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伯特韩信用创造学说

A. 信任一词有什么含义你是怎么理解的

信：对一个人的相信、信服。
任：委任，引申为把事、心事托付给他。
信任一个人不能笼统地讲信任，也要因“材”因“事”而“信”而“任”。

B. 信用的基本概念

信用的意思是能够履行诺言而取得的信任，信用是长时间积累的信任和诚信度。信用是难得易失的。费十年功夫积累的信用，往往由于一时一事的言行而失掉。它还是是指我们过去的履行承诺的正面记录，它还是一种行为艺术，是一种人人可以尝试与自我管理的行为管理模式。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信用”这个词已经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它可能是人类认识中最为复杂、最难以捉摸的概念之一，“一些事物仅仅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在所有的这些事物中，没有哪一件比信用更加古怪，更加微妙；信用从来不是强迫的，而是自觉自愿的，依赖于期望与担心这样一些感情；信用常常不用争取而自行出现，又总是无缘无故地消失；而且信用一旦丧失，就很难完全恢复……信用非常类似于，而且在很多场合就如同是，人们靠管理国家的才智以及战场上的勇猛和指挥才能赢得的声誉与名望。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与杰出优异的船长，会因为一些倒霉的偶然事件，一时失误或运气不佳而名誉受污，失去众人的爱戴，但是只要他有卓越的才能、真正的本领，名誉迟早是会恢复的。同样，信用虽然会暂时黯然失色，在困境中挣扎，但是只要它有可靠而坚实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得到恢复。”对信用的真正含义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究，在通常意义上，我们至少可以从4个角度来理解“信用”。
从伦理道德层面看：信用主要是指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之间所建立起来的、以诚实守信为道德基础的“践约”行为。
从法律层面来看：《民法通则》中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守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守信的原则”；《合同法》中要求“当事人对他人诚实不欺，讲求信用、恪守诺言，并且在合同的内容、意义及适用等方面产生纠纷时要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来解释合同”。
从经济学层面看：信用是指在商品交换或者其他经济活动中授信人在充分信任受信人能够实现其承诺的基础上，用契约关系向受信人放贷，并保障自己的本金能够回流和增值的价值运动。 从伦理角度理解“信用”，它实际上是指 “信守诺言”的一种道德品质。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讲的“诚信”、“可信”、“讲信用”、“一诺千金”、“答应的事一定办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这个层面的意思。从这个层面来看信用，它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个社会只有讲信用，才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信任结构”(trust structure)，而这个信任结构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人们会发现“相互信任同服从、仁爱、友谊和交谈一样，是把一国人民联系和维系在一起必不可少的条件”，齐美尔也指出：“没有人们之间相互享有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会瓦解。……现代生活是建立在对他人的诚实的信任基础上的，这一点的重要性要远比人们通常认识到的程度大得多。”可以说没有一个社会不强调与褒奖伦理层面的守信的道德，在我国，崇尚信用的风尚有几千年的传统，《论语》中“信”字出现了38次，频次虽然低于仁(109次)、礼(74次)；但是高于描述道德规范的多数词汇，如善(36次)、义(24次)、敬(21次)、勇(16次)、耻(16次)。比如：“自古皆有死，民无信而不立”；“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言必行，行必果”，“与国人交，止于信”等。在西方社会，守信同样也是人们奉行的道德主轴，《圣经》中关于信用、信任的词汇也出现了几十次之多。
从企业的商业伦理角度来看信用的含义，狄乔治提供了独特的见解：他认为诚信(integrity)行为既指与自身所接受的最高行为规范相一致的行为，也是指将伦理道德要求的规范加于自身的行为。他指出了诚信行为的最大特点是：道德规范是“自加的和自愿接受的”，所以对企业这个“非道德神话”的主体而言，“要强调商家及其最高管理层的自律”。更为重要的是，他限定了诚信行为的范围，至少要以伦理上“无可非议的、正当的正面价值”为最低的道德底线，也就是说企业“自身所接受的最高行为规范”至少要低于这个底线。 从经济的角度理解“信用”，它实际上是指“借”和“贷”的关系。信用实际上是指“在一段限定的时间内获得一笔钱的预期”。你借得一笔钱、一批货物(赊销)，实际上就相当于你得到了对方的一个“有期限的信用额度”，你之所以能够得到了对方的这个“有期限的信用额度”，大部分是因为对方对你的信任，有时也可能是因为战略考虑和其他的因素不得已而为之。从经济的角度理解信用有着丰富的层次，至少可以从国家、银行、企业、个人几个层次来理解。
国家信用至少包含着这样的两层意思，首先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借贷关系，即所谓的主权债务，如著名的布雷迪债券、美国20世纪80年代对拉美国家的贷款、我国对亚洲和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低息贷款、日本的海外协力基金贷款、世界银行贷款等。其次表现在国家政府与本国的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借贷关系，政府发行国债，由企业和居民购买，这实际是政府先向企业和居民借到一笔钱，然后进行投资，并在到期时偿以本息。
