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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必须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却有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的困难与阻力，根据1999年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在21世纪，中国将面临“人口、就业、资源、环境上的四大挑战”。那么我们能否正确地处理中国人口的增长问题，使之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能否以经济、产业和技术上的革命，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能否利用相对贫乏的资源，创造性地使社会消费和生产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保障经济环境在持续发展中处于优化状态，均有赖于城市化道路的正确选择。在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目前仍存在严重分歧，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小城镇，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及城市群，有的则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有其局限性，其实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应建立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要遵循城市化发展的规律，立足我国国情，借鉴他国城市化的经验，总结我国以往城市化道路的教训。那么，我们应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呢？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们应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一）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城市化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
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功能上也是互补的，其规模结构是由内在规律决定的，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我们不能强调一个方面而偏离另一个方面。
就大城市（包括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100万—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2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而言，大城市发挥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领头羊”作用。因为它具有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可比拟的聚集效应、规模效应、扩散和辐射效应，可以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地区的迅速发展，而且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体现。无论是工业化起步最早的英国，还是后起的美国、日本、韩国等，其大城市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百万以上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即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集中度），2000年美国是39%，德国是41.8%，英国是23%，日本是37.5%，韩国是52%，而世界平均水平是16.5%，中等收入国家为22%，高收入国家为30%，都大大高于我国11.3%的水平。大城市不仅是城市化的主力，而且还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如美国3/4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聚集在大都市市区。日本8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3大都市圈；伦敦占了英国对外贸易货运量的75%；纽约占了全国对外贸易周转额的20%；东京拥有80%的出版社和86%的出版量，纽约和伦敦的文化氛围是世界上其他城市中难以比拟的。大城市的人口聚集、产业聚集，使得大城市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龙头作用，如日本东京的GDP占全国比重为18.6%，伦敦占17%，汉城占4.6%。大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中小城镇，这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在上世纪50年代300万—500万以上的城市地球上有6个，到90年代初已有30个。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就人口的可比增长速度而言，大城市的发展也是快于中小城市。正视大城市的作用及其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我们推进城市化就不能抑制大城市的发展。只要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必然的，在城市经济增长不可能完全依靠内涵实现的情况下，体现城市规模的人口增加和建成区面积扩大就是难以避免的。上海的浦东开放开发，北京从二环到六环的建设，济南、长沙、杭州等省会城市的一再扩容，正说明控制大城市规模是多么不现实。
在城镇体系中，我们既要发挥大城市的龙头作用，同时还要发展若干各具特色、专业化强的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我国中小城市多数是制造业的基地。在本世纪中叶，中国有望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小城市将功不可没。
而小城镇的发展也是必须的。小城镇处于城之尾乡之头，易于就近吸纳农民进城。它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促进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小城镇的发展也符合城市梯度成长规律。自发形成的城市都是从小城镇发展到小城市，小城市发展到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又发展到大城市，所以，推进城市化离不了小城镇的发展。
综上所述，推进城市化，中国需要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同时需要建设一批富有特点的、专业性强的中小城市以及不可替代的小城镇。应当看到，不同类型的城镇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吸引力，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也会具有大城市所没有的特色，有些人愿意生活在大城市，甚至是小城镇，愿意享受更为悠闲、接近自然的生活，更为清洁的空气和价格更便宜的住房。我们绝不能再进行简单的量的对比，不能“崇大抑小”，也不能“崇小抑大”，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二）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我国国情的内在要求
我国地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的差距很大，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人口多、地域广、差距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的京津、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区，人口稠密，经济较发达。工业化处于中后期阶段，交通便利，并有一个或若干个特大型城市、大城市为依托，城镇体系较完整。在这类地区，城市化的重点是完善城镇体系及功能分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特大和大城市的依托下，可以发展起来，而且个别特大城市确实存在过密，需要向周边地区转移工业和人口的问题。对这类地区，合理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就是正确的。
但在广大的西部地区，华北北部和东北的西北部，特别是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经济不发达，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乡镇企业不多，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备，且运距很长，缺乏具有辐射力和带动力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小城镇往往是由国家布局的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加工项目形成的，城市功能不完善，对人口的吸纳力很弱，城镇体系不完整。在这类地区，实行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是不现实的。因为你经济基础薄弱，对农民没有吸引力，既使建成起一座座小城来，也只能是空壳。城市化的重点可能主要应是发展和壮大现有大城市和少数中等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吸纳力和辐射力。
以上这是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谈城市化模式不能一刀切，下面再从人口国情看，更得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举。
从人口国情看，我国的人口基数太大（13亿人），农民太多（约占60%的人口），城市化的任务之重（大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发达国家美、日、德还有发展中的高城市化水平国家，其人口基数和城市化人口规模都比中国小得多，几个或几十个大中城市即可担负起全国城市化的任务。如伦敦680万人，占英国人口的12%；东京1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0%；汉城1100万人，占总人口的20%；墨西哥城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25%。而我国城市化的重任，就是20年内再建100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也只能容纳1亿多人口，自然承受不了巨大的城市化人口的压力，中国城市化目标的实现必须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共同分流。
总之，推进城市化，我们应放弃按规模确定城市发展重点的方针，从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转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城市化道路。
（三）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对城市化发展经验的总结
世界各国在推进城市化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的经验教训。就拿中国来说，以往走的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这条道路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导致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偏低，我国只有11.3%的人居住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里，大大低于世界平均16.5%水平。由于人口集中度低，导致北京、上海这样全国最大的城市所产出的国民财富也处于较低水平。上海的GDP只占全国GDP的4.6%，北京只占2.5%，上海的GDP总量仅相当于香港的1/4，日本东京的1/20。因此，我国大城市还普遍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我想建国以来如果我们不走控制大城市发展之路的话，在50年代与日本一块起飞，我们的上海有可能与东京一样并驾齐驱，成为国际大都市，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的综合国力会比现在更强。以往城市化道路除了“抑大”之外就是“崇小”。即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走的是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许多地方都在讲小城镇、大战略，把眼光都盯在了小城镇上，其实，城市化才是大战略，小城镇是一个重要战略措施：适当发展大中城市也是重要战略，甚至是更经济、更有效的措施。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只有大城市，才能更好地形成城市功能，发挥辐射效应和扩散效应，产生规模效益，集聚效益和分工协作效益。过分强调发展小城镇，只能形成“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去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的局面。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不城、乡不乡、小城镇遍地开花。现在有的镇人均只有2000人，这种局面造成了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小城镇占的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得不到有效发展，难以形成产业链、行业群，对人口的吸纳力极低，规模过小的小城镇其实不具有城市功能，过多会占用大量耕地，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所以，小城镇只能是城市化的基础层次。城市化发展的重点不应是小城镇。发展小城镇的关键在于繁荣小城镇经济，把引导乡企合理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使小城镇有产业、市场支撑，特别注意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发展小城镇，应该在政府的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建设小城镇，不能一哄而起，遍地开花，唱空城计，防止有城无市，有镇无产，城镇“空壳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现布局，协调发展。
再从城市化发展的国际经验看，片面地发展大城市也不能使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拿墨西哥城来说，上个世纪70年代它就成为人口1000多万的世界第一大城市。现在4个墨西哥人中就有1个居住在首都。但是它与其它城市的发展极不协调。其第二大城市比首都人口差好几倍，由于大城市畸形发展，导致人口过多，交通相挤，污染较重，生态环境恶化。70年代由于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地下水抽取过度，造成地面下沉非常严重，酿成了许多建筑事故。而且，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失业增多，社会治安极差。中国大陆一位学者曾到墨西哥调查贫民窟问题，多次央求，出租车司机才勉强成行，到了那里，不敢熄火，好随时开溜，可以想见那里的治安差到什么程度。再说韩国汉城人口高度集中，污染也较重，现在韩国准备将政府迁到另一个城市。以上事例说明走单一城市化道路不仅不会加快城市化进程，反而阻碍城市化进程。
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也积累了少经验。发展大城市带这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国际经验。如美国在北起缅因州，南到福吉尼亚的长达550公里的地带内，以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和波士顿等5个大城市为核心，以上百个中等城市和小城镇为纽带，以周围农村为腹地，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人口最集中的大都市市区。大都市带（区）的出现及发展，就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地域表现）。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发展城市带，既能发挥城市的吸引力，形成国民经济的增长极，又能增强城市的辐射力，扩大城市文明的普及范围，加速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快，经济增长快，原因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后注意了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相对协调发展。
综上所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规律使然，国情使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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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
