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源创造

Ⅰ 企业组织创新的中国类型

在中国现阶段经济改革过度时期，企业组织创新可划分为三种模式：战略先导型组织创新模式、技术诱导型组织创新模式、市场压力型组织创新模式。
1、战略先导型组织创新模式
从创新的动力源看，战略先导型组织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企业战略导向的变化。在企业高层管理者对内外环境变化的预见或快速反应的驱动下，企业首先将企业家的智力和时间资源以及相应的物质和组织资源集中投入到企业战略的变革上，分析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确立组织视野、明确目标规划、调整产品结构，实现战略创新。在此基础上，一方面转变观念、形成新规范、调整人际关系，进行文化创新；另一方面，则着眼于重新配置企业责权结构，使结构创新适应战略创新和文化创新的需要。
战略先导型组织创新的本质在于，由企业战略创新启动，文化创新、结构创新同步进行，从而实现企业战略创新、文化创新和结构创新的动态匹配。正是这三类创新的协同匹配，使战略先导型组织创新表现出带有企业内源性根本组织创新的特点。战略先导型组织创新模式的实现除了要求企业家具有战略眼光和超前决策能力外，还要求企业必须在快速发展的产业环境中，具有充分的成长空间，并能够有效利用各种信息源，尤其善于创造性学习借鉴外部组织创新的经验，以尽量减少创新成本。
2、技术诱导型组织创新模式
从创新的动力源看，技术诱导型组织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企业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企业带有根本性的产品创新导致的产品结构的变化。由于产品结构的变化，企业的部门设置、资源配置及责权结构都要有相应的调整，从而引发结构创新。在结构创新的基础上，企业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会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完成渐进的文化创新。结构和文化的逐渐变化又会进一步诱致企业战略创新。因而，技术诱导型组织创新总是表现为由结构创新到文化创新，再到战略创新的逻辑顺序。
技术诱导型组织创新的最大特点是源自企业内部产品结构的变化，并由此引起的结构和文化调整也是逐渐进行的，一般不至于导致企业组织在短期内的整体变化，因而，技术诱导型组织创新属于企业内源性的渐进组织创新。技术诱导型组织创新是企业中常见的组织创新类型，尤其是对于那些正由单一品种生产向多元经营转化的企业来说，适应新产品生产经营的需要，就要进行相应地组织创新。应该注意的是，这种类型的创新应该首先从开发、生产和销售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条件的角度，考察新产品与企业原有产品之间的关系，以避免机构重叠和资源浪费；其次，结构创新和文化创新应该保持连贯性和循序渐进性，以避免打破企业原有的平衡；第三，一旦结构创新和文化创新得以实现，应适时进行战略调整，使企业战略真正转换到多品种生产经营上来。
3、市场压力型组织创新模式
从创新的动力源看，市场压力型组织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市场竞争压力。市场竞争压力迫使企业求生存、谋发展，努力通过战略创新、文化创新和结构创新来保持和提高企业核心能力，靠持续的技术创新赢得竞争优势。对于中国大多数企业来说，市场压力型组织创新更多地表现为由文化创新启动，进而诱发大规模战略创新，最终以反复的结构创新来实现企业组织创新的逻辑顺序。
市场压力型组织创新属于企业外源性创新，但它既可能是渐进的，又可能是根本性的，这要视企业具体的内部和外部环境而定。由于中国大多数企业的战略、结构和文化都急需重组，因而，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市场压力型组织创新多表现为从文化创新开始的企业根本性创新。而这种转轨或过渡一旦完成，市场压力型组织创新将主要表现为渐进性创新，而且将成为企业日常占主导地位的创新类型。
一般来说，表现为企业根本性创新的市场压力型组织创新，要求企业首先要有转变观念的内在需要，最高管理层和基层员工都要意识到竞争的压力；其次，要有进行根本性战略创新的勇气，适应市场的需要重新配置企业资源；第三，要熟悉市场变化、明确竞争来源、及时准确地把握各种内外部创新源的变化，尤其要善于学习外部组织成功创新的经验，以尽量降低创新成本。

Ⅱ GDP和NDP的差别是什么 间接税直接税还是什么

一、GDP与GNP的不同点从强调的重点、原则和值的大小这三点来看。

1、从两者强调的重点看区别

GDP强调的是创造的增加值。

NDP所强调的是获得的原始收入。

2、从原则看区别

GDP用的是国土原则计算，只要是在本国或本地区范围内生产或创造的价值，无论是外国人或是本国人创造的价值，均计入本国或本地区的GDP。

NDP用的是国民原则计算，只要是本国或本地区居民，无论本人在本国或本地区内，还是在外国或外地区所生产或创造的价值，均计入本国或本地区的GNP。

3、从值的大小看区别

GDP生产总值是NDP加上本折旧，所以值相对大。

NDP等于GDP减掉资本折旧，所以值相比会小些。

二、国内生产净值=国民收入+间接税

(2)内源创造扩展阅读:

