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发明黄家祥

① 求：我国古代榨油的历史，资料和图片“：》

没有找到太详细的,只在央视的网站中找了一些,不知有没有用.

http://www.cctv.com/program/kjy/20060830/101395.shtml

压榨法是一种历史很悠久的制油方法。早在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有压榨取油的记载。在元代的《王祯农书》、明代的《天工开物》、《农政全书》中，都有榨油机和榨油方法的记载.

北京朝阳区境内的一家饭店，在它的大厅里，陈列着一台榨油机，据说它是现今我国保存的最完整、体积最大的手工榨油机。它来自于湖南茶陵山区之中。它的主体部分是用一棵生长了三百年的樟树制成的。在当地使用了二百多年后，被这家饭店爱好收藏的老板搬到了这里。

由于湖南山区盛产茶籽，当地农民便在农闲之季，将茶籽晒干，捣碎后加上稻草做成油饼，用铁箍固定后放在榨油机的榨膛中，用来榨油。

卧式楔子榨油机，在榨膛中装好油饼后，在油饼的一侧塞进木块，然后利用吊着的撞杆撞击木块之间的一个三角形楔块。随着楔块被打入榨膛，榨膛中横放的木块会对油饼产生挤压的力量。正因为这种三角形的楔块在榨油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这种榨油机才被称为楔式榨油机。

随着这个力量的不断增加，就会有清亮的茶油流出来。这种榨油机也可以榨花生、油菜籽等油料，一天一夜能榨出上百斤油来。

根据专家推测，北宋时期大型的楔式榨油机可能就已经出现，它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正是它们的出现，才导致了真正的专业榨油作坊的产生。在宋、元、明、清近千年的漫长时间里，正是这种榨油设备，为开封、北京、南京、杭州等先后兴起的大都市，提供了充足的食用油。

采访北京科农环宇机械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李成号:如果从有准确史料可查的元代算起，这种老式的木制榨油机在我国差不多盛行了700多年，也许它存在的历史可能超过了一千年，一直到解放后的1959年，全国还有木制榨油机15万台，出产的油脂占到了全国产量的40%，到了1964年，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全部淘汰木制榨油机，这种木制榨油机才逐步走下历史舞台。

这种传统的榨油方法，大部分工作都要靠人力来完成，劳动强度非常大。做一块饼要弯六次腰 做完饼后三个人撞 要打撞的时候三个人一起打 一打 咚 一打 咚 一打 咚 一咚一身汗 累得很 第一道做了后，还要把饼拿下来再拆 拆了之后再锤 放羊娃来锤 锤了之后再拿碾子碾 碾细了再来做二道 二道饼做好了再来打 三个人咚咚咚 简直是折磨人.

② 黄家祥的出版著作

2002年担任“蓖麻高产种植”科教电影片技术顾问。2005年主持编写了“蓖麻生产及综合开发利用技术”一书，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年9月编写了“蓖麻向日葵胡麻施肥技术”新技术丛书，由金盾出版社出版、再版。 自主研发成功蓖麻两系法杂交制种体系，蓖麻异源三系法杂交制种体系，蓖麻单花自交系两系法杂交制种技术体系。掌握解决了蓖麻雌性系的繁系育系核心技术。蓖麻杂交制种的理论与实际操作技术。审报国家发明专利4项，已批准一项，实用新型专利二项。 收集有国内外蓖麻种质资源600余份，优异种质48份，在全国推广种植“家祥”牌蓖麻杂交一代种子100多万公斤，可播种200万亩，可增加社会经济效益3亿多元。 产品遍布除西藏外国内所有省、市、自治区。所供蓖麻杂交一代种子占全国蓖麻杂交一代种50%以份额。蓖麻杂交一代种子出口1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40吨。自主研发的蓖麻脱壳机40台。 被称为“蓖麻界的袁隆平”“中国杂交蓖麻之父”
黄家祥为中国农业工程学会蓖麻经济分会的创始人；第一、二届副秘书长；第四届为副会长；山东省种子协会常务理事；山东省农业工程学会理事；山东省工商联种业贸易商会副会长。
2009年 2012年 成功举办两次国际蓖麻大会，并获得圆满成功！