银行与企业、个人之间的信用是相互的。银行要从企业与个人取得信用，也就是要向企业与个人借到钱，这是它们的生存之根基。同时，企业与个人也需要向银行取得信用，企业可用它解燃眉之急，或投资扩张等；个人可用它应不时之需，提高生活质量等。
企业与企业、个人之间的信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业信用(也称交易信用，即trade credit)，或者可以称之为B—B的信用，它主要是指企业与企业之间的非现金交易，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赊销，我们不要简单地将赊销对象只看成是一些有形的商品，如汽车零配件供应商提供的一批零件；它实际上也可以是一个工程，比如建筑公司完成了一幢大厦的建筑，工程款尚未完全收回，这时该建筑公司赊出去的不仅是在这幢大厦建筑中的预垫的资金、材料，同时还有在建筑过程中的劳动；甚至还可以是一些无形的服务、智力产品等，比如管理咨询公司提供的咨询服务等。二是企业与个人之间的信用，也可以称之为B－C信用，这种形式的信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很常见的，比如我们的手机消费通常都是一种信用消费，我们总是在下个月缴纳上个月的费用，中国移动甚至可以允许你拖欠2个月的话费。 从法律的角度理解“信用”，它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但凡“契约”规定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不是当时交割的，存在时滞，就存在信用；第二层含义是指双方当事人按照“契约”规定享有的权利和肩负的义务。
在这个层面上理解信用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这个“契约”，我们可以把这个契约看成是狭义的经济合同，小到两个企业之间的供货合同，大到两个国家之间的数以亿元计的债务；也可以看成是广义的社会契约，比如你和你的父母之间的契约关系，你的父母有抚养你成人的义务，你也有赡养你的父母的义务。二是这个“契约”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这是构成法律上的信用的必要条件，那就是非即时交割。如果权利和义务的实现是同时进行的，那么就不会构成信用，这两者之间必须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才会出现信用。 在信用创造学派的眼中，信用就是货币，货币就是信用；信用创造货币；信用形成资本。
在货币金融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流派，即以18世纪的约翰．劳为先驱、以19世纪的麦克鲁德、韩以及20世纪的熊彼特等人为代表的“信用创造学派”。在这一学派的眼中，信用就是货币，货币就是信用。约翰·劳说：“信用是必要的，也是有用的，信用量增加与货币量的增加有同样的效果，即它们同样能产生财富、兴盛商业。，“通过银行所进行的信用创造，能在一年之内比从事十年贸易所增加的货币量多得多。所以，法国如欲富庶，实在有求助于信用的必要；不然，比之于利用信用的其他列强，法国即将陷入贫弱的状况。”“只要货币丰富，即能够创造一国之繁荣；只要有信用设施(他主要指银行等)，即可以供应丰富之货币，给经济以最初的冲击；依靠这种冲击，就能够为法国产出大量的财富。”约翰·劳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货币就是财富——货币不必是金银，而以土地、公债、股票等为保证所发行的纸币为最好——纸币是银行的一种信用——银行通过供给这种信用，就可提供丰富的货币——给经济以最初的冲击——依靠这种冲击，就可以使国家富强、经济繁荣；总之，信用即货币；货币即财富，即资本。
麦克鲁德在他的《信用的理论》中指出：“人们以生产物与劳务和人交换，而换得货币，此货币既不能用以果腹，也不能用以蔽体，然而人们却乐于用其生产物与劳务换取货币，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换得货币以后，可在需要之时，凭以换取所需之物的缘故。所以，货币的本质不过是向他人要求生产物与劳务的权利或符号，从而实为一种信用”，“因此，金银货币也可以正确地称之为金属信用。”麦克鲁德认为信用与货币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信用的创造就是货币的增加，两者可以统一于“通货”的概念之下，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1)信用只有单一的价值，但是货币却有多数的价值或者一般的价值，信用只是对某个人的要求权，但是货币却是对一般商品的要求权；(2)信用只有特殊的不确定的价值(因为债务人死亡或者破产，信用就变得没有价值了)，而货币则有持久的价值。
韩被公认为信用创造理论的代表人物，他于1920年发表了《银行信用之国民经济的理论》，影响很大。他是这样论述信用就是货币的： “为了支付的目的，从一人转让给他人的支票或者存款划条，就法律的观点来看，自然只是兑取货币的凭证，但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只要它需要兑换成本位货币而完成了货币的功能，则它就不只是兑取货币的凭证，而实是货币本身。”“向银行兑取货币的凭证，只要它确实可靠，为任何人所愿意接受，则它就被当作货币而流通了。”韩的理论重点在于阐明了信用能够形成资本。他认为信用愈扩，利率愈低，资本商品的生产就愈多，从而资本也就愈能形成；相反，信用愈缩，利率愈高，资本商品的生产即愈少，从而资本即不易形成。他的著名命题就是：“资本形成不是储蓄的结果，而是信用提供的结果。”“假如说需求对生产是第一性的，那么信用提供对资本形成也是第一性的。若是没有信用提供则任何资本商品都不能够生产，因而资本形成就不可能。信用供给之能引起资本形成，恰如需求之引起生产一样”。
熊彼特则指出：“更有用的方法可能是从信用交易着手，把资本主义金融看成是一种清算制度，它抵消债权债务，将差额转移到下期——使得‘货币’支付成为特殊情况，没有任何特殊的根本重要性。换言之，从实际上和分析上来讲，一种信用货币理论可能要优于一种货币信用理论。”
其他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也做过相似意义上的评说。罗宾逊夫人就曾经明确地指出：“货币实际上就是信用问题。”瑞典学派的代表人物魏克塞尔也认为：“严格地说，我们可以断定，一切货币——包括金属货币——都是信用货币。这是因为直接促使发生价值的力，总是在于流动工具收受者的信心，在于他相信借此能够获得一定数目的商品。不过纸币只享有纯粹的地方信用，而贵金属则多少是在国际范围内被接受的。但是一切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