最终产品价值并未扣去资本设备消耗的价值，如把消耗的资本设备价值扣除了，就得到净增价值，即从GDP中扣除资本折旧，就得NDP。

净投资是总投资中扣除了资本消耗或者说重置投资部分。例如，某企业某年购置10台机器，其中2台用来更换报废的旧机器，则总投资10台机器，净投资为8台机器。

国内生产净值的重大意义

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角度来看，NDP的价值要远远大于GDP，也即衡量一国经济总量用国内生产净值指标要比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优越的多。

GDP是衡量一定时期一国范围内生产的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是一个地域概念，但NDP考虑到了“消耗”或者说“折旧”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因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经济概念。

也是一个国民概念——它真正诠释了生产、增长及总价值与消耗、效率、净价值之间的关系。

对于追求GDP高增长率的今天而言，NDP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它促使人们在追求表面经济高增长率的同时。

更为深入的思考经济高增长率所同时带来的浪费、环境牺牲等长期问题，对于政府及各经济单位改进经济政策、企业发展理念有着极其深厚的意义！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核算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综合性统计指标，也是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核心指标，它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

GDP并不适合衡量一个地区或城市的经济状况，因为每个城市的生产总值上缴上级或国家的量都不同，所以在每个城市留下的财富就不一样。[1]

2019年11月2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国家统计局关于修订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的公告》。修订后主要结果为：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919281亿元，比初步核算数增加18972亿元，增幅为2.1%。

修订后的第一产业增加值为64745亿元，比重为7.0%；第二产业增加值为364835亿元，比重为39.7%；第三产业增加值为489701亿元，比重为53.3%。

Ⅲ 十五大报告对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先进性 体现时代的特点 提出的要求

要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带头执行党和国家现阶段的各项政策。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在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Ⅳ 概括康德对启蒙的认识

“启蒙”是个有着多种含义的词，狭义的启蒙通常是指从 17 世纪洛克开始，在 18 世纪康德、黑格尔达到顶峰的“启蒙运动”。而近代启蒙运动的核心则是弘扬理性、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与蒙昧，强调 “人” 的崇高地位。在这一时期，一批知识界精英表现出对理性力量的最大信任，力图对欧洲的制度和信仰做出理性分析。康德称启蒙运动为“让光明照亮人类思想的黑暗角落”、驱除无知和迷信的运动。在这里，康德道出了启蒙运动的一个核心方面，即强调个人应该独立地进行理性思维，而不依附于任何学派、教会和学院权威。
启蒙哲学家们表达了对科学和理性的信仰，他们拥护人道主义，为宗教自由、思想自由和人身自由而斗争。他们强调个人的潜在价值，坚信个人能够通过理性之光完善自身和社会。蒙哲学家将这些价值观念同非宗教倾向和对人类进步的信仰结合起来，为现代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可以肯定地说，“启蒙运动是任何一个摆脱封建生活方式的国家在其文化发展中所经的一个阶段”。
从最广博的意义上讲，启蒙的历程即是人从动物界不断提升的过程，是文明战胜“蛮的思想历程。因此，启蒙是一个随着“历史的视界”的拓展而需要不断解读的主题。所以，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自近代以来，人失却单一的原始含义， 不再是人类知识提出的最古老的问题，人分裂为语言、 经济、 生物的存在， 成为科学知识的对象，成为理性的奴隶和近代文明的异化物。譬如法国思想家福柯一生所做的努力实际上是在向西方理性与科学的不可一世的统治宣战。
如果说，在近代，启蒙是社会精英分子对广大民众的教化，而在今天，启蒙就有了自我唤醒、凸显个人独特性的新的内涵。启蒙的意义就在于重新审视和反思那些被压抑、被隐没的问题，去除权威话语和谎言对于人的蒙蔽和欺骗。不断地去蔽，不断地求得内心的敞于澄明，这正是从个人的意义上说的启蒙之含义。
启蒙所照亮的教育当是对各种形式的霸权的消解要要 要对理性霸权、 科学霸权、知识霸权、话语霸权的消解。知识不再是对人体经验的强暴性的压抑力量， 而成为一种解放人的力量。
当教育不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批判地审视我们与真理的关系、叩问我们现实存在的境况，并审慎地规划我们行动的方向时，教育便获得了启蒙的意义， 并真正有助于具有完整人性的人的生成。
当我们的教育中不再有占统治地位的哲学，不再为流行的时尚所污染，不再有强求一律的评价标准，教育具有自己独特的品格和不断更新的内源性动力时， 教育与蒙才有可能真正联手去创造理想的人生和理想的社会。