③ 我爱发明黄家祥的墙上新装材料好吗

貌似用的是仿大理石，比普通的材料更加安全呢。

④ “一年成聚，二年成色，三年成都”出自何处

成都，这座西南重镇，一直以其历史悠久和文化积淀雄厚而知名于世。然而，成都含义为何?古今学者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说法。兹将诸家之说简述于下，以明关于此问题的学术渊源。最早对成都二字作出解释的是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卷七二)。乐史认为成都的得名是“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宋人祝穆《方舆胜览》成都府路郡名条认为“盖取《史记》所谓三年成都之义”。这种说法流传甚广，影响较大。今人王文才先生就赞同其说。他在《成都城坊考》中认为“史称：舜耕历山，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宋人因古语以释成都之义，亦无不可。”任乃强先生在《成都》一文中认为：“望帝杜宇新营过这座都城，所以取名‘成都’，是取成功、成就、完成的意义”。因为杜宇“认为建国功成，可垂久远，这个都城可以一成不变了，所以命名为成都。”李金彝、王家佑先生根据《山海经》有“成都载天”之山、“成侯之山”的文字记载，认为成都的“成”是古族名或国名，其字形为戊与丁的合体，戊是斧钺的形象，丁象箭或箭中靶形，“成侯就是以这个字来作为部落酋王的权力的象征。”“都”字在藏语中指两条河的交汇处 。按照他们的解释，成都二字的含义就应是成侯居住的(两河交汇的)地方温少峰先生则认为成都二字“不过是用中原华夏文字对蜀语‘成都’这两个音的一种对译罢了”。然后根据读音推论“成都之成是蜀人族称，其义为高原人”，“成”字是“蒲卑”二字的对译。又根据氐羌系统的普米族“很可能是古代蜀族先民的直接后裔”，在普米语中，地名末尾的“都”音是表示“地方”、“地域”，从而推测成都之“都”字也应是这个意思。由此得出结论：“‘成都’的蜀语含义是成族人的地方，换言之，即蜀族人的地方，或蒲卑人的地方刘冠群先生对于成都得名的由来提出了一种新看法。他认为：成都二字是蜀语音译的中原文字，“成都”的古蜀语读音相当于现代汉语的“ ”，而蜀族的“蜀”字古代也读如现代汉语的“”音，那么，蜀语“成都”二字的读音就是蜀都。“‘成’者‘毕也’‘终也’”，成都的含义“就是蜀国‘终了的都邑’，或者说‘最后的都邑’ 西禾先生在《蜀族的演进与成都聚落的形成》一文中，也对成都的得名作了考察。西文通过对古代西南地区民居形式和名称的分析，提出了成都古代的居住形式是一种称作“笼”的巢居，成都的“成”字就是重叠的“笼”，“都”字本意是水泽汇聚之地，古成都地势低洼，池沼密布，故称为“都”的新看法 沈仲常、黄家祥先生通过对考古材料的分析，特别是根据先秦至秦汉时期四川漆器铭文演变序列：成——成亭——成市——蜀郡工官，从而推测“‘成都’一名，在周秦以前不存在的可能性极大，而且也发生过变更，它是在秦汉之际出现，并在秦以后才普遍流行起来的。”至于“成都”二字的含义，沈、黄二先生未予明确的解释，只是说《华阳国志·蜀志》中有蜀王开明迁居成都的记载，“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因此，秦汉之际人们遂将开明氏建都这个地方称之为成都了
孙华先生《成都得名考》一文对上引诸说一一进行了驳议，孙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认定蜀开明氏就是崇庸氏、庸成氏，因此，成都的“成”字，其含义应当与蜀开明氏的旧称“崇庸”或“庸成”相同，本意为“垣墉城郭”，后来抽象作族名或国名。至于成都的“都”字，他赞同徐中舒先生的说法：“都从邑，者声。凡从者声之字多有聚义，如‘水泽所聚谓之都，亦曰潴’(见《水经·涑水注》)，因此人之所聚亦曰都。”由此，成都二字的含义“就是成人聚居之地，也就是开明氏(即崇庸氏、庸成氏)聚居的地方。开明氏聚居于成都，是因为开明氏将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迁到了这里，当然成都的‘都’字也就具有了首都的含义”，“因此，成都二字的含义也可进而解释作开明氏(即崇庸氏、庸成氏)蜀国的都城。” 