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挤出

❶ 综述我国自1992年以来的财政政策实践

财政政策：
自1992年以后，随着“软着陆”这一经济调控手段的实施，我国经济增长连续6年逐步降温，GDP增幅从1992年的14.2%下降到1998年的7.8%。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外贸和整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

（一）1998-2002年：财政政策从“适度从紧”转变为“积极”

1997年7月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是20世纪末本世纪初破坏力最强、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金融风波，是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全球性经济事件。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和我国国内需求不振的局面，从1998年第四季度起，我国实施了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

1998年至2005年8年间，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900亿元，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财政政策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今后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在1999年滑落到7.6%的谷底之后，从2000年开始逐步扭转局势，增速稳定在8%左右，之后进入了新的上升通道。

应当承认，财政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具有较强的指令色彩，是一种政府比较“喜欢”的经济手段。积极财政政策不可避免存在一定挤出效应：首先，大规模财政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也包括一部分竞争性的项目，从而排斥了私人部门进入这些领域。这一时期居民储蓄存款的快速增长，部分原因也在于一些私人投资受到影响导致转化不畅；其次，积极财政政策在短期和中长期内挤出效应不同。在政策初期，由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资源未被充分利用，因此挤出效应不明显。当经济景气好转、私人投资有所启动时，这种挤出效应会释放出来。

但我们也应注意到，积极财政政策较好地把握了“该进则进”的时机，不但抑制了经济下滑趋势，同时将财政政策力度施加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项目，既弥补了以往在这些领域的投入不足，也与金融改革的有关措施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挤出效应”的扩大。同时，诸如进一步放宽对国有企业的管制、财政资金退出一些竞争性领域等具体措施为私人投资让出空间，既有利于市场经济法则的深入贯彻，也有利于政府职能的合理转换，实现了通过公共投入稳定经济增长和保护私人投资利益的“双赢”结果。

(二)2003年以来：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中性”

2003年以来，包括外资在内的各种非国有经济成分投资大幅度上升，国债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所起的作用逐步下降。长期建设国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已从2000年的9.4%下降到2003年的5.9%，2006年进一步降至1.5%，占财政债务发行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35.9%下降到2003年的22.8%，2005年进一步降至11.6%。可见，全社会投资资金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分依赖国债资金的状况得到了改善。

2004年5月，财政部首次提出将采取中性财政政策，有保有控。这意味着财政政策面临重要转折。财政政策转向中性的依据主要在于：首先，由于结构性矛盾长期未得到缓解，我国经济从2002年出现了局部过热的风险，并有加剧趋势。在这种形势下，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可能会阻碍政府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其次，财政的可持续性令人关注。积极财政政策持续了6年，到2003年总计发行了80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财政的可持续性令人怀疑；再次，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GDP增长速度的贡献逐步降低。民营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上升之后，GDP的增长开始更多地依靠私人投资推动；第四，虽然政府规定了国债资金使用的结构，但资金仍然偏重于国有企业，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民营企业进入国债项目十分困难，这种歧视性行为进一步阻碍了市场竞争。应当说，财政政策适时转型是非常必要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

货币政策：

在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方面,1995年颁布的5中国人民银行法6规定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而实质上,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着来自中央政府的多目标约束:物价稳定!促进就业!确保经济增长!支持国企改革!配合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确保外汇储备不减少!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龚方乐!应宜逊,2000;谢平,2000)"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货币政策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坚持稳定物价的单一目标,逐步弱化直至消除多目标约束"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确定后,货币政策框架的选择实际上归结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我国从1996年开始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M1和M2的增长率较大幅度地偏离预定的调控目标,货币供应量目标不再有效,应该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建立一个以通货膨胀率为调控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笔者认为,从美英德三国的实践看来,货币政策框架的选择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当根据本国当前的实际经济金融条件进行调整"根据我国当前的经济金融实际情况,目前实行通胀目标法存在以下一些困难:(1)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通胀目标法要求汇率完全自由浮动,因为汇率目标与通胀目标有时会发生矛盾"要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尚需时日"(2)采用通胀目标法的前提之一是中央银行对通胀目标有较强的控制能力,能够综合观察多种指标,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充分了解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具有预测通货膨胀的技术和能力"而目前我国的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尚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3)在中央银行独立性方面,根据5中国人民银行法6的有关规定和从当前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来看,要实现通胀目标法所要求的中央银行独立性仍很难"(4)在货币政策透明度和中央银行可信度方面,与实行通胀目标法的国家相比,我们有待进一步提高"可见,我国目前过渡到通胀目标法的条件还不具备"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由于我国金融创新的速度加快,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确实面临着部分学者所指出的一些问题,如可测性问题!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问题等"我们应该不断修正这一指标,合理界定货币供应量的层次和统计范围,以确保其可测性,增强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同时,我们应该借鉴美英德三国的做法,监测更多的信息变量,建立相应的经济模型,提高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最终形成一套包括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预期通胀率等指标在内的货币政策监控指标体系"
2.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我国仍然是一个以管制利率为主的国家,包括存贷款利率在内的
绝大多数利率由中央银行决定,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而在美英德等国利率则是一种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因此,我国目前应该积极推行利率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提高央行的间接调控能力"
3.美英德三国对货币政策透明度和中央银行信誉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值得借鉴"近年来,我国
中央银行在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定期公布货币供应量目标,编写5货币政策报告6,阐明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以月报!季报!年报的形式公布金融数据等"但是我们仍应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如增加货币政策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增强中央银行引导公众和市场的权威性,培育理性的市场预期,提升中央银行信誉"当然,从长远来看,我国已经加入WTO,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的货币政策将面临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动的加强!利率和汇率的套利投机等等问题,这些变化在历史上(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造成了较强的冲击,并迫使大部分国家放弃了货币目标法"届时,我国货币政策框架如何选择,是借鉴美国的做法,不明确公布名义目标以进行有益的探索,还是借鉴英国的做法,直接采用通胀目标法,则需要进一步研究。
希望采纳

❷ 公共消费的简介

公共消费包括国家行政管理和国防支出，教科文卫事业支出，社会救济和劳动保险方面的支出等。是指由政府和为居民服务的非盈利机构承担费用、对社会公众提供的消费性货物与服务的价值。公共消费既是国民消费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能带动居民（私人）消费，因此，扩大公共消费可以直接和间接地提升消费率，从而具有化解宏观经济运行中矛盾和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双重功能。 社会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与公共消费两者构成，扩大居民消费和扩大公共消费都能够提升国民消费率。目前中国GDP居民消费率与公共消费率皆呈下降趋势，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与长期以来对公共消费，尤其是对教育、医疗等社会性消费重视不够有密切联系，这不仅直接导致公共消费率下降，也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降低了居民消费率。
从2000-2006年的数据来看，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不断提高的，但与此同时，公共消费率是不断下降的。这与前面分析的公共投资扩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长期扩张公共投资，必然挤压公共消费。尤其从地方政府更喜好投资的行为倾向来看，这一点更好理解。尽管投资与消费都能拉动GDP增长，都能满足上级政府对GDP考核的要求，但投资还具有另一层作用：看得见。各种“面子工程”和“亮丽工程”都要依靠投资才行，而消费却没有这种作用。可见，公共投资与公共消费的格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偏好。
公共消费率的下降趋势还可以从它的反面，即公共储蓄率的上升趋势中得到印证。从部门与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口径来计算，政府部门的两个公共储蓄率都呈上升状态，政府可支配收入储蓄率的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可见，无论从消费一面，还是从储蓄一面，都可以确定无疑地看出，中国目前公共消费呈下降态势。 如何来判断当前的公共消费比重是否适当呢？大体有如下因素：一是消费率的高低，二是消费的不平等程度，三是公共政策取向。从这几个因素来分析判断，中国当前的公共消费比重偏低。从前面的分析中可知，中国当前消费率在不断下滑，并已经成为世界上消费率最低的国家；其次是消费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剧，尤其在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方面；再就是政府倡导和谐社会建设和更加关注公平，这三个方面都要求提高公共消费的比重。换一个说法，就是要求扩大政府的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消费需求。
而公共消费由政府自身消费和社会性消费构成，扩大公共消费应主要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当前政府自身消费呈现出强劲的上升势头，这对于公共社会性消费与居民消费都会产生抑制作用。2000-2005年间，国家财政支出总额年均增长16.39%，而其中行政管理费支出年均增长18.66%，高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公共消费不足的现状，集中表现为社会性消费的不足。

