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关于"谁是历史的创造者"问题的逻辑分析
我们一直以来接受着这样的“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句话写在我们中学的政治课本里和大学的公共课教材中。一开始我对此深信不疑,直到后来接受了另外一些教育,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使我陷入了困惑。
何谓人民?教科书和老师都告诉我们:“人民是指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人民是政治概念;人民不包括全体社会成员,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和敌对分子不属于人民。”但这个概念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比如,“被剥削政治权利的人”在被剥夺政治权利之前是否属于人民?如果是一种错误的剥夺,他算不算人民的一员?“与人民为敌的人”如何界定?这个概念是不是适合古代社会?如果不适合,古代社会又是如何定义人民?如果适合,算不算人民?他不是最大的剥削者吗?他是不是敌对分子?好和坏的区别在哪里?不管怎么界定,总会有人不是历史的创造者。
看来老师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于是我们求助于专家。有一个专家的定义比较中肯。他认为:人民只是一个政治概念,其内涵和范围可大可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历史问题面前,人民的范畴始终没有一个固定的值,或者可以这样界定人民:人民是占据国民主体的力量,这只力量反映了该国的主流民意,凡是为主流民意出头的政治力量就拥有了人民的支持,所以人民是倡导或者顺应主流民意的团体的政治基础,也就是该团体的“人民”。
他的意思是说,不同时间不同团体都有自己的“人民”。而且人民并不一定都代表进步和正义,只是反映主流民意。
这样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历史只是一部分人创造的。而且,历史上那些叱咤风云的却又站在主流民意对立面(或称敌对分子)的人物,却没有创造历史。
看来这不是个好结论。但问题出在哪里?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最近阅读《黎澍文集》,才豁然开朗。黎澍早在1984年就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两种提法提出公开批评。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一文中说: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物质财富的生产是创造历史的前提,也是人们第一个历史活动,并有它自身的历史。……实际上,创造历史的前提即当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经济条件,好比是舞台,没有舞台唱不成戏。舞台提供演出的物质条件,戏的内容必然要受到舞台的制约,只能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演出,如在奴隶社会的舞台上登场演出的角色,只能是和奴隶社会有关的各阶级、阶层及其代表人物。但舞台不能决定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戏的具体内容。”
也就是说不能因为人民群众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就认为只有他们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各阶级、阶层及其代表人物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
黎澍的文章给不读原著的那些历史学家当头一棒。他们打着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大旗,纷纷撰文质问黎澍,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命题辩护。为了回应反对者的质问,他在1986年又发表了《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一文,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命题在逻辑推理上的错误:
“我认为可以作出一个判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观点完全错误,不仅有转述中产生的错误,而且最初提出这个命题的逻辑推理也是错误的,不值得苦心加以维护。”
黎澍进而指出,这两个命题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提法,而分别是苏联学者普"尤金和我国历史学家范文澜提出的,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经典提法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我们终于明白了,原来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个经典提法是不易误解的。
❷ 历史书籍
《中华上下五千年 》《中国通史》《中国史稿》
二十四史+清史稿:《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
《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
其它:《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战国策》、《贞观政要》、《逸周书》、《古列女传》、《徐霞客游记》
《大唐西域记》、《荆楚岁时记》、《唐才子传》、《通典》、《东观汉记》、《前汉纪》、《后汉纪》、《华阳国志》
《洛阳伽蓝记》、《唐会要》、《唐律疏议》、《吴越春秋》、《越绝书》、《竹书纪年》
《中国大网络全书-中国历史》、《中国通史》
经 部
十三经(《简介》):《周易》 、《尚书》 、《诗经》 、《周礼》 、《仪礼》 、《左传》 、《公羊传》
《谷梁传》 、《论语》 、《孝经》 、《尔雅》 、《孟子》 、《礼记》
其它:《四书章句集注》 、《春秋繁露》 、《韩诗外传》 、《大戴礼记》
子 部
兵书类-武经七书:《孙子兵法》 《吴子》 《六韬》 《司马法》 《三略》 《尉缭子》 《唐李问对》
《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
其它:
《梦溪笔谈》 太平广记》 《孔子家语》 韩非子》 《墨子》
《列子》 《庄子》 《荀子》 公孙龙子》 鬼谷子》
《搜神记》 搜神后记》 周易参同契》 《山海经 、《校注》 《归田录》
《艺文类聚》 《穆天子传》 《唐摭言 《唐新语》 《颜氏家训》