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
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网络全书》的定义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
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
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
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
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
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
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ofard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
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3.1930）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
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
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
二
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
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
(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
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
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and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
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
三
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
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
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
四
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㈢ 如何看待中国的城镇化问题 形势与政策论文
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城镇化的步伐在我国已踏上了高速前进的轨道，它是一个国家由弱变强的必然产物！但是，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诞生与发展都必须遵循其自身一定的发展规律，倘若盲目的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或者仅仅是扩大城镇化的面积而忽视其他与城镇化建设相匹配的进程，那么必将导致出现弊大于利的局面。
从历史上来看，凡出现城镇化的地方，就一定代表着一个地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中心；从全球来看，城镇化的发展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是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的城镇人口占80%，阿根廷达到90%，墨西哥是78% ，而中国30年的城镇化建设却走完了相当于英国200年、美国100年、日本50年所走完的里程，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突破10亿。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经济的崛起、人民生活的富足，另一方也衍生出了许多的问题。下面，我从两个方面来阐述城镇化建设过快发展所带来的利与弊。
一、加快城镇化建设给社会带来的的利益
1）城市五光十色的生活一直是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梦想和追求，稍微有点积蓄和条件的都积极向城市靠拢，这就无形中加大了现有城市的压力，如房价上涨、交通拥堵、环境卫生、公共设施人均占有率低等。而加快城镇化的建设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差别，缓解现有城市的压力，解决上述问题。
2）城镇化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广大农村就是这个劳动大军的输出地，这样就可以就近解决就业问题，缓解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局面，同时也最大限度的避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远离家乡的艰难局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留守问题。
3）城镇化的建设把分散的人们聚集到了一起，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让城市的外部有更广泛的空间、更宽松的环境、更有利的条件来发展农业、林业等。
当然，加快城镇化建设所带来的优点还有很多，因为自身的局限性我无法一一例举，但是，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其双面性，有利也有弊，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如果，一味的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忽视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规律、人为的仅从版图上扩大城镇化的面积，那么必将导致弊大于利的消极局面的出现。这就是我要在下面提到的“加快城镇化建设给社会带来的弊病”。
二、加快城镇化建设给社会带来的弊病
1） 城镇化的建设者并不一定是城镇化优越性的享受者和拥有者。在人们还不够富裕、不足以解决温饱和不能够资助儿女上高中或者大学的情况下，盲目的在此地区人为的加快和发展城镇化，必将加速本地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让他们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而政府给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在高物价的今天并不能让他们维持很久。如此，城镇化的代价是让一部分本可以自然生存的农民变成了乞丐，凭什么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成全另一部分人呢？这是一种不公平、不人道！
2）城市是一个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是一个三教九流的集散地，这里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因为各自的文化、素质、习惯、风俗、价值观和对这个世界认知能力的不同而彼此产生碰撞，在这个法制还不太健全的今天，人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约束自己。因此，过快的发展城镇化，而没有制定出 与之相适用的规章制度来保障，必将给社会治安带来极大的隐患。
3）城市是一个人口集中、工商业相对发达的地方，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就必然产生相当多的废水和垃圾，而纵观全国各小城镇，能有效解决这些环境卫生问题的寥寥无几，这也与当前倡导绿色环保的主题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缺乏一定环保意识和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建设环保设施的前提下，加快城镇化进程的代价是牺牲我们赖以生存的不可再生的环境！
4）城市是一个集散地，人流如织，车流不息，在我国大部分城市里都有交通拥堵的现象，给出行、上班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进一步的加重了城市交通的负荷，加剧了城市的拥堵！
5）当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大量的农村人口移居城市，他们放弃了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又因文化水平较低，不适应城市相对发展的生活和环境，这就导致他们无业可从。因此，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前提是发展经济，解决进城人员的就业问题，而不是让他们成为降低城市幸福指数的累赘。
6）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镇，致使广泛的农村大地人烟稀少，学校空虚，生源严重不足，在不具备寄宿条件的学校里，甚至有些学生要跋山涉水才可上学，而城市则出现爆满的不正常现象，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
当然，还有很多的弊端会在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中体现出来，比如：医疗、保险、福利、公共资源建设不同步等。
城镇化虽然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但是也必须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盲目的不加限制的加快必然让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需要一种合理的、科学的管理模式来发展城镇化，要顺其自然而不是拔苗助长。
㈣ 急求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题目是 “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环境问题” 各位大侠给我提供点东西啊 谢谢啊！
城市化
城市化城市发展进程的概述。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是工业革命的伴生现象，一般是指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地域空间上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流动和集聚；城镇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成为社会前进的主要基地；以及城市的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广泛地渗透到农村的一种持续发展的过程。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会不断增大。城市化程度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特别是工业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对城市化的定义，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一般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人口集聚、财富集聚、技术集聚和服务集聚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生活方式转变、生产方式转变、组织方式转变和传统方式转变的过程。城市化过程还包括诸如城市影响、城市传播和城市带动的外向式的扩散过程。城市化实质上就是以内向式集聚为主和外向式推延为辅的综合作用的过程。要注意城市化不单纯是农民进城，它意味着国民经济增长模式、国民生活形态和国民意识的重大转变。缺乏城市化，工业化就难以加快步伐，信息革命也难以深入发展。城市化进程虽然很需要政府的规划、指导和推动，但它更多的是通过人们趋利、求新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由“看不见的手”自然推动的一个过程。
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18世纪中叶英国的产业革命，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但是，由于城市化研究的多学科性和城市化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对城市化概念的界定，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马克思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美国新版的《世界城市》：“都市化是一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运动，并在都市中从事非农工作；二是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第一方面强调人口的密度和经济职能，第二方面强调社会、心理和行为因素。实质上这两方面是互动的。我们认为，城市化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导致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变化的过程。其内涵在于，它不仅是简单的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化，更重要的，它是一种产业结构及其空间颁布结构的转化，是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化。
人口集中到城市或城市地区的过程。此过程通过城市地区数量增加和每个城市地区人口的增加而实现和发展。其特点为：（1）城市人口不断增长：1920年时，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19.4％，到1980年，上升到41.3％。（2）世界人口不断地向城市集中，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不断增加。城市化进程促进了工业化，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提高了对物质和能量的利用效率，节约了空间和时间，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但同时又带来住房困难、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包括许多生态问题，如对城市气候、对动植物、对人类健康的影响问题，流行病问题，城市质量问题。城市生态学是新兴的、正在蓬勃发展的科学，参与城市生态研究有偏重自然生态、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等不同方面的人员。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之后，人类才能迈向更为辉煌的时代。然而，仅仅看到城市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赞叹不已、振臂高呼是远远不够的，城市化过程并不一定是一曲美妙的乐章，像很多进步一样，城市化过程中也夹杂着许多不和谐之音。正确认识城市化所带来的影响，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认真的予以解决，对我国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分析城市化的含义着手，从城市化的几种不同类型讨论了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以及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些问题。
一.城市化的含义
城市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分别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
1 .人口学
人口学把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他们所说的城市化就是人口的城市化，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中国的人口中大头是农民，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在36%左右，因此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对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村经济的增长有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
2. 社会学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发展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发展。
3 经济学
