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四论创造民族

A. 求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人民日报评论文章：中国巨轮依然破浪前行
任仲平

(一)历史常常以惊心动魄留下深刻印记，也常常以峰回路转写下绚丽篇章。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巨浪滔天，世界经济跌宕起伏，中国经济险象环生。

2009年，中国经受了新世纪(23.22,-0.03,-0.13%)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成为世界经济触底反弹的新引擎。

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是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信心和勇气的重大考验，是对我们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重大考验，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风雨中走过，风暴中挺立。大考之年，中国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二)这是一份令人难以置信的答卷。

2009年初，曾有外国媒体如此预言，“中国已经开始经济衰落，也许将比美国经济还要恶化”，“中国难以继续奇迹”，它“只是个身陷囹圄的大国”。

7个月之后，这家杂志刊登题为“中国能否拯救世界”的封面文章，封面上一只熊猫正拿着气筒给瘪了的地球打气。那时，中国上半年7.1%的增速，“几乎成为照耀全球经济信心的灯塔。”

2009年末，还是这家杂志将“中国工人”评为年度人物。原因是：尽管一年前许多人认为“保八”是一个梦想，但是中国做到了。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使得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

从否定到肯定，从当初的疑虑到后来的赞誉，一年时光，很多人颠覆了对中国的认识。但在看法不断校正、结论不断修改中，一个更大的疑问是——“为什么是中国”？

为什么是中国？危机袭来，世界经济一片肃杀。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各国政府或奋力自救，或联手反击，但大都收效有限，许多经济体步履沉重。中国如何能在世界经济衰退的漩涡中“风景这边独好”？

为什么是中国？外贸依存度60%以上，中国本应成为金融危机席卷下的重灾区。在外部需求骤然减少、出口增幅急速下滑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又如何能越过激流险滩，成为“2009年显著增长的唯一主要经济体”？

在2009年末的中国答卷上，写着这样的数字——这一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超过50%。这是二战以来全球首次出现的经济新格局。在新的世界经济版图中，这份答卷标注着沉甸甸的“中国分量”。

是什么让中国经济将“不可能的奇迹”继续下去？是什么让中国人民在危机袭来之际奋发前行？是什么让社会主义中国成为“打破经济学教科书常规的国家”，书写了难以置信的“中国答卷”？

(三)在外人眼里，“中国经济的复苏故事堪称神奇”，而在中国人看来，这“神奇的故事”始于党中央未雨绸缪的远见卓识。

早在2007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就提出，在经济全球化、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形势下，必须增强国家经济安全监测和预警、危机反应和应对能力，增强金融业抗风险能力。当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密切关注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做到未雨绸缪，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要及早制定预案，妥善应对，趋利避害。2008年2月，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上总书记又提出，要正确把握世界经济走势特别是次贷危机蔓延等情况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

这种见微知著的敏锐洞察，审时度势的深刻认识，为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

当金融危机席卷全球，2008年11月党中央作出三个重要判断——

第一，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第二，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第三，危机给我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大关口，大智慧。回头再看，在不进则退的险峻形势下，党中央的三个重要判断，无疑是一年来中国决胜千里的信心之源。这个判断，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打消了疑惧，稳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明确了方向。

局面豁然开朗。

因为这个判断，我们有了见事早、行动快、驾驭全局的“中国部署”——党中央、国务院打破常规，在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一个月，及时出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大政策措施。宏观经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财政政策由“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成为中国经济应对冲击的重中之重。

因为这个判断，我们有了出拳重、措施实、力度空前的“中国行动”——加大投资，刺激消费，给经济“输血”，帮企业闯关。从两年新增投资4万亿，到全年新增信贷近10万亿；从减税降费、贴现降息，到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从实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到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一系列“组合拳”，力度之大，配套之全，前所未有。

因为这个判断，我们有了底气足、视野宽、统筹兼顾的“中国主张”——“从逆境中发现和培育有利因素，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把我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把握好宏观调控的重点、节奏、力度，灵活而准确地解决问题”，“把保增长与扩内需、调结构结合起来”，“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推动科学发展”……应对之策忙而不乱，既解近忧又谋长远。

还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把握“中国故事”的脉络。2009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元旦讲话中强调“必胜信心”；3月的全国两会上，在江苏、广东代表团解析“机遇”，鼓劲打气；4月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上，提出“携手合作同舟共济”；月底在山东，勉励大家“拧成一股绳”；6月在黑龙江重申“增强信心”；7月云南调研提出“危中求进，化危为机”；8月新疆考察强调“改革发展，团结稳定”；9月在第六十四届联大倡导“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10月考察山东，提出“打好转方式、调结构这场硬仗”；12月考察广东，强调“始终把自主创新作为企业生命”……

