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沈从文创造了什么文体
不能算是创造 但是散文体小说写得这么诗意也算是别人无法到达的境界了
『贰』 1934年沈从文创造哪部散文集是他构建“文学湘西”世界的一块重要拼图
是《湘行散记》
『叁』 谁有论文《沈从文的创作思想》
沈从文的创作思想
30年代的中国文坛，经过前十年的过滤与整合，走马灯似的各式各样文学思潮和流派的鼓噪渐趋平静，"五四"所开启的有相对思想自由的氛围逐渐消失。文学主潮随着整个社会的变革而变得空前的政治化。一批时代精英自觉地顺应时代对文学的选择，以"左联"为中坚，高唱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旋律，显示出旺盛的创作激情。在文学和政治联姻成为作家自主选择的背景下，沈从文却以一个独行者身份，顽强地坚持着自己的文学主张，成为一个与时代文学主潮不和谐的音符。在政治思想上，他不满现实，对国民党政府不合作，不同流合污，但也不赞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他始终保持一种清高的、洁身自好的自由主义态度。在文艺思想上，他宣扬人性论观点，显示出道家的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思想倾向，企图用农村原始淳朴的人性来改变黑暗现实，恢复民族元气，重塑民族品格。在创作倾向上，他力图贯注的是自己政治上的中间态度，强调发挥文学自己本来的功能，尽力试验文体的完美程度，并有意让它与党派保持距离。
沈从文是一位容易引起争论的作家。他那富有传奇性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独特的文学思想与政治观念，既为解读其小说带来多种阐释的可能，又为研究其人留下了诸多课题。
一、传奇性的生活经历与文化背景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主要笔名还有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湖南凤凰人。1918年自家乡小学毕业后，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徒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后正式参军，当过上士司书。1922年在五四思潮吸引下自身来到北京，升学未成，在郁达夫、徐志摩等人鼓励下，于艰苦条件下自学写作。1924年，他的作品最早载于《晨报副刊》，接着又在《现代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1928年，与胡也频、丁玲相继来到上海，曾共同创办《红黑》杂志。1929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这时期的作品结集为《鸭子》、《旅店及其他》、《蜜柑》等，所描写的湘西乡俗民风和鲜明的生活，引起人们的注目。《萧萧》、《牛》、《柏子》、《阿丽思中国漫游奇境记》显示了他早期小说较成功的乡土抒写和历史文化思考。1930年后赴青岛大学执教，创作日丰。到抗战前，出版了20多个作品集，有《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还有重要的选本《从文小说习作选》。中篇小说《边城》于1934年问世，标志着他的小说的成熟。抗战爆发后，经武汉、长沙，取道湘西去云南。途经沅陵时，写散文《湘西》、长篇小说《长河》(第1卷)。后至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5年后回京，在北京大学教书。问时编《大公报》、《益世报》文艺副刊。
1949年以后，长期从事文物工作。先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和物质文化史。1960年发表《龙凤艺术》等文。1978年调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他以作家身份被邀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增补为全国文联委员。1980年曾赴美国讲学。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写成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
沈从文是一位多产作家，先后出版过70多本小说散文集子，他还创作出数量可观的诗作和文艺评论，总计在几百万字以上。从总体来看，他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1924～1927年是沈从文创作的启蒙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以下层的农民、水手、士兵为创作对象，基本上是生活的原版复制。表现在人物的性格不尽特殊，个体印象不浓，情节的安排及故事的处理有欠妥之处。但毕竟为多少年来文坛上以都市为主要题材的刊物增添新鲜的内容，多见于《船上岸上》、《哨兵》、《猎野猪的人》、《连长》等作品之中。这是沈从文创作思想的形成。1928～1930年是沈从文的创作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创作已经脱胎于原始物象的平铺描素，布局谋篇及语言材料的运用技能均有较大的提高，从人物的描述到人物性格的塑造，都趋于成熟和丰满。如《萧萧》、《龙朱》、《阿金》等都较为深刻地刻划人物不同时态下的内心世界，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1931～1949年是沈从文创作的成熟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作者的思想已经成熟，用多种不同的视角和赋予哲理性的慧眼观察人世间的事物，并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剖析社会，探索人生，展示民族生活习俗方面都显示自己独到的艺术魅力。