孙先生此说和上引李金彝、王家祜、温少峰诸先生的看法相似，都是将“成”视为族名，但他认为开明氏就是崇庸氏和庸成氏，则略嫌证据不足。因为，“崇庸氏”的提法能否成立，还有可商之处；而“庸成氏”仅见于史料价值不高的宋人罗泌《路史》 ，所以，在先秦是否真的有崇庸氏或庸成氏两个部族，还很难说。即使退一步说，真有这两个部族，它们和开明氏是否同族，亦无确证。因此，孙说也让人难以信服既然目前诸家关于成都名义研究的各种说法都无法让人满意，那么就有必要另辟蹊径对此作深入的探讨。笔者着意于此有年，发现成都一名的起源甚为古老，它最早是作为古蜀人的“圣山”之名的。本文所论，多是推测性的，虽不足遽为定论，然年邈代远，文献不足征，舍此则几无所措手。因此，但求能发明本义，斯臆测之讥，亦所不辞 成都一名，学者一般认为见于传世文献最早的是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 而在出土文物中，成都一名至迟在战国晚期就已经出现了：四川青川出土的吕不韦戟的戈面上有“成都”二字铭文 。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亦有关于“成都”的记载：“以县次传诣成都，成都上恒书太守处。” 事实上，在前此的先秦典籍《山海经》 中就已经有了“成都”一名的记载。《山海经》中记载“成都”一名的共有两处，一是《海内东经》：“高山在城(成)都西。”然此段文字，毕沅《山海经新校正》认为是阑入的《水经》之文 ，袁珂师亦从其说 ，故可置而不论。另一处是《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 据蒙文通先生的考证，《大荒经》的写作时代大约在西周前期，并认为“虽曾推断《大荒经》部分的写作年代大致在西周前期，但它记载的文化遗产，则当是更古更早的东西。” 因此，“成都”一名的最早记载可前推于此，远较出土文物的记载为早《大荒北经》关于成都上载云天的记载，并非泛泛之词，它透露了成都在先民心目中可能是一座“天梯”的信息。因为在先民看来，最初民神可以互相交通往来，如《国语·楚语下》：“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袁珂师认为“昭王之问”实际上反映了民神最初是可以交通的。龚自珍《定庵续集》卷二《壬癸之际胎观第一》：“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就是对此情形的概括 。古人想象质朴，认为神民之间的交通往还还须有凭借物，这就是天梯。充当天梯的自然物一是高山，一是大树。以高山为天梯，见于《山海经》记载的就有昆仑、肇山、登葆山、灵山。以树为天梯，古籍可考者，惟有《山海经·海内南经》、《海内经》及《淮南子·地形训》所记之建木 。其中最著名者自然是昆仑。成都上载云天，完全有资格充任天梯，王孝廉先生就认为“成都载天”是“神话中上通于天，下通于幽都之门的天柱” 。所谓天柱，亦即天梯，同为天梯的成都和昆仑是否有渊源关系呢?答案是肯定的，兹作论证如下
让我们先看看古籍中关于昆仑的记载。《山海经·西山经》：“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郭璞注：“天帝都邑之在下者。”《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虚即昆仑丘。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引《说文·八上·丘部》：“虚，大丘也，昆仑丘谓之昆仑虚。”可见昆仑是天帝在下界的都邑。郭璞《山海经图赞》“昆仑丘”条云：“昆仑月精，水之灵府。惟帝下都，西老之宇。嵘然中峙，号曰天柱。” 《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第八》：“昆仑之山，乃地之柱，上承皇天，气吐宇内，下处后土。”《河图括地象》：“昆仑山为天柱，气上通天。”昆仑的“上承皇天”和成都的“载天”并无二致天柱昆仑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成(层)级构造。