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女人创造叶梦散文

1.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散文家门是如何用自己的笔来关注女性命运的

因为在男性巾心的世界巾的理智与清醒，“女性散文”流露出鲜明的性别自觉意识。但是，随着那些较旱从事写作的女作家年龄的增长、思维模式的变化，女作家们渐渐认同了社会为自已规定的女性角色，并对超越性别的说理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由此，“女性散文”的性别意识越来越模糊，逐渐走向了超性别写作。这既表现出“女性散文”渐趋成熟的性别温和主义态度，又遮蔽了女性写作长于情绪的表达、直觉的领悟等先天优势。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散文创作中，“女性散文”的繁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关于“女性散文”，人们历来有不同的理解，但大体不外乎以下四种:第一，女性作家创作的散文;第二，女性作家创作的、表现女性意识或女权思想的散文;第三，无论创作主体性别为男为女，只要观照女性世界、表现女性意识或女权思想的散文;第四，女性作家创作的，由女性眼光观察、评判世界，其文字具有女性经验和特征的散文。木文中，我们采用的是最后一种理解。在这种理解下，张洁、唐敏、叶梦、斯好、王英琦、张抗抗等女性作家被纳入我们的视野。因为在男性强势的世界中的理智与清醒，作为女人或成为女人的骄傲与艰难在她们笔下得到了最真切的表现。这使她们的散文流露出鲜明的性别意识。但是，随着那些较早从事写作的女作家年龄的增长、思维模式的变化，女作家们开始接受社会为自已规定的性别角色，尤其是母性角色，同时，她们又对超越性别的说理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由此，“女性散文”的性别意识越来越模糊，逐渐走向了超性别写作。

一、从性别自觉到角色认同

基于在男性中心世界里发出自已声音的要求，“女除散文”作家在创作初期都表现出了鲜明的性别意识。这使她们不约而同将对女性世界的表现、对女性心理的描摹作为自已的市要选材之一。因此，性别意识的自觉在早期“女性散文”作家的笔下得到了普遍流露。其中，

又以叶梦、唐敏及王英琦对自已女性的身份感最为强烈。她们代表了“女性散文”在性别自觉上的两种取向:叶梦多表达作为女人的骄傲;唐敏、王英琦则主要言说作为女人的艰难。但随着创作实践的继续，她们的散文便不再以女性意识为特征.而代之以母性关怀.表现出对“女性”在社会中特定的性别角色的认同。下面，我们就分别考察一下这一位女作家散文中女性意识的表达与转换。

叶梦是新时期最为大胆的“女性散文”写作者。这样说是因为她是最早的，也可能是目前唯一的将女性的生理一心理体验引入散文领域的人。由于散文“真实性”的文体要求，在以小说为代表的文体借助虚构不断揭不身体的秘密之时，散文始终回避着这个私密性话题。不论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散文，都一律集中在务实的具体事件或务虚的精神漫游上。只有叫梦，以女性独特的经验世界开始了“认识自已”的涅梁之旅。以《羞女山》为开端，《不能破译的密码》、《月之吻》、《潮》、《今夜，我是你的新娘》、《蜜月之轮》、《生命的辉煌时刻》等为接续，叶梦关注女性自身、表达女性意识的散文越发深入与自觉。

《羞女山》还自然景观以符合自然形貌的木义命名并生发出富含女性意识的新的意义，在叫梦眼巾，“羞女山”是创造之神—女锅的化身，其“羞”则是人类蓬勃的生命力的腹地。她将“羞女山”作为“一位博大宽宏的母亲”的象征，激情赞美女性的肉体之美，嘲讽了以道统为女性行为规范的男权社会。由此，《羞女山》成为新时期“女性散文”中“女性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作。随后，叫梦由借自然山水表达女性意识转为深入自我”生活白呈女性的经验与感受世界。她第一次以女人自已说自已的方式写下了关于初潮的《不能破译的密码》、关于青春期恐惧男女交往的《不要碰我》、关于初吻的《月之吻》，以及有关性爱体验的《蜜月之轮》、《生命的辉煌时刻》和有关生育经验的《月亮·女人》等。一个女人的生理、心理成长历程在叫梦的笔下一一展现。经过“虚化”的处理.叶梦将那些有可能落到实处的描写化作了表达感受的诗象，从而将对女性躯体感受的描述和审视变为了可能。

虽然具有明确的女性身份意识，叶梦却从来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言说女人的文学行为更多带有自得其乐的性质。因此，当她成为母亲后，在“生育系列”散文里，作为女人尤其是成为女人的快乐和自得之情溢于笔端，其一贯的轻盈的诗性情怀被实在的欢喜重重坠落。在《陌生的儿子》里，她的喜悦和骄傲不能自制:

“我的儿哟!”我差不多要用京腔京韵道出这么一句来的。

点着小家伙的鼻子:“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哩!”我居然说出千百年来不知多少中国女人说过的一句

