漯河市工商局张君宪

㈠ 请问这几个字是什么字

张君宪印

㈡ 康有为认为共和制无法实现的原因

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结束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向现代立宪政治转型。在戊戌维新及其后的十数年间，君主立宪被康有为、梁启超等部分社会名流和政治人物视为实现这一政治转型的最佳途径，甚至也得到清廷当局的认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预备立宪。然而这项重要的政治制度改革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也始终停留在“仿行”阶段，并无实质性进展。民国成立之初，君主立宪的论调暂时平息了数年。但随着民初政局的动荡，政争、内讧不断，党派倾轧，国家贫弱依旧，种种不如人意使部分社会、政治人物对共和制产生某种失望心理，于是到了1915年，便又有了君宪说的出现。此时正值袁世凯暗中酝酿复辟帝制并制造舆论之际，君宪说恰逢其时，自然得到袁氏的支持。不过，当时舆论界主张君宪说最有影响的人物如杨度、古德诺之流，倒也并非完全为了迎合袁的政治需要，主要还是出于他们自己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理解。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失败，君宪说从此在中国政界销声匿迹，不过在理论界、思想界却不时依然有其知音。如身为美国政治学学者的古德诺，在其晚年的封笔之作《解析中国》（1927年）一书中，依然坚持君宪是中国政治变革的最佳途径，对于清末君主立宪未能实现颇觉“惋惜”，认为“若非辛亥革命的发生，中国按理说到1917年就可建成具有一定的有限君主制性质的代议政体”。近年学术界一些学者也有类似看法，认为晚清新政是渐进式的现代化变革，如果没有辛亥革命，这条渐进式改革道路是有望引导中国走上现代化正轨的。其中，君主立宪作为一种非暴力革命的政治变革方式，其积极意义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君宪说无疑是受到像英国、日本这类君主立宪国家的成功经验的启发和鼓舞，同时也是鉴于拉美等国实行共和制过程中出现政治动荡、战乱频仍的历史教训。民国初年的政治乱象确实也说明共和政治并不能立马给国家带来和平、稳定和繁荣。
君宪说认为，实行君主立宪的最大好处在于可避免政局动荡，尤其是可避免流血、暴力、战乱等等非理性的政治现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贫弱的大国而言，此类非理性现象将使国家长期陷入恶性循环而得不到稳定和发展。加以近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颇为险恶，更不容长期的政治动荡。那么，君主立宪何以有利于保证政治稳定、理性有序呢？其理由最主要的不外是中国国情，中国有着悠久的君主专制传统，人民的政治素质不高，皇权思想、权威崇拜意识根深蒂固，所以一下子由君主专制变为民主共和必然不能适应，而君主立宪则是最佳的过渡方式。筹安会称:共和国主权全在人民，大权采于国会，“若人民知识不及法美而亦握此无上之权，则必嚣乱纠纷……不能图治，反以滋乱”。杨度说:“欲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中国之所以不能像法、美等国那样以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是因为中国的“人民程度不及法、美”，并以民国初年的政争及二次革命为例，称在共和制下“中国将来竞争大总统之战乱不知已于何时”，“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古德诺也同样认为:“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他说如果当初中国不推翻清朝帝制，则在帝制下逐步发展立宪政治的效果将比现在更好。在他看来，中国实行共和制最大的危险就是权力更替容易引发内乱，内乱往往最终导致最坏的政府形式即军事独裁制的出现，而重建帝制的合理性也仅仅在于帝制可以使这个问题得到更加稳妥的解决。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盖中国如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与夫列强之关系观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
君主立宪作为立宪政治的一种形式，在近现代世界一些国家得到成功的实践，典型者即如英国、北欧、日本等。然而在近代中国，它却终究只是少数人士的政治设想，根本没有实现。不过这并不能说明君主立宪本身的错误，从理论上分析，毕竟君宪说的根本还是要在中国实现立宪政治，君主制不过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手段、形式而已，所以不宜将君宪说简单地等同于维护封建专制。比如1915年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时，梁启超就明确表示，只要政体是立宪政治，国体为君主还是共和并不重要，所以在清末君主制存在时自己主张君主立宪，而在民国共和国体已经建立数年之际则主张共和（民主）立宪，总之没有必要在国体问题上折腾。这种看法应当说是比较理智、公允的。如果我们肯定立宪政治是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正当方向，那么，需要拷问的就不是君主立宪是否应当，而是君主立宪是否可能。