Ⅳ 内源融资的企业

顾名思义，融资能力是指企业信誉如何，付息还本能力如何，有没有投资前景良好的开发项目，企业是否具有资金管理营运的人才和机制等。融资动机涉及到企业是否有必要扩充资金来源以及新资金将用来干什么。企业融资动机不纯，不仅无益于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圈钱”后的 “呆账坏账”，将直接破坏发育中的资本市场游戏规则。转轨期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在创造骄人业绩的同时，应清醒地认识到，与大企业相比，企业还存在颇大的差距。企业靠一时的包装和“整容”，或许能引来一部分资金，但路遥知“企业”力，日久见“企业家”心，真正能成为资本市场宠儿的是那些能在产品市场、技术创新和企业信用等方面都有良好表现的家族企业。

Ⅵ 写出组合创造法中的三种主要模式，并举例说明。

组 合 法

组合创新是很重要的创新方法。有一部分创造学研究者甚至认为，所谓创新就是人们认为不能组合在一起的东西组合到一起。日本创造学家菊池诚博士说过：“我认为搞发明有两条路，第一条是全新的发现，第二条是把已知其原理的事实进行组合。”近年来也有人曾经预言，“组合”代表着技术发展的趋势。

总的来说，组合是任意的，各种各样的事物要素都可以进行组合。例如，不同的功能或目的可以进行组合；不同的组织或系统可以进行组合；不同的机构或结构可以进行组合；不同的物品可以进行组合；不同的材料可以进行组合；不同的技术或原理可以进行组合。不同的方法或步骤可以进行组合；不同的颜色、形状、声音或味道可以进行组合；不同的状态可以进行组合；不同领域不同性能的东西也可以进行组合；两种事物可以进行组合。多种事物也可以进行组合。可以是简单的联合、结合或混合，也可以是综合或化合等。

一、成对组合

成对组合是组合法中最基本的类型，它是将两种不同的技术因素组合在一起的发明方法。依组合的因素不同，可分成材料组合、用品组合、机器组合、技术原理组合等多种形式。如材料组合，一般是对现有的原料不满意或希望它能满足某种要求，与另一种不同性能的材料组合起来，从而获得新材料，例如诺贝尔为了使稍一震动就爆炸的液体硝化甘油做成固体易运输的炸药，将硝化甘油和硅藻土混在一起；用品或机器组合常将两个用品组合成一个用品，使之具有两个用品的功能，使用方便，如保温杯，带电子表的圆珠笔，带收音机的应急灯，有起罐头功能的水果刀等，这种用品组合一般是以一种用品的形式和功能为主，将另一种用品巧妙地置于该用品的形体之内，使之不仅增加功能，同时又给人以新颖、华贵的感觉，机器的组合常是把完成一项工作同时需要的两种机器或完成前后相接的两道工序的两台设备结合在一起，以便减少设备的数量、提高效率。它比用品组合复杂的多，如某厂用灰浆搅拌机拌灰浆时需加入麻刀，由于麻刀成团，需预先抽打疏松后方能加入搅拌机。为使灰浆与麻刀搅拌均匀且节省人力，他们把弹棉机的有关机构与搅拌机结合，先弹开麻刀，再用风力吹人搅拌机，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而技术原理组合的例子就更多了，如将金属0 昿貣A和B按各种不同的比例混合，当达到某一比例时，其熔融点比A与B各种金属的熔融点都低，这就是所谓低共熔结晶现象，此种现象是金属学的人门知识。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焊锡便是利用铅和锡的低共熔现象。铅和锡的熔点分别为327℃和232℃，然而铅和锡混合后却生成了熔点为183℃的合金（即焊锡）等；还有的组合是以某一特定对象为主体，通过置换或插入其他技术导致发明或革新的方法，如在音响设备上加上麦克风的功能出现了卡拉OK机，彩电设备中加上录放装置产生了录像机，洗衣机中插入了甩干装置，出现了全自动漂洗与甩干的功能等，也有人把这种组合叫做内插式组合。