一些颇有份量的作品都是这一时期产生的。如《边城》、《长河》、《过岭者》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沈从文在创作思想上，主要是注重湘西地域性的古朴民风、淡淡的乡情，突出一种原始典雅的人性美。他极力探索下民的风雨人生，揭示人生规律。他的着笔点在渡口、码头、石板街、店铺、石拱桥、山间人家、水上船民。读沈从文的作品既有山风扑面、爽心润肺之感，又觉有水性柔美、滴水穿石的钢强之情。春季山风可是他的风度，水的品格与性情是他的处世之道；看得出温柔中的倔强与倔强中的温柔紧密地结合。当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深受残蚀的时候，他用一种自然美去点化它，以唤起千百万民众为美好生活而奋斗。他同样用这一手法，呼唤一个愚昧民族心灵上的觉醒。在他那一串串的字符中，看不到刀光剑影，更嗅不到战火消烟，然而在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着浊流，在盛开的玫瑰花中带有尖尖的刺角。读者可感热情洋溢之中的忧虑，幽默后面的隐痛，微笑之间的悲凉。
《边城》是中外读者交口称赞的精美的艺术品之一，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作品主要是以30年代湘西的社会为背景，以湘、渝、黔边交界的茶洞渡口为描述对象，以老船公和外孙女的生活经历为载体，把湘西朴实的民风及独特环境中那种人性美表现得淋漓尽致。《边城》中人物的塑造是以湘西30年代那真挚、朴实的山民为原形而设计出来的。作品的主人翁翠翠是一位美丽、聪明、大方的苗家姑娘。她能歌善舞，过着无忧无虑的清平生活，只有当爱情的潮水凶涌而来时，自己才觉得彷徨不安，这恰恰构成一幅苗家姑娘从少年走向成熟的人生画卷。老船夫是一个为人厚道善良、勤劳朴实、待人诚实、勤勤恳恳、乐于助人又富于敬业精神的苗家阿公。他以苗家老人特有心境来关心下一辈。在翠翠的终身大事上虽然操心，但还是由"翠翠自己做主"，塑造了一个开明、自主的老人形象，说明苗家人千百年来婚姻的自由。至于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是爱情生活中荡起的涟漪，更能增添故事的曲折性和趣味性。天保、傩送兄弟俩的勇敢、剽悍、诚恳，富有进取精神，撑船下海，肩挑背驮，样样在行，那典型的苗家后生形象浮现在眼前。当地有权有势的富户船总顺顺，出船下海也是一马当先，与伙计也如亲戚朋友之一般。就连奸诈的商人屠户，当老船夫站在摊前时，也要有意给他多砍点或赠送一刀肉。沈从文笔下完完全全是一副老少无欺、理想化的人间天堂。这种山美、水美、人性美融为一炉的写作手法不是该篇独创，在他不少作品中亦有。从而证实他自己说的："用一枝笔来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达到自己理想化的艺术境界。
小说是用情节来推动故事发展的。《边城》中的故事情节具有独到之处，人物的命运完全是依照苗乡的生活规律而铺张安排，尽量捕捉自然界与社会中永远留在记忆中的生活物象，像绘制珍珠图景那样拼凑粘合起来，一层层地深入，一层层地向纵深发展，以小见大，以虚见实。在处理人物命运时玩了高档手法。如人物春风得意时，却尽情掩盖那种喜悦心情，控制大起大落的分寸与尺度，不让其达到癫狂的程度，可谓喜中不尽喜；而命运操在险滩激流中时，作者尽量避开悲剧的正面冲突，借用次要人物的闲谈而道出来，减少悲剧的凄凉程度，可谓悲中不见悲，减缓人们心里承受的坡度，达到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
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是《边城》的亮点。作者把人物揉进一个浓厚的风俗环境中，利用风俗来铺摆故事情节，活灵活现地展示湘西原始古朴的民族风俗。如清澈见底随手可摸的小河，千百年来挂在河边的苗家吊脚楼，穿着节日盛装，男女老少立于河边，人山人海观看一年一度端午龙舟赛，河边水车、碾房、渡口，悠悠的月夜中传来男女青年夜伴歌声……令人神往，引起无限遐思。另一方面，《边城》的成功与语言的巧妙运用是分不开的。其基本语言是湘西方言。作品中尽量选用湘西精炼、朴实的语言，避开那些苦涩难懂、深奥费神的次方言土语，采用俗语和接近生活的口语，就是比喻也是山民们经常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深入浅出，浅显易懂。在语言的表达方面，做到新奇、状物、传神，让读者感到犹如一阵山风，清凉宜人。因此凌宇先生在编《沈从文小说选》第二集中这样评述："所以这一切，作者企望用下层民众中保留的健康、纯朴、充满活力的道德原素来救治虚伪、怯懦、自私的民族老化症。看到了历史演变的无情规律，眷念着乡村社会朴素的人情美，但总是不断地遭受现代'文明'的洗刷和吞蚀。"从而达到他自己所说的"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故事上，方得到排泄与弥补。"
作者极力地渲染人物的人性美，失去了阶级性及人原本的丑恶的一面，这只不过是作者的一厢情愿罢了。但这丝毫不减作品的艺术魅力，它不愧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优秀作品。正如金介甫说："沈从文的乡愁就像辰河一样静静地流在中国的大地，流动在他和他的民族记忆中的是一条染红的河流，是一腔斩不断的乡愁，是一种古老情绪的振颤，"是民族使命感与责任感的体现。
二、独特的政治观念与文学思想
1、边缘与中心
沈从文的小说以表现人性为主要内容，描写偏远地区湘西人民的生活，尤其是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风土人情，带有浓重的原始山野的乡土味。他以描写下层劳动人民、一般小职员、乡间小知识分子、船夫、渔民、猎人、匠人、士兵、商贩、舞女、私娼、土匪、刽子手、巫师等的生存和生活现实，来表现他对健全人性的肯定和对扭曲人性的抨击。这些努力使他的小说游离于主流文学之外，长期被视为"边缘文学"，而他本人也长期被视为远离中心的"边缘人"。在30年代的中国文坛，沈从文的创作无论是主题、题材还是人物，都是与主流文学、中心文学背道而驰的，是真正的"边缘文学"。但如果把沈从文的创作放在整个世界文学或中国文学（而不仅仅是某一阶段），我们会发现，他的文学不仅不能被视为边缘文学，相反是中心中的中心。
