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鞍山一夜情

1. 讲讲你听说过的马鞍山有哪些民间故事

知道这个故事是好多年了，一直记着的，忘了是听来的还是看书上的。话说朱元璋小时候家里穷，经常吃不上饭，只有去要饭了。有一个冬天，朱元璋随母亲去一个村庄要饭吃，天很晚了还没有要到多少吃的，天很冷，母亲此时又生病了。 朱元璋把母亲搀扶进一座无人看守的破庙里，看着昏睡的母亲他心急如焚，心想：这要是有一口锅该是多好呀，可以给母亲烧点开水煮点饭，有了热水热饭母亲会好受些。他决定到村里去想想办法。 半夜三更，他来到一户人家见四下无人就翻墙进入，从这家的厨房里扒下一口锅顶在头上又原路返回了破庙。朱元璋支起锅烧了热水又煮了饭，然后叫醒母亲。母亲醒来看见那口锅便惊问哪来的，朱元璋如实说是偷来的。 母亲很生气：重八（朱元璋的小名叫重八。），咱人穷志不穷，你年纪还小，也不能不懂事啊，可千万不能做偷鸡摸狗的事啊！ 朱元璋说：“我先用几天吧，用完了再送回去。” 可是母亲一定要他马上就送回去，母亲说一想到是用偷来的口锅做的饭她就吃不下去，“用偷来的锅做的饭，就是大鱼大肉我也吃不香啊！” 朱元璋没有办法，只好把锅收拾干净重新顶在头上要给那户人家送去。等来到村外，朱元璋发现此时天色已经大亮，再去翻墙入户就要被人发现的，真的会被当做盗贼抓起来的。朱元璋犯了愁，他想这要是再黑一阵天该有多好啊。他冲着天上喊道：“老天爷，你要是能看到就请让天色再黑一阵吧！” 说来还真的就来，本来还是大亮的天色忽然之间就黑了下来，朱元璋大喜，急忙将锅送回去了人家的厨房。 这就是天刚亮之前一阵黑的来历。

2. 马鞍山翠林水城价格表

我朋友说两天一夜 包吃包住 两个人来回车票还打滴了只要五六百 是吗？现在两天一夜还是差不多吗？

3. 马鞍山抗日遗址的历史

马鞍山，位于淄川区淄河镇，主峰海拔616米，是一个由粗犷雄伟的山峦叠嶂，潺潺的溪流，波光粼粼的水域，秀丽多姿的田园山庄及马鞍山革命抗日遗址组成的自然风景区。其山势峻峭，峰顶突兀，四周悬崖如削，只有山前一条石凿的132级的石阶小道能通往峰顶，易守难攻，实有“一夫当关，万人莫开”之险，故为兵家必争之地。 山巅石峰高数十米，东西两顶相连，成凹形，远望状似马鞍，故名马鞍山。石峰四面悬崖峭壁，西南角有条石阶，狭而陡，似天梯，直达南天门，是通向峰顶的唯一险道。马鞍山周围峰峦起伏，山上林木苍苍，山下淄水蜿蜒，道路纵横交错，曾为历史上南北交通咽喉。抗日战争时期，它是扼沂蒙山区通往清河区的门户，战略位置重要。
1941年八路军占领此山，并控制周围地区。在日伪军对鲁中区进行“大扫荡”时，部队分散活动，马鞍山成了安置伤病员和家属的小后方。
1942年11月，日伪军扫荡沂蒙。1942年11月9日，千余日、伪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向马鞍山发动进攻。当时，山上只有鲁中军区二团副团长王凤麟、中共鲁中区党委组织科长李成式和抗战军属冯旭臣老人等30余名伤病员和家属。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打退敌人10余次进攻，毙伤敌军二百余人。王凤麟、谭克平等30余人壮烈牺牲。这就是淄博抗日战争史上有名的“马鞍山保卫战”。
为纪念在保卫战中献身的英雄，1945年博山县政府在马鞍山建立了“马鞍山抗日烈士纪念碑”， 碑通高210厘米，呈六棱形，刻有介绍马鞍山战斗的碑文，鲁山区专员徐化鲁题写的“气壮山河”4字、博山县长毛梓材的《马鞍山抗日烈士赞》题词，以及27名烈士姓名。整个纪念园规划面积51平方公里，建成面积8000平方米，主要景点有纪念馆、战斗遗址、怪石林、钟鼓楼、华光寺等。
1977年12月，省革命委员会公布马鞍山抗日遗址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政府为纪念碑加筑了水泥结构的护碑亭，整修了登上山峰的台阶、护拦及山峰的掩体、指挥所遗址。1985年，在主峰的多处悬崖石壁上镌刻了廖容标、冯毅之、钱钧、李伯秋、吴瑞林的题词和诗词。
改革开放后，淄河镇投资近百万元开通了攀山公路，恢复了山上原有的玉皇阁、华光寺等建筑，重修了烈士祠堂，塑造了“一门忠烈”烈士群雕，修建了凌云阁等景点，安装了风力发电机组，将其建成了融革命传统教育与人文自然景观为一体的马鞍山风景游览区。一年四季，游人如织。已被淄博市人民政府命名为市级风景名胜区。
奇迹盛世出。人们又在山上陆续发现了多处新的自然景观：2001年在马鞍山两侧的山梁上发现了100多间石屋和烽火台；在山东峰百米高的悬崖上有一个十余米高的八路军头像，浩然正气，形象逼真，象征了马鞍山战斗中牺牲的烈士的不屈灵魂，被称之为“英雄魂”；在马鞍山正南方的“三泰山”主峰上，恰似一个熟睡的大佛，庄重自然，活灵活现，被人们称之为“三泰卧佛”；马鞍山西南方的一座山峰，犹如一尊静坐修行的弥勒佛，神情专一，泰然自如，线条分明——真是大自然的神奇造化。

