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体一笔书的创造者

㈠ 书法字体的代表人物

楷书：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赵孟頫。
行书:王羲之、苏轼、米芾、董其昌。
草书：怀素，张旭。

㈡ 毛笔书法的起源

书法的起源：

汉字的刻画符号，首先出现在陶器上。最初的刻画符号只表示一个大概的混沌的概念，没有确切的含义。

距今八千多年前，黄河流域出现了磁山、斐李岗文化，在斐李岗出土的手制陶瓷上，有较多的类文字符号，这种符号，是先民们的交际功能、记事功能与图案装饰功能的混沌结合，这些虽非现人能识别的汉字，但确是汉字的雏形。

紧接着距今约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出土了有一些类似文字的简单刻画的彩陶。这些符号已区别于花纹图案，把汉文字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

接着有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二里头文化考古发掘中发现有刻画记号的陶片，其记号共有二十四种，有的类似殷墟甲骨文字，都是单个独立的字。二里岗文化已发现有文字制度。这里曾发现过三个有字的骨头，两件各一个字，一件十个字，似为练习刻字而刻。这使得文明向前又迈进了一大步。

原始文字的起源，是一种模仿的本能，用于形象某个具体事物。它尽管简单而又混沌，但它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审美情趣。这种简单的文字因此可以称之为史前的书法。

(2)破体一笔书的创造者扩展阅读：

书法五种书体

1、草书

草书是汉字的一种字体，特点是结构简省、笔画连绵。形成于汉代，是为了书写简便在隶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在狂乱中觉得优美。

2、篆书

篆书是大篆、小篆的统称。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年历史，是传世最早的可识文字，主要用于占卜。笔法瘦劲挺拔，直线较多。起笔有方笔、圆笔，也有尖笔，手笔“悬针”较多。

大篆指金文、籀文、六国文字，保存着古代象形文字的明显特点。小篆也称“秦篆”，是秦国的通用文字，大篆的简化字体，其特点是形体均匀齐整、字体较籀文容易书写。

3、隶书

隶书，亦称汉隶，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呈长方形状，讲究“蚕头雁尾”、“一波三折”。

隶书起源于秦朝，由程邈整理而成，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对后世书法有不可小觑的影响，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

4、楷书

楷书也叫正楷、真书、正书。从程邈创立的隶书逐渐演变而来，更趋简化，横平竖直。

5、行书

行书是在隶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源的，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是为了弥补楷书的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的。“行”是“行走”的意思，它不像草书那样潦草，也不像楷书那样端正。

实质上它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

㈢ 什么是“破体”

