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性苦闷

㈠ 创造社的代表作家,有哪些

创造社在“五四”时代是狂飙突进的浪漫派，这一派的作家侧重自我表现，较少客观描绘。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都带有浓重的主观抒情的色彩。在他们的作品里，对于当时黑暗污浊社会所怀的不满，主要不是渗透于现实本身的细密描绘和深入剖析之中，而是直接发为大胆的诅咒和强烈的抗议。因此，热烈的直抒胸臆，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态的心理描写，往往成为创造社作家表示内心激愤和反抗的必要方式。作为艺术上的特点，这些又是形成他们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的因素。
除新诗的开拓者郭沫若而外，创造社在小说、散文方面的代表作家是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除了中国古典诗文等传统教育里必修书之外，少年时代就爱读小说戏曲作品；留学日本期间，曾广泛涉猎外国文学，深受近代欧洲、日本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作品的熏陶。十年的异国生活，使他饱受屈辱和歧视，激发了爱国热忱，也养成了忧伤、愤世、过敏而近于病态的心理。他从研究经济学转到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最初曾发表过一些旧诗，一九二一年参加发起创造社的前后他开始了小说的创作。早年作品如《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怀乡病者》、《风铃》等，均写留日学生的生活片断，着重表现其内心的悒郁、苦闷，体现着他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注：郁达夫：《过去集·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的主张；即如《采石矶》中所写的清代诗人黄仲则，实际上也都含有作者自我寄托的成分。在表达个人对社会的愤懑方面，郁达夫这些作品具有自己的特色：不同于郭沫若的强烈反抗，而是一种带点灰色、感伤的调子，——仿佛是一些不甘沉沦却又无力挣扎者发出的呼喊，或者是一些究愁潦倒、孤独愤世者的颂诉和叹息。郁达夫作品的这种特色，正代表了创造社一部分成员的倾向。

㈡ 分析比较文研会和创造社的文学主张以及它们对新文学的贡献。

文学研究会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它“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文学研究会简章》)，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均倾向於现实主义。

五四运动以后，一些经受新思潮冲击并且怀著美好希望觉醒过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渴望通过文艺来表述自己的政治苦闷和人生理想；文学革命的发展也要求在创作实绩上有新的突破。新的文学社团於是应运\而生。文学研究会不但是成立最早的文学社团，而且因其成员多、影响大，在流派发展上具有鲜明突出的特色，成为新文学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学社团。它的发起者与参加者后来有许多成为对中国新文学运\动有卓越贡献的人物。

文学研究会於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发起人为：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后来陆续发展的会员有谢婉莹(冰心)、黄庐隐、朱自清、王鲁彦、夏丏尊、老舍、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共达170馀人。成立时发表有《文学研究会宣言》及《文学研究会简章》。会址设在北京。

文学研究会成立初期，除出版刊物、编辑丛书外，还组织成立了“读书会”。“读书会”设中国文学组、英国文学组、俄国文学组、日本文学组(以上按国别分组)、小说组、诗歌组、戏剧文学组、批评文学组(以上按文学类别分组)。规定凡文学研究会会员均须加入读书会。这对提高会员文学素养和创作及研究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

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最主要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经过革新由沈雁冰接编后由郑振铎等人相继主编的《小说月报》(自第12卷第 1号起至1931年12月第12卷第12号止，不计号外，共出132期)；此外还陆续出刊了《文学旬刊》(《文学旬刊》有北京和上海各自编辑的两种，上海《文学旬刊》自1921年5月作为《时事新报》副刊出刊，到1929年第9卷第5期止，共出380期；第81期改名《文学》，每周一期，第172期又改名《文学周报》，始脱离《时事新报》单独发行。北京《文学旬刊》自1923年出刊到1925年共出82期)、《诗》月刊(1922至1923年，共 7期)等刊物。出版了以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为主同时也注重本国新文学创作的《文学研究会丛书》。

文学研究会奉行的原则是:“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为人生。”(沈雁冰《关於文学研究会》)从“为人生”出发，他们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反对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他们的创作大都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产生了一批所谓“问题小说”。