"人性"问题是构成沈从文研究的核心，也是正确认识和评价沈从文的基石。沈从文的人性理想主要表现为讴歌健全人性和抨击人性扭曲这两方面的内容。无论是乡村小说如《会明》《月下小景》《边城》，还是都市小说如《绅士的太太》《大小阮》《有学问的人》，它们都在或歌颂古老人性的健康淳朴、叹惋现代文明入侵下人心的变异，或暴露道德的沦丧和堕落。此外，沈从文小说还具有浓郁的人道主义和现代批判意识。他从人道主义主义出发，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给人的异化的现象，从而达到批判（并非否定）工业化现代文明的目的。如《丈夫》揭示出丈夫隐藏在生活背后的深沉的哀痛，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思想。他用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来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所显露的全部丑陋处，"丰富了30年代中国文学的多样、多元的特性"
首先，从主题上看。文学是人学，对人、人性和人的心理的表现是亘古不变的文学母题。人性，是沈从文从传统中吸取的最有活力、也是最为他叙说自己的总题目，表现在他的小说世界，不只是形象的逻辑起点，并且更是整个形象世界的支柱。在那革命高于一切的年代，沈从文自始至终都坚守他那人性的小庙，孜孜不倦地堆砌着那"精致、结实，均称，形体虽小而纤巧"的理想建筑。在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之中，他依凭着由传统培植起来的伦理精神和美学力量，企图以此全方位烛照他的题材。"人性"对他具有宗教一般的崇高感，也是他的艺术趣味的根柢。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城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起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对人性的关注，体现了沈从文人生态度与文学思想的一致。一方面，受30年代"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文学主张的影响，沈从文用人性的视角来审视人生；另一方面，沈从文的"为人生"又与"文研会"不同，他的不为而为之，从而形成了他的独特个性。在30年代的社会环境里，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一些作家直接拥抱人生，将人生等同于时代，沈从文则执着于对人性的思考，把人生看得大于时代，把时代称作狭义的人生，他避开时代生活激流面前文学的政治选择，转而采用观照理想人生的文化选择，这也许是他的小说有别于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的主要原因。这种倾心人性内容的创作理想，虽然体现了他对于30年代以来的现代中国社会的隔阂，但是这不正表明了他有一个相当深长的人性视野吗？褪去一切政治和时代的外衣，一切文学实际上都是对人性的思考，从这一角度而言，沈从文的小说恐怕是无法仅用"边缘"一词来概括的。
其次，从题材和人物来看。沈从文小说在题材上所涉及的领域是相当广泛的：有写军旅生活的，如《入伍后》、《传令兵》；有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和挣扎的，如《丈夫》、《贵生》；有写到革命者形象的，如《黑夜》、《过岭者》；有描写少数民族的生活、风土人情、爱情婚姻的，如《月下小景》、《龙朱》、《边城》等。而他最爱描写的人物还是那些与革命搭不上边的"湘西民族的下等阶级"。这种题材领域在沈从文创作中体现了三个特点：一是地域性。湘西是一个神话传奇之乡，多少世纪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它一直是一个山峦迭障、蛮人群集的地域。这个险恶又浪漫无比的地方，成就了沈从文地方文学的特色，他描写那儿的风土人情，讴歌边地的历史和习俗。二是回忆性。沈从文对湘西的描绘是通过他的回忆来完成的。他有选择地运用他的记忆，并对记忆中的家乡加以理想化，创造出一个美好生活的完整图景。这种追求过去，以回忆作为作品的基调，似乎是脱离现实，实际上是在更深层次上对现代文化进行批判。三是平民性。平民性是沈从文小说创作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在小说中，沈从文表现出对普通乡民、市民的生活方式的充分肯定，对于俗人俗物的极度热爱与亲近。沈从文身上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少年时代便长期生活在人民底层，谙熟川、湘、鄂、黔四省交界的那块土地及绵延千里的沅水流域，了解"湘西"的农人、士兵、店伙、商贩、终生漂泊的水手船工、吊脚楼的娼妓以及这些人的喜怒哀乐。这些人物个个历经磨难，过着可怜甚至愚昧的生活。透过这可怜或愚昧，沈从文力图显示普通人的坚忍，倔强、极强盛的生命力，从而表现他美即在平凡的生命形式之中、稳定而不表露的劳动具有它永恒价值的文学审美倾向。他所创造的平民世界，提供了各样的"生活发现"，可以使人长久地玩味。他小说中的人物很少把人生的企求寄托在大变动之中，而是喜欢退回到传统文化崇尚的淡泊、与世无争的境地。因此，很多人认为它有保守的一面，不能跟上急进的社会变革，远离了时代的主题。然而谁又能否认，这种平民的生活，恰恰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所生存的方式，革命者毕竟是少数，平民的人生才是最真实，普遍的人生。边缘的题材领域，并不能说明沈从文是一个边缘型的作家，他的作品反映出的依然是绝大多数人的人生形式。
2、倒退与进步
