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

❶ 奥斯特罗姆的个人学术理论

奥斯特罗姆在《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等著作中通过实证方法的研究和隐含的博弈结构的分析,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自主治理理论的核心内容。
(一)影响理性个人策略选择的四个内部变量
产生传统的集体选择困境的模型假设主要有两个,一是个体之间沟通困难或者无沟通,二是个人无改变规则的能力。而自主治理理论的中心内容是研究 “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形态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00)。奥斯特罗姆教授在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将复杂不确定环境下影响个人策略选择的内部变量确定为四个,即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在规范和贴现率。
人们选择的策略会共同在外部世界产生结果,并影响未来对行动收益和成本的预期。个人所具有的内在规范的类型受处于特定环境中其他人的共有规范的影响。如果这一规范成为与他人共享的规范,那么采取被其他人认为是错误的行动所要受到的社会非议便会对他形成制约。贴现率受到个人所处的自然和经济保障程度的影响,“那些对过了当年是否还有足够的食物抱有怀疑的占用者,在对生存可能性的增长进行权衡时,会给予未来收益很高的贴现率。同样,如果无论当地占用者采取什么行动、公共池塘资源都会被其他人的行动所毁坏,那么即使那些多年来一直对自己获取公共池塘资源的量加以限制的人,也会开始给予未来收益很高的贴现率”(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00)。
(二)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
对于制度供给问题,奥斯特罗姆认为要评价一套制度的总收益,需要确定9个环境变量:占用者人数;公共资源规模;资源单位在时空上的冲突性;公共资源的现有条件;资源单位的市场条件;冲突的数量和类型;这些变量资料的可获得性;所使用的现行规则;所提出的规则。奥斯特罗姆认为,要了解一套规则制度所可能产生的收益,是非常复杂的,取决于当前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并对人们公开的信息的类型以及替代方案所提出的制度规则。
对于自主治理中面临的可信承诺问题,奥斯特罗姆认为,复杂的和不确定的环境下的个人通常会采取权变策略,即根据全部现实条件灵活变化的行动方案。“我会遵守承诺,只要大多数人也都这么做”是权变策略的基本写照。在一个自治组织的初始阶段,在大多数人同意遵循所提出的规则的情况下,一个人对他 (她)的未来预期收益流量作了计算后,可能会同意遵守这套规则。但是在以后,当违反这条或那条规则所得到的利益高于遵守规则所得到的利益时,他也有可能违反规则,除非这种行为被人觉察并受到制裁。因此,遵守规则的权变承诺只有存在监督的情况下才是可信的,作为一个自治组织的群体,必须有适当的监督和制裁, 他们必须在没有外部强制的情况下激励自己(或他们的代理人)去监督人们的活动、实施制裁,以保持对规则的遵守。
相互监督问题。奥斯特罗姆认为基于对自主治理成功案例的研究表明,许多自治组织自主设计的治理规则本身既增强了组织成员进行相互监督的积极性,又使监督成本变得很低。“监督一组规则实施情况的成本和收益,并不独立于所采用的这组特定的规则本身”(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00)。监督成了人们实施规则,进行自主治理的副产品,因为不必付出太多其他额外成本。所有这些,都使自主组织内部的相互监督得到加强,而相互监督的加强又增加了人们采取权变承诺的可能,提高了人们对规则承诺的可信度,两者相互补充,相互加强。
(三)自主治理的具体原则
通过分析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包括瑞士和日本的山地牧场及森林的公共池塘资源,以及西班牙和菲律宾群岛的灌溉系统的组织情况等等,奥斯特罗姆总结和界定了其中8项原则。(1)清晰界定边界。有权从公共池塘资源中提取一定资源单位的个人或家庭也必须予以明确规定。(2)规定占用的时间、地点、技术或(和)资源单位数量的规则,要与当地条件及所需劳动、物资或(和)资金的供应规则保持一致。(3)集体选择的安排。绝大多数受操作规则影响的个人应该能够参与对操作规则的修改。(4)监督。积极检查公共池塘资源状况和占用者行为的监督者,或是对占用者负责的人,或是占用者本人。(5)分级制裁。违反操作规则的占用者很可能要受到其他占用者、有关官员或他们两者的分级的制裁,制裁的程度取决于违规的内容和严重性。(6)冲突解决机制。占用者和他们的官员能迅速通过低成本的地方公共论坛,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7)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占用者设计自己制度的权利不受外部政府权威的挑战。(8)分权制企业。在一个多层次的分权制企业中,对占用、供应、监督、强制执行、冲突解决和治理活动加以组织。