经查《词源》一书，有三种解释： 1、破乾坤纯阳之体。《参同契》下《上篇》注：“麻衣曰，乾坤错离，乃生六子，六子既是乾坤破体”。 2、书体之一。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三《徐浩论书》：“厥后钟（繇）善真书，张（旭）称草圣，右军（王羲之）行法，小令（王献之）破体，皆一时之妙。”献之书变其父行体而为行草并用，故称破体。 3、不合正体之俗字。唐《李商隐李义山诗集》二韩碑：文成破体书在纸，清晨再拜铺丹墀“。 从《辞源》的解释来看，传统的“破体”书法是指行草书。行草书对现今的人说，没有什么惊奇的，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但在东晋时代，那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是一个发明，一个创造。所以唐朝的张怀瓘在《书议〉中说：“子敬（王献之）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后来，唐朝的颜真卿写了《裴将军诗帖》，里面不光是行草并用，而且还加入了楷书，有人也称其为破体书。由此可以引申为，“破体”书法，是多种书体并用于一件书法作品中的书法。 破体书法”考 关于名称问题，纵观书法大字典，历来“破体”二字有文字上的含义，有书法上的含义。 文字上的“破体”指错别字，是由于不合汉字规范的书写体。清钱泳《履园丛话·书学·六朝人书》曰：“如《刁遵》《高湛》《郑道昭》《元太仆》《启法式》《龙藏寺》诸碑，实欧、虞、褚、薛所祖，惟时值乱离，未遑讲于文翰，甚至破体杂出”，此处是贬意。但我们以此观点来看西汉简帛之书，就发现他们多为破体，但却并非是错别字。这儿是特指错字。 书法上的“破体”指采撷各家之长，融汇一炉的艺术创造。宋陈思《书苑精华》卷十一《唐徐浩论书》曰：“右军行法，小令破体，皆一时之妙。”而《中华书法篆刻大字典》指出“破体”名称的来源：“（破体）指王献之创造的一种杂体，介于行草之间，唐张怀 《书议》曰：‘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战于行，草又处其间’”。看来最早指出“破体”二字者是唐代大书论家张怀 。 《中国书法词典》释破体曰：“（1）书体名。晋王献之变王羲之行书之体，自为一家，好曰‘破体’。《法书要录，徐浩论书》：‘钟善草书，小令破体，皆一时之妙’；（2）行书的别名。宋黄希先生云：‘学书先务真楷，端正匀停而后破体，破体而后草书’”。所以“破”字或作动词用，破体作“破坏之体”讲；或作形容讲，破体则为“打破了古法的书体”。词性应是中性。但当作为书法革新的代名词时，他的意义才获得弹性。现代人研究时多此义。 “破体”书法又称“变体书法”、“破格体书法”，是指打破单一的书风的限制，利用五体书的相互贯通而形成的边缘性书体，是一中创新的代名词。历来对待破体的态度基本上是从书法角度来看的。明赵宦光《寒山帚谈》卷上《格调》曰：“破体有篆破真不破，真破篆不破，有篆真俱破；有可破可不破；有有义之破，有无义之破。不可破者，勿论可也。世谬以笔法为结构，或呼野狐怪俗之书为‘破体者’，皆不知书法名义者也”。破并非杂揉，而注重统一和贯通。清钱泳《书学》中载：“钱献之……老年病废，以左手作书，难于宛转，遂将钟鼎文、石鼓文，及秦汉铜器款识、汉碑题额各体参杂其中，忽方忽圆，似隶似篆，亦如郑板桥将篆隶行草铸成一炉，不可以为训”。又论隶书曰：“至隶复生真行，真行又生草书，其不肖更甚于乃祖乃父，遂至破体杂出，各立支派，不特不知其身之所自来，而祖宗一点学脉亦忘之矣”。文中虽道出了破体书法的特征，但对它的出现却持否定态度，没有赵凡夫那样的辩证思想,这是思想观念的局限性所致。而学者阮元对于北朝碑刻基本是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认识，尽管他并不一定反对破体的创作：“北朝碑字破体太多，特因字杂分隶，兵戈之间，无人讲习，遂致六书混淆，向壁虚造”，但若从艺术上讲，或许正因为如此，魏碑才获得了“血浓骨老”的特征。 破体是作为“字法”还是“表现手法”是问题的所在。对郑板桥的“画法入书”，许多人是抱有保守的观点持否定态度的。原因是米南宫在推出“刷”字的表现手法时，而对“画字”“描字”“排字”等写法进行了否定，认为后三者的写法不如刷字的“痛快沉着”，力与势都不够，历来都以此为圭臬。而真正被推为“破体”之集大成者，应是郑燮，因无论是实践或是理论上，他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清蒋宝龄《墨林今话》：载心余太守诗：“板桥作字如写兰，波磔奇古形翩翩；板桥写兰如作字，秀叶疏花见奇致”；“未识顽仙郑板桥，其人非佛亦非妖。晚摹《瘗鹤》兼山谷，别开临池路一条”，可见是对其书法创新的肯定。清秦祖永《桐阴论画》也是相当肯定的：“板桥风流雅谑，极有书名。狂草古籀，一字一笔兼众妙之长”。这两条是比较实际的评价，至少对板桥的创新的特点和价值有所肯定。而另一位写破体的杨法，却得不到这样的肯定。现代人马宗霍《 岳楼笔谈》评之曰：“狂草恣逸，殆不可识，殊无笔法”，这是过于武断的评价。我在《中国传世书法》中所看到的杨法篆隶变体，当然是破体书，极有新理异态，并非狂草得不可识，较之那些拘谨而甜熟的作品，我觉得他的作品更有意味。我们在美学意义上的“破”不是乱写错字，胡拼乱凑等失去美感的做法，而是指有目的，工夫老到而具有独特审美内涵的创变。但在沙孟海《近三百年书学》中在部分肯定了板桥的书风后，却说是“欲变而不知变者”，使许多人把学郑板桥当作是“入魔道”，甚至视之为“洪水猛兽”。实事求是的分析，郑燮字有不够成熟和程式化的字，但他的精品却是大胆突破前人樊篱，胆敢独创的见证。 我们纵观历史，在五大体的演变过程中，都会有一些边缘性，尚未定型的书体，因其“混血”的性质而显示出多元化和多样性，在今人看来更为可贵。若仅从笔法或结构等微观方面看，“破体”的意义太小；若从书法风格创新的宏观方面来看，“破体”的美学价值是有积极意义的，我想，现在来看“破体书法”更应从这个层面来看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 在先秦时期，文字与书法的演进是同步的，有时很难分清彼此。 第一次大的破体运动，应是由篆向隶演变中“隶变阶段”，许多简帛、砖瓦、镜铭、墓志书法上的字很难让人猝读，但他的美感是不言而喻的。马王堆、睡虎地、青川等地的秦汉文字的书法意味是令人难忘的。篆隶交融，若此若彼，只不过古人的“破”是无意识的或不太明确目的罢了。 第二次破体运动应在由隶向楷进化的过程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正书中，体现得最为丰富。北方的“龙门二十品”为代表的正书及《泰山经石峪大字》、铁山摩崖石刻等，以及南方的“二爨”—《爨宝子》、《爨龙颜》、《谷朗碑》等作品，似楷似隶，非楷非隶,令人回味无穷。康有为盛赞北碑的“十美”，率真、朴茂，自然是其本色，是对法度甚严的规规矩矩的破坏，康氏敢违千年成法，登高一呼，虽有些矫枉过正，但也说明了对这种书体的可变性因素较多的认同。 第三次破体运动在明末。在明中期的祝枝山的大草，直接怀素、山谷遗韵，食古而化，开浪漫主义书风的先河。以点为画，笔画苍老，如暴风骤雨；章法的突破更为明显，打破均衡的字距和行距，而在字的伸缩变化中留白，疏密自然安排。且明末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更是给书家以活跃的思维。例鸷及“公安派”三袁的“独抒性灵”就是要打破“吴门书派”一统天下的局面。 在中期的“吴门书家”中，已显示出有胆识之人。祝枝山的草书点画纵横，以气使笔，点画遒劲，显示出不愿寄人篱下的气概；陈道复的书画都超过其师文征明，笔墨雄放，以行书入草，气度非凡，草书的写意性特强。显示出他的宽阔胸怀。徐渭的行草书已是大胆的破体了。以行书笔意写草书，或以草书笔法写行书，自称“四绝”中“书第一”，与他的大写意画法是相互依存的。而他在书法上贡献是最大的，因其人生遭遇也是最奇特的。“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正是对其创新的充分肯定。 王铎、傅山等已提出了大胆的书法主张，如“敢于胡乱”、“四宁四毋”等，给后世以不小的影响。以拙破巧，以丑破媚，以连破断，以俗破雅等，都显示出书家的睿智。其他如张瑞图的以方笔作草，黄道周的矮体行草以钟繇笔法入书，董其昌以禅的精神入书，化猛厉为平淡，以老练为天真等都是对传统的突破，只不过较之徐文长的革新来说，显得要弱一些而已。 第四次大的破体运动应是清中后期的“碑学运动”。作为对“烂熟伤雅”的帖学书风的反动，阮元、包世臣、康南海先生的积极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主张“中实”“气满”“朴拙”等风格特征，就是一种大胆的破体实践，他以实破虚，以拙重破轻灵，实际上是以碑破帖，在观念上取得成功。 每一次“破体”运动都需要经过否定与肯定、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开放的多次交锋。 元《书法三昧》第八“名人字体”：“此段就有五百余字，集汉魏以来诸帖中之破体者，以其传写失真已久，又不注其所出，恐误后学故不录。大率破体悉从篆隶而出，学者须自详考其法，果合于篆隶者取之，出乎俗笔者去之，岂可不知辨哉！（洪武十五年三月十八日识）”。此段文字指出了篆隶是破体的来源，采取辩证的眼光，要学者批判的吸收。杨维祯的书法在当时是不很被人理解的，因为赵子昂那种风流圆转，秀逸潇洒的作品占了主流，而杨的粗头乱服，跌宕不羁的书风号称“雨夹雪”的章法，是颇为惊世骇俗的。《书林藻鉴》载《书画史》云：“廉夫行草书虽未合格，然自清劲可喜”。李东阳云：“铁崖不以书名，而矫杰横发，称其为人。”徐有贞云：“铁崖狂怪不经，而步履自高。”吴宽曰：“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 ，例载而归，廉夫书或似之。”我想，没有独特的眼光是不可能大胆创变的，更不敢越雷池一步。如智永、吴琚、文征明、沈尹默等书家为后世所诟病，就是不敢大胆跨出古人的樊篱，死守门庭，缺少新变，不能取得跨时代的成绩与成就，与其为人之拘谨有关系。 我们来看郑燮本人是如何看待他的创新的：“黄山谷云，‘世人只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可知骨不可学，面不足学也。况兰亭之面，失之已久乎！板桥道人以中郎之体，运太傅之笔，为右军之书，而实出己意，并无所谓蔡、钟、王者，岂复有兰亭面貌乎！古人书法入神超妙，而石刻木刻千翻万变，遗意荡然。若复依样葫芦，才子俱归恶道。故作此破格书以警来学，即以请教当代名公，亦无不可。”（《中国书论辑要》398页）看来郑燮是针对“帖学”之坏，主要是学帖的“馆阁体”之流，失去了王羲之当年的创新精神，而徒取其貌，肥俗平庸。蒋骥的《续书法论》因此认为“板桥先生的这段议论气势非凡。‘骨不可凡’、‘实出己意’这八字抓住问题要害，点明了‘学古不可泥古’的道理。他的‘破格书’（六分半书）在书林独树一帜，就是创新之一例”（同上）。古人也讲究“集古成家”，自立门户。对书法敢大胆“破”的是画家，李苦禅所谓“画家书”，西方所谓的“书法画”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破体”的另一称呼。现代在当代书坛上能看到以画法（如皴法，点法）入书，刷法入书，泼法入书甚至工艺美术的制作法入书的作品，在技巧革命领域的“破旧立新”，的确给书坛带来很大的生机。 吴昌硕也说：“学我者死，化我者生，破我者进”（《寒松阁谈艺琐录》），书贵通变，首先在破旧方能立新。日本成立了“破体书法”协会，是有远见的，而我国却没有相应的协会，或者对之漠然置之，不能不是一种遗憾。不过在历届大赛中，我们能欣慰看到的是，许多有新意的获奖作品，取法多样，变幻诸体，完全可看作是一种“破体”书法。我们今日能从理论上来研究其美学价值和现实意义，我想对书法革新运动必有裨益。吴子复在《岭南书艺》中说：“若言创法先违法，有道承师后远师”，这实际与“破体”书法的意义正是不谋而合。纵观历史上成功的书家，都是大破大立之人，这种人一是生活坎坷甚多，培养了傲岸独立的气质，故多不平之气；二是博览古今，知古人之失，避今人的同，眼光远大；三是综合修养全面，敢于标新立异，至能会通，集其大成。若无此三者，想破也是很难的。哥伦布用打破鸡蛋令其立起的非常规思维，为我们的创新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念模式，书法家自应有此勇气。“随人作计终后尘，自成一家始逼真”，我想，若为赢利死守一隅，那些思维单一，墨守成规，气量狭小者更是只有望“破”兴叹了。(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博士生)

㈣ 王献之创造了什么样的书法

王献之生于344年，字子敬，小字官奴，东晋著名书法家、诗人。他祖籍山东临沂琅琊，生于会稽，就是后来的浙江绍兴，是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七子。