《古画品录》 《盐铁论》 《弘明集》 《广弘明集》 《宋高僧传》
《道德经》 《钝吟杂录》 《申鉴》 《论衡》 《说苑》
《新语》 《宣室志》 《九章算术》 《吕氏春秋》 世说新语》
《黄帝内经灵枢经》 《黄帝内经素问》 《备急千金要方》 《伤寒论注》 《金匮要略注》
《难经本义》 《神农本草经》 棋经》 《茶经》 抱朴子内篇》
《法言义疏》 《风俗通义》 鹖冠子》 孔丛子》 齐民要术》
《潜夫论》 人物志》 《西京杂记》 晏子春秋》 中论》
《周髀算经》 朱子语类》 邓子》 《林泉高致集》 《山房随笔》
集 部
《全唐诗》 《全宋词》 《李太白全集》 《乐府诗集》 《文心雕龙》
《文选》 《王右丞集笺注》 《楚辞》 楚辞补s注》 《观林诗话》
《优古堂诗话》 《诚斋诗话》 《庚溪诗话》 《草堂诗话》 《藏海诗话》
《六一诗话》 《后山诗话》 《彦周诗话》 《二老堂诗话》 《怀麓堂诗话
《沧浪诗话》 《诗品》 《诗人玉屑》 《中山诗话》
光看书也不行啊,要自己努力!
❸ 介绍一些关于中俄关系的历史事件。。。
1949年以后,中俄关系史研究因受到国际政治形势特别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影响,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率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又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敌视和封锁,因而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中苏两国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合作的结盟时期。关于中俄关系的历史,包括中苏两国历史上的一些旧账,中国政府所持的态度是:历史上虽然沙皇俄国从中国掠夺了大片领土,但十月革命后,这些领土为社会主义的苏联所有,苏联是中国的亲密邻邦。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的行动使中国人民深信,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可能发生领土问题的争论。在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同苏联保持最友好的关系,即使发生争论,也可以用互相让步的方法来解决。正因为不愿意首先提起历史上沙皇俄国曾经掠夺过大片中国领土等不愉快的往事,所以整个50年代中国史学界从未注意中俄关系史的研究,甚至在许多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对这一段历史也避而不谈或一带而过。整个50年代虽不能说是一片空白,研究成果也寥若晨星,仅有为数不多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概括起来可以分为4类。第一类是追溯中俄两国历史上人民之间友好往来的,如余元庆的《中俄两国人民友好关系三百年》、李蓼源的《中苏友谊源远流长》。第二类是专谈俄国1905年革命对中国的影响的,这在当时是最热门的课题,黎澍等还写过这方面的专著。第三类是谈沙俄同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争夺权益涉及中俄关系的,如金冲及的《论1895年至1900年英国和沙俄在中国的矛盾》、林星的《甲午战后到辛亥革命期间帝国主义在东三省的铁路争夺》、高鸿志的《一八九五--一九 五年美国对东北的侵略及其同帝俄的斗争》。第四类文章披露了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中俄东段疆界发生变化的真相,尽管这类文章数量不多,也并非深层次的探讨与剖析,但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先是被指摘为反苏,后又被卷入"反右斗争"的浪潮受到批判。所以自1958年之后,一直到60年代中期,报刊上几乎再无专谈中俄关系史的文章出现,真正成为空白。 然而就在中苏结盟的50年代初期,苏联学术界并没有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谴责和批判沙皇俄国的侵华政策,而是歪曲中俄关系的历史,美化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行径。从苏联学者茹科夫、鲁布佐夫、涅奇金娜、纳罗奇尼茨基、特列涅夫、阿尔谢尼耶夫、维纽科夫、斯卡隆等人的著作中我们看到:1689年中俄两国通过对等谈判而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是一个沙俄被清政府逼签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侵占了沙俄的领土;19世纪中叶以后沙俄用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割地条约是收复失地的平等条约;甚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俄对中国赤裸裸的侵略也被说成是"友谊"等等。 苏联学术界的上述观点并不是偶然产生的,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苏维埃俄国即多次发表对华宣言,承认中俄关系的历史是沙俄侵略中国的历史,宣布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此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早期的苏联学术界从这一原则立场出发,强烈谴责沙皇俄国的侵华政策,批判沙俄学者对中俄关系史的歪曲,承认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是平等的,而1858年签订的《瑷珲条约》和1860年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是不平等的。这一时期苏联学者波克罗夫斯基、巴赫鲁申、罗曼诺夫等撰写的著作,以及具有权威性的苏联《大网络全书》和《苏联国内战争史》,都对沙俄使用武力对华进行领土侵占和经济掠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但从30年代中期发生了变化,斯大林于1934年给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写了《论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认为恩格斯的目的是要在欧洲舆论面前攻击俄国的对外政策,因而具有片面性。斯大林对恩格斯有关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的观点实际上持批判态度,这样一来就美化了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宣扬了民族沙文主义。