老话。于是，我与人世间所有的已为人母的女人殊途同归地有了同样的感觉。

这使得包括《遍地巫风》在内的、具有个性的叶梦散文也“殊途同归”地泯然众人，不知是可喜还是可悲。但无论如何，回到女人的本位，说女人自已的话，既是叶梦在散文上的大胆尝试，也是其对于“女性散文”的最大的贡献。
唐敏作为“女性散文”代表作家地位的确立，源于其散文《女孩子的花》的问世。《女孩子的花》流露出了浓厚的女性意识，因此既成为唐敏的代表作，也成为当代“女性散文”的典范作品。

《女孩子的花》写于1986年“三八”妇女节。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写作时间本身就可以生发出文本之外的诸多意义。不过，我们恐怕不需要那么迁回。因为文本本身所提供的就是一个女性的话题。在生男生女的占卜中，唐敏反复申明自已渴望生个男孩并非出于对女孩子的轻视。恰恰相反，对女孩子过分的疼爱而产生的对其末来命运的担忧才是唐敏不忍让女孩子来到这世界上的缘由。因着对男性世界的依赖，女性总是更容易受到伤害。这是唐敏不愿生女孩的根源所在。但是，当用来占卜的“女孩子的花”意外被蜡烛烧毁时，她蓦然惊觉拒绝创造女孩子的想法恰恰是对女孩子的伤害，为此，她说:“在世上可以做许多错事，但绝不能做伤害女孩子的事。”这句话既是她说给自已的痛悔，也是她给予男性中心社会的提示。唐敏笔下流淌的是女性对女性的理解和疼惜之情，它如泣如诉，既是女性敏感脆弱心灵的自我怜惜，又是对男性世界给予女性的伤害的温和抗辩。而在《月亮的海》中，唐敏以女性情怀感受自然，在物我同一的境界中，将月亮的海描述成为满蕴着女性的哀愁和寂寞的海，从而呈现给男性世界一个不为人知、亦不需人知的沉静悲伤的女性世界。

不过，很快地，唐敏由疼惜女性而生的哀怨就转变为对女性角色的镇定接受。虽然没有像叶梦那样陷入母亲角色的自我陶醉中，但唐敏专门写给女孩子的散文集《女孩子的地图》却处处表现出一种母性的关怀。在这本文集中，唐敏以极具耐心和极其细致的笔触提醒、点拨女孩子要白面自已的成长，其中涉及到种种感情、心理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唐敏的策略转移:由拒绝、对抗男性世界对女性的伤害转为倡导女性的自我关爱与保护。这种选择看上去虽然颇为无奈，却反映出她已经开始考虑认同女性的社会角色，从寄希望于他人的关照转为自守自处。

不同于唐敏的含蓄，王英琦对生为女性的艰难的表达是通过直捷而粗砺的方式实现的。她的作品多诉说身为女人、尤其是单身女人的艰难孤寂，虽也有《乡关何处》这种不疾不徐、有款款女儿情怀的温情之作，但多数作品感情强烈、判断直捷、大喜大悲、大叫大跳，因此而显粗犷、豪放，有“雄化”的倾向。在《写不出自传的人》、《永远的女游子》、《被“造成”的女人》、《女性的天空是高远的》等作品中，她或坦率地陈述自已的过去和现在，或对男权社会对女人的规约直接表示蔑视，或呼叮女性“更理性更美丽地活出女性的滋味来”①。在《重返外婆的家园》中，她说:“以男子为中心的千年一贯制发展到今天，虽然在形式上有了巨大变化，但在本质上，女人仍是从属附庸地位。”在《那有形的和无形的……》中，看到徽州的贞节牌坊，她“感到一种大愤怒”，评价说:“将一个女人的全部真诚，全部情感，献给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这种道德，是多么地不道德啊!”赞美女性、同情女性、为女性抱不平等几乎是王英琦散文最为重要的内容，但是，当她以母亲的身份创作，这个曾经对男性中心世界嫉恶如仇的“女游子”却写下了《七月的馈赠》、《准母亲》、《诞生》等创造生命、“成为母亲”的系列散文。在这一系列散文中，因身为女人的艰难而变得粗砺 , 并时常愤怒的王英琦不厌其烦地表达起身为女人的喜悦和满足。在《被造成的女人》中，她宣称:“儿子的命是我给的，我成为一个母亲的角色，却是儿子给的。儿子诞生了我。”