《尔雅·释丘第十》云：“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释名·释丘第五》亦云：“三成曰昆仑丘。”《水经·河水注》：“三成为昆仑丘。〈昆仑说〉曰：‘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阆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昆仑的三成(级)构造，表明了它在先民心目中是最为高峻的，可以直达天庭，如《易林·比之八》所云：“登昆仑，入天门。”甚至可以藉此成为神灵，如《淮南子·地形训》云：“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乃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只不过这样的幸事，凡人却难以企及，据《山海经·海内西经》云：“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就是说只有射手英雄后羿才能登上昆仑极顶 这里还要附带说明一下，为什么昆仑三成就能表示最高呢?因为在先民的认识中，三是多的意思。最初，这和先民的认知水平有关，“在非常多的原始民族中间(例如在澳大利亚、南美等地)，用于数的单独名称只有一和二，间或也有三。超过这几个数时，土人们就说：‘许多，很多，太多’。”而三和多的认同对后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就是“三”和“多”的相通。宋永培师在《上古“文”、“化”及其系统词义》中说：“古人深知‘三’与‘万’的相互关系及其内涵，所以用‘三’来概括‘万’。”并举《说苑》和《老子》的记载为证： 《说苑》：发于一，成于二，备于三。 《老子》：一生二，三生三，三生万物。可见三和万相通 。影响所及，在古代典籍中，三非实数，往往虚指多的现象，俯拾即是 。而《楚辞·天问》：“昆仑县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四方之门，其谁从焉?”王逸注：“昆仑，山名也，在西北，天气所出。其巅曰县圃，乃上通于天也。《淮南》言昆仑之山九重，其高万二千里也。”晋王嘉《拾遗记》卷十云：“昆仑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层，每层相去万里。”三层的昆仑变成了九层的昆仑，显然是出于后人的踵事增华，已非古貌矣 从上面的引述可知，昆仑作为“帝之下都”，其典型形态为“三成(级)”构造。我认为 “成都”一名实际上就含括了昆仑的这两个主要特征，义即“三成之都”。《山海经·南山经》： “又东五百里，曰成山，四方而三坛。”郭璞注：“形如人筑坛相累也，成亦重耳。”郭注中“累” 亦即重也。《楚辞·招魂》：“层台累榭”，王逸注：“层累皆重也。”可见成山的“四方而三坛” 和昆仑的四方而三成，殊无二致。成山实即成都，犹如昆仑或称昆山或称仑山一样。《吕氏春 秋·孟春纪·重己》：“人不爱昆山之玉、江汉之珠。”《战国策·赵策一》：“昆山之玉不出”， 帛书本《战国纵横家书·苏秦献书赵王章》则作“纶(仑)山之玉不出” 。此外，《淮南子·俶 真训》：“钟山之玉”，高诱注：“钟山，昆仑也。”钟从重得音义，而重即成，《广雅·释诂四》： “成，重也。”《吕氏春秋·音初》：“九成之台”，高诱注：“成犹重。”故钟山即成山也。此尤可证昆仑(钟山)即成都(成山)也。由此可见成都和昆仑虽异名而同实，似二实一作为山名的成都和后来作为城市名的成都，是否有渊源关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得先从昆仑说起 昆仑究竟在什么地方，一直是一个困扰学界的难题。蒙文通先生巨眼卓识，独标新义，认为昆仑就是岷山：“考《海内西经》说：‘河水出(昆仑)东北隅以行其北。’这说明昆仑当在黄河之南。又考《大荒北经》说：‘若木生昆仑西’(据《水经·若水注》引)，《海内经》说：‘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这说明了昆仑不仅是在黄河之南，而且是在若水上源之东。若水即今雅砻江，雅砻江上源之东、黄河之南的大山——昆仑，当然就舍岷山莫属了。” 