创空间营建者、创新生态赋能者、智慧社会培育者。
Ⅵ 供给侧改革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好处
面对庞大有消费能力的市场群体,中国国内企业难以提供有质量品牌产品和高水准的服务,即使能够提供也存在不便利、成本高等各种问题。即,国内供给结构出现了问题。中国政府改革供给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目的就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1.提升有效供给
根据经济学基本规律,市场由两方面因素形成的,即供给侧与需求侧。围绕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供给学派认为,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供给侧强调配置劳动力、土地、原材料、资金、技术、创新等要素,为全社会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而需求学派强调,需求充足与否决定经济发展状况,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是理想的市场经济状态。当市场需求不足时,刺激投资、消费、对外贸易来促进需求增加,从而实现市场供求均衡和经济社会发展。
无论是强调供给侧还是强调需求侧,都有其局限性,因为发挥其作用都需要相适应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
2.结合国内外市场推进
在全球化竞争中,无论是产品还是服务,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质量。因此,中国更需要强调市场主体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全国范围内,政府部门推进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的普及和执行,并进一步完善质量、安全、知识产权、公平竞争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特别是加大惩治和处罚力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给予人民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确保市场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
其次,中国政府加快打破国内外市场壁垒步伐。一方面,中国与一些经济体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相关产能合作备忘录,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供了机遇和空间。特别是,2016年中国与韩国、澳大利亚等经济体全面实施FTA,大幅度降低关税,削减非关税壁垒;中国正进行与东盟FTA升级版的谈判,以及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谈判等,有利于引导中国市场主体的生产行为和提升服务质量。
在国内,2016年继续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长江经济带战略,其首要任务就是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最迫切的就是促进交通便利和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有质量、信誉产品和现代服务进入北京等特大城市的成本。
新的经济形势下,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领域,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尽管普通产品供过于求,但是个性化、定制化、公共性的消费与服务严重供给不足。地方政府应积极创新和加快弥补短板,建立和完善社区以及农村的公共服务,包括医疗、文化、健身、教育等,从而解决基层组织的公共性服务不足问题。
对于中小企业,政府需要做好三方面事情,弥补其短板:建立公共技术平台,减轻中小企业负担,帮助中小企业技术进步和创新,例如,深圳市政府长期为中小企业提供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包括家具、钟表、服装研发中心,电子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材料表面分析检测中心等;给予中小企业参与市场的机会,包括政府采购招投标中给予中小企业一定的机会;对中小企业融资给予支持,包括优惠利率和信用担保等。
最后,要支持供应链等新型业态促进企业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产能、库存、杠杆都是市场主体经营过程中的行为,产能过大说明效率不高有待改进,库存过多说明产品缺乏竞争力,杠杆过高说明市场经营风险尤其是金融隐患明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市场主体创新,深圳、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应用供应链新型业态,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积极创新,借助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要素相对自由流动的背景,运用现代互联网技术,以大数据为支撑,发挥规模效应,跨界整合产业链上下游和内外体系,大幅度库存、供需、研发等环节的交易成本,实现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的目标。
Ⅶ 文化产业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哪些
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是以创新形成更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带动新需求,另一方面是让市场及时出清,通过杜绝低俗供给、减少低端供给、淘汰过剩供给、清理僵尸供给、盘活呆滞供给,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简而言之,就是“良币驱逐劣币”。
(一)杜绝低俗供给
杜绝低俗供给,首先要警惕封建落后文化的“沉渣泛起”,警惕自身成为西方文化糟粕的俘虏;其次要从本质上解决低俗产品和服务,在受众层面提高大众审美水平,从文艺工作者的角度则要培育德艺双馨的创作者,对于管理者而言则要掌握负面清单,画出市场红线。杜绝低俗供给,首先要提高文化审美层次,使广大人民能够自觉拒斥那种以丑态“愚乐”观众、以病态刺激观众、以媚态迎合观众的低俗娱乐。其次应建立警示名单和黑名单制度。为市场经营划出清晰的“红线”和“底线”,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建立惩戒机制约束低俗供给。
(二)减少低端供给
当前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端存在的显著问题,一是中低端产品生产过剩,企业产品积压;二是高质量、高科技产品需求增加,却生产不足。减少低端供给首先应当通过文化与科技、金融、旅游等横纵联合,创新文化业态,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建立全产业链的大文化发展格局。此外,还应通过强化产业融合度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黏度,延长文化产业的价值链,提高文化附加值、提升文化领域供给水平。
(三)淘汰过剩供给