以上各种成对组合，若把对象增加也能形成更多的组合创造。

二、辐射组合

辐射组合是以一种新技术或令人感兴趣的技术为中心，同多方面的传统技术结合起来，形成技术辐射，从而导致多种技术创新的发明创造方法。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把新技术或令人感兴趣的技术进一步的开发应用；这也是新技术推广的一个普遍规律。现以人造卫星这种新技术为例，看它所引起的辐射组合。如图6－2所示，人造卫星技术成功以后，它与各种学科的辐射组合，发展了卫星电视转播、卫星通讯转播。卫星气象预报、卫星导航、全世界的时间标准、生物进化科学，以及对月、行星、恒星等宇宙研究的各技术等。

这种辐射组合的中心点是新技术，若把这个中心点改为一项具有明显优点，具有人们所喜爱的特征，也可以考虑用辐射组合来开发产品。例如闪光技术，小电机等也有许多辐射组合的新产品。以家用电器为例，由于电进人家庭，由电的辐射组合，现已发展了众多的家用电器，如电视机、电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空调机、电炉、电饭堡、洗碗机、电热毯、抽油烟机、电烤箱、电取暖器、电子游戏机、电吹风等等。此外，还有一种类似辐射组合的方法，即某事物寻求改进或创新，把此事物做为中心点，与一些与改进事物毫不相干的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强行组合，形式上与辐射组合相似，这种组合大多数可能是无意义的、荒唐的，但往往也可以从中找到有价值的方案。可以对于这种组合有人又叫它为焦点组合法。该法实质上是焦点法和强制联想法的结合。

三、形态分析组合

形态分析组合也称形态分析法，是瑞典天文物理学家卜茨维基于1942年提出的，它的基本理论是：一个事物的新颖程度与相关程度成反比，事物（观念、要素）越不相关，创造性程度越高，即易产生更新的事物。该法的做法是：将发明课题分解为若干相互独立的基本因素，找出实现每个因素功能所要求的可能的技术手段或形态，然后加以排列组合得到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案，最后筛选出最优方案。

例如，要设计一种火车站运货的机动车，根据对此车的功能要求和现有的技术条件，可以把问题分解为驱动方式、制动方式和轮子数量三个基本因素。对每个因素列出几种可能的形态。如，驱动方式有柴油机、蓄电池，制动方式有电磁制动、脚踏制动、手控制动，轮子数量有三轮、四轮、六轮、则组合后得到的总方案数为2×3×3＝18种。然后筛选出可行方案或最佳方案。

形态分析组合的一般步骤

（1）确定发明对象：准确表述所要解决的课题，包括该课题所要达到的目的及属于何类技术系统等。

（2）基本因素分析：即确定发明对象的主要组成部分（基本因素），编制形态特征表。确定的基本因素在功能上应是相对独立的，在数量上应以3?个为宜，数量大小，会使系统过大，使下步工作难度增加，数量大多，组合时过于繁杂很不方便。

（3）形态分析：要揭示每一形态特征的可能变量（技术手段），应充分发挥横向思维能力，尽可能列出无论是本专业领域的还是其他专业领域的所有具有这种功能特征的各种技术手段。在形式上，为便于分析和进行下一步的组合，往往采取列矩阵表的形式，一般表格为二维的，每个因素的每个具体形态用符号Pj表示，其中j代表因素，j代表具体形态。对较复杂的课题，也可用多维空间模式的形态矩阵。

（4）形态组合：根据对发明对象的总体功能要求，分别把各因素的各形态一一加以排列组合，以获得所有可能的组合设想。

（5）评价选择最合理的具体方案：选出少数较好的设想后，通过进一步具体化，最后选出最佳方案。

由于所得方案是在各种方案中选出的，因此形态分析组合的特点是具有全解系性质。

另一特点是具有形式化性质，它需要的主要不是发明者的直觉和想象，而是依靠发明者认真、细致、严谨的工作及精通与发明课题有关的专门知识。第三个特点是该法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它不仅运用于发明创造，而且也适用于管理决策，科学研究等方面，从而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该法的发明者F·茨维基利用形态分析组合法解决了一系列重大技术问题，其中设计新功能喷气发动机是他的最大成就，也是形态分析组合法达到的高峰。下面将此例介绍如下，其一般步骤为：