文学研究会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方面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不仅反对旧礼教，也反对旧文学，对《礼拜六》、《游戏杂志》一类刊物进行了有力斗争。但会员们在建设新文学的具体主张上意见并不一致。如有部分成员抽象犟调“善”和“真”；有的虽然提倡“血和泪的文学”，但在反对藉文学“阐道翼教”封建观念的同时，却又承认“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无所为而读”的“非功利”的观点。另一些成员则比较明确地鼓吹进步文学的主张，提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在被迫害的国度里”，作家应该注意观察和描写社会的黑暗、人们生活的痛苦及新旧两代思想上的冲突。

在创作方法上，文学研究会继《新青年》之后，进一步高举现实主义的旗帜，犟调“新文学上的写实主义，於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由於当时的时代限制和理论局限，他们分不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界限，理论主张中常夹杂著自然主义的成分。

文学研究会十分重视外国文学的研究介绍。他们的目的一半是为了介绍外国的文艺以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半是为了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他们著重翻译俄国(包括后来的苏联)、法国、北欧及东欧诸国、日本、印度等国的现实主义名著，介绍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罗曼‧罗兰、易卜生、显克维奇、阿尔志跋绥夫、安特莱夫、拜伦、泰戈尔、安徒生、萧伯纳、王尔德等人的作品。该会会刊《小说月报》出过“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等特号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出过“泰戈尔号”、“拜伦号”、“安徒生号”等专辑，在介绍外国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带有著作工会色彩，它宣称，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希望“著作同业的联合”，以“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由於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他们后来的活动未能完全按计画进行，组织相当松散。1932年初《小说月报》停刊后，该会活动即基本停顿。

创造社

中国现代文学团体。1921年6月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

创造社前期主办的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中华新报》副刊）、《洪水》半月刊；后期的刊物主要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除文学外，后期创造社刊物更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和宣传。创造社成立后即编辑和出版创造社丛书，出版的主要是该社成员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理论及译作，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共出版60余种。

㈢ 简要叙述前期创造社的文学主张和创作方法。

前期创造社被认为是具有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的,他们从表现"内心的要求"提出内重情感、轻功利、容重艺术等一系列文学主张.他们表现的"自我",其具体内容都是围绕一种苦闷、悲哀和感伤的情绪而展开.他们高举唯"全"与"美"的旗帜,以真挚的情感来引起读者的同情.

㈣ 郁达夫翻译作品

小说家郁达夫。 留学日本的作家们很多都是诗人，其中最敏感的诗心之一属于郁达夫，一个受浪漫派的影响但更多地转入颓废伤感的旧体诗写作者。他的成名作《沉沦》是一个关于诗人在异国的成长的故事，也是在被现代性和殖民主义纠缠的一个饱含着新诗的发明所造成的文体焦虑的故事。
《沉沦》的主人公是个诗人，也是个翻译者，他所寻求的想象中的个人的甚至民族的救赎一直都围绕着诗歌写作----一方面，他以旧体写作并试图在日本女人面前证明自己的尊严，另一方面，他用白话翻译浪漫派的结果是证明新诗的不成立。 出场的时候，他拿着一本华滋华斯诗集。紧接着，他的白日梦被郁达夫写成了一段出色的中西文字结合的现代散文， 足以让那个时代的读者惊艳----同时这段文字证明，在现代汉语的散文中，浪漫派是成立的。
但在诗歌翻译的实验之后，他的否定如下：

“这算是什么东西呀，岂不同教会里的赞美歌一样的乏味么？”
“英国诗是英国诗，中国诗是中国诗，又何必译来对去呢！”

这是他敏感却又坚决得有些幼稚的声音。整个新诗的历史上都存在着一种错误的但有影响力的观念，它认为新诗就是用白话写的外国诗，因此我们可以将错就错地把这两句旨在批评别人（比如胡适这样的人）的自我批评看作是对翻译诗歌的指责和对新诗写作的某些可能性的断然否定。 然而，郁达夫在这里说的那些“乏味”的而且并无存在必要的东西并不简单。 郁达夫挑选了华滋华斯一首名诗中他想要翻译的部分，并把他翻译成两段他的小说所需要的白话。郁达夫能够听懂一些浪漫派的声音，他的散文就是部分的证明，但是当这些声音以直接的诗歌的形式作用于他的心智的时候，他显得非常焦虑，并且采取了特别具有防卫性的倾听方式，而且在现在看来非常出格的是，他又采取了非常有进攻性的翻译方式---用现代汉语把有意抽出来的两段华滋华斯翻译成他自恋的镜像：