王献之7岁开始在父亲王羲之的亲自传授下开始学习书法，他同时兼修东汉著名书法家张芝的草书，使得书法在短短的几年内突飞猛进，从小就在文人墨客之中有很大的名声。

王献之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不仅承继父风，而且能超越创新，特别是他创造的“破体”，即“大令体”，简直别树一帜。所谓破体，就是打破楷书、草书的界限，但又不是正统的“行书”，偏于草的为行草，偏于楷的为行楷。

这种行草或者行楷的字体，既有楷书的工稳，又有草书的流畅，书者可以有自己的偏好，亦可发挥自己的特长，给书者留有极大回旋余地。王献之曾写下承继父亲书法风格的著名书法《洛神赋》。王献之同时还创造了草书里的“一笔书”，这是他书法方面的又一大贡献。张芝为草圣，使草书成为书法艺术领域里最富表现力的书体。

张芝后，王羲之完成章草至今草的嬗变，使草书再展了新姿。王献之继承父亲风格，将今草再推进一层，创造了草书里的“一笔书”，其宛如滔滔江河，一泻千里，表现出了一种雄姿英发和风华朴茂之姿，令人耳目一新。代表作《中秋帖》和《十二月帖》。

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在书法艺术上各有千秋，王羲之以真行为显，王献之以行草为能，所以不能以一种书体品评谁优谁劣。王献之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王献之站在中秋明月下，手提毛笔，闻着空气中的淡淡墨香，感觉到自己的精气神已经达到了顶点，右手下按，手中毛笔刷刷点点，他在纸上写道：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

㈤ 称自己书法为破体,一字书的是谁

晋代王献之书法“破体”，号称“一笔书”。一字书，从未有过，想必是你记错了。

㈥ 文成破体书在纸是什么意思

就是构思完成后，一定下笔，才可称为“书”。

㈦ 书法是谁创建的

原始文字的起源，是一种模仿的本能，用于形象某个具体事物。它尽管简单而又混沌，但它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审美情趣。这种简单的文字因此可以称之为史前的书法。 浑然入序的书法 从夏商周，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王朝，二千多年的历史地发展也带动了书法艺术地发展。 这个时期内各种书法体相续出现，有甲骨文、金文、石刻文、简帛朱墨手迹等，其中篆书、隶书 、草书、行书、楷书等字体在数百种杂体的筛选淘汰中定型，书法艺术开始了有序发展。 书法开创先河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秦始皇统一国家后，丞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 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著名书法家李斯主持整理出了小篆。《绎山石刻》《泰山石刻》《琅玡石刻》《会稽石刻》即为李斯所书。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秦代是继承与创新的变革时期。《说文解字序》说：“秦书有八体，一曰 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基本概括了此时字体的面貌。由李斯秦之小篆，篆法苛刻，书写不便，于是隶书出现了。“隶书，篆之捷也”。其目的就是为了书写方便。到了西汉，隶书完成了由篆书到隶书的蜕变，结体由纵势变成横势，线条波磔更加明显。 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秦代除以上书法杰作外 ，尚有诏版、权量、瓦当、货币等文字，风格各异。秦代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气魄宏大，堪称开创先河。 求度追韵 两汉书法 两汉书法分为两大表现形式，一为主流系统的汉石刻；一为次流系统的瓦当玺印文和简帛盟书墨迹。“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是汉隶成熟的标记。在摩崖石刻中（刻在山崖上的文字）尤以《石门颂》等为最著名，书法家视为“神品”。于此同时蔡邕的《熹平石经》达到了恢复古隶 ，胎息楷则的要求。而碑刻是体现时代度与韵的最主要的艺术形式，中以《封龙山》、《西狭颂》、《孔宙》、《乙锳》、《史晨》、《张迁》、《曹全》诸碑尤为后人称道仿效。可以说， 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北书雄丽，南书朴古，体现了“士”、“庶”阶层的不同美学追求。至于瓦当玺印、简帛盟书则体现了艺术性与实用性的联姻。 书法艺术的繁荣期，是从东汉开始的。东汉时期出现了专门的书法理论著作，最早的书法理论提出者是东西汉之交的 扬雄 。第一部书法理论专着是东汉时期 崔瑗 的《草书势》。 汉代书法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汉隶书家，以 蔡邕 为代表。一类是草书家，以 杜度、崔瑗、 张芝 为代表。 汉代创兴草书，草书的诞生，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有着重大意义。它标志著书法开始成为 一种能够高度自由的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草书的最初阶段是草隶，到了东汉时期，草隶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章草，后由 张芝 创立了今草，即草书。 三国时期，隶书开始由汉代的高峰地位降落衍变出楷书，楷书成为书法艺术的又一主体。楷书又名正书、真书，由 钟繇 所创。正是在三国时期，楷书进入刻石的历史。三国（魏）时期的 《荐季直表》。《宣示表》等成了雄视百代的珍品。 两晋书法最盛时，主要表现在行书上，行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其代表作“三希”，即《伯远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 最能代表魏晋精神、在书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当属王羲之， 人称“书圣”。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其子王献之的《洛神赋》字法端劲，所创“破体”与“一笔书”为书法史一大贡献。 南北朝时期，中国书法艺术进入北碑南帖时代。 北朝碑刻书法，以北魏、东魏最精，风格亦多资多彩。代表作有《张猛龙碑》《敬使君碑》。碑帖之中代表作有：《真草千子文》。北朝褒扬先世，显露家业，刻石为多，余如北碑南帖，北楷南行，北民南土，北雄南秀皆是基差异之处。 如论南北两派之代表作，则是南梁《 瘗鹤铭》。北魏《郑文公碑》可谓南北双星，北派书写者多为庶人，书不具名，故书法时冠冕，被誉为“书中之圣”，北派 王右军 。

㈧ 书法魏体字是谁创造的

书法上没有“魏体字”的说法，只有“”魏碑字体。

关于魏碑：

魏碑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8年）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称，以北魏为最精，大体可分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刻石四种。此时书法是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渡性书法体系，钟致帅称魏碑“上可窥汉秦旧范，下能察隋唐习风。”魏碑书法对后来的隋和唐楷书体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历代书家在创新变革中也多从其中汲取有益的精髓。

魏碑风格多样，朴拙险峻，舒畅流丽。极有名的如《郑文公碑》、《张猛龙碑》、《高贞碑》、《元怀墓志》及《张玄墓志》，已开隋、唐楷书法则的先河。清代中期倡导“尊碑抑帖”，冲破“馆阁体”的束缚，碑学兴起，书风为之一变。魏碑上承汉隶传统，下启唐楷新风，为现代汉字的结体、笔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有许多摩崖石刻，并不是先行书丹上石，而是直接在石面上雕凿的，临写时要注意不使刀痕夸张，免生习气。

一般公认魏碑字体的创造者是郑道昭。郑道昭（公元?－516年），字僖伯，自称中岳先生，北魏开封（今属河南）人。累官至秘书监、荧阳邑中正，先后出任光州和青州刺史。他“少而好学，综览群书，好为诗赋。”对书法颇有研究。郑道昭所处的南北朝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化的年代，文字和书法也在这个时期逐渐地由汉隶向楷书演变，并且在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魏碑”体。

㈨ 阅读材料，模仿示例对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作一简要介绍

东晋大书家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山东临沂人。他是王羲之的第七子，书史上一直把他父子二人并称为“二王”。王羲之一家数子均诸书法，唯独王献之最具秉赋，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从而也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字在笔势与气韵上要超过其父，米芾称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即是指在草书上的“一笔书”狂草。他还劝其父“改其体”，足见其书艺创造上的胆略，不愧被后世褒称“小圣”。

诞生于“书圣”之家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东晋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他是王羲之第七子，做过州主簿、秘书郎、长史，累迁建武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故人称“大令”。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从献之幼年起，王羲之便向他传授书艺。据说，羲之曾经从背后掣拔其笔，试测他的笔力，叹云：“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可见王羲之很早就对他寄予厚望。传为王羲之所撰的《笔势论》云：“告汝子敬，吾察汝书性过人，仍未闲规矩”，“今述《笔势论》一篇，开汝之悟”，并“今书《乐毅论》一本”，“贻尔藏之”。献之确实书性颖悟，不仅于技法上如此，而且能将意趣渗入书法中。相传有一次献之外出，见北馆新涂的白色墙壁很干净，便取帚沾泥汁写了方丈大的字，观者如堵。羲之见而叹美，问是谁作的，众人答云：“七郎。”