此后苏联党和政府便直接领导苏联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波克罗夫斯基等人的观点受到批判。学术观点上的批判又和当时苏联国内的肃反政治运动交织在一起,一大批早期的苏联史学工作者受到迫害。苏联史学界的观点又倒退到沙皇俄国时代,将数百年来沙俄的对外战争一概称之为解放战争,一些对外侵略扩张的将领也被奉为"伟大先辈"。由此可见,前述50年代苏联学术界美化沙俄侵华政策,歪曲中俄关系的历史,实则源于30年代中期斯大林主张的大俄国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斯大林去世后,1956年召开的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斯大林的《论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也随之受到苏联史学界的批判,此后直至1961年之前所出版的一些史学著作,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美化沙俄对华政策的错误。 然而,这一状况未能持续多久。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1963年苏联政府在给中国政府的信件中,完全否认19世纪中叶以后沙俄逼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一系列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中俄关系史的研究在苏联发生了质的变化,并成为最受重视的研究领域。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苏联史学界公然篡改历史,完全成为对华政策的宣传机器。 1964年,中苏两国政府在北京举行边界问题磋商,由于两国边界条约大都是在19世纪末以前签订的,所以两国的中俄关系史研究工作者均派上了用场。尽管中国政府主张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中俄边界条约是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在中俄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是中国并不要求收回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被割占的领土,而是希望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基础,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但是,苏联政府于1969年6月发表的声明中,不仅不承认中俄边界条约是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且还抛出了中国北部国界应是柳条边、长城,西部边界不超过甘肃省等等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臆断。
麻烦采纳,谢谢!
❹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的知名校友
党、政、军界毛泽东原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朱镕基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谷城历史学家,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熊清泉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曹圣芬原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日报社社长刘正原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湖南省人民政府省长朱克靖原新四军政治部顾问、联络部部长楚崧秋原中央日报社社长邝鄘原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国民革命军军歌作者谭作钧中共辽宁省委常委、辽宁省副省长欧长虹解放军理工大学校长,少将教育、学术界孟少农汽车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廖山涛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田奇镌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唐稚松计算机软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述彭遥感地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陈庆云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希孺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丑纪范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曹镛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平凯生化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宏灏遗传药理学、临床药理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蒋洪德叶轮机械与动力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刘耕陶药理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谭靖夷水电施工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广商飞行器导航与控制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之悌林木育种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黎澍历史学家,原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黄仁宇历史学家,明史专家周策纵红学家,历史学家郭道晖清华大学教授,法学家杨小凯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文艺界周立波作家、编译家谭盾音乐家,曾获奥斯卡奖大兵相声演员康濯作家、原湖南省文联主席龙伟华军旅作曲家、国家一级作曲娱乐界李湘电视节目主持人参考资料:
❺ 我在历史方面的知识极度匮乏,如何提高呢
可以看看,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三国志》;
《战国策》;
《资治通鉴》。
尤其是《史记》、《三国志》值得一看!!!