4. 王建堂的马鞍山脊遇险

还是在王建堂任连长时的一个酷暑难当的夏天。一日，据可靠情报，一股日军向我防区进犯。团部命令王建堂及所在连为先头部队先前阻击，阻击阵地在日军必经的一个马鞍形的山脊上，据我军营地约二十多华里。据情报分析，日军距马鞍山脊的距离远于我军距马鞍山脊的距离，且都是上山小路，因此我军有很充裕的时间到达目的地。于是王建堂带领部队向马鞍山脊出发了。基于敌军距离较远，加之烈日当头，他在行军和部署上有些轻敌。首先他未派“尖兵”在前面搜索前进；再者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并脱掉上衣、裸露上身，将手枪单跨在右肩，左手挽着衣服，未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他一边哼着川剧，一边带领部队向山脊爬去。说也凑巧，他前脚一步刚踏上山脊，突然眼前山脊的另一边冒出三个头戴钢盔的日军来，日军大喊一声：“呀——噗嗤！”，三只上着刺刀的枪向王建堂同时刺来。他此时根本反应不及，下意识地喊道：“哎呀、遭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王建堂身后一步紧跟着是一名轻机枪手，此人姓范、山东大个、会武术。范大汉虽然双手端着机枪，但枪口前面是自己的连长，不敢射击。于是他急中生智，在刺刀捅向连长的同时，左脚一个“扫堂腿”朝王建堂下盘扫去，王建堂立即顺着左边山坡倒下。王建堂往左边这一倒，右边两个日军的刺刀便刺空了，左边一个日军的刺刀偏离心脏，刺进了王建堂的右肋。再者，他往左边这一倒，使三个日军完全暴露在范大汉的机枪口下，日军在收回刺刀的同时，范大汉的机枪扫射了，三个日军顿时被消灭。王建堂身负重伤，被紧急包扎后送往战地医院抢救。其部队迅速在马鞍山脊展开，构筑简易阵地工事。但奇怪的是，除了先前被消灭的三个日军外，守了一天一夜，却未见到敌人的影子。事后部队总结分析得之，原来那三个日军是敌人的“尖兵”，“尖兵”距本部队间尚有一段距离。三个敌“尖兵”与王建堂分别从山脊的两边几乎同步登上山脊，而敌“尖兵”也是事发突然，且几乎与王建堂是零距离相遇，来不及做出射击的各种战术动作，因此就势端起带刺刀的步枪刺向王建堂。而后面的日军部队，听见山脊上的一阵机枪声，则知道必经之路的马鞍山脊已被对方占领，取胜无望，于是便撤回去了。

5. 牛郎织女的故乡、故里，故事发生在哪里

牛郎织女只是个神话传说，既然为传说，民间各地就有多个不同的版本了，所以各地的版本故乡都是不一样的。

我国古籍中最早只说织女和牵牛是天河中相近的两颗星宿，两者并没有什么关联。直到汉时，这两颗星宿才被转化为具体人物，在民间流传成牛郎织女的故事。

《牛郎织女》的各种地方化版本：湘西苗族有《天女与农夫》，贵州清水江苗族有《牛郎织女的故事》，云南傈僳族有《花牛牛和天鹅姑娘》，广西瑶族有《五彩带》，贵州侗族有《郎都与七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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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争牛郎织女发源地：

2009年3月30日，“中国牛郎织女文化之乡”授牌仪式在河南鲁山县辛集乡举行，这标志着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的“中国牛郎织女文化之乡”正式落户鲁山，鲁山县成为名副其实的牛郎织女传说发源地。

同样被授予“中国牛郎织女之乡”的还有山西和顺县，加上湖北郧西县，江苏太仓，以及我们山东沂源，一共有5个地方共同争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牛郎织女之乡”的原地。

其中沂源更是大手笔，投资兴建了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之最”授予馆藏同一主题（爱情）邮票最多的博物馆—“世界爱情邮票博物馆”。此外，沂源还出资聘请专家，学者，组织编写了一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牛郎织女传说》丛书，共分5卷。

该书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地对中国“牛郎织女传说”进行系统研究的重要著作， 由国内诸多优秀文史专家编撰而成，通过科学细致的甄别和分类，严谨笃实的选材和考证，为“牛郎织女传说”研究作了更全的总结、更深的挖掘的和更新的探索。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牛郎织女 （中国著名民间故事）

6. 想知道吴英案的一些真实内容

从2006年一夜暴富，到2007年深陷囹圄，2009年12月18日下午一审被判死刑，28岁的吴英走过了极不平凡的3年。吴英的罪名是“集资诈骗罪”，在民间金融极为活跃的浙江，尽管有丽水集资案主角杜益敏被判死刑的先例，吴英的死刑判决结果依然引发了公众、包括法院内部人士在内对其罪是否至死的争议。在浙江，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泾渭从来不分明。显然，在吴英案上，吴英的罪与罚，死与非死，已不再只关乎个人。正如财经专家吴晓波评论所言，这一案件是中国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背景下发生的制度性悲剧。

在被警方控制2年10个月零11天后，2009年12月18日下午在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28岁的吴英听到的是死刑的一审判决。

超乎很多人的想象，在长达近一小时的判决书宣读过程中，吴英一直镇定自若。即使听到“被告人吴英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的最后结果，吴英脸上依然看不出异样的表情。作为家中长女的她，反而在被带离法庭时嘱托家人“你们都保重”。但刚走出审判庭，吴英即流下泪水。

对吴英来说，这是一个迟到许久的判决，结果近乎残酷。尽管律师给她做的是无罪辩护，但在二审、终审判决公布前，吴英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能否出现转机。

自浙江东阳本色集团组建伊始，本报记者一直追踪报道本色集团的发展和陨落状况，全程见证了吴英纷繁复杂的3年人生轨迹。

起步美容业

与东阳市大部分年轻男子一样，吴英父亲吴永正1979年就远到甘肃玉门做包工头。吴英出生不久后就被父母带到甘肃，除了春节等偶尔跟父母回家外，吴英的童年一直在西北度过。

吴永正一心想生个儿子，结果一连生了4个女儿。7岁时，吴英被送回东阳，在塘下村小学读书。吴永正说，4个女儿中数吴英读书最好，小学几乎每学期都是三好学生。但到北江镇初中后，吴英的成绩开始下滑，1995年7月毕业后，吴英干脆不想读书了。吴永正当时正忙于在甘肃打一场耗时8年的官司，没有太多精力管吴英的事情，就安排她到自己的堂妹那里学美容。