总体上看，沈从文的小说着力批判的是现代城市文明，赞美的是原始纯朴的农村生活。这样的创作倾向给人一种"向后看"的感觉，似乎是要求人们倒退回中世纪里去。一些论者认为，使人产生这种"向后看"感觉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思想上的中间态度形成了他与政治绝缘的文学创作观念，"使他难以分辨文艺论争中的政治与思想是非"。他在评论左翼部分青年作家关心政治不讲求艺术形式时说："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文章，都'差不多'。文章的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差不多……因为缺少独立见识，只知道追求时髦，结果把自己完全失去了。"同时他对鲁迅的杂文也颇多微辞，也曾尖锐地批评过周作人、林语堂等人所提倡的"幽默文学"。这样的一些言论，让他走上了与革命文学完全对立的境地，成为一个与时代文学主潮不和谐的音符。
第二，在文学上，沈从文主张抒写自己"心和梦的历史"，表现出强烈的怀旧情绪，因而使他的作品缺少时代气息、远离了生活的主流。有的论者认为，沈从文出生在湘西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祖父曾任过提督，其父也有过从军的经历，其母则出身于当地的书香门第，而沈从文是从军队出走并踏上文学道路的。这样的家世背景，使沈从文养成了强烈的优越感，并作为一种心理积淀下来。因此，他的湘西世界其实是他那种"封建庄园式的牧歌图景"，人物形象则是"少爷形象"、"臣民形象"的外在显现，而他的整个创作都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被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因此，人们在他的小说中看到的永远是远离尘世、脱离时代、带有乌托帮色彩的湘西世界。至于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一些论者认为，由于他对都市缺乏足够的理解，加之太拘泥于对湘西文化的观照，因此他只是将湘西与都市作静态的比较，而非从历史的发展演变作动态的对比，从而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他往往以城乡矛盾掩盖阶级矛盾，因而忽视了人性的阶级特性。
第三，沈从文小说中所描绘的人性有悖于人性发展的规律，它显示出原始的野蛮和贫困，"完全忽视了贫苦人民的痛苦、不平、愤懑，完全见不到不同阶级地位的人的思想差别，甚至娼妓制度的祸害，作者也不置一词，以至使人感到置身于《镜花缘》里的君子国一般。"这些论述似乎在提醒人们：无论是沈从文的创作背景、创作倾向、审美理想，还是他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形态，无不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沈从文的小说脱离时代、反对阶级性、追求一种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理想境界。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如相对于社会的发展进程，应该是一种倒退。
3、浪漫与写实
虽然在创作的总倾向上，沈从文承袭了南方文化固有的浪漫主义传统，但由于他对生命形式的多层次的探索，在作品的具体形态上，却形成了忆往写实、讽喻绘真、象征抒情、浪漫传奇四种基本类型，呈现出创作方法上多样性的统一。
在作品构图上，他的创作显示出与中国传统艺术、民族文学风骨的血缘联系：他的强调意境，追求物我浑一，重视虚实相因、留出空白，在对人事进行全官能感受的写实基础上，突出人物的神韵。与此同时，他又融汇西方各现代艺术流派的表现方法，组成自己作品艺术创造的有机血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潜意识与变态心理描写在他作品里都留有印痕。
在文体和语言形式上，他表现出多种方式的探索和独创，在当时就被称为"文体作家"和"文字的魔术师。"沈从文是一位相对远离现代文学主潮的作家，对他的评价，不能止于用政治的标准，还应当从现代文化转型的角度考察其创作的立场及其文学世界的审美价值。对他的文学贡献主要把握两方面：一是创造了寄寓自然、健康、和谐人性的"湘西世界"，以文学形式探讨健全的"生命形式"。二是创造了极富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阅读沈从文的《边城》等小说，要特别注重审美体验，注重牧歌情调所带来的所谓"情绪的体操"，而避免理论的先入为主和对作品"意义"的过度阐释。考察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应注意沈试图"化外之境"那种原始、质朴、和谐的"生命形态"来区别并批判现代都市文明。此为沈从文创作的宗旨。对代表作《边城》的评析，注意领略那乡情风俗、自然景致与人事命运浑然一体的优美境界，那美丽得令人忧愁的牧歌情调。小说中所写天真的纯洁的女孩翠翠，她那超越一切世俗利害的朦胧的爱情，以及他们恬淡自足的生活，都灌注了作者美好的怀旧、想象与企盼，也隐伏着深深的悲剧感。应理解沈从文构筑这种牧歌情调的湘西"人生形式"，带有文化批判的意味，即对照批判他所认为的现代都市文明弊病，让人们从这美丽的图景中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
沈从文对现代小说艺术的突出贡献，在于创造了非常有艺术个性的抒情小说。"造境"是沈从文的关键。纯情人物的设置、自然景物与人事民俗的融合、作者人生体验的投射，加上水一般流动的抒情笔致，共同造成现实与梦幻水乳交融的意境。
『肆』 论沈从文小说的文体特征
一、文体特征
1、“冲突——超越”格局的反复再现；
2、文本意义层次的多层设置；
3、重复叙述中文本的自然流转。
二、沈从文
沈从文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被称为“文体作家”，“文体”对沈从文小说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文体