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大学本科生阅读书目
郭双林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全国高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编者按:经过反复讨论修改,由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大学本科生阅读书目》,在该委员会2002年年会上已获得通过,并正式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历史系主任联席会议推荐。现将书目公布于此,希望通过此项工作,正确引导学生的读书活动,进一步推动历史学教学改革的深入,提高教学质量。
说 明
开列本书目的目的是为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的大学生提供一个读书的门径,以便通过阅读巩固其基础知识,扩大其视野,培养其创新能力。因此,在开列时力求具有系统性、基础性、前沿性和可操作性。对入选书目,首先考虑历史本身的完整性,在此基础上尽可能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对教材和工具书,除极个别情况外,原则上不予推荐。对一些权威性的大部头著作,如范文澜、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郭沫若、林甘泉主编的《中国史稿》、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李新等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及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 “剑桥世界史”系列,因卷帙过大,暂不推荐。对中外文史料,因卷帙繁多,数量极大,本书目除推荐翦伯赞、郑天挺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外,其他不再推荐,各校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或在教师指导下有选择地阅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目对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只具有指导意义,各校教师完全可根据本地区、本学校的特点予以增删。此外,本书目是在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开列的《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大学本科学生基本阅读书目》的基础上,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部分教师共同完成的。
1.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八册),中华书局1960年代至1980年代出版或多次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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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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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王学典的著作一览
一、著作
1.《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33.7万字)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 3月出版,1995年 8月重印;《读书》杂志1994年9期刊登何祚榕的长篇书评文章;《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2期刊登丁守和的长篇书评文章,此篇书评《新华文摘》1995年9期作为要文转载;《文史哲》1994年4期刊登孟祥才的书评文章;《历史学年鉴·1995》专门介绍、评价此书;《文汇读书周报》刊登本书出版消息。
2.《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33.1万字)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1998年6月重印,2000年第二版第三次重印;《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2期刊登长篇书评;《20世纪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在正文中三处介绍评价此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载文认为此书对一些问题的“探讨极为精湛”;中山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博士点将此书列为论述20世纪学术史的五本必读书之一;《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在封二介绍此书;《学术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新书集锦”栏目介绍此书;《历史学年鉴·1997》专门介绍、评价此书;众多学者在他们的专著、论文中称引此书。
3.《史学概论教学大纲》(原国家教委高教司编,主要撰稿人之一)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
4.《〈隋书〉选译》(20万字)
济南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
5.《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31.4万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2月出版。
6.《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25.4万字)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2000年9月重印。中华书局2011年1月出增订本;《全国新书目》杂志2000年10期在“特别推荐”栏目中推荐此书,并给予高度评价; 《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12月9日刊发专文评论此书;《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12月16日刊发专文评论此书;《中国图书商报》2000年10月17日刊发专文评论此书;《书摘》杂志2000年12期对此书作了长篇摘录;《作家文摘》杂志2001年1月19日对此书作了专版摘录;《文汇报》2001年4月2日对此书作了专版摘录;《文摘报》2001年4月6日对此书作了专版摘录;《两本关于顾颉刚的新书》,《书品》2001年第3期对此书作了评介;《好书告诉你》(罗志田),《中华读书报》2001年11月21日向读者推荐此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2期刊发长篇书评;《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刊发长篇书评。
7.《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32万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7日刊发专文评论此书,此篇书评又被人民网、学术批评网等各大学术网站转载;《中国学术》2003年3期发表专门评论文章。
8.《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30万字)
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9.《史学引论》(主编,41万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
此书出版后立即被全国20多家大学历史系采用为史学理论课教材。
10.《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1.《思想史上的新启蒙时代》,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
12.《唯物史观与伦理史观的冲突》合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13、《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编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14.《新史学与新汉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15、《良史的命运》,三联书店,2013年
16.《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商务印书馆,2014
二、论文
1. Jian Bozan’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China’Historical Scienc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June 1991.
2. Historiography Trends in New Perio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Spring 1996.
3.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in the Last Fifty Year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Autumn 2004.