经济学上从工业化的角度来定义城市化，既认为城市化就是农村经济转化为城市化大生产的过程。在现在看来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工业化会加快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工业扩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农村的落后也会不利于城市地区的发展，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加快农村地区工业化大生产，对于农村区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着很积极意义的。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化的含义做出了解释。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对城市化的规定其内涵是一致的：城市化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区逐步演变成城市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高，同时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观念成为主体，并不断向农村扩散。城市化就是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的过程[2]。
二.城市化的三种形式及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城市化的三种基本形式有：集中型城市化、分散型城市化、旧地型城市化。在我国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区，各种形式的城市化发挥着它们各自的作用。在对三种形式的城市化的分析过程中，通过以上我们对城市化含义的了解，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各种形式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
（一）集中型城市化
集中型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和非农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中。在这种城市化的过程中，暴露出原有的很多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同样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1.旧的户籍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国所实行的户籍制度在特定时期确实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着经济、政治制度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扩展，这一制度已经成了制约我国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3]。几十年前，划出的“农村人”和“城里人”的这个鸿沟已经成了我国农村经济、城镇经济发展的障碍。众所周知，提高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引导农民进城、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转移。大量人口滞留农村的局面如不尽快扭转，不仅直接制约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和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还将长期抑制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所以，我国应尽快逐步改变现有的落后的户籍制度，为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2 .进城外来工的应享受的“国民待遇”难以实现
城市建设创造了大量的建筑业、工业等就业岗位；进城的外来工也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据北京市2003年统计资料显示，进城外来农民工对北京市2003年GDP的贡献率在10%左右。同时，农民通过进城务工就业学到了各项非农就业技能，感受到了城市文化，领略到了市场竞争，提高了综合素质。同样，进城务工也是农民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实际中农民进城打工却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而且他们的工资、福利、医疗等都得不到保障。同样另外一个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难的也成为诸多媒体所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一个长远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外来工的生活、工作，也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如2004年初开始报道的泉州工人严重短缺的情况，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及城市信用产生了很大的不良影响。《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招工春荒”现象在福建省泉州市2004年再次出现。原因何在?泉州市有关官员认为：一是有些小企业拖欠工人工资；二是劳动环境差；三是工资待遇低。创造好的“打工环境”，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政府责无旁贷。无论是从关怀弱势群体、以人为本的要求出发，还是从经济发展的目标出发，政府都应该拿出切实的行动来。尤其是在当前打工者尚没有完全组织起来与强势力量进行博弈时，政府的作用更显得重要。
摘 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时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但是我国城市化的滞后给中国的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本文从分析城市化的涵义着手，在对城市化的三种基本形式进行说明的基础上，讨论了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以及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几个问题。
㈤ 加急加急！！！
城镇化进程中团场与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的思考
发布：北屯在线 栏目：理论心得 时间：2013-9-5 16:38:36 浏览：111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特别是“十二五”以来，兵团城镇化步入跨越式发展轨道，主要以保障性住房为抓手，团场小城镇建设全面推进，速度之快，变化之大，是兵团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团场小城镇建设要从哪里寻找突破口，这既是小城镇建设的发展道路问题，也是抓好城镇化建设的方法问题。根据兵团各团场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小城镇建设团场与社区公共服务从以下方面着手，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一、深刻认识加快城镇化团场建设的重要意义
1.加快团场城镇化团场建设有利于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加职工收入。兵团所处的资源环境局限性很大，缺乏大规模发展大中城市的地理条件，不可能只走发展大城市和农业劳动力都涌进大城市的路子。农业剩余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上，即使土地回报率很高，收入总量也难以有较大增长。要想大幅度提高团场农业职工的收入水平，必然要减少从事农业生产的职工数量。针对职工种植的土地进行土地流转，当前，团场小城镇建设是兵团城镇化的重点，团场小城镇建设有利于团场职工向非农产业转移，拓宽职工增收的途径，提高职工收入，改善职工的生产生活条件，逐步改变职工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提高职工的生活质量和思想文化素质，增强团场的凝聚力，更好地履行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
2.加快城镇化团场建设有利于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拓宽空间和改善投资环境。城镇化建设可拉动建材、建筑、家电、家具、电力、交通、供水、通讯、环保以及餐饮服务等二三产业的发展，刺激非公经济的增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团场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团场的经济实力和发展后劲。
3.加快城镇化团场建设有利于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城镇作为工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没有城镇化的大推进，就没有工业化的大突破。工业滞后是团场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是团场加快发展的着力点和主攻点。只有加快城镇建设，充分发挥城镇集聚产业、资金、人才的优势和基础设施共享的便利条件，为工业发展搭建平台，引导工业企业向城镇集中，才能推动工业经济的发展，加快团场工业化的进程。
4.加快城镇化团场建设有利于改善职工的生活质量、提高职工素质和保持团场社会稳定。当前，团场连队职工相对分散居住，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很不平衡，城镇档次较低，城镇功能不尽完善，缺乏吸引力，直接影响到职工素质提高和屯垦戍边队伍稳定，不利于团场的可持续发展和进一步发挥兵团的“三大作用”。只有加快城镇建设，完善城镇功能，壮大城镇经济实力，改善城镇人居环境，才能栓心留住人才、引得进人才，激发团场连队职工建设团场、奉献团场的工作热情，从而为推进团场经济发展作贡献。
二、城镇化团场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配套性差。当前兵团各师的团场小城镇建设虽初具规模，但除交通、通讯条件稍好外，团场在污水排放和垃圾粪便无害化处理等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相对落后，难以满足团场小城镇发展的需要。
2.城镇规划管理滞后。发展城镇规划缺乏科学性，城镇化建设特色不明显。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和思想认识的影响，在建设规划上投入较少，规划实施缺乏连续性，没有把城镇规划与区域规划、产业规划、经济发展规划有机结合起来，造成管理不到位，存在违法违规建设、扩张无序建设、随意建设等现象。再加上原有规划水平较低，缺乏城镇体系规划和详细规划，跟不上建设发展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同时，城镇文化气息淡薄，特色不鲜明，城镇应有的凝聚力和辐射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3.城镇化建设资金缺乏成为发展的瓶颈。近几年城镇化团场建设资金主要依靠国家、对口援建、兵团的政策支持，虽然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鼓励个人、集体及社会各方面参与城镇化建设、管理和经营，但没有形成稳定的融资渠道，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来源十分有限，城镇化缺乏必要的资金政策，城镇发展后劲严重不足。
4.环境卫生建设投入不足，卫生死角多，且环境卫生监管力度不够。完善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需投入大量资金，而团场自己有困难，存在资金缺口问题。团场连队职工群众环境卫生意识较薄弱，垃圾乱扔乱堆的现象比较普遍，很大程度影响着团场小城镇建设的文明程度和职工群众的生活质量。
三、加快城镇化团场建设的对策建议
1.提高认识，加大对城镇化团场发展的推动力度。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各团场要把发展小城镇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专门领导机构，组织精干力量，协调推动小城镇的发展。二是广泛开展宣传。各团场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宣传发展小城镇的战略意义和各项政策，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并变成自觉行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小城镇发展献计出力。三是积极稳妥推进。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典型引路，带动一片。作为示范团场，兵团、对口援建单位应进行重点扶持，总结推广经验。密切配合，搞好综合服务，合力推进城镇化团场朝着正确方向快速发展。
2.坚持合理布局，超前规划，加快创新城镇化团场建设的方式。城镇化团场规划要本着“科学规划、搞好试点、分类指导、梯次推进”的原则，以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繁荣经济、保护环境为重点，确保城镇化团场可持续发展。要按照“垦区统筹、突出重点、集聚发展、中心带动”的发展思路，科学地对团场小城镇发展进行总体规划和布局，连队规划要体现特色，公用设施要配套。按照团部周边的连队居民点集并后向城镇化团场社区集中的原则，并依托城镇化公共服务资源，将城镇化社区管理向中心连队延伸，使连队居民点成为加快推动团场城镇化的有效载体。城镇重点要做好居住区、商业街区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专项规划。在制定建设规划时，如距离北屯市28公里的183团是承建示范团场，在利用好地缘优势，以打造达沃斯具有欧式风格的小城镇建设，更好体现一个团场的城镇化品牌建设，该团要求基层的领导干部及时宣传，让文化精神深入到每一位职工心中。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职工群众的精神家园，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促进文化融合和民族团结，利用好北屯建市的大好机遇，全力打造183团自己的文化品牌，笔者认为该团有十足的精神，大力发展开拓进取、守土戍边的信心，如今183团高楼耸立，街道整齐，绿化优美，一个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环境优美的小城镇格局正在崛起。位于北屯市东大门的达沃斯欧式风格的中心连队，具有国家“AAA”星级额河酒业旅游景区，龙江设施农业大棚和设施畜牧基地，充分体现了一个“团结 求真 务实”领导班子的呕心沥血，无愧于团场职工的共同努力，才会有团场小城镇化的建设。团场把小城镇建设目标与本地可持续发展目标结合起来，注重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全面发展，注重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注重突出地方特色和风格，将特色风格和现代气息有机结合起来。
3.坚持产业兴镇，着力培育和发展城镇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壮大经济实力。一是要把团场小城镇建设与发展工业结合起来，该团对发展私人企业为特色，鼓励职工规模化建厂，立足自身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产品优势，合理确定主导产业，拉长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优势，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型小城镇。同时还要因地制宜，适度开发建设小城镇工业园区，近几年先后建起了塑料薄膜厂，滴灌带厂、滴灌机厂，彩砖厂，今年在183团东北处又建设了玉米烘干塔，日烘干处理玉米500吨的设备，对农业结构调整和职工就业增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二是要把团场小城镇建设与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依托团场丰富的农林牧资源，围绕优势农产品，走农业产业化发展道路。三是把城镇化建设与市场建设结合起来。大力加强专业化市场建设，发展新型商业、流通业，拓展服务领域，提升服务层次，实现以市场活流通，以流通促生产，逐步培育壮大内外相联的市场体系。四是引导发展小城镇房地产业，鼓励引导团场职工居住团场保障性楼房模式转变，同时还要加大对道路、供水、供电、信息网络等硬件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吸引房地产开发商到团场来投资开发，打造一批有特色的精品住宅小区，提高土地利用率，改善人居居住环境，提升小城镇的品位。
4.坚持团场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原则，拓宽投资融资渠道，加大城镇建设投入力度。充分利用团场的区位优势，改革团场小城镇建设方式，由建设小城镇转向经营小城镇，依靠社会力量搞开发，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把城镇开发建设推向市场，形成小城镇建设市场化，由此探索出一条“筹资行为市场化，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渠道多样化”的新路子。一是抓住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援建的大好机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争取上级扶持资金，搞好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二是将城镇建设与招商引资相结合，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简化审批手续等优质服务，吸引更多的外商户来参与城镇的开发建设。三是土地开发融资。把土地出让金用到城镇建设上，实行以地生财、以财建镇、以镇兴业、以业活镇、滚动开发。四是积极鼓励社会资金、民间资金及外资参与建设经营，形成多元化主体结构，加快团场城镇化建设步伐。特别是认真落实招商引资的各项优惠政策，吸引二、三产业方面的好项目、好企业和优秀人才到团场安家落户，带动团场经济的发展。