文体是一种语言组织，是作家借以传达思想情感的体验方式。“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上述文体定义实际上可分为两层理解：从表层看，文体是作品的语言秩序、语言体式；从里层看，文体负载着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作家、批评家的个体的人格内涵。”［1］
［1］ 童庆炳.童庆炳谈文体创造［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伍』 试述沈从文作为“文体作家”的特征
京派小说的艺术特点主要有三:
京派作家既继承了乡土小说的乡村题材，又善用创造社身边小说的抒情笔法。但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他们逐渐淡化了乡土小说的现实性而向梦幻乡土延伸，淡化了身边小说的浪漫性而专注于悲悯人生的描绘，淡化了创造社小说的主观言说而专注于情境氛围的诗意抒写。这三者的浑然融合构成了京派小说独特的风格内涵。
1、梦幻乡土
对乡土的梦幻般的描摹是京派小说的一大特点。京派作家是在视艺术即梦、情感即真，也就是在朱光潜所谓“理想界”与“现实界”二元对立的观念中建构着他们的乡土梦幻的。基于此，他们对宗法制乡风民俗多取宁静认同的态度，努力从中开掘纯朴的人情美、道德美，奇特的风俗美，静穆的自然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鄂东山野，芦焚的河南果园城，老向的河北农村，汪曾棋的苏北乡镇，萧乾的京华贫民区等构成了庞大的“乡村中国”的身影。在京派小说中，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的冲突是一个主要内容。在京派作家看来，现代文明的都市道德虚伪，人性异化，压抑束缚着自然生命的发展，于是他们在回归自然的企图中以梦幻般的心态描绘着一幅幅自在自足的乡土图景。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菱荡》等作品写了乡村中翁妪男女自然相处的和谐情景，勾勒出一派“世外桃源”图。沈从文的《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通过对原始态的生活与“文明社会”的契约分工和政治状态的生活相对立隔膜的述说，表现出作者对“乡下人”自然、热情、勇敢、诚实等高贵性格的讴歌。与乡土民间和谐纯真的人性民情相联，京派作家或热衷于不表现社会底层人民生命力的强盛，如沈从文《柏子》中的水手任意而快活，林徽因《文珍》里的丫头大胆地求生，萧乾《邓山东》中的小贩憨厚而刚直；或在人物塑造上表现出对优美纯洁女性的关注，如沈从文的翠翠（《边城》）、三三（《三三》），废名的阿毛（《桃园》）、琴子、细竹（《桥》），林徽因的钟绿（《钟绿》）、绣绣（《绣绣》）；或在飘忽的回忆中追寻着儿时的天真烂漫，如萧乾的《篱下》、《放逐》，凌叔华的《弟弟》、《小哥儿俩》，汪曾棋的《戴车匠》。总之，不论是对强悍生命力的描摹，还是表现女性的温婉纯美、儿童的纯洁稚嫩，都突出地牵动着作家们的一种共同的梦幻之情，用沈从文在《旧作选集·代序》中的话来说就是对“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神往。
2、悲悯人生
京派小说多表现出对人类的悲悯情怀。京派作家在历史文化的观照中既由衷地赞美那未蒙教化的原始文明的淳厚朴实，又看到了礼教、宗法制的野蛮和人生不幸的一面。同时，京派浓厚的学院背景又使作家们在理论上对社会对人类有一种悲剧意识。沈从文和废名都十分郑重地把自己作品中悲剧的美学特质的一面指出来，在他们看来，人的神性存在与悲剧性存在有着必然性的联系，由此决定了京派小说的悲剧性往往是人性的悲剧；另一方面，京派作家对人性的单纯信仰又使得他们的悲剧是“明快的”，又带着“悲悯的微笑”的情怀。这样，他们的表现方式就是在所写的人事上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总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凌叔华的《小刘》、《李先生》、《春天》等描写女性的作品中，都有一种由对人性的反讽而产生的轻曼的悯惜和忧伤的悲剧审美效果。京派作家还善写残缺的美的命运悲剧，如废名的《竹林的故事》中父亲在一片远暧的自然宁静中悄然而逝，而三姑娘只能在自然光色的轻抚中长成一个乖巧美丽的姑娘。沈从文的《月下小景》中的少男少女在月光中走向美丽的死亡，并借此使情爱升华到崇高境界。这些作品在对爱、美遭罹毁灭的无可奈何的叹息、悲悯中，表现出京派作家“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的努力。京派小说中尚有一类表现美丑、善恶对立较为强烈的社会批判倾向和鲜明的爱憎取舍的人生悲剧，如沈从文的《菜园》、《丈夫》等；萧乾的作品这种特点更明显，他崇尚虽败尤荣的人与命运的搏战，因此，他的悲剧中具有一些英雄主义的因素，这在《邓山东》、《小蒋》、《印子车的命运》中都可以看到。
3、诗意抒写
京派作家的文体都带有一种抒情性。他们小说的文体形态是与他们的叙事态度、价值选择、文化情致相联结而存在的。在叙述中融入诗性的追求，在写实中弥漫着浪漫的气息是京派小说文体的突出特征。沈从文喜欢用“诗的抒情”方式作小说，如《边城》有现实的忧伤，也有桃园般的浪漫，还有水的恬静蕴藉，清丽隽永的诗意扑面而来。废名善用“写绝句的方法”写小说，还常把诗的象征手法移用在其小说中，《竹林的故事》以竹写青春气息，《浣衣母》、《河上柳》以杨柳喻乡村的古朴，《桃园》、《桥》以桃树言理想境界。与诗性追求相应，京派作家往往都有着意境营造的自觉。他们的小说或以景结情，或以象寓意，用空白和空灵构成立体的艺术空间，给读者以极大的想象空间。废名的《菱荡》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从多个视角描摹了陶家村的自然风光和人性之美，从而为主人公“菱荡人”设置了一个“恰当”、“和谐”的生活背景，于是古朴宁静的自然脱化出了菱荡人的达观自如与世无争的生存观念，这样菱荡意境就成为了整篇小说的核心，而且作者还把禅境中的静观、顿悟等引入到小说中，进一步推动了小说的意境化。伴随诗性意境而来的是京派作品结构上的疏朗和散文化倾向。京派小说往往取一种形散而神聚的结构，而这正是典范的散文体结构，人们称京派作家都是遗像文体家，主要就是指这一方面而言。废名的《四大》等难于区分出是小说还是散文，林徽因的小说笔致活络自由，于看似平淡松散中见出功力。后起的汪曾祺的作品亦无波澜，几乎全无高潮，反映了他对“不像小说的小说”最早期的追求。