他是依据《山海经》的内证来证成此说的，自然结论相当可信。此外，邓少琴先生亦谓“岷即昆仑也，古代地名人名有复音，有单音，昆仑一辞由复音变为单音，而为岷” 。昆仑是岷山，也就意味着成都是岷山 然而，成都或昆仑的“四方而三成”的特殊形态，不仅是岷山，就是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一座山都不具备。事实上，成都或昆仑是居住在岷山的原始先民以岷山为原型，在心目中构拟出来的一座“圣山” 。那么，这支以岷山为圣山崇拜的原始先民是谁呢?我认为就是起初居于岷山，后来迁徙到成都平原的蚕丛氏《古文苑》卷四扬雄《蜀都赋》章樵注引《先蜀记》云：“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中。”段渝先生认为蚕丛氏“约在夏代前后便已辗转移徙到达成都平原” ，成为早期蜀族的重要来源之一。而且，蚕丛成为了古史记载中最早的一代蜀王。《蜀王本纪》云：“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华阳国志·蜀志》亦云：“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濩，次王曰鱼凫。”蒙文通先生据“此三代各数百岁，”提出：“蚕丛等都是一代之名，而非一人之名。”也就是说，蚕丛氏统治古蜀国达数百年之久。很明显，成都一名就是最先由他们带入成都平原的，只不过已由祖居地的圣山名变为新居地的城市名，因此，后人径谓：“成都，古蚕丛之国。” 这种“地名搬家”、“名从主人”的现象，在中国上古史中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盖因“地之有名，因居之者而有，居者他徙，其名亦徙”。成都一名一经蚕丛氏确立后，后人便沿用不改，以迄于今。至于蚕丛氏的族属，任乃强先生认为是羌族 ，段渝先生认为是氐族，而“氐族实际上就是从羌族中分化出来后由高地向低地发展并经营农业的族类”，所以说蚕丛氏是古羌族的一支，当无疑义。前文我们认为蚕丛氏以岷山(亦即成都或昆仑)为崇拜的圣山，实际上这并非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征诸史籍，犹可以看出羌族“圣山崇拜”的种种蛛丝马迹来。 《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现代学者认为羌与姜本是一个字，男的为羌，女的为姜。“姜姓望国，不过齐许申吕”，而齐许申吕诸姜姓国都是四岳或大岳之后。《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左传·隐公十一年》：“夫许，大岳之胤也。”杜预注：“大岳，神农之后，尧四岳也。”《水经·洧水注》：“故许男国也，姜姓，四岳之后矣。”《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姜，大岳之后也。”杜预注：“姜姓之先为尧四岳。”《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姜戎子驹支云：“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杜预注：“四岳之后皆姜姓，又别为允姓。”《诗·大雅·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甫即吕，如《书·吕刑》，《史记·周本纪》、《尚书大传》、《礼记·表记》并作《甫刑》。从上面的引述可以知道，齐许申吕等姜姓国是四岳或大岳之后，换言之，即视岳神为自己的先祖，反映了姜姓诸国有“圣山(岳)崇拜”的信仰。在《山海经》中，亦有氐羌为山岳之后的记载。《海内经》云：“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顾颉刚先生认为“乞”疑是“允”之讹文，和上引杜注“又别为允姓”相符。蚕丛氏是氐羌族，可见他们和姜姓诸国一样，自古即实行“圣山(岳)崇拜”。不仅如此，我们在今天仍然可以看到羌族“圣山崇拜”的孑遗，即“白石崇拜”。