5.加快城镇建设的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团场小城镇建设的管理水平。城镇建设的高标准，来源于高起点的规划建设和高效率的管理。一是狠抓清扫保洁，着力提高城镇环境卫生质量。二是大力整顿团容团貌、客运秩序，打击非法营运，规范客运程序和管理以及道路安全。三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团，尽快建立健全团场城镇的执法管理机构，充实管理队伍，建立起正常的管理秩序，用文化提升市民素质，用制度强化监管，用机制强化激励，统一团场管理职能。同时坚持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加强小城镇的管理，积极探索城镇化管理的有效模式，加强城镇的净化、美化、亮化、绿化工程建设，努力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
6.因地制宜，凸显特色，增强团场城镇建设的吸引力。要从小城镇的历史文化、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进行挖掘，在规划布局、建筑形态和生活方式上要给人以文化认同感和文化亲近感。要进一步提高团场职工的素质，包括文化素质及文明素质，真正以良好的城镇形象，增强团场小城镇建设的吸引力，争当新型团场三化建设的文明职工。
7.团场公共支出快速增加。近年来，团场在前些年实施“减负”政策的背景下，一方面缺乏利润获取渠道而积累日少，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向城镇集中，居民小区增多，社会公共服务内容不断拓宽，支出不断攀升，社会管理成本不断增加。就当前普通职工家庭收入的情况来看，净增支出使职工面临不小的压力，如果职工增收步伐跟不上，困难职工家庭的生活会更艰难。如何使职工群众实现市民化居住后能住得稳、住得好，真正提高幸福指数，需要加强研究，综合施策。
8.加强和创新社区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社区工作经费投入机制，推进城市和团场社区规范化、标准化综合服务设施和信息化建设，逐步构建功能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加强社区人口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加强社区文化功能，组织居民开展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精神文明创建等活动；抓好社区绿化、美化、亮化建设，创建美好家园；加强社区生活、老年人方面的服务，使便利服务进社区，便民服务进家庭，满足和适应职工群众多样化需要。随着小城镇建设步伐的加快，团场面临城镇化社区管理，该如何进行的问题？会议研究集并连队到社区办公，在援疆省的大力帮助下，连队的职工陆陆续续搬迁住进了楼房，集中到了团部，连队职工集并到团部，该如何管理，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团场城镇的社区就应该是一个小区、一栋楼一市场、一支部目的是为了使党组织覆盖整个社区，要实现有党员的地方要有支部，有党组织的地方要有党组织活动，要做好社区党建工作，就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创新党建机制，健全党的组织；二是强化组织功能，发挥核心作用；三是加强环境建设；四是创新工作，一支部一品牌工作，增强党组织活力；五是建立党建长效机制形成共建合力；六是解决“三有”（有人管事、有人办事、有场所议事），强化党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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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往往更注重其直接的经济效益，而容易忽视其间接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从而导致一系列环境问题与农村城镇化建设相伴而生，进而影响到城镇的持续健康发展。本文在对农村城镇化环境问题具体表现进行探讨的基础上，重点对农村城镇化环境恶化的原因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 农村 城镇化 环境问题
农村城镇化是农业人口向城镇地域集中和农村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的过程，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在于搞好小城镇建设，而搞好小城镇建设又势必无法回避城镇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果我们对城镇化建设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就会与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背离，进而直接影响到当地城市化、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在新形势下如何兼顾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选择一条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又能实现城镇经济、环境与资源协调发展的城镇建设之路，对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宜居城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城镇化环境问题的具体表现
1.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和自然之间应该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村城镇化既可使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会加重城镇水、电、燃气等资源消耗的负担，增加生活垃圾、废气、污水等废弃物的排放。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自然伴随着人口增长。但如果城镇的人口增长过快，一旦其产生的各种废弃物排泄量超出了城镇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自净能力，就会带来城镇环境污染。
2.生物多样性减少。生物界多种多样的物种是大自然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必要基础，而我国则是物种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由于缺乏合理规划，加之管理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相对淡薄，滥砍树木、乱占耕地、随意改造河塘等现象不时发生，破坏了生物的固有栖息地，致使城镇周围的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进而制约了城镇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土地资源短缺。土地资源短缺问题，在河北省乃至全国都表现得很突出。小城镇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固有产物。在农村城镇化建设初期，许多地方对小城镇的功能、性质和定位的认识还不够清楚，把握还不够准确，只追求面积扩大，盲目向外扩张，有的甚至放弃已经形成的原有集镇，重新征地建设新城镇。这样就使得城镇建设用地的集约化程度降低，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使农村人与地之间的矛盾变得更为突出。
4.地面沉降。由于城镇地域建筑物密度的增大,以及城镇排水系统等地下设施的大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雨水向土壤的渗透；再加上人们对地下水的过度抽取，导致了地下水位的不断下降，进而引起了地面沉降。地面沉降的程度越大，其沉降区的分布范围也就越大。地面沉降不但可造成地面标高的损失，以及河道行洪能力的下降，而且还可造成房屋破坏、地下管线扭断破裂，进而对当地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5.土壤污染。由于城镇土壤分布多呈现零星分布状态，面积相对小而孤立，土壤的生态系统较为封闭，物质循环与转化过程较为单调和缓慢，土壤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较少，因而其污染物代谢和降解功效，以及环境载荷能力相对较低。当城镇频繁的人为活动所产生的大量固体废物进入土壤，一旦超过了土壤的自净能力，就会造成土壤污染。因为有机废物是可以分解的，而无机废物如不加以处理就会永远侵占我们的土地资源。
6.乡镇工业污染。随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城镇环境污染也正在从点到面、从局部向整体蔓延。从目前的情况看，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主要来源于乡镇企业。这是与乡镇工业的粗放式经营有密切关联的。工业生产活动在城镇地区的集中，如果治理不周，工业企业所排放出来的废水、废物、废气和废渣等污染物会在一个位点上集中。当这些污染物排放超过自然系统本身的净化能力后，就会产生环境问题。
7.生态环境恶化。农村城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镇的生态环境。由于城镇建设规模的急剧扩张，使得城镇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速度难以跟上城镇发展的需要。到现在，一些城镇尚无系统排污管渠和集中污水处理厂，城镇污水大多是未经处理而就近排放；有的城镇其生活垃圾还主要采用的是露天堆放等简单处理方式。而没有经过处理的污水和随意堆放的固体垃圾，极易对城镇周围的环境造成破坏。 二、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环境恶化的成因
1.缺乏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目前大部分城镇都坚持“城镇要建设，规划要先行”的方针。但也有些城镇的建设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指导，盲目追求“高、大、新、全”，从而导致城镇建设摊子铺得过大，城镇布局有些零乱、土地配置有些失当、功能分区不太明显，不仅给城镇的管理带来不便，而且也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加大了城镇环境的治理难度。城镇规划布局的不合理，直接导致了城镇生态环境的恶化。
2.缺乏环保意识。城镇环境保护是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重要职能，但一些城镇人民政府却往往忽视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导向，未把环境保护工作放到应有的地位来加以重视。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传统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仍未从根本上改变。重开发建设，轻环境保护；重当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盖厂兴镇不治污，毁林建房不绿化的现象在一些城镇依然存在。更有些人误以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随意利用之物。
3.自然资源的过量利用。自然资源能否合理利用将直接关系到环境保护的成效。在人类将自然资源加工成产品、又将生产排泄物返回到自然环境中去的循环往复过程中，如果不能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源，使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那么生产排泄物将会积聚过多，就可能会造成污染。反之，如果能够循环、综合地利用自然资源，提高自然资源的转化率，那么，其生产排泄物就必然会减少，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从而也就相应地会减少。
4.环境监控能力薄弱。一是现行环保法律法规缺乏强制手段、操作性不强，排污收费和违法行为处罚标准偏低，在客观上造成了环保执法难的问题。二是环境管理体制无法适应环境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环境管理的工作机制不健全，对外无法有效行使统一监管职能，对内无法形成上下联动、协调一致的局面。三是环境执法能力建设薄弱、执法装备落后，也严重影响了环境监控的正常进行和环境执法效能的提高。
5.城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与城市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相比，小城镇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明显滞后于小城镇建设。相当一部分城镇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的建设发展速度不相适应，跟不上城镇环境保护的需要。垃圾和污水的收集处理能力不强，清洁能源的使用率不高，使一些常规技术很容易解决的诸如烟尘、污水、垃圾等污染问题难以得到解决。
6.城镇的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不协调。一些城镇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经济效益往往见效快，而且效果比较明显；而生态环境效益则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累积性。一般说来，经济效益容易被人们所重视，因为它与人们的自身权益直接相关联。但如果只是追求一定的经济效益，而忽视相应的生态环境效益，往往就会适得其反。
7.城镇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不足。在环境保护人员投入方面，目前城镇环境管理人员的编制还偏少，特别是在环境监督第一线的基层环保力量更显薄弱，远远不能满足城镇环境管理的需要。而且，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人员又多半是从其他管理部门和技术岗位上转岗而来。在环境保护财力投入方面，政府、企业对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也显不足。可以说，环境基础设施不健全，直接制约和影响了城镇生态环境的改善。
㈦ 如何看待城乡融合发展论文
“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也成了南京人。融入的感觉，真好！”李玉连声感叹。来江苏南京打拼七年，她从一线工人成长为销售经理。积分落户政策，让她实现了梦想。
“80后”的经济学硕士，毕业不进写字楼，却选择回乡种地。在河北省固安县周家务村，胡世丹和同学共同创办的休闲农庄里，瓜果正飘香。
城市吸纳人，乡村吸引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来讲，国家的强盛既离不开城市的繁荣，也离不开乡村的振兴。“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之路。
这些年我国城镇化进程有序推进，城市、乡村并肩前行，融合发展会给城市和乡村带来怎样的机遇？新型城乡关系该如何实现？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看现状——
发展要素流动加快，城市向乡村敞开大门，乡村变身城市“后花园”
“现在城里机会多哩，只要有本事，收入肯定差不了！”在湖北武汉当育儿嫂的陈月琴正准备考中级育婴师，“这个证一拿下，每月工资7000元打底。”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高坝镇蜻蜓村里，盛放的薰衣草宛如一片紫色海洋。原本在外打工的村民张月富回到村里，和友人合伙开起农家乐，“开张第一天就来了20桌客人，营业额6000元！”
两个“小账本”的背后是人才要素在城乡间加快流动的现实。“长期以来，农村各种要素单向由农村流入城市，造成农村严重‘失血’，这个问题不解决，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就无从谈起。”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说，要推动城乡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平等交换。
看人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去年全国农民工已达2.88亿人，其中进城务工人数超过1.35亿人。与此同时，返乡创业人数也在增加。国家发改委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过800万人回到乡村开启职场新篇章。
看资金——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司长曾衍德说，工商资本已成我国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工商资本每年投入乡村产业的资金都在万亿元以上。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8年，我国民间投资中，农林牧渔业投资增长12.4%，增速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
要素流动加快，带来城乡发展新活力。
城市这一头，门户越开越大。
就业机会稳定——今年年初，广东和四川首次合作，开通入粤返岗免费专列，1800多名川籍务工人员节后顺利返岗。组织招聘、搭建信息平台……各地的“春风行动”积极为农民工就业创业提供服务。如今，农民工在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过半，外卖、快递、家政服务等成为城市吸纳农民工就业的新阵地。
落户门槛降低——在青海西宁，外来务工人员可“租房落户”；在广东广州，城市公共服务特殊艰苦岗位人员可获得单列落户指标；在山东，城镇落户限制全面取消……目前，全国已有9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仅去年一年，就有近1400万人进城落户。