要化解文化产业的过剩产能,一方面要分类、分级、分步进行分别处置,另一方面需要在处理方法上运用创新,把工作重点放在消除体制性过剩和绝对性过剩、化解结构性过剩、力避周期性过剩上。一是以创新能力消化和吸收收过剩供给,不断提升文化产业链各环节的附加值,通过创新带动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制度结构和布局结构的优化,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二是以新增优势文化产品和服务挤出过剩供给,强化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以新的有效供给带动新需求。三是以创新政策打通供需通道消化过剩供给,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
(四)清理僵尸供给
“僵尸供给”来自于“僵尸企业”。清理僵尸供给应当从其形成的根本原因上寻找对策。一方面要通过横向和纵向整合,打造“文化航母”;另一方面要促进民营企业、小微文化企业发展,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积蓄动能。还需要进一步推动文化企业转型升级。适应共享经济、长尾经济、零成本经济模式和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纵向上下游并购打通链条,生产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五)盘活呆滞供给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形成了不少呆滞供给、呆滞资产。可以通过梳理、分类对呆滞供给的进行盘活,制定专门方案处理。一是要减少新增呆滞供给。建立文化领域负面清单制度,更新限制类新建项目和淘汰类项目,提高社会资金形成和配置效率。二是盘活存量呆滞供给。在确保文化资源保护传承的前提下,加强文化资源梳理和合理开发利用;充分运用创意和科技手段,实现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有机统一。
Ⅷ 如何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供给
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这是顺应时代发展、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将培育和促进文化消费、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发展文化非营利组织作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明确了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的方向、思路和实施路径,必将大大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动力,有效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的广阔空间,切实增加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福祉。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重中之重是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这就要求各级政府正确处理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通过简政放权,进一步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各种市场主体和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供给方式和资金投入多元化,形成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协力发展”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治理结构,切实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和总体水平。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有效路径,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进入公共事业领域。这有利于改变政府大包大揽的传统做法,促进政府自身运作方式的改革,减轻政府压力,提高政府管理和公共文化服务社会效率;有利于发挥社会力量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改善社会文化治理方面的作用,激发整个社会的文化活力和文化创造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归根到底是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培育和促进文化消费,政府工作重点在于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实现各级政府保障责任和义务的标准化,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管理和服务的标准化,同时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健康的文化消费观念和方式,激发文化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近年来,各地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方面有许多立足实际、改革创新的探索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和宝贵经验。今后,各级政府还应进一步完善健全政策措施,加强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扶持;营造平等准入的发展环境,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事业;推动社会体制机制创新,培育和促进文化类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加强宣传激励机制,营造有利于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舆论氛围。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缺一不可,要把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有机结合起来,引入市场机制,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生动格局,全面增强公共文化服务活力和发展动力。
Ⅸ 如何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期叠加,以往过度强调需求侧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理论体系和改革路径已难以实现适应当前国情,一方面长期以来的“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策略带来了产能严重过剩,环境污染严重、经济结构失衡等不良反应,另一方面,对于需求侧的过度强调与干预,造成了民众“刚需”难以被满足的社会问题,同时对经济调整与提振的效果也并未达到预期。
因此,这次中央财经工作会议适时对改革发展的思路和着眼点进行调整,不单单体现了决策层对于破除经济问题积弊的决心和思路,同时也是决策层将“以人为本”理念充分融入社会经济文化改革中的又一次体现。