着眼于以上几位女作家创作的起始与转向，不难发现:她们殊途而同归。表面看来，叫梦所表达的身为女性的骄傲与唐敏、王英琦诉说的作为女人的艰难呈现出对峙状态，但在本质上，这两种态度都是基于女性要在男性中心的世界巾自我确认的需要，而做出的寻求女性平等位置的努力。但在创作实践的深入与发展中，她们的性别自觉意识渐渐被社会角色的认同感所取代，并开始转换自已的话语系统，由女性话语向母性话语过渡。在新的话语系统中，那些直接或间接对立于男性世界的抗辩被置换为性别资源所带来的欢喜，在作为母亲这一角色的生活中，她们的灵魂获得了安顿。同时，她们的自我在这一角色中获得了重生，在感动与希一望中，她们与男性中心世界达成了和解，开始以平易性态度面对世界，安稳地回归到社会为其规定的角色中

二、从情绪感受型转向理智分析型

从新时期之初张洁的“大雁系列”为恢复散文对个人情绪的抒写所做出的努力开始，至1980年代中期唐敏、叶梦等人对纯粹个人性感受的捕捉与表达，“女性散文”一直是以对不确定性情绪的把握、对细密绵长感受的明嚼见长的。因此，张洁、唐敏、叶梦、苏叶、斯好等名字成为了通向感性世界而非理性世界的路标。但是，随着这些女性作家创作历程的增长，她们大都渐渐放弃了表达情绪与感受的兴趣，而转向对世界的理智的分析与评判。

张洁的“大雁系列”散文在新时期之初的文坛犹如一股清新之风，它借助童年视角，以跳跃在文字底下的堪怜的童心的小小快乐和微微感伤征服了在忆悼中沉痛的读者。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为“文革”中冤屈的灵魂泪眼迷离时，《挖荠菜》、《拣麦穗》、《盯梢》等散文里，那个在饥俄、孤独中渴望关爱的“大雁”，独立于那些被抚慰的灵魂之外，向读者绽开了羞涩、无邪、甜美的微笑。在多数作家不能自拔于近距离的往事之际，张洁率先跳出时代语境和文学语境，重温远距离的童年旧梦，不求视域的广阔和叙事的宏大，而是在那些温情的追忆和想象里，以女性独到的、深挚的关怀与感念，引导散文不再抚摸“伤痕”，开辟了散文的新风。

不过，这种温婉和细腻的抒情没有成为张洁散文的主流。“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不仅是其中篇小说《方舟》的题记，也是张洁始终如梗在喉的隐痛。虽然她的笔锋没有直接指向男人与女人在社会上的不平等，但敏感多愁的她，在深感作为女人的艰难的时候，在《过不去的夏天》、《一扇关闭的门》等作品中，轻盈的心便负载起对沉重现实的批判。对社会不公的凌厉议论或许缓解了她的疼痛，却不再有“大雁系列”给人的感动，也末能在“女性散文”深入内心、裸现灵魂的当下为张洁带来再度光荣。

苏叶最优秀的散文是那些满怀温馨、义略带感伤的忆旧之作。《总是难忘》、《告别老屋》、《能不忆江南—常熟印象》、《梦断潇湘—故乡行之一》等都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这类作品是“一汪人性的潭”②。在这类作品中，苏叶以女性特有的对细节的敏感和超常记忆，着力于对人性关的呈现与礼赞。那些纯真年代的勃勃生机以及艰难岁月的相亲相爱，是她回望过去时的光芒。
苏叶的“过去”总是由一个个极具故事性的片断构成。每个片断皆具有独立性，各个片断在一条线索下连缀起来，便成为一个义一个回忆镜头。可以说，故事性和镜头感是苏叶忆旧散文给读者的直接感受。故事性主要表现在几乎每个构成苏叶散文篇章的片断都是“有声有色”的。《总是难忘》中，那群无忧无虑的少女所有“疯疯癫癫”的活动都充满了声色、动感。《告别老屋》中，刚搬进老屋时，“母亲憔悴的脸上有一市惊喜欲哭的神色”，母亲扶着失明的父亲，“慢慢地走，一样一样地摸”，她不断告诉父亲:“苏夫子，呢，这是窗;这是门;出这个门是阳台，好大一个院子噢!”父亲则随母亲的指点摸索一阵，安详而喜悦地问:“志南，我们如今有个家了!是吧?”这些描述集中于人物的语言、动作、行为等，因此具有很强的情节性和立体感。苏叫忆旧散文的故事性就此产生。一个义一个“有声有色”的故事片断在其散文中顺承下来，一段漫长的属于回忆的自然时问经由作者心理时问的市新组合.有历史长度的记忆就被容纳在有限的篇幅内。
从苏叶忆旧散文故事的生动与感情的饱满细腻中，能见得她女性的关注日常生活、留意细节、善于感动等特点。但在另一类散文中，富于女性色彩的温婉感伤则被偏于阳刚的议论替代。这种散文创作可以在苏叶的《我的散文观》中获得解释:“我写散文很难，写着写着，常以为是一个正视社会、正视人生的过程，是一个思考和梳理的过程。是一个以稿纸为纱布，以笔为刀，在书桌这张乎术台上检视自已内心的过程。”③因为喜欢凡高、鲁迅，苏叶试图以刚烈、坚韧的主体精神做出敏锐、深刻的文章。虽然此类散文是她所钟情的，但比起其忆旧题材的作品，苏叶的这类中性散文打动人心的力量还不够。即便其中被评论界看好的作品，如“把苦难当成甜的培养剂”的、认识受难的《木鸡腿记》，“刚可触天，柔可覆地”的、表达自已人格理想的《只有扇子岸》等，也因智性对感性的覆孟而不能有《总是难忘》 的鲜活，略显拘泥和板滞。