公共服务共享——“拿着居住证，也能享受市民待遇。”来山东济南务工半年的韩林对居住证的含金量很满意。办理游园年票、申办工商营业执照、子女入学、医保报销……以居住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条件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日益健全。
城市大门大开，而乡村这一头，面貌也日新月异：
基础设施更畅——“足不出户就能购物，生活和城里没两样！”河北保定夜借村村民谭子壮享受着网购的便利，他开的网店红红火火。
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在城乡间“无缝连接”，拉近了城乡距离。
截至去年底，全国99.5%的建制村通了硬化路，99.1%的乡镇通了客车，95%的建制村连接了4G网络。
保障网络更密——“多亏了大病保险。”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城关镇的村民李栓柱因患直肠肿瘤住院，16万多元的医疗费用，报销后只需自付2万多元。
近年来，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高。截至去年底，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覆盖13.5亿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从每月70元提高到88元，3700万名农村学生吃上免费营养餐。
乡村环境更美——“以前村里啊，鸡鸭满地跑、厕所臭熏天，哪留得住人呀。”江苏省淮安市五里镇村民苗华感叹，经过几年的统一规划，现在环境干净多了，亲戚回乡都愿意多住上几天呢。
初步统计，2018年全国完成农村改厕1000多万户，近30%的农户生活污水得到处理。以前“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现在“室内现代化，室外开鲜花”，越来越多的乡村成为城市“后花园”。
看机遇——
扩内需，乡村潜能加快释放；补短板，城乡关系更趋协调
当前，我国还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农民进城还是大趋势。有人提出，是不是把城市发展好，让农民都进城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在现代社会里，城市和乡村都不能够单独存在，它们的关系就像一个人的整体。”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说，城和乡具有不同的功能，乡村的功能发挥不好，城市也很难发展好。
那么如今的乡村又拓展了哪些新功能呢？
消费大市场——“刚刚建了新房，彩电、冰箱、空调等家电也置办全乎了，日子越过越红火。”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下南乡下塘村的谭民义笑得很开心。
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魏百刚表示，随着农村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乡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农村市场已成为扩大内需的亮点。今年前5月，全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超过2.3万亿元，同比增长8.9%，高于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增幅0.9个百分点。农村电商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据淘宝大数据平台显示，5月份食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24%。
就业新天地——白云深处，福建建瓯市东际村风光秀美。村民游生其返乡创办了生态种养合作社，种养的高山蔬菜、土鸡土鸭走俏市场，年产值500多万元，带动全村农户年增收20%。
农村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农民工返乡创业正由“星星点点”向“星罗棋布”转变。农业农村部新闻发言人广德福介绍，截至去年底，“返乡创客”中农民工人数达540万，占70%。返乡下乡人员创办的经济实体带动农户经营收入平均增加67%。
产业新基地——四川成都的白领何明喜欢采摘，他说：“亲手摘的水果，恁个好吃。乡村空气清新，风景养眼，一天下来，巴适得很喽！”
串联起一二三产业，乡村旅游成为乡村产业新增长点。据测算，2018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超30亿，营业收入超过8000亿元；稻渔综合种养面积超过3000万亩；主食加工业营业收入达2万亿元……如今，一批彰显地区特色、体现乡村优势、乡土气息浓厚的产业，正在农村成长壮大。
从乡村发展的现实看，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也不能单纯依靠推进城镇化。
有这样一组数据，目前城市的污水处理率为95%，农村为22%；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率为97%，农村仅60%；城市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为10.9人，农村仅为4.3人。
“城乡之间不平衡突出表现在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等方面，表现在资源布局、能力提供和服务质量上，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必须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等短板。”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副司长周南说。
我国还有近6亿人生活在农村，即使将来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农村还会有4亿多人。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如果一边是越来越发达的城市，一边却是越来越萧条的乡村，那不能算是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缩小城乡差距是带有标志性的硬任务。
看前景——
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实现城乡发展“一盘棋”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迫切需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补齐农村发展短板。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会不会耽搁城镇化发展步伐？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直言：“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并不意味着应该放缓城镇化步伐。恰恰相反，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必须置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整体架构中推进，通过‘以城带乡’‘以城兴乡’‘以工哺农’‘以工带农’，实现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下好城乡“一盘棋”，需要多点协调，共同推进。
增供给——加大资金投入，优化制度供给，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重庆忠县，35万亩柑橘林延绵在青山绿水间，作为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规划总投入30亿元，建立从“一个柑橘”到“一杯橙汁”再到“一片美景”的全产业链，让22万人走向富裕。
支持地方政府发行政府债券，用于城乡融合公益性项目；调整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提高农业农村投入比例；创新中小银行和地方银行金融产品提供机制；撬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让更多真金白银流向农村。
2013年至2017年，仅农林水支出科目，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累计安排就超过8万亿元。2018年，农业投资更是比上年增长15.4%，增速快于全部投资9.5个百分点。“资金要素在城乡之间有序流动，将为城乡融合增添更多发展新动能。”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
促改革——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改革，为城乡融合发展打通了堵点。
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镇以300多万元的成交价将村集体建设用地出让，作为酒店用地。“这既解决了企业用地难题，又让村集体充分享受土地增值红利。”酒店负责人赵建龙说。
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始终是农村改革的主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说，农村土地改革，“稳”是基础，“活”是目标，推动农村土地征收、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三块地”改革，实现征地范围缩小、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权等，让沉睡的土地焕发新活力。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三块地”改革在33个试点县（市、区）已按新办法实施征地1275宗、18万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地块1万余宗，面积9万余亩；腾退出零星、闲置宅基地约14万户、8.4万亩，办理农房抵押贷款5.8万宗、111亿元。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截至2018年底，仍有2.26亿城镇常住人口尚未落户城市，其中65%分布在地级以上城市。郑风田说，“解决好落户问题，需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联动。”
据了解，目前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大城市也已计划放宽落户条件。
强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持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城乡融合发展增添活力。
“改种优质辣椒品种，上马辣椒酱加工项目，产品身价实现从每斤1毛5、1块5到15元的三级跳。”在广东雷州，绿富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吴志德带动300户社员靠种植辣椒鼓起腰包。
小麦、稻谷继续执行最低收购价预案；把农业产业链的增值收益、就业岗位尽量留给农民；农村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向农民股金分红……一项项好政策充实着农民的“钱袋子”。
数据显示，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由2007年的3.14倍下降为2018年的2.69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程国强说，“保持农民持续增收的良好势头，让他们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拥有更多获得感。”
到2022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将初步建立；到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将更加完善；到本世纪中叶，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将成熟定型。
㈧ 城镇化与农民进城论文
《城市农民工生活现状——他们和社会那条鸿沟》
关于农民工在湖北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
[摘要]在我国，农民工进城务工现象比较普遍，他们的生存状况普遍较差。我们小组此次调查的主要目的是更多的了解中国现在农民存在的问题，了解农民在城市的生活，民工的生存状况已经得到改善，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自身素质不高造成维权意识不够、没有技术只能普遍从事苦力工作、生活质量不高、精神世界空虚做了他们平日里过节，工作，生活中的一些细则。还有了解了他们孩子上学问题，知晓劳动法的情况！
近年来，我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出现了大量的流动人口。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调查后了解是因为城市要发展，城市建设需求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着这正好应了农民的心，很多人觉得种田没出路，农村不可能一年四季都有地种，农闲的时候，闲在家，不如出去找活干。到城市打工收入比较客观。不过与之俱来的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个寒假，我们小组简单的做了几项调查。
关于农民工孩子上学的处理问题
多年前自己在县城读书，那时就听说很多同学跟着父母到外省去上学，但是，很多都要求缴纳高额的借读费，还逼迫家长写上自愿为学校捐款的纸条。这分明就是给农民工一个难题，无疑给他们增加了经济和心理上的负担，本来是迫不得已到城市去打工，但是孩子在家又没人照顾，心里担心加想念，更怕孩子没人管教，学坏了，最终挣了钱误了孩子的塑材成人之大问题。于是想着把孩子接到身边来，但是孩子不上学又不行，可教育是一种资源，如果一个城市的教育资源免费对外地开放，势必造成本地孩子的教育资源不足。因此很多学校对外地民工孩子就学设置了障碍，这就明显的给农民工又添加一难题！
不过，我听说很多大型工厂有申请过办学校，专为了工人的孩子，看来他们对农民工还是有点关心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那么没人性！但是这样的情况还是少数。
关于农民工住房问题
通过几年来对身边看到的一些农民工的了解以及我们这次调查的结果，我们了解到建筑工地上都是搭建临时居住和办公场所，用石膏板和钢架建造的，基本上是宿舍的样子，上下铺的。不过呢，这些是建筑公司出钱，无需工人掏腰包。居住条件还是比较符合。但是呢，以前的工人很苦，有的地方农民工干活晚上干到11点，然后再到用帆布支起来的帐篷里忍受夏天的酷热和蚊子和冬天的寒冷和凄凉，第二天早上还要忍受住前一天的酸通睡眼惺忪的4点多就要爬起来，吃的是啥呢？是一大锅没有多少油的挂面汤，很多人是根本不想吃啊！但是你不吃也是要干活的，干不好可能还要被开了。
有些农民工是几个合住一间房，用以减轻租房费用的负担；而在工地打工的绝大多数农民工（97.4%）是住在工地的，有些条件较好的工地造临时宿舍，有些工地则是根本没有宿舍，直接让员工住在新建房的地下室里，虽我前面提到过有些建筑工地给提供住宿单位，但是，能给农民工能提供住宿是单位只占招工人数的20%左右。这就导致那些农民工除去吃、住开销，一年下来的节余并不多，还要再寄回家一些，剩余的就少之又少了。
关于农民工生活条件问题
农民工虽说在社会的地位不高，但是他们也为城镇做了不少贡献，现在国家对农民工越来越重视，在农村，交通不便，医疗业不方便，虽然辛苦了一点，但是每天都有钱，只要劳动就有钱，比在农村来的直接。并且要多些。生活还是有改善的，有时候可以一家人租一个房子住，一家人也算过的比较好。但是在城市生活，他们经常因为最基本的文化娱乐方式，许多人的精神上缺乏与外界的沟通和交流。精神处在“亚健康”危机。
不过，对于农民精神上的“亚健康”危机，政府已经引起重视。从文化局送片进工地，到文明办评选来京务工人员“文明之星”，再到市总工会为民工建图书室，买电视机，政府各个部门已经开始为丰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进行了努力。
在子女就学问题上，所有的农民工都一致认为应该让他们上学，可见时代的变迁已经让人们“读书无用”的观点得到了根本的改变。不过，子女就学问题也是农民最重的负担之一。有82.1%的民工认为经济因素会或将会影响子女的就学。我们采访过程中，发现一位清洁工，月收入只有500块钱，几乎全部用来供儿子读书。而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不惜借债来交昂贵的赞助费，这样的负担可想而知。还有一位民工的孩子，因为没钱交费，读到初二就辍学出来打工。现在杭城虽然有不少民工子弟学校，但可能是由于经费问题，或是教学质量不如其他学校，或者户籍的问题，导致了不少民工的孩子要交赞助费、做借读生。这无形之中大大加重了民工的经济负担，体现了杭州在接纳外来打工者时仍然有些不公平。尽管中国的国情是教育资源稀缺，但由于应届学生人数在不断减少，加之杭州的经济实力，希望能够为民工子女创造出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减轻民工的负担，使他们更加专心工作，避免农民工世世代代素质低下的问题。想到这些都心酸，不过现在还是改观了很多，农民工的懂法律的多些了，加上国家的照顾，现在农民工的生活总算好多了。
虽然这些努力是探索性的，但其积极意义是不容小觑的。因为长期以来，城市的管理者，对于农民工都是“只管手脚，不管头脑”，他们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如何防范农民工的犯罪行为上，放在“严查、严管”上，而对于农民工的利益、情感需求等精神世界的问题则很少过问。这样的“防范式管理”导致了许多弊端：其一，农民工的利益、情感需求一旦被忽视，无法诉求，就有可能成为一些过激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诱因；其二，防范式的管理有着诸多副作用，尤其是当少数素质低下的管理人员借管理之名为自己或为自己所在的小团体谋取私利时，这种管理方式就蜕变为一种侵犯外来民工合法权益的工具。
关于城市是如何接纳和对待农民工问题
当前城市对农民工实行的实际上是“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的做法，主要表现在：允许农民进城打工，经济上进入，但不承认他们在城市的社会成员资格，进城农民不能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妇幼保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着歧视性政策等。