（1）确定发明对象：设计新功能喷气发动机。
（2）基本因素分析：选择了11项形态特征：

P1——燃料来源（化学媒介体）；
P2——牵引力产生方式；
P3——牵引力调节类型；
P4——牵引力调节方式，
P10——动作状态，
P11——燃料性质。

（3）形态分析：将每一形态特征的可能变量，用矩阵表的形式列出： P11P21——内部、外部化学媒介物；
P12P22——内源、外源牵引力；
P13P23P33——自身调节、外力调节、无调节；
P14P24——内部、外部调节；
P16P26P36P46——化学能转换为机械能的四种方式；
P17P27P37P47——发动机在无空气的空间、空中、水中、地下四种做功的能力；
P18P28P38P48——推进运动、旋转运动、振动运动或局部无运动；
P19P29P39 ——气体燃料、固体燃料、液体燃料；
P110P210——连续动作或非连续动作；
P111 P211——自然燃料、引燃料。

（4）形态组合：选每种基本因素中的可能变量组合。如
P11P12P13P14P15P16P17P18P19 P110P111
共有方案数
N=2×2×3×2×2×4×4×4×3×2×2=36864

（5）评价选择最合理的具体方案：在36864种方案中评价筛选，最后选定的最佳解决方案是组合而成。

Ⅶ 地球上为什么会有水

关于水的起源的认识仍存在很大的分歧,目前在约有32种关于水的形成的学说。这里简述几种主要学说。一种学说认为在地球形成之前的初始物质中存在一种H2O分子的原始星云，类似于现在平均含水0.5%的陨石，地球形成后降到地球上，从而使地球上有了水。
另一种学说认为在地球形成后才有形成水的原始元素（氢和氧）。氢与氧在适宜的条件下化合。生成羟（OH）。羟基再经过复杂的变化，形成水（H2O）。
荷兰的天文学家奥特认为，地球上的主要来源是我们这颗行星的内部的岩石圈的上地幔。岩石圈的物质一半是由硅组成，其中硅酸盐和水分。这些岩石在一定的温度和适宜的条件下（如火山爆发）脱水，从而形成了地球的水。美国学者肯尼迪等认为岩石在熔化中完全混合时，含有硅酸盐75%，含水25%。在地球形成初期，火山爆发频繁，从而加快了地球水的形成。由于地球内部的高温，地球的水还在增加。在研究中，有资料表明，大洋面近1000年内上升了1.3m。不过近几十年海洋水面快速升高可能主要由于全球气候变暖造成。
地球上生命的起源与水的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如果没有水，那么这个星球上不可能有今天人类的生命和其他一切生物的存在。在所有的生命体中，含水量最大的生物算是人类自己。

Ⅷ 中共十五大的历史意义

历史意义如下：

1、党的十五大站在时代的高度，指出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民族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始的新的革命。

2、十五大报告首次使用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并把这一理论作为指引党继续前进的旗帜。报告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

3、十五大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提出了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纲领。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4、十五大确定了我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部署，并对21世纪的发展作了展望。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

(8)内源创造扩展阅读：

中共十五大的主题：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李鹏同志主持了大会开幕式。江泽民同志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该报告共分10部分：一、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展望；二、过去五年的工作；三、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

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指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江泽民在报告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还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作了论述。他指出，这些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Ⅸ 中国古代的教育模式是什么90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拥有 3 000多年的太学史，曾经一度是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但是中国近代意义的高等教育只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是典型的“后发外生型”，这种教育的现代化并不是直接由传统教育的内部需求自然演变而来的，而是在外力的压迫下强行生成的。中国高等教育源于西方近代的“大学制度”。伴随着19世纪末西方大学制度的传入，以及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开始，中国高等教育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也就开始了自己漫长而曲折的近代化征程。近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高等教育近代化也一样。中国高等教育，从清末到民国结束，在半个多世纪里，经过一代代学人和政治家的努力，已基本上完成了高等教育“内容层面”和“制度层面”的近代化，但“理念层面”的近代化却相对较少引起人们的注意，更少有专门而系统的论述。事实上，理念层面作为大学发展中的“灵魂层面”，其近代化的实现对大学的发展尤为重要。原因在于：其一，就学理而言，一国高等教育理念近代化的完成与否，标志着该国整个高等教育近代化是否最终完成；其二，就大学发展的实践而言，理念的近代化是大学发展中的一个不可超越的阶段，只有完全实现了内容、制度、理念各个层面的近代化，大学才能得到根本性的发展，这一点已为各国大学发展的事实所证明。中国要实现繁荣富强的梦想，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中国的高等教育要想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也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之路。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处理好传统与移植的关系，使移植的现代化根植于广阔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之中。这一过程将是极其复杂和漫长的。

一、高等教育近代化的要义

今天重提中国高等教育理念的近代化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意义。从历史意义上讲，中国高等教育只有最终完成了理念层面的近代化才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最终完成。从现实意义上讲，中国高等教育理念近代化的完成，是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根本途径所在。因为中国目前所采用的高等教育制度是西方的“大学”，而其理念却不是西方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这样一来，中国大学的进一步发展就受到了天然的限制。借用文化上“体”与“用”两个范畴，可以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性困境在于“体用不合”，改革的出路便在于通过理念的近代化最终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体用不二”。