C. 为什么《信用创造，货币供求与经济结构》是一本必读书

如果说不少交易员通过阅读《第一排》而躲过了2013年的钱荒，那么《信用创造、货币供求与经济结构》则是理解央行思路的最新参考。
作者：季天鹤，作者为万门大学CFO，央行观察特约专栏作家就职于人行货政司和货政二司的李斌和伍戈的新书《信用创造、货币供求与经济结构》于2014年12月出版。该书是继货政司副司长孙国峰的《第一排》之后在同一方向上的新探索。如果说不少交易员通过阅读《第一排》而躲过了2013年的钱荒，那么《信用创造、货币供求与经济结构》则是理解央行思路的最新参考。人民银行的分析框架和市场框架并不相同，只需打开《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和券商的分析报告即可发现。原因当然很多，但或许有两条比较重要，一是央行了解自己的口径而外界并不了解，比如作为法定准备金计算基数的“一般存款”的数量和会计具体科目，以及超额准备金的数量等。二是对于央行网站上每月公布的统计报表，市场虽然和央行有同样的信息集，但解读方法并不相同，而阅读人民银行发表的论文和专著，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家。《信用创造、货币供求与经济结构》系统地总结了央行在先前披露在报告中的零散分析，特别是在货币创造，离岸人民币，以及货币与物价和产出的关系这三方面。在货币创造方面，作者沿袭了孙国峰先生的框架，使用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方法，明确批驳了市场流行的诸如“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会使准备金总量增加”、“吸收存款以发放贷款”、“为满足法定准备金需要而吸收存款”等观点。此外，作者还着重分析了同业业务如何影响货币的创造，细化了发表在2013年3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关于货币创造的同业渠道的分析，对于深入认识银行间市场和实体经济融资的资金价格有非常大的帮助。在离岸人民币方面，作者采取了和中国银行王永利先生相同的清算视角分析，指出离岸人民币存款是以境内央行和银行共同作为“央行”的境外银行信用创造的结果，境外存款汇入境内对境内货币量的影响由当前三种清算模式所决定。清算行模式下的资金流出和境内居民春节前提取大量现金的情形相似，代理行模式和银行存款流入余额宝的情形相近，而NRA模式则和银行间季末拉存款或本行内存款转帐的情形相近，因此在分析时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货币与物价和产出的关系方面，作者致力于解释高M2/GDP和低通货膨胀率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现象，观点沿袭了央行一贯的关于融资结构以及高储蓄率的观点，即银行融资本身创造货币，而无中介的融资在创造信用的同时并不创造新货币而仅是货币的转移，高储蓄率减少货币流转而使当期新增货币和GDP脱钩，而储蓄存款不能为融资方提供资金会加剧融资方对银行体系的需求。此外，作者还指出，投资拉动型增长产生了对信贷的大量需求，在货币上便体现为高货币增长率和货币量。对于低通货膨胀率，作者认为存在两个市场，即竞争性部门和垄断性部门，前者多用CPI衡量，增长率较低，但后者则价格上涨明显，大量货币在垄断部门流动从而抬高价格，而为购买更高价格的垄断产品则形成更多储蓄从而扩大货币量，造成竞争性部门的价格增长乏力。从更深层次来看，作者其实是在探讨央行是否应该考虑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制定的考虑因素。更高的资产价格一方面会造成传统的财产效应，以及对投资品供给的带动，另一方面也会吸引更多资金流入，而后者对货币结构存在直接影响，应予以注意。补充和疑问或许有三点。首先，关于货币创造的渠道，作者沿袭传统分析方法，从贷款、购汇和购买债券的角度分析问题，而更基础的角度或许是直接从资产和负债的变化来看，即银行一种资产的产生，对应的是另一种资产的减少，还是银行自身负债的增加。若是前者，则没有新增货币，而后者则会产生新货币。通过列举具体的金融产品，很容易被产品蒙蔽，例如作者自己也提到，银行购买其它银行的资产不会派生货币，而是银行之间超额准备金的转移，但在关于银行同业渠道创造货币时，作者又描述了银行间买入返售交易如何创造新货币。所以，具体分析产品会有一定局限，毕竟产品层出不穷，但一旦抓住资产和负债的变化则会清晰很多。第二点是关于影子银行的。作者虽然论述了影子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提出如果没有对商业银行负债方的存款货币数量造成影响，则该影子银行没有创造货币。但影子银行真正的问题是扩大了货币的范围，如同我的余额宝份额远超我的银行存款一样，因为余额宝份额和银行存款一样容易用于支付。如果余额宝也像米什金描述的银行一样，投资债券，再从其他人那里吸入银行存款成为份额，那么余额宝就实现了信用扩张，创造了余额宝份额，亦即影子银行的货币。影子银行的关键在于以商业银行存款作为自己的准备金，因此即使原有的商业银行存款不变，影子银行会扩张出新的货币。第三点是关于离岸人民币的。作者描述了离岸人民币的存款派生模式，在该模式中，企业存入人民币存款形成境外银行持有的资产，银行保留部分资产作为准备金，剩余资产贷出，从而通过货币乘数形成存款派生。但作者自己也在第三章提到，创造货币并非要在一家银行进行多次存款和贷款业务才能实现，更非诸多单个银行汇集为银行总体业务而产生的奇妙效果。那么离岸银行是否需要多次流传才能派生存款，便成为了本书没有回答的问题。最后，非常感谢李斌和伍戈二位作者在书中展现的精彩分析，也希望这本书能够给更多的读者带来新的启发。