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不可避免地会给城市管理带来新问题，在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应有新的理念和措施。
我们小组在调查当中，发现了几点问题，并且对此提出看法。要逐步改变把进城农民工排斥在社会保障之外的状况，妥善解决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农民工至少可以分成三大块：一块是已经市民化的农民工。在城市里面已经工作多年，也有稳定的职业和住所，他们的生活风险和工作风险实际上跟市民没有太大的差别了。第二是流动性质的农民工。他们既没有市民化，又不是单纯的农民，这类农民工人数特别多。第三块是季节性的农民工。由于农民工构成的复杂性，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需求，不能搞一刀切，应当根据农民工的需求与目前的条件，按照低水平、广覆盖的方针，积极探索多种保障形式，根据农民工的需求和改革条件的成熟度，分步骤地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第四，要允许和鼓励长期进城务工农民尽快融入城市，完成身份的转换。要提供全方位、多层次、适时到位的服务，帮助进城务工农民适应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使他们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过去害怕和限制农民进入城市有当时的背景，主要是农产品供应不足，城市又不能提供就业机会。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要有新的认识、新的政策和管理方法。 第五，统筹考虑农民工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涉及城市公共服务资源重新分配的问题，城市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需作相应的调整。进行这种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对促进城市社会安定和谐、健康发展，有着不容置疑的重要作用
现行的城乡分割制度是产生农民工问题的直接体制性原因。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实行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度，因为户籍制度至今并没有根本改革，所以，虽然农民转入了二、三产业和城镇，但他们的户籍仍是农业户口，农民的身份没有变，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在经济上，农民工从事的是重、苦、累、脏、险的劳动，但没有得到应有报酬，农民工和正式工人同工不能同酬；在政治上，农民工干了工人的活，但没有得到工人的身份；在社会方面，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多年，始终是城市的边缘群体，融不进城市社会，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城乡分割制度下出现的农民工现象，应该是权宜之计，不应演变成一种长期的制度。农民工这种制度使劳动力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不能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合理配置。显然，它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不相容的。农民工问题表面看是要解决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消除在就业方面的不合理限制，使农民工享有应有的公共服务等问题，而实质则是我们国家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产业工人队伍、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城乡关系的问题。
关于农民工的文化程度
从工种看，一般都以苦脏累、无技术特长的工作为主。如建筑工地、普工、缝纫工、清洁工等。依据社会分层理论，以职业划分，这类工作属于无技术而又收入不高的最下层。尽管社会的分工呈现金字塔型，此类下层工作将占大部分，但农民工自身的问题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大原因：知识水平低，职业技能低，素质修养又低。这从民工受教育程度（表1-3）可以看出：虽然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占69.3%,约有17.8%的外来农民工是文盲，约有12.9%的农民工是小学文化水平。所以，工作难找，就业困难，工资水平不高，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无法用正当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所幸的是，当问及“有没有想过接受再教育”这个问题时，大部分青年民工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但都苦于没有钱、也不知道该通过什么途径。不过在对城建局的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的每个区都开办免学费的民工学校，而内容主要是基本知识（文化、法律）培训。
还是那句话，农民工书读的少，知法懂法的人少，很多人不知道怎样利用合法的权利来保护自己合法的权益，有近一半的农民工（47.9%）并不了解自身享有的合法的权益，尤以在工地打工的。为主。有些人认为只要老板比较好，发生事情就会负责任的。这种缺乏必要法制观念和维权意识、以情代法的心理，导致了包工头拖欠工资、延长工时等不法现象，也使政府的一些政策难以落到实处。
关于维权的方式，有很多人表示不知道，而选择找有关部门的有44%，但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也找到一位三轮车工，他表示他对劳动保障局等政府部门已经失去信心。原因是他有一次去银行存300元钱，被银行职工扣下，也曾经去市政府门口示威，但政府毫无反应。对于这件事情，我们姑且不论谁对谁错，因为也没有办法了解。但这其中，一方面是自己选择方式的不恰当，如果用合法的方式、适当的途径去投诉，相信会有更好的效果；而另一方面，这也是政府的工作还不到位的表现。还有一次，我看到几个农民工在菜市场卖点东西，由于是外地人，能力薄弱，我眼睁睁的看到那个管菜市场的人把他的货砸烂了丢在地上，我采访他时问他为么不报警，他说，他完全不相信那些当官的人了，以前报过几次，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人家当地人还是帮当地人，像他们没钱没势力，就只能被人欺了。我好是心痛，恨那些当官的人，竟然如此对待外来农民工。
农民工的生活质量较差，住房、子女就学问题仍是困扰他们的主要因素。
㈨ 关于2篇500字的论文
、 农民工的概念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新生代农民工年龄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二. 新生代农民工概况
如果说，2004年至2009年连续6个“一号文件”着重和着眼于应对“三农”问题带来的传统挑战，致力于偿还政府和社会对“三农”的历史亏欠，那么，今年“一号文件”则开始加大针对“三农”的改革力度，应对和化解因“三农”矛盾动态发展所带来的种种“非传统挑战”。从今年起正视并着手逐步化解“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恰系应对“非传统挑战”的一个明智之举。
“新生代农民工”既包括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青年劳动力，亦包含“首代农民工”夫妇在城市生育达到就业年龄的青年劳动人口。前者（对于社会）的问题是，这个群体一旦离开农村，尽管在城市打工异常艰辛，不时遭受制度不公带来的各种社会歧视，但要让他（她）们重新返回农村务农在整体上已全无可能；后者的问题是，他们从小随父母在城市（镇）长大，尽管漂泊生活导致他（她）们普遍未能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在城市（镇）就业竞争中缺乏整体优势，但他（她）们压根就不熟悉农业生产，在农村的根事实上已被割断,简言之，他（她）们已不可能再返回“老家”去做农。
1.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1.据此推算，2009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2008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2．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
根据当前三项规模相对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一项为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59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一项为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另一项为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09年组织对千家已建工会企业的问卷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这要求我们在认识新生代农民工时，必须关注与其所处特定年龄阶段相关的一系列特征和问题。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基本上是一离开中学校门就开始外出务工。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2.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
3．近80%的人未婚。
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09年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20％左右。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当时农民工中80％以上的人已婚。数据对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这意味着，这一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与外出期间80％已成家的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别，这是我们考察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可忽略的方面。
4．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3 .而2008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4.数据对比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5．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上升，在建筑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下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2004年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的比重分别为33.3％、21.7%和22.9%；而国家统计局2009年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5.数据对比可以发现：5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了5.8和2.6个百分点，建筑业则下降了5.6个百分点。这说明，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显露出了行业倾向性，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6．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
从成长经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父辈那样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农村初中（高中）一毕业就到城市“谋出路”，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6.而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据安徽阜阳市统计，该市无地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26.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群体势必将越来越大。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只有一、两个兄弟姊妹，“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7，这一点与城市同龄职工也颇为相似。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一方面，因其与传统农民工同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社会境遇，自然潜移默化了这一群体共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而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人口年龄阶段又使其身上呈现出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概括地说，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时代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发展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3-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双重性的体现：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从谋生手段来看，靠务工为生，重视劳动关系、工作环境，看重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等，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工人特征；但是受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制度身份仍旧是农民，作为农民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部分农民的特质。
边缘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第一章 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发生的重大转变
（一）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
传统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总之，是为了改善比较饥馑的生活状态。而正值青春年华、职业道路刚刚开始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用实地调研中一个26岁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说，就是“体验生活、实现梦想”。
一项调查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关于外出就业的目的，选择“出来挣钱”的，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占76.2%，70年代出生的占34.9%，80年代出生的只占18.2%.同时，在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以及“在家乡没意思”的人高达71.4%8.
（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
上世纪80年代，农民工刚刚在我国大规模出现时，他们外出就业的目的相对单纯——挣钱，因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也相对较低，甚至认为只要能够按时足额领到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和职业健康等其他劳动权益可有可无。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就业背景、家庭环境和个人文化技能水平的不同，为他们外出就业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他们对劳动权益的诉求向更高层次发展。用他们的话来说，那种工资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签、保险不上、发展（机会）不大的单位，只有傻瓜才去。他们就业选择不仅看重硬件——工资，更看中软件——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企业声望乃至发展机会等。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权益相对较高的主观诉求，既体现为当所在单位与自己的诉求存在一定差距时“用脚投票”催发的高跳槽率上，又表现为对就业行业、就业岗位和单位正规程度的更高要求上。从下面的图表中，可以直观地体察出这种变化。见表1.