你看那个女孩儿，她只一个人在田里，
你看那边的那个高原的女孩儿，她只一个人冷清清地！
她一边刈稻，一边在那儿唱着不已；
她忽儿停了，忽而又过去了，轻盈体态，风光细腻！
她一个人，刈了，又重把稻儿捆起，
她唱的山歌，颇有些儿悲凉的情味；
听呀听呀！这幽谷深深，
全充满了她的歌唱的清音。

读起来并不象故事主人公说得那么糟糕。尽管郁达夫在生活中见过不少农村的劳动妇女，而且对于郁达夫这样的非常熟悉中国古诗传统的人来说，歌唱的女人也是诗歌中常见的人物， 但英语中的华滋华斯的苏格兰割麦女在郁达夫的眼中仍是一个陌生的形象。在郁达夫养成的旧体诗的视野里，歌唱的女人往往是最具中国文化色彩的艺术女性，她们曾经在漫长的诗歌史上扮演歌唱者和倾听者的角色。 她们是诗歌的演唱者和鉴赏者，受她们推崇的程度经常成为衡量诗人声誉的标准之一。她们促进诗歌的流行，同时用自己的文化修养和与诗人的关系提高身价。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在返回长安的白居易和以能背诵《长恨歌》而自高身价的歌女之间，话本小说中的柳永和品评他的词作的名姬之间，都存在诗人和公开活动的女艺术家的共生关系。诗人们一方面以歌女为知己，另一方面也经常和她们相互怜惜以至在作品把她们作为伤感失意时的自我镜像。 但过分伤感而且急于抒发个人感情的郁达夫显然不太适应华滋华斯简洁凝练地勾画出的在苏格兰高地上歌唱的下层劳动少女的形象：
Behold her, single in the field,
Yon solitary Highland Lass!
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
Stop here, or gently pass!
Alone she cuts and binds the grain,
And sings a melancholy strain;
O listen! for the Vale profound
Is overflowing with the sound.
看她，在田里孤独的一个，
那个苏格兰高原的少女！
独自在收割，独自在歌唱；
停住吧，或者悄悄走过去！
她独自割麦，又把它捆好，
唱这一支忧郁的曲调；
听啊！整个深邃的谷地
都有这一片歌声在洋溢。 （卞之琳译）

郁达夫的苏格兰割麦女受到了古典诗词的粉饰，的形象是古代歌姬和唱民歌的采莲少女的结合体， 并最终偏向了更容易与男性诗人认同的前者。“轻盈体态，风光细腻！”是郁达夫强加给这首诗的，它跟郁达夫所说的“教会里的赞美歌”在情调上也有相当的距离。虽然郁达夫是用类比方式讽刺它们的乏味，“教会里的赞美歌”的吟唱方式和“轻盈体态，风光细腻”这样的程式化的语言未尝不可以被强有力的新诗人组织进出色的现代诗歌。“幽谷深深”和“清音”相对于“深邃的谷地”和“歌声”显然有更多的中国古诗的风味而且多了一层传统的道德色彩。 而开篇的第二人称“你”的加入，提示我们注意这一翻译整体上具有的表演性，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样的翻译本身就是内嵌在小说文本中的文化表演，其道具是处于特殊语境中的诗歌文本。 在这种表演中，原诗的第二节因为包含与翻译中构造出的中国式的歌姬的形象相抵触的成分而被有意略去了（比如，“阿拉伯沙漠”，“赫伯里底斯群岛”）。而原诗第四节中出现了第一人称“我”，如果把这节诗翻译成中文， 那会干扰翻译中的第一节诗中造成的歌女与诗人合一的形象。 小说中翻译了原诗第一节和第三节，后者是一系列对歌唱的内容的想象，小说中的诗人翻译者同样赋予它浓厚的中国风味（前朝的战事，千兵万马）。 这些充满自恋气息的被翻译者自己否定的诗句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一个现代的旧体诗写作者在异国的创伤感。 倾听者的焦虑，在翻译中被具体化为小说故事中的一个幻象，它被引向他途并在后面的故事中暗暗地发挥着作用

㈤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有什么异同点吗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初期著名的文学团体，由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王统照、周作人等人发起。他们把“为人生”作为文学主张，在《文学研究会宣言》中这样陈述：“将文艺当做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因此可以看出他们创作的基本态度和主旨。