❷ 2016年山东农业大学mpa报考时间、课程、学费、报名条件（已参加工作）

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为适应不断发展的公共管理现代化、科学化、专业化的迫切需求，完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公共管理人才培养质量而设立的。
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包括行政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五个二级学科。行政管理是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设的一个二级学科。本专业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有：地方政府与基层治理、公共政策、区域管理、公共危机管理等。
一、培养目标与要求
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掌握系统的公共管理理论、知识和方法，具备从事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分析的能力，能够综合运用管理、政治、经济、法律、现代科技等方面知识和科学研究方法解决公共管理实际问题的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公共管理专门人才。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团结协作，求实创新，积极进取，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较高的文化素养，服从国家需要，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遵纪守法，品德优良；具有求实创新、严谨的科学作风、献身科学的精神。熟练掌握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和行政管理领域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行政管理分析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能借助计算机熟练进行科学研究；能掌握所从事研究方向的国内外发展动态；能独立从事教学、科研和专门的行政管理工作。
（三）具备健康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理品质。
二、学习年限
学生可以选择“脱产”或“非脱产”方式进行学习。具体学习方式，学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安排。 学习年限为2至4年。“非脱产”学习年限一般不少于2.5年。
三、课程设置、课程考核与成绩管理
学生培养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少于38学分。 课程设置突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分为核心课、专业方向必修课、选修课和社会实践四方面基本模块。其中，核心课不少于18学分，专业方向必修课不少于8学分，专业方向选修课不少于10学分，社会实践为2学分。课程学习中，每个学分学习时间为18课时。
（一）课程学习采用学分制。学位课程是研究生必修课。选修课分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两部分。选修课由导师根据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和科研需要确定，鼓励跨学科专业选修1-2门课程。
（二）所有课程均须通过考试。考试成绩均按百分制评定，满分为100分，必修课程以70分为合格，选修课程以60分为合格；学术活动及校外社会实践等必修环节的考核成绩按合格或不合格评定。上述成绩均为合格者方可获得学分。考核不合格的课程必须重修，同一门课程只能重修1次。所有课程原则上应在第三学期前完成。
（三）课程考试方式多样化。考试方式可采用笔试（开卷或闭卷）、口试或口试与笔试结合等形式。考察方式由任课教师根据课程特点确定。
（四）学位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考试原则上应采用闭卷考试与课程论文相结合的形式，闭卷考试成绩不低于该门课程总成绩的70%。
四、培养方式和方法
（一）教育与管理
学院党委分管书记负责研究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分管院长负责研究生培养与管理工作。研究生秘书具体做好研究生政治思想教育、培养和日常管理等工作。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和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导师对研究生德、智、体等方面全面负责，从思想、作风、治学等方面以身作则，做到既教书又育人。
充分发挥研究生党团组织和研究生会的作用，建立健全研究生思想工作和管理制度，不断提高研究生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的能力。
研究生应积极参加文体活动，增进身心健康。
（二）培养方式
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导师负责指导制定培养计划、课程学习、文献阅读、教学与社会实践、论文选题、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等。
研究生与导师指导关系的确定采取研究生和导师双向选择的办法。导师调离学校或外出时间超过一年，或因其它原因不能继续指导时，学院负责变更研究生的指导关系，并报学校备案。
（三）培养进程
1.补修本科主要课程（不计学分）
同等学历或跨专业攻读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应补修公共管理专业领域本科阶段主干课程3门，如管理学基础、公共管理学、微观经济学以及结合研究方向导师指定的其它课程，并经过考试，成绩合格（不计入研究生学分），方能申请答辩。
2.培养计划
1）新生在入学第一周内，在导师指导下，按照培养方案要求的课程设置，制定适合自己研究方向的培养计划，填写《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表（一）》。
2）新生在入学两周内，参照已制定的培养计划表，在网上完成第一学期的选课任务；研究生课程原则上要求在入学后两学期内完成。
3）研究生可根据自己的英语实际水平，符合学校免修条件和规定者，可以申请免修。
4）课程一经选定，一般不予变动，因故必须变动时，需由研究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导师及分管院长同意，研究生处批准后方可退选或改选。未办理退选手续而不参加考试者按无故缺考论处，成绩记零分。办理退选手续后方可改选课程，改选或加选课程同正常选课手续相同，开课两周后不再办理改选手续。
5）研究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修完列入培养计划的全部课程。入学前两年内经研究生处批准学习的研究生课程，入学后可申请免修。免修课程需由本人申请并提供有关课程学习和考试成绩（包括试卷）的证明材料，经导师、任课教师、学院审核并签署意见，报研究生处审批后方可免修。免修不免考，免修者应随本级学生一同考试。
6）经过自学要求参加某门选修课程考试的研究生，应在该课程结束前四周提出申请，经导师和研究生处同意后，由研究生处在该课程考试前两周通知任课教师，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参加考试。
3.科研工作和学位论文
从事科学研究并撰写研究论文，是培养硕士研究生科学素质、提高综合能力的基本途径，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研究生入学后，应在导师指导下有意识的培养自己的研究意识，主动撰写相关研究论文，毕业论文选题应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或实践价值。
学位论文应体现专业学位的特点，选题紧密结合公共管理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特别鼓励学生选择与自己的工作领域和工作岗位相关的问题展开论文研究。学生应该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方法，展开调查研究与分析论述，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或改进管理的措施。
开题报告应包括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和主要研究方法、各阶段的工作计划、预期结果和主要创新点等。研究内容创新明显，技术路线科学合理，研究方法先进可行。
学位论文要求理论观点正确，分析推理客观，论文格式规范。对于投机取巧、拼凑数据、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败坏学术道德和违背国家论文要求的行为，一经查出，将取消论文答辩资格。
4.社会实践
为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素养和能力，要求学生到政府部门或非政府公共机构进行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时间为三个月。社会实践应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社会实践结束后，学生须提交社会实践报告。每位研究生的报告必须正式成文(约5000字/篇),并交学院研究生办公室存档。
鼓励研究生在读期间参加教学或社会实践。
5.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一般在第三学期第二周进行，任课教师应确保在第三学期开学前提交课程成绩。中期考核包括三部分，即平时表现、课程成绩、开题报告与科研能力。
平时表现考核，成绩占20分。其中基本分15分，在基本分基础上按平时表现进行加或减分。
课程成绩考核，占50分。计算方法：课程成绩得分 = [∑(课程成绩×学分)/总学分]×0.4（0.5）
开题报告与科研能力考核，占30分。考核包括开题报告、对学科方向和研究动态的掌握情况、研究技能、课题研究进展、表达能力、发表论文情况等。
研究生应向考核小组汇报入学以来的政治思想、课程学习、论文开题报告及研究进展等情况，导师可以补充说明。每人考核时间不少于25分钟。考核小组对研究生的德、智、体诸方面做出评价。
中期考核成绩70分以上为合格；60-69分者给予预警，并视具体情况经导师同意后参加下一年的中期考核；低于60分者淘汰，
6.毕业论文
毕业生应能够运用公共管理基本理论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独立思考，综合分析，撰写的毕业论文应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原创性。可以应用已有的理论、范式和方法，研究前人没有涉及的公共管理中的问题，获得有价值的结果；可以应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
1）论文应力求观点鲜明、逻辑严谨、资料翔实、论证充分，遵守学术规范，一般不少于3万字。
2）论文从设计选题到最后完成应有一年以上的工作量。
3）学位论文实行中期检查制度。第3学期12月份，导师应对论文撰写情况进行全面检查。根据论文开题报告，检查论文写作计划的进展和完成情况以及工作态度、精力投入等方面的情况，并针对论文写作中出现的问题加强指导。通过者，方准予继续论文工作。对问题较多者或不符合要求者，提出整改意见。
4）毕业生应在第4学期末完成毕业论文初稿并交给导师。
5）论文格式见学校具体规范要求。
7.毕业答辩和学位授予
1）答辩资格审核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任务及社会实践环节，修满规定学分，完成学位论文，经导师同意后方可申请预答辩。学院对硕士研究生的答辩资格和科研原始资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报学校核准，准予预答辩。
2）预答辩
第5学期的十月底或者十一月初进行预答辩。预答辩不通过者，则延期毕业，参加下次的预答辩。
预答辩结束后的一周内，研究生应将修改好的论文交给学院研究生秘书，学院统一送校外专家外审。外审专家不予通过的论文，不能参加答辩。
3）论文答辩
根据学校安排，学院于十二月中旬组织正式答辩。学位申请人一般报告20－30分钟。答辩委员会主席、委员以及参加会议的人员就学位申请人的报告及其应掌握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等进行提问，学位申请人当场回答。然后导师介绍学位申请人入校以来的政治思想状况及综合表现、课程学习、从事科学研究和完成学位论文的情况。答辩委员会主席、委员根据学位申请人的答辩情况，表决是否通过答辩。不能通过正式答辩者，延期毕业。
4）学位授予
对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按照《山东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要求，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推荐，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授予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五、培养工作程序
时 间 工 作内 容
第一学年 课程学习；科学研究。
第二学年 开题报告、撰写论文初稿；中期考核；科学研究；专题讨论与校外实践教育。
第三至第四学年 修改论文；论文答辩。
六、公共管理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阅读书目
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应具有较好的公共管理理论修养，为此需要大量阅读本专业的学术著作，具体阅读书目详见：《公共管理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必读书目》，除此之外，研究生还需要阅读导师布置的书籍或者文章。学习期间，每名硕士研究生每学期应完成读书笔记不少于3篇，并由导师负责检查其阅读情况。
附1：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阅读书目
（一）基础理论经典原著
1、威尔逊：《行政学之研究》，《国外政治学》1987年第6期、1988年第1期。
2、古德诺：《政治与行政》，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3、泰罗：《科学管理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4、法约尔：《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5、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6、怀特：《行政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7、西蒙：《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8、西蒙：《管理决策新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9、沃尔多：《行政国家：美国公共行政的政治理论研究》，纽约：罗纳德出版社1948年版。
10、林德布洛姆：《决策过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11、德罗尔：《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12、雷格斯：《行政生态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3、弗雷德里克森：《新公共行政学》，美国亚拉巴马大学出版社1980版。
14、奥斯特罗姆：《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15、尼斯坎南：《官僚制与公共经济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16、詹姆斯·Q·威尔逊：《官僚机构：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三联书店2006年版。
17、奥斯特罗姆：《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18、布坎南、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9、缪勒：《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0、罗森布鲁姆：《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1、R·J·斯蒂尔曼：《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2、罗伯特•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3、沙夫里茨、海德：《公共行政学经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英文版。
24、沙夫里茨、奥特：《组织理论经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英文版。
（二）基础理论前沿论著
1、怀特、亚当斯：《公共行政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麦克斯特：《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福克斯、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法墨儿：《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
7、奥斯本、盖布勒：《改革政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奥斯本：《摒弃官僚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巴泽尔：《突破官僚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版。
12、V·登哈特、R·登哈特：《新公共服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简·莱恩：《公共部门——概念，模式和方法》，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14、简·莱恩：《新公共管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15、诺曼·弗林：《公共部门管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16、胡德：《国家的艺术：文化、修辞与公共管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7、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版。
18、霍恩：《公共管理的政治经济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19、萨巴蒂尔:《政策过程理论》，三联书店2004年版。
20、敦利威：《民主、官僚制与公共选择》，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21、欧文•休斯：《公共管理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2、威廉•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3、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4、马骏、叶娟丽：《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前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附2：本专业重要期刊目录
1、《政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
2、《中国行政管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主办。
3、《中国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4、《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5、《公共行政》，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6、《体制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7、《社会主义研究》
8、《社会学研究》
9、《行政法学研究》
10、《中国法学》
11、《红旗文稿》
12、《求是》
13、《电子政务》
14、《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15、《新华文摘》
16、《中国社会科学》
17、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有关内容）
附3：本专业相关网站
1．http://www.chinainnovations.org政府创新网
2．http://www.cird.org.cn/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
3、http://www.e-gov.org.cn/中国电子政务网
4、http://www.politics.fudan.e.cn/政治学研究与方法
5、http://www.cpasonline.org.cn/gb/中国行政管理网
6、http://www.sociology2010.cass.cn/中国社会学网
7、http://www.wiapp.org/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网
8、http://www.crcpp.org/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网
9、http://www.public-policy.cn/中国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网
10、http://www.iapp323.com/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网
11、http://ppcc.ruc.e.cn//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咨询中心网
12、http://www.cncasky.com/index.html中国宪法行政法法律网
13、http://www.chinalaw.gov.cn/中国政府法治信息网
14、http://chinaps.cass.

❸ 公共服务质量体系结构有哪些部分构成

服务质量管理体系是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它在目标体系设回定、领导机构设立、公答共服务承诺制度推行、责任制度建立、文化氛围营造、反馈系统建立等方面都有具体要求。同时，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管理体系建构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总体策划与设计、编制相关文件、实施和运行、调整和完善等几个阶段。