“供给经济学派”在世界上诞生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在相关的论述与思考比较多,而当前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在于:供给经济学派如何与当前中国国情相结合,如何稳步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落地。对此我有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完善创新创业体系。创新创业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不但有助于提升供给侧参与主体“质与量”,同时还对供给侧模式的完善和丰富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双创中涌现出一波又一波活跃的市场主体,让供给侧参与主体的数量得到了不断的提升。另一方面,创新创业催生出的新技术新思路,也在不断帮助供给的改善和质量的提升。此外,创新创业所带动的商业模式迭代,也为供给侧改革不断提供借鉴和参考:以打车软件为例,在通过效率提升改善了供给,同时还挖掘了市场中新的需求。
第二,给予公共服务业发展一定的政策空间。一直以来,社会对于公共服务领域供给侧改革呼声最为强烈,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在供给总量和供给分布上所存在的问题也由来已久。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破题的关键,在于要给予公共服务业发展一定的政策空间,坚持凡社会能办好的,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加快形成改善公共服务的合力,在政府相关部门监管的前提下,鼓励更多市场主体进入供给侧,释放改革红利,进而促进社会整体公共服务水平的改善,让多样化的需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从而扩大公共服务的受益范围。
第三,各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协同。在我看来,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改善各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让各要素得到更充分和有效的利用,从而实现社会生产总体成本的降低和总体效率的提升。由于生产要素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资本、人才、技术等,这就需要通过不断深化金融、教育、科研等领域的改革,促进要素向朝阳行业有效集聚,进而通过多领域改革的协同,让供给侧改革落到实处。
总的来说,从“三驾马车”到“供给侧改革”的转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更好的推进供给侧改革则需要:积极发挥创新创业体系在新动力的核心作用寻找“增量”;逐步给予公共服务业发展一定的政策空间优化“存量”;不断深化促进各领域改革谋求“协同”,在“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不断践行,实现社会总供需的良性互动,通过多层次多渠道提高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共同富裕。
Ⅹ 如何理解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
需要明确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宏观经济命题,文化产业是这一命题的一个环节,所以,理解文化产业的供给侧问题需要从文化产业的宏观角色和文化产业自身内容两个视角,这里我们是从是后一种视角进行解读。
首先,需要明确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同时关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只不过因时因地关注重点不同罢了。从中长期发展角度,关注供给侧是必然逻辑。供给侧问题最终要体现在产品(服务)的生产和消费,从文化产业看,“供给创造需求”似乎最明显,因为大部分类型化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都是在生产之后被创造出来。二十多年来,出于刺激文化产业发展的考虑,政府对意识形态痕迹明显的产品的进行严格监管,但对其他文化产品的供给事实上是放任的,对文化产品供给的放任事实上就是对文化消费的放任。而这正应了“供给创造需求”的定律,已经形成了并不良好的消费形态,反过来已经构成了对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产品供给的约束。从这个逻辑进行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会落到产品本身和产品监管层面上,如果因此通过简单粗暴的内容监管强化回归到一元主导模式,又必然形成死循环。
减税是另一个常被涉及的话题。无论是自由主义的美国供给学派还是后来的供给管理理论,核心都是财政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新供给经济学汲取了传统供给理论的有价值的部分。例如拉弗曲线对文化产业依然有意义,因为文化产业的确存在负担过重导致供给乏力的现实困境。在这个角度,新供给经济学提出了结构性减税和减少行政干预的“双减”政策主张,这一主张应同样适用于文化产业。但是,税负毕竟主要体现为企业的财务压力,还无法证明目前的税负水平对整体产业的资本形成、劳动供给和生产率形成了根本影响,简单减税或全面减税是无法达到有效供给目的的。况且,从政府角度而言,区别对待的减税政策毕竟需要谨慎采用,因为我们需要扶持的产业太多了。
其次,需要明确产品供给的背后是要素供给,要素供给的背后是制度供给,这是供给侧三层递进结构,也是问题的根本。从要素性投入看,文化产业的总体状况是:资本供给明显薄弱,与文化产业增加值3.7%的GDP占比不匹配,资本市场体系也不完备;土地资源供给与产品产出关联性不强,很多土地供给并未用于生产文化产品、文化资源挖掘与利用不足、人才资源匮乏、技术创新乏力,知识积累不足等等。新供给经济学主张制度供给应内洽于要素供给体系,这对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尤其重要。2003年以来,国家通过一系列文化产业政策推动的制度供给,密度和质量可圈可点,但这是在空白基础上的补课,还处于机械排列阶段,制度和机制还未内化于文化产业,还需要精细化整合创新。坚持“双效统一”与坚持文化产业的市场导向是不相悖的,直接监管不如间接监管,事前监管不如事中监管,硬监管不如软监管。文化产业的制度供给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包括建立以市场为主要资源配置机制的市场规则、多元主体参与机制、要素市场体系、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投融资服务体系等。
最后,需要明确文化产业供给侧的核心是改革和创新。文化产业的要素供给不仅基于传统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更基于技术、知识这些具有创新特质的要素上。从经济发展要素出发,技术、知识、制度、文化、管理和人才是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创新要素。传统要素的创新体现在利用方式上,而这六个要素的创新体现在其本身,即其本身产生质变并带动产业创新,这种“要素性创新”是最直接的供给侧创新,这一模型对文化产业也是适用的。所以,坚持供给侧改革和创新这一核心,就要通过改革进行顶层设计,通过创新在文化产业深层次、全要素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文化产业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全要素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