❸ 一样的土地不一样的潜力读后感

《一样的土地，不一样的生活》读后感；其实，在读这本书之前我是不知道有这本书的，只不过；《一样的土地，不一样的生活》这本书大概可以为我们；这本书其实是讨论的中国城镇化的相关问题，思路非常；当前我国所提倡的城镇化概念也逐渐从原来侧重土地及；其实，作者在这本书中自始至终强调的一点就是对于土；土地综合整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指通过土地要素的；整体来说，华明镇作为城镇

《一样的土地，不一样的生活》读后感

其实，在读这本书之前我是不知道有这本书的，只不过是在了解了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镇城镇化取得的成效后就挺感兴趣。作为上海世博会中唯一一个农村展馆（参展口号正好是一样的土地，不一样的生活），华明镇可谓是城镇化实践成功的一个典型范例。中国正在进行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目标是统筹、协调、实现城乡经济和社会的一体化，并加速城镇化，使广大农民能够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使历史上形成的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到底存在着哪些核心问题？如何进行城镇化？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
《一样的土地，不一样的生活》这本书大概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解决上述问题的视角。只不过，在这边我必须得说说自己对这本书组织风格的体会：太具有中国教科书的特色了！ 其实大家稍一看那题目还是挺具有浪漫色彩，所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本书应该写的还是比较有趣味性。可是读完之后，那其中的“教条性”和专业性全然把当初想象的趣味打击得没影了。这边闲话也不多说，我们还是着重从这本书内容方面来说明。
这本书其实是讨论的中国城镇化的相关问题，思路非常的明晰。作者认为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导致改革过程中城乡发展差距逐步扩大的重要原因，也是当前城镇化需要重点解决的核心问题。具体而言，我国城镇化主要解决人及土地的合理匹配，所以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好城镇化中人、地和产业问题。
当前我国所提倡的城镇化概念也逐渐从原来侧重土地及建筑物的整治、改造转向侧重人的权力。而要想真正实现城镇化的内涵，基于农民和居民在生活中本质上是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不同，也就是说农民在这些权力方面存在的弱势地位，我们应该从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来逐步入手加以推进城镇化进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土地直接关系到农民生存，也是城镇化进程中的核心要素。从一开始，土地就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并推动了城镇化的进程，但不可否认的是城镇化过程中解决了农村土地中存在的粗放问题，优化了土地利用结构，有效盘活了土地资产。可以看出，只有正确处理好城镇化与土地的关系才能消除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其实，作者在这本书中自始至终强调的一点就是对于土地的治理问题是城镇化必须解决好的核心问题。原因就在于城镇化的价值核心是在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的基础上，既要保护各方权利，又要体现社会公平，还要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路线，从而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中实现更加美好的生活。但一直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道路上伴随着的合理分配问题、生态破坏问题始终不能消除，其直接原因是土地资源的不合理配置。那么，对于土地的综合整治就刻不容缓。
土地综合整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指通过土地要素的合理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通过土地、资金、技术结合，对人、产业以及社会经济进行综合统筹，使农民从被动城市化到主动城市化，实现在一样的土地过不一样的生活。其根本目的是统筹城乡，解决城镇化发展中对土地的需求问题。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它包括对农田的治理、村落的治理、发展非农产业和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加快小城镇建设。在综合整治中，我们始终要适应本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就经验而言，进行土地综合治理效果明显的地区都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本地区农民已经开始逐步脱离农业生产、土地升值潜力巨大但公共服务德能够挤出设施配套仍比较落后的地区，过于发达或者过于落后都很难实现目标。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镇，相当多的农民通过进城务工或从事运输服务等脱离农业生产，而且由于靠近滨海新区的空港物流加工区，土地升值潜力巨大，因此进行的土地综合整治获得巨大成功。
整体来说，华明镇作为城镇化过程中成功的典范，就是创新的走着土地综合治理的道
路，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很有借鉴意义。在其整治过程中始终坚持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可耕种土地不减、尊重农民自愿、以宅基地换房的原则，最终实现了价值、社会和生态的三重效益。
我觉得真本书的创新之处也就在这儿，至于后面还有的城镇化过程中各方角色的定位，例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等等的，都比较教条化，或者说比较政治化倾向了，尽管作者始终在后面强调着这些角色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履行对于城镇化的影响至关重大，并且通过华明镇成功的实例证实着这一点。
总结一下这本书中我觉得比较值得引人深思的观点：将城镇化的概念人性化，更侧重于在价值观念上人们的改变，或者说是强调“人的城镇化”；强调城镇化过程中对土地的综合治理是其取得成效的关键因素，并指出了在治理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就以华明镇为例，作者总结出了几点经验：宅基地换房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优化了土地利用结构，吸引企业参与城乡一体化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服务设施建设，但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制度上的缺陷。
读完这本书，给人的感觉就是整本书就是围绕着华明镇的城镇化来写，讲述着一个农村社区怎样成功的转变成一个城镇社区的过程。或者说，作者是想用着以成功案例来证明他的土地治理的观点。理论掺杂着实践案例，不管怎么样还是可以作为参考路线的。可能不足的是，政治色彩为整本书的学术性打了折扣。

❹ 西方经济学中的税收效应

效应介绍
税收效应是指政府课税所引起的各种经济反应。政府课税除为满足财政所需外，总是要对经济施加某种影响。但其影响的程度和效果如何，不一定会完全符合政府的最初意愿，纳税人对政府课税所作出的反应可能和政府的意愿保持一致，但更多的情况可能是与政府的意愿背道而驰。比如课税太重或课税方式的不健全，都可能使纳税人不敢去尽心尽力地运用他的生产能力。又如政府课征某一种税，是想促使社会资源配置优化，但执行的结果可能是社会资源配置更加不合理。凡此种种，都可归于税收的效应。

分类

税收效应在理论上常分为正效应与负效应、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中性效应与非中性效应、激励效应与阻碍效应等。在实际分析中，根据需要，税收的效应还可进一步分为储蓄效应、投资效应、产出效应、社会效应、心理效应等等。

正负效应

某税的开征必定使纳税人或经济活动作出某些反应。如果这些反应与政府课征该税时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一致，税收的这种效应就谓之正效应；如果课税实际产生的经济效果与政府课税目的相违背,税收的这种效应则谓之负效应。例如，我国曾开征的烧油特别税，课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对工业锅炉和窑炉烧用的原油和重油征税，以达到限制和压缩烧油，实现以煤代油。如果有充分的数据说明，通过一年或若干年的课税之后，政府课征该税所取得的收入越来越少，则说明工业锅炉和窑炉烧用应税油品的现象在逐渐减少，该税发挥的效应是正效应。税收负效应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747年英国课征的窗户税，征税的目的是想取得财政收入，但其结果是纳税人为了逃避该税纷纷将窗户堵塞。显然政府通过该税的课征不仅未能使财政收入逐渐增大，反而使纳税人将窗户封塞而减少了舒适。

政府课征某税究竟是在产生正效应还是在产生负效应，可用课征该税取得收入的环比增长率来测定。用公式表示如下：

收入环比增长率=（本期收入－上期收入）/上期收入×100%

如果政府课征该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筹集财政收入，上式中收入环比增长率为正时，则该税产生的效应是正效应；如果比率为零或为负，则说明该税没有产生正效应甚或产生了负效应。

如果政府课征该税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筹集财政收入，而是为了限制经济活动向原有方向发展或促进其向新的方向发展，那么上式中收入环比增长率为负时，则该税产生的效应为正效应，如果比率为零或为下，则说明该税无效应或产生了负效应。

在这里，政府的职责在于应经常对税收的正负效应进行分析，要根据产生负效应的原因，及时修正税则，使课税产生的效果和政府的初衷保持一致。

收入与替代

从税收对纳税人的影响来看，一般可产生收入效应或替代效应，或两者兼有。所谓税收的收入效应，是指课税减少了纳税人可自由支配的所得和改变了纳税人的相对所得状况。税收的收入效应本身并不会造成经济的无效率，它只表明资源从纳税人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但因收入效应而引起纳税人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等所作出的进一步反应则会改变经济的效率与状况。