❹ 公共服务国内外理论概述

行政变革的理论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新贵无疑是“新公共管理”(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相比教而言，它摒弃了传统政治理论的观察视角，而是从市场和经济学的角度重塑了许多行政的理念和价值，从而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行政发展架构。同时，必须注意到的是，以丹哈特夫妇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并倡导“服务而非掌舵”的新公共服务理论(the New Public Service)，他们的观点在我们的服务行政研究中具有值得重视的巨大意义。
一、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
1、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缺陷。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为政府改革注入了新鲜血液。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是政府有限理性和政府官员的“经济人”假设，政府相似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组织，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公共服务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因此，其核心内容是力图将私营部门和工商企业的方法用于公共部门，强调市场竞争、政府工作的绩效评估、行政过程的透明取向、成本效率和顾客导向等。一时间，“企业化政府”、“市场为本”、“政府瘦身”、“重塑政府”成了政府官员使用率极高的流行词语。然而新公共管理的思想并没有涵盖当今政府在实践中所应该涵盖的基本理念。而且新公共管理过分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过分强调政府向企业学习、用企业提供商品的方式提公共服务，往往会而且在实践中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差别，从而产生伦理上和责任上的问题。另外，在市场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腐败现象。这一切，导致公平与公正问题的凸显。
新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政府不再同时掌舵和划桨，而是把划桨的任务赋予更为高效率的市场，政府则专心做好掌舵的工作。丹哈特夫妇则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当我们急于掌舵时，我们是否正在淡忘谁拥有这条船？”从掌控和驾驭社会的角度讲，政府过去已经做了很多，也的确发挥过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于现代社会，这种单极化的掌控结构是否还合理呢？现代社会更多意义上是一个多元化的结构，即便在公共行政领域它更多的也要体现出公民的主体性。其实公民才是一个多重的角色，他们既是公共财政的主要供给者，也是公共服务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各种生活的参与者和公共利益实现的监督者。归根到底，作为最终的授权者，他们甚至可以通过新契约的形式向民间公共组织授权，而非单独指向政府，这样就使得掌舵者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政府在许多时候的角色将不再是主导型的，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至于划桨手也不仅仅是市场这一单一结构能够完全提供的，需要有更为多元的参与力量来重构体系。
2、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扬弃。在对新公共管理进行性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的新理论。丹哈特夫妇提供了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比较的一个代表性范式，他们提出了对服务行政有相当指导意义的七个方面：1.服务而非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3.战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动；4.服务于公民而不是顾客；5.责任并不是单一的；6.重视人而不止是生产率；7.超越企业家身份，重视公民权和公共服务。夏书章先生对此有这样的评价，“在传统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之后，出现新公共服务运动，并非偶然，故不论它们之间的理论观点和具体内容上的分歧和争议如何，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和不容忽视，即强调或提醒公共管理主要是或者归根到底是公共服务的性质。”
与新公共管理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观念之上截然不同的是,新公共服务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观念之上的,是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员为公民服务并确实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之上的。新公共服务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体现在: (1) 新公共服务呼吁维护公共利益，“ 当公民能够根据公共利益去行动时,社会的广泛利益才能从一个独立的、孤立的存在中脱离出来,并转变成一种美德和完整的存在,向社会奉献的过程最终使个人变得完整”，这种观念大大超越了建立在个人自利基础上的新公共管理理论。（2） 新公共服务强调尊重公民权利。新公共服务的倡导者坚持认为,政府与公民之间是不同于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的, “公民具有一种公共事务的知识,一种归属感,一种对整体的关切,一种与自身的命运休戚与共的社群道德契约”。新公共服务倡导者相信公共组织如果能在尊重公民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分享的过程来运行,就一定能获得成功。（3） 新公共服务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新公共服务看到当今政治生活领域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政策制定方面的变化,政府不再是处于控制地位的掌舵者,而只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更多的利益集团直接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中。新公共服务认为行政人员应该意识到,公共项目和公共资源并不属于他们自己,作为负责任的参与者,而不是企业家,他们是“公共资源的管家、公民权和民主对话的促进者、社区参与的催化剂、街道层次的领导者” ,将越来越多地扮演调解、协调甚至裁决的角色。
3、新公共服务理论需要发展和实践。新公共管理努力实现的是对一系列公共管理困境的救治，现实的问题使得关注效率的工具理性成为必要，相应的它对于追求何种最终价值却少有兴趣，也就缺乏探讨紧迫性的认知。作为一种变革和救治的视角，我们对于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案予以很多的赞成与肯定，但是这样一种理论进步更多的是建立在技术和工具的层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具有形式偏好性。而新公共服务则试图将管理的视角逐渐切换到对管理乃至社会发展根本价值的关注上来。资于往事，鉴于现实，我们需要在一个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在二者理念中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
尽管丹哈特夫妇在提供的多个项目的比较后发现，二者似乎存在着太大的差别，但是如果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形式和价值事实上必然有相契合的肌理。就如同我们认为即使在公共管理“主体缺位”时期，它也正走在根本价值的漫长回归之路上，并不能因为当时的理念多么浅显而否认那曾是形式与价值耦合的一个历史进程。新公共服务高举价值追求的大旗一方面确实很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困惑，在实践上并不能与新公共管理并驾齐驱。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困惑
公共行政转向倡导服务的价值和实质的正义，需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公民本位、追求公共利益为根本的行政体系。这样一种理论推定的首要问题“是否可能”或者说“是否具有操作性”将如何来界定呢？事实上，通过分析，我发现有四个困惑必须予以解决才能回答其现实性。
第一，公民何以理性？以公民为本就意味着公共行政必须满足公民的需求并为不断发展的需求提供服务升级的义务。那么，公民的理性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这种理性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
1.公民是否准确的知道自己的需求？公民其实往往最注重基础的需求，而对于可能的或者高层次的需求缺乏认知，这主要是因为需求环境、需求阶段以及需求人群的差异造成的。譬如，生活在城市的人向往乡村田园的环境，而农村居民会觉得现代化的都市生活更好，这种需求的“围城”困境并不意味着绝对的需要，而是阶段性的比较和补差心理。所以公民的需求总是表达不充分或者时效多变的，寻求一种明确的认知似乎目前还不可能。
2.公民是否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即使公民完全知道自己的需求，那他们能清楚无误地传递给供给方吗？答案是否定的。公民的表达取决于三个因素：a.公民表达的能力，这一点是因人而异的，最好的表达能力者能否最清楚的表达尚有疑问，何况千差万别的公民群体。b.公民的表达意愿，公民的表达意愿是受个体情绪影响很大的，不同心理素质和个性的人对表达的见解是不径相同的。c.表达的成本，这一点其实也很关键，如果公民感觉到对话的成本高于收益或者担心投入沉没的话就会放弃许多表达的机会。
3.公民认为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了么？公民的评价体系同样体现出迥异性，即使是同等同质的服务对于不同的客体而言满足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困境时常出现，使得服务方不知所措，也往往影响公平性和制度化。
所以，就现实而言，差别的公民个体理性层次不同，作为全体考察时则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只能称之为有限理性的集合。
第二，政府何以令人满意？作为服务供给者的身份，如何让公民满意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作为权力和权利主体的公民在接受服务的时候对于政府不能是感恩或者宽容的感情，他们通常应当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1.政府是全心全意为我们考虑的吗？政府的人员是由一般的公民担任的，他们具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具有公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本职工作来实现政府的服务。这个特殊群体的集合是不是会带来政府的人格化以及利益集团化？他们考虑服务的基点还能保持公正吗？还有可能在冲突的区域依然保持价值的中立吗？以上的担心不是多虑的，既往的“经济人”假说事实上更加增添了这方面的不确定感。
2.政府能提供尽可能多和好的服务吗？这个问题直接与服务的意愿和政府的能力有关：从意愿的角度，政府在获得充分的授权后，必须有兑现契约的实际行动和完善服务的创新精神，还必须保障能够落实到制度化的设计上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随意性安排；从能力的角度，政府在具体的行政中应当表现出足够的驾驭本职的素质并且有令人信服的实践来进行经常性的校验；这个问题实质上还与政府对公民需求的认可有密切的关系，公民表达的所有需求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回应、是否带来了未来服务升级的承诺和预期等都是现有较松散公民社会的结构所不能把握的。
3.政府是值得信任和不可替代的吗？既然服务是公民对政府的根本定位，那么政府目前所发挥的功能都是不可替代的吗？在某一种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已经是最好的可能吗？现实中，多元的社会和多元的结构已经提供了选择的其它可能，政府如果不能证明它还有必要居于主导，就必须放弃过去获得的授权合同，主动退出，但是政府这种自觉的行动常常是缺乏压力和动力的。
所以，政府总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改革甚至重塑就成为经常性的工作。
第三，政府和公民何以达成共同的核心价值？作为追求理念的“生产力”与“效率”、“民主”与“正义”、“安全”与“福利”等在社会认知上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偏好，公民群体通常不可能达成一致的认识，政府在各个阶段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问题还在于作为被授权的服务主体——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对社会价值的统一发挥影响，又有多大的能力去整合各方开展统一的行动，而且保证不虢夺侵犯公民的权力。另一个方面，公民作为权力的主体为何要去认同某种共同的价值，那些个体和群体多元化的价值之间又如何来保持融合和平衡冲突？我们会发现关于价值的争论实际上归结到最后就是公民与政府关系的根本性基础——合法性认同，公共服务的行政变革不能是停留在技术修补层面的运动，而应该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方位重构和超越。
第四，公共服务是现在还是未来？基于上述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建构服务行政的事实与价值取向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面对既往的弊端和危机时，形式的修正需要更显得迫切，而对于理念的刻意追求反而显得不合时宜，
那么服务的理论是不是太过超前或者部分地超越了我们的时代而应当被视为未来的理想呢？回答这个问题对于目前指导理论的建设性是不可延缓的，无论是新公共管理还是新公共服务都无法回避。
三、结论
公共服务推定的困惑不是否定了公共服务理论的可能，而是对公共服务必须解决的理论层面提出了建构的基本内容。一种公共服务理论的建立，必须围绕上述的问题展开探讨，任何理论倘使不能解开上述的困惑，那就恐怕还是会“混淆了规范与描述”，难以提供出“一个令人心悦诚服的替代性方案”。历史上的政府形态对于社会发展而言至少已经扮演过两个角色，一个是大包大揽的全面干预者，就像我们在大多数历史时期看到的统治管理形态，另一个是的市场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强烈要求的“守夜人”角色或者弱势政府。事实上，作为权力本体的公民们真的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吗？当然不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实际上也呼唤了新意义上的政府重塑工程。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向上仰视我们的政府，他们必须记录下我们所能给予的权力、坚决保留的权力和禁止行使的行政权力，并确定法律去保障它们；其次，我们需要一个热心了解我们需求的政府，他们应该划分出必须提供的、尽可能提供的和由第三方更好提供的不同需求层次，然后努力去达成这样的供给；最终，我们需要一个全心全意服务于我们的政府，他们以尊重人的个性、确认人的价值、推进人的发展为使命。因何而服务?归结到一句话就是“民主的政府是为他们的公共服务而存在。”我们所需要的也正是一个服务性的新型政府。

❺ 如何利用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地资源建构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

作为一种正在成长着的公共管理新理论范式以及实践模式，新公共管理是公共部门改革的必然产物。新公共管理倡导以顾客、结果和竞争为导向的行政理念，对传统的公共行政体制和方式进行了深刻地扬弃。新公共管理有其新颖、合理之处，它反映了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新成就。如何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构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模式，值得探讨。

一、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内涵

新公共管理运动起源于英国、美国等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并逐步扩展到包括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在当代，新公共管理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其作用和影响日益突出。新公共管理是个非常松散的概念，它既指一种试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理论，又指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还指在当代公共行政领域持续进行的改革运动。其主要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让管理者进行管理;衡量业绩;产出控制;顾客至上;公共服务机构的分散化和小型化;引入竞争机制;采用私人部门的管理方式;改变管理者与政治家、公众的关系。这八个要点既是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基本取向，又是新公共管理模式的主要特征。
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公共性”作为新公共管理的一种基础性内涵，决定了新公共管理的客体或对象是公共事务，即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公共利益必然反映出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公共事务的具体内容也必然满足统治阶级的根本需要；新公共管理模式力图将政府市场化，冒着让社会步入危险的风险让市场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也产生了如何与公共职能有机结合的问题。一味注重实效的新公共管理模式由于过分强调对“绩效”、“效率”的追求，反而易导致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应用于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构想