斯好的散文成名于女性的温情细腻笔触，而后则以对现实的冷峻思考和荒诞感受作为自已的风格。按照其散文自选集《斯好散文精选》中自已的分类，斯好散文的题材、美学风格大体有四种类刑“女儿梦”、“心的形式”、“荒诞系列”、“斑驳人生”。

斯好旱期那些纯净、清新、明朗、优美的礼赞自然和人情、人性的《武夷日记》、《小窗日记》、《故乡》、《望月》、《女儿梦》、《童年》等都是她美丽缠绵的“女儿梦”，“其作品节奏疾徐有度、字词疏密有致，掷地作声，重复的却是前人的意境”{。但是，到了1985年，以《歪嘴仔》为界，斯好散文的风格突然有了转变。她由审美转而审丑，由轻灵转为凝重。1985年是她创作的转折期，这一年，她写下了表现畸形人生的《歪嘴仔》，之后又写有一批关于复杂人性真实人生的作品。这批作品主要是她表现“斑驳人生”的叙事性散文，较为著名的还有《表舅母》、《婉穗老师》等。在这些作品中，斯好既满怀悲悯与同情地审视儿俗的市井人生，又不无批判地揭不人性的复杂与卑微。她自已也由甜蜜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痛苦的理想主义者。

2. 叶梦的选本情况

《羞女山》被选入如下选本：
《1980--1984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华散文百年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散文鉴赏文库》（百花文艺出版社）、
《十年散文选》（作家出版社）、
《当代中国文学名作选读》（光明日报出版社）、
《百家散文名作鉴赏》（北京出版社）、
《当代女性散文精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当代中青年作家散文选》（人民日报出版社）、
《八十年代散文精选》（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豪精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禁锢的火焰色--当代散文潮流回顾丛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散文精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世纪中国名家散文200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笔端的流云--中国现代美文品读》（甘肃教育出版社）、
《20世纪中国名家散文精品》（海天出版社）、
《中国女作家散文选萃》（海峡文艺出版社）、
《中国新时期抒情散文大观》（山东文艺出版社）、
《中国散文精品鉴赏词典》（南京出版社）、
《中国青年散文佳作选》（南京出版社）、
《青年散文选萃》（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华散文名家名作》（华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散文精选》（甘肃人民出版社）。
《不能破译的密码》被选入如下选本：
《1985--1987年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八十年代散文选·1987卷》（上海文艺出版社）、
《你也不是纯洁的--海峡两岸女性散文精品文库》（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百年散文选》（浙江文艺出版社）、
《新时期优秀散文精选》（四川人民出版社） 、
《中国百年散文选》（浙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历代美文经典》（湖北人民出版社）、
《中国当代散文精品大观》（太白文艺出版社）、
《中国散文传世之作》（山东文艺出版社）、
《中外散文辞典》（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巫城》被选入如下选本：
《1988--1990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当代女性散文精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狐媚子与小人鱼--海峡两岸女性散文精品文库》（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孔林的幽默》被选入如下选本：
《中国当代散文精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散文精品文库》（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当代中国游记精选》（漓江出版社）、
《森林里有诗·中国新时期文学精品大系》（中国文学出版社）、
《中国女作家散文选萃》（海峡文艺出版社）、
《中国游记年选》（广东旅游出版社）、
《散文精选》（华岳文艺出版社）。
《创造系列》被选入如下选本：
《1991--1993年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当代女性散文选粹》（上海三联书店）、
《花雨》（花山文艺出版社）、
《初为人妻--海峡两岸女性散文精品文库》（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美文三百篇》（长江文艺出版社）、
《青年女作家精美散文精选》（西安出版社）、
《迷人的风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创造系列之二》选入如下选本：
《1991年散文年鉴》（漓江出版社）、
《生命中的第一个宁馨儿》（花城出版社）、
《倾心相告--当代女性散文随笔精粹·散文卷》（中国青年出版社）、
《花雨》（花山文艺出版社）。
《遍地巫风》选入如下选本：
《1995散文年鉴》（漓江出版社）、
《我不能没有月亮》选入如下选本：
《中国新时期抒情散文大观》（山东文艺出版社）、
《人间四景》（湖南出版社）。
《紫色暖巢》选入如下选本：
《内心的蚂蚁--当代散文潮流回顾丛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静夜功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花雨》（花山文艺出版社）、
《倾心相告--当代女性散文随笔精粹·散文卷》》（中国青年出版社）。
《今夜，我是你的新娘》被选入如下选本：
《中华散文杰作珍藏本》（珠海出版社）、
《内心的蚂蚁--当代散文潮流回顾丛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散文经典》（中国工人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散文精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中国女作家散文选萃》（海峡文艺出版社）、
《女性的坦白》（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化名人恋情散文选》（湖南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女作家散文精选》（广西民族出版社）、
《花雨》（花山文艺出版社）。
《湘西寻梦》选入如下选本：
《给梦一把梯子--海峡两岸女性散文精品文库》（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散文精选》（广西民族出版社）、
《倾心相告--当代女性散文随笔精粹·散文卷》（中国青年出版社）、
《红尘净土》（西安出版社）。
《静静的栗树山》选入如下选本：
《送你一匹马--海峡两岸女性散文精品文库》（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化名人哀情散文选》（湖南文艺出版社）。
《风里的女人》选入如下选本：
《你也不是纯洁的--海峡两岸女性散文精品文库》（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女作家散文精选》（广西民族出版社）、
《女人说女人》（海天出版社）、
《人间四景》（湖南出版社）、
《中国散文诗大系》（广西民族出版社）、
《倾心相告--当代女性散文随笔精粹·散文卷》（中国青年出版社）。
《女人的梦》选入如下选本：
《中国二十世纪纯抒情散文精华》（作家出版社）、
《群山之上·新潮散文选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散文精品珍藏本》（沈阳出版社）、
《叹骷髅》选入《红尘净土·佛缘散文选》（西安出版社）。 《黑色的梵林》选入《红尘净土·佛缘散文选》（西安出版社）。
《面对观音的美目》选入《红尘净土·佛缘散文选》（西安出版社）。
《月上心泉》选入《人间四景》（湖南出版社）。《中国散文诗大系》（广西民族出版社）。
《走出黑幕》选入《花雨》（花山文艺出版社）。
《追究快乐》选入《花雨》（花山文艺出版社）。
《回归女人一族》《话说益阳人》选入《倾心相告--当代女性散文随笔》精粹·随笔卷》
《不要碰我》《极地飞行》《生命中的辉煌时刻》《晕海的“蜜月之轮”》选入《二十世纪女作家散文精选》（广西民族出版社）。