4.《新时期史学思潮的演变》
《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2期;
《新华文摘》1994年6期全文转载;
《历史学》1994年6期转载;
《历史学年鉴·1995》摘要评价;
《文摘报》1994年4月10日摘要报道。
5.《翦伯赞与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
《历史研究》1990年3期。
《中国现代史》1990年7期转载。
6.《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
《历史研究》2004年1期(纪念《历史研究》创刊50周年专号);
《新华文摘》2004年8期主体转载;
《历史研究》2004年4期发表《对〈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一文的几点看法》的文章,回应此文;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3期节要转载此文。
7.《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
《文史哲》1988年1期《人民日报》1988年2月22日摘要介绍;
《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2月26日摘要介绍;
《解放军报》1988年3月18日摘要介绍;
《文汇报》1988年3月6日摘要介绍;
《文摘报》1988年2月11日摘要介绍;
《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88年3期摘要介绍;
《历史学》1988年3期转载;
《文史哲》1988年 3期发表黎澍的回应文章;
《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黎澍著)一书收录此文。
《世纪回望》(20世纪重要论文选编,张岱年主编)一书收录此文。
8.《阶级观点再认识》
《史学理论》1988年2期。
《文摘报》1998年8月3日摘要介绍;
《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10期摘要介绍;
《中国历史学年鉴·1989》摘要介绍;
《新华文摘》1988年10期作为要文转载;
《历史学》1988年8期转载;
《史学理论》1988年4期发表学者沈立邦的回应文章;
《东岳论丛》1990年1期发表学者孟庆仁的回应文章;
《中国改革备忘录》一书认为此文的基本论点“是1988年史学界理论研究的一大突破”。
9.《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
《文史哲》1997年6期;
《新华文摘》1998年3期作为要文转载。
10.《翦伯赞:整合两大学术谱系的史坛巨子》
《北京大学学报·北大百年校庆纪念特刊》1998年2期。
11.《从偏重方法到史论并重——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科学的变动之一》
《文史哲》1991年3期;
《历史学》1991年9期转载。
12.《历史研究的致用寓于求真之中》
《文史哲》1993年6期;
《历史学》1994年3期转载。
13.《关于建立“史学社会学”的初步设想》
《文史哲》1995年3期;
《新华文摘》1995年9期摘要刊载。
14.《中国当代史学思想基本走向:就〈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答客问》
《文史哲》》1996年6期。
15.《德才学识兼具的一代良史翦伯赞》
《文史哲》1997年1期。
16.《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天津召开》
《文史哲》1986年6期。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转载。
17.《“历史”与“科学”》
《文史哲》2000年3期;
《新华文摘》2000年9期全文转载。
18.《80年代的“新启蒙”与黎澍》
《文史哲》2002年2期。
19.《探索中国当代史学思潮的变迁——王学典教授访谈录》(邓京力采访)
《文史哲》2001年3期。
20.《人文前沿·特约评论人语》
《文史哲》2004年4期。
21.《人文前沿·特约评论人语》
《文史哲》2004年6期。
22.《放逐“现实” 回避“问题”:90年代学风的致命伤》
《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8期;
《新华文摘》2004年21期作为要文转载;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5期转载。
23.《〈“历史与现实”关系问题的再检讨(笔谈)〉编者按》
《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8期;
《新华文摘》2004年21期转载。
24.《“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
《史学月刊》2003年11期;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1期转载;
《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论文集》一书收录此文。
25.《历史科学的基本观念在变动》
《近代史研究》1993年1期。
26.《翦伯赞与中国当代史学界的历史主义思潮》
《史学理论》1987年2期。
《史学情报》l988年1期摘要介绍;
《历史学》1987年5期转载。
27.《史学,危机何在》
《史学理论》1988年3期。
28.《从强调一般到注重特殊——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科学的变动之一》
《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4期;
《历史学》1993年2期转载。
29.《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一部“掘井”之作》
《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2期。
30.《历史研究的民间取向值得倡导》
《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3期
《史学新书评·1999年》一书收录此文;
《1997——1999年史学评论状况评析》(《史学月刊》2001年2期)重点评析了此文。
31.《向内转:市场经济背景下历史的应有选择》
《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2期
32.《从追求致用到向往求真——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科学的动向之一》
《史学月刊》1999年1期。
33.《史学界的思想解放应向纵深发展》(合作)
《回顾与展望》国家教委社科中心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34.《新时期十年史学思潮演变》
(香港)《法言》1989年3期。
35.《五十年代初期的史界传统学人》