(一)加强政府的治理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和完善，政府的管理职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在经济转轨时期，各级政府普遍面临一方面政府要放权于企业、放权于市场、放权于社会，另一方面政府还要承担起培育市场主体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任务。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社会自主化管理，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都要政府的支持和扶植。现阶段我们仍然存在政府直接参与市场活动、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不够规范，对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仍然很多、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仍未形成，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未能很好发挥的问题。有鉴于此，当前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进一步调整组织结构，加强和统一宏观调控部门，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流通管理体制和金融监管体制，强化市场监管力度的改革上。通过这样的措施，可以进一步重新构建政府新的职能体系，明晰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责任关系。使政府得以充分发挥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领导和治理作用。

(二)不断改进管理方式和手段。
受传统体制的影响，我国政府管理的成本意识淡薄，庞大的财政支出不仅影响了政府形象，也妨碍了行政效率的提高。十六大提出了通过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新思路。电子政务是政府管理方式的革命，其对政府管理的影响表现为具有生产力性质的政府管理工具的创新，政府通过现代管理手段，转变传统行政方式，提高政府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三)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职权。
要依法规范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和权限。属于中央职能范围的事务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属于地方政府职能范围的事务由地方政府自主管理；处理好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必须按照既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统一，又要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原则，依法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行政管理权限。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及相互关系应当由宪法加以规定。(四)大力推进以事业单位为代表的管理体制改革。
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是我国今后机构改革的重点。我国政府改革的重点是推进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加强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培育公共服务体系，遵循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历史进程不断向前推进。在未来进一步的体制改革中，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一个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是要建立一个能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满足公共服务需要、科学合理、精简高效的现代事业组织体系。

三、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模式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如何进一步发挥政府在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的现代化，是摆在国人面前的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

(一)建立新公共管理理念。
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正在带来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飞速变化，带来社会各个群体行为和要求的变化，也要求政府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方式必须发生变化。公共管理所涉及的转变观念实质上是转变对政府作用的定位认识。新公共管理是公共部门应对社会要求、顺应市场化浪潮的时代产物。新公共管理重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统一，重在公共利益上;强调政府组织与其公共组织相统一，重在政府组织上；主张社会问题管理与资源管理相统一，重在问题解决上；关注结果管理与过程管理相统一，重在结果管理上;提倡管理所追求的公平与效率相统一，重在公平上;要求公共组织的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相统一，重在外部管理上。公共管理内涵的本质是公共性。这种公共性是社会性的升华或抽象。公共管理的主体、价值观、手段、对象和目标都体现了公共性，从而与私营部门的管理区别开了。公共管理从权力中心向社会中心转变，从管理中心向服务中心转变，管理原则从对上负责到对下负责转变，等等，也都体现了公共性对公共管理的基本要求。

(二)准确定位服务对象。
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选择等理论为基础，认为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政府服务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主张建立一个“企业式政府”。一个政府官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家或企业管理人员”，从而改变了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公众则是因向政府纳税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公民对政府的制约主要通过行使政治权利来实现，顾客对企业的控制主要通过购买其商品和服务来实现。企业家式的政府应是以顾客的需求为导向并提供较高服务效率的政府。为此，政府应该以服务对象为顾客，以顾客为上帝，政府服务应该以顾客需求或市场为导向。新公共管理将市场模式引入公共领域后，试图运用顾客驱使制度原理，迫使政府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高效率和质量。我国政府的主要精力和主要财力应当集中到满足公共需求，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上。“十一五”规划纲要体现了这个要求，首次划定了政府公共服务领域范围，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中，明确提出“基本公共服务明显加强”，将更多的财力投向公共服务领域。

(三)合理区分政府职能。
新公共管理强调合理划分政府的决策职能和管理职能，主张政府在公共行政中应该只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政府应该把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目标是:市场化、民主化、规范化、高效化、服务化。全球化、信息化对政策制定者提出了许多挑战。要求政府具有高度灵敏的应变能力和一流的决策水平。要在全球政策环境中有效发挥作用，政府和政策制定体制的结构就有必要进行调整。对社会公共事务大包大揽使政府很容易陷入千头万绪、纷萦复杂的社会公共事务之中，没有时间和精力对国内国际重大问题作出及时、果断、正确的决策。因此，政府应当主动实现职能转变，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转变政府职能的基本理念是:“小政府，大服务，大市场。”