“羌族崇拜的众多神灵几乎皆无偶像，而统统以白石为象征，供于屋顶塔子上，屋角神龛上，火塘里，田地中，山头上，神林里”。所谓“白石崇拜”，实际上就是“圣山崇拜”的一种卑化形式而已 通过上面的考述，我们大致可以论定成都最先是圣山名，后来由羌族的一支蚕丛氏带入成都平原这个新居地，而转化为城市名。无独有偶，“蜀”这个地名(或国名)最先亦是圣山名，后来成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方国的国名，兹论证如下“蜀”最初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对于“蜀”的含义，学者们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据《说文·十三上·虫部》：“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诗》曰：蜎蜎者蜀。”段注：“葵，《尔雅》释文引作桑。”认为蜀就是蚕，甚至与蜀王蚕丛联系起来，以为蜀国的得名就是由于最初养蚕的缘故 ；或谓是野蚕 。一种据《韩非子·说林下》：“鳣似蛇，蚕似蠋。人见蛇则惊骇，见蠋则毛起。”《淮南子·说林训》：“今鳝之与蛇，蚕之与蠋，状相类而爱憎异。”高诱注：“人爱鳝与蚕，畏蛇与蠋。”认为蜀、蚕非一，而蜀是一种毒虫，是商代的统治者对蜀人的一种贱称，并说这与历代王朝在少数民族的族称用字上，都加一“犭”或“虫”偏旁，是一致的。前一种意见，以后说攻之，其不能成立，自不待言。然而后一种说法细究起来亦难成立。诚然，华夏中央王朝对四夷少数民族以犬、虫视之的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在殷商一代，我们并没有见到这方面的直接证据。从甲骨文看，商代用作方国名和地名者，无一贱称之例 ，似乎蜀不当例外。就拿大家习知的四夷来说，蛮、狄是贱称，并无疑义，然二字皆不见于甲骨文。夷、戎见于甲骨文，然夷在甲文中亦作“人”或“仁”，其非贱称，当无疑义；戎在甲文中作戈、盾之形 ，其非贱称，亦无疑义。蜀在西周亦曾被视为四极之一，《班簋》：“乍(作)四方亟(极)，秉緐(繁)蜀巢。” 其中三极的秉緐巢亦非贱称，蜀恐亦不当例外。我认为对四夷的少数民族以贱名称之当始于周代，因为周代的中央王权得到极大的加强，已远非殷商王朝与众方国之间的松散的联盟关系可比，于是华夏自我中心主义思想也相应地膨胀起来，“严夷夏之防”，以贱名称呼四夷的少数民族的现象才开始出现。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且字不从虫，从虫之蜀始见于西周时期的周原甲文，所以说蜀起初并非贱称那么蜀的本义是什么呢?蜀即蜀山，亦即岷山。《广雅·释山》：“蜀山谓之山。”王念孙《疏证》云：“，《说文》作，字或作岷，又作汶。……蜀读为犭蜀，字或作渎，《史记·封禅书》云：渎山，蜀之汶山也。《水经·江水注》云：岷山即渎山也。”蜀古音独，故渎山亦即蜀山也。前文我们已经论证了岷山即羌族人崇拜的圣山，是沟通天地的天梯，自然是独一无二之山了。岷山又被称为蜀山，就是指其“独一无二”而言。《方言》卷十二：“一，蜀也。”郭璞注：“蜀犹独耳。”《广雅·释诂》：“蜀，弌也。”“弌”即古文“一”。《尔雅·释山》：“狷者蜀。”皆可证蜀即独一之义，此即为蜀之本义。岷山作为圣山，被称为蜀(即独，亦即一)山，犹如商周的天子常自称为“一人”或“余一人”一样，都是至尊无上的意思，换言之，就是人之至尊称“一人”，山之至尊称“蜀(一)山”。同时这也反证了我们前面推论岷山为圣山的不诬 我们认为，史籍上所谓的“蜀山氏”就是以蜀山为“圣山崇拜”的部族。任乃强先生认为蜀山氏本是羌人，后来才进入成都平原 。而治蜀史者几无例外，皆谓蜀山氏是古蜀族的最早来源之一 ，蜀的这个名称显然是他们最先带入的。蜀之一名，经历了圣山名(即蜀山)到地名(即方国名)或族名的演变过程，这和成都由圣山名(即岷山)到地名(即城市名)的演变过程若合符契明白了蜀山氏和蚕丛氏都有“圣山崇拜”的风习信仰后，我们可以对一些古蜀史上的文化现象重新作出合理的解释 《蜀王本纪》云：“李冰以秦时为蜀守，谓汶山为天彭阙，号曰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 汶山即岷山。《书·禹贡》：“岷嶓既艺”，《史记·夏本纪》岷作汶，可证。