㈢ 筹安会的成立

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孙、李、胡、刘4人都曾参加过同盟会，是名噪一时的革命党。杨度用了许多手段把严复列为发起人，使袁世凯”极为欢悦”。8月23日，由杨度亲自起草的筹安会宣言公开发表，筹安会宣布正式成立。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刘、李、胡4人为理事。
民国4年8月上旬，袁的美国顾问古德诺要回国时，袁授意他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并命法制局参事林步随译成中文，送交《亚细亚报》发表，这好像是帝制的先鞭。
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联名通电全国，发表筹组筹安会宣言。 曾通电各省军民两长及各政治团体派代表来京讨论国体问题。6天后宣布各省代表“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废民主而立君主”。9月1日，组织各省旅京人士以“公民请愿团”的名义，向参政院请愿，并为各“请愿团”代拟要求变更国体的请愿书。由于筹安会鼓吹帝制，罪恶昭著，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时人曾指斥他们“乱政灭国”，要求将其“明正法典”。1916年7月讨袁护国战争后，“六君子”以帝制祸首罪，或被通缉，或避居家中。1918年3月获特赦。
筹安会虽然通知会员说：“本会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
然而在会员填写入会书后，发现筹安会并不是个研究机构而是一个行动机构，它的行动就是“劝进”，对于志愿参加入会的人来说，巴不得这是个“从龙”机会，所以当筹安会把投票纸分别发给各省代表，请他们在纸上填写“君宪”或“共和”时，大家当然一致填写君宪了。 筹安会成立之后，原定计划是组织各省代表前来北京，向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请愿，要求变更国体，但因为参政院要在9月1日开会，各省代表来不及全体赶到北京，因此只好改由各省旅京人士组织“公民团”分途向参政院请愿。所有请愿书均由筹安会代拟。
9月1日参政院开会时，便有所谓山东、江苏、甘肃、云南、广西、湖南、新疆、绥远等省区代表，纷纷呈递请愿书。筹安会自成立到组织请愿团，前后不到10天，袁一生中所玩的政治把戏，这一幕是最拙劣而幼稚的了。
9月6日，袁派政事堂左丞参杨士琦出席参政院，代表他发表对于变更国体的宣言如下：“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居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地位，四年于兹矣！忧患纷乘，战兢日深，自维衰朽，时虞陨越，深望接替有人，遂我初服；但既在现居之地位，即有救国救民之责，始终贯彻，无可委卸，而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然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且代行立法院为独立机关，向不受外界之牵掣，本大总统固不当向国民有所主张，亦不当向立法机关有所表示。惟改革国体于行政上有绝大之关系，本大总统为行政首领，亦何敢畏避嫌疑，缄默不言！以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至国民请愿，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且民国宪法正在起草，如衡量国情，详晰讨论，亦当有适用之良规，请贵代行立法院诸君子深注意焉！”
这是一篇半推半就的妙文，袁明白表示如果全国人民硬要强迎他做皇帝，他便只能服从民意而不便有所反对，因此他授意参政院另献制造民意的文策。
筹安会的成立，虽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过这个机构本是一个研究国体的机构，所以除了国体论战而外，反对的人也是循法律途径，希望政府解散这个团体，没有其他的实际行动。
最有趣的，是杨度的老师王闿运，他辞去国史馆长回湖南老乡，杨度觉得自己这一杰作如果没有老师捧场，似乎美中不足，因此发生了以下的一幕。
4年12月15日，王闿运由衡州来电去：“大总统钧鉴：共和病国，烈于虎狼，纲纪荡然，国亡无日。近闻伏阙上书劝进者不啻万余人，窃谓汉语有云：代汉者当途高。汉谓汉族，当途高即今之元首也。又明谶云：终有异人自楚归，项城即楚故邑也。其应在公，历数如此，人事如彼，当决不决，危于积薪。伏愿速定大计，默运渊衷，勿诿过于邦交，勿怀情于偏论，勿蹈匹夫遹守之节，勿失兆民归命之诚，使衰年余生，重睹开日，闿运幸甚！天下幸甚！闿运叩。删。”袁即日复电云：“衡州王馆长鉴：删电悉。比者国民厌弃共和，主张君宪，并以国事之重付诸藐躬，夙夜彷徨，罔知所届。外顾国势之棘，内懔责任之严，勉徇从请，力肩大局，春冰虎尾，益用兢兢。当冀老成硕望，密抒良谟，匡予不逮。世凯。”各省的劝进电都没有得到袁的复电，只王闿运一电有复，趋炎附势之徒惊为异数。其实据说这封劝进电是假的，因为王闿运已届八十有五高龄，自不会缘木求鱼。实在是被他的得意门生杨度偷奸一次。筹安会成立先后只有两个月，开始时轰轰烈烈，趋炎附势之流争相攀附，迨梁士诒的请愿联合会出现后，筹安会声势大减，于是改名为宪政协进会，并发通电宣告筹安会结束，电云：“筹安会之设立，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今国体问题，已待决于国民代表大会，以全国民情向背论之，吾人所希望之君主国体，当能得多数国民之同意。惟吾人前此宣言，非立宪不能救国，非君主不能立宪，是所希望者，在君主国体，并在立宪政体。盖国体必为君主，始有一定之元首；政体必为立宪，始有一定之法制。无一定之元首，何以拨乱？无一定之法制，何以致治？今者国体之解决匪遥，政体之研究愈重，允宜乘此时机，加以讨论，务求国体解决之后，宪政即随而发生，得以速底于成，庶几一国国是，从兹大定。然宪政端绪，至为繁复，外观世界，内审国情，自宜早事研讨，以供上下之采择。今据会员多数之同意，决定将筹安会名义改为宪政协进会，所有本会中组织及一切职员，并各处加入讨论之代表，概仍其旧。特此宣布，邦人诸友，幸共图之！宪政协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