❻ 简化优化公共服务流程有哪些弊端

一、公共服务市场化：政府治道变革的潮流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下，政府行政改革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潮流。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对传统的行政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不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转型国家，几乎都被卷入了这一潮流。在这场重塑政府的革命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行政理念。这种新的行政理念包括：政府行政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政府应开放公共服务领域，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注重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政府的工作模式中应引入市场化机制等。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西方国家的政府行政改革几乎都是围绕着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而的。能够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的政府就是好政府的观念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法治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政府的改革方向。所谓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指政府“筹集各种资源，通过民主政治程序设定社会需要的优先目标；与此同时，又利用私营部门之所长，组织商品和劳务的生产。”具体而言，即指政府通过政治过程作出决策，确定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标准，然后以市场机制为杠杆，通过多种方式调动私营部门、非赢利部门等组织的参与，在竞争中完成公共服务的供给。其目的是在政府部门不放弃公共政策制定责任的前提下，通过引进市场机制，挖掘社会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公共服务市场化突破了政府决策、政府执行的传统模式，通过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之间的复合配置，凸现了双方各自的功能优势，从而为政府以更高效更经济的方式履行公共服务职责提供了可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要求在公共部门中引入市场机制，要通过招投标、合同承包、特许经营等市场运作方式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公共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目的。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与公共服务的社会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公共服务社会化就是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调动社会力量改善公共服务，鼓励各种民间组织参与兴公益事业和社会服务。要根据不同公共服务项目的性质和特点，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和供给方式的多样化。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各种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实质就是改革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传统观念认为，微观经济领域应由私营企业承担，而公共服务应由政府垄断。但是由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往往缺乏效率。在公共服务领域引进市场机制，将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的功能优势有机组合，使政府从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变为“促进者”和“发包人”，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垄断，提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用最低的成本向社会提供最好的服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就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总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但具体地说，还有一个政府改革的目标模式选择问题。这一目标模式，就是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即要实现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从低效政府向有效政府的转变。在20世纪里，由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福利国家以及以政府促进发展等一系列实践因素，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政府规模和管理范围都得到了空前的扩张，并且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其结果是导致了财政困难、发展停滞、人民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自70年代末以来，世界各国都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开始了国有企业民营化和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等变革，政府规模逐渐缩小，政府职能逐渐受到限制。这一进程可以概括为当代各国政府实施治道变革的重要方面，即从无限政府走向有限政府的治道变革进程。在这一治道变革进程中，各国的做法主要是把公共服务生产和提供进行市场化改革。各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内涵主要是指在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城市公用事业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进行市场化改革。各国的实践表明，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对于实现政府从无限政府走向有限政府的治道变革，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领域的改革，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治道变革，也不可能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市场化是当今时代之大势，公共服务市场化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自身管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我国政府顺应这一时代潮流，适应公民日益增长的对公共服务的需要与要求，积极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我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最近几年来，我国已有部分城市在公共服务产品由国企垄断供应大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有限度地开启了市场化运作的尝试。例如浙江省的一些城市，社会资本收购城市水厂、参股水务公司、组建民营公交、合股经营管道燃气等事已屡见不鲜，但就开放的程度看，仍停留在点上的尝试阶段。2002年8月深圳市政府推出城市公共服务领域投融资改革新举措——对外开放一直由国企垄断经营的城市水、气、公共交通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服务市场，欢迎国外投资者通过增资扩股或股权转让参与深圳市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运作。此消息一传出，很快就有70多家国际投资机构表达了合作意向。这就足以证明深圳全面对外开放公共服务市场，是迎合时代潮流的明智之举。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已经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是要进一步的完善和巩固这一体制。各级政府应该紧紧把握住当前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努力推进中国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二、公共服务市场化中存在的问题与缺陷公共服务市场化在产生显著效益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缺陷，值得我们予以关注。这些问题和缺陷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市场化带来的国有资产的流失。市场化是以提高效率(经济效率与管理效率)为出发点和根本特色，但是由于市场化改革往往容易偏离最初的宗旨，其结果可能是政府在市场化中获得了财政危机的暂时解脱，而企业也通过某些非正当手段取得了相当客观的利润，而最应该保值增值的国有资产却在市场化中悄悄流失。二是市场化使公共利益受到忽视。例如说，在传统上，公共部门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是间接关系，公众集体付费，政府集体供给，一般来说在消费者之间不会存在差异。但在市场条件下，单一的供求关系可能被打破，因为生产者以盈利为目的，它会按照市场竞争法则去选择有利于其获利的服务项目，对于那些不能很好获利但又不能不提供的服务，则有可能消极供给，这就可能使一部分人得不到服务；而对消费者而言，它无须集体性统一地消费，因而可以选择不同服务或不同层次的服务，但对于那些生活困难者来说，却是没有选择权而言的。当一部分人被剥夺了某些选择权时，很难说是社会公正的表现。三是市场化引发腐败与私人垄断。因为市场化就是通过一系列化公为私、公私合作方式，借以引入竞争机制，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市场化不一定必然带来腐败问题，但在公私合作、化公为私的过程中会增加腐败的机会。与公共服务市场化所产生的腐败问题相伴而来的可能就是市场化之后形成的新的私人垄断现象。由于市场化没有形成真正的竞争局面，使企业具有了取得垄断利润的现实条件。于是，新的私人垄断就会产生。这样，对于公众而言，市场化就是用私人垄断代替政府垄断。四是市场化带来公共责任缺失。许多地方政府在进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直接考虑的是解决财政与投资问题以及减少政府管理职能，减少人员编制等，而对于市场化后可能存在的公共责任空白却估计不足，也或许主观上就希望能够减少政府责任，如此等等。这都会引发公共部门的责任危机，最终损害公共利益。五是市场化带来新的社会稳定问题。在我国一些地区，一些领域，公共服务在市场化之后确实在效率上有所提高，但与此同时却带来新的问题，如突出表现为一些提供公共服务的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或被私人收购后，出现大量裁员，引起社会不稳定。六是市场化可能引发政府管理危机。对各级政府来说，实施市场化是一种公共决策的过程，它要求决策者对决策对象有充分的认识与准备，包括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技能。在我国行政管理决策科学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任何轻率的市场化措施都可能会发生问题。事实上，公共服务市场化是个复杂的改革进程，改革者既要有公共管理知识与技能，又要有市场经济的专门技术，才有利于确保改革不会漏洞百出，反复无常。除此之外，公共服务市场化存在的问题还有：在公共服务市场化口号下将社会公益事业统统推向私营化和市场化，规避政府责任。20世纪80年代中期，鉴于中央政府对社会福利的投资长期不足，民政部率先提出了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口号，并随情况发展将社会化演进为市场化、产业化、民营化。接着，教育、卫生、体育、文化等部门也相继提出了类似的口号。事业单位的发展方向从此被导向企业化模式。近20年过去了，在事业单位改革中由于放权过度、约束不足，基础教育、卫生防疫等承担政府法定责任的机构乃至承担监督执法职能的机构也被允许创收，而且政府对于创收活动的内容、收入比例以及用途几乎没有限制。一些机构的业务活动内容及活动方式过分自由。很多机构的目标和行为偏离社会事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规范，过分突出机构和小群体利益。社会事业领域出现了混乱局面。还有，市场化后一部分公共服务的质量并未达到政府和公众的要求。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在节省政府资金的同时，保持并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尽管许多地方的改革实现了既定的目标，但也有不少的公共服务在市场化改革后出现下降的局面，与政府和公众原先的期望有一定的差距。例如，媒体多次报道过，由市场提供的中小学校早点、午餐盒饭经常出现卫生问题，引发学生集体中毒。公共服务事业市场化改革中出现问题的根源何在？我们认为，政府与市场的责任边界不清，政府职能“缺位”和市场化“过度”；政府职责不清，放权过度、约束不足；行政管理体制缺陷；条块分割与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责任划分不合理；改革过程缺乏统筹规划，制度建设滞后等等是其主要原因。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责任的缺失。三、强化政府责任是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关键发展公共服务事业是政府的责任。不管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发展公共服务事业都应该是政府的责任。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改变的不是企业和当地政府领导或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在公共服务事业中引进和实行了市场机制，这种机制下政府的责任是遵循和利用市场经济规律来发展公共服务事业。政府不应该大包大揽，并不是事事都要政府自己，政府应该做的是组织协调各方的力量共同去，政府要从公共服务事业的经营者转变为组织管理者。具体而言，在把公共服务推向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政府责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府必须以结果为导向对市场化公共服务实行有效监管。在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进程中，政府必须加强监管职责，这已经成为绝大多数政府部门的共识。监管是必要的，关键的问题在于正确而充分地发挥监管的作用。应当认识到，遵守规则本身并不是目的，只要其服务提供者在运作中不违反法律，并且公众最终能够获得符合要求的服务，政府就不应仅仅只注重运作的过程而忽视其结果，相反，政府必须以结果为导向对市场化公共服务实行有效监管。否则，不仅有可能窒息服务提供者的经营活力和创新动力，也会加大政府的监管成本，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因此，政府要认真分析可能影响公共服务质量的若干因素，对其中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因素实施监控，同时注意收集公众对公共服务质量的评价信息，建立并完善相应的公共服务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其次，在具体实施方案前应做好可行性论证工作，减少改革的盲目性。公共服务市场化需要一系列的条件作支撑，并非所有的公共服务都能成为市场化的对象，也并非所有的市场化改革都能取得成功，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除了经济和效率，政府还需要考虑其它众多的因素，有些领域的公共服务可能并不适合推行市场化。另外，公共服务市场化在节省政府直接资金的同时，也对政府在谈判技巧、监管能力、评估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政府在作出最终的决定之前，应该组织机构和人员就有关问题进行研究：例如，作为改革对象的公共服务是否确实适合市场化运作，它有无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它能否为大众所接受？如果适合市场化运作，那么政府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做好指导、监管和评估等工作?政府在安排谈判、从事监管和组织评估等方面需要多少投入，市场化带来的预期收益是多少?即使研究无法准确回答和完美解决以上问题，也可以促使政府部门进行冷静思考，增强其在改革中的决策理性。第三，在制度层面强化对政府相关人员的监督和制约，降低和消除廉政风险。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涉及政府行政权力在市场领域中的运用，政府在确定服务价格、挑选服务提供者、制定监管规则等方面拥有较大的裁量权。如果没有相关的监督制度作配套，就很容易发生贪污腐化、权钱交易等行为。国外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中腐败丑闻不断，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国政府在推行此项改革时，要特别注意相关廉政制度的配套。除了推行网上公、完善政务公开外，政府还需要规范相应的操作流程，保持各工作环节之间的衔接，同时要畅通投诉渠道，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的积极作用。要提高政府公共管理人员的素质。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行使，最终还是要简化为人的具体活动，政府管理人员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直接影响到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高低。从目前我国实际情况看，培养大批具有高素质的公共管理人员，是对市场化的公共服务进行有效监管的当务之急。第四，必须加强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法制建设。应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法制建设，要在国家相关立法中进一步明确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责。要通过一系列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建构，为公共服务提供制度性的保障。要进一步加强对公共服务的规范和监督，强化政府责任意识。在大部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对于城市公用事业都有明确的管理机构和管理权限划分，政府对城市公用事业依法进行管理，而且各项法律法规比较健全。这就有效地避免了管理部门管理的随意性，大大减少了管理部门凭借自己主观判断对市政公用企业的无效干预。公共服务市场化，在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要进行法制化建设，关键是在法治理念和政府治理理念上要有创新，要有突破。首先，法治理念要从过去强调“管制”向维护市场平等权利转变，使政府成为创造良好环境的主体；其次，法治理念从“允许”性规定向“禁止”性规定转变。“禁止”性理念强调的是，法律只规定什么是禁止做的，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这种理念可以为创新行为提供空间，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后，政府治理理念要从主要依靠行政性规章和文件向依据法律授权转变，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转变。这是理顺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也是避免政府过度随意干预市场的重要保证，有利于防止官员腐败和维护市场秩序。第五，建立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制度。所谓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程序，授予企业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对某项市政公用产品和服务进行经营的权利，并以协议的方式界定政府与被授予经营权的企业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的一种制度。其实质意义在于用政府“有形之手”控制、弥补市场“无形之手”所造成的“市场失灵”。特许经营制度有三个特征，一是在经营主体的选择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二是政府授权；三是主体双方用协议的形式界定各自的权责利。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制度的主要内容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特许经营权的申请与授予。通过公开向社会招标选择投资者和经营者；政府依据城市发展的要求提出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项目，进行社会招标，择优选择特许经营权授予对象，由主管部门代表当地政府向被授予特许经营权者颁发权证，并由主管部门代表政府与其签订特许经营协议。二是特许经营协议的基本内容。包括特许经营内容、区域、范围及有效期限；产品和服务标准；价格或收费的确定方法和标准；以及监督机制；违约责任等等。三是特许经营权的变更和终止。在协议期限内，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未按要求履行合同，产品和服务质量不符合标准等情况，主管部门可以变更和终止协议。第六，要在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中尽快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一是各级政府和公共服务主管部门要尽快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转变管理方式，从直接参与对公共服务的经营管理转变为宏观管理，从对企业负责转变为对公众负责、对社会负责。政府管理的主要职责是积极培育公共服务行业市场；制定公共服务行业的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监管职能，规范市场行为。二是防止对“市场化”的简单理解，出现“一卖了之”的现象。有很多人理解市场化就是卖。说十六大精神就是一个字，卖！快卖！国有企业都要赶快卖，急功近利，根本不按经济规律事，有些地方搞偏了，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所以，要明确市场化决不等于私有化。三是认真分析和分别对待各类公共服务行业。不加区分统统推向市场是不对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文化服务就不能完全推向市场，对公益性事业和补贴性行业，政府必须有足够的投入，保证其正常运转。综上所述，公共服务市场化对于政府管理而言，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我们认为，只要各级政府官员强化责任意识，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健全法制、依法治理，不断调整对公共服务事业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方法，实现在全社会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就能够适应现阶段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

❼ 法治政府的制度基础是什么

一、行政法治形态的多样化及其选择
(一)行政法治建设的共性特征
(二)行政法治形态的个性差异
(三)行政法治形态反映出现实国情下的公民权利供求关系
(四)行政法治形态的多样化容易诱发依法行政涵义的不确定性
二、行政行为的法律规制
(一)行政行为的构成与分类
(二)行政行为的效力
(三)行政行为的成立、生效与消灭
(四)行政行为的瑕疵及其处置
三、以平衡论作为行政法治建设的理论根基
(一)平衡论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提出和发展
(二)平衡论从行政法理论基础扩展为公法理论基础
(三)平衡公法及其实现
四、行政法治原则的演变与迁移
(一)行政法治原则是一种地域性知识
(二)形式性、实质性与整合性行政法治原则
(三)影响行政法治原则地域化的主要变量
五、回应型公法变革
(一)公法变革的缘由及其选择限制
(二)公法制度变革的逻辑结构
(三)公法制度变革的基本类型
六、行政法治的确立与演变：以英、法、日为例
(一)英国：“戴雪传统”及其式微
(二)法国：法律之下的能动行政
(三)日本：走法律移植的捷径