在创作上同文学研究会成员显示了迥然不同的特色的，是创造社诸作家。他们侧重自我表现，较少客观描绘。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戏剧，都带有浓重的主观抒情的色彩。在他们的作品里，对于当时黑暗污浊社会所怀的不满，主要不是渗透于现实本身的细密描绘和深入剖析之中，而是直接发为大胆的诅咒和强烈的抗议。因此，热烈的直抒胸臆，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态的心理描写，往往成为创造社作家表示内心激愤和反抗的必要方式。作为艺术上的特点，这些又是形成他们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的因素。

1923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胡适、陈源、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等。其中多数成员创办过《现代评论杂志》，故又称为“现代评论派”。该社取名于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诗集《新月集》，曾于1926年借北京《晨报副刊》出过《诗刊》和《剧刊》，对新诗和戏剧发展有过一定贡献。1926年多数成员南下上海，创办新月书店，又于1928年创办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杂志《新月》。该社政治上宣扬英美式的“自由”与民主，强调“人性论”，在文艺上主张“艺术至上”和“天才论”。

这些差不多就可以，其实文学特点就是文学倾向，你回答的时候把语言组织一下就行了，我们上学期考现代文学差不多也就这些内容
祝考试顺利

㈥ [转]看哪这人！——论尼采思想对郁达夫《沉沦》影响

看哪这人！论尼采思想对郁达夫《沉沦》影响 中国自近代以来开始广泛吸收外国哲学，一时间各种许多西方新潮思想传入中国。其中，尤其德国哲学家尼采（ F.Nietzsche,1844-1900 ）的思想对中国现在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第一篇介绍尼采的专文是王国维于1904年在《教育世界》第84、85号上发表的《叔本华与尼采》。在20世纪早期，尤其是五四时期，很多中国作家深受尼采影响，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茅盾、徐志摩、田汉、冰心等。 在这些作家中，尤以创造社成员受尼采影响极为明显。创造社的缔造者是一群留日学生。在日本，创造社成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了解尼采，一是通过日本知识界。日本是亚洲最早引入尼采思想的国家，他们留居日本的时间集中于日本大正年间（1912-1925），此时日本知识界仍然流行尼采热潮，创造社成员可以先本土作家进一步了解尼采。第二是通过自己对尼采著作的阅读。日本的东京帝国大学等高等学府很重视德国的哲学和文学。创造社的缔造者们多通德文，如郭沫若曾翻译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郁达夫作为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精通德文，可直接阅读尼采原著。 笔者发现，在近现代中国的诸多作品中，郁达夫的《沉沦》比较好地体现出了尼采的影响。《沉沦》是郁达夫的代表作。这部作品是典型的自叙传小说，在小说抒情方式上，作者、小说主人公、叙述者三者合一。小说的主人公由于个性解放（包括性的要求）和爱国情怀受压抑，以致绝望而麻醉自己、戕害自己。下面，笔者就将结合尼采的思想对《沉沦》进行分析。 《沉沦》的主人公是一个身在异乡的留学生，仿佛被祖国所抛弃。他性格敏感，作为一个中国人，感觉到外面世界对他的歧视，因此将自己封闭起来，过着没有朋友的生活，同时又有强烈的性苦闷。文中多出对他内心的孤独有过重点描写，例如： 他觉得学校的教科书，味同嚼蜡，毫无半点生趣。天气晴朗的时候，他每捧了一本爱读的文学书，跑至人迹罕至的山腰水畔，去贪那孤寂的深味去。在万籁具寂的瞬间，在天水相映的地方，他看草木虫鱼，看白云碧落，便觉得自家是一个孤高傲世的贤人，一个超然独立的隐者。有时在山中遇着一个农夫，他便把自己当做Zaratustra ，把所说的话，也在心里对那农夫讲了。他的也同她的成了正比例，一天一天的增加起来。他竟有连接四五天不去学校听讲的时候。 在这一段中，出现了人迹罕至、贪那孤寂的深味万籁俱寂孤高傲世等多处表现主人公孤独的词句。尼采著作与性格中也深蕴着此种孤独、孤苦、孤高意识，这种意识是尼采思想的重要特点之一，还是郁达夫深受尼采影响的产物之一。郁达夫曾用薄命天才薄命的尼采疯狂哲人孤独的诗人等字眼来描述尼采。（《<断残集 自序》）并且还在日记中表示自己打算为尼采作传，但未能完成自己这一心愿。 笔者在《沉沦》的这段话中还看到了很重要的一点信息，那就是Zaratustra（即尼采代表作《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的查拉斯图拉）。在这里，主人公便把自己当做Zaratustra ，说明了文中主人公的孤独性格受到了Zaratustra的影响，也就是受到尼采影响（尼采不正是以Zaratustra之口说出自己的话么？）。我们也可以看到，沉沦中的主人公，恰恰还真有几分薄命的尼采的影子。便觉得自家是一个孤高傲世的贤人，一个超然独立的隐者不正是下山前的Zaratustra和在阿尔卑斯山养病的尼采吗？有时在山中遇着一个农夫，他便把自己当做Zaratustra ，把所说的话，也在心里对那农夫讲了则更是尼采构思《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翻版。虽然郁达夫最终没有为尼采写传记，但《沉沦》仿佛是以另一种方式为尼采唱了一曲哀歌。 《沉沦》之所以在现代文学史上很受重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里面对于性的大胆涉及。主人公他在追求知识与救国受挫后，最急迫和最真实的需求就是性的需求，而这种无法得到满足，主人公就陷入了极大的性苦闷之中，只能通过手淫、偷听男女亲热和偷窥房东女儿洗澡以及狎妓等方式来排解。这种描写即使在今天看来都是大胆的。郁达夫之所以能这么写，与他间接接受尼采的思想不无关系。尼采本人对性欲是持肯定态度的。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尼采认为：对于沉溺于性欲的人而言，性欲是逐渐将它们烧成灰烬的文火，但对于拥有自由之心的