这一年，所有中央领导同志都风尘仆仆，深入实际，身临一线，调研指导。中央领导同志一年的足迹，凸显了三个主题词：信心，变革，合作。它清晰地传递着应对冲击的“中国思路”，呈现了坚定的意志、开阔的视野和大国的责任。国际舆论评价：“中国领导人展现出驾驭复杂局面的大智慧。”

(四)一个国家应对风险挑战的水平高低，体现其“国家能力”的强弱。

国家能力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它不仅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个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对危急情况的应对水平，往往更能直观地呈现“国家能力”的高下。

2008年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轰然倒下，金融危机自华尔街决堤而出，席卷全球：美国季度GDP创下27年来的最大降幅，道琼斯指数暴跌近半；日本、欧元区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反映国际贸易的领先指数——波罗的海综合运费指数高台跳水，短短6个月便从11689点下探至663点……世界经济面临着二战结束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在此后充满煎熬的一年内，面对经济急剧下滑的颓势，很多国家危讯不断，中国经济也遭遇改革开放以来罕有的巨大困难。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中国经济就在全球率先回升向好，交出了一份全球瞩目的中国答卷。

这是一份“关于速度”的答卷。10.6%、10.1%、9%、6.8%、6.1%、7.9%、8.9%，将2008年以来近七个季度的GDP增幅连成一条曲线，是一个漂亮的“V”型反转。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昂首回升，“保八”已无悬念。

这是一份“关于质量”的答卷。2009年的中国生动诠释了“好”与“快”的发展辩证法。在稳定外需的同时扩大内需，中国经济的增长路径，开始转向依靠“三驾马车”并头齐驱。以发展方式之变应对外部环境之变，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八项区域发展规划、十一个重大科技专项陆续启动，抑制六大行业产能过剩，“4万亿”源源流向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增长更有质量，发展更有后劲。

这是一份“关于温度”的答卷。“越是在经济困难时候，越要高度关注民生”。中国没有简单地搬用“凯恩斯式刺激”，也没有“撒胡椒面”，而是将一揽子计划重点锁定民生领域。2009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有望超过1100万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面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制度改革稳健推进。GDP增长的每一个百分点，都紧系着最广大民众的福祉。

这是一份“关于责任”的答卷。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把自己的事办好，本身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与此同时，中国主动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危机爆发之初，国际投资大亨索罗斯预言：“各国能否有效对付本轮金融危机，关键在于各自的政策效力。”

在这份应对冲击的“中国答卷”上，我们看到执政党对形势的判断有了丰富的现实依托，看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一系列国家目标得以实现，看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国家理念得到践行，看到一个负责任大国对世界的贡献。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国家能力”的最好注脚。

(五)强大的“国家能力”，让中华民族在迎战国际金融危机中，团结更加紧密，信心更加坚定，应对更加主动。“国家能力”的背后，是执政党的决策能力、制度的保障能力、理论的指导能力。

有了执政党的决策，才能第一时间形成国家意志，确定导向鲜明的国家目标。有了制度的支撑，才能最大限度地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保证国家意志付诸实践。有了理论的引领，才能把握规律，立足长远谋划未来。

没有党中央在严峻形势下的准确判断，没有随之产生的一系列“国家决策”，我们就不会有应对冲击的主动性；没有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没有全国一盘棋的社会机制，我们就不会有应对冲击的战斗力；没有科学发展观这一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视野，我们就不会有应对冲击的创造性。

或许外界的目光，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能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彭斯判断，中国应对危机的力度最大、速度最快，应对危机的时间选择正确，延迟几个月就可能错失良机。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评价，在经济困难时期，中国的指挥和控制体系比其他市场经济体系更有效。

联合国一位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出台的刺激措施是世界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战略转折点。

(六)当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走入死胡同，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暴露无遗，被推到“十字路口”的中国，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印证了迎战危机的“国家能力”。

这一制度优势，使我们能集中力量办大事，铸就迎难而上的“中国力量”。从南方到北方，从沿海到腹地，从城市到乡村，从政府到企业，全国一盘棋，决策顺畅，执行高效。从中央到地方发挥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运用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杠杆，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整个中华民族同心同德，共御艰辛的严冬，迎接发展的春天。