D. 金融中介理论的演变阶段

John Chant(1990) 将金融中介理论分为新论与旧论，“新论”主要是对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平行发展做出的回应。也就是说，随着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以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新论”对金融中介提供的各种不同的转形服务进行了更细致的识别与分析；更深入地探寻金融中介如何运用资源以博取有用信息、克服交易成本从而通过改变风险与收益的对比来实现这些转形。新论中，又要涉及第一代和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的不同观点。前者的代表 Gurley & Shaw （ 1960 ）认为，金融中介利用了借贷中规模经济的好处，他们以远低于大多数个人贷款者的单位成本进行初级证券投资和管理。 Benston George （ 1976 ）认为存在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和不可分割性等摩擦的市场，是金融中介产生并存在的理由。后者的代表 Boyd & Smith （ 1992 ）认为信息获取和交易监督上的比较优势使金融中介得以形成； Bencivenga & Smith （ 1991 ）认为当事人随机的流动性需要导致了金融中介的形成； Dutta & Kapur （ 1998 ）认为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和流动性约束导致了金融中介的形成。事实上，金融中介发展到现在已突破了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的范式约束，开始强调风险管理、参与成本和价值增加的影响，使金融中介理论从消极观点（中介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向积极观点转变（在转换资产的过程中，中介为最终储蓄者和投资者提供了增加值）。关于这一点，后面有详细的论述。
“旧论”将金融中介提供的服务等同于资产的转形，金融中介向客户发行债权，而这些债权与其自身持有的资产具有不同的特点。把金融中介视为被动的资产组合管理者，只能根据他们在市场上所面对的风险与收益情况完成组合的选择。事实上，新论与旧论的区分不是很明确，因为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在以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旧之间很难截然分开。金融中介理论的发展也不例外。本文打算以金融中介理论发展的时间顺序来展开论述。 古典的金融中介理论包括相互对立的两种理论即信用媒介论和信用创造论。早期对金融中介进行研究的可能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等人的信用媒介论。其基本观点是： 1 、货币只是简单的交换媒介和一种便利交换的工具，这是信用媒介论的全部理论基础； 2 、信用仅仅是转移和再分配现有资本的一种工具，并不能创造出新的资本； 3 、银行的作用在于媒介信用，而不是创造信用； 4 、银行必须在首先接受存款的基础上才能实施放款； 5 、银行通过充当信用媒介，发挥着转移和再分配社会现实的资本，提高资本效益的作用。信用媒介论的出现是由当时客观经济基础决定的，有它合理的成份。但是它排除了银行超过其吸收的存款数量而进行贷款的可能，这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就不十分正确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银行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由普通的中介者变成万能的垄断者。面对这一现实，简单朴素的信用媒介论无法解释。于是信用创造论便应运而生。
信用创造论的基本观点是：银行的功能在于为社会创造信用。银行能够超过它吸收的存款额进行放款，而且能够用放款的办法创造存款。因此，银行的资产业务优先于负债业务，且资产业务决定负债业务。银行通过信用创造，能为社会创造出新的资本，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信用创造说的先驱者是 18 世纪的约翰·劳，主要代表人物是 19 世纪末的麦克鲁德和 20 世纪初的熊彼特和哈恩等人。信用创造论从技术上描述了银行信用对货币流通的经济过程的影响，并且提出了信用制度下货币供应方式和货币倍数扩张的原理，这对中央银行制度的完善和对货币量的调控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后来的经济学家深入研究货币信用起了很好的启发作用。但是，信用创造论的“信用即财富、货币即资本”，“银行无限创造信用”的观点则是错误的（周延军， 1992 ）。
上述古典的金融中介理论实际上只是说明了银行的部分职能，但是没有论及银行存在的原因，这可能是受当时经济金融环境及认识能力所限。 20 世纪前期，对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进展不大，一般的研究都是把金融中介作为既定的要素。当然，也存在例外， Fisher(1930 ) 发现，每个家庭都有一个跨时消费效用函数，在缺乏外部交易的情况下，每个家庭的消费效用函数将在两个时期间效用的边际替代率等于相同两个时期间家庭内部“生产”的边际转换率的那一点达到最佳。后来，人们对此做了引申并概括为 Fisher分离定理。如果进一步引入消费者信贷，则会使家庭消费储蓄的个量和总量轨迹发生改变 ，且这种改变具有帕累托最优改进的性质 (Tobin,1987) 。这个所谓的“内部信贷市场”观点实际上凸现了金融中介的功能 ，即消费者信贷市场的存在会改变家庭的总效用和福利水平。 Fisher 的贡献开启了金融中介重要性的理论闸门，对后来经济学家产生了影响。 然而，长期以来认为金融中介对经济不产生影响的观点一直存在，远有萨伊，近有 Arrow(1953 ， 1970) ， Debreu （ 1959 ）、 Friedman & Schwartz(1963) 和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信奉者。在 Arrow(1953 ， 1970) ， Debreu(1959) 提出的包含银行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均衡时，银行的利润为 0 ，且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组成和规模对其他经济部门无任何影响，企业和家庭通过市场相互作用，金融中介不扮演任何角色。当市场是完美的和完全的时候，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效率，不存在可由中介改进福利的余地。而且 MM 定理用到此处会得出资本结构无关紧要的论断，家庭能够构建资产组合以抵消中介持有的任何头寸，中介不能创造价值（ Fama ， 1980 ）。 Friedman & Schwartz(1963) 认为由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供给是最为关键的金融变量 ，这也就意味着 ，银行在货币创造功能之外不会发挥其他功能 ，包括中介功能。 Modigliani & Miller(1958) 提出的所谓“MM定理”以及随后发展起来的“真实商业周期模型”中 ，都可导出金融中介是多余的或者无关紧要的结论。上述的金融中介无关紧要的论断明显的与现实不符。历史上，银行和保险公司在金融市场上已经扮演了中心角色，即使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中介的发展也会导致金融市场本身的发展（ Mckinnon ， 1973) 。以后的研究者正是在对上述模型的前提进行修正的情况下，认为信息成本、交易成本、参与成本和风险管理等是金融中介存在的原因。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的金融中介理论 ¬ —金融中介新论
新金融中介理论利用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以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为主线，对金融中介提供的各种服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讨了它们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克服不对称信息、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以比市场更低的成本提供服务。
Gurley & Shaw(1956 ， 1960) 、 Benston George （ 1976 ）、 Mishkin(1978 ， 1984) 以及随后的许多经济学家强调了交易成本的作用。 Leland&Pyle(1977) 、 Diamond(1984) 、 Gale & Hellwig(1985) 、 Campbell & Kracaw(1980) 、 Boyd & Prescott(1986) 、 Mishkin(1978 ， 1984) 等经济学家则强调金融中介在解决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作用。 Merton(1989 ， 1990 ， 1993 ， 1995) 、 Merton & Bodie(1993 ， 1995) 提出了金融中介的“功能观”。 Allen & Santomero(1998) 强调了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的重要性。 Scholtens & Wensveen(2000) 提出价值增加应是金融中介理论的焦点。金融中介新论是本文余下部分的重点内容。