税收的替代效应是指当某种税影响相对价格或相对效益时，人们就选择某种消费或活动来代替另一种消费或活动。例如，累进税率的提高，使得工作的边际效益减少，人们就会选择休息来代替部分工作时间；又如对某种商品课税可增加其价格，从而引起个人消费选择无税或轻税的商品。税收的替代效应一般会妨碍人们对消费或活动的自由选择，进而导致经济的低效或无效。

中性与非中性

中性效应是指政府课税不打乱市场经济运行，即不改变人们对商品的选择，不改变人们在支出与储蓄之间的抉择，不改变人们在努力工作还是休闲自在之间的抉择。能起中性效应的税我们称之为中性税。中性税只能是对每个人一次征收的总额税─人头税，因为人头税不随经济活动的形式变化而变化，所以它对经济活动不会发生什么影响。但人头税由于课及所有的人，它可能会影响到纳税人家庭对人口多少的规划。所以，即使是人头税，在一般情况下，也不可能是完全中性的。可以肯定地说，在现代社会，完全意义上的中性税是根本不存在的。

与中性效应相反，非中性效应是指政府课税影响了经济运行机制，改变了个人对消费品、劳动、储蓄和投资等的抉择，进而影响到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公共抉择等。几乎所有的税收都会产生非中性效应，因而现代社会的税收均属非中性税收。

激励与阻碍

税收激励效应是指政府课税（包括增税或减税）使得人们更热衷于某项活动，而阻碍效应则是指政府课税使得人们更不愿从事某项活动。但政府的课税竟是产生激励效应还是产生阻碍效应，取决于纳税人对某项活动的需求弹性。弹性很少，则政府课税会激励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赚取更多的收入，以保证其所得不因课税而有所减少；如果纳税人对税后所得的需求弹性大，则政府课税会妨碍人们去努力工作，因为与其努力工作，赚取收入付税还不如少赚收入不付税。

税收效应
宏观税应

从宏观上讲，经济全球化的税收效应主要表现为经济全球化会在一定程度上使一国的税收主权受到侵蚀。众所周知，税收主权是国家经济主权的主要形式之一，经济全球化加强了各国对国际经济的依赖程度，在各国经济逐步走向协调的同时，也必然要放弃一部分本国税收上的利益，以实现税收国际化的目标。

1.经济贸易区域化对国家税收主权的影响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其他各种形式不一、程度不同的经济贸易一体化区域组织相继成立，这些组织都是由成员国政府按照规定程序签署文件并经法定机构批准而组成的。这种一体化组织，设有共同机构，肩负调节或管理一体化范围内有关事项的重任，而各成员国则负有服从或遵守的义务。这就意味着，在组建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政府与共同机构之间，客观上已经发生了权力的转让与受让。无论一体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形式如何，程度高低怎样，都会产生一个超越国家的权力主体，而成员国则以承认这一主体并按规定向其让渡一部分权力（包括一部分税收主权）为条件，取得参与的资格。

税收理论认为，国内税收政策会对国内资源的配置产生扭曲效应，同样，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税收政策也同样会对全球资源的配置产生扭曲效应，并会对经济产生净损失。这种扭曲是多方面的，比如，消费者会在不同国家的商品之间做选择，厂商会在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之间做选择，劳动者会在不同国家工作与闲暇之间做选择，居民会在国内与国外的储蓄与消费之间做选择等等。

此外，经济全球化尤其是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使投资者从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成为可能，从而增加了由税收扭曲所带来的福利成本。从历史上看，经济贸易区域一体化对于国家税收主权的侵蚀，在欧盟的发展历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2.国际资本市场对国家税收主权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贸易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一直占主导地位。二战后，资本逐渐脱去了民族主义的外衣，巨额瞬间货币交易以及货币实际需求量与名义需求量的脱节，使一国政府难以有效地监控这部分资本，更无法对其合理地课税。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产品和交易形式对现有的税收制度提出了新挑战。此外，巨额货币交易引起的需求剧烈波动，严重地影响着汇率的短期变化，这种短期变化再加上投机产生的心理预期，往往演变成某种带有长期性的走势。汇率的动荡不定，尤其是突发性的和大幅度的升降，会对一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形成巨大的伤害，并进而影响到国家税收收入和税收政策的有效性。

3.跨国公司对国家税收主权的影响

跨国公司的发展，给国际贸易带来了重大的变化。据估计，目前国际贸易中大约有50%实际上是发生在跨国公司或多国公司的子公司之间。这种由母公司统筹管理的“公司内部贸易”和转让定价行为，是国际避税的主要部分，对有关国家的税收收入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4.国际税收协调对国家税收主权的影响

国际税收协调发生在以政府机构为中心的上层建筑领域，因而更加直接地涉及国家税收主权问题。与参加区域化组织一样，成员国无不以承认并服从国际税收协调的权威性为前提。在协调的范围内，一国的经济活动和税收政策已不再完全仅仅由本国政府管理和制定，而必须遵从协调组织的决议和规则。实际上，国际税收协调就是参与协调的国家以让渡一部分税收主权为前提，从而达到一种整体的状态优化。毋庸置疑，国际税收协调的强化对国家税收主权将起到越来越大的影响。

微观效应

经济全球化还会对微观经济主体产生一定的影响。首先，纳税人的消费范围不再局限于其居住的国家。一国有可能将其他国家的消费者吸引到自己国家中来，并对这种消费征税，从而增加税收收入。相反，如果一国的居民从其他低税国家购买商品，并且在将这些商品带回本国时不需再缴纳额外的税收的话，那么这对该纳税人的居住国而言，则是税收的流失。其次，如果一国政府对生产要素课税较重，但却不能相应地提供较高水平的公共服务，那么将对这些生产要素（如资本和劳力）产生“挤出”效应，使它们流向税负较低的国家。再次，一国居民若将储蓄存在国外，可能会少缴利息税，或者在申报个人所得税时可少报收入。此外，市场的全球化对不同类型税基的弹性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其中，对金融资本的效应最强，对高技能的劳动力等因素的效应次之，对土地、已投资资本和低技能的劳动力的影响最小。另外，随着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至少必须在相关领域采取措施使得不同国家之间的税负趋于均衡。否则，税负的差异将进一步促使资本的国际流动，并带来更大的扭曲效应，从而降低资源全球配置的效率。

比较

经济全球化对一国税收制度的国际化、标准化提出了客观要求。所谓国际化、标准化税制就是在税制结构及税收管理等方面充分尊重国际惯例，在保证财政收入的同时，强调税收公平和“国民待遇”原则，确保较高的税收效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专家提出的标准，一个合理和“标准”的税收制度应符合以下几个基本条件：一是税类、税种较少，主要包括进口税、货物税（有选择地征收）、一般销售税（包括增值税）

❺ 政府采购会对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政府采购制度作为财政制度的组成部分，
在很多国家已有相当长
的历史，如美国在
1778
年的《宪法》中，就有了政府采购的条款。
政府采购在各国的经济管理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据欧盟估算，
政
府采购的金额占成员国
GDP
的
15%
。为了加强对规模巨大的采购进行
管理和监督，
各国也都制定了专门的政府采购法规，
通过法律规定使
采购活动公开、公正、公平地进行。国际经验表明，政府采购节支幅
度在
10%
以上。我国自
1998
年开始正式实行政府采购制度，
2000
年
在全国全面开展，政府采购平均节支幅度在
13%
左右，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和经济效益。
本文试从不同角度探究政府采购制度对我国经济的
影响。

一、政府采购制度及其理论依据

按照公共财政学理论，政府采购制度属于
购买性支出
（
exhaustive expenditures)
，即政府采购是指各级政府为了开展
日常政务活动或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在财政部门的监督下，
以法定的方式、
方法与程序，
从市场上为政府部门或所属公共部门购
买商品、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政府采购制度内涵上体现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思想，凯恩
斯主义的宏观管理理论自建立之初起便将政府对总需求的控制——
财政政策放在重要位臵。
20
世纪三十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
所表现出的生产能力过剩、有效需求不足、货币紧缩与普遍失业。凯
恩斯依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分析出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因。即：人
们的消费倾向和投资收益存在递减规律，
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会直接
导致有效需求不足，
当这种现象超过一定的程度将产生市场萧条，
即：
“经济危机”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政府应采取“逆水行舟”的办法，
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进行干预，
控制失业或通货膨胀，
即所谓
“相
机抉择”
。按照“相机抉择”理论，当经济不景气时，政府通过增加