在东阳，吴英的姑姑是最早做美容生意的。在这家叫“吴小珍诊所”的美容店，吴英学了一年多，就跑到宁波慈溪，与人合伙开了家美容店。此时，吴英才15岁。

在慈溪期间，年轻的吴英结识了许多人。若干年后，俞亚素等一干宁波人，成为最早借钱给吴英的放贷者。

吴英在慈溪呆了半年左右，即回到东阳，告诉父亲想继续读书。吴永正四处找人，总算连人带户口地把吴英安排到2年制的东阳市技校学习。但让吴永正失望的是，读了1年半后吴英又有了经商的念头，辍学离校。吴永正只有安排吴英重新到姑姑处学美容。他认为，吴英只有学到一门手艺，以后才能过上好日子。

2000年，还在吴小珍处学美容的吴英认识了东阳人周红波。次年，两人订婚。此时，吴英已积累了不少客源。以周红波为主要出资人，吴英出任老板，两人在东阳市区十字街开了一家“一生美美容美体沙龙”店。

2002年6月，吴英和周红波登记结婚。2003年8月，吴英盘掉原来的美容店，在周红波家所在的西街，新开了“贵族美容美体沙龙”，生意越加火爆。当地人士透露，东阳市某些政府机关的女公务员，都成为吴英的长期客户。在美容店，吴英积累了众多人脉基础，亦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为了从广州等地进货，吴英开始到处出差，甚至连丈夫周红波都不清楚她具体去过哪些地方。在经历“贵族美容”的初创期后，周红波转而在市区好乐多超市租下摊位，做起水果生意，美容店此后由吴英一人打理。

2005年3月，吴英从别人手中接过喜来登俱乐部，成为俱乐部的新老板。在重新装修后，喜来登成为当时东阳条件最好的KTV之一。一个月后，吴英又在东阳开出千足堂理发休闲屋。此后，她还在义乌开出千足堂分店。吴英被刑拘后，作为唯一没有查封的实业，义乌千足堂直至今年还在吴英父亲的坚持下维持经营。

2006年2月，吴英在母亲老家湖北荆门，开设了信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次月，吴英又在浙江诸暨，注册成立另一家信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开始介入民间借贷、铜期货等交易。

本色神话

25岁即拥有数百万身家，吴英在同龄者中无疑已是一个佼佼者。不过事后看来，她之前所做的一切，似乎只是为组建本色集团做热身。

2006年4月开始，本色集团突然在东阳横空出世：本色商贸、本色洗业、本色广告、本色酒店、本色电脑网络、本色装饰材料、本色婚庆服务、本色物流……本色系公司一家接一家注册，仅当年8月14日，吴英就一口气注册了3家公司。吴英的本色版图，直至当年10月10日本色控股集团成立（注册资金1亿元）方才组建完毕。

本色引起当地人注意的，最先是免费洗车（但必须在车牌处贴上本色的logo）和免费洗衣服务（洗衣每天限100件，每人限2件），其次是连续3次掮款：东阳西宅小学80万元，磐安贫困学生50万元，东阳光彩事业500万元。

吴英最大的手笔，则是房产投资。仅几个月的时间，她即投入近1.6亿元，其中包括：东阳博大房产2200万元，通江花园近3000万元，望宁公寓5000多万元，湖北荆门1400万元，浙江诸暨近300万元等。吴英所购房产，大部分为沿街商铺，三年过去，这些房产都已大量增值，不过对身陷囹圄的吴英来说，这些增值已经于事无补。

本色集团成立后，吴英对酒店的经营情有独钟。本色概念酒店、本色精品酒店、本色假日酒店一气组建后（有些尚在装修即被查封），吴英还准备在全国复制这一概念，并在义乌开出了第一家连锁店。

2006年10月底，因为杭州、上海几家媒体的连续报道，吴英及本色集团开始闻名全国。本色集团高层甚至对外宣称，本色在购买物业和装修上的固定资产投资超过3.5亿元，但没有一分钱是银行贷款，全部是自有资金。

2006年11月1日，吴英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畅谈一个多小时。吴英将数亿元“自有资金”来源，归结为期货、炒房、美容业3个渠道。

事实上，此时吴英的资金链已经趋紧。12月底，本报记者再次采访吴英时，她刚脱离义乌几个债权人的软禁，回到东阳。本色集团资金紧张的情况此后可见一斑：先是东阳、义乌等很多民间借贷人频频向吴英催债，然后是本色集团4900万元假汇票被没收、光彩事业500万元掮款被本色收回。2007年1月24日，吴英被迫在杭州举行了一个小型记者见面会。尽管她的一些说法已不能自圆其说，但吴英依旧保持乐观，且欣然与包括本报记者在内的媒体记者一一合影。

此时的吴英未必料到自己即将面临牢狱之灾。两周后的2007年2月7日晚10时，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正在北京筹措资金的吴英被东阳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10日下午，本色集团亦被查封。

从2006年4月至2007年2月，本色集团的神话只存在了短短10个月。

庞杂的民间借贷网

在吴英被刑拘前，包括媒体在内，几乎无人知道，本色集团投在东阳的数亿资金究竟来自何方。

直到相关案情公布，吴英的资金往来脉络方才清晰：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来自民间高利贷。已知的银行贷款，只有工商银行[4.17 0.72%]东阳支行一笔1550万元的短期贷款。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吴英案的《判决书》认定，早在2006年4月成立本色公司前，吴英即以每万元每日35元、40元、50元，或每季度分红30%、60%、80%的高息，从俞亚素、唐雅琴、夏瑶琴等人处集资1400余万元。这些人大多系吴英在宁波慈溪认识的朋友，或此后经人介1979年出生的义乌人杨军，然后通过杨军认识了杨卫江，并借到了首批资金600万元。

杨军与骆华梅认识，而原义乌市文化局文化稽查中队长林卫平正是骆华梅的表哥，吴英就此认识林卫平。

2006年3月30日，吴英以到广州投资白马服装城商铺缺少资金为由，从林卫平处借到了首批500万元，此后经常每隔几天就有数百乃至上千万元的借款入账。至2007年1月5日最后一笔200万元入账时，短短9个月时间，吴英从林卫平处借到了4.7亿元。

经杨卫江介绍，吴英又认识了杨卫陵，并与其合作投资铜期货。在期货投资出现4740万元亏损的情况下，吴英仍然“信守诺言”，归还杨卫陵等人3300万元投资，并“支付利润”1400万元。

此后，吴英又经杨卫陵等人介绍，认识了律师杨志昂，并从杨志昂处借到3000多万元。

法院认定，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先后从林卫平、杨卫陵、杨卫江等11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元，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等，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3.8亿元。