这一制度优势，使我们能用多种手段推动发展，保证有序有力的“中国效率”。一方面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高科学性、预见性，灵活把握“政府之手”的高效；一方面坚持推进改革，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之手”的神妙，激发民间的创造力。既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注重加强和完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有效弥补市场经济的自身不足，确保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

一个国家应对风险挑战能力的高低，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有适合本国国情、反映时代进步要求的发展道路和制度基础。正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使中国越是处于危急关头，越能凝聚各方力量、形成整体合力。

(七)纵观历史，每次大的经济危机都曾重创世界经济，同时又催生新的发展机遇。在危机中抓住机遇的国家，通常率先复苏并占据新一轮发展的制高点。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从传统模式之“危”中，看到科学发展之“机”，奠定了化危为机“国家能力”的理论基础。

危机面前，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标本兼治、远近结合，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契机，把统筹兼顾作为谋划和推动工作的根本方法，兼顾长期与短期，协调内需与外需，统一民生与国计，既成功化解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眼前之急”，又通过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谋得“长远之功”。

危机面前，我们以扩大内需为基本立足点，以结构调整为主攻方向，以深化改革为强大动力，以科技创新为重要支撑，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大范围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大强度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大力度鼓励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做到了保增长与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有机结合。

在迎战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地奋力突围，抢抓机遇。广东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积极实施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上海快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天津着力构筑高端产业、自主创新、生态宜居高地，锻造经济发展新优势……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许多省区市强劲增长、力撑大局，中国经济新的强大引擎已在轰鸣。

在迎战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地高度重视培育资源消耗低、辐射带动力强、发展前景广阔的战略产业，高度重视打造核心竞争力更强的市场主体。国内高技术产业“抗压力”增强、增长势头迅猛，文化产业发挥“反周期调节”的特点，通过深化体制改革逆势上扬，撑起一片新天地，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进一步增强。

科学发展这一总揽全局、把握未来的清晰思路，奠定了中国在新一轮发展中实现新跨越的基础。国际金融危机倒逼出科技突破和产业变革，迎来了中国迈向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历史机遇。

(八)几百年来，中国从未抵达这样的位置。

当国际舆论感慨“中国方舟拯救了世界经济”，当外国政要确信“中国缺席的谈判没有任何意义”，当世人惊叹“2009年的年度大事就是中国突然跻身世界外交和经济舞台最前沿”，我们看到，金融危机重塑了世界经济版图。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造就了中国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声音被世界认真倾听，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力量”举世瞩目。

这样的场景令人感慨万千。有学者提出，中国近代的衰落，并非完全源于经济与科技的落后，直到18世纪末中国的GDP仍占全球的1/3。老大帝国实力不衰，余威仍在，却终至山河破碎、备受凌辱，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当政者对人民凝聚力的丧失、国家对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的衰退，让偌大的中国一盘散沙，这才会在列强环伺中一触即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中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日益雄厚的物质基础，锻造出坚不可摧的“国家能力”。

这种能力，曾在抗击“5•12”特大地震中震撼世界；这种能力，曾在举办北京奥运会中大放异彩，如今又在应战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展现威力。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证明了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是坚强的领导核心。

(九)走过激流，中国巨轮依然破浪前行。

这是年轻共和国的下一个航程，又一个甲子的开启；也是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又一次崭新的开局。

一年前，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这样写道：“前进的道路，总是越过一岭又一峰，闯过一关又一坎”。一年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坚定必胜信心、增强忧患意识，共同迎接奋发有为的2010年”。

我们将继续书写答卷。

我们会再次获得成功。

团队意识是大局意识、配合意识、协作意识的集中体现，核心是协同合作，目的是形成向心力，增强凝聚力，提升战斗力。有一本书叫《狼图腾》，通过对群狼捕食的描述，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团队”意识。狼群高效的团队协作性，使它们在攻击目标时往往无往而不胜。独狼的力量是单薄的，但群狼的力量则是强大的，这就是“1＋1＞2”的效果。大家知道，每年在美国篮球大赛结束后，常会从各优胜队中挑出最优秀的队员，组成一支“梦之队”赴各地比赛，但结果总是令球迷失望——胜少负多。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团队，虽然他们都是最顶尖的篮球选手，但是由于平时分属不同球队，无法在短期内培养团队精神，不能形成有效的团队出击。“一个和尚挑水吃，二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也是这个道理。因此，只有我们班子每位成员不断强化“团队”意识，密切配合，加强协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形成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否则，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各行其是，各自为战，那只能是一盘散沙，难成大事。