支出、减税等手段给经济加温；而当经济处于过热状态时，政府采用
减少支出、
增加税收等手段给经济泼冷水。
这一理论要求政府能够看
准经济发展趋势，
并且拥有足够强大的财政势力控制经济，
确保经济
平稳发展。

显然，政府采购制度是政府通过“国家购物”的方式，扩大政府
支出，直接影响、拉动生产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政
府采购制度是建立在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管理理论基础上的。

二、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

分析我国目前经济面临的问题，改革开放
23
年来，我们的经济
处于喜忧参半的境地：令我们兴奋的是
GDP
持续快速增长，
2001
年
为
7.4%
；通货膨胀率被良好的控制，
2001
年为
2.7%
；出口贸易总体
呈增长态势，
2001
年达
61624
亿美元；而令我们担忧的是一方面，
失业率上升，国家公布的失业率为
2.7%
，但是如果将农村剩余劳动
力与“隐性失业”人口计算在内，我国的失业率将达
10%
——
15%
；
另一方面我国的三大产业以及各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
同时，
消费结
构升级缓慢、难以形成消费热点，直接导致内需不足；以及城乡收入
差别的加大，带来的“三农”问题等，所有这些直接制约了我国经济
的发展。

三、政府采购制度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

1
、政府采购制度正的外部性

首先，
我国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内需不足，
政府虽经几次利息调节，
试图通过货币杠杆来调控交换，
但是其作用已经越来越小，
通过货币
刺激消费而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苍白无市场力。
而政府采购可以弥
补财政杠杆和货币杠杆的不足。
政府采购运作的方式是直接与现代化
物流挂钩，刺激、加快商品交换的速度。而这点又与政府加大基础设

施建设的目的相近，只不过影响的速度要快得多，更能立竿见影。政
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是拉动重工业发展，
而政府采购是拉动轻
工业发展，两者并驾齐驱，便可以拉动经济高速度增长，该方式尤其
适合于刚刚复关的中国。

其次，随着政府采购对扩大内需的拉动，创造了就业空间，随着
对经济拉动作用的增强，
必将减少人力资源的大规模闲臵，
无疑对解
决我国就业问题起到推动作用。

第三，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国家经贸委通过产业政策，有选择性
的向重点扶持产业进行购物，解决了这批企业融资的困难。同时，利
用立法手段对国内民族工业加以适当保护，
避免政府采购市场开放过
程中国内企业占有份额大量减少。
通过有序地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培养
和增强民族工业的实力。如此，既扶持了一批有前景的企业，又在采
购过程中融产业结构调整于无形。
政府采购与加大政府基础设施投入
并行，有利于我国三大产业及其产业内部的结构优化与升级。

第四，我国加入
WTO
后，面临严重的“三农”问题，政府在采
购后，可将货物继续向农村降价流通，让利于农民，解决了农民收入
水平低下的矛盾、扩大了农村市场，为农村发展增加源动力；同时政
府在采购的同时，也对农村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

第五，政府采购是通过一系列“条例”
、
“规章”进行的，有一整
套规范的程序，
如：
政府采购原则、
管理权限、
竞争性招标采购程序、
质疑与投诉、履约管理、验收、法律责任等。这些“条例”
、
“规章”
从制度上确保了政府采购行为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一定程度
上杜绝了腐败现象。

第六，政府采购制度对供应商提出了明确要求，即：所提供的商
品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技术质量标准通过
IS0
认证，
及相关的社
会、经济政策如环境保护、就业的要求；供应商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必
须遵守相关的法律和税收条件。
这些要求对打击假冒伪劣商品、
保护
知识产权等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对我国企业，特别是在面临加入
WTO
的情况下，就显得极为重要。

2
、政府采购制度负的外部性

首先，
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管理理论从经济学角度看，
政府采购属
于“公共物品”
，随着政府采购的过分强化，其后果必然出现“挤出
效应”
——阻止了社会其他部门甚至私人企业提供产品的可能性，
理
论上减少了社会
(
私人部门
)
有效提供。

其次，
虽然实施政府采购的目的之一是杜绝腐败，
但是按照
“新
公共管理理论”中“公共选择理论”
，一些制定政策的“政府首脑”
考虑的仅仅是“权利最大化”
，他们在追求权利过程中，往往制造出
各种“政绩采购工程”
；而执行政策的政府职能部门首先考虑的是自
身“预算最大化”
，即最大限度地获得政府拨款，政府而不是“社会
效益最大化”
。由于这些职能部门所面临的“顾客”是虚化的，这种
非竞争条件下的“顾客观念”和“服务观念”的虚化，必将带来政府
垄断性服务活动的高成本与低效率。
同时，
由于这种非竞争条件下形
成的服务模式的单一与社会多样化之间的矛盾，
必将直接影响社会服
务的质量与效率，造成社会资源配臵的不合理。甚至，这种从某种意
义上讲，这些带来的危害，有时比政府完全不介入还要大。

第三，面对我国的经济形势，政府主张通过政府采购拉动内需
是无可质疑的，
但是我国的经济政策却表现出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管理
理论的相悖性。
按照凯恩斯宏观经济管理理论，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通
过扩大政府支出、减少税收来实现的。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政府
的税收也在日益增加，按照“拉弗曲线”
，当政府通过税收从社会吸
取资源达到一定的“度”时，不但财政收入会大幅度减少，而且社会
的资源供给会受到极大抑制，由此。按照上述理论，我们可以将我国
政府采购做如下描述：政府试图通过采购行为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

❻ 一些关于公共管理学的问题，请高手帮忙

11. b

12.a

13.d

14.a

15.b

16.c

17a

18.c

19.c
.
20.A

❼ 如何区别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

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减税、增支进而扩大赤字的方式实现。

稳健财政政策的基本涵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稳健财政政策要配合宏观调控，不给经济带来扩张性的影响。如：针对2003年以来我国部分行业出现的投资过热，中央银行采取了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利率等一系列手段控制银行信贷的过快增长，迄今为止宏观调控已经取得明显效果，但是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并不稳固。为巩固宏观调控的基础，稳健财政政策要适当控制和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和财政赤字的规模，避免给经济带来扩张性的效应。同时，曾在通货紧缩背景下充当宏观调控主角的财政政策，将让位于货币政策，在这一轮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风险的宏观调控中甘当配角。

2、稳健财政政策要突出其结构调整功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一般是总量控制不一样，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宏观调控政策要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因此，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既包括总量控制又包括结构调整。如：2005年我国财政政策的调整，一方面要体现总量适度调整，另一方面又要引导产业结构优化，既要防止经济总体过热，又要切实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稳健财政政策的这种结构调整功能，一般可通过合理的税制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实现。

3、稳健财政政策意味着要抓住财政收入增长加快的有利时机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加大农业税减免力度。我国政府今年已经积极酝酿和推行税制改革、完善操作方案以及积极推进出口退税机制改革。比如，在全国停征农业税，并在部分地区加快进度；今年下半年东北地区若干行业率先实行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在保证出口退税正常需要、确保“不欠新账”之外，还积极采取措施解决历年遗留的出口退税欠款的“老账”问题等。今后一段时间还要加大增值税转型、农业税减免的力度，

逐步进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开征消费税等税制改革项目。

4、稳健财政政策要加强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力度，从支持经济增长转变为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过去我国的财政支出过多注重支持经济增长，而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欠债很多。在稳健的财政政策框架下要调整国债资金使用方向，更多注重财政资金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的投入，加大对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重点转向农村、医疗卫生、教育、环保等方面。要按照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确立我国的公共财政制度，使财政功能由经济建设型转为公共服务型，从而实现社会经济和谐稳定地发展。