而吴英之所以能持续借到巨额资金，缘于其支付的利息高昂且早期能按时支付利息。

2008年4月16日庭审时，吴英承认，她向林卫平等人所借资金年回报率至少在50%以上，部分达到100%，到后期资金链出现问题时甚至出现“3个月回报期”—即三个月的利息达100%。即使不算利滚利，年息也在400%以上。

事实上，到2006年10月底，即吴英开始为媒体关注时，本色集团的资金链已经接近断裂。12月底，一起“绑架案”的发生，更令其雪上加霜。

据吴英向公安机关报案，2008年12月21日至28日，因债务纠纷，她被义乌市的杨志昂、杨卫陵的杨氏家族成员软禁。吴英及其家属称之为“绑架”。

“绑架期间，先后到过杭州、温洲、安徽马鞍山、江苏镇江，对我进行搜身、猥亵，扬言要将我杀死抛入江中，并强迫我签署空白文件三十余份，将我携带的现金数万元、现金支票330万、银行卡数张（强迫告诉密码）洗劫一空。12月27日他们派人到东阳将我上亿元的珠宝拿走，又在同日将我公司的14处房产的全部证件、29辆汽车的全套文件及有关财务凭证全部拿走……”吴英说。

吴英报案后，当地公安一直没有立案，两天后，本色集团收到一封装有两颗子弹的信封。

量刑争议

按照吴英家属的说法，吴英想过被债权人绑架，但从未想过被公安拘留。2月9日，即吴英被刑拘2天后，吴英家人在北京和东阳同时向警方报案。

时代周报记者得到的最新消息显示，2007年2月9日，在吴英不知下落的情况下，吴英父亲吴永正、丈夫周红波、本色集团常务副总蒋辛幸等人，同债权人林卫平、骆华梅、徐玉兰等人一起在本色概念酒店开会，商讨对策。最后各方达成共识：在吴英出现之前，本色集团授权由林卫平管理。林卫平等人还提出以借贷资金入股，但入股一事因股份比例未谈拢告吹。

林卫平是义乌有名的资金掮客，一人就向吴英放贷4.7亿元，超过吴英借贷资金的一半，案发时吴英尚欠林卫平借款3.2亿元。而法院认定吴英最终“集资诈骗”的金额，不过3.8亿元。

让与会各方没有想到的是，林卫平、骆华梅两人开完会刚走出本色酒店，即被东阳警方刑事拘留。次日，本色集团被查封，来自义乌的掮客杨卫陵、杨志昂被拘留。此后，徐玉兰、杨军、杨卫江3人亦先后被刑事拘留。3月16日，吴英、林卫平等8人同时被批准逮捕。吴英案就此尘埃初定。

今年1月22日，东阳市人民法院对涉及吴英案的林卫平等7名被告人进行一审宣判，7人均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定罪处罚，刑期从18个月至6年不等。其中林卫平向71人和1个单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86515万元，除吴英外在义乌还有其他上线，借贷总额甚至超过吴英，然而只获刑6年。

与林卫平等人的宣判较为平静不同，吴英案的审理，颇费波折。

在今年4月16日吴英案开庭前，东阳市人民检察院和金华市人民检察院先后于2008年2月和10月各起草了一份起诉书。

在第一份起诉书中，吴英的罪名是合同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两项，且两个罪名的主体都是本色集团，吴英作为本色集团的法定代表人被列为被告。而在第二份起诉书中，罪名和主体都发生了变化，起诉罪名为集资诈骗，吴英作为个人被列为被告。

在东阳市检察院起诉阶段，吴英与林卫平等8人一起被起诉，但由于量刑规格发生变化，吴英被独立出来，其一审地点由东阳市人民法院更换为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诉方也由东阳市检察院变更为金华市检察院。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在刑法上区别很大，前者最高量刑是10年，后者最高量刑是死刑。”在今年4月一审开庭时，吴英辩护律师杨照东和张雁峰给吴英做无罪辩护，控辩双方围绕吴英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该案属于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吴英的罪名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3个焦点，展开激烈交锋。

“据我们了解，吴英借来的钱只是朋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并没有使用欺诈手段，也没有要非法占有的想法，而且全部都用于公司经营上了，并承诺归还。所以我们认为吴英的行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只能算民事纠纷。”杨照东说。

但在一审宣判时，辩护律师有关上述3个方面的辩护，未被法院采纳。

吴英成名、被绑架和被刑拘后，吴英及其家人曾先后聘请过3任律师。杨照东和张雁峰所在的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在业内颇有名气，杨照东目前还是黄光裕的代理律师。此次宣判，杨照东因另有安排没有到庭。

但对吴英最为不利的，是此前浙江丽水集资案主角杜益敏案的宣判。同样以“集资诈骗罪”入罪的杜益敏经最高法院复核，最终被执行死刑。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吴英案的开庭宣判是2009年12月18日，但判决书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10月29日。这意味着，早在宣判前40天，吴英的死刑判决已经认定。

民间借贷困局

吴英一审被判死刑后，民间对吴英是否罪该至死议论纷纷，即使在金华市中院内部，亦有不同声音。尤其在网络上，同情吴英、认为其罪不当死的观点，占据一边倒的位置。

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认为，围绕吴英是否应被处极刑的激烈争议，事实上是对于民间借贷行为是否合法合理的长期争议。

在民间资本充裕的浙江，因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加上民间资本天然的逐利性，民间借贷一直盛行，尤其在温州、金华等地。

公开资料显示，2008年浙江省共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近200起，集资诈骗案件40多起，同比大幅上升。其中1亿元以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17起，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集中爆发，涉案金额近百亿。而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通常很难界定，罪与非罪，泾渭并不分明。

2008年12月2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厅曾联合下发一个主题为“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会议纪要。

会议纪要明确指出，“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相对固定的人员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应当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不应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或者集资诈骗犯罪”。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杜益敏、吴英等诸多人物的出现，是在现有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的背景下发生之制度性悲剧。一个很可能的情况是，再过若干年，随着中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杜益敏和吴英们的行为应是符合商业规律和合法的。

在12月22日发表的《非法的吴英与“合法”的贪腐》一文中，吴晓波得出一个结论，当代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所有重要的改革都是自下而上推进的，因此具备了非法的天然特征；而众多高级别的贪腐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因此在表象上看往往是合法的。