B. 人民日报新论什么意思

人民日报里面最新的说法。

C. 请问，人民时评、人民论坛、人民时报来论、人民日报社论分别在人民日报的哪几版

兄弟，这报纸除了领导和国外势力以及“五道杠”外，几乎没人看，但你要是能在上面发篇文章，你就有前途了。拿一份研究一下不就行了。

D. 人民日报《是可忍，孰不可忍》原文

面对菲律宾，我们有足够手段（望海楼）
秦宏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2年05月08日 第 01 版）
上世纪90年代初，国际风云剧变。面对严峻形势，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高瞻远瞩地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20多年来，相对于某些国家四面出击，透支实力，把自己拖入困境，我们牢牢把握战略机遇期，坚定贯彻执行这一战略方针，不扛旗、不当头、不懈怠、不折腾，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经济总量翻了两番，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宁静方能致远，成就证明了方针的正确性。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尤其是当前我国正处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更要把握住这一方针不动摇。

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些人对我们快速发展的势头、“排行老二”的经济规模感到不舒服，明里暗里折腾、遏制我们。更有甚者，诸如菲律宾，自以为中国不愿生事，大势可借，公然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在南海问题上挑起争端。先是派军舰袭扰我在黄岩岛正常作业的渔船，严重侵犯我领土主权及渔民和船只安全。在我通过外交途径做了大量工作之后，仍一味示强，不断进逼，在军事上强化对黄岩岛海域部署，法理上提出要将黄岩岛归属提交国际仲裁，外交上寻求美国和东盟干预介入，更有菲高层人士发表不负责言论，将事态扩大的责任归咎于中国驻菲大使和大使馆，态度不可不谓嚣张。

在这个问题上，菲律宾至少有三件事没看清楚：一是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有丝毫让步。二是和谐稳定是中国要维系的大局，中国会尽一切可能排除各种各样的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干扰，谁想对中国玩弄内困外引、转嫁矛盾的伎俩是不可能得逞的。三是高手斗力也斗智。国家间有竞争、角力乃至“暗战”不假，但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各方利益深度融合的今天，无人会做引火上身、赤膊上阵、两败俱伤的事。最近美宣称在南海问题上不持立场，谨慎选择相对“中立”，东盟无人出来“站台”，态度一目了然。

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相辅相成，是积极的策略而不是消极的策略。我们不会自己折腾自己，我们需要专心致志，发展自己。但是当别人折腾我们，尤其是在事关领土完整、民族尊严和社会稳定的问题上折腾我们的时候，我们理当有所作为，打掉这股“歪风邪火”，为自己赢得一个和谐稳定的环境。

应该说，通过直接谈判和友好协商处理争议，仍是当前解决黄岩岛问题的最佳路径，我们要尽一切可能将这种努力进行到最后一刻。但菲方不能将中国的善意视为软弱可欺。仁至亦有义尽的时候，忍无可忍就无须再忍，真到那个时候，我们不会介意和菲方共同创造一个“黄岩岛模式”。应该说，面对这样的对手，我们有足够的智慧，也有足够的手段，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让对方收手。

虽然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是我们的一贯立场，但是忘战必危，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我们没有打不还手的雅兴。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去威慑住各种武力挑衅，哪怕是狐假虎威式的武力挑衅。引而不发、示而不用是让问题回到和平途径的最好办法。

E. 急求在线等候！《人民日报》1951年11月12日第三版刊登的艾青的文章

真的很难找呀..........

http://www.szlib.com:82/renming/Detail.wct?RecID=0&SelectID=17&ChannelID=5020&Page=1

答杨绍萱同志〔注〕

艾青 (1951.11.12)