王献之书学思想高超，有远见。他劝父亲改体，不过十五六岁。他的书学见解之深似乎与年龄不相称，但却是事实。唐张怀瓘《书议》记载王献之对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献之认为事贵变通，章草的字字独立以及波磔的生发，不能表现出更宏大的气势、奔逸的律动。在深入研究之后，他认为藁草与行书之间可找到突破“往法”的途径，建议父亲应当“改体”。王献之对于传统书体的深刻研究，对于创新路数的用心探索，确有过人之处。

创新变体的书学是灵魂主宰并导引着这位书圣的后代。他要突破往法，另辟一新天地，而且也想超越其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树新帜。虞（龠禾）《论书表》载：“谢安尝问子敬：‘君书何如右军（指王羲之）？’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王献之并非是不知天高地厚之辈，他的自我评价亦非无稽之谈。孙过庭《书谱》载，羲之往京都，临行题壁。献之偷偷地把它抹掉，另外写过，自以为写得不错。羲之回家看见了，叹曰：“我去时真大醉也。”献之内心感到惭愧。这传闻足见献之虽有志与父争胜，却亦有自知之明。献之学父书，又转学张芝，他不仅劝父“宜改体”，而自己也在实践另创新法。

张怀瓘《书议》曾这样评价王献之在书艺上的创造：“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可惜他四十三岁便谢世，否则他在书艺上的成就当更为可观。虽然如此，他已将自己的天赋资质、独特的精神风貌、思想情感，一一融进他的书法作品中，在书艺中留下不朽的名声。

王献之本性潇洒，超然于世俗礼法之外，“风流为一时之冠”。《书断》曾载：晋太康中新起太极殿，谢安欲使子敬题榜，以为万世宝，而难言之，乃说韦仲将题凌云台事。子敬知其指，乃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长。”谢安也就不再相逼。有时别人向他求书，也罕能得到；即使权贵逼他，亦不为所动。

沉酣矫变的书法艺术

王献之的遗墨保存很少，故只能从碑帖拓本中见其书艺。《宣和书谱》曾著录献之遗作近九十件，而王羲之则有二百四十三件法书为宣和内府所藏，可见当时献之传世之作就已比其父少得多。而且，“二王”墨迹均有真伪之争。今人沈尹默曾谈到：“献之遗墨，比羲之更少，我所见可信的，只有《送梨帖》摹本和《鸭头丸帖》。此外若《中秋帖》、《东山帖》，则是米（芾）临。世传《地黄汤帖》墨迹，也是后人临仿，颇得子敬意趣，惟未遒丽，必非《大观帖》中底本。……献之《十二月割至残帖》，见《宝晋斋》刻中，自是可信，以其笔致验之，与《大观帖》中诸刻相近。”

“二王”父子书艺之比较

王羲之与王献之的书法艺术的比较，书学史上众说纷坛，褒贬不一，这里略作介绍。

一、“内（扌厌）”与“外拓”。“二王”在技法上的特点，书家往往以“内（扌厌）”与“外拓”标示。如明何良俊《四友斋书论》云：“大令用笔‘外拓’而开扩，故散朗多姿”；“右军用笔‘内（扌厌）’而收敛，神彩攸焕，正奇混成也。”今人沈尹默也说：后人用内（扌厌）、外拓来区别“二王”书迹，很有道理，大王“内（扌厌）”，小王“外拓”。试观大王之书，刚健中正，流美而静；小王之书，刚用柔显，华因实增。用形象化的说法来阐明“内（扌厌）、外拓”的意义，“内（扌厌）”是骨（骨气）胜之书，“外拓”是筋（筋力）胜之书，右军书“一拓直下”，就是“如锥画沙”。“外拓”的形象化说法，可以用“屋漏痕”来形容，放纵意多，收敛意少（参见《二王法书管窥》）。用“内（扌厌）”、“外拓”虽可说明“二王”书艺中许多不同处，但也不能涵盖一切，细察也未必十分科学。大王能“内（扌厌）”也能“外拓”，当是“内（扌厌）”为主“外拓”为辅，小王能“外拓”也能“内（扌厌）”，当是“外拓”为主“内（扌厌）”为辅，而取向的不同是以各自的审美理想为转移的。潘伯鹰说：“有人说羲之‘内（扌厌）’，献之‘外拓’。这最多也只说得一半。”（《中国书法简论》）此言颇有见地。

二、技法来源之辨。清包世臣《艺舟双揖》中曾述自己看法并批评米芾见解：“尝论右军真行草法皆出汉分，深入中郎（指蔡邕）；大令真行草法导源秦篆，妙接丞相（指李斯）。……米老‘右军中含、大令外拓’之说，适得其反。”今人侯镜昶认为：包世臣以为大王笔源于隶，小王笔源于篆，此见解值得商榷。侯氏以一语概括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三家真行书特点及渊源：钟善翻，大王善曲，小王善直；翻出于分书，曲出于篆书，直出于隶书（《论钟王真书和(兰亭序)的真伪》）。看来王氏父子书艺有两个主要来源，远源均出于秦汉篆隶，近源则出于钟、张，然后陶冶融铸，发展成各自的体势。

三、草书联绵之辨。王羲之学张芝草书，从形势上突破章草的分割孤立，加以钩连，但一般不作多字联绵，仅二至三字一笔出之。他用张草的使转，发展为内向的、敛蓄的今草。王献之既学其父，也学张芝，突破王羲之联绵模式，成为更多字的贯通，为“一笔书”；由内向而转为外侈，由敛蓄而化为奔逸。所谓“一笔书”是指“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惟子敬明其深诣，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参见《书断》）。世称“一笔书”始自张芝，王献之则是以张芝为“杠杆”，以羲之草书为“支点”，完成一种“破体”的创造。

四、骨势之辨。羊欣说：“献之善隶藁，骨势不及父。”张怀瓘《书断》中说：“惜其阳秋尚富，纵逸不羁，天骨未全，有时而琐。”王献之主外拓、奔逸，因而在快速流转中有时未能沉着痛快，而有轻滑之嫌；而王羲之主内（扌厌）、重骨气，故字势雄强。当然这是从高层次上的比较。王献之何尝不重骨势？如《洛神赋十三行》，清张廷济在《清仪阁题跋》中说：“风骨凝厚，精彩动人”；“然风神骀荡，气骨雄骏，固已无美不臻”。当然王献之中年去世，若再能锤炼多年，其骨势自能更臻胜境。

五、媚趣之辨。王僧虔曾说：“献之远不及父，而媚趣过之。”羊欣也有同样的说法。王献之书艺体势似凤舞鸾翔，以纡回钩连为流美，以纵驰放逸为快意，以墨彩飞动为神逸。张怀瓘《书议》中说其体势“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同时也指出王献之“时有败累，不顾疵瑕”。其实王羲之书也多媚趣，因此曾有人非议，韩愈《石鼓歌》有“羲之俗书趁姿媚”之句。张怀瓘也说他“有女郎才，无丈夫气”。晋人书法中的媚趣与时代风尚有关，这种“媚”，是一种雄媚，而不是柔媚。献之之媚在流动跳荡中、在险峻放逸中呈现得光彩照人，比其父更多媚趣。

六、艺术哲思之辨。王羲之书艺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中和，在多种对立因素之中调和统一。他在书法的形质（如肥瘦、方圆、短长、骨肉等）方面能无过无不及，在书法的神采（如奇正、气度、韵趣等）方面无乖无戾。项穆《书法雅言》云：“逸少一出，揖让礼乐，森严有法，神彩攸焕，正奇混成也。”与突破其父草书模式一样，王献之也是有意识地改变其父的创作思想，他将“中和”转为“失衡”，走向以“奇”、以“险”争胜的新境界。项穆也认为“书至子敬，尚奇之门开矣”。