总之，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京派是很有特色同时又是在艺术上比较成熟的一个流派。它疏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在获得较大文学成就的同时也表现出某种在追踪社会时代脉搏上的滞后特点。但无可否认的是它在追寻人文理想、承接文学传统、融合艺术新机、开拓小说新文体等方面为现代小说走向成熟提供了多样的发展途径。
『陆』 沈从文有哪些成就
（1902～1988）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到沅水流域各地，随军在川、湘、鄂、黔四省边区生活，开始接触中外文学作品。1923年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曾去北京大学旁听。1924年后开始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合编《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人间》杂志。翌年任教于中国公学。1930年起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起编辑北平和天津的《大公报》副刊《文艺》。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编辑《大公报》、《益世报》等文学副刊。从1926年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开始，沈从文出版了7O余种作品集，被人称为多产作家。至40年代刊行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中篇小说《一个母亲》、《边城》，长篇小说《旧梦》、《长河》，散文集《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他的小说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代表作《边城》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提供了富于诗情画意的乡村风俗画幅，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他的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他的散文也独具魅力，为现代散文增添了艺术光彩。一些后来的作家曾深受他创作风格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1957年放弃了文学生涯。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研究成果有《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著作。1980年曾应邀赴美国讲学，1982年增补为中国文联委员。沈从文的著作除前面列举的外，还有论文集《沫沫集》、《废邮存底》、《云南看云集》，批评专集《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以及多种沈从文的选集和多卷本《沈从文文集》等
『柒』 以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为例，试论京派小说的创作特点（简答）
"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30年代的文学格局，是乡土与都市两种文化背景的对峙，而这种对峙体现在文学中，就形成了京派和海派两种文学团体。京派和海派，在30年代分别活跃在京津和上海它们介于左翼和国民党文化之间，持有自己独特的主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有着极大的影响。
京派和海派的对峙和冲突，是30年代中国社会的重要主题。1934年1月10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论海派》一文，无意间引发了一场"京派"和"海派"的论争，这场论争看似偶然，却蕴含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诸多基本母题：如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乡土与都市、沿海与内陆等等，从而折射出了古老的农业中国，在向现代文明转换过程中的丰富景观。
一、"京派"小说
（一）京 派（定义）：
京派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居留或求学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坚守自由主义立场的作家群体，他们追求文学（学术）的自由与独立，既反对从属于政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其基本成员是大学教师和大学生，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水星》为主要阵地，以沈从文、废名、朱光潜、凌叔华、萧乾、李健吾、芦焚、林徽因、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等一批学者型的文人，即非职业化作家为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作家就是沈从文。