3. 谁可以帮我弄个关于成功人士创业故事的ppt文件

1.《洛克菲勒的忠告》2.30天改变你的人生3.成功经理人讲座4.成功经理人研讨会5.富孩子聪明孩子6.决定你一生成就的21个信念7.领导艺术- 管理技巧系列课程-成功经理人8.某跨国饮料分公司年度市场销售计划范例-成功的的序曲9.强势品牌在中国的精耕之道10.如何规划成功人生11.商业计划书编写指南12.商业计划样本13.有效的经理14.御风而上15.中国财会网商业计划书16.中外管理导报17.走向ASP18.走向Internet时代19.组织机构调整案例20.Robert Kiyosaki - Rich Dad Poor Dad1._唤起心中的巨人2._领先一步：快速成功的20条法则3._六天学EQ4._你为什么是穷人5._抢手人物6._乔瑟夫·摩菲博士潜意识成功学7._人生的9个成功方法8._人生的9堂必修课——写给谋求终身成就的你9._善用热情创造成功10._天才的品性11._推销你自己12._心灵体操：心理能力自助训练教程13._羊皮卷全书1.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2.Dale Carnegie - How To Stop Worrying And Start Living3.jackandtongyong1.哈佛管理制度全集2.蝴蝶的启示(ppt)3.激发无限的潜能(tif)4.思考与致富(pdf)5.我的人才观(txt)6.小狗钱钱-轻松享有成功与富贵(JPEG)7.新会议高手(ppt)8.新生代(ppt)9.由谁动了我的奶酪的感悟10.Napoleon Hill_Think and Grow Rich11.MBA宝典12.八年事业与感情沉浮13.办公室哲学14.别为找工作抓狂15.创业完全手册16.大脑如何思维-智力演化的今昔_威廉·卡尔文17.第五项修炼18.凡事都有好方法19.古文观止20.关于营销战略的思考31.管理的故事32.管理与决策33.麦肯锡方法34.全球通史35.人生的四大秘密36.商业计划书37.生存智慧38.十大性情老板39.谁动了我的奶酪40.谁妨碍了我们致富41.野外生存技术手册42.一鸣惊人43.至尊奥义书44.智慧书