艾青
| 我们不是谈群众创作
在我们的戏曲改革工作中，存在着一种严重地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
这种倾向，通常叫做“反历史主义”，就是当处理历史题材和古代民间传说的
时候，把许多只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中的人物和事件，拉扯到现代来，加
以牵强附会的比拟，或是把只能产生于今天的观念和感情，勉强安放到古代人
物的身上去。因此，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就出现了似古非古、似今非今的混乱
现象。今年夏历七月节在全国各地涌现了许多这样的神话剧，有的把牛郎织女
写成被贬下凡尘后，经过了劳动改造，成了劳动英雄回到天上去；有的是因为
牛郎织女劳动观点强，二人订下盟誓，自愿一年见一次面；有的戏里牛郎穿工
人服，织女穿学生服；有的以为原有的神话故事的主题不够积极，就在剧本里
编造了许多新的情节，用以影射当前国内外的形势。我在“谈《牛郎织女》”
一文中，一方面指出这些混乱的现象，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对处理神话剧的
建议。因为这种混乱现象假如不加以克服，要产生好的神话剧是很困难的。
杨绍萱同志认为我是想把“人民戏曲文艺运动连根子都拔了”。这罪名也
太大了。
杨绍萱同志指出，中国工农群众自从政治上获得解放后，“他们才真正有
了文艺运动和戏曲改革运动。从而土地改革也好，抗美援朝也好，便就着各式
各样的故事，处理成歌曲、小说、以至剧本而演出于舞台。这些作品，不管是
文艺修辞或艺术形式，不消说有若干是很幼稚的和很简陋的。这在封建士大夫
或资产阶级文学家们看来，会觉得是很粗俗的、很可笑的，以为‘难登大雅之
堂’的。这个运动越发展，他们就越不满意。”
这段话的意思不外是两种：戏曲改革是群众性的运动，对于他们的创作应
该爱护和尊重；对目前的戏曲改革运动，不要用封建士大夫或资产阶级文学家
的眼光来评判。
但是，今天我们并不是谈群众创作的问题。我们谈的是像杨绍萱同志这样
一个对中国戏曲改革工作负有行政职务的人对待民族遗产、创作方法以及文艺
批评的态度的问题。我们并不是对某个小学的恳亲会的节目或是某个工人业余
剧团的表演发表意见，我们是对像杨绍萱同志这样的专家的作品发表意见。假
如杨绍萱同志把对自己作品提意见的人都看做是敌人，凡是对自己的作品有所
不满的都是封建士大夫或是资产阶级文学家，这除了堵塞自己前进的道路之外
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了。
“变样儿”
杨绍萱同志说：“要动就要变样儿，成为‘另外一个东西’。历史与革命
就是这样无情，它是不管你是什么‘为文学而文学、为神话而神话’文学家们
愿意不愿意，它是一股劲儿在那里变……”
我们不是国粹主义者，也不是保守主义者，我们主张对待民族文化遗产必
须采取批判的态度，也主张对所有的民间传说加以整理和改编，但我们也主张
对待民族文化遗产、民间传说无论是整理和改编都必须采取慎重的、严肃的态
度。我们所反对的是那种极端轻率的、任意宰割的作风。
杨绍萱同志主张“变样儿”，我们完全赞成；但我们却要研究一下杨绍萱
同志把“牛郎织女”这个神话变成了什么样儿。
杨绍萱同志在他的“新天河配”里“创造”了许多东西。他借这个神话宣
传“保卫世界和平”。在他的剧本的十七场中，有十场是关于鸱枭与和平鸽之
间的斗争。他说：“鸱枭只是涵蓄一般性的破坏分子，破坏人家的美满婚姻，
破坏生产关系，亦即破坏生产，是封建主义的帮凶，自然里边也可能有帝国主
义‘杜鲁门’。”
杨绍萱同志的理论是：“在伟大的人民革命时代为什么就不许‘借神话影
射现实’而加以创造呢？”他又说：“你说神话不能影射现实吗？我说能的。
你说不能借神话反映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等等吗？我还是说能的。这个微
不足道的‘新天河配’就是他的铁证。”
杨绍萱同志显然是说他做了的就是对的。这未免太不谦虚了。
我们暂且不说古代既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土地改革，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穷凶
极恶的帝国主义；我们也暂且不说借神话来宣传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是否
合适。我们不妨看看杨绍萱同志是怎样宣传“保卫世界和平”的。
杨绍萱同志借鸱枭与和平鸽之间的斗争，来影射帝国主义阵营与和平阵营
之间的斗争。这里，无论鸱枭也好，王母娘娘也好，都没有任何可以表现帝国
主义性质的凶恶的侵略和压迫，鸱枭不过是受长老的供以神位的条件，到牛郎
家去扰乱，使“家宅不安”（这在舞台上也没有什么具体表现），王母娘娘不
过是要织女不下凡嫁给牛郎，如此而已。而这场斗争，是由于长老没有被邀请
去喝喜酒所引起的。这斗争不等于是儿戏么？难道帝国主义是这样的么？这个
关系全人类命运的斗争，在杨绍萱同志看来，只要织女的一支“宝箭”，一只
“宝梭”，也就解决了问题。这不是拿政治开玩笑么？杨绍萱同志提出了何等
庄严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的回答却又是何等滑稽！
杨绍萱同志就是这样地，把原有神话的主题和情节都“变样儿”了。并且
把原来的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悲剧，改成了喜剧。大家都知道，原来的神话故
事是结合了天上星象的变化而构成的，牵牛星与织女星只能一年相会一次，现
在牛郎织女既然团圆了，这个神话故事就完全丧失了根据。