E. 信用创造概念

在信用创造学派的眼中，信用就是货币，货币就是信用；信用创造货币；信用形成资本。
在货币金融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流派，即以18世纪的约翰．劳为先驱、以19世纪的麦克鲁德、韩以及20世纪的熊彼特等人为代表的“信用创造学派”。在这一学派的眼中，信用就是货币，货币就是信用。约翰•劳说：“信用是必要的，也是有用的，信用量增加与货币量的增加有同样的效果，即它们同样能产生财富、兴盛商业。，“通过银行所进行的信用创造，能在一年之内比从事十年贸易所增加的货币量多得多。所以，法国如欲富庶，实在有求助于信用的必要；不然，比之于利用信用的其他列强，法国即将陷入贫弱的状况。”“只要货币丰富，即能够创造一国之繁荣；只要有信用设施(他主要指银行等)，即可以供应丰富之货币，给经济以最初的冲击；依靠这种冲击，就能够为法国产出大量的财富。”约翰•劳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货币就是财富——货币不必是金银，而以土地、公债、股票等为保证所发行的纸币为最好——纸币是银行的一种信用——银行通过供给这种信用，就可提供丰富的货币——给经济以最初的冲击——依靠这种冲击，就可以使国家富强、经济繁荣；总之，信用即货币；货币即财富，即资本。

麦克鲁德在他的《信用的理论》中指出：“人们以生产物与劳务和人交换，而换得货币，此货币既不能用以果腹，也不能用以蔽体，然而人们却乐于用其生产物与劳务换取货币，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换得货币以后，可在需要之时，凭以换取所需之物的缘故。所以，货币的本质不过是向他人要求生产物与劳务的权利或符号，从而实为一种信用”，“因此，金银货币也可以正确地称之为金属信用。”麦克鲁德认为信用与货币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信用的创造就是货币的增加，两者可以统一于“通货”的概念之下，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1)信用只有单一的价值，但是货币却有多数的价值或者一般的价值，信用只是对某个人的要求权，但是货币却是对一般商品的要求权；(2)信用只有特殊的不确定的价值(因为债务人死亡或者破产，信用就变得没有价值了)，而货币则有持久的价值。