㈦ 创造社的撰文

1927年9月，成仿吾于创造社该月版《流浪》发表诗作《静夜》，表达了诗人心中的苦闷，彷徨以及对理想的憧憬和向往。
一、死一般的静夜!我好像在空中浮起，渺渺茫茫的。
我全身的热血，不住地低声潜跃，我的四肢微微地战着。
二、我漂着，我听见大自然的音乐。
徐徐的，清清的，我跟着他的音波，我把他轻轻吻着，我也飞起轻轻的。 6月12日，就《青年战士》第4期复活号上，造谣说创造社为共产党之爪牙，曾领受第三国际之宣传费一事，创造社委托刘世芳律师致函青年战士社，要求该社登报更正道歉。8月14日，青年战士社函复刘世芳律师，认为此事与法律问题无涉，系国民党与共产党言论政治之争，并继续造谣诬蔑，大肆攻击共产党。
1928年以后，郭沫若避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和对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学的研究；成仿吾赴法留学，回国后到革命根据地从事教育工作；后期创造社的一部分成员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其中专门从事理论活动的彭康、朱镜我等，以后都转入“中国社会科学联盟”工作。而曾作为创造社当年发起人之一的田汉，早已另组南国社从事戏剧活动，张资平则另开书店，无形中脱离了创造社，以诗人出名的王独清则被清除出社。
1929年 2月创造社终于为国民党当局封闭。随后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与包括鲁迅在内的进步作家合作，于1930年初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而在中国整个30年代兴起了影响深远的左翼文艺运动。

㈧ 创造社的历史及其成员

又称“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新文学团体

1921年1月4日，周作人、郑振铎、郭绍虞、朱希祖、瞿世瑛、蒋百里、孙伏园、耿济之、王统照、叶绍钧、许地山等十二人在北京成立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的文学研究会。

作为响应，1921年6月上旬，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于日本东京成立创造社。

撰文

成仿吾痛斥“整理国故”

1923年11月18日，成仿吾在创造月刊第28期发表国学运动之我见，斥责整理国故是倒行逆施的狂妄。

早在论国故学一文中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提倡从训诂、校勘、引导人们理头于故纸堆中，说“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对此，成仿吾指出：国学运动的实质“只不过是要在死灰中寻出火烬来满足他们那‘美好的昔日’的情诸，他们是想利用盲目的爱国的心理实行他们倒行逆施的狂妄”。

成仿吾诗作

1927年9月，成仿吾于创造社该月版《流浪》发表诗作《静夜》，表达了诗人心中的苦闷，彷徨以及对理想的憧憬和向往。

一、死一般的静夜!我好像在空中浮起，渺渺茫茫的。

我全身的热血，不住地低声潜跃，我的四肢微微地战着。

二、我漂着，我听见大自然的音乐。

徐徐的，清清的，我跟着他的音波，我把他轻轻吻着，我也飞起轻轻的。

麦克昂作品

1928年5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11期发表麦克昂的文章桌子的跳舞。文章指出：“没有时代精神的作品是没有伟大性的”。