（三）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所走的从校门到厂门的短暂历程、从学生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情感上疏离农村，从职业角色上认同实际职业身份而非户籍身份，从职业发展定位上倾向于非农职业。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职业身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比传统农民工低22.5个百分点，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传统农民工10.3个百分点；而在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这一差异更加明显，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仅占11.3％，这一比例几乎是传统农民工的五分之一，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4.5％，这一比例是传统农民工的2倍多。另据一项调查，关于“未来发展的打算”，选择“回家乡务农”的，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1.4％，而在当前仍旧外出就业的传统农民工中这一比重为11％；打算“做小生意或创办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27％，几乎高出传统农民工10个百分点；打算“继续打工”的，新老两代农民工均占到一半以上，
（四）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
传统农民工近似于候鸟的打工方式和亦工亦农经历造就了他们城市过客心理。据1999年清华大学对农民工家庭的一项调查，89.7％的农民工表示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只有10.3％的人表示不回到家乡定居9.其他学者根据历年来农村外出流动人口数据估算的结果也大致如此，即在传统农民工中，大约有10％左右的人逐渐在城市沉淀了下来10.然而，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数据对比说明，相对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
（五）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
传统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高，权利被侵犯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而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据一项调查，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6.5%，仅是传统农民工的一半；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投诉方式进行的（几个人一起去投诉），新生代农民工为45.5%，高出传统农民工17.6个百分点11.
（六）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有不同的生活及精神需求。传统农民工外出务工时年龄较大，大多已婚，他们为了实现挣钱的目标，大多不得不对情感精神生活采取忽略或无所谓的态度。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初次务工的年龄不足18岁，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他们更渴望在外出就业的同时，爱情能够有所收获，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据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报告，2006年，在租赁房和自有房中居住的农民工只有20.1％；而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住在租赁房和自买房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37.7％，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们对精神、情感和家庭归宿的更强需求。
第二章 新生代农民工的贡献及地位
新生代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特殊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重要的新生力量；也正在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革的巨大力量。
农民工满足了工业化进程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强了城镇特别是东部地区城镇的市场竞争力。新生代农民工的贡献与地位：
◆丰富城镇劳动力资源
◆缓解城镇劳动力供给结构性矛盾
◆抑制劳动力成本上升
◆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
◆提高企业竞争力
第三章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一部分，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同时，由于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和新诉求，新生代面临的问题又有其特殊性。
（一）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
据公安部2007年的调查，按照自身收入水平，有74.1％的农民工愿意承受的购房单价在3000元/平方米以内，有19％愿意承受3001-4000元之间的单价，愿意承受4000元以上的只有6.9％。然而，据调研，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市及以下城镇，在农民工集中流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即便是小城镇的房价也远远超过了3000元/平方米。例如，东莞市当前的房价已经接近6000元/平方米，即使房价相对较低的沙田镇和常平镇，房价也在3500元/平方米以上，大多数建制镇的均价在5000元/平方米以上。对比农民工所能承受的房价与现在农民工流入集中地的房价，可以推断，如果按照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假定他们的工资增速能够赶上房价的涨速（目前来看这一假定基本上不成立），按照商品价购房，新生代农民工中最终能够实现在务工地城市购房定居梦想的比例也不会超过10％。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
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发布的信息，2009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60.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39.8％。然而，据当前已有的调查数据综合判断，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三成左右。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占总需求的56.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部分人只有二成左右。也就是说，在知识和技能逐渐代替简单体力劳动作为劳动力市场选择标准的背景下，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能获得比劳动力市场需求更快的发展，按照他们目前的技能水平估算，只有大约三成的人能够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
（三）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据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报告，2009年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中，70.2%随同父母流动，只有29.8%留守农村。然而，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仍相当突出，据教育部2008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小学就读的比例，北京为63％，上海为49％，广州仅为34.6％。学龄儿童中未上学的比例，北京为3.81％，上海为3.56％，广州高达7.19％。农民工子女半数以上都有转学经历，在转学3次及以上的比例中，大城市最高，中等城市最少。一些城市公办学校还存在收取借读费和赞助费等行为，而大城市最突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将步入育龄阶段，与此相伴，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也必将越来越成为他们在务工地稳定就业、生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表明，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是农民实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想实现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目标，必须至少享有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其一为解决年老和疾病时后顾之忧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二为解决失业后暂时生活困难的失业保险；其三为防范沦入贫困境地的最后一张保障网——最低生活保障。然而，据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1.3％、34.8％和8.5％，且不说企业的缴费标准大多以各地的缴费下线为准，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对象为当地城市户籍人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享受该项保障的权利。显然，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与他们企盼在务工地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诉求之间，距离还相当悬殊。
（四）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迈出中学校门，他们带着对传媒中、社会上成功人士的羡慕和崇拜，期盼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美好的梦想。但是，他们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面对铺天盖地、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能力仍旧不足；加上家庭小型化带来的更低挫折耐受力，他们制定及实施职业规划的能力更低。同时，他们继续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据调查，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但是，由于闲暇时间较少、下班时间较晚、学习培训机构距离较远等因素，导致他们能够便捷、安全、有效接受专业学习培训的渠道严重匮乏。在上述因素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目标、就业单位频繁变换，学习培训的专业技能缺少可持续性或者不适应市场需求。这既浪费了他们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又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用工的稳定。
（五）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得到关注的深层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同时，他们刚走出校门，仍处于“半成人”阶段，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建筑业和制造业男性多、服务业女性多），这就使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婚恋和精神情感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感情孤独”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惑，在北京建筑业接受调查的农民工，超过七成将“感情孤独”作为困难的首选。在实地调研中，透过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略带羞涩的话语，常让我们感到其内心闪烁的隐痛和不安。
1.身份认同的双重边缘化——被农村边缘化、被城市边缘化。
一方面, 城乡二元结构的削弱使得农民工实现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 另一方面, 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又阻碍政府对其身份的制度认同, 于是角色转换与身份转换的背离使得农民工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 形成“新二元结构”和自我隔离, 难以融入城市。总之，新生代农民工在对自己身份作总体性的认知和评价时, 呈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自我矛盾性。
2.价值取向发生变化。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意识增强，权利意识增强，自我发展意识增强，市民化意识增强。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之消极表现也很明显。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厌农”、“弃农”思想严重，亲情意识较为淡漠，道德在一定程度上迷失。由于各方面原因，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现代城市文明，却遭到了城里人的漠视乃至歧视。强烈的被排斥感加剧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焦虑心理，促使他们更加自卑和敏感，个别甚至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以及仇视社会的心态。
3.心理情绪问题增多。
（1）自卑心理和悲观情绪。农民工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在就业、生活、医疗、教育等许多方面与城里人隔着一条人为的然而却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这种身份差别而导致的不平等很容易使农民工产生自卑心理。
（2）失衡心理和焦虑情绪。城乡居民经济收入与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反差，使得农民工在心理上有一种政府的疏离感，感到自己过多地承受了改革的代价，是改革中的吃亏受损者，容易产生失衡心理和对政府、社会的失望、埋怨情绪。
（3）孤独心理和受挫情绪。很多农民工只身一人外出务工，缺少家庭温暖。加之他们务工的一些私营企业劳动条件差，劳动强度大，业余文化生活贫乏，这种孤独寂寞使不少农民工形成封闭的心理，缺乏人际交往，对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不利。
（4）压抑心理和怨恨情绪。农民工的过客心理使得他们对城市缺少归属感和责任感。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农民工经常受到个别城市居民的不公正对待。直接伤害了农民工的自尊心，从而容易产生农民工与城里人的对立怨恨情绪。
（5）被剥夺心理和抵触情绪。分配问题上的不公平容易使农民工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这种心理的长期潜伏和蔓延，必然引发对现实社会的严重不满，并在个别人身上发展为反社会心理。
（六）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是其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共同的经济社会环境，同样的农民工身份，差距不大的人力资本状况，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基本劳动权益实现上与传统农民工相比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总体境况相似，仍旧普遍面临着一些共同的、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职业卫生健康保障不够等方面。据一项在广东的调查，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61.6％；遭遇工资拖欠的人所占比例为7.1％；人均拖欠工资1538.8元，差不多相当于人均1.5个月的工资。另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2009年流动人口监测报告，60%的农业流动人口就业于工作条件差、职业病发生率高和工伤事故频发的低薪、高危行业。同时，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时，仅有60%的用人单位为其支付医疗费用。其中，服务业最差，这一比例只有47.3%。
第四章 政府和社会的作为
农民工问题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
改革早期阶段
国家有关农民工的政策主要是放开农村劳动力市场，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
农村改革把许多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出现大量需要向工业和城镇转移的劳动力。
参考资料：新生代农民工讲义
㈩ 急求《中国城市化道路》2500字论文
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思考
摘要：城市化是社会变迁的重要环节，也是现代化的必然过程。文章阐述了中国城市化的现状，回顾了城市化发展的
历程，分析了城市化的几种模式，并探求适合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战略，最后指出中国应走多样化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关键词：中国；城市化道路；思考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和结
果，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
技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主要是指乡村变成城
市的复杂过程，它包括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城
市居住区的逐渐扩大，非农业活动的转移和聚集，
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化等等。改革开放使中国
城市迅速发展，但城市化的进程与我国经济发展
的现状不相协调，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目前关于
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城市化战略等仍然存在许
多争议，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将有
利于推动城市化研究，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一、中国城市化的现状
世界城市化从工业革命开始，!"世纪以来，城
市化的规模和速度达到空前的水平，截至#$$%
年，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达到&’()*，几
乎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近几年，中国城
市化水平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从#$$$年的
0"(1$*提高到!""0年的&"(’0*，城市数量已从改
革开放初期的#$0个增加到目前的%%"个，其中超
大、特大城市达&%个，城市经济对中国23.的贡
献率已超过)"*。有专家预测，在未来#’年内，若
按照城市化率每年不低于#*的增长率计算，到
!"!"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大概要达到’’4%"*，城
市人口大概可达14$个亿。城市化对推动中国社会
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年诺贝尔经济奖获
得者之一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56789:;(<=>?@>A8）
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
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
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中国城
市发展报告（!""04!""&）》统计显示，!""0年，我国
国内生产总值达##%B%$&亿元（人均超过#"""美
元），其中全部地级城市（不包括辖县）创造的23.