我所说的“完全成了另外的东西”，就是指像杨绍萱同志这样的把原有神
话一脚踢开的，所谓“一股劲儿在变”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不但是破坏了民
族文化的遗产，也是把我们当前的政治斗争加以歪曲和庸俗化了。
艺术呢？魔术呢？
杨绍萱同志的创作方法，是违反现实主义的。在他的创作里，人物既没有
一定的性格，也没有一定的思想。一切都跟着他自己的天真的构思和设想而打
转。
杨绍萱同志在他的“新天河配”里，宣传反对迷信的思想，当牛郎哥哥说
“总要选一个好日子”的时候，牛郎的嫂嫂说：“你还是有点迷信，那天也不
如今天好。”当舅爷把长老赶出来的时候他说：“你这老迷信，现在要打倒…
…”这种反对迷信的思想，就连靠迷信吃饭的长老也有，当他向王母娘祷告的
时候，他说：“王母娘娘那儿会说话呀，我拿着王母娘娘骗人，我可不能骗我
自己……”
但在剧本里，王母娘娘出现了，王母娘娘既然是迷信者所供奉的偶像，她
怎么又真的能下凡呢？她怎么又能把织女从人间捉回到天上去呢？杨绍萱同志
是先向群众宣传应该反对迷信，再又向群众宣传“神是的确存在的”。难道不
是这样么？
在杨绍萱同志玩弄魔术的笔下，这个王母娘娘一下神通广大，一下又会变
成毫无办法。当她要下凡捉织女的时候她可以不带一兵一卒亲身把织女捆绑回
去；但当老黄牛告诉牛郎“你到了清水池边，看见岸上白罗衫儿，抢到手中，
织女便不能上天，王母赶来，也就无济于事了”的时候，她不是毫无办法么？
这个剧本的结尾是说鸱枭被捉住，牛郎织女团圆，这个王母娘娘不也是毫无办
法么？
至于织女，当牛郎要救鸽子的时候，她说：“这里现有弓箭，此箭乃用神
针造成，百发百中”；但当牛郎射了鸱枭之后，她马上又说：“此事不好，”
“那鸱枭乃王母所养，此番中箭，必去哀告王母，倘那王母下得天来，只怕你
我夫妻就要被她拆散了哇。”而当她被王母囚禁的时候，身上又有了“宝梭”
，托鸽子带给众姐妹为她织天罗地网，把鸱枭捕捉起来。
杨绍萱同志编造了一个“老黄牛和破车”结婚的故事，用以象征“生产手
段和劳动工具”的结合，他借长老的嘴，赞美自己的“创造”：“这倒新鲜。”
这件事虽然“新鲜”，但却也很困难。老黄牛和破车的关系虽然很密切，
却不一定会有什么感情，因为破车对老黄牛无论如何只是一种莫奈何的负累。
当牛郎织女结婚那天，牛郎嫂嫂突然说：“真是的，你总惦着那老牛破车，就
那么办，今天叫老牛和破车也结婚，你们后边换换衣裳。”
就是这同一个嫂嫂，在他丈夫提出要给牛郎娶媳妇的时候，她曾说：“兄
弟的终身大事，可不能麻胡，那得向他商量商量，问问他的意思才行。”现在
她在这个能念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老黄牛和破车面
前，却连一点民主也不讲了，索性下一道命令叫他们结婚。当然老黄牛和破车
是不会有什么抗议的，因为这一切原不过是一些天真的笑话而已。
杨绍萱同志的所谓“创造”就是这样。因为他的创作作风是七拼八凑的，
所以里面矛盾百出。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些人物，像哈哈镜里所照的脸形，
一下拉长了，一下又成了扁的，一下万能，一下束手无策，一下讲民主，一下
又主张包办婚姻。我们可以想像得到，杨绍萱同志在创作时，存在着许多矛盾
心理：他想写神话故事，却又怕宣传了迷信；写了反迷信，情节不能向前发展
了，还是要请菩萨下来；他想写爱情，却又怕被讥为“儿女之情”，于是提倡
生产，把生产工具发展史、生产手段和劳动工具的结合都安放进去；这还不够
，怕不能结合当前的现实斗争，于是想到应该写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
等等。于是艺术成了魔术，里面好像什么都有，结果是什么也没有。
“新涵义”、“新语言”
杨绍萱同志随便地引了一段马克思的话，来证明自己在处理“神话剧历史
剧运用新语言和新涵义”的理论根据，我是看了几次也没有看出马克思的话和
他的创作之间有什么共同之点的。
杨绍萱同志在写作时所采用的语言，是最混乱的语言。在他的剧本中，掺
杂了拙劣的旧诗词，庸俗不堪的陈词烂调，不必要的土话，以及许多文法不通
的所谓“新语言”。这里顺便举几个例子：
我，牛大郎，务农为业，父母下世，剩我兄弟二人，娶妻田氏，倒也贤惠
（恐系慧字之误），只有兄弟尚未婚配，叫我十分挂心……
前面说“剩我兄弟二人，娶妻田氏”，人们会以为两兄弟合娶一妻，后面
说“兄弟尚未婚配”，成了矛盾。当然杨绍萱同志的意思是指弟弟还没有娶妻
，但这里的两个兄弟实在把人给搞糊涂了。
柳阴中燕双飞风光如画
田园内俱都是禾黍交加
好一个“禾黍交加”！
郎君靠着老牛破车，一年四季，辛苦劳作，支持了这个过活……
“支持了这个过活”不知是什么意思？其他如：“专向人家闹糟糕”、“
女呼娘来泪如梭”、“恩爱好比春之花”、“天配良缘好快哉”……实在叫人
看不下去。
把这种语言从我们的文学作品中驱逐出去吧！
杨绍萱同志所说的“新涵义”又是什么呢？
杨绍萱同志在剧本中夹进了许多生硬的说教。剧本一开始就说：“男耕女
织务农桑，春种秋收四季忙，饱暖全凭劳力取，卫国兴家得自强。”牛郎上场
时说：“雄鸡知报晓，老牛能拖犁，男儿须立志，莫负少年时。”牛郎向织女
求爱时说：“只是你要同我兴家立业。”牛郎哥哥从地里回来说：“今年粮食
吃不了，我们国富民强属第一。”织女赞美鸽子时说：“……他在人间立功劳
……志量光明达云霄……”读杨绍萱同志的这些说教，真使人产生回复到清末
民初的感觉——太过时了。我们不知道杨绍萱同志所歌颂的究竟是什么时代？
杨绍萱同志就是这样粗暴地处理“牛郎织女”这个民间传说的。
“乌鸦”和“喜鹊”
杨绍萱同志说：“真正模糊了原来神话的线索，特别是模糊了意义，不是
别人，而恰恰是艾青自己。”老实说，我没有像杨绍萱同志那样大的胆量和“
创造”的才能。为了研究这个神话传说，我看的东西虽然不多，但像杨绍萱同