吴英的罪与罚，死与非死，显然不仅仅是吴英一个人的事。

7. 安徽风俗

1. 安徽各类节庆、服饰、饮食起居、婚丧、宗教信仰等构成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民版俗风情权图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文化内涵和独特的美学价值。

2. 安徽民俗文化涵盖婚嫁习俗、岁时节令习俗、社交往来习俗、烹调饮食习俗等许多方面，展示了安徽人民追求幸福、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景。

3. 皖南的跳钟馗、叠罗汉，皖北的肘阁、旱船等不仅地域特色鲜明，而且有极强的观赏性。

4. 一种是在喜庆节日用红纸剪作装饰的，如窗花、门笺、灯花、喜花等，内容多系象征吉祥与喜悦、或隐喻。

5. 另一种是作为鞋巾冒、围嘴、兜肚等儿童服饰上的刺绣底样，取材一般为花卉、鸟、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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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徽省阜阳地区的剪纸，应用范围很广。

2. 阜阳剪纸善于运用粗细线组合，阴阳刻交替的手法，融合我国北方剪纸的粗壮浑厚和南方剪纸纤巧秀丽的风格，形成了刚柔兼备、节奏和谐、朴实优美的地方特色。

8. 这个人是谁

李白

9. 姚喆的重要事件

姚喆1906年农历8月28日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第二区永安乡横塘冲村（今邵阳市双清区渡头桥镇光辉村）的一户中农家庭。1925年11月加入农民协会，翌年任乡农协主席。1928年7月，姚喆跟随彭德怀参加平江起义，随后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领导下，姚喆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姚喆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参谋长、军参谋长、师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旅参谋长、绥远大青山骑兵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绥远塞北分区司令员、绥蒙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第八军军长、绥蒙军区司令员；全国解放后，历任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二十三兵团副司令员、总高级步兵学校第一副校长、校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曾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55年，姚喆被授予中将军衔，毛泽东称他为“开国将军”。
姚喆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创始人之一。1938年，党中央、中央军委任命李井泉任司令员，姚喆任参谋长，彭德大任政治部主任，率领八路军一二○师大青山抗日游击支队，挺进大青山。1940年，李井泉奉调回晋西北工作，姚喆接任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员。他率领英勇顽强的抗日游击支队指战员战严寒、斗饥饿，在大青山整整坚持了7年，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巧妙周旋，建立和巩固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粉碎了敌人一次次疯狂的“围剿”和“扫荡”，保证了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根据地的安全。 恶劣环境
大青山位于绥远省中东部（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东起集宁以北的灰腾梁，西接包头西面的乌拉山，南连开阔肥沃的土默川平原，北麓是辽阔的草原，一直延伸到中蒙边境，东西绵延三四百公里，南北宽四五十公里，属典型的塞外高原气候带，因受西伯利亚和外蒙古寒流的侵袭，冬季最低气温达零下30多摄氏度。数九寒冬，荒山野岭滴水成冰，积雪有1米多厚，在背阳光的地方，半年时间都融化不了。在这种气候下过冬，没有皮衣，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战事背景
1938年7月29日，在与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等领导握手告别后，李井泉、姚喆等率领大青山支队2500名将士从山西五寨县出发，踏上了挺进大青山的征途。途中，他们接到一二○师师部指示，命令他们派遣精干力量返回晋西北平鲁县接运过冬用的皮衣。
当时，敌伪军已完全摸清部队挺进大青山的行动方向，正疯狂地向部队发起围追堵截。这个时候要杀回马枪去接运皮衣，确实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任务。为了顺利地将皮衣接运到大青山，姚喆打算亲自出马。他与李井泉等支队领导一合计，决定将部队分成两部分，由李井泉率领主力继续向大青山绥中地区挺进，他则率领七一五团第一营和四支队第三连返回晋西北平鲁县。
在大部队向纵深挺进后，姚喆率领小分队指战员在蛮汗山和长城附近兜了好几个圈子，以迷惑敌人。不料，当我小分队行进到大榆树、韭菜沟地段时，驻扎在归绥的日寇后宫步联队“嗅”到了八路军的行踪，立即调集好几百人的兵力，向我小分队猛扑过来，企图将我1个营和1个连围歼在韭菜沟一带。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姚喆当机立断，决定停止前进，抢占有利地形，就地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战斗打响前，姚喆来到三连阵地马鞍山麓。他匍匐在前沿草丛中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敌情后，走进工事，拍着一名学生兵的肩膀问：“小鬼们，你们打过仗没有，怕不怕打仗？”“不怕！”望着参谋长坚毅的目光，这些十七八岁的小战士们，一个个斩钉截铁地说：“日本兵胆敢爬上来，我们就狠狠地揍他，叫他们脑袋开花回老家。”“对待敌人就是要有这么一股子狠劲，要勇敢，不怕死。但也不能蛮干哟！你们要听指挥，要机动灵活，才能打胜仗。”
战斗打响
战斗打响后，小分队的指战员们在姚喆等的指挥下，英勇顽强，从上午到下午，与敌人激战了六七个小时，一连打退敌人10余次进攻，最后迫使敌人丢下20多具尸体，灰溜溜地缩回了归绥。