《读书》1995年5期。
《流年岁影》(张中行著)一书充分肯定此文的学术价值;
《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随笔》一书收录此文;
《重读大师》一书收录此文。
何兆武在《读书》1995年10期著《若干回忆》回应此文。
36.《良史的命运:翦伯赞之死的文化意味》
《读书》1998年12期;
美国《华夏文摘》(“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全文转载;
《精神的光芒:一代人的心灵历史》一书收录此文。
37.《斯大林地理环境观评析》
《山东大学学报》1988年4期;
《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3期转载。
38.《发掘乡村:21世纪初叶中国历史知识的增长点》
《山东大学学报》1999年3期。
《历史学》1999年11期转载。
39.《征服与同化是既定历史条件下民族交往的基本形式》
《东岳论丛》1989年1期;
《文摘报》1989年2月25日摘要介绍;
《历史学》1990年3期转载。
40.《偶然性、可能性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东岳论丛》1992年4期;
《历史学》1992年11期转载。
41.《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学派论略》
《东岳论丛》1995年1期;
《新华文摘》1995年5期摘要刊载;
《历史学》1995年3期转载。
42.《〈中国历史学反思专栏〉编者按》
《山东社会科学》1988年3期。
43.《建国后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反思》
《山东社会科学》1988年3期;
《光明日报》1988年8月报道。
44.《在反封建的文化背景下更深入地研究胡适》
《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 1期。
45.《新时期十年的历史学评估》(合作)
《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 1期;
《历史学》1989年3期转载。
46.《〈毛泽东的历史理论再认识专栏〉编者按》
《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3期。
47.《毛泽东关于农民战争论述的理论意义》
《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2期。
48.《评〈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撰〉》(合作)
《山东社会科学》1992年1期;
《历史学》1992年3期转载。
49.《史学的新世纪:走学科整合之路》
《山东社会科学》1993年1期。
50.《论翦伯赞关于历史学社会作用的理论》
《历史教学问题》1989年5期;
《历史学》1989年 12期转载。
51.《为创造历史而研究历史》
《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1期。
52.《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评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
《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总7期)。
53.《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克服》
《山东大学报》1999年1月6日。
54.《从“五四”到“抗战”:唯物史观派历史观念的重要变动》
《齐鲁学刊》2000年3期。
55.《“假问题”与“真学术”: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的一点思考》
《东岳论丛》2000年4期。
56.《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
《史学月刊》2001年3期;
《中国近代史》2001年7期转载;
《义和团研究一百年》一书收录此文。
57.《历史是怎样被叙述的——论历史知识的人文主义属性》
《我的人文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学者心目中的科学与人文(人文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58.《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
《文史知识》2002年1期;
《北京日报》理论版2002年6月3日转载;
《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月25日摘要推荐此文。
59.《思想史上的“80年代”:新时期黎澍侧记》
《学术界》2002年1期。
60.《近20年间中国大陆史学的几种主要趋势》
《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1期。
61.《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合作)
《东岳论丛》2002年2期;
《新华文摘》2002年8期摘要刊载。
62.《华岗与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传统的形成》,《光明日报》2003年6月3日A3版。
63.《论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问题》
《东岳论丛》2004年1期;
《高等学校文科学报学术文摘》2004年2期转载。
64.《〈名家主持: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编者按》
《东岳论丛》2004年1期
65.《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与历史学:塑造、同化与区别》
《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2期;
《科学技术哲学》2004年4期转载。
66.《现代学术史上的唯物史观——论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
《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11期。
67.《中国智慧与西方文明的对话与交流是可能的——卫礼贤〈中国心灵〉及其〈中国经济心理〉读后》,《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6期
《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一书收录此文;
《卫礼贤:两个世界的使者》(德文版,2003年,主编克劳斯·黑尔舍)收录此文。
68.《从排斥政治到兼容政治——评〈中国政治通史〉》
《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4期。