中篇：行政法治建设的制度安排
一、建构平衡公法体系
(一)国家法规范与社会法规范分工合作
(二)硬法规范与软法规范并行不悖
(三)中央立法规范与地方立法规范各展其长
(四)实体法规范与程序法规范相互匹配
二、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
(一)行政裁量控制的迷惘与希望
(二)建构行政裁量模式的基本元素
(三)行政裁量控制的法制模式及其转换
(四)依据硬／软混合法的控制力设定行政裁量范围
三、社会纠纷的政府防治：中国实践
(一)政府负有化解社会纠纷的法定职责
(二)社会纠纷的政府防治机制
(三)社会纠纷政府防治机制的完善
四、健全行政责任制：一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视角
(一)行政责任制的确立及其结构性缺陷
(二)行政责任制缺陷产生“桶板”效应
(三)完善行政责任制以发挥杠杆作用
(四)行政责任制的完善

下篇：行政法制建设的中国化
一、适应全球化趋势：集中体现为行政法因WTO而变
(一)扭转行政法的逻辑起点
(二)明确行政法的公益基础
(三)调整行政法的价值取向
(四)构建立体的行政法制度结构
二、顺应公共治理要求
(一)国家管理模式的失灵
(二)从国家管理模式拓展为公共管理模式
(三)公共治理模式的兴起
(四)公共治理推动公法制度结构的调整
三、遵循公共服务取向
(一)政府应当承担公共服务的法定职责
(二)公法应当推动公共服务供求平衡
(三)传统公法建构的公共服务模式存在结构性缺陷
(四)通过公法变革推动公共服务的供求平衡
四、服从和谐社会建设
(一)和谐社会倚重公法之治
(二)公法失衡造成社会不和谐
(三)通过行政法治建设推进社会和谐
五、符合科学发展要求
(一)平衡公法与社会科学发展之间的契合性
(二)行政法治建设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向
(三)通过公法均衡化推动社会发展的科学化
六、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法治政府
(一)我国行政法治实践的现实问题
(二)行政法治建设的社会条件分析
(三)行政法治建设的中国特色
(四)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基本原则与策略选择
(五)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与具体对策
后记
【内容提要】- 建设法治政府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安排(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战略研究论丛) 本书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战略研究论丛之一，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与完善公共行政体制战略研究”之子课题“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研究成果，本书从三个层面讨论行政法治建设问题，包括：上篇的行政法治建设的一般原理；中篇的行政法治建设的制度安排；下篇的行政法治建设的中国化问题。作者以一种递进式的讨论方式，从形而上的一般原理到形而下的制度安排，再到将法治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的行政法治建设中国化，勾勒出中国行政法治建设宏大背景，同时厘清中国法治建设的具体路径。【书摘插图】 行政法治形态的多样化及其选择所谓“行政法治”，主要是指这样一种理想状态，即公共行政关系因为得到公法，特别是行政法的规范和调整而实现了法定化，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以维护和保障，公共理性得以维护和彰显。行政法治建设，就是要通过创制、实施、适用和遵守行政法这种方式以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综观行政法治建设二三百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一方面，行政法治具有比较稳定的普遍要求，这集中体现为寻求公共行政关系的法定化和理性化；另一方面，为了适应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传统与现实，行政法治的具体涵义及其实现过程又呈现出多样化形态。因此，历史地看，行政法治并非一成不变、形态单一的概念，只是相对确定的一般规律与不太确定的具体表现方式的统一，是行政法治的普遍要求与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
行政法治建设的共性特征
概而言之，行政法治及其实现过程具有以下一些共性特征：
1．行政法治建设是宪政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国家机器与阶级社会同时产生，公共行政由此出现，公共行政体制也随之形成，但行政法治建设却姗姗来迟，作为宪政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发源于资本主义初期，是反专制、争民权的资产阶级运动的产物。一般认为，行政法治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近代公法崛起、司法独立、公民社会等社会现象，基本上属于同一时代的产物，它在近代西方宪政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准确地说，它是崇尚权力制衡与维护公民权益的宪政运动的重心，其确立和发展过程是一个与推进民主政治和建立、完善市场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1.影音迷廊本店已加入网络有啊消费权益保障服务,为认证商家,购物请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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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政府的社会服务职能具体包括什么内容实施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具体的政策措施

推进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建设
“十一五”规划把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放在了深化体制改革的突出重要位置，强调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强各级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这对加快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更好地保障和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总体原则

从世界市场经济发展进程看,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职能定位也是不断演变的，履行政府职能的模式也是不同的。

政府职能转变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适应了不同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能定位正基本趋于一致，即建设一个有限政府，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

我们要从我国国情出发，进一步把各级政府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对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上来，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建立符合本国、本区域特点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探索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系,这是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必然选择,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所谓公共服务型政府，就是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一个无私的、没有私人利益的政府；一个最小化的、有限政府，必须把政府职能集中到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主要提供制度供给、确定公共政策、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总的原则是要坚持做到以下几点：

1、以人为本来决定服务导向。政府服务要充分体现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公共服务提供从政府本位、官本位向社会本位、民本位转变的一个根本思路选择，也是政府与社会之间正确关系的体现，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要求的体现。其主要途径有：一是扩大政府决策的公众参与。政府提供什么公共服务，怎样提供，应当事先听取公众的意见，以公众意愿作为第一价值取向，并建立有关了解民意、公共参与决策的渠道、规则和程序；二是政府公共服务如何应当以社会的评价为主，以服务对象的评价为主，加大公众影响比重。

2、以市场竞争来提高服务效能。要按照“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科学设计安排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分工，扩大公共服务中市场竞争的领域，通过招投标、合同承包、特许经营等市场运作方式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公共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目的。这方面已经进行的改革尝试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进行下去，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3、以社会力量来改善服务供给。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过程中，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改善公共服务，鼓励各种民间组织参与兴办公益事业和社会服务。要根据不同公共服务项目的性质和特点，逐步把原来由政府承担的一些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给非政府组织和私人部门，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和供给方式的多样化，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各种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

4、以法治化建设来强化服务保障。要大力推进公共服务的法治化建设，在国家相关立法中进一步明确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责，通过一系列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建构，为公共服务提供制度性的保障。要强化法律规章的实施，进一步加强对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政府的责任意识、法制意识。我国目前推出的监督法等已经在这方面迈出可喜的步伐。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建议

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关键是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步伐，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使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真正成为各级政府的核心职能，切实解决好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越位”、“错位”、“缺位”问题。

1、强化支撑，推进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要加快建立公共型财政体制，构建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制度基础。要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促进政府职能从经济建设主导向公共服务主导转变。财政支出结构的转型要做到“两降五增”。“两降”即降低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的比重、降低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的比重；“五增”即增加五大公共领域的财政投入。一是公共安全；二是公共卫生，不断提高公共卫生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加强公共卫生和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立和完善统一有效的医疗保障体制，重建农村的合作医疗体系；三是公共的教育与职业培训；四是转向公共的救济体制；五是公共便利，加大对包括交通、电力、桥梁、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切实提高全体人民的公共便利程度。

2、加强保障，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要着力克服体制性障碍，进一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强化政府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能力的体制保障。总的是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进一步理顺部门分工，合理设置机构，加强综合协调，改进和完善政府事务综合管理。推进我国行政机构设置法治化的进程，尽快制定颁布机构编制法规，将机构改革和编制管理纳入法律规范范畴进行依法管理，增强公共财政预算对机构编制的硬约束作用。

3、夯实基础，加强公民监督。必须强化和完善对行政权力的全方位监督机制，进一步增强监督的独立性、公开性和民主参与。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基层政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坚持和完善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办事公开制度，保证基层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建立保护公民权利的行政执法制度，行政机关要做到权力与责任相统一，公民应做到义务与权利相统一。

4、优化结构，建立稳定高效的公共服务人才队伍。要加强对政府公务员的培训，建设学习型政府，着力推动政府部门成为一种精简、扁平、网络化、有弹性、能够不断学习、不断自我创新的组织。要鼓励公务员终身学习，重视发挥公务员的创造性思维能力。重视建立科学的激励制度，吸引集聚优秀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

5、科学决策，提高公共政策的服务水平。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保证公共政策符合民意、科学有效。各项重大决策，都要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做到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保证基层干部群众和下级组织的意见能及时反映上来。进一步提高决策透明度，建立决策项目的预告制度和重大事项的社会公示制度、公开听证制度，激发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6、完善评估，修改和完善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必须尽快按照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建立并认真实施以公共服务为取向的，能够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政府政绩考核体系，尤其是调整县乡级政府和公务员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使其真正反映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❾ 如何加强和改善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能力建设