“近代化”在西文原意中是一个含义比较固定的概念，它有着具体的时限，所以，在西文文本中会有“前近代”与“后近代”之说。而在中文语境下，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近代化在通常意义上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社会发展的宏观层面上，它可以泛指社会从一种低级形态向另一种有着质的区别的社会形态的过渡。在这种意义上，人类社会已完成了一次近代化，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正在向另一次近代化迈进，即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我们从这种定义出发，世界高等教育也经历了两次近代化，即从中世纪大学向近代大学的转变，以及从近代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变。

中国高等教育是整个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产物。它萌生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革的清朝末年，而在民国以后获得迅速发展。可以说，中国高等教育所直接起源的是西方的“大学制度”，而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书院和科举。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高等教育“近代化”将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展开。具体表现在：其一，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作为对传统高等教育的一种背离，其所继承与发展的是西方近代的大学制度，要想使这种外来的大学制度在中国获得很好的发展，近代化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过程；其三，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形式的阴影一直存在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只有经历近代化才能在中国建立起比较“纯粹”的高等教育形式。自清末至今，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在这不平凡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与世界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总进程相比，有起点高、起步迟、过程曲折的特点。说其起点高是因为中国高等教育没有经历中世纪大学向近代大学的过渡，而是直接以近代大学为发展基点；说其起步迟是因为中国引入西方近代大学之时，西方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已完成了从近代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变；说其过程曲折是因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是在清末、民国社会极为动荡时期完成的。

二、中外近代高等教育演变的比较

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是比较典型的“后发外生型”，即起步较晚、且由外来因素所诱发。因此，对西方高等教育的借鉴、模仿、融合所导致的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就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特点。

1．近代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渐变与突变

从世界范围内看，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渐变与突变。在总体上，欧美国家（除法国以外）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基本上是渐进的，几乎不存在明显的“飞跃”。而在中国、俄国和日本等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则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飞跃”。从这个意义上讲，渐变是发达国家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模式，而突变则是后发展国家近代高等教育演进的主要特点。

欧美国家近代高等教育（特别是近代大学教育）的发展是以中世纪大学为其历史基础的。尽管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乃至全部高等教育与中世纪大学在一些基本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近代的大学教育并不是在摧毁中世纪大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事实上，在长达几百年的发展进程中，中世纪大学的一系列制度不但没有被抛弃，反而在近代大学以至整个高等教育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中世纪大学的学院体制、学位制度，都成为近代大学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中世纪大学的一些实质性的要素也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被废弃，仍继续作为近代大学的重要精神财富而得到发扬光大。例如，中世纪大学所具有的自治权、大学内部在学术上自由平等的风气等。简言之，欧美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中世纪大学不断进行变革、更新和改造的过程。欧美近代高等教育应当被认为是中世纪大学或者说是西方高等教育传统的逻辑产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欧美近代高等教育只是传统的自然延续，也不意味着欧美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量变过程。

与欧美国家显著不同的是，以中国、俄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后发展国家在其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主要采取了突变的发展模式。这些国家之所以比先发展国家更为迅速地达到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目标，采用突变的发展模式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后发展国家的突变模式，主要包括两重含义。第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乃至整个高等教育，并不是这些国家传统高等教育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些国家在近代先后建立起来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高等教育制度，并不是本土文化和教育演进的产物。在这些国家中，高等教育的传统形态与近代模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换言之，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中存在着明显的断层，高等教育的古代史与近代史之间有一条明显的界线。这条界线不仅阻挡了古代高等教育向近代的延伸，而且也限制着近代高等教育向古代接受传统的遗产。第二，中国等后发展国家的近代高等教育无论是在基本的制度方面，还是具体的方法上，大多是移植的结果，因而仿佛都是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缺少、事实上也不存在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欧美国家经过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过程才形成的高等教育制度，在后发展国家则成了一个“新生儿”。

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看，这种突变的情形是异常清晰的。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高等教育机构。经过几千年的演进，到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已经完全发育成熟了。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却基本上与传统的高等教育没有直接的联系。无论是洋务学堂，还是大学堂，都未与原有的太学、国子监、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发生实质性的关系。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是学习西方、借鉴西方高等教育的产物。由于这个原因，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到近代初期似乎发生了中断，而以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为标志，这个历史过程仿佛突然改变了原有的行进方向，并且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向前伸展。