❽ 如何理解保险公司的社会和经济功能以及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观念，在党和国家制定的发展战略中得到了突出和强化，并正在成为全社会的重要共识。保险作为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对于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充分认识保险对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有利于拓宽保险发展空间，使保险业在更深层次和更广领域参与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工作中，提升保险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一、保险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保险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水平与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保险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突出体现在保险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促进经济发展
保险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水平要受到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但它的健康稳定发展又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是由其经济补偿和资金融通的功能实现的：
其一是通过风险集散和经济补偿，为经济发展和改革创新保驾护航。表现在：一是帮助受灾企业及时恢复生产，保障社会再生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二是为商业贸易活动转移风险，推动商品的消费和流通；三是为先进生产力提供可靠的风险保障，推动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从而减少因风险因素造成的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发展。
其二是通过对收取保费积聚起来的庞大保险基金进行科学高效的运用，可以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为经济建设提供长期资金的融通渠道，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可以为资本市场培育稳健的机构投资者，改善资本市场的结构，而保险资金所具有的长期性、稳定性和规模性的特点，也使其成为促进资本市场繁荣的最稳健的力量，从而推动金融市场的高效、稳健运行，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支持。
此外，保险业本身作为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产业，在就业、税收等方面都对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它本身的健康稳定发展就是经济金融健康稳定运行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从保险的基本保障职能看，保险通过帮助受灾家庭恢复原有的生活条件；减轻伤、残、病、老、死等事件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对民事赔偿责任造成的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保障受害人的经济利益，减少经济纠纷等方面，能够满足人民多样化的保险保障需求，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高度关联性和不确定性对保险保障提出了更高和更广的要求，要求保险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更高层次、更广层面分担社会管理的职能，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安定。就现阶段而言，保险在社会发展领域中的作用，应当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分担政府社会保障职能，补充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伴随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步伐的加快，以及社会出现的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等趋势，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成为保障人民生活、实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在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政府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障只能定位在分阶段推进的广覆盖、社会化和可持续的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较低水平上。因此，要提升我国社会保障水平，构筑强有力的社会保障网，就必须发挥商业保险的作用加以补充。商业保险作为我国多支柱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本社会保障尚未覆盖的人口群体，如农村人口及大量没有社会保险的城镇人口中，甚至可以作为社会保险的替代工具发挥主导性的保障作用。大力发展商业性养老、健康保险有利于减轻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负担，解除广大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保险业由于自身所具有的产品开发、投资管理、客户服务以及精算、销售等方面的优势，有责任也有能力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是分担社会风险管理的职责，提高社会防灾防损和应对公共危机的有效性。其一，在日常的防灾防损中，保险人作为专业风险管理者，不仅可以为企业提供风险管理经验，而且可以通过承保时的危险调查分析、承保期内的危险检查督促、以保险费率这一价格杠杆调动企业防灾防损积极性等措施，增强整个社会防灾减损的能力，尽可能减少保险赔款的支出和社会财富的损失，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其二，则是构建突发性巨灾危机的防范体系和保障机制。以非典、9.11恐怖袭击、美加大停电等为代表的国家公共安全事件表明，缘于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变异，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灾害事故将呈日益复杂与巨型多样化趋势，已经对人类社会应对突发性巨灾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虽然政府应承担并负责提供有关公众安全的基本保障供给，但政府限于财力，同时又受制于诸多宏观经济目标的约束，投入总是有限。因而，强化现代保险业在这其中的功能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考虑到各种巨灾等危机事件所造成的综合影响，在涉及人身伤害、财产损失、公众责任、第三者责任以及针对意外或突发事件导致的营业中断和利润损失等方面，商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补充，可以提供产品丰富的多种可能的保险保障，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正是由于保险兼具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的功能，保险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研究保险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还必须认识两个问题：
一是要正确认识保险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保险对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则是商业保险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保险业的发展不可能长期脱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一枝独秀。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能为保险业的发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而如果二者发展不协调，在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同时，也会抑制有效的保险需求，影响保险业的正常运营和稳健发展。因此，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与保险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相一致的。保险业的经营目标只有顺应时代、社会发展需要，保险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才能在有效发挥保险功能作用中得到提高和加强，并与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良性互动。
二是保险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虽然主要靠保险业自身的努力，但也受到一些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制约，其中政府决策支持是一个关键因素，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政府能否理顺政策、法制、制度框架，影响到保险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二是基本社会保障的深度、广度是否与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承受能力以及社会、文化、制度沿革相适宜，关系到商业保险发挥作用的空间。由于市场失灵（比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带有外部性），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无法完全凭借市场力量自动形成，政府必须在社会发展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通过完善政策、法制和制度环境、加大对公共领域的投入等措施，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政府介入要有明确清晰的“度”的界定。这是因为政府进行的社会管理具有效率低下的固有缺陷，并且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基本社会保障，由于是和个人对社会贡献无直接关联的“均值化”服务，具有边际效用递减的特点，提供不足固然影响社会稳定，但过度提供则一是增加财政负担，二是挫伤就业积极性，三是对商业保险等市场力量产生挤出效应。因此，政府职能定位是否明确，决策支持是否到位，影响到保险业发挥作用的外部环境和运作空间，最终也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加快保险业发展，充分发挥保险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
从总体上看，我国保险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保险业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养老、医疗、教育、住房、责任等保险产品还不能满足广泛的社会需求，保险还没有渗透到各行各业、社会各个领域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展不足是制约保险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作用的主要因素。因而，必须从服务国民经济全局的高度加快保险业发展，尽快做大做强，才能充分发挥保险业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提升保险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
（一）树立正确发展观。保险业必须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己任，改变多年来走的重规模、轻效益，重保费、轻管理的粗放型发展道路，以及片面追求保费增长速度的指导思想，树立和贯彻“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统一的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切实担负起“促进改革、保障经济、稳定社会、造福人民”的重要使命。
（二）深化改革，实施进取性战略。在我国保险市场全方位开放的条件下，加快国内保险业的改革调整，解决我国保险业体制与结构矛盾；分多层次——国际保险（金融）集团、“专、精、特、新”的专业性保险公司和中介机构以及兼业代理机构等——丰富保险市场主体结构，鼓励公平有序竞争，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开展兼并收购等形式的国际化资本运营，快速增强实力；将市场领域开放、市场体系建设、保险公司制度创新、保险企业国际化竞争能力增强统一起来，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加快创新，为保险作用的充分发挥注入活力。认真研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积极进行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如：探索保险投融资体制创新，充分发挥保险资金融通功能；探索保险风险资产证券化等手段的可行性，在更广范的范围内寻求建立安全基金聚集与危险损失分散化的融资与转移机制；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与金融技术，实现经营方式的差异化与管理方式的精细化，推动保险经营与管理升级；密切关注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的热点问题，开发具有广泛社会需求的保险产品，优化产品结构，满足多层次的保险需求；提高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方式，丰富保险服务的内涵，把服务渗透到保险消费的各个环节，增强核心竞争力。
（四）防范风险，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改革的目标，稳定则是改革与发展的前提。作为转轨过程中的新兴幼稚产业，我国的保险业必须加快发展，才能缩短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应对入世挑战，才能够解决保险业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难，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需要。而要加快发展，就必须改革现有保险市场的宏观制度安排和微观运行机制中的落后因素，为保险业发展扫清障碍。与此同时，保险业长期发展中埋藏了不少风险隐患，并且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新的不确定因素不断涌现，因而在推进改革的同时，必须密切防范和化解风险、维护保险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促进保险业长期健康发展。需要指出的是，维护保险体系的稳定不能以牺牲保险市场的效率和被保险人的利益为代价，也并不意味着不让经营失败的机构退出市场。
为兼顾保险市场的效率与稳定，当前亟需确立两个制度安排：一是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实现科学监管，从最终意义上维护被保险人利益，增强投保人的信心。二是建立市场退出机制。市场退出机制着眼于畅通市场退出渠道、减轻机构退出带来的社会震荡和处置成本、从整体上维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既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促进公司稳健经营，促使投保人审慎选择；又有利于维护保险体系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安定，防止因个别机构经营失败引发区域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五）寻找利益与责任的最佳契合点。利益与责任并不总是一致，有时甚至是矛盾的。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保险业无可推卸的责任，但由于现阶段经营管理基础和风险管控能力薄弱，外部体制、政策、法制、信用环境尚未理顺，以及市场竞争不规范，在某些社会管理功能强、群众迫切需要的险种，如责任险、健康险、汽车贷款履约保证保险、农业保险等业务经营中，必然面临经营风险加大甚至无利可图等难题，出现了保险公司不敢开展或业务量萎缩甚至退出市场等现象，不利于保险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和拓展新业务空间。这种现象的存在固然有客观因素，但保险公司必须充分认识到肩负的社会责任，不能消极等待社会环境、市场环境好转才经营，而要积极作为，变被动为主动，一方面，要加强和有关部门、其他市场经营主体的沟通、协调、合作，共同寻找利益与责任的最佳契合点，在符合相关政策法规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开拓市场、发展业务；另一方面要苦练内功，通过科学设计产品、加强风险管控和提供优质服务出效益，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六）争取政策扶持，理顺外部环境。目前，保险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作用的发挥，受到诸多政策和制度瓶颈的制约，如医疗、养老等体制改革尚不到位，商业保险机构与社保经办机构的利益冲突没有消除；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缺失；法制、信用环境不完善等。从国外经验看，商业保险要在社会保障体系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事业中发挥作用，离不开政策扶持。政府要通过加快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明确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和主体资格；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推进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实行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等措施，为保险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扩展阅读：【保险】怎么买，哪个好，手把手教你避开保险的这些"坑"