4. 作者对羞女山的感受采用了什么表现手法

叶梦是位年轻的湖南籍作家，她的成名散文就是这篇《羞女山》，后被张秀枫主编选入《中国新时期散文经典》。在我看来，她这篇好就好在它有几个与众不同。

第一个不同：以质疑入笔。

我所读到的许多同类书写，一般都是对自己心底的风景以笃信和赞美之笔入文，这样人们似已习惯，也好理解，但写多了就不免流俗，故对新异入笔就有了期待。叶梦从对山的质疑入写，说自己“固执地不相信那些关于羞女山的传说”，一般人都相信或至少不怎么反对传说，因源之民间，口口相传千年万年甚至亿万年，怎么能轻易不相信呢？至少也不会有多大怀疑。作者这句同时也一下抓住了读者并顺势转入自己的理由陈述。她的疑点是，“那沉睡的卧美人－－凝固了几十万年的山石，怎么只会是一个弱女子的形象呢？”

她进一步引证自己的这个疑点及疑问。说自己看后“大大地失望”，因自己尽管也饱餐了这远近闻名的“羞山面”，痛饮了果真妙不可言的羞水，还登上了羞女山的最高峰，但“只觉得那山确实是一座秀丽、俏美的山，虽有几分女人体态的特征，那多半还是借助人们驰骋的想象”，可她走时“心里老像牵挂着一点什么，仔细一想又找不着”。作者的如此用笔，显然不仅吊起了读者的读兴，申述了自己的疑问疑点，同时也将文章并读者引入了后面的思考。

第二个不同：欲擒故纵之妙用。

欲擒之，故纵之，这不仅宜于军事，也适于写作。作者就是她先说有疑问疑点，既怀疑那些羞女山的传说，见其面后也不觉有什么，给人的印象是羞女山并不怎样，没他们说的那么神奇，但她走时的最后一瞥，却又瞥出了惊异，一下把读者引入了她的书写：

“蓦地，我惊呆了。”是因为侧看时，“对岸的羞女山，什么时候变作了一尊充盈于天地之间的少女浮雕？车上顿时起了一阵惊呼。同车的本地老乡告诉我们：只有从我们现在这个处所，方能看出羞女的真面目。”

此笔，作者非什么移步换景，边赏边写，而是看完后再写，回头一瞥，却惊呆了：看到了羞女山的真容。作者介绍了这个真容，说那羞女仰面朝天，她的下颌高突，长发飘垂，双臂展开，长腿匀称，两臂弯曲，双脚浸入清清的江流，这是侧面描写羞女山的特征。作者写其细腰，隆起的小腹和高高的乳峰，衬出了一个富有生气的少女形象。

作者抓住了一个别有意思的细节描写。“妈妈，羞女在撒尿哩！”这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作者为此而心颤，脸烫，恨不得车上所有的男同胞统统别过脸去……这个细节，印出了羞女的一个“羞”字，作者之极难为情，是一位须发皆白的老爹解的围，这位老爹坦然地说，“这叫'美女晒羞'呢！是我们咯乡里的一方景致”。

第三个不同：大胆的想象。

作者听白发老爹一解说，心情松缓多了。这才镇静地发现，自己原来是攀着羞女的腰际上山的，沿其高耸的酥胸上到她的下颌，最后贴其耳际，顺其长发下的山。这么写，比那些用尽形象词副词都形象简明和生动。故此，作者的情丝就自然来了，“我们曾经投身她那温软的怀抱，感受到了她那母亲一般的柔情。”当然，作者随后听到了一种来自山肚里的空濛而带共鸣音的回声，在此我认为既是一种大自然的声音，也是一种特别的“感受”，因她心情平静，心态松缓之至，大自然的一切静谧之声都会响在她的耳鼓，甚还发出神奇的声响。故她对人的叮嘱也特别自然，“你们千万要轻点儿哟！小心惊醒了羞女！”表达了她对这位静女的无限崇敬。此与文首的质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收到了文似看山不喜平的艺术效果。

作者极富想象，主要体现在从羞女的四仰八叉之姿，及朝天撒尿之羞，为其财主贪色投江之传说的怀疑，特别是视之为补天的女娲的大胆想象。

文章由山顶的一拱新坟，引出了一个优美的传说。羞女原为一个美丽的村姑，为躲避贪色财主的穷追，纵身跃向江中“轰”地化成了石山，财主成了一块冲向下流的蛤蟆石头。作者不信这样的杜撰传说，认为这座羞女山安闲若态，特别是她的恣肆仰卧，哪像一个投江自尽的村姑？她那拥抱苍天、纵览宇宙的气魄与超凡脱俗的气质表明：她完完全全是一个狂放不羁、乐天知命的强者，而这个强者作者认为就是女娲。

第四个不同：坚定的否定与批判精神。

作者大胆颠覆传统观念，连优美的民间传统也予以否定，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这也许就是这篇散文的最大不同处吧。作者之所以以篇出名，正如王春宗老师所言，这篇是对女性于传统社会角色的反思，叶梦正是通过自己游历羞女山的亲身感受，站在女性解放的角度，用一种全新的女性观念，向传统的封建偏见挑战，大胆地说出了自己对女性美的热爱和赞叹。……如此集中笔墨谱写女人生命季节史的散文作家，叶梦还是第一人。