1、社会工作本土化任务
社会工作的基本原则是服务与需要相配合。在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上这一原则仍然适用,即我们首先要考虑外部的社会工作进入某一社会文化区域的必要性,然后才能谈及它的适应性改变——本土化。
毫无疑问,当行政性半专业化社会工作和民间互助系统能够发挥作用并较好地回应社会需要时,引入专业社会工作的必要性是较小的。社会工作是合理配置资源并使其发挥效能的活动。它也是社会资源的耗费。当原有的、产生于本土的社会工作及助人系统仍然效能充分时,从异文化中引入哪怕是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因为引入新的社会工作模式可能会费用高而边际效益很小。
那么,应该如何去评价本土化社会工作的效能呢? 制度理论认为,任何社会制度都是由人建构起来的,但是建构方式有不同。一些社会制度是人为设计并通过长期的推进而形成并发挥作用的。这种制度发挥效能不但需要强有力的推动,而且需要与之相应的经济、政治条件相配合。因此制度建设是一种制度体系的建构过程。与之不同,另一些制度是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形成的。在长期的日常生活的基础上,人们选择了某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通过制度化过程,这种行为规范流传下来,并在某种场合中发挥作用。如果说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福利制度属于前者的话,民间互助系统则属于后者。任何制度都有其生命周期,即有其效能增衰的周期性过程。当一种制度不再能有效地发挥效能时,制度改革、制度变迁的时机就到来了。
2、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策略
时至今日,讨论社会工作本土化对中国内地已不是多余的了,因为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急剧变迁已使原来“天衣无缝”的社会工作(助人) 体系产生了漏洞,原来被这一安全网保障的人已经预感到某种不安的威胁。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原有的这套社会工作(助人) 体系还在或强或弱地发挥作用,人们对之有时还有美好的回忆和企盼。于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在原有制度仍在起作用的情境下发展专业社会工作,这是制度创新的过程。在中国内地社会工作本土化采取依靠原有体系、注重生活文化的策略或许是可取的。
所谓依靠原有体系有两层含义:第一,中国内地没有象许多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社会所拥有的民间社会机构,没有专业化的社会工作队伍,实际的社会福利服务在很大程度上还靠政府、工青妇组织及工作单位。因此,具有国际经验的专业社会工作进入中国内地就必须与这一原有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结合,而不可能去另建一套独立的社会工作体系。第二,社会工作本土化是靠现在从事行政性、半专业化社会工作的人员进行的,这些人员领悟了国际性的专业社会工作的经验,并将之与自己的工作相结合是社会工作本土化必由之路。当然,这里说要依靠原有体系并非排斥建立民间社会服务机构以作示范。基于上述理由,社会工作本土化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对从事实际社会工作的干部进行专业培训,促使国际社会工作经验与本土性社会工作的比较和碰撞。第二,分析两种社会工作之异同,找出它们的相似之处,强化它们之间的亲和性。第三,在此基础上从事社会工作实践,扩大二者之间的相容性,以实现优势互补。
所谓注重生活文化是说,社会工作说到底是对具体个人的帮助,是通过外部援助使有困难的人摆脱其困境的过程。助人方法要使受助者能够和乐于接受,助人效果要由受助者来评判。于是了解受助者以往的生活境况及面临困难的特征,了解他对受助的看法,了解他以往对待受助行为的态度,了解他的生活方式,对于选择助人方法和推进这一过程都十分有益和必要。实际上,在传统文化和集体主义传统影响下人们对接受来自不同方面的帮助常常会有不同的表现。中国人这种以助人者身份(与受助者关系) 来决定接受帮助与否及方式的文化特征,在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不能不给予充分注意。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工作本土化是一个伴随着研究、分析和体味的复杂过程。
3、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意义
中国的社会工作，并不是西方国家社会工作特征的简单复制，而是一个由众多力量交互作用的社会建构过程。西方社会工作是在助人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与自下而上、先社会后政府的社会合作发展路径相适应，西方社会工作走的是一条“助人实践—专业教育—职业服务”的道路。[4]中国的社会工作是外部输入的。从辛亥革命之际社会工作输入中国，至今百年历程，其间虽然有过零星实践，但真正的社会工作制度建构起点是专业教育，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制度超前于制度化的专业实践。从历史与现实角度看，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进程是在教育为先的专业化和实践为用的职业化基础上推进的，是党和政府站在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的战略高度上推进的，这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现实特点，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工作制度建设的基本成效。
(一)实现政府部门与社会力量的多方联合，进一步丰富社会工作的制度主体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步伐加快，政府将从部分公共福利和社会服务供给领域隐退，这是政府转变职能的大势所趋，也是社会工作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在“强政府—强社会”的格局之下，政府和社会要在强化“三种作用”即国家主体作用、社会组织协同参与作用以及基层组织能动作用基础上，在社会工作、社会服务领域形成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1）不断优化政社合作关系

要强化国家在社会工作发展中的角色，强化政府在社会工作建设中的主体责任，主动协调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在资源配给上为社会组织提供必要的政策倾斜，在组织培育上为社会组织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在作用发挥上为社会组织让渡足够的发展空间，在行政监管上为社会组织营造宽松的制度环境。

2）加快推进事业单位体制改革

利用事业单位改革契机，充分发挥事业单位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挥作用搭建平台。重点保证事业单位以社会工作为主体的专业基础与发展方向，其他系统与行业服务机构参照民政系统事业单位社会工作岗位设置办法，及时调整完善相关政策，保证服务岗位的专业属性。

3）大力发展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方式支持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运行，并通过服务评估对其进行监督和约束；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通过专业的、灵活的和创新的服务回应政府支持，对社会做出交待，与政府形成良性合作关系。

4）注意发挥群众团体协同作用

要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和民办社会服务机构的各自优势，形成工作层次上有分工、工作内容上有交叉的连续服务体，形成既发挥传统资源优势又引入专业社会工作元素的责任共担的完整服务体系。

5）积极延伸城乡社区自治触角

进一步加大城乡社区社会工作岗位开发和从业人员能力素质转换提升力度，使社区成为吸纳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重要载体，成为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重要阵地，成为城乡居民享受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重要场域，成为优化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与重要抓手。

6）加快实现服务平台载体转化

要充分发挥我国已经建立的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区建设、社会慈善、残障康复、优抚安置、卫生服务、青少年服务、司法矫治等众多社会服务机构和现有社会服务从业人员作用，通过开展专业培养、引进专业力量、改善人员结构、盘活机构要素、丰富专业实务等方式，使现有社会服务机构尽快转化为专业社会工作发展平台与载体。

(二)实现专业教育与职业能力的互补结合，进一步深化社会工作的制度内涵

专业教育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起点。培养造就具有专业价值理念、较高知识水平和专业方法技能的社会工作人才，形成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教育模式，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重要任务。在专业教育和职业能力建设方面，要坚持“六个并重”。

1）坚持国际通则与本土经验并重

现代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主要是外来的，但服务对象和处境却是本土的。要充分尊重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经验，总结梳理反映中国特色、包涵中国元素的社会工作理论框架和实践模式，促进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渗透结合。加强国际经验交流，按照“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的基本准则，在吸取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理论、方法精华的基础上，对其实行本土化改造，增强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同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融合，在社会工作全球化共识之中形成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工作教育模式。

2）坚持价值理念与知识技能并重

社会工作是以价值为本的专业。社会工作教育首先是专业价值培养与塑造的过程。要注重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培养，将价值观融入实践中进行反思与运用，并内化为社会工作者专业素养。价值与知识是社会工作的两翼[8]，价值给社会工作者以见识力和辨别力，知识给社会工作者以方法和技巧。要通过专业教育奠定社会工作的知识与价值基础，实现价值基础与知识基础的辩证统一，实现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理论水平提升与价值理念强化并重，保持社会工作的专业生命力。

3）坚持院校教育与实践培养并重

社会工作教育不仅要系统传授社会工作价值观、知识与技能，还要将价值理念与实务技巧统一起来，在实践中检验专业水平。要改变学校教育的单一主导模式，积极为受教育者提供实践锻炼机会。社会工作教育机构与政府、社会组织要结成合作伙伴，加强社会工作实习基地建设，把理论教学和实践操作融为一体，在实践中积累实务经验、强化实践能力。要调整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之间的关系，明确社会工作教育机构的育人职责和社会组织的雇主角色和服务性质，建立育人机构与用人机构深层次供需对接模式，形成平等互利的制度性伙伴关系。

4）坚持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

专业学历与职业经历之间的脱节使中国社会工作陷入尴尬境地。很多实际社会工作从业人员没有接受过社会工作专业培养，而很多接受过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人员却又难以进入实际社会工作领域。要通过“职业转化”、“专业同化”、“机构孵化”等方式促进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职业转化”就是加强对实际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培训，建立健全社会工作就业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立专业化的职业、职称体系。“专业同化”就是要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使用、激励、评价和培养等制度，通过转化存量岗位资源、设置新岗位或替代原岗位将专业社会工作嵌入现有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中。“机构孵化”就是通过建立孵化基地等措施培育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使其成为专业社会工作者彰显专业理念、施展专业技能、服务社会建设的平台和空间。

5）坚持专业引导与社会教育并重

社会教育主要是针对社会公众进行的社会知晓度宣传和认同感培养。要加强社会教育，利用电视、报纸、网络、广播等媒体宣传社会工作价值理念，传播社会工作知识，提高社会公众对专业社会工作的了解与认识，改变社会公众的认识偏差，改变社会工作由少数人从事、为少数人服务、只有少数人理解和支持的困境，让社会工作走出象牙塔，走入普通民众的生活、融入普通民众的工作，为广大民众接纳、支持、承受、关心与需要，使社会工作从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化为生动形象的实践逻辑，转化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物质”力量。[1]提高专业服务的及时性和实效性，通过满足公众个性化服务需求，兼顾传统社会问题与现代社会问题的综合解决，不断提高社会公众对社会工作的认同感和满意度，巩固社会工作专业地位。

6）坚持过程督导与效果评估并重

社会工作督导与评估作为一种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或程序，是有效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的重要保证。要加快建立科学化、规范化的督导和评估制度，在社会工作机构内普遍设立督导机构，聘请受过专业教育且实践经验丰富的资深社会工作者担任督导。同时，要加强对民办社会工作机构行政领导、管理体制、工作方法、经费来源及收支情况，社会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职业道德、服务效果等方面的监督、指导和评估，切实保障服务对象权益。

(三)实现社会工作在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中的有机融合，进一步延伸社会工作的制度功能

发展社会工作、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是国家针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处历史方位、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为加强社会建设、优化社会服务、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发展与和谐稳定做出的战略选择。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必须在积极融入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大局中做好三方面工作，从而凸显专业服务优势、社会管理成效和群众工作水平。
1）明确社会工作的功能定位
中央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并把发展社会工作作为提供公共服务和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是执政理念的转变和执政方式的创新。社会工作的基本职能是服务助人，首要任务是通过提供帮助，使人们获得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能力，而不是对人进行管控。党和政府在运用社会工作的同时必须给予合理定位，从而保证社会工作的健康发展与社会管理目标的和谐一致。要将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引入社会管理，以服务促稳定、以服务促和谐、以服务促发展，方能真正达至善治目标。要处理好社会工作与社会管理、社会工作与现有社会服务之间的关系，通过对现有社会管理体系的嵌入与兼容，对现有社会服务体系的提升与转化来推进专业化发展，社会工作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才能得到夯实与巩固。
2）明确社会工作的内源动力
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进行互动的过程，二者之间的互动方式决定了社会工作的质量和效益。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来源于服务对象。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工作的终极关怀对象，也是社会工作发展的动力系统、工作系统、控制系统和检测系统。社会工作事业发展，必须立足本土，走依靠民力、发挥民智、服务民生的以人为本之路。要处理好社会工作与群众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辩证关系。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战胜敌人的重要手段，[9]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制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的重要资源。实践证明，群众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在重要时期、重大事项、重点活动的应急处理、紧急动员和力量积聚等方面的成效显著。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模式，必须在引进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理念、知识和方法的同时，传承本土群众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与方法，加强对群众工作特点的研究。