无论是渐变模式还是突变模式，都是近代高等教育演变历史中出现的具有某种普遍性、甚至必然性的发展模式。它们分别产生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各自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决不能对这两种模式进行价值评判，也难以对它们区分优劣高下。应当说，这两种模式是不同社会发展模式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必然反映，既不能要求后发展国家重新经历先发展国家花费几百年时间走过的道路，也难以设想先发展国家能以后发展国家那样的速度进行探索。不同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并不完全是人为选择的结果，而是国际政治环境、国内政治形势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发展策略等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2．近代高等教育演变的内源与外源

所谓内源发展，是指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内部，来自于该国本身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教育发展所产生的客观需要。所谓外源发展，是指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外部，来源于其他国家对该国所施加的某种压力。从总体上讲，欧美国家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本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客观需要，而俄国、日本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则主要来自于外部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所施加的压力。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即使在欧美国家，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动力也并非总是内在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力就不是完全来自本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来自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等国组成的反法同盟对法国所施加的巨大政治和军事压力有关。同样，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建则与法国的入侵直接相关。但与后发展国家相比，欧美国家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更多、更主要地来自于内部社会发展的需要。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更主要地来自外部所施加的压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并不是、或者更准确地说首先不是中国社会内部和中国高等教育自身演进的逻辑结果。促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动力，首先是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所造成的深重的国家和民族危机。洋务学堂的兴起和后来大学堂的建立，无一不与中国人当时对国际和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认识直接相关。也就是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并不是主动进行的，而是“被迫”进行的，是入侵的外来列强“强迫”进行的，甚至于其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也与这种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有关。京师同文馆的建立与中国在外交上的屡遭挫折有关，而各地方创办的洋务学堂从最初的以兵器制造和军事学堂为主，到后来以工业制造学堂为主，以及从洋务学堂到大学堂，这中间的每一次变化，都与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即“西学”）的认识变化相关。而这实际上又主要与中国人对造成日益深重的国家和民族危机之原因的认识相关。

内源发展和外源发展这两种不同的动力模式，并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也不是由哪个国家所能选择的。但这种差别对于一个国家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却是极为深刻和全面的。欧美国家与俄国、日本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差异，与发展的动力来源都是密切联系的。在内源发展型国家中，由于是在较少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主动开始推进本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的，因而，这种发展本身便很少具有紧迫性或危机感，相对地说显得从容一些，发展的选择余地更大一些，计划性和连续性也更强一些。而在外源发展型国家中，由于是在巨大的压力下进行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的，且所发展的又是与本国原有高等教育几乎完全不同的新式高等教育机构，因而，所能选择的余地和时机极为有限，发展的紧迫性取代了计划性，由此便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本来可以避免的失误和挫折。

3．近代高等教育演变的下位和上位

与社会变革一样，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存在着两条基本路线：一条是自下而上的路线，另一条，是自上而下的路线。所谓自下而上，是指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首先主要是由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以及与高等教育有关的社会人士和机构发动、推进的，只是到了一定阶段，国家和政府才加入其中并发挥作用。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欧美国家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进程中，英国、美国是这方面的典型。在某种意义上，德国也是如此。所谓自上而下，则是指在一些国家中，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首先并主要是由国家和政府发动、推进的，政治和行政的力量对这些国家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发挥了主导作用，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以及社会机构和人士在本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从属性的，也就是说，来自社会的和教育界的各种力量主要是根据国家和政府所制定的有关法律、政策而发挥作用的。当然，这种划分是相对的。在欧美国家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自下而上”事实上也并不是唯一的路线，法国就是非常典型的采取“自上而下”路线的国家。即使在那些比较典型的采取“自下而上”路线的国家中，“自下而上”也并不是唯一采取的路线，例如美国便是如此。

而在中国、俄国以及日本等后发展国家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来自中央政府（在个别情况下，也来自于地方政府）的推动始终是主要的作用因素。从俄国和日本的情况看，中央政府始终是推进本国高等教育近代发展的唯一动力，中央政府自始至终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在近代中国，情况则要复杂一些。虽然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绝对君主制，皇帝和中央政府完全控制着全国的一切权力，但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中央政府并未像俄国和日本那样始终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洋务学堂和大学堂的最初建立，确实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但这些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的真正发展却主要是由掌握了巨大权力的封疆大吏直接推动的。事实上，在近代中国先后建立的大批新式高等教育机构中，绝大多数是由地方政府兴办、并设在各省的中心城市的。尽管如此，这些事实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所采取的“自上而下”路线这个性质。这是因为，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即使在中央政府的权威有所削弱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取代中央政府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事实上，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每一次重大的变化总是首先由中央政府发动的，中央政府在北京所设立的新式高等教育机构（如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事实上往往发挥着一种重要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由教育界或社会机构和人士所主动推行的高等教育改革，往往难以为政府所接受，并作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革的参照。这也就是说，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决策的路线往往是“单行道”，“自上而下”的渠道是较为畅通的，而“自下而上”的渠道则是关闭的。