作者认为：“我们的文学家假如有无产阶级的精神，那我们的文坛一定会有进步”。“我们的目的是要消灭布尔乔亚阶级，乃至消灭阶级的，这点便是普罗列塔利亚文艺的精神”。

彭康谈“健康”和“尊严”

1928年7月10日，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12期发表了创造社成员彭康的文章《什么是“健康”和“尊严” ——〈新月的态度〉底批评》。

彭康在文章中针对《新月》杂志的发发刊词，回击了新月派的挑战，他指出：“折辱了他们的‘尊严’，即是新兴阶级获得了尊严。‘妨碍’了他们的‘健康’，即是新兴阶级增进了健康”。

创造社要求战士社道歉

6月12日，就《青年战士》第4期复活号上，造谣说“创造社为共产党之爪牙，曾领受第三国际之宣传费”一事，创造社委托刘世芳律师致函青年战士社，要求该社登报更正道歉。

8月14日，青年战士社函复刘世芳律师，认为此事与法律问题无涉，系国民党与共产党言论政治之争，并继续造谣诬蔑，大肆攻击共产党。

1928年以后，郭沫若避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和对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学的研究；成仿吾赴法留学，回国后到革命根据地从事教育工作；后期创造社的一部分成员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其中专门从事理论活动的彭康、朱镜我等，以后都转入“中国社会科学联盟”工作。而曾作为创造社当年发起人之一的田汉，早已另组南国社从事戏剧活动，张资平则另开书店，无形中脱离了创造社，以诗人出名的王独清则被清除出社。

1929年2月创造社终于为国民党当局封闭。随后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与包括鲁迅在内的进步作家合作，于1930年初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而在中国整个30年代兴起了影响深远的左翼文艺运动。

(8)创造社性苦闷扩展阅读：

创造社的成果

创造社前期主办的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中华新报》副刊）、《洪水》半月刊；后期的刊物主要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

除文学外，后期创造社刊物更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和宣传。创造社成立后即编辑和出版创造社丛书，出版的主要是该社成员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理论及译作，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共出版60余种。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创造社

㈨ 解释创造社

创造社
网络名片
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学社团，是中国现代文学团体。1921年7月中旬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
目录
建立
过程
撰文
成果
展开
建立
过程
撰文
成果
展开
编辑本段建立
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成员们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种刊物。[1]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1923年5月13日，创造社的《创造周报》创刊，泰东图书局出版，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编辑。发刊词是郭沫若写的一首诗《创世工程之第七日》 。诗中表示"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我们自我创造的工程，便从你贪懒好闲的第七天做起"。《创造周报》于1924年5月停刊，共出52期。
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