3）明确社会工作的发展方略

社会工作产生并形成于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转型期，处于复杂的非均衡系统中。要充分考虑中国渐进式改革特点，在整体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地区、行业实际情况，突出在重点地区、重点领域先行试点探索，将预防与发展性的社会工作服务进一步向农村及边远地区倾斜，促成地区间、行业间、城乡间社会工作“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各有侧重、互相衔接”的社会工作发展格局。

❿ 武汉大学 行政管理博士 参考书目有哪些求详细目录，谢谢！

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生各研究方向必读书目

研究方向（一）：公共管理与领导研究

1、 费斯勒、凯特尔：《行政过程的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纳特、巴可夫：《公共和第三部门组织的战略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F·J·古德诺：《政治与行政》，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4、 詹姆斯·Q·威尔逊：《美国官僚政治——政府机构的行为及其动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5、 戴维·H·罗森布鲁姆：《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 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 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8、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9、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0、M·J·C·维尔:《宪政与分权》，三联书店，1997年版。
11、斯蒂芬·L·埃尔金等：《新宪政论》三联书店，1997年版。
12、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13、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上海三联1999版。
14、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5、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6、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8、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9、于建嵘：《岳村政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0、徐湘林、格勒、赵建民：《民主、政治秩序与社会变革》，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研究方向（二）：地方政府与区域公共管理

1、[美] V·奥斯特罗姆：《美国联邦主义》（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2、[美] 丹尼尔·J·伊拉扎：《联邦主义探索》（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3、[美] V·奥斯特罗姆等：《美国地方政府》（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美] R·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中译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美] 詹姆士·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中译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美] 约瑟夫·S·奈、约翰·唐纳胡：《全球化世界的治理》（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7、[德] 贝亚特·科勒-科赫等：《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8、[美] 迈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9、[美] S·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10、[美] S·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11、[美]E·奥斯特罗姆等：《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12、孙柏瑛：《当代地方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4、胡兆量：《中国区域发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5、舒庆、周克瑜：《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行政区经济透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谢庆奎等：《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

研究方向（三）：公共理论与行政伦理

1、[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2、[美]汉娜·阿仑特著，竺乾威译：《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汪晖等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
4、刘军宁等编：《公共论丛》，三联书店（连续出版物）。
5、[美]R.T.诺兰等著，姚新中等译：《伦理学与现实生活》，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6、[美]乔尔·阿伯巴奇等著，陶远华等译：《两种人：官僚与政客》，求实出版社1990年版。
7、[美]特里·L·库珀著，张秀琴译：《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美]杰拉尔德·凯登著，[美]马国泉编：《行政道德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许卓云：《从历史看领导》，三联书店1994年版。
10、[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著，黄华光译：《欧洲民主史——从孟德斯鸠到凯尔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11、瓦尔特·李普曼著，黄胃译：《公共哲学》，（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8年版。
12、弗里德利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V·登哈特、R·登哈特：《新公共服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4、O·C·麦克斯特：《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5、H.George Frederickson, Ed, Eth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M. E. Sharpe,Inc. 1993.
16、RorertB. Denhardt, In The Shadow of Organizati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1.
17、Terry L.Cooper, Ed, Handbook of Administration Ethics, Marcel Dekker, Inc, 1994.
18、PeterMadsen, Jay M. Shafritz, Ed, Essentials of Government Ethics, ThePenguin Group, 1992.
19、Adams,Guy & Danny Balfour. Unmasking administrative evil. Thousand Oak:Sage Publication, Inc, 1998.
20、TheEnterpris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 Summary View. Chandler & Sharp Pub.,1980.

研究方向（四）：地方治理

1、夏尔.德巴什：《 行政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
2、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格罗弗.斯塔林：《公共部门管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4、孙柏瑛：《当代地方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戴维·罗森布鲁姆：《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法律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7、董礼胜：《欧盟成员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刘君德等著：《中外行政区划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著：《美国地方政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0、克里斯托弗·波利特等著：《公共管理改革：比较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11、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年版。
12、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著：《美国地方政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克里斯托弗·波利特等著：《公共管理改革：比较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14、丹尼尔·伊拉扎：《联邦主义探索》，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15、斯科特·戈登著：《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6、青目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17、詹宁斯：《法与宪法》，三联书店1997年版。
18、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9、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0、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研究方向（五）：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

1、 希克：《现代公共支出管理方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
2、 斯基亚沃-坎波、托马西：《公共支出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3、 里德、斯韦恩：《公共财政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4、 鲁宾：《公共预算中的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 理查德·马斯格雷夫、佩吉·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第五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6、杨肃昌：《中国国家审计：问题与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7、楼继伟主编：《中国政府预算：制度、管理与案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8、黄佩华：《中国：国家发展与地方财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9、尼斯坎南：《官僚制与公共经济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出版社。
10、费雪：《州和地方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敦利威：《民主、官僚制与公共选择》，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出版社。
12、戈登·图洛克：《寻租：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分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3、布坎南、布伦南：《宪政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4、尔姆斯、桑斯坦：《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北京大学2004年版。
15. Patashnik, Eric. 2001. Putting trust in the US budget:Federal trust funds and the politics of
commit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Albert C. Hyde. Eds. 1991. Government budgeting:Theory, process, and politics. Pacific Grove: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7.Khan Aman & W.Bartley Hildreth. Eds. 2002. Budgettheory in the public sector. Westpoint: Quorum Books.
18.Khan Aman.Eds. 2004. Financial managementtheories in the public sector. Westpoint: Quorum Books.
19.John Bartle. 2001. Evolving theories of publicbudgeting. New York:JAI Press.
20.Gerald J. Miller, W.Bartley Hildreth & JackRabin. Eds. Performance-based budgeting. Boulder: Westview Press.

研究方向（六）：城市管理与市政学

1、F．J．古德诺：《政治与行政》，华夏出版社 1987年版。
2、西蒙：《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3、B．盖伊．彼得期：《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莱恩：《新公共管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5、夏书章、王乐夫、陈瑞莲编：《行政管理学》（第3版），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夏书章著：《现代公共管理概论》，长春出版社2000年版。
7、夏书章著：《市政学引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8、夏书章、徐理明编：《市政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9、纳特．巴可夫：《公共和第三部门组织的战略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薜澜等著：《危机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彼得．F．德鲁克等著：《知识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夏书章著：《知识管理导论》，武汉出版社、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夏书章著：《新加坡行（市）政管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4、夏书章著：《香港行政管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
15、李瑞环：《城市建设随谈》（上），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6、李瑞环：《城市建设随谈》（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7、夏书章主编：《行政效率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8、拉塞尔·M·林登：《无缝隙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9、夏书章、汪淑钧：《行政奇才——周恩来》，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0、徐晓林、杨兰蓉编著：《电子政府导论》（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研究方向（七）：公共管理与制度分析
1、郭小聪主编：《政府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德] 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4、[美] 奥斯特罗姆、帕克斯和惠特克著：《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5、[美]道格拉斯·C.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美]曼瑟尔·奥尔森著：《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美] 盖瑞 ·J.米勒著：《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8、[美]丹尼斯·C.缪勒著：《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9、[美]乔·B.史蒂文斯著：《集体选择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美]威廉姆·A.尼斯坎南：《官僚制与公共经济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出版社。
11、[美]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著：《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研究方向（八）：政府组织与管理
1、戴维·奥斯本、彼德·普拉斯特里克：《摈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罗伯特 · B · 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B · 盖伊 · 彼德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雅米尔 ·吉瑞赛特：《公共组织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演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5、格罗弗·斯塔林：《公共部门管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6、纳特、巴可夫：《公共和第三部门组织的战略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上海三联1999版。
8、詹姆斯·Q·威尔逊：《美国官僚政治——政府机构的行为及其动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9、莱恩：《新公共管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10、戴维·H·罗森布鲁姆：《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1、弗里德利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V·登哈特、R· 登哈特：《新公共服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克里斯托弗、波利特等著：《公共管理改革：比较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14、麦克尔 ·巴泽雷：《突破官僚制：政府管理的新愿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5、拉塞尔·M· 林登著：《无缝隙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6、应松年、袁曙宏主编：《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7、F·J·古德诺：《政治与行政》，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18、陈振明：《政府再造——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9、蔡立辉：《电子政务：信息时代的政府再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0、罗纳德·克林格勒、约翰·纳尔班迪：《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研究方向（九）：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1、瑞尼：《理解和管理公共组织》，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雅米尔·吉瑞赛特：《公共组织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演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3、瓦休等：《组织行为与公共管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4、瑞尼：《理解和管理公共组织》，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斯格特：《组织理论》，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6、罗伯特·B·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曼瑟尔·奥尔森著：《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8、丹尼斯·C.·缪勒著：《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9、乔·B·史蒂文斯著：《集体选择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拉齐尔：《人事管理经济学》，三联书店2000年版。
11、罗纳德·克林格勒、约翰·纳尔班迪：《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2、蓝志勇：《行政官僚与现代社会》，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4、张永宏：《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5、詹姆斯·Q·威尔逊：《官僚机构：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三联书店2006年版。
16、保罗·R·尼文：《政府及非营利组织平衡计分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17、西奥多·H·波伊斯特：《公共与非营利组织绩效考评：方法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8、CarolH.. Weiss, Evaluation: Methods for Studying Programs and Policies,Prentice-Hall, Inc. 1998.
19、LauraLangbein, Public Program Evaluation: A Statistical Guide, M. E. Sharpe, Inc.2006.
20、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21、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22、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23、林德布罗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24、盖瑞·J.米勒著：《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5、SusanRose-Ackerman, Corruption: A Study i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cademicPress, 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