69.《大学校史与学术史的关联——读〈青岛海洋大学大事记〉》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4年6期。
70.《一份正在崛起的学术期刊:评〈山东社会科学〉》
《光明日报》2004年10月28日C1版。
71、《学术著作是活历史》
《中国青年报》2004年10月9日《青春中华首届中国青少年读书周特刊》。
72、《特约评论人语》,《文史哲》2005年4期
73、《从“历史理论”到“史学理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6期
陈启能等主编《消解历史的秩序》(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收录此文
74、《意识形态与历史:近50年来农战史研究之检讨》,《史学月刊》2005年7期
75、《特约评论人语》,《文史哲》2006年2期
76、《从“战士”到“学者”——访老辈史学家赵俪生先生》,《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3期
77、《在创造历史中研究历史》,《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4期
78、《选择一种更符合学术本性的论文注释体例》,《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 6期
79、《欧洲汉学与美国中国学对峙下的民国史学界》,《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 5期
80、《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历史研究》2007年 1期
81、《治学的功力与见识》,《文史知识》2007年6期
82、《“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年2期。
83、《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年6期
84.《当代史研究的开展刻不容缓》,《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85.《“80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
86.《六十年来中国史学之变迁》,《文史知识》2009年第8期
87.《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顾颉刚——写在《顾颉刚全集》出版之际》,《光明日报》2011年1月11日第13版
88.《华岗: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的构建者》,《文史哲》2011年第5期
89.《“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的事是否存在?》,《中华读书报》2011年9月21日第5版
90.《学术与意识形态的高度绾合——山东大学1950年代文科辉煌的由来》,《山东大学报》“110周年校庆特刊”2011年10月11日。
91.《〈尚书〉学:从顾颉刚到刘起釪》,《文汇报》2011年4月4日第7版
❼ 王苏波的军旅生涯
1970年应征入伍,被选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恢复兵种后组建的第一支专机部队,历任学员、飞行大队空勤机组成员,经历了极严格的军事训练和行为养成。1978年被选调参加中国近代军事历史丛书的编辑。次年经聂荣臻元帅和肖克将军主持的军事史编辑办公室推荐,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职攻读近代经济史专业研究生。此间接受黎澍、张侠等著名近代史专家的指导。学习期间正式出版和发表的近代经济史、近代战争史方面的著述近百万字。成为国内当时在近代洋务运动、甲午战争、近代军事史料考证等研究领域知名的青年专家之一。尤其在近代海军海防史研究领域成果突出。
1981年调任军委海军司令部军事学术研究室助理研究员。1982年参与组建《中国大网络全书-军事卷》编撰委员会海军分编委编辑部,担任专职编辑兼撰稿人,参加了《中国大网络全书·军事卷》的框架设计、条目撰写、书稿编辑全面工作,是《中国大网络全书》全国数千名编撰人员中年纪最轻者之一。1993年获国家新闻出版署向个人颁发的“重要贡献荣誉证书”。
1982-1984年间,在中央军委当时主持日常工作的杨得志、张爱萍、洪学智三位上将直接领导下,参与了中国国防经济学学科、中国国防发展战略学科的创立,为军队当时知名的中青年学术专家团队骨干成员之一。
1984年10月,参加了当时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国防科工委军转民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论证规划工作,为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军转民以及中国西部地区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的调整编制总体方案。期间与当时军队各有关单位集合的中青年专家学者李殿仁(总参谋部)、熊光楷(总参谋部)、金朱德(国防科工委)、曾光军(解放军报社)、陈小鲁(总参谋部)、张胜(总参谋部)、章沁生(北京军区)、尹斌(北京军区)、王东(总后勤部)、陈小工(国防大学)、周伯荣(国防大学)、徐光裕(防化兵学院)、常梦雄(国防科工委)、陈知涯(总参谋部)、秦朝英(军事科学院)、李炳彦(解放军报社)、兰鲁敏(军事科学院)、蔡晓洪(总政治部)、罗海曦(国防大学)等人一道,围绕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对军队支持国家改革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研究和论证工作。其主持研究和执笔完成的重要规划性文件中,运用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边际经济学和统筹学的理论,深入研究和论证了国防科技与国防工业对国民经济其他产业部门的技术、能力“外溢”的可行性,提出了对当时分布于十多个国防工业、科技部门尤其是三线国防基地的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实力进行“要素重组、序列重整”,实现国防综合能力“军转民”,完成“军民兼容”的国防发展战略调整等系列政策建议,目标在于降低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引进成本,突破外部国际环境的政治压力,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避开国际政治和资本力量的制约,确保国家中长期发展的安全。由于在上述发展战略理论和中长期规划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获得国务院、中央军委主要领导的充分肯定,1985年破格晋升军事科学研究员学术职务,成为中国军事科学研究领域最年轻的国防发展战略学科、国防经济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之一。同年,破格提拔为海军军事学术研究办公室副主任,奉命参与组建全军首个对国际开放的战略研究咨询机构——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