志文章中所提到的材料也都看过。我所引的故事，也是从别人的著作中抄下来
的。这并不是我想卸什么“模糊了原来神话的线索”之“罪”，只是我不敢掠
他人之美。
杨绍萱同志说我“把天帝剥夺劳动人民婚姻自由的罪行写在了乌鸦的账上
，即把反动统治者的罪行他亲笔转写在人民的头上”，“放走了敌人，加罪于
人民”。我竟犯了弥天大罪！但是我想原来故事里的乌鸦，指的并不是人民。
拿乌鸦当人民或是拿人民当乌鸦的是杨绍萱同志。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乌鸦
是比拟灾祸的。乌鸦衔天帝之命，通知牛郎织女，是一种狗腿子的作用。
杨绍萱同志说：“喜鹊搭桥使牛郎织女能见面”是“王母娘娘圣旨钦定的
”。又说：“如果说喜鹊或百鸟象征群众的话，那么这种群众是在受着王母封
建主义的奴役呀。这个神话不明明是烙着封建阶级的烙印吗？由此可见，艾青
所喜爱的神话，所欣赏的所谓‘优美’‘极美’等等，那里边是充满着人民的
痛苦呀。”杨绍萱同志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在欣赏着人民的痛苦。杨绍萱同
志刚才把乌鸦当做人民，现在又把喜鹊也当做人民。能处处想到人民是好的。
但喜鸦搭桥是由王母圣旨钦定，这也只是杨绍萱同志的解释。我的看法倒以为
喜鹊同情牛郎织女的悲剧命运，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搭桥使牛郎织女相会的。
所以有的传说中说喜鹊在七夕后头上脱毛。而杨绍萱同志却把喜鹊改成了和平
鸽，从此“鹊桥相会”成了“鸽桥相会”了。
杨绍萱同志的逻辑
杨绍萱同志三番四复地提到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意思就是说他是已
经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的。事实却并不如此。杨绍萱同志对处理神
话剧的观点是违反历史唯物论的。他的非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的理论和他
所运用的思想方法，都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提倡实事求是，而杨绍萱同志却处处显得不老实。
杨绍萱同志对待文艺批评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以为自己写了抗美援朝
，谁批评，谁就是反对抗美援朝；写了保卫世界和平，谁批评，谁就是破坏世
界和平。因为我在“谈《牛郎织女》”一文中，轻微地提到了杨绍萱同志的创
作，杨绍萱同志封给我多少的称号啊：“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
、“为神话而神话”、“封建士大夫”、“资产阶级文学家”、甚至“为杜鲁
门服务”、“资敌”，真是罪该万死了。这当然只是杨绍萱同志的逻辑，这种
逻辑，在革命阵营里是不流行的。在革命阵营里，任何工作都一样需要以批评
和自我批评来取得进步。即使批评的人再多么“低能无知”，也不妨“倾听”
一下。“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这是我们民族的好传统。我对戏曲本来是外行
，但当我看了一些奇特的“创造”而不能自己的时候，也就大胆提出一些意见
。这有什么不可以呢？希望杨绍萱同志能学习一种“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诫
”的宽大风度。这对你的工作是会有好处的。在作战时，我们是反对浪费子弹
的，因此我们对没有瞄准敌人的射击可以提意见；我们是爱护民族遗产的，因
此假如有人在敦煌壁画上涂上一些标语，我们也要反对。我们就是依靠批评与
自我批评教育自己并使自己日益坚强、日益壮大的。像杨绍萱同志那样，为了
有人提到了他的作品的错误和缺点，马上暴跳起来，甚至发展到不可收拾的样
子，显出了无比的混乱、烦躁、愤怒，实际上已经开始丧失一个革命者最起码
的品质了。希望杨绍萱同志能及时警惕一下。
〔注〕作者的这篇文章是为答复杨绍萱同志企图辩护他在戏曲改革工作中
的反历史主义倾向而作。杨绍萱同志原文“论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
危害性”载十一月三日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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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人民日报 四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紧抓机遇，承担应尽的历史使命
——一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