时间就是胜利。打退日本鬼子的进攻后，姚喆指挥战士们连夜赶往接运皮衣的平鲁。在路上，当他们见到一二○师警备六团团长孙超群和政委张达志带领部队护送着100多头毛驴驮着的1400多件皮大衣走来时，小分队的指战员们傻了眼，姚喆更是犯了愁。这百几十头毛驴一溜儿排开，每头毛驴分别驮着十几件皮大衣，那场景着实壮观。可是目标这么大，怎样才能通过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将这些东西完好无损地运到大青山去呢？姚喆倒背着双手，独自绕着这毛驴队转悠起来。忽然，他停住了脚步，叫来了一营营长傅传作和三连连长梁劲秀。他们3个人嘀嘀咕咕一阵商量后，决定让小分队的指战员每人穿一件皮大衣，剩下的再用毛驴驮运。
这办法当然好，毛驴队一下子精简了三分之二，可就是苦了战士们。当时正值盛夏季节，战士们全都身着单衣薄裤，脚穿草鞋，但没有一个不是汗流浃背的。这下好了，除了要背着原来的武器、弹药、干粮和背包外，还要穿一件几斤重的皮大衣，那闷热劲，就别提有多难受了。见战士们满脸难色，姚喆抓起一件皮大衣就往身上穿。在他的带动下，战士们再也没有多讲一句话，几百件皮大衣全都上了身。
当接运皮大衣的小分队来到平绥铁路附近时，姚喆从抓获的“舌头”口中得知，日伪军已在铁路沿线设下重兵埋伏，企图截取部队的皮大衣。事不宜迟，姚喆命令护送他们的孙超群和张达志，率领警备六团从侧后包抄过去，奔袭日伪军的老巢红沙坝车站，以钳制敌人。一时间，红沙坝车站枪声大作，火光冲天。埋伏在铁路旁的敌兵哪还顾得了抢八路军的皮大衣，一个个抱头鼠窜，没命似的跑回车站，去保他们的窝点。说时迟，那时快，姚喆率领身穿皮大衣的小分队，赶着几十头毛驴，前后不到半小时，不折一兵一卒，全部由三道营附近越过了敌人严密封锁的平绥铁路。
在接下来的一天一夜里，姚喆带领小分队昼夜兼程，一口气赶了七八十公里山路，胜利到达大青山腹地大滩（今察右中旗境内），与主力部队会合。从此，绥远大青山地区的抗日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背景
以大青山为中心的绥远敌占区，除了大青山、蛮汗山是山区外，大部分是丘陵地带，还有土默特平原和乌素察布草原。
日伪军在大青山地区的军事力量绝大部分是骑兵和机械化部队，特别是伪蒙军和土匪，全部是骑兵武装。部队在许多战斗中，曾因步兵行动缓慢而失掉有利战机，使部队向平原和丘陵地带的发展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
实践证明，将大青山步兵支队装备为骑兵支队，是对付疯狂的日伪敌军，扩大战果的最好的武装斗争形式，是开展群众工作，配合地方党组织建设和巩固游击根据地的保障。1938年11月22日，党中央在《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这一地区的战斗，非有骑兵不行”，“应该使自己迅速拥有多数骑兵”。此后不久，大青山支队就骑兵部队的建立专门请示党中央，毛泽东和一二○师贺龙、关向应首长很快作出批示，要求大青山支队迅速由步兵改建为骑兵。
大青山北麓的农业区、半农半牧区和牧业区盛产马匹，大青山南麓农业区的蒙、汉族农民也擅长养马骑射。按理说，人民抗日游击支队改建骑兵部队，应该不是一件难事。然而，由于日伪军的征调，国民党“自卫军”的摊派和土匪掠夺，人民群众家里的马匹并不多。为了解决马源困难，姚喆指示各大队一定不能增加农牧民的负担，要积极向日伪军和土匪展开进攻，从他们手中缴获马匹。
改建
驻扎在绥南地区的一营营长邹凤山，接到支队关于改建骑兵的指示后，立即召集班以上干部开会研究，大家表示坚决拥护支队司令部的决定，通过战斗完成步改骑的任务。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邹凤山率一营三连指战员步行40多公里，突然袭击了归绥郊区陶卜齐附近的一个匪巢。土匪头目是绰号叫“干豌豆”（意为豌豆皮也要榨出4两油来）的惯匪肖顺义。这次奔袭，部队共俘获排长以上土匪头目24人，缴获长短枪70余支，战马100余匹。一夜之间，绥南部队由步兵变为骑兵。
在绥中地区，三大队、四大队和支队司令部虽在战斗中缴获了一批马匹，但远不能满足需要，这就要求我们深入村庄，去动员那些具有爱国思想的蒙古族上层人士和地主，为八路军捐献马匹。武川县五合乡和三元井乡一带教会势力庞大，控制这一带的神甫是比利时人，教堂里配备有骑兵武装，对教徒控制甚严，一些大户有心为抗日捐献马匹，但慑于教会势力的威胁，不敢做出善举。姚喆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率四支队政治干部樊炽华、田恩民亲自去教堂，向神甫宣传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宗教政策。在姚喆的耐心劝导下，比利时神甫不但不再阻止教徒支援抗日，还将教堂里的马匹捐献给了大青山支队。这样以来，绥中地区部队顺利地筹集到军马数百匹及一批军用物资。
组建骑兵除了要解决马匹和鞍具外，还必须统一指战员对组建骑兵必要性的认识，还必须训练骑兵，掌握骑兵技术。大青山支队除了当地新补充的士兵以外，包括四支队在内的大多数指战员不会骑马，不懂骑马战术，不会养马驯马。有些战士对当骑兵要铡草筛料，要半夜起床添料，大清早还要饮马、遛马，觉得太麻烦，不如步兵省事省心；有些战士畏惧战马的烈性……总之，既有学习驯养战马，掌握骑兵技术的问题，也有解决思想认识的问题。
姚喆虽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长征途中骑过马，但对骑兵了解不多，更谈不上养马驯马了。为了作出表率，姚喆主动拜当地马倌和善骑射的蒙汉群众为师，向他们学习驯养方法和乘骑技术。在他的带动下，广大指战员信心倍增，提高了思想认识，克服了畏难情绪，很快掀起一个比学马术的高潮。学习中，姚喆将蒙汉群众日积月累掌握的饲养、乘骑经验，总结提炼成一首首朗朗上口的歌诀，如：“脚尖跟蹬，身略前倾，两腿夹紧，屁股坐稳”、“草膘，料劲，水精神”和“草短，料净，水要清”，等等。指战员们对照歌诀，在蒙汉群众手把手的指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不仅学会了驯养战马的方法，而且掌握了一整套乘骑作战的本领。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不断提高我游击部队的作战能力，姚喆还提出“一边打仗一边建，一边行军一边练”的口号，带领指战员们在战斗空隙时间，或头顶晨曦，或身披残阳，驰骋在广袤的草原上，展开马上瞄准、马上劈刺和策马追击等训练。这样，大青山抗日游击支队很快成为一支强劲的骑兵部队。
1939年底，姚喆将分布在绥南、绥中、绥西三个地区的4个大队，整编为3个骑兵营，加上四支队所属4个连，下辖13个连。1940年5月28日，大青山支队骑兵营扩编为团的建制，兵力最多时发展到2000余人。
成果