韩被公认为信用创造理论的代表人物，他于1920年发表了《银行信用之国民经济的理论》，影响很大。他是这样论述信用就是货币的： “为了支付的目的，从一人转让给他人的支票或者存款划条，就法律的观点来看，自然只是兑取货币的凭证，但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只要它需要兑换成本位货币而完成了货币的功能，则它就不只是兑取货币的凭证，而实是货币本身。”“向银行兑取货币的凭证，只要它确实可靠，为任何人所愿意接受，则它就被当作货币而流通了。”韩的理论重点在于阐明了信用能够形成资本。他认为信用愈扩，利率愈低，资本商品的生产就愈多，从而资本也就愈能形成；相反，信用愈缩，利率愈高，资本商品的生产即愈少，从而资本即不易形成。他的著名命题就是：“资本形成不是储蓄的结果，而是信用提供的结果。”“假如说需求对生产是第一性的，那么信用提供对资本形成也是第一性的。若是没有信用提供则任何资本商品都不能够生产，因而资本形成就不可能。信用供给之能引起资本形成，恰如需求之引起生产一样”。

F. 信用创造论的信用创造论概述

该理论继承和发展了古典学派关于商业银行信用媒介论的观点，认为银行的功能在于为社会创造信用，银行能够通过存款进行贷款，且能用贷款的方式创造存款，银行通过信用的创造能够为社会创造新的资本，信用就是资本，信用能够形成资本。银行的本质在于创造信用。作为近代信用创造论的继承者合代表人物马克鲁德在他的《信用的理论》一书中认为“银行及银行业者的本质是信用的创造和发行，所以银行绝不是借贷货币的店铺，而是信用的制造厂”。信用创造资本，信用就是货币，银行具有无限创造信用的能力。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信用创造论的代表人物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德国金融理论学者阿伯特.韩在1920年出版的《银行信用之国民经济理论》中，指出信用就是货币，从生产和分配的领域论述信用形成资本。
约翰·劳认为，国家拥有的货币多，创造就业的机会就多，就能增加国民财富。他相信货币具有积极的力量，信用扩大，货币增加，就能促使工商业发展。英国银行家亨利·桑顿(Henry Thomton)认为“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商品的供求比例和通货的供求比例，商品增多对银行券的需求扩大，银行券增多对商品的需求扩大，所以当银行券增多而商品对银行券的需求未扩大时，就必然使物价随之上涨。物价上涨，工资缺乏弹性，一方面刺激生产，另一方面制约消费，从而造成作为资本的商品增多”。
熊波特认为是科学技术进步，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的出现引起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从而产生对银行信用的需求。他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专门分析信用与资本形成过程，其信用创造论置于他的“创新理论”中。即通过信用扩张创造资本，实现创新。此外，他还把信用扩张与经济周期理论联系在一起，也是他的先见之明。

G. 商业银行具有信用创造功能，其信用创造有一定的限度。是否正确，请说明理由

商业银行具有信用创造功能，其信用创造有一定的限度是不正确的。

H. 移动支付对货币发行量有影响吗

这个问题恨有开放性，是个好问题。 @慧航的答案我比较赞同。他通常举例都非常细致，我想更概括性的来说一下。而 @代艺认为移动支付对消费心理行为等具有影响，我也赞同他提到的这一点。但我就不扩大化描述了，如果把微观尤其behavior也纳入进来，那可能需要大家讨论一整天。此外， @keynes hayek的答案我也赞同。货币基金对货币总量的影响就在于直接金融比例发生了变化，或者说受存准率影响的信用创造活动的比例差异。或者说，从整个社会来看，如果对所有的信用创造活动都实行统一的存准率，那么任何创造路径的变化并不会影响货币发行量。

下面我开始赘述：

（一）要区分两个层次的问题
一是，移动支付跟没有电子支付（比如上世纪前半页）相比，对货币发行量改变大不大？非常大。这个上面不少答案都说到了，货币流通速度发生了改变。
二是，移动支付在电子支付（包括信用卡借记卡）的基础上，对货币发行量改变大不大？我认为有，但没那么大。这一点，我同意慧航兄与上面不少答案。但移动支付的确也进一步降低了货币流通成本（交易成本），以及代艺朋友说的消费心理与行为，进而改变了货币流通速度，即改变了上面不少朋友提到的实际商品市场均衡。但与电子支付革命带来的影响相比，目前来看仍小得多。

（二）本问题的清晰界定
当我们问A对货币发行量有没有影响时，是指在没有A的情况下，货币发行量如果要满足同等的需求，是否会不同？

我认为，题主问题的答案是：有。
主要影响包括：改变货币流通速度、改变货币乘数、改变货币需求（或供应）。
而改变货币需求（或供应）又包括：直接金融对货币信用创造的改变，以及移动支付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缓解，带来的信用创造改变与对市场出清机制的影响。

但要注意，移动支付与余额宝之类的是不同概念，两者都对货币发行有影响，但不能混作一谈。余额宝是货币基金，跟移动支付没有关系。如果仅仅可以实行移动支付，当即时到账，比如银行自己开发的APP，也是移动支付，就没有货币基金的属性。

（三）货币基金（直接金融、非正规金融）对货币发行的改变（货币乘数、货币的信用本质）
1、货币乘数
银行因为存在存准率，所以货币乘数可以使得货币发行总量呈现几何级数形式，因而会收敛为一个固定值。而我们可以把直接信用市场看作为，没有存准率的银行，那么就不会有几何级数出现，这个时候，这种信用扩张，就只能受到信用创造的收益（利率、各种基本面预期）等来直接制约信用创造的行为。这一点，我想在讨论了货币的信用本质之后再继续说。但是显而易见，当不受存准限制的直接信用创造比例升高，货币乘数就会发生改变。