在刚刚结束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全党全国必须增强主动性、紧迫感、责任感，紧紧抓住机遇，承担起历史使命，以扎扎实实的成效，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严峻挑战中，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准确把握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深刻阐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系统提出了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总体战略布局。这是对党的十七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思想的丰富和完善，是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思路的理论创新、发展目标的全面部署，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现代化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毫无疑问，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正处在一个关键阶段。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突显了我们经济发展方式之弊端。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座伟大丰碑。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并不平坦，在这个进程中反映出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特别是经济增长过于粗放，长期形成的主要靠物质投入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外延型扩张模式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明确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们党对我国现代化发展阶段的敏锐洞察，更是继续推进中国现代化航船破浪前行的关键抉择。
大变革大机遇，大挑战大跨越。金融危机激发了国际社会对现有世界经济秩序的反思，也促使各国对现有发展模式可持续性和合理性进行探究，一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模式调整正在悄然进行。当此之时，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我们看不到国际金融危机，是传统发展模式之危，科学发展模式之机，不能因时而变，推动经济转型，我们将坐失机遇，痛失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竞争的主动权。我们一定要用好国际金融危机客观上形成的倒逼机制，乘势而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顺应未来发展的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从现代化发展历程的时间坐标和世界经济格局的空间坐标两个维度，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胡锦涛同志讲话的重大意义，更自觉地认识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只有加快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才能更好地应对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国际风险，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才能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能加快解决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切实推动科学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紧紧抓住机遇，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引领时代变革，是我们应尽的使命。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取得实效，获得突破，我们不仅将取得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全面胜利，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还将为后人赢得未来竞争的主动权，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现代化伟大进程。

G. 人民日报怎样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的

1949年10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

前程无限光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开始自己当权管理国家，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揭开了历史的新的画册。

H. 《人民日报》载文指出，理论使人坚定，哲学使人深邃，历史使人明智，科学使人严谨，文学使人灵动，法学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