1985年起,担任军委、外交部、国家安全部、海军、国家海洋局联合领导下的国家海洋方向安全与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负责人,主持了1985-2000年国家海洋方向国际关系和策略的研究与制定,担任《2000年的中国国防》中长期规划办公室海军规划组负责人。曾直接参与了中国海军进取南沙群岛、开赴南极建长城站、游弋和出访南亚五国、建设精干顶用的强大海上力量等一系列重大外交与军事行动的决策过程。同年出任国防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并以国防经济学会学术带头人之一的身份,当选中国40岁以下经济学家最高级别的组织——青年经济学会的理事。1986年夏被中国军事外交和国际军事学术交流的权威机构——中国国际战略学会聘为首批高级研究员。
1986年秋通过军队组织推荐和单独考试,进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在职攻读宏观经济运行专业硕博连读研究生,接受重点培养。
1988年5月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
1990年3月申请退出现役。
❽ 名人里有谁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文章。(那个书或那个文章第几页 )。
❾ 谁是历史的创造者
经典的误解(一) 我们一直以来接受着这样的“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句话写在我们中学的政治课本里和大学的公共课教材中。一开始我对此深信不疑,直到后来接受了另外一些教育,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使我陷入了困惑。 何谓人民?教科书和老师都告诉我们:“人民是指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人民是政治概念;人民不包括全体社会成员,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和敌对分子不属于人民。”但这个概念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比如,“被剥削政治权利的人”在被剥夺政治权利之前是否属于人民?如果是一种错误的剥夺,他算不算人民的一员?“与人民为敌的人”如何界定?这个概念是不是适合古代社会?如果不适合,古代社会又是如何定义人民?如果适合,皇帝算不算人民?他不是最大的剥削者吗?他是不是敌对分子?好皇帝和坏皇帝的区别在哪里?不管怎么界定,总会有人不是历史的创造者。 看来老师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于是我们求助于专家。有一个专家的定义比较中肯。他认为:人民只是一个政治概念,其内涵和范围可大可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历史问题面前,人民的范畴始终没有一个固定的值,或者可以这样界定人民:人民是占据国民主体的力量,这只力量反映了该国的主流民意,凡是为主流民意出头的政治力量就拥有了人民的支持,所以人民是倡导或者顺应主流民意的团体的政治基础,也就是该团体的“人民”。 他的意思是说,不同时间不同团体都有自己的“人民”。而且人民并不一定都代表进步和正义,只是反映主流民意。 这样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历史只是一部分人创造的。而且,历史上那些叱咤风云的却又站在主流民意对立面(或称敌对分子)的人物,却没有创造历史。 看来这不是个好结论。但问题出在哪里?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最近阅读《黎澍文集》,才豁然开朗。黎澍早在1984年就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两种提法提出公开批评。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一文中说: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物质财富的生产是创造历史的前提,也是人们第一个历史活动,并有它自身的历史。……实际上,创造历史的前提即当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经济条件,好比是舞台,没有舞台唱不成戏。舞台提供演出的物质条件,戏的内容必然要受到舞台的制约,只能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演出,如在奴隶社会的舞台上登场演出的角色,只能是和奴隶社会有关的各阶级、阶层及其代表人物。但舞台不能决定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戏的具体内容。” 也就是说不能因为人民群众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就认为只有他们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各阶级、阶层及其代表人物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 黎澍的文章给不读原著的那些历史学家当头一棒。他们打着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大旗,纷纷撰文质问黎澍,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命题辩护。为了回应反对者的质问,他在1986年又发表了《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一文,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命题在逻辑推理上的错误: “我认为可以作出一个判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观点完全错误,不仅有转述中产生的错误,而且最初提出这个命题的逻辑推理也是错误的,不值得苦心加以维护。” 黎澍进而指出,这两个命题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提法,而分别是苏联学者普"尤金和我国历史学家范文澜提出的,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经典提法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我们终于明白了,原来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个经典提法是不易误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