（二）京派文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京派文化是乡土文化的典型象征，具有双重的文化和美学特征：一方面对现代性既追求，又怀疑，从而导致对现代性的焦虑；另一方面，是在现代性的强大冲击下，对本土的传统美感日渐消失而感受到了一种挽歌情怀。
（三）文学观念
京派小说家们的文学观念和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坚持自由主义，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预和制约；其次，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对抗文学的商品化。
在30年代的政治历史语境中，京派作家无疑是处在边缘的，因为左翼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海派主张文学商品化，而他们的主张与时代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所追求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理想，他们对人的尊严、对和谐生命境界的追求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固守，都具有某种永久的启示意义。
（四）艺术特征
京派小说家创作的共同特点是：多带有乡土气息，具有来自乡野的质朴的美和凝重古久的风格，并由于对本土经验的眷恋和回归的渴望，其文体都具有一种抒情性。如废名的《桥》、沈从文的《边城》、芦焚的《果园城记》等。
（五）京派代表作家
京派作家之中以小说著称的，有沈从文、废名、萧乾、芦焚、林徽因等，他们的作品除了具有京派的共同特质以外，每个人又都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风格，关于废名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关于沈从文我们以后将列为专章讲述，下面介绍一下其他作家。
1、萧 乾（1910－1999）
青年时代及晚年时代的萧乾
①、创作概况
萧乾生于北京东直门里城墙根一带的贫民区里，是蒙古族的后裔，父母先后早逝，沦为孤儿，自幼饱经人生炎凉，这些经历，日后成为他全部小说创作的诱因。在创作上，受到过杨振声、沈从文、林徽因等人的指导。著有短篇集《篱下集》、《栗子》、《落日》，还有长篇小说《梦之谷》等。
②创作分析
萧乾的小说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从"儿童视角"出发，展现成人的世界，抒发人间的世态炎凉、冷热和不平等的遭遇。这类作品有《篱下》、《矮檐》等，小说中都有坚忍的妈妈形象（寡妇或者弃妇），包含着作者对自己母亲的回忆。
第二类是宗教题材小说，把锋芒直接指向了教会的伪善和冷酷，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基督教在中国当时社会条件下与殖民主义相似的历史作用。这一类作品有《皈依》、《鹏程》、《昙》等。
第三类是爱情小说，代表作就是著名的长篇小说《梦之谷》（1938年）。《梦之谷》是一部自传体成长小说，依据的是作者自己的一次流浪和爱情经历，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写的是一个18岁的北京青年一个人流浪到岭东，在一家中学教国语，深受语言隔阂之苦。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中，他认识了一个美丽的姑娘"盈"，她也能说一口纯正的国语，但是却有着不幸的遭际，两个人同病相连，于是产生了爱情，在"梦之谷"中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日子，但是姑娘后来却被一个恶霸劣绅霸占，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恋情就以悲剧而告终。这个小说取材于萧乾的自身经历，具有一种震撼心灵的力量，是失落者所倾诉的美丽的挽歌。但小说出版时已经是1938年，在那种战争的环境中，"梦之谷"超尘脱俗的品质与时代背景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并没有在文坛引起太大的反响。
2、芦 焚 （1910－1988） ① 创作概况
芦焚也就是师陀，师陀是他1946年之后使用的笔名。30年代的芦焚虽然没有后来成熟，但是却已经显示出强劲的创作势头，著有短篇小说集《谷》、《里门拾记》、《落日光》、《野鸟集》等。其中的短篇小说集《谷》与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画梦录》一起，获得了《大公报》文艺奖金。芦焚具有悲哀的抒情气质，善于描写场景，其小说深切地表现了北方农村的衰败。抗战前芦焚去了上海，后来陷入孤岛而长期蛰居。
芦焚（师陀）
② 艺术特点
芦焚象沈从文一样，也自称为乡下人、土人，但是两个人的风格却有着很大的区别，比之沈从文，芦焚笔下的乡土世界少了几分想象，多了几分真实，远离了田园牧歌的拟想，代替的是中原农村的衰败与荒凉，是活脱脱的现实世界，他不是从人性中升华出神性，而是在崩溃着的内地乡村风习中散发出类似李贺诗篇的阴沉的鬼气。
3、林徽因（1904―1955） ①作家简介
林徽因原名林徽音，音乐的"音"，是京派中的文学沙龙女主人，一代才女。她曾经留学英美，兼通中西文学，又熟悉绘画、戏剧、和雕刻，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林徽音的才气、容貌、诗名，令许多文人倾倒。她秀丽聪颖、性格热情，有着非同凡响的审美气质，当时她和梁思成的家，是京派文人聚会的场所。由于是名门闺秀，优越的地位和优裕的生活条件，使她有条件把文学真正作为独立而自由的人生与艺术理想，从而是天然的"为艺术而艺术派"。
② 创作分析