七、书体之辨。先说章草，王献之承其父法家范，从《七月二日帖》等可睹其章草风采。此帖章草笔法古雅，然俯仰跳荡，大小错杂，也显示自由不拘的个性。再说楷书，南朝宋虞（龠禾）《论书表》说：“献之始学父书，正体乃不相似。”张怀瓘《书断》说，王羲之书写《乐毅论》给献之，献之“学竟，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入圣，筋骨紧密，不减其父。如大，则尤直而少态，岂可同年”。再说行书，王羲之情深调合，会古通今，创造卓越，《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是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开拓、立法，为后世树立了典范。而王献之在行书上虽也颇有贡献，但他的行书并未能走出乃父的规范，其凝练、器宇、才气都不及其父。在草书上，父子各有特点，羲之特出不群，颖悟此道，除繁就省，创立了新草制度，但是在“一笔书”方面却是子胜于父。吴德旋评论说：“大令狂草，尽变右军之法而独辟门户，纵横挥霍，不主故常。余谓大令草书，虽极力奔放，而仍不失清远之韵。”（见《初月楼论书随笔》）黄庭坚《山谷题跋》中又加以比较：“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弥觉成就耳。所以中间论书者以右军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尝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似左氏，大令似庄周也。”当然也有很不公正的评价，如唐太宗崇拜王羲之而贬低王献之。其《王羲之传论》云：“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钦！”唐太宗的评论完全倾向于王羲之一边，竟至以《兰亭序》真迹殉葬。

王献之书艺的独立价值

历史上往往以“二王”并称，又往往以大王概括小王，但王献之书艺自有其独立价值。

王羲之至会稽后，书法艺术成就达到顶峰。但誓墓不仕后因笔札多为代笔人所书，乃有非议。王羲之逝世后到南朝梁初，约一个半世纪，在此期间王献之书因其媚趣研润、逸气洒脱，学其书者盛极一时。其间名家师法小王者，如《书断》所载，即有桓玄、宋文帝刘义隆、羊欣等。特别是羊欣，被称为“入于室者，唯独此公”，所以时人谓“买王得羊，不失所望”。另外还有薄绍之、谢灵运、孔琳、邱道护、齐高帝萧道成、萧思话、范晔等，也各具小王意趣。这是王献之声誉日隆的一个原因。羊欣书艺独步于王献之之后，传授门徒，使献之的影响更为扩大。

那么，唐太宗为何要贬低王献之？有的学者认为，在初唐李世民要学书，必是从王献之入手，因为那时王献之的手迹比其父的容易得到。后来李世民才看到王羲之的墨迹。李世民也许不甘心居于王献之之下，便把其父抬了出来。由于李世民推崇大王、贬低小王，当时人士慑于皇帝的旨意，遂把有王献之署名的遗迹抹去其名字，或改为羊欣、薄绍之等人姓名。但是唐人学小王者仍很多，特别是“唐人草书，无不学大令者”（吴德旋语）。欧阳询的真、行便既学大王，又学小王，而别成一体。近人沈曾植也说：“率更（指欧阳询）行草，实师大令而重变之。”虞世南和其他一些书家也学王献之，张怀瓘说：“虞书得大令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在焉。王绍宗，清鉴远识，才高书古，祖述子敬。孙过庭，博雅有文章，草书宪章二王。”唐人对王献之的草书很重视，尤其是狂草。张旭的草书就从王献之化出。唐蔡希综《法书论》云：张草“雄逸气象，是为天纵”，“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怀素也皈依小王，其《圣母帖》“轻逸圆转，几贯王氏之垒，而拔其赤帜矣”（见赵涵《石墨精华》）。由此可见，尽管李世民贬低小王，但终唐一代，还是有很多人向王献之学习的。

五代后周杨凝式兼学“二王”，学习献之取得卓越成就。沈曾植说：“草势之变，性在展蹙，展布纵放，大令改体，逸气自豪，蹙缩皴节，以收济放。（张）旭、（怀）素奇矫皆从而出，而杨景度为其嫡系。”（《海日楼札丛》）

宋代四大书家之一米芾称：“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大令十二月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米芾服膺王献之，并且心仪手追这种“天真超逸”的意趣。米书与小王书血脉贯通。另一书家蔡襄也说：“唐初，二王笔迹犹多，当时学者莫不依仿，今所存者无几。然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号为名书，其结约字法皆出王家父子，学大令者多放纵，而羲之投笔处皆有神妙。”蔡襄追慕晋韵，其媚趣研润则与小王近似。黄庭坚也称赞“大令草入神品”，黄书“运笔圆劲苍老，结体紧密纵横处，从颜柳诸公上接羲献”（笪重光语）。即如苏轼，其书面目虽与“二王”不类，但也有相通之处。姜夔对小王也多推崇，曾说：“世传大令书，除《洛神赋》是小楷，余多行草，《保母砖志》乃正行，备尽楷则，笔法劲正，与《兰亭》、《乐毅论》合，求二王法，莫信于此。”

元明清以来学小王书法而成就卓著者有元代赵孟頫，明代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清代王铎等，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

总之，王献之的书艺对后世影响深远，自有独立的价值。以“二王”并称也成了书史上的专名。“父之灵和，子之神骏，皆古今独绝”，难怪人们称王羲之为“书圣”，称王献之为“小圣”了。

㈩ 何谓“破体书法”

破体是古今书法创新的动力性特征。其主要特点是，以不同时期相关书体的特质作为变量，会通损益，济成厥美。魏晋时期，以破创定，书法风格的变化往往与书体演进同步，唐以后破定创新，书风表现为书家所专擅的某一定体内个人风格的嬗进,所以，书法创新的历史就是定体与破体彼此消长的历史。总结古代破体实践理论，我们发现，同是破体，其表现范式有字体、书体及其笔法的种种不同。为什么同是破体，有的被立为楷模，而有的却被讥为夹生饭，其判断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破体创新蕴含了什么美学原理，在当代书法创作中有什么借鉴意义，对这些问题本文都尝试作以回答。