❾ 结合我国的实际,谈谈你对财政支出的理解。(要求重点，谢谢)

1994~2005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搭配的演变原因与效果分析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一国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政策工具，两者充分搭配协调才能达到最佳宏观调控效果。本文对我国近十年以来（主要指1994年至2005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演变情况及其原因做了简单的回顾，并对相应搭配产生的效果做了一定的分析。

据有关统计表明，近十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7%。在看似一路平稳递增的经济增长背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三次较大的调整：

时间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1994~1997

适度从紧

适度从紧

1998~2003

积极

稳健

2004~至今

积极淡出

稳健趋紧

“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94~1997）

1、宏观经济背景：

从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1992年至1993年增速分别为42.6％和58.6％，大大超过以往的增长速度。投资需求带动了消费需求，当时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双膨胀，加剧了商品供给的短缺状况，造成1993年至1994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升了13.2％和21.7％，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过快带来的经济过热与严重的通货膨胀，成为社会经济稳定的巨大隐患。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多次出现经济过热现象，为了给经济过热降温，受当时宏观调控经验不足的局限，国家相关部门往往采取“紧缩到底”的政策手段，使经济由过热一下子陷入过冷。这种热与冷的转换，好像是快速行驶中的急刹车，经济过热是消除了，但又面临着如何启动经济的问题。热与冷的骤然交替，造成剧烈的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决策部门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一松就热、一紧就冷”的传统做法，做到既要为经济过热降温，也要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速度，防止经济运行中的大起大落现象再次发生。于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中央适时提出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对过热的经济实施恰如其分的宏观调控，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的经济发展态势。

2、相关措施：

1994-1997年，实行的是“双紧”配合，财政政策方面结合分税制改革，强化了增值税、消费税的调控作用，合理压缩财政支出，并通过发行国债，引导社会资金流向。货币政策方面，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大幅提高存贷款利率，要求银行定期收回乱拆借的资金，使宏观经济在快车道上稳刹车，并最终顺利实现了软着陆。

3、效果分析：

经过三年的努力，1996年终于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经济增长幅度回落到9.6%，通货膨胀率降到6.1%；1997年进一步巩固“软着陆”的成果，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

总体上来看，这次调整由于方向明确，措施得力，在保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下，集中解决了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问题，所以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其突出之点主要有：

第一， 抑制了过旺的需求，有效地治理了通货膨胀。首先是使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受到明显抑制。国家采取了严格控制信贷规模，整顿乱拆借、乱集资等一系列措施，使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逐年回落。其次是财政收入增长较快，财政支出有所控制，财政赤字逐年缩小，全国银行工资性支出的增幅也逐年回降。过旺的总需求得到有效控制。对抑制通货膨胀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第二， 正确判断形势，正确确定宏观调控方向，恰当把握调控力度和调控措施。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和各项措施，都是在科学分析经济运行形势、物价上涨的性质和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确定物价调控目标时，既分析了有利条件，又分析了不利条件；既考虑了降低物价涨幅的需要，又考虑了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在实施调控目标和政策措施的过程中，加强了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多层次、多侧面的跟踪监测、分析，始终保持了清醒头脑。

虽然这次调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不少负效应。

第一，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明确之后，财政改革的方向却出现了分歧，到底是实行建设财政，还是实行公共财政？理论上的彷徨不决，影响了改革的推进；

第二， 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和GDP的比重仍然没有提高，特别是中央财政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没有提高，财政职能被肢解的矛盾仍未解决；

第三， 由于在此次调整中力度实施有些过大，通货膨胀是抑制了，但也为以后国内需求不足埋下了伏笔，致使1997年以后不得不进行又一次的调整。

1998~2003年底 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1、宏观经济背景：

l 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外贸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而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有相当大的比重来之于外贸出口，进而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把宏观政策的定位转为扩大内需方面。

l 国内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使本应再次回升的经济出现了新变化，经济存在振荡衰退、大幅下滑的危险。

l 上次调整的力度过大，虽然通货膨胀得到治理，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调控的惯性下滑，加之外部的冲击，使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幅度降低。

为此国家不得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以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从1998年起,为缓解通货紧缩,保证经济增长,我国实行近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刺激投资、拉动内需；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于防范金融风险,并与财政政策相配合。这样的政策组合在通货紧缩,经济景气度较低的情况下,保证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2、具体措施：

针对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政府实施了以扩大内需确保经济增长目标实现为目的的“双松”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取消贷款限额控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连续5次下调存贷款利率，逐步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等一系列措施；在财政政策方面，大力发行国债；大规模地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政府采购规模和投资力度；大幅度提高职工的工资，开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扩大转移支付；实施财政赤字政策。

3、效果分析：

这次调整是上次调整的继续和深化，力度温和没有造成大的波动：

第一、 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一方面，每年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大量的项目，直接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中央政府每年发行1000亿—15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仅从1998年至2004年7月间，累计发行9100亿元。但财政的这种资本性支出的带动作用更大。在中国，政府资金具有引导效应，比如政府上一个项目，银行就争着给贷款，这种“政府投资、银行跟进”所形成的投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财政政策虽然能直接刺激投资，但往往因为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而使其效果打折扣。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特定的体制原因，中国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是几乎没有“挤出效应”的。

第二、 “积极”的货币政策作用相当微弱。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宏观政策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相关部门看来，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既能防止通货膨胀又能防止通货紧缩的政策，即适中的货币政策。但从事后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是偏松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我们名义上采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在实际操作时违其原意，即货币供应量仍加速增长（积极货币政策的最重要表现），相反，我们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期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加的并不是很快，相比之前20％以上（甚至30％左右）的年增幅，这些年M2的增幅一直稳定在15％以下，是名副其实的“稳健”；但近些年来我国的M2／GDP越来越大，尤其是1998年以后迅速增加，粗略估计当前为2左右，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而且，中国人民银行从1996年以来八次调低利率，其中1998年之后就有五次。 因此，从这些意义上讲，我们的货币政策是“积极”的。而货币政策的作用无外乎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扩大，利率降低，于是居民消费增加，企业投资扩大，但从我国的实践情况来看，这两方面的刺激作用都是不明显的。一方面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量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银行信贷却出现了萎缩，从而大量的资金沉淀在银行中不能转化为投资，即我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最终使“积极”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以致从表面上看，中国已几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在这时再回头看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问题，就非常明显了。由于有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体系中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投资，那么增发国债就成为使这些资金通过购买国债而转化为实际总需求的一部分的途径，国债投资项目的银行配套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因此基本上没有“挤出效应”。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很小的“挤出效应”是在我国特定体制下的扭曲结果。