2、货币的信用本质
上面有朋友在 @慧航的答案评论中提到，商场优惠券对货币发行有没有影响？有的。
现代货币是国家信用属性，或者叫国家信用本位（关于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历史我有空了放入十日谈后三个主题中的一个）。要理解，现代货币的本质是一种信用扩张。

比如，你帮我了一个生意上的忙，我说老张啊，谢谢你啊，以后有事尽管来找我。没错，这个时候，就已经通过一种信用方式替代了货币，或者说我的这句承诺，本身就具有货币属性。正是因为具有这种信用关系的存在，人们才不需要对自己的每一次付出，获得显性的储藏价值。如果，你老张只是一个不非常熟悉的人，那么我就要对你给予我的帮助支付费用，你也希望你的付出可以得到具有可观储藏价值的回报，通常来说，它就是货币。因此，如果你去研究农村人情关系对货币流通有没有影响，一定能得到显著的实证结果。如果原始人可以以物易物，那么现代人也可以以心换心，都是一个道理。

因此，任何一种信用，都具有现代货币的属性，它们自然会影响现代货币的发行量与流通。这也是为什么，国家信用的货币只能由央行创造，以及对机构电子货币有强烈的限制措施。如果所有的大型机构，都采用自己发行的电子货币，那金融监管就会产生困难。比如以后去沃尔玛，不用刷卡了，要刷沃尔玛币卡，假如，假如哈，所有人都要去沃尔玛购物，沃尔玛垄断全世界30%以上的零售量，那么跟你做生意的人，跟你谈项目的人，也都愿意以沃尔玛币来进行交易清算。哈，看到这里是不是很熟悉，跟各种外币差不多？没错。因为外币，就是不同的国家信用。跟不同的公司主体信用一样嘛，都是信用本位。任何生活中的信用，都具有现代货币的属性，一定影响现代货币发行量与流通（不要忘了，当我们问A对货币发行有影响没，是在问？换个角度想，就是如果生活中没有这种信用，那么？）。

3、综合影响
由以上两点，可以知道直接金融（货币基金），尤其是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是指受到金融监管的资本活动），对货币发行有着显著的双重影响。一改变流通速度，二改变信用创造，直接影响货币需求（也可以叫供应，取决于你认为一个货币市场内生性的程度）。

因此，对货币基金等直接金融，可以看作是没有存准率的影子银行，那么货币扩张理论上就可以不具有收敛结果。但是，现实中，信用收益及预期会影响这一信用创造的过程。比如非正规金融，民间借贷，我借给你1万元，你借给老张1万元，老张借给老李1万元，老李可以借给老王一万元，老李也可以借给我1万元，然后我就认为我又有1万，我就又借给老赵1万元....，由于这个信用创造的途径没有存准率限制，所以理论上这个过程可以持续下去而不会收敛（这个就跟 @慧航 所说的1000变2000的例子类似，但是主要差异就在于是否是直接金融，开头已说过这个问题）。但事实上这个过程不会持续下去，因为每次借出都需要一个利息，最后这个资本杠杆会很高，以使得这种信用扩张行为停止，直接金融市场会受到各种经济因素制约。当然，这取决于对未来各种经济因素的预期，以判断实际利率的变化。Ray Dalio的how the economic machine works就简要描述了这种信用创造过程的变化与经济周期。Irving Fisher在他著名的《繁荣与萧条》中，也对此问题进行了非实证的精彩论述，并以“债务-通缩理论”见长（如何理解欧文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 Nash Lew 的回答）。

（四）现代银行挤兑与通货属性的改变
有一个邻居问题，现代银行遭遇挤兑会发生什么？
如果银行会破产，那么跟过去的挤兑状况是一致的。恐慌。人们会抢着把自己的资产转移走。
如果银行不会破产，那么跟过去的挤兑状况是不一致的。过去，在上世纪前半页，人们需要使用通货，而且实行各种贵金属本位制度，而非国家信用本位，因此，仅从流动性需求来说，人们也会担心银行的通货不足，以及担忧通货大幅度贬值，希望取出通货，进行资产替换。比如抓紧买房子，抓紧换金子等等。因为一个人在银行的存款只是他财富管理中的一部分，他当然会在通货出现危机的时候抓紧去银行挤兑通货。

但是，在现代国家信用本质中，其一，第二点就缓解了很多，除非你会担心一个“国家信用的价值”产生危险（包括货币贬值、主权危机、政治危机等等），否则以该国国家信用为基础的资产（包括通货）就不会发生挤兑危机。其二，电子支付产生以后，对通货的属性，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过去的通货，就是金币、银币、纸币。而现在不然。你转给另一个人的钱，是直接从你的活期存款账户中转入另一个人的活期存款账户。这跟过去是非常不同的。换句话说，现金与活期存款的属性变得比以前要模糊了。