关键词：破体 创新 范式

书体是古今书法作品最直观的表现形式，篆隶真行草，所谓“各有定体”是也。书体又是书法创新的一种主要方式和手段，历时的几种不同书体其审美特质均可以同时用作艺术表现的元素，杰出的书家总能兼善变通，别构一体，其个性化书风即与破体创新密切相关。从这点来看，“书无定体”可视作书法创作及其审美的一项重要原则，定体与破体之间的矛盾消长则是我们探索书法创新的一面镜子。
长期以来，书学界习惯将与定体相对的“破体”狭隘地理解为一种独立的书体即“破体书”，认为破体就是“杂体”和“多种书体同存于一幅书法作品中” ；创作上更受东邻日本破体书道“形象表现性书体”的误导，很多自诩标新的作品成了夹生的字体“拼盘”，有的竟巧涉丹青，殊不师古。这样，强名破体，实则沦为野狐怪俗之书。与此相反，中国书法史上数千年真正有关破体创新的实践及其理论之菁华却很少被认真地加以发掘和利用。这种做法在理论上不仅是错误的，实践上也是有害的。本文拟通过对“破体”这一标志古代书法创新的核心理论及其实践作一粗浅爬梳，勾勒出破体发展脉络，并对破体创新的范式和美学原理加以总结，在此基础上，再对当下书法创作中破体创新现象略作观照，以期对书法创作者有所借鉴和启发。
破体创新的书法史考察
相较于定体或常体而言，破体永远是一个颇具艺术创新色彩的关键词。人们常说不破不立，对书法尤其如此。如书论中“秦相李斯破大篆为小篆”，“子敬创草破正 ”，“或改变驻笔，破真成草” 等例，即说明定体与破体彼此消长对书体风格带来的影响。
“破体”一词，最早出现于唐徐浩《论书》,原文曰：“钟善真书，张称草圣，右军行法，小令破体，皆一时之妙。 ”这里，小令实指王献之。 王认为“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藳行之间。 ” 句中“伪略”二字，沈尹默先生曾释之曰：“伪谓不拘六书规范，略谓省并点画屈折。 ”的确，小王打破了章草常体固有的体式规范，“非行非草，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而破体正是这样一种介乎藳书和行书之间的一种体式。比照被米芾称之为草书的小王《十二月帖》，开头“十二月”三字作行楷书，后转为行草，字势连属，极草纵之致，这正是小王破体的明证。子敬虽然在“行草之外，更开一门”，但严格来讲，行草互破相间的只是一种创作方法，还并非独立的书体。如《墨薮?续书品第四》就明列羲之“破体”为上品上。《书谱》所言大王“拟草则余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可为破体作一注脚，此足见二王在破体创新这一点上，没有本质区别。“四贤”书法之妙，与他们不拘定体，破旧立新的立场和实践攸关。
其实，文字书写过程中不合定体的破体现象，早在先秦书法就已普遍存在。我们熟知西周散氏盘铭文以横取势而与常体纵势明显不同，石鼓文在籀文之中也时参以古文字形，秦汉之际大量的隶变现象使简帛文字篆隶界限常变得模糊不清。这种为赴速急就自然形成的书写性简化或地域性文字阑入所造成殊形异态，在文字的自然演进和使用过程中一直存在，但它与以妍美为目的动词破体有着本质的不同。“睿哲变通，意巧滋生” 。后者是书家主体的有意识创造，是文人书家群体崛起后普遍使用的方法。从斫雕为朴到华质相半，只有当汉季篆隶楷行草诸体俱备并初成定体规模后，书家将以前文字变体自然现象纳入书法审美的层面，才够得上真正的书法破体。
对于书法艺术自觉的时代，多数学者倾向将其确定于东汉中后期，这与文人书家破体创新意识的自觉有因果关系。康有为认为，“吾谓书莫盛于汉，非独其气体之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 ”
康氏所举汉季书法变制，完全可以从书体的破立角度得以印证。这一时期，文人书法大体分为三大流派：以曹喜、蔡邕等人为代表篆书流派，其中曹首变其法，“善悬针垂露之法”，“少异于斯”，蔡“善篆，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 ；以杜操、崔瑗、张芝为代表的草书流派，其中杜创章草之体，崔趋于精巧，张省繁以成今草；以钟繇为代表的正书体，钟“师资徳升，驰骛曹、蔡，仿学而致一体，真楷独得精妍” 。此外还有刘德升小变楷法，谓之行书。
如果说苍颉作书，程邈作隶（篆）还流于传说，李斯小篆还多少带有官方书同文字的政治色彩，那么，汉末以来文人书家的崛起便和他们自觉的破体创造密不可分。东汉以前，篆隶书体的更替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以崇简易”的自然破体，人们作书，体随字法，破在正规场合下视为不恭，如万石建表奏书中“马”误少一画，惶恐死罪；东汉以后，翰墨相尚，破体为用，杜度乃以章草表奏，以代史书。
魏晋时期书法变制之风依然继续，经钟繇变体的藳书及行隶书体在羲献等人手里进一步被损益化合。其“变古制今”者主要有：卫瓘“采张芝草法，取父字参之，更为草藳”，王羲之、王洽等剖判钟张旧制，“俱变古形” ，献之“改变制度，别创其法” 。在南朝还有梁阮元，“居今观古，尽窥众妙之门，虽复师王祖钟，终成别构一体。 ”等等。
“为一字，数体俱入” ，这名为大王书论虽然不可能出自他口，但颇能代表魏晋书法“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的破体方法和创新意识。可以说，古今质妍的审美变化多数是在诸多书体的破与立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来的。
汉晋时期书体面貌，尚与时变迁，有造诣的书家在并擅诸体的同时，往往又能广泛自由出入多体之间，一方面，丰富了旧体的表现手法，另一方面，损益旧体，以破为立。以四贤为代表书家，既是破体书法的创新者，又是新体文字的立法者，其书法个性与新体文字一起，推动了字体的发展与完善，成为引领后代书风的潮流楷模，被后世尊为不祧之祖。
南朝以降，前代破体之书转精其巧，篆隶真行草各朝定体化方向发展，前后书体之间比邻空间愈加狭小，而各种体之间区别性特征越来越大，字体因功能性饱和定体规范化至隋唐时趋于停滞。此前古今书体共时并存的自然现象在多数情况下被分隔为历时性和功能性不同分体而治，能如魏晋书家那样兼善诸体，出入古今，别开户牖而成一体者几乎不可能。于是，唐代书家从以前的兼善诸体走向严守书体界域而专精一体，出现了李阳冰、韩择木、颜真卿、李邕、怀素等分体偏才大家。另外，由于受科举习气的影响，破体文字在书写上也开始有了强制性的规定，出现了如《干禄字书》之类正体字形规范。
“真书如立，行书如行，草书如走” 。学书当先务真楷而后破体，这是唐及其后书法学习的不二法门。但书体这种线性排序却人为改变了历史上字体的演进次第关系，切断了楷书与篆隶古体之间联系，钟王用笔中使转古意被描头画角提按所代替，所以苏轼认为，颜柳之后，“ 钟、王之法益微” 。