林徽因小说的代表作品是《九十九度中》。这部作品被京派的批评家李健吾看作是最富有现代性的实验性作品，写的是一个酷暑天北京胡同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生，林徽因更有性别特征的作品还是描绘大家闺秀心态和体验的小说，如《钟绿》、《文珍》、《绣绣》等篇，这些是她更本色的作品，寄托着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从命运不好的人们身上反转到自身，而感悟到年华易逝，美的短暂，渗透了小说家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感悟。但是沙龙的格局最终也划定了林徽因的小说世界，造成了其作品的局限。
京派其他的作家还有杨振声、李健吾等人
『捌』 沈从文小说的基本文体形态
以动物为主的青春励志
『玖』 经典美文摘抄及赏析
：《宽容》
记得法国作家雨果曾说过：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它可以包容人间万物，可以与人为善，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我真正明白这些却是缘于一次偶然。
那是星期一的早晨，我匆匆地去洗涮饭盒。要知道，时间就是生命！赢得时间就能提前完成作业，有更多的时间看看书。教室里还有一大堆作业在等着我赶去与它们“约会”呢。可今天也不知怎么了，水池边的人比平日里不知多了多少倍。难道布置作业都是全校统一的吗？我开始烦躁起来，怒火也一点一点地升了起来，整个人成了一座一触即发的火山。
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那份焦急，我找起了空子，准备往里钻。过五关斩六将，历经千辛万苦，我总算挤到了水池边，心中长吁一口气——马上就可以摆脱这非人的折磨了。顾不上得意，更无暇考虑身后那挤作一团粥的人群，我开始了洗涮。三下五除二，大功告成！转身……只觉身体往左一歪，一脚踏进了池前的污水中，左手也按到了水池里，更可恶的是脸上被溅上了脏兮兮的油水，我成了不折不扣的落汤鸡！怒火冲上头顶，我立马回头寻找那可恶的“肇事者”，是一个初一年级的小男孩。我狠狠地瞪着他，真恨不得把他大骂一顿，可我怕违反纪律，没敢大吼，就那样凶凶地盯着他。也许是我的样子有点吓人吧，那个小男孩竟有些不知所措了，两只手紧紧抱住饭盒，怯怯地瞅着我。见我不作声，他知道大事不妙了，结结巴巴地说：“对……对不起，我……我不……我不是故意的。”说着眼里泛起了点点泪花，亮晶晶的。
突然，我好像从这点亮光里看到了我自己。
那是我刚入学时，也是在水池旁，碰到了一个三年级的大姐姐。那个大姐姐比我现在还惨，那身漂亮的衣服被池中的污水染成了大花脸。我吓坏了，一时间连句对不起的话也忘了说，只是愣愣地站着，等着挨一顿披头盖脸的的臭骂。可她并没有骂我，而是冲我笑笑，问我有没有磕到。那一刻，我是多么感激那个大姐姐呀，甚至还觉得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学校真幸福。
那么现在的我是不是有点儿可恶呢？我不自觉地眨了眨眼，让笑容绽在脸上，虽然有点勉强。“没关系。”我脱口而出，这下轮到小男孩诧异了，嘴巴张得大大的，似乎不相信这是真的。看到他这副模样，我不由得笑了，真心的。“真的没关系，刚才我是吓唬你的，逗你玩呢！”他似乎相信了，也冲我笑了笑，两个小酒窝也跳了出来，真可爱！我不由得又想到了自己家里的弟弟。“来，我帮你洗吧！”，我温和地对他说。“不用了。你还是先把脚……”他似乎有点逗，顽皮地看着我那只还泡在水里的脚。“啊！”我立刻抬起了脚。虽有点儿尴尬，但我仍然很心。回到教室，作业做得出奇的顺利。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几年，但是想起来我就充满感慨：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我们只要拥有一颗宽容的心，厚德载物，雅量容人，宽容处事，人生就会更精彩！
【赏析】
这是一篇很值得一读的记叙文。这篇作文呈现出以下三个亮点：一是主题深刻突出。作者通过自己亲身经历的发生在几年前的一件小事，明白了生活中的一个简单的道理，不容易！可见作者对生活的感悟是相当深刻的。二是语言活泼生动。全文的语言时而幽默、诙谐，时而灵活多变，生动有趣，时而尽情描写，如第三段，使文章摇曳多姿。三是结构一波三折，富有波澜。倒叙与插叙合理穿插与运用，使文章变化有致，颇有韵味。结尾收束有力，可谓画龙点睛。
『拾』 沈从文的作品文体有哪些
一生共出版《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篇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边城》是他的代表作。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珠》《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rui)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
散文有《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
文论有《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学术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
他还是个书法家，不仅能写很好的章草和行楷，还对书法艺术有一套完整的属于自己个人的理论。完整地谈论书法的文章有3篇:1937年4月4日发表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谈写字（一）》；1948年7月1日发表在《论语》半月刊上的《谈写字（二）》；还有一篇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叙章草进展》，此文沈先生生前未发表过，后来在家人编辑他的全集时被收了进去。沈先生的另两篇书法方面文章，一篇是对宋和近代书家的分析评价，再一篇是对章草由来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