创造社
编辑本段过程
“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学团体。1921年6月8日在在郁达夫的寓所，即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二改盛馆正式宣告成立，初期成员主要由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组成。他们于1921年秋在上海出版发行了《创造社丛书》,最初收郭沫若的诗作《女神》、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以及郭沫若所译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随后于1922年5月起在上海出版《创造》季刊（至1924年2月止，共出2卷6期），1923年5月起出版《创造周报》(至1924年5月止,共出52期)。同年7月在《中华新报》编辑文学副刊《创造日》(至1923年11月止，共出101号)。
这些著译和刊物以文艺思想和创作倾向的独特吸引了大量读者。
创造社在前期被认为是尊重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注重自我表现的文学团体。前期作家们的创作侧重主观内心世界的刻画，具有浓重的抒情色彩。他们的文学主张、创作以及所介绍的外国作品形成了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强调文学必须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前期创造社文艺思想的核心。创造社的这种艺术倾向,在打破封建文学“文以载道”的旧传统方面,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郭沫若的诗作、郁达夫的小说，以及创造社其他成员的创作，思想内容上大都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色彩，所介绍和翻译的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表达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个性解放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民主革命的要求相一致。虽然在浪漫主义文学中有的作者也感染了欧洲“世纪末”文学种种现代流派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倾向，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继《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以后，他们又于1924年8月创刊《洪水》(至1927年12月止,包括增刊共出38期)，1926年 3月创刊《创造月刊》(至1929年1月止，共出18期)。在《创造月刊》上,创造社已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度，开始了后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与创作。郭沫若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发表《革命与文学》一文，首倡“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成仿吾则在1928年 2月1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 1卷第9期发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号召“我们努力要获得阶级意识”,“努力把握唯物的辩证法的方法”。他们曾一度计划与鲁迅等人组成联合战线，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从事进步的文学活动，但由于刚从日本回国的创造社新成员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以为这不足以代表一个“新的阶段”,遂废除前议,另行创刊《文化批判》。冯乃超在1928年1月15日出版的该刊第1号上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在同年2月15日出版的该刊第2号上发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提出作家“转换方向”和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主张。他们在文中批评了叶圣陶、郁达夫、鲁迅、郭沫若、张资平五个有影响的作家，从而引起了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创造社在前期活动中，虽然不赞成文学研究会提倡的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对当时有影响的作家的作品,往往以“庸俗”为名进行批评，但也培养了大批后来成为不同流派的著名的青年作者；并且从开始便反对当时文艺领域中的反动倾向。在1923年11月和1924年 1月成仿吾和郭沫若都曾先后撰文批评了胡适以“整理国故”为名从新文化运动中倒退的行为。后期创造社更是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新月派”主要成员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资产阶级观点和态度。彭康和冯乃超等人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撰文阐明了“革命与人性”、“天才是什么”、“文学的阶级性”以及革命文学等问题。
后期创造社受当时国际国内左倾思潮影响，理论倡导和文学活动不免带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对待鲁迅、茅盾等作家表现出了偏激的情绪，然而大部分成员在参加革命实践，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新兴无产阶级文艺方面，以及倡导革命文学和革命文学理论建设方面，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幻洲》半月刊创刊
1926年10月1日，创造社后期刊物《幻洲》半月刊创刊。由创造社和光华书局后出版。全刊分上，下两部，上部又名《象牙之塔》，叶灵凤主编，专载文艺作品;下部又名《十字街头》，潘汉年主编，专载杂文、述评。上部主要作者有周全平、滕刚、宰木(潘梓年)等下部有潘汉年、田汉、蒋光赤等。
该刊以"摆脱一切旧势力的压迫与束缚，以期能一无所忌地自由发表思想"为宗旨。1928年1月出至第2卷第8期后停刊，共20期。
编辑本段撰文
成仿吾痛斥"整理国故"
1923年11月18日，成访吾在创造月刊第28期发表国学运动之我见，斥责整理国故是倒行逆施的狂妄。早在论国故学一文中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提倡从训诂、校勘、引导人们理头于故纸堆中，说"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对此，成仿吾指出:国学运动的实质"只不过是要在死灰中寻出火烬来满足他们那'美好的昔日'的情诸，他们是想利用盲目的爱国的心理实行他们倒行逆施的狂妄"。
成仿吾诗作
1927年9月，成仿吾于创造社该月版《流浪》发表诗作《静夜》，表达了诗人心中的苦闷，彷徨以及对理想的憧憬和向往。
一、死一般的静夜!我好像在空中浮起，渺渺茫茫的。
我全身的热血，不住地低声潜跃，我的四肢微微地战着。
二、我漂着，我听见大自然的音乐。
徐徐的，清清的，我跟着他的音波，我把他轻轻吻着，我也飞起轻轻的。
麦克昂作品
1928年5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11期发表麦克昂的文章桌子的跳舞。文章指出:"没有时代精神的作品是没有伟大性的"。作者认为:"我们的文学家假如有无产阶级的精神，那我们的文坛一定会有进步"。"我们的目的是要消灭布尔乔亚阶级，乃至消灭阶级的，这点便是普罗列塔利亚文艺的精神。
彭康谈"健康"和"尊严"
1928年7月10日，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12期发表了创造社成员彭康的文章《什么是"健康"和""尊严" 一 〈新月的态度〉底批评》。彭康在文章中针对《新月》杂志的发发刊词，回击了新月派的挑战，他指出:"折辱'了他们的'尊严'，即是新兴阶级获得了尊严。'妨碍'了他们的'健康'，即是新兴阶级增进了健康"。
创造社要求战士社道歉
6月12日，就《青年战士》第4期复活号上，造谣说"创造社为共产党之爪牙，曾领受第三国际之宣传费"一事，创造社委托刘世芳律师致函青年战士社，要求该社登报更正道歉。8月14日，青年战士社函复刘世芳律师，认为此事与法律问题无涉，系国民党与共产党言论政治之争，并继续造谣诬蔑，大肆攻击共产党。
1928年以后，郭沫若避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和对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学的研究；成仿吾赴法留学，回国后到革命根据地从事教育工作；后期创造社的一部分成员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其中专门从事理论活动的彭康、朱镜我等，以后都转入“中国社会科学联盟”工作。而曾作为创造社当年发起人之一的田汉，早已另组南国社从事戏剧活动，张资平则另开书店，无形中脱离了创造社，以诗人出名的王独清则被清除出社。
1929年 2月创造社终于为国民党当局封闭。随后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与包括鲁迅在内的进步作家合作，于1930年初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而在中国整个30年代兴起了影响深远的左翼文艺运动。
编辑本段成果
创造社前期主办的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中华新报》副刊）、《洪水》半月刊；后期的刊物主要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除文学外，后期创造社刊物更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和宣传。创造社成立后即编辑和出版创造社丛书，出版的主要是该社成员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理论及译作，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共出版60余种。