定体后今而不古的现象在其它书体中同样存在，此如宋黄伯思所说，“篆法之坏，肇李监；草法之弊，肇张长史；八分之俗，肇韩择木。此诸人书非不工也，而阙古人之渊原。……彼观钟彝文识，汉世诸碑，王、索遗迹，宁不少损乎？此可为知者道。”
如何突破楷书定体后书家风格对书法创新所形成的阻力，一直是褚、薛楷法成风之后书家破体方向，此举直接导致了盛唐书风的丕变。 可以这样说，魏晋书家破体以定体，书法风格的变化往往与书体演进同步，唐后书家破体以求新，书风不仅是在自己所专擅的定体内风格的嬗进，而且还通过不同书体之间交互作用以推动定体的发展。“书复于本”“先其质而后其文” ，张怀瓘第一次将书法取法的对象远推至汉晋之前的上古三代。早前孙过庭还提出过书通古今的方法：“虽篆、隶、草、章，工用多变，济成厥美，各有攸宜”。他还以张草钟真为例，说明真草二者兼通相破之理：“伯英不真，而点昼狼藉；元常不草，使转纵横。自兹以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专精也。 ”二人专精一体虽于史实不合，但我们却能从正书与草书兼美关系体现了晋唐书法破体创新从量到质的转变，明白唐人专精与兼通破体的辩证关系。
在署名为王羲之实为唐人所著的书论中，还提出了草书破体方法，“然则施于草迹，亦须时时象其篆势；八分、章草、古隶等体要相合杂，发人意思；若直取俗字，则不能光发于笺毫。 ”不难看出，其参古为破的做法更多出于对汉魏书法破大于立实践的总结和思考。
从唐代书法的实践看，我们从唐以后人对唐书家的时空定位中不难看出他们破体创新的祈尚。
钟、王变篆隶者也，颜变钟、王用篆也。（宋郝经《叙书》）
欧、褚真书参八分。智永、虞世南、颜鲁公书折作转笔，又间参篆籀。怀素草参篆籀……（梁巘《评书帖》）
颜鲁公《家庙碑》，今隶中之有小篆笔者。欧阳兰台《道因碑》，今隶中之有古隶笔者。（王世贞《艺苑厄言》）
伯英遗篆为狂草，长史偏从隶势来。（包世臣《论书十二绝句》）
……
以上总结虽未必完全代表当时书家实际，换言之，唐代早期书家书风的成因复杂，多少有时势使然的惯性，但唐人兼通融会铸成一家之体应是不争的事实。
从宋代开始，书法创作已普遍意识到了唐法定体与古代篆隶古体之间短路现象，受“理一分殊”哲学观念的影响，整合会通的创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蔡襄公开提出，“予谓篆、隶、正书与草、行通是一法。 ”苏轼在跋君谟飞白书时对蔡氏这一理论大加引申：“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分科而医，医之衰也。占色而画，画之陋也。和、缓之医，不知老少，曹、吴之画，不择人物。谓彼长于是则可也，曰能是不能是则不可。世之画篆不兼隶，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 ”
在创作方面，东坡楷书“变颜柳用隶”，从而实现了他提出的“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庄重”两难之兼善。与苏轼不同，黄庭坚差不多是第一个从实践上打通古今书体界域的人。他认为，草书“与科斗篆隶同法同意”，“余尝观汉时石刻篆隶，得楷法”，“石鼓文笔法，如圭璋特达，非后人所能赝作。熟观此书，可得正书行草法” 。黄氏书法，前人评价是“出隶入楷，古篆八分无法不备” 。的确，黄书用笔昂藏郁拔处常有篆意。康有为目其行书之曰“行篆” ，我们也可将草书配称为“草篆”。宋四家当中，米芾虽然也推崇颜行书“篆籀气”，但其书法终以魏晋指归，更多吸取了献之尺牍行草相破方法。
在尚意书风的笼罩之下，宋人运古法于今体还来不及全面实践，但其理论先觉却引发了元代书法复古思潮，并为破体变法作了理论铺垫。以赵孟頫为领袖的复古书风从钟王之书返约两汉先秦，很多书家还兼善篆隶乃至大篆籀书，但陈陈相因，没有发展，只有汉晋章草重新成为一进新贵后，才成为草书创新的主要资源。子昂继续沿袭行楷相晋人笔法和二王破体尺牍的风格，康里子山首以章草入今草，改前单字纵势为章草的横势，流畅之中顿增古拙之趣。杨维桢直接把章草笔法与点画与行草乃至狂草全面结合起来，点画狼籍，狂怪不经。元末宋克，杂糅章草与魏晋行楷笔意与字形，是行楷与章草的杂体。
篆隶全面复兴虽从元代开始，但于此二种书体上真正有创体之功当属明代的赵宦光和宋珏。赵法《天发神谶碑》并以草书笔法破体自创“草篆”一体，宋师从《夏承碑》，融篆法入隶字，二人对清代篆隶破体创新的书家产生了影响。
明末以降，由于金石学发达及小学学术的繁荣，书家崇古、学古、做古、变古蔚然成风。“学书先学篆隶，而后真草 ”彻底刷新了宋元前学书务必先工楷书而后行草的观念。以前被奉为周孔的羲献甚至不足为法，如王铎就认为：“羲献不过姿之秀婉耳，画不知古也，未之学也。” ，为求古意他有时有意识地将古文异体纳入行草书作之中，以求新变。傅山较王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他的杂书卷册中，将传世古文、锺鼎文、古隶一古脑儿地写入其中，又常常打破文字结构笔法，自由加减，从而造成“非驴非马”无体现象。
篆隶复古是碑学运动的先声，传统书家恪守秦汉旧体古法，而创新者纷纷将目光转向破体，以古（体）破古、以今（体）破古、以草破古成为一时风尚。隶书方面，郑簠以行草笔意来写隶书，笔画流动，这为质朴的隶书注入了鲜活的笔法。金农以隶为楷，亦行亦草，伊秉绶篆笔入隶、杨岘以草写隶，等等；篆书方面，杨法草篆上接赵宦光，并间入隶体笔形方整，与汉缪篆相类。邓石如以隶笔写篆书，增加提按，强化书写意味，导清人篆书先路。赵之谦篆书参以魏书笔意，吴昌硕以行笔写石鼓，等等；此外，还有郑燮篆隶真行草杂为一体的“六分半体”也为世所重，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他们借古开今的创新精神。
与此同时，篆隶的某些笔形与审美特征贯注到行楷书体之中。清代碑学之所以尊碑却卑唐，备魏而宝南，就是想藉此考索源流，摆脱唐楷定体惰性，发掘不同书体之间可供借鉴的创新资源。如邓石如、赵之谦、张钊裕均以隶书、魏碑特征融入楷书，在唐楷之外，又开一门。这是楷书既宋人以行破楷之外，又一次找到破体途径。
从一定意义上讲，碑学无异于一次“破体”狂飙运动。但一些人错误地把书体当成了可以自由拆装的零配件，任意加减，很多人有意创新，却无意做了“夹生饭”，缝制成“百衲衣”。此风相扇，波及近代现代，以至于现代破体书派假其糟粕，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破体创新菁华和本质。