1940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近万人马在国民党中央及绥远当局的统辖下，名为抗日，实则流在大青山地区，一方面不断制造摩擦，阻挠和破坏我大青山军民的抗日斗争；一方面秘密地与日本侵略者勾结，准备随时投敌，蒙汉群众气愤地称他们是“灭蒙助日亡国军”。为了聚歼这伙日寇走狗，姚喆决定按照“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和“人不犯我，我不犯我；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立场原则，坚决实行自卫反击，彻底扫除抗日道路上的障碍。在这一年春节的1个多月时间里，我骑兵支队与“自卫军”连续进行了10多次战斗，共俘虏“自卫军”2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000余支、电台9部。“自卫军”遭沉重打击后，其残余势力全部向河套地区溃逃。
1940年3月底，西进河套的日本侵略者在遭受傅作义部队重创后，全部撤回大青山地区。从4月开始，对我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动接连不断的“扫荡”。每次“扫荡”，日寇对我根据地都要实行极其野蛮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同时，还在部队游击活动区域内增设了不少据点。根据党中央和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精神，姚喆率领大青山骑兵支队在绥远敌占区更广阔的地域内，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更为机动灵活的骑兵游击战争。在东到集宁，西至武川，南抵平绥铁路，北达乌兰花、土木尔台的广大区域内，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时而以骑兵快速奔袭薄弱之敌，时而迅速转移避开敌之主力，时而在山地丘陵与敌人兜圈子，时而又声东击西迷惑敌人，使日寇发动的5次“扫荡”没有一次能够奏效。一些日本鬼子领教过姚喆的厉害后，只要听说是姚喆率领骑兵部队来了，就吓得不敢前进。
大青山骑兵支队是在抗日游击战争的烈火中改建并发展起来的，它凝聚了李井泉、姚喆等创始人的心血，一直到1942年10月撤销骑兵支队建制，成立塞北军分区为止，在3年零10个月的战斗岁月里，为坚持和扩大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粉碎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限共、反共，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41年和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极端猖獗和中国人民抗战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日寇为了取得侵略战争的胜利，加强了对中国沦陷区的掠夺和对解放区的进攻，集中兵力进行连续“扫荡”和“蚕食”，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妄图消灭八路军，毁灭我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削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1941年1月爆发的“皖南事变”，开始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日、伪、顽的夹击下，中国人民的抗战形势日趋恶化。
极端困难的抗战局面，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表现得尤为突出，大青山成为全国抗日根据地中最困难的地区之一。日寇对“蒙疆”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视，把“蒙疆”的北部地区划为“防共”特殊区域，大青山就在这一区域之内。从1941年春开始，日寇为了达到其“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目的，在大青山地区推行极为残暴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施政跃进运动”。首先，对大青山根据地的“扫荡”更加频繁，规模更大，每次“扫荡”出动兵力都在1000人以上，多时达四五千人。“扫荡”时间最少1个星期，多则一两个月。“扫荡”时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梳篦式”、“穿梭式”等手段，步、骑、车相结合，有时还配有飞机。其次，日寇还对大青山根据地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一齐进攻的所谓“总体战”。最为毒辣的是对我根据地实行封锁围困的“囚笼”政策。日寇在大青山和蛮汗山周围修筑了几十条公路和100多个据点，筑建了一大批碉堡，在沿交通要道的重要村庄分兵驻守。
面对日寇疯狂的“扫荡”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姚喆率领大青山骑兵支队广大指战员，与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粉碎了日伪军无数次的“扫荡”和“围剿”。绥中地区是我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活动比较集中的地区，在1941年这一年中，日寇先后对绥中“扫荡”了5次。其中最为残酷的有3次。每次日寇疯狂扑来，姚喆果断地率领部队官兵巧妙地撤离到外线，使其阴谋没有一次得逞。
在大青山游击战争进入困难时期和日寇加紧部署大规模“扫荡”的情况下，党中央和一二○师首长贺龙、关向应对这里的局势极为关注，并为大青山骑兵支队增调力量。1941年秋，姚喆奉命到延安和晋西北汇报工作，朱德和贺龙当面指示：大青山斗争要作长期打算，要搞好军事隐蔽，麻痹敌人，保存革命力量，坚决达到坚持这个战略要地的目的。根据大青山环境恶劣、干部牺牲较多的实际困难，在当时各抗日根据地干部都缺乏的情况下，党中央一次就从延安抽调200多名干部，随姚喆一同来到大青山，使大青山根据地的干部队伍及时得到补充。
姚喆根据敌强我弱的总形势明确提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有利就打，不利就走。”他指挥部队充分利用自己熟悉的地形和山地便于游击活动的特点，不断变化战术：当敌人分区、分阶段“扫荡”时，就指挥我主力向未“扫荡”地区转移，使敌人“扫荡”扑空；当敌人分数路同时进攻，实行全面“扫荡”时，就率领队伍迅速钻空子由内线跳到外线，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歼灭其一路或其少数部队；当“扫荡”之敌兵力过大，难以找到歼敌机会时，则将部队化整为零，分路突围，进入敌人力量达不到的空虚地带和敌据点附近隐蔽活动，或相机袭击敌守备薄弱的据点。在具体战法上，姚喆命令各作战单位灵活地使用集中和分散、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相结合的各种战术，准确地选择有利时机和敌之薄弱点，采用打伏击战、夜战和长途奔袭的方法，速战速决。