创造社

㈩ 身边小说的艺术特点

归纳起来，身边小说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写作家自己的经历，这当然不等于真人真事，但其中必有作家实际生活的影子（即比较客观的），或写作家的情绪、心境，有较强的主观色彩。
其二、与中国传统小说和西方现代主义以前的经典小说不同，身边小说不注重情节安排与人物塑造，是“随笔式的”。
其三、不管是以较为客观的第三人称还是较为主观的第一人称来写小说，都必须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所抒之情留学时期多表现为“性的苦闷”，归国以后多表现为“生的艰难”。另外，创造社同人的“身边小说”受到日本私小说的影响（日文的“私”译成汉文即“我”，私小说又译：自我小说）。私小说有自己一套理论，“‘我'就是一切艺术的基础”，应该“把这个‘我'不用假托而朴素的表现出来”，强调尽情地表现、抒写、暴露作家的自我——自我的经历、情感以及隐秘的心理，因此，在写性的苦闷时，喜欢写变态性心理、性欲望、性幻想，带“丑恶暴露”的色彩。 与文学研究会关注现实人生的写实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创造社同人的身边小说以弘扬自我的浪漫主义风格格外引人注目，但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受到世纪末种种流派的影响，主要是表现主义和唯美主义。他们与表现主义主张的直接表现自我、表现生命的内在律动的思想心有灵犀。郭沫若在一封与宗白华的通信中就明确地说“诗的主要成分总要算是‘自我表现'”。创造社的理论家成仿吾的言辞更为激烈：“再现没有创造的地步，唯表现乃如海阔天空，一任天才驰骋。”郁达夫则以自己的创作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表现主义的理论，为他带来声誉也带来诋毁的“自叙传”小说，其实就是他“自我情绪”的表现，郭沫若式的激情、郁达夫式的苦闷都从表现主义的河堤上找到了喷泻的决口。
当然，创造社同人对表现主义的青睐也并非空穴来风，卢梭的“返回自然”说就是其理论后援，重视个体的生命价值、肯定人的合理欲望（包括性欲）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成了他们对抗陈腐、虚伪、做作的锐利武器。他们的身边小说以赤裸裸的内心披露，不加掩饰的个人隐私，使“假道学假才子们”感到“作假的困难”，而其深远的意义则在于捣碎加在个人身上的种种桎梏，正视作为个体的人的权利、价值与欲望，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
创造社同人的身边小说又深受唯美主义的影响，反对功利主义的文学观，追求“美”。
成仿吾的话很有代表性：
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章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而且，一种美的文学，纵或他没有什么可以教我们，而它所给我们的美的快感与慰安，这些美的快感与慰安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更新效果，我们是不能不承认的。
这种“美”在文学中则表现为真实的情感。郭沫若说，“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情感终于情感的”；成仿吾说：“文学始终是以情感为生命的，情感便是它的终始”。但创造社同人追求的真情之美与后来京派文人追求的“纯正的文学趣味”有所不同，在他们笔下流露出颓废的美、感伤的美、忧郁的美、病态的美，当然也有激越飞扬之美（如郭沫若的诗），他们的身边小说以自身经历为素材冲破种种清规戒律，本着内心的要求和情绪的变幻纵情抒写，忠实于自我忠实于美忠实于情感，在苦闷哀怨中折射出时代的灰暗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