2004~至今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1、宏观经济背景：

2004年年初，承接上一年发展的良好势头，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但同时信贷规模增长偏快，消费价格指数高位运行，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加大。其主要表现为：央行每月发布的企业商品价格指数（CGPI）在2004年的头四个月比同比上涨了6.3％、7％、8.3％和9.3％；油、电、煤、运全面紧张和基础原材料价格也大幅上涨。狂飙的价格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也反映了上游行业的热度。这主要是由投资膨胀造成的。这年开始的各级领导班子换届，开始了新一轮“政绩工程”的基建投资热潮。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会带来严重后果。由此可见，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基础条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以鼓励投资为主要手段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通货紧缩的态势也在逐渐淡去，宏观财政政策也应相应进行调整。

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财政政策转型的决定，宏观调控由“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过渡到“双稳健”模式。2005年近一年的实践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均为稳中偏紧，总体上配合较为协调。

2、具体措施：

从财政政策来看，2005年财政预算赤字由3198亿元减少到300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由2004年的2.5%减少到2005年的2%；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由1100亿元减少到800亿元，减少了300亿元。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也反映了财政政策的稳健取向。2005年1～6月，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完成16392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14.6%，高于经济增长率5个百分点。此外，财政支出结构也得到进一步优化，2005年1～6月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教育支出分别实现了同比22.6%、21.4%和17%的快速增长；全国实施粮食直补的29个省份安排粮食直补资金预计也会实现13.8%左右的大幅增长。财政政策在总量上向中性回归的过程中着力调整了支出结构。

货币政策总体上也属于稳中偏紧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实行差别准备金制度、提高存贷款利率等灵活多样的货币政策手段来适当控制银行信贷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同时，与产业政策结合，控制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的项目贷款来抑制低水平重复建设。

3、效果分析：

从判断宏观调控效果的两个关键指标GDP和CPI来看，宏观调控政策达到了预期目标，具体如下：

1、 物价水平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下降。由于影响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变动的首要因素是食品价格，随着食品类中粮食价格下降，物价水平有所回落，未来物价上涨的预期也相应降低。而且随着宏观调控的到位，调控政策相继出台，房地产市场总需求下降，非理性繁荣得以遏制。此外，由于政府仍然控制着一些服务性收费价格和基础性产品价格，比如居民生活用水、电、煤气等，考虑市场的社会承受力，2005年调价力度不大，所以，物价水平趋于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下降。

2、 工业产品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钢材品种结构继续优化，电解铝淘汰落后自焙槽生产工艺步伐加快，新型干法水泥产量占全部水泥产量的比重增加，一批大型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进一步做大做强。

3、 三次产业之间不协调的问题开始出现解决的迹象。具体表现为农业基础加强，第三产业保持稳定发展。在几个重点调控领域中，房地产投资增幅明显回落，并呈逐月递减趋势；汽车产量增长速度也开始放缓，回归到较为正常的状态。受其影响，一些相关行业的调控成效明显。

4、 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趋于协调。投资在降温，消费稳中趋活，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上半年比2004年同期提高4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有所改善。能源、交通等薄弱环节继续加强，一些盲目扩张行业投资增速明显减缓，水泥等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钢铁等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铝等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趋于合理。

建议：

近期完善相应宏观调控政策的措施。(1)坚持双稳健的政策操作。要加快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在股市低迷、信贷收缩的背景下，通过企业债券等形式拓宽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的资金融通渠道，满足企业流动性资金的要求。同时财政政策要坚持稳健取向，各地应严格控制财政资金支持的新开工项目。(2)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要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和可控性原则，不失时机地加快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确定人民币的浮动区间时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和依据综合测算，使汇率在一个较小的合理区间内浮动，一方面使投机资本无利可图，改善国际社会的舆论环境；另一方面也防止汇率变动对国民经济、出口和就业造成大的冲击。尔后再根据进出口、经济增长等指标的变动趋势做出动态调整，继续进行出口退税率结构性调整，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型产品在出口商品中所占比重，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3)继续扩大消费需求。要继续推进城市化，扩大城市消费群体；增加就业，加强居民收入预期；加快社保体制改革，稳定家庭开支预期；提高最低工资，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提高中低收入者购买能力；规范和稳定信贷消费；拓宽消费渠道，继续扩大汽车、住房和其他耐用品消费，扩大服务消费需求等。(4)为企业创造有利于增进效益的宏观环境。要采取更多政策措施，为各类行业提供公平合理的税负和融资等外部条件，创造一个机会均等的经营环境，这是长期有效地改进企业效益的外部途径。(5)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加快推进水、电、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改变资源消耗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

❿ 我国近年来主要的财政政策及其效果

摘要财政政策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近年来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不断丰富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式，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正处于新一轮快速增长的上升阶段，经济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客观上需要我们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要求，适时适度调整财政政策的方向和侧重点，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结构和调节收入方面的重要功能作用，不断完善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方式．突出公共财政特征。

一、近几年的财政政策一直具有明显的“积极”特征

从1998～2003年，我国连续6年实行了旨在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是：

1．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近6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8000亿元，按前5年带动比率1：5测算，将拉动形成投资总规模3．5万多亿元。到2002年底累计完成投资2．46万亿元，集中力量建成了一批关系全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基础设施的“瓶颈”约束基本改观，经济结构优化也取得明显成效。

2，注重发挥税收政策的作用，支持扩大国内外需求。从1999年7月1日起减半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2000年开始暂停征收；从1999年7月1日起，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购置国产设备的投资，按40％的比例抵免所得税；连续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使我国出口货物的平均退税率由原来的8％左右提高到15％左右；从1999年11月1日起，对居民存款利息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到2003年底累计组织收入超过1000亿元。这些税收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有利于扩大国内外需求。

3．注重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企业自主投资能力。1999年以来，我国连续三次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标准，还实施了年终一次性奖金制度，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月人均基本工资水平，由1998年的400元提高到2002年的823元，翻了一番。2003年又进一步提高到877元。同时，提高了社会保障水平，1998～2003年中心财政大幅增加对“两个确保”和城市“低保”的投入，共安排资金2620亿元左右。这些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有利于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此外，我国政府还加大治理乱收费、规范分配秩序的力度。1998～2003年，我国政府公布取消不合法和不合理的收费项目1805项，降低469项收费标准，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1400亿元左右。由于收费是一种准税收，减费可以起到与减税等价的效应，同样有利于增强企业自主投资的能力。

4．结合财政体制完善，强化财政政策作用。2003年，中心财政本级收入由1997年的4227亿元增加到11849，5亿元，年均增长18．7％；相应地，中心财政本级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由49．5％上升到54．6％。在此基础上，中心财政不断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中心财政转移支付总额由1997年的2857亿元增加2003年的8687亿元，年均增长20．4％，高于同期中心财政本级收入增幅1．7个百分点，有力地促进了各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5．在财政政策的具体措施设计中，注重发挥与货币政策的协同作用。长期建设国债主要是面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的，国债投资项目也带动了银行的配套贷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银行资金的运营效益。非凡是，1998年通过国家财政发行2700亿元非凡国债，提高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成立四大资产治理公司，剥离了1．4万亿元的银行不良资产，增强了银行抗风险能力，充分发挥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协凋与配合的作用。

二、财政政策运作面临的环境条件和选择

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市场调节必须是基础的、全面的和充分的。政府调节则必须是相机的、适时的和适度的。这也是和实践早已证实的。因此，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一样，都要随着客观条件和作用对象的变化而及时调整与完善。那么，近年来政策运行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1．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1997年下半年以来，亚洲部分国家金融危机和日本经济衰退打乱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正常节奏，使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了低速增长区间。到2001年，占世界经济总量70％的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同时陷入低迷状态，经济增长率分别只有0．3％、0．4％和1．5％；全球经济增长2．4％，全球贸易只增长0．1％。2002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仍然低速运行，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4％、0．2％和0．9％。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局面，加快世界经济增长、防止全球性通货紧缩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和首要任务，为此，近年来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目前政策调控效应正在逐渐显现，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逐步恢复，全球经济呈现复苏趋势。2003年全球经济增长3．2％，全球贸易将增长2．9％，其中美、日、欧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6％、2．0％和0．5％。据有关方面猜测，2004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达到4．1％，其中美、日、欧的经济增长将分别为3．9％、1．4％和1．9％，世界经济正在从低速增长走向整体复苏。