破体的范式和原则
物理学上有个动能定理，它的描述是：物体在某一时刻具有动能E1，在另一时刻具有动能E2，那么这两个动能之间的变化差值等于外界对这个物体所作用的终功。与此相类，书法创新的历史就是从一种体制风格到另一种体制风格之间的运动与变化，每当一种新体发展成为一种定体，就需要从定体之外寻找一种新的变量作为其前进动力，破体之功正是原有定体发生改变后又产生新体。如此往复，书法才得以不断地创新和前进。
“定体”和“破体”之“体”，或可称“书体”、“字体”、“形体”、“体制”、“体势”、“制度”、“体式”等， “体”可以指不同书体或字体，也可指同一书体当中存在的不同书家风格，当然还可以是以上二者的综合，总之与康有为所说“形学”紧密相关。
破体主要是以书体观念形成后对相关定体及与这些定体直接联系的书家风格所进行的变革。汉蔡文姬所言其父“割程隶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以造八分书虽不可信，但以书体为体裁元素镕铸一家之体却很恰切，书论中常言的“损益”“增损”“加减”“剖判”“合而裁成”“酿成一体”等多是对不同书体形体及特质的化合创造。
建立在书体特征之上的破体，总体上包括破字法、破形法和破笔法三大方面。
字法是指字体的结构，多指六书结构和笔画、偏旁布置排列方式，它是字体发展的产物。每一种文字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社会通行的式样和规范，如《说文》之类，甚至有一些强制规定，清代的科举考试挑剔偏旁，凡不合楷体者斥之破体。与正体文字相比，行草书因与实用较远，虽有名家范本楷模，从来没有必合说文的规定，也不存在与正体之间的矛盾。
破字法有两文面的内容，一是书家对文字定体依书势要求进行省简或添繁，如“繁则减除”，“疏当续补”，“疏势不补，密势补之”等书诀就体现着破体对文字的美学改造。因书法因素形成异体现象常称之“帖体”，多数渗透着书家创造。
另一方面，面对文字演进和使用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不合正体的异体字这一庞大的聚合系统，书家可以从同一共时平面不同的异形中优选，也可以对历时的不同字体加以改造，如篆书的隶写或隶定楷写，统一来纳入自己的书作，以求结体变化。如在王铎《忏诗》墨迹行书中，“贵”作“ ”，“万”作“ ”等均为篆书隶定的写法。（图1）又如吴昌硕《荒山》联中，也有三四处用了篆书字体，显得古拙生动。（图2）须要注意的是，字体结构不是孤立的文字现象，它往往与作品整体风格相一致，最终要通过笔法加以融通，以古不乖时当为上。
碑学兴起后，人们对北碑“新理异态”甚感兴趣，当然有碑别字引起的“变态”因素。
破形法是就书体的形态而言。具体是指文字的外形轮廓、点画姿态方向、笔画运动及其连接方式、线条的质感和书写的速度等。与静态的字体结构不同，书体形态直接关乎字势用笔，它是与笔法及风格紧密相关的动态因素。如隶书与楷书的差异正是通过书体形态笔法表现出来的。每一种书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特性和表现手法，书法破体多数就是针对书体的这些因素而言的。
如上所述，汉季时篆隶楷行草诸体俱备，虽然楷行草尚处于发展期。这些相较成熟的书体所积淀秩序美感为破体提供了方法上的便利。所以，汉末至魏晋时期，文人书家利用兼善古今诸体优势，精研体势，快速完成了正楷和行草演变，其中王献之所创立破体书，就是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结合的典范，它融合了自然与个人因素，为古今破体的第一种范式。
“子敬不能纯一，或行草杂糅， ”而大王也因“草行杂体 ”赢得书圣之名，可见，行草杂糅是二王尺牍书法一个显著特点。如小王的《相过帖》，行书中间杂草书，从第九行起转为草书间行书，其后末二行全然草书，前后书体转换幅度较大。《廿九帖》，（图3）基本上以楷行居多，但其中的“何如”“献之再拜”则完体草体。楷行草破体在大王及其它晋人尺牍中也为常见。
二王为代表的破体，以行书为基调，徘徊于楷书与草书之间，故能彼此自由出入对方之定体。当与楷书接近时，就要降低它的草书程度，不可纵笔，否则，要减弱其楷书成分，以便在整体上统一风格。唐代楷书，点画分明，与行书之体判若二途，以行破楷、楷行杂糅成为继尺牍破体后一种新的破体方法。如宋苏轼以行变楷就是对唐代楷书八法轨矩的破坏。此后，以行书入楷，从元赵孟頫到明董其昌一直到清张照、刘墉等都有所传承。
二王尺牍真行草掺糅破体，取行书之易识，草书之流便，楷书之隶古，对后代破体影响深远。其中著名的作品有：陆柬之《文赋》，行楷之中，点缀草书形体；颜真卿《裴将军帖》，（图4）此帖兼有真、草、隶等字体，董其昌称鲁公传世帖中“当以此帖为最” ，王澍云“书兼楷行草若篆若籀雄绝一世，余题为‘鲁公第一奇迹’不虚也。 ”宋米芾《戎薛帖》，（图5）前行后草，行草相半，动静节奏对比明显，是典型的小王破体方法。
二王破体在元代有新的发展。由于章草的流行，一些书家在魏晋楷行草破体的基础上，又加进了章草体势，成为新的草体形式。其代表者如杨维桢，（图6）其草书取法二王破体，又揉章草笔形于今草之中。明初宋克试图将章草与楷行结合起来，但没法调和因彼此形体上差异，如水油分离。（图7）
二王以后，书体的形态完全成为定体下不同书家风格嬗变史，破体也一改魏晋书体共时平面组合关系，完全变为历时性体聚合关系，如此书体的先后顺序已被完全打乱，相互破体表现出相当的任意性，破体也自然也有高下之别，其具体的范式有：
一是二篆杂糅。大篆，又称籀文，它与小篆合称为篆籀或篆书。在形体上，大篆随诘屈，图画性较强，而秦小篆结体修长，齐整对称，汉篆受隶书影响字形趋方。清代篆书创作，普遍注意到不同时期篆书结体特点，对大小篆的形态和某些笔形都经过适当改造，或将大篆自然形体用小篆加以规整，或在小篆中阑入大篆字形，或用汉篆变小篆修长为扁方，交互变化。如杨沂孙的小篆书，近取汉金，远取钟鼎和石鼓；（图8）吴大徵小篆，时常参以古籀文；吴昌硕小篆明显对石鼓文来结体改造，时参以两周金文及秦汉刻石的形势笔意。由于他们精通古文小学，有的人本身就是文字学家，所以多数人对篆书破体有理有据。
二是篆隶杂糅。从书体发展来看，隶变时期篆隶杂糅，呈过渡之体，但当隶书已成为定体与篆书分道扬镳，重新出现的篆隶合一的现象恐怕多少与书者的破体意识相关。如东汉元初四年(117)《祀三公山碑》，以篆为体，却又夹杂隶书一些字形和方截笔法，以隶入篆可称得上是趋今为变。而东汉建宁三年(170)的《夏承碑》虽通篇为隶书，却时出篆书结体和用笔，其拟古同样也出于求变意识。
篆破隶体多指在隶中引入篆书字形，再通过隶定或隶法从形体加以协调，这在清代隶书中十分常见，如傅山隶书千字文，结字多从古文奇字，篆字隶面。（图9）而杨法，不管是篆书还是隶书，多数杂而不糅，字形笔法常常难分彼此。（图10）
三是古今杂糅。“篆隶者小学之所宗，草隶者士人之所尚。 ”南北朝以后，诸体兼备，形成以篆隶（包括自隶书而来的章草）为古体和楷行草为今体的格局。当时古今杂体的情况，在十六国北朝至隋时期的一些碑碣造像和墓志中屡见不鲜。有的是碑版字体的滞后，有的是朝代隔阂古体而力不从心，也有为猎奇而有意羼杂。如西魏《杜照贤造像记》（公元546年），字体在隶、楷之间，又兼有篆、草写法。隋的《曹植庙碑》(593年) (图11)，总体为楷书，个别字形或篆书或分书，甚至一字之中，篆、分、楷偏旁毕俱，真可谓集古今书体之大成。
当清代碑学萌芽后，古代这种古今杂体现象在求变时风下流行一时。一些书家不顾古今悬隔的事实，妄想用书体加减来完成创作。前有傅山等人行其渐，后有郑板桥助其威。郑在二王行草破体中，将篆隶书字形阑入其中，自诩篆、隶、真、行、草等“六分半书”。（图12）后陈芥祺也以隶楷入篆，常把隶楷笔形掺杂进篆书之中，同样，也将隶篆体字形纳入楷书之中，字形用笔扞格难通。（图13）李瑞清甚至为讲笔笔有来历，往往割裂数碑成其字，时呼为“百衲体”。
对于以郑燮为代表这一类杂糅破体创新意义，一直有二派意见：褒之者认为他“书有别致”，“兼众妙之长”，“乱古铺街”，而贬之者说“然失之怪，此欲变而不知变者”。为什么同是不同书体之间的“杂糅”，“子敬不能纯一，或行草杂糅，”后人不置一喙，而郑板桥的“六分半”会优劣参半呢？
我们知道，书体杂糅本是文字演生过程中其相邻或相近书体相互激荡而形成的自然现象，它在非定体之前的书体中司空见惯。以隶书为例，古隶阶段，它与篆书相纠，如秦汉之际的马王堆帛书，笔画分解笔顺，已见隶书波磔端倪，但还是更多保留了篆书结体；汉隶时期，分隶阶段，字形宽扁，成典型的八分之势。而今隶阶段，隶楷错变，宜与今楷近，故有时出现一碑二体的定名现象，如三国《谷朗碑》等。至于正书阶段，早期还有一些仅留有遗意了。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体变》将隶分演化过程，比作骈文脱离散文而独立成体的过程。初与篆分，如散与骈皆同时会，而与真书相合复进为真，当作为骈文之极定体，这时的“骈散之分，经数变之后，自是不可复合矣。” 各定体之间胡越殊风，其原生关系不复存在。故宋袁桷云：“大篆不得入小篆，隶书（楷书）最惧入八分” 。清于令淓亦说“小篆中杂隶体，隶中杂楷笔，犹作传记杂入策论，作古文用时文调也。” 可见，单纯书体形体上的杂糅的破体方法是有一定限制的。
准此，我们提出古代破体杂糅的一个原则：相邻性原理和相似性原理。书体演变过程中前后书体错变，形体上彼此自然重合，笔法交融，新理意态，变出无穷，这不仅是书体演变过程中的自然现象，同样也是书家破体的重要参照系。清戴熙说：“古今书法，末变，不足见已变，不足观；将变，最可观。汉唐人碑版，不过汉唐人面目，实惟六朝为最可观，盖汉将变为唐也。是以异境百出。 ”这段话正好能说明破体为什么经常摆脱成熟定体的个人风格而回归书体未定之时的原生状态。上述书体破形诸范式中，以二王为代表的行草尺牍之所以影响大，就是因为其破体处于这样的中间状态，故显得自然圆融，既有魏晋楷书的篆隶字形笔意，又不乏今体妍美。但如果在二王破体之中加以唐人狂草，名义上同为草书，但形体中差异变化太大，最终难以破体。宋李公择学草书，其所不能者，辄杂以行草，时人谓之“鹦鹉娇”，从反面说明行草破体的相邻与相似性原则。
板桥之体，古今相杂，虽然他对不同书体形态作了一定调节，但从根本上仍有背于书体各自功能性特点，杂而不糅，“真草偏枯” ，最终失之踳驳，难以真正体现众书之妙。其价值意义只能用“不可无一，不可有二”来总结。
与书体杂糅所受的局限性相比，笔法之间的糅合空间往往要自由得多。换言之，着眼于书体的形体特征，书体具有的时间的历时特征，各书有定体，不可相乱；但从用笔来讲，“用笔千古不易”，“书无定体” 赵宦光云“取篆隶作真草，取真草作篆隶，以至于取文字作绘画，取绘画作崇山林川泽，何尝异轨。 ”即是着眼于不同书体之间笔法的自由性和互通性。用朱履贞的话来说，“夫书虽多体，而用笔一也，然笔意可参，而形体不可杂乱也。”
书无定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