三、中国高等教育的反思与现实的超越

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是一种典型的“后发外生型”模式，起步较晚且由外来因素所诱发，对西方高等教育的借鉴、模仿、融合所导致的发展模式的不断转变，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过程中一个突出特点。在短短几十年间，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模仿“泰西”、“以日为师”、“仿德国制”和仿美热潮，在建国后又经历了一段全面仿苏的过程。

1．传统与移植

中国高等教育在起步阶段就向世界先进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学习，非常有利于中国教育的快速发展。通过这种学习，中国仅用了一百年的时间，就确立了相对完备的高教体系，这种速度是世界上少有的。也正是在这种飞速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外的移植，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表面繁荣之下存在许多根本性的问题。最大之一莫过于缺少自己民族的特色，缺少内在的发展动力和潜力。只有把“外发型”模式转变为“内承型”模式，使教育根植于中国宽厚悠久的文化传统基础之上，根据本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有取舍地借鉴别国先进经验，我国的高等教育才能具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和特色，进而成为世界一流。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热门话题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不可否认，国际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国际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我国仍处于发展劣势的阶段，如果不重视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国际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某国化”。“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鲁迅先生的这句警戒之言，深刻地指出要想立足于世界之林，必须有自己的特色。这正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所在。

2．大学的理念

从中外近代高等教育演变中可以明晰地看到，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将大学的理念放在首位，十分强调权力和学术的自由。尽管这种自由是相对而言的，但正是这种相对的自由带来了西方高等教育质的飞跃。

具体地讲，权力和学术的自由指的是大学的自治和学术的自由。大学自治，在西方通常又叫学术自治，是指大学应当独力地决定自身的发展目标和计划，并将其付诸实施。也就是说，大学作为社会法人机构，不受政府、教会或其他任何法人机构的控制或干预。这是西方国家一种古老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最早起源于中世纪大学的行会组织。布鲁贝克认为：“自治是高深学问的最悠久的传统之一。无论它的经费来自私人捐赠，还是国家补助；也不管它的正式批准是靠教皇训令，皇家特许状，还是国家或省的立法条文，学者行会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哈钦斯也认为“失去了大学自治高等教育就失去了精华”。前近代时期，由于当时统治者忙于“争城掠地”而无暇顾及对大学的控制，使得中国的大学自治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实现，实践证明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从后近代时期直到现代，中央及各级政府却将对大学的引导异变为一种间接的政治控制。中国社会历来有政教合一的传统。回观百年教育史，教育的政治功能仍然极为突出。从一百多年的维新派创办的万木草堂、时务学堂，20世纪初革命派创办的爱国学社、爱国女校等，到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上海大学、平民女学、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延安时期创办的抗日军政大学等，皆是政治教育机关，旨在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的领导人才。国民党执政时期实行“党化教育”，我们党执政后也一度确定了“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的教育宗旨。

学术自由是西方大学理念中最为经典、最为核心的部分。布鲁贝克认为：“大概没有任何打击比压制学术自由更直接指向高等教育的要害了。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这种威胁。学术自由是学术界的要塞，永远不能放弃。”在论及西方高等教育的特点时，西方的学者和管理者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学术自由。我们天天在提学术自由，但其更能表达的是什么并不清楚，我想更多的是一种呼吁和期待，也许更是一种无奈。展望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理念近代化的路是曲折而又漫长的。由于“高校自主办学”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有着质的区别，从而造成了中国大学在发展中，大学制度与理念其相适性会较差，进而会影响中国大学的进一步发展。

教育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必然受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所制约，并服务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但是，教育并不是社会政治经济的附属物，它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对于教育领导部门来说，它不能忽视教育发展的独立性，而对于高等教育自身来说则要加强教育的批判功能，“通过不断分析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趋势，增强批判功能和前瞻功能并成为预测、警报和预防的中心”。这正是我国高等教育应该着重发展的。在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后续历程中，我们衷心希望中国高等教育理念能出现回归，能重新回到“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轨道上来。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中国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的相匹配；只有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达到了相匹配，中国大学才能获得根本性的发展和对现实的超越。x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