2．国内运行环境有所改善。一是投资需求不足和外贸出口乏力的矛盾明显缓解。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由1997年的8．8％逐年上升到2002年的16．1％，2003年又增长26．7％，是1994年以来的同期最高水平，说明投资需求的持续增长势头仍比较强劲。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2003年外贸出口增势也比较强劲，在2002年增长22．3％的基础上，2003年又增长34．6％，比1998年同期加快29．6个百分点。二是通货紧缩趋势得到初步遏制。自2002年第4季度开始，随着投资需求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经济增速的加快，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开始出现回升趋势。其中，从2001年年初起，居民娱乐文化用品价格就已率先扭转下降趋势，呈现持续上涨的势头；从2002年第4季度开始，居民的居住、食品、医疗保健等消费价格也先后逐步回升。2003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而1998年为－0．8％；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3％，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上涨4．8％，通货紧缩趋势进一步缓解。三是经济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增强。社会投资主体的信心普遍增强，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加快。1998年国有投资和非国有投资分别增长17．4％和10％，而2002年变为7．2％和25．6％，其中非国有投资增幅提高了15．6个百分点。这种趋势在2003年表现更为明显，从投资资金来源看，2003年全年预算内投资比上年下降1．5％；而国内贷款增长39．3％，加快16．9个百分点；外商直接投资增长33．5％，加快13．5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资增长强劲，2002年已占全球第一位，2003年为561亿美元，增长2．1％；自筹资金增长39．7％，加快25．1个百分点。这种变化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1998年上半年GDP增长7％，同比回落2．5个百分点；2002年增长8％，2003年增长9．1％，经济呈现出较快增长的势头。

3．当前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一些需要关注的。1998年以来，投资率逐年上升，由1997年的34．1％逐年提高到2002年的42．2％，2003年达到43％左右，对拉动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持续放高投资率也给经济带来一些负面。一是资源约束矛盾加剧。2003年年初以来，广东、上海、四川、甘肃等17个省区市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电力供给紧张、局部地区拉闸限电的现象，部分地区铁路货运以及石油、棉花、橡胶、有色金属等原材料也出现了供给紧张局面。二是生产能力超过有效需求规模，不仅导致生产能力利用率较低，而且形成了低水平的买方市场。在600多种主要产品供求统计中，供大于求的产品已从1998年上半年的26％上升到2003年同期的85．5％，大多数工业设备利用率在60％以下。三是消费能力相对不足。2002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8．2％，成为“九五”时期以来最低值，比1999年和2000年分别低1．9和2．9个百分点，比国际平均水平低约10～20个百分点。相对投资率讲，当前消费能力仍显不足。2003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1％，比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低17．6个百分点。非凡是，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仍呈扩大趋势，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相对滞后，说明城乡、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之间不协调问题日趋严重。这种情况假如不及时调整，将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4．财政政策继续加大扩张力度的约束条件有所趋紧。从近年来财政赤字和债务指标变化情况来看，财政风险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一是财政赤字率逐年提高。1997年，我国中心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0．7％，2002年达到3．0％。2003年虽略有下降，但仍为2．7％。二是政府显性债务规模逐年扩大。国债余额1997年为6074．5亿元，占GDP比重为8．2％；2002年扩大到18704亿元，占GDP比重上升为17．9％；2003年这一比重预计上升到18．8％。三是政府总债务规模处于较高水平。假如考虑到未列入预算而又实际发生的政府债务和或有债务，2002年，我国政府总债务比列入预算的政府债务规模可能高出一倍以上。四是未来财政收支矛盾仍较突出。随着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深化和体系建设加快，以及老龄人口的增加，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府隐性债务还将不可避免地增加。非凡是考虑到我国政府债务主要由中心政府承担，而且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继续深化改革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很重，我国财政，非凡是中心财政收支矛盾仍将比较突出。

5．根据上述得出的几个基本结论。既要保持一定的财政政策扩张力度，确保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目标实现，又要依据变化了的形势和政策环境条件，对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方向、结构、侧重点进行调整，完善财政政策的有效实现形式，实现财政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一是针对当前投资和出口呈现快速增长、通货紧缩有所缓解的势头，以及财政运行风险加大的态势，有必要适时适度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方向和侧重点，适当压缩建设国债规模。二是鉴于消费需求仍然偏低，财政支持改革的任务较重，以及经济运行中一些深层次的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现实，又有必要在一定时期保持现行财政赤字的规模，并进一步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拉动作用。三是为进一步提高政府宏观调控的效率，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增强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应当加快调整和完善现行税收制度。四是要通过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突出公共财政特征，统筹城乡、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之间的协调发展。
三、调整和完善财政政策的建议

1．做大一个“蛋糕”。做大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这块“蛋糕”，是财政工作全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及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只有“蛋糕”做大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才有坚实的基础，政府宏观调控效率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才有根本保障。为此，今后一个时期财政在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要努力实现财政收入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幅度，不断扩大财政收人的增量，保障党中心、国务院确定的重大战略目标的财力需要。

2．维持两个规模。就是今后几年财政赤字和财政债务仍将维持一定的规模。这主要是因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的任务很重，财政还需要保持一定的赤字规模。同时考虑到我国财政的承受能力和财政风险加大等问题，赤字规模也不宜过大；在目前经济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增强的情况下，赤字规模也没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因此，今后四年财政赤字仍将维持现行规模不变。相应地，财政债务也将继续保持一定的规模，但要注重合理调整债务结构，将债务负担率控制在合理界限内，以有效地防范财政债务风险。同时，维持一定的债务规模，也是协调货币政策、激活市场的客观需要。

3．调整三大存量。一是调减长期建设国债项目资金规模。腾出空间用于支持税制改革，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和投资自主增长能力的提高。同时，要调整优化建设国债项目资金的使用方向和结构，着力解决“五个统筹”的问题。二是调整财政补贴，提高财政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重点是将目前补贴在粮食流通领域里的财政资金，调整为补到生产环节，拿出部分粮食补贴资金用于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同时，要适当压缩国有企业亏损补贴，除对农业、环保等基础行业的企业继续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支持外，应逐年削减或停止一般性企业亏损补贴。三是调整优化一般预算支出结构。突出公共财政特征，有保有压，加大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投入，支持农业、、、卫生等方面的发展。

4．加快四大改革。一是认真落实出口退税机制改革的各项措施。适当降低出口退税率，建立中心和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新机制，结合完善出口退税机制促进外贸体制改革，调整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对以往拖欠的出口退税，由中心财政采取适当办法逐步解决。二是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税前扣除标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三是实施消费型增值税改革。将新增机器设备等生产性固定资产已征增值税款纳入增值税的抵扣范围，维持现行增值税税率水平。四是健全其他相关税收制度。开征房地产税，相应取消相关税费；将外商投资企业纳入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征收范围；合并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开征车船税；适时取消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土地增值税和筵席税。

5．完善五项政策。一是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简化公务员工资结构，实行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适当拉开职务间工资差距，形成与公务员职责、贡献和资历关联度较强的工资增长机制。逐步实行规范化的地区附加津贴制度，并采取切实措施防止不同地区之间附加津贴差距过大，完善非凡岗位津贴制度，逐步理顺各地区和各行业的工资分配关系。二是支持完善保障制度。统筹推进国家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体系改革，逐步解决养老保险转轨成本；完善失业保险制度，依法扩大覆盖面，逐步实现省级统筹；坚持统账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模式，将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由城镇职工扩大到所有城镇居民。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保障工作，因地制宜地推进新型农民合作医疗和贫困农民医疗救助制度的建立。三是支持完善政府投资体制。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界定政府投资范围，财政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国土开发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要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同时，要彻底改变政府对企业投资项目的治理制度，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对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实行同等政策待遇。四是支持和促进事业改革与。认真执行有关对教育投入的规定，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引导社会资源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教育非凡是农村义务教育的倾斜力度。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合理调整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城乡、区域之间的教育资源投入比例，向义务教育倾斜，促进义务教育服务均等化。五是加快解决“三农”问题。继续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步和农村扶贫开发等工作的支持，逐步将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救助、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科技文化等纳入公共财政的覆盖范围。优化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的现有财政资源配置，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认真落实中心关于财政预算内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新增支出主要用于农村的政策，增加国债资金用于农村投资的规模。建立有效的财政支农机制，逐步整合支持农业发展的资金渠道，确保支农资金安全和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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