王老师的这一观点道出了这篇散文的精神本质。作者认为这是女娲，是她在补天之后累了，便倚山冈惬意而睡，她头枕青山，脚踩绿水，伸臂张腿，任那长发飘垂。她睡得香，梦做得酣甜。她对羞女仰天八叉的看法，认为这非什么不成体统，非闺女的不知羞，而是那样一个洪荒太古的年代，天刚刚补好，人都还没（是她创造了人类，她是位博大的母亲），裸身而睡，怎么会想到害羞呢？她进而言之，这是那些她捏出的人群里的一班道学家的居然忌讳，故还明耍花招将“羞山”改为“修山”，难怪羞女山多年“养在深闺无人知”，原来全是这帮道学家捣的鬼！

可见作者的否定精神之坚决，颠覆传统观念气魄之知名度，这胆识和勇气足令人钦佩。她以自己珍爱的希腊断臂维纳斯类比，指出羞女山不仅有维妙维肖的形体，且有豪放、坦荡的气质和神韵，其得天独厚的魅力更在于：她是大自然的杰作，她是大地的女儿。她就是造化本身，正是古往今来一切艺术家苦心追求的，然而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她露宿苍天之下，饮露餐风，同世纪争寿，与宇宙共存，这才是真正而永恒的艺术！

5. 叶梦的出版作品

散文集：《小溪的梦》（湖南少年儿童出版1986年）
散文集：《湘西寻梦》（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
散文集：《月亮·女人》 （ 漓江出版社1993年）
散文集：《灵魂的劫数》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
散文集：《月亮 · 生命 ·创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
散文集：《风里的女人》（中原农民出版社1994年）
散文集：《遍地巫风》 （ 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

6. 以《女孩子的花》为例，谈谈唐敏等女性作家群散文创作的倾向

在《女孩子的花》这篇散文中，我认为它突出地表现了唐敏等女性作家群散文创作的倾向于两个特点：1，带有强烈的女性特征。2，诗化的语言，纯美的境界。

1，带有强烈的女性特征：

女性作家对散文情有独钟，是因为散文最宜于表现女性作家、女性题材及人物的细腻空灵的情感。而唐敏的散文《女孩子的花》在文中展现了女性敏感独特的内心世界，用一种极美的叙述表达了对女孩子的关爱之情。她内心深处盼望生男孩是因为“无法形容地疼爱女孩子”，“爱到根本不忍心让她来到这个世界”。

自古以来，女性就与美丽联系在一起。男权社会要求女孩子“美丽”，不美的女孩是难以在社会中找到立足之地的。因此，如果不美的女孩偏偏又聪明又善良的话，她善感的心灵将难以承受男权社会的白眼与嘲弄，“而男孩就不一样。男人是泥土造的。苦难使他们坚强。”在她看来，女孩子是用男人的肋骨造出来的，肋骨上有新鲜的血和肉，只要轻轻一碰就会痛彻心肺，她们是连最微小的伤害也是不能忍受的。正如作者的朋友所说的那样，男人在爱他喜欢的女人的过程中感到幸福，而女人只要接受爱就是幸福。如果女人去爱去追求她喜欢的男子，那是件顶痛苦的事，而如果那位男子不尊重她，当众羞辱她，她的痛苦会更加深一层。如果男子尊重她，她却把这当成是爱而不能忘情，她的人生将是一场只有付出而没有回报的悲剧.那是痛入心肺的大彻大悟，是作者对生命和人生的细微体验所作的升华。她由于深爱女孩子而不忍心让女孩子来到世上，结果“女孩子的花”却误以为妈妈不爱她们而自尽了，作者为伤害了女孩子的花而感到愧疚。然而，我认为作者的这种爱是一种更加真切的爱，它源于作者对女性情感世界、社会地位的深刻认识。从作者的内心独白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女性作家灵敏的直觉和细腻真切的情感，她以女性的眼光审视女性的内在世界，带有强烈的女性特征，一颗女儿心温情脉脉地注视着女性的内心。因而可以说，她的散文是女性内心的美丽展示。

2，诗化的语言，纯美的境界:

《女孩子的花》在表达方式上和艺术风格上是不同于传统散文的，其言语言有着诗一样的韵味和美感，其整体结构，表达方式、隐喻形式等都显示出诗的特征。其题目本身就有着诗的特质，呈现出诗的形式和语言。她的散文具有诗性的特征，具有独特的审美情韵。
《女孩子的花》表现了女性内心细腻温柔的情感，是具有强烈抒情的散文。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曾说过，作家“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散文作家要有出入自如的境界，要在散文中展示“情”的世界。唐敏的散文注重的便是内心感情抒发与展示。读她的《女孩子的花》，你能感受到作者内心蕴含的深厚的感情——对女孩子的无限怜爱与关切、对于“女孩子的花”自尽的无限惋惜与深深的自责。她在散文中把自己对生活的细微感悟凝成光束投向自身，投向心灵深处的情感世界，并借助于文字呈现在读者面前。其文字带着作者深挚的感情，是一种近乎宗教的氤氲与情愫，飘逸与空灵。作者的情绪由始至终贯穿其中，以心情支配情节和叙述，带有典型的诗性特点.