由于日寇的频繁“扫荡”和袭击，整个大青山根据地时刻处于紧张的战斗状态，基本上每天都要打仗，有时一天打几仗。为了防止敌人突然袭击，部队指战员经常是白天上山隐蔽，夜间下山吃饭、宿营，天亮前再上山。连续几个月枪不离人，马不卸鞍，和衣而睡，抱枪而眠，一有情况，立即出发。甚至擦枪时也要将零件放在一块布上，有了敌情，包起就走，上山后再装起来。由于敌军的经济封锁，部队粮食供给经常断绝，有时几天吃不上饭，只得靠野菜充饥。在滴水成冰的寒冬，由于服装缺乏，不少同志还穿着单衣，鞋子烂得不能再穿时，就将牛皮、破毡片绑在脚上走路。部队行军到了驻地，战士们的鞋、袜常常冻在一起脱不下来，耳、鼻、手、脚被冻伤是常事。在这困难的2年时间里，姚喆率领我绥中骑兵支队主力先撤至绥西，后又转移到绥南。当日寇调集重兵对绥南进行“铁壁合围”、“闪电式”“扫荡”时，他又率部来到绥西。
1942年10月15日，日伪军6000余人，突然包围了绥西各山口要道，继而进行大规模的“梳篦式清剿”。前后几天时间，我绥西部队和党政工作人员七八百人在德胜沟、井儿沟、万家沟、白石头沟、一前晌等地被敌包围，情况十分紧急。为了解救被围困的部队官兵，姚喆沉着勇敢，率领部队与敌人进行了6次战斗，然后命令各部化整为零，有准备地分散转移。为了钳制敌人，姚喆在各部队转移后，带领教导大队埋伏于德胜沟西面。当一路200余名日寇进入沟内时，姚喆一声令下：“开火！”我教导大队指战员突然以猛烈的火力向敌人射击，几十个日寇应声倒地，结冰的河沟里留下侵略者的片片血迹。教导队的勇士们则乘敌混乱之际迅速转移。为减少目标，教导大队分成小分队活动。姚喆只带了一个班转移到了绥中。日寇的“梳篦式清剿”历时1个月，于11月14日结束。在我指战员们英勇顽强的抵抗下，日寇重蹈绥中“铁壁合围”、绥南围追堵截失败的覆辙，最后以计划彻底破灭而告终。在我骑兵部队主力正艰难地与日寇斗争的这段日子里，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为贯彻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加强对绥远和雁北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于10月24日决定，将绥远（大青山）与雁北（晋西北第五军分区）合并，成立塞北军分区，以姚喆为司令员，塞北区工委书记高克林为政委，统一指挥绥远敌占区和雁北地区的军事斗争。同时，取消大青山骑兵支队番号，原骑兵第一、第二、第三团番号不变，原晋西北第五军分区部队编成塞北军分区雁北支队。这样，姚喆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绥远敌占区和雁北地区的抗日工作进一步统一和加强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与后方的联系更紧密了。
11月，晋绥分局给塞北区工委和塞北军分区发出指示信，指出：“必须对日寇大‘扫荡’后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有清醒的认识，要准备在最坏的形势下坚持工作与布置工作；要深入群众工作，实行正确的财政政策，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伪军；认真贯彻精兵简政，精简部队，保存骨干，部队中采取小连队制，组织秘密的不脱产的小武装。”遵照上级指示，姚喆在指挥部队反“清剿”的同时，将骑兵三团改编为步兵团，只留一个骑兵连，使主力更加地方化、群众化，更进一步适应敌后游击战争更加频繁、斗争更加复杂的环境。
转移到绥中哈拉沁等地后，姚喆一方面了解主力撤走后绥中的情况，另一方面鼓励在绥中坚持斗争的干部群众认清形势，树立战胜日寇的信心。几天后，姚喆与转移至绥中的骑兵部队和游击队在黄花铺一带会合。由于绥中敌据点增多，部队不易活动，而绥西山大沟深，便于隐蔽，所以在敌人的大“扫荡”结束后，姚喆立即率机关、部队和游击队重返绥西。这时候的绥西，德胜沟等驻地已被敌人侵占，房屋被烧毁，窑洞被炸塌。姚喆命令骑兵三团团长蔡久率部队穿插到武川县西北和固阳一带平川活动，瞅准时机打击小股敌人。姚喆带领教导大队和部分党政干部共150余人，由骑兵改为步兵，将马匹寄放在老百姓家里，顶风冒雪，转移到了荒无人烟的大青山最高峰——石虎子山。
石虎子山群峰环抱，灌木丛生，周围一二十公里没有人烟，敌人也不敢在山上设立据点。还没到11月，石虎子山早已大雪纷飞，滴水成冰。部队无处宿营，指战员们冒着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拾柴烧开冻土，在山上挖出一个个不到2米长、1米宽、半米深的地坑，再在上面搭起一座座茅庵窝棚，用来避风宿营。山上风大，窝棚不能搭得太高太大，一般人都要猫着腰进出，抬头就能碰上棚顶。因天气奇冷，须经常在窝棚内生火驱寒，指战员们一个个都被熏得黢黑。
绥西群众食不果腹，平川老百姓一块光洋买不到2斤高粱面，山区群众都是吃灰菜籽度日。部队粮食极为困难，虽然时有群众冒着生命危险送来一点粮食，但仍满足不了需要。在开始的一段日子里，每人每天还能吃三四两小米或喝点莜麦糊，后来无粮断炊，大家只能扒开积雪寻找野菜籽，没有石磨，野菜籽舂不烂，他们就用两块石板将野菜籽挤碎。尽管这样，因为野菜籽太难寻找，他们也只能多放一把雪，将野菜籽熬成粥喝。
在这段极为艰苦的日子里，姚喆同大家一起搭窝棚、喝野菜籽粥，还踏着没过膝盖的大雪拾柴烧火。他谈笑风生，给战士们讲红军艰苦奋斗的故事，鼓励大家打起精神战胜困难。他常说:“我们决不能让日本鬼子侵占祖国的一寸土地。只要大青山还有我们的一名战士，那就证明，大青山还是我们的！”战士们看到司令员坚持在山上与大家一起战斗，并且是那样的乐观自信，都受到鼓舞，更坚定了必胜的信心。正是凭着这种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我英雄的大青山军民不仅战胜了敌人的“梳篦式清剿”和全面封锁，而且经受了严寒、饥饿和各种困难的严峻考验。
1943年3月，晋绥军区决定调姚喆带教导大队回晋西北整训。3月13日，姚喆由绥西出发，于22日抵达偏关。
1945年2月17日，党中央为加强绥远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绥蒙区党委，以姚喆、高克林、张达志、乌兰夫等10人为区党委委员。4月23日，党的七大在延安胜利开幕，姚喆出席会议。会议召开不久，毛泽东、朱德决定调陕甘宁边区联防军骑兵旅增援大青山根据地，由姚喆指挥。会议尚未结束，姚喆即奉命率领骑兵旅、晋绥军区步兵第九团和第二十七团，重返大青山。7月，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塞北军分区改为绥蒙军区，任命姚喆为司令员。姚喆指挥绥蒙地区步骑部队，配合晋绥和晋察冀部队，对日寇展开了全面反攻，夺取了绥蒙地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0. 马鞍山翠林水城过夜多少钱

开标准间要200多，大厅的话一个人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