亡者灵魂返归岷山，实际上就是返归故乡的圣山。因为岷山作为沟通天地的圣山，亦即连接天堂和地狱之山，既是神灵居住之所，又是灵魂归往之地，这和与之异名同实的成都与昆仑的记载是相一致的《山海经·大荒北经》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后土即是冥王。岷山实即冥山，亦即黑暗之山。《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云：“民之为言固犹瞑也。”《书·吕刑》：“苗民弗用灵”，《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郑注皆云：“民，冥也。” 岷从民得音义，故岷即瞑、冥义。岷或作山昏，《汉书·地理志上》：“山昏山之阳”，《正字通·山部》：“山昏，同岷。”昏亦为黑暗之义。岷山又作蒙山，《太平御览》卷一三五引《竹书纪年》：“后桀伐岷山”，《楚辞·天问》作“桀伐蒙山”，蒙亦为黑暗之义。昆仑和岷山一样，亦为黑暗之义。《晋书·孝武文李太后传》谓李太后“形长而色黑，宫人皆谓之昆仑”。又唐宋时期的笔记小说里，有许多关于昆仑奴的记载，这里的昆仑奴是专指贩卖进来的黑人，昆仑奴就是黑奴，可证昆仑即是黑义。昆仑为黑暗之山，其下方即是幽都。《博物志·地》：“昆仑山北，地转下三千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二十万里。”《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幽都就是地府、冥国；土伯就是后土，也就是冥王。人死归于幽都，所以《博物志·杂说上》：“老子云：万民皆付西王母。”西王母是昆仑主神，故付西王母亦即付昆仑也。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岷山和昆仑不但名义相同，而且都是灵魂返归的圣山，这再一次证明了昆仑就是岷山1956年，在成都北郊羊子山，考古工作者曾经清理了一座高大的土台建筑，即著名的羊子山土台 。它是一座四方形的三级土台，高出地面约10米以上。土台的年代，林向先生认为其上限当在商代晚期或商周之际。土台的社会功能，他则认为是古蜀国的祭坛 。无独有偶，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所出土的青铜大立人雕像，其基座也是三层四方形的，而据测定，羊子山土台和三星堆祭祀坑的方向都是朝向他们的祖居地蜀山(即岷山) 。事实上，无论是羊子山土台，还是青铜大立人像的基座，其四方三层的形制，都是对他们祖先圣山的模仿。他们原来是生活在岷山山区的古老部族，而以岷山为“圣山崇拜”。他们进入成都平原后，修建起和圣山形制一样的高大土台以作祭坛，显示了“圣山崇拜”对古蜀文明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青铜大立人站在四方三层的基座上，也就是站在圣山上，显示了他是古蜀人的始祖神。因为古蜀人来源于氐羌，而氐羌正是岳(山)神的后代，《山海经·海内经》：“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可证。 此外，在古蜀国留下的文化遗迹中，还有颇引人注目的“大石遗迹”。诸如天涯石、支机石、五块石等，据记载都是体形高大的巨石，而且全是千辛万苦从西部的邛崃山采运来的。究其实际，它们仍然是“圣山崇拜”的产物，是具体而微的圣山。行文至此，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我还想赘上几句，就是有学者曾证明，古代梵文称中国为Cina(中译为支那、指那或至那)，影响所及，西伯莱文Sinim，希腊文Sinae,Seres，以及英文China，皆由Cina一词节节转译，而Cina(支那)实即“成都”的对音 。如果“支那名称源于成都”之说为不诬的话，那么本文对成都含义的溯源性研究，其意义亦不仅限于巴蜀文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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