约占全国23.的%0*，23.超过#"""亿元的城
市就有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武汉、杭州、
沈阳、南京、佛山、大连、重庆、成都#0个城市。+!,可
见城市发展在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处的
龙头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但与世界
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处于初级发
展阶段。据世界银行统计，!""#年，全世界城市化
水平&)()*，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
最不发达国家!%(!*，而中国是0%()*。中国城市
化率比世界平均低##个百分点，比世界发达国家
平均低0$个百分点。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
协调发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
经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这种相关性，在工业化由
初期向中期迈进的加速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据
统计，#$%’年到!"""年，中国工业化提升幅度是
中等收入国家的!(’倍，而城市化提升幅度仅为这
些国家的&%*。!"""年城市水平仍滞后于工业化
水平#&(0个百分点。+0（,.%"）中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
后，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已经成为制约
我国经济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巨大瓶颈”。
未来!"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
期，中国面临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战略任务。没有城市化的大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是畸形的、没有
后劲的。没有城市化也就没有现代化。!"#$%&’&(加快中
国城市化进程，是促进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和城
乡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解决二元结构矛盾的根
本出路。
二、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战略的演变
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城市化主
要是由政府发动和引导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
城市化经历了一条坎坷曲折的发展道路。大致可
以划分成三个发展阶段：)*"*+)*,-年为起步阶
段。)*"*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城市人口只有
,-’,万人，城市化水平仅为)./’.0，不仅远远低
于当时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10，而且还低于
当时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平均水平)’0。经过2
年时间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随后又
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大
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和城市建设。这个阶段城市化
是一个与工业化同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城市
人口比重稳定上升，每年增加城镇人口"",万，年
均增长率-/.’0，所增加的城市人口中，机械增长
占了,’0。1年间城市化水平由*/.,0上升为
)2/.10。设市数量从)2,个增加到)-1个。
)*,1+)*--年为反复和停滞阶段。具体又可以
分为)*,1+)*’.年的过度城市化、)*’)+)*’,年的
第一次反城市化和)*’’+)*-’年的第二次反城市
化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由于“左”的指导思
想，推行“大跃进”，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镇
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0，城镇人口比重从)*,-
年的)2/.10猛增到)*’.年底)’/’)0。!,#$%).*+)))(增加
的人口大大超过了城市的承受能力，加上自然灾
害等因素，国家不得不精简职工，于是出现了第一
次反向城市化，城市化水平下降到)"/.&0。在).
年文革时期，城市化处于倒退停滞状态，城市人口
继续负增长，城市化水平下降到了)&/.10。
)*--年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推
进，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了稳定发展的阶段。主要
表现在：一是城市化水平提高，城市人口及其比重
上升。从)*1.年到)**,年的),年间，中国城市
化水平提高了)./’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
个百分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化发展最快的
一个时期。二是由于受到各种政策和体制的作用，
上世纪1.年代中期到*.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异
军突起”，中国小城镇迅速发展。我国的财政税收、
出口创汇和34%总值，乡镇企业的贡献都超过)5
2。但上世纪*.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基础设施不
足、环境污染严重、信息不灵、配置不优等弊病进
入了一个总爆发期，被迫进入调整。&.世纪*.年
代以后，大量农村人口迁往城市。目前约有&亿农
民工工作和生活在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很快，但加速发展的背后，却是
城市化战略的几经摇摆，举棋不定。
)*-1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提出
的城市发展方针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
镇”。)*1.年).月，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城市
规划工作会议，确定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
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
)*1*年，国家又将城市发展方针修改为“严格控制
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并写
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此后).多
年间，学术界曾有过几次关于不同规模等级城市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谁是重点的争论。城市发展
方针从“控制大城市规模”修改为“严格控制大城
市规模”，表明国家对大城市规模的控制不仅不打
算放松，反而力图加强。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
“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十五’
计划纲要》对城镇化发展方针，作了新的表述：“有
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区域
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引
导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城市发展问题
上一直倾向于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小城镇的主
张，尽管如此，实践的发展却偏离了设想的轨道。
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发展并没有因此受到抑
制。从&...年以来，各地普遍启动并呈现出极大
活力的，恰恰是大中型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以及
与此相应的城市建设加速和城市经济活跃。在上
世纪1.年代深圳建设和*.年代上海浦东开发的
经验启迪下，在北京“申奥”、上海“申博”成功后，
各地纷纷在各自的发展战略中大大强化了城市化
的地位，中国沿海地区大城市通过设置各类开发
区，也使城市的用地规模进一步扩大。实践证明，
城市规模与政策制定关系不大，城市规模不能作
为城市发展方针制定的依据。
三、对目前几种城市化道路模式的分析
在要加快城市化发展的认识上，学术界已经
形成共识，但在重点发展哪种类型的城市上，却存
在着很大的分歧，).多年间，争议颇多。
)/大城市模式
世界城市化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
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城市增长迅速，这
反映了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大城市发展的客观
要求。如前所述，中国的管理部门，虽然总是强调控制大城市规模，但从实践上看，大城市发展的速
度最快。近年来，人们提出了应优先发展大城市的
观点。这一观点认为，第一，大城市在国家的发展
中发挥区域中心的作用。!"""年全国#""万以上
人口的城市$"个，有!%个是省会城市。它们绝大
多数都是该省区的首位城市，几乎都是综合性的
工业基地及新型的开放城市。其次，中国的大城市
是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既是组织区域专
业化分工和经济联合的强大的生产中心，也是组
织物资集散的商品流通的中心。再次，中国大城市
第三产业比较发达，发展潜力大。与经济全球化和
国际城市发展相适应的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
生产性服务业，如电讯业、电子信息产业、国际银
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等都集中在大城市里。&’(第
二，中国正处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由城市化的
初期阶段向中期集中化阶段转变。经济发展和城
市发展都对规模化、集聚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大
城市的集聚效应是产生高效益的关键，其发展有
明显的集聚效应，能够吸引大量的资金、先进的技
术、高水平的人才和充足的劳动力。大多数认同规
模经济的专家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应走大中城市扩
容为主的道路。第三、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
资源匮乏的国家，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必须
选择效益型的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和赶上发达
国家。应该说，大城市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
经济效益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
势。因此，积极发展大中城市，以提高有限资源的
利用率，应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未来城市化
的发展趋势。&)(*+!%,-第四、大城市在推进城市化进程
中往往起主导作用，中国的城市化是世界城市化
浪潮的一部分，因此，也将遵循世界城市化发展的
一般规律，走上大城市的发展道路。&%(*+!%,-
长期以来，政府管理部门对于大城市和超大
城市的发展往往抱有忧虑和恐惧，一些学者也对
大城市发展持批评态度。认为发展大城市，农民大
量涌入城市，会造成环境污染、交通拥挤无序、资
源缺乏、城市基础设施和就业机会跟不上等“大城
市病”。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不宜把“大城市
病”看得过重，它在社会经济的自身发展过程中可
以得到治理。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说，在大城市聚集
大量人口更合理。分散式居住对于资源和能源的
消耗更不经济，更缺乏效益。相反，城市化滞后所
带来的“小城镇病”，如农村中出现的乡镇工业分
散、小城镇建设无序化等现象，比一般的“大城市
病”更难于治理。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些城市提出
做“强”做“大”的目标，基础设施和经济实力却没
有跟上。要想强大城市，不是搞圈地运动，不在于
城市规模无限扩大，关键是提高城市的实力和竞
争力，完善城市功能，真正把城市发展好。
!.中等城市模式
主张这一模式的人认为，中等城市的优势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等城市处于即将升为
大城市的特殊地位，发展潜力巨大而且流动人口
进入城市的门槛相对较低，与大、小城市相比，吸
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会更大，同时中等城市
也易于吸引大城市中结构性剩余的科技力量、设
备和资金。这种对上对下的强大吸纳能力，使大城
市富余科技力量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能够在这里
进行有效地配置，有利于国民经济中资源的合理
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其二，中等城市往
往是连接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桥梁，在经济全
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是大城市辐射的中转
站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转站。其三，中等城市
的经济效益比小城市好得多，而且也不比大城市
差。它既可发挥工业生产与城市社区的聚集效应，
又可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人口高度密集的弊
端。中等城市不仅在集聚效益及城市与农村交流
方面具有优势，而且发展中等城市为中国大量的
农村流动人口提供了出路，并且不会带来较大的
环境、土地和自然资源等方面的问题。
$.小城镇模式
赞成发展小城镇者认为：小城镇是城市和乡
村的结合点，可以把城乡两个市场较好、较快地连
接起来，具有为周围乡村提供生产资料和日常工
业品的功能，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需要
的满足，而且还促进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发展
小城镇，有利于促进农产品的深加工和农村资源
的转化，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乡村城市化水平
的提高。从国情出发，发展小城镇有利于农村剩余
劳动力的就地解决，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是
有效减轻大城市压力，减缓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中
国范围内流动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本途
径。
近年来，小城镇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集约
化程度低、经济效益差、资金短缺、大量占用耕地、
环境污染面大、城市功能单一低下、基础设施落
后、投资环境差、吸纳劳动力能力逐年下降等问
题，成为发展的极大障碍，同时也影响到整个中国
的城市化进程。不赞成者认为，小城镇是特殊历史
条件下的产物，是在城乡分割体制下产生的，发展
小城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问
题。
关于小城镇的发展模式还和对“城市化”及
“城镇化”概念的模糊认识有关。国际上通行“城市
化”的提法，但在我国，从中央领导人谈话到一些
重要文件却以“城镇化”的叫法更为普遍。而实际
上，目前我国的城镇化与国际通用的城市化本质
含义是一样的，就像现代化和近代化都是“!"#$
%&’()*+("’”的中文翻译一样，“城市化”和“城镇化”
也都是“,&-*’()*+("’”的中文翻译，是通用语言。城
市化和城镇化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无论“城市”
还是“城镇”都包括“市”和“镇”两个组成部分。然
而有研究者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概念上作不
同的解释，认为城市化就是发展城市，城镇化就是
发展小城镇。他们提出，“我国之所以没有采用国
际通行的城市化的提法，而是采用城镇化的提法，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调不能忽视小城镇的
作用”。“我们在党和政府的一些文件经常看到‘城
镇化’而少用‘城市化’，其目的就是为了把‘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