而许多经济学教材是立足于通货与活期存款有本质区别的时代。在上世纪电子货币并不流行时，要进行购买行为，对于公众来说，只能采取通货，少数人可以使用其它支票或转单等方式。即要买东西，不能刷卡，是必须将自己在银行的活期存款取出来，变成现金，再购买，卖方再将收到的现金存入银行，变回活期存款。这是一个有现金持有阶段的流动性交换。而在现在电子货币非常畅行的情况下，即便是购买房屋，也可以通过转账，将自己在银行的活期存款立即转变为对方在银行的活期存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通货比率（与利率、通胀的关系）的一些既往分析是会发生变化的。比如如果不是发生银行业危机，而仅仅是恶性通胀，那么人们就没有必要取出通货先持有然后购买，来变换自己的财富资产组合。而发生银行业危机时，通货的转移或逃离，跟过去是一致的。

这些也对货币发行量（或者说货币供需平衡）具有影响，但也是通过影响流通速度与信用创造来影响货币供需的。

（五）移动支付带来一个新的改变：信息不对称问题（影响信用创造、市场出清机制）
与此同时，移动支付可能还会带来一个新改变，即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这种改变会在影响信用创造，影响市场出清机制。移动支付，能获得更丰富的个人资本活动数据，降低信息不对称，有助于间接与直接金融体系扩大信用创造。但更重要的影响是，影响市场出清机制。

我是一个新凯恩斯主义偏好者。因此在我过去的十日谈中，宏观经济学十日谈-Day 4-政策时滞、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 - 半亩方塘：经济金融读书笔记 - 知乎专栏，对货币市场为什么不能实现自然出清进行过简要介绍。摘录如下：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利率选择与银行风险偏好，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逆向选择”。熟悉逆向选择的人都知道，米什金在其货币金融学教科书中描述为，“那些越是具有不负责倾向的人，越是愿意去接受高利率并获取贷款”。事实上，这类人并不是全部贷款者。如果我们将贷款者分为，低风险偏好与高风险偏好两种，那么当银行利率很低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很容易获得信贷，因此大量投资于低风险低收益率事业，银行的信贷业绩良好。而当银行提高利率的时候，高资金成本会促使部分低风险偏好贷款者望而生畏放弃贷款，而推动部分高风险偏好者开始追逐高收益高风险事业，银行的信贷业绩出现坏账。当这种利率高到一定的时候，剩下的贷款者可能全部是米什金所描述的“逆向选择”下高风险信用低的贷款者。尽管高利率使得账面利息收益预期很高，但是银行将因为无法收回贷款而经营不良。

因此现实中，银行对贷款利率的选择，是依据正向选择效应（银行收益随着利率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与反向选择效应（银行收益随着利率水平的提高而减少）的均衡来选择的，使得银行收益最大化。这也直接影响了银行在风险偏好上的表现。不同风险偏好的银行在决定信贷规模和贷款利率时都会采取不同的选择，这使得货币扩张实际情况并非如同只要引入货币乘数的小学计算那样简单。因而，银行的利率选择往往不等于市场出清的均衡利率，同时存在信贷效应（低息贷款）与配给效应（本来发放高息贷款却依发放了低息贷款），使得实际具有高风险偏好且有能力支付高息的贷款者无法获得信贷（Stightz and Weiss，1981）。

而即便不存在货币基金作为移动支付的支撑，移动支付平台也可以获得大量的个人消费数据，从而在消费金融（比如消费信贷、汽车金融）等等领域发挥出显著作用，缓解信息不对称性，改变市场的出清机制，影响货币流通与供需，进而影响到货币发行量。

（六）小结
我想，上面应该讲得比较清楚了。有没想到的地方，欢迎一起讨论。这是一个开放性问题，好问题，从中可以至少做出十篇以上论文来，从不同的角度，包括我提到的你可以研究人情关系对货币供需的影响，以及慧航兄讲到的对信用创造路径的影响，以及代艺朋友讲到的对消费心理与行为的改变。即便，仅从货币政策、内生性、流动性等问题方面，都可以大做文章。不得不说，这真的是一个好题目。我已经列出几个备选小论文选题。呵呵。

I. 信用创造的基本理论

信用创造论认为：信用创造资本，信用就是货币。货币是一种交换手段，因此，凡是有交换手段职能的物品都是货币。信用既然被用作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那么，信用就是货币。信用就是财富。因为货币就是财富，信用就是货币，故信用就是财富。信用创造资本。信用就是生产资本，通过这种生产资本的扩张即信用量的增加与扩展可以创造社会财富，繁荣商业，使国民经济具有更大的活力。银行具有无限创造信用的能力。
约翰·劳认为，国家拥有的货币多，创造就业的机会就多，就能增加国民财富。他相信货币具有积极的力量，信用扩大，货币增加，就能促使工商业发展。英国银行家亨利·桑顿(Henry Thomton)认为“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商品的供求比例和通货的供求比例，商品增多对银行券的需求扩大，银行券增多对商品的需求扩大，所以当银行券增多而商品对银行券的需求未扩大时，就必然使物价随之上涨。物价上涨，工资缺乏弹性，一方面刺激生产，另一方面制约消费，从而造成作为资本的商品增多”。
麦克鲁德认为，信用就是货币，货币和信用都是财富，信用是生产资本，能带来利润，银行是信用的创造者，因而也是资本的创造者，银行所能创造的资本决定于它的存款准备率。
信用创造资本理论是现代西方社会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信用理论，为以后许多经济学家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