但照我个人看来，唐敏等女性作家群散文都是至情至性之作，真率而饱含着她们深挚的情感，诗化的语言及纯美境界的营造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她们的散文，才是女性内心的美丽展示。

7. 二十世纪的女性作家与八九十年代的女性散文家是怎样关注女性命运问题的

因为在男性巾心的世界巾的理智与清醒，“女性散文”流露出鲜明的性别自觉意识。但是，随着那些较旱从事写作的女作家年龄的增长、思维模式的变化，女作家们渐渐认同了社会为自已规定的女性角色，并对超越性别的说理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由此，“女性散文”的性别意识越来越模糊，逐渐走向了超性别写作。这既表现出“女性散文”渐趋成熟的性别温和主义态度，又遮蔽了女性写作长于情绪的表达、直觉的领悟等先天优势。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散文创作中，“女性散文”的繁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关于“女性散文”，人们历来有不同的理解，但大体不外乎以下四种:第一，女性作家创作的散文;第二，女性作家创作的、表现女性意识或女权思想的散文;第三，无论创作主体性别为男为女，只要观照女性世界、表现女性意识或女权思想的散文;第四，女性作家创作的，由女性眼光观察、评判世界，其文字具有女性经验和特征的散文。木文中，我们采用的是最后一种理解。在这种理解下，张洁、唐敏、叶梦、斯好、王英琦、张抗抗等女性作家被纳入我们的视野。因为在男性强势的世界中的理智与清醒，作为女人或成为女人的骄傲与艰难在她们笔下得到了最真切的表现。这使她们的散文流露出鲜明的性别意识。但是，随着那些较早从事写作的女作家年龄的增长、思维模式的变化，女作家们开始接受社会为自已规定的性别角色，尤其是母性角色，同时，她们又对超越性别的说理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由此，“女性散文”的性别意识越来越模糊，逐渐走向了超性别写作。

一、从性别自觉到角色认同

基于在男性中心世界里发出自已声音的要求，“女除散文”作家在创作初期都表现出了鲜明的性别意识。这使她们不约而同将对女性世界的表现、对女性心理的描摹作为自已的市要选材之一。因此，性别意识的自觉在早期“女性散文”作家的笔下得到了普遍流露。其中，

又以叶梦、唐敏及王英琦对自已女性的身份感最为强烈。她们代表了“女性散文”在性别自觉上的两种取向:叶梦多表达作为女人的骄傲;唐敏、王英琦则主要言说作为女人的艰难。但随着创作实践的继续，她们的散文便不再以女性意识为特征.而代之以母性关怀.表现出对“女性”在社会中特定的性别角色的认同。下面，我们就分别考察一下这一位女作家散文中女性意识的表达与转换。

叶梦是新时期最为大胆的“女性散文”写作者。这样说是因为她是最早的，也可能是目前唯一的将女性的生理一心理体验引入散文领域的人。由于散文“真实性”的文体要求，在以小说为代表的文体借助虚构不断揭不身体的秘密之时，散文始终回避着这个私密性话题。不论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散文，都一律集中在务实的具体事件或务虚的精神漫游上。只有叫梦，以女性独特的经验世界开始了“认识自已”的涅梁之旅。以《羞女山》为开端，《不能破译的密码》、《月之吻》、《潮》、《今夜，我是你的新娘》、《蜜月之轮》、《生命的辉煌时刻》等为接续，叶梦关注女性自身、表达女性意识的散文越发深入与自觉。

《羞女山》还自然景观以符合自然形貌的木义命名并生发出富含女性意识的新的意义，在叫梦眼巾，“羞女山”是创造之神—女锅的化身，其“羞”则是人类蓬勃的生命力的腹地。她将“羞女山”作为“一位博大宽宏的母亲”的象征，激情赞美女性的肉体之美，嘲讽了以道统为女性行为规范的男权社会。由此，《羞女山》成为新时期“女性散文”中“女性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作。随后，叫梦由借自然山水表达女性意识转为深入自我”生活白呈女性的经验与感受世界。她第一次以女人自已说自已的方式写下了关于初潮的《不能破译的密码》、关于青春期恐惧男女交往的《不要碰我》、关于初吻的《月之吻》，以及有关性爱体验的《蜜月之轮》、《生命的辉煌时刻》和有关生育经验的《月亮·女人》等。一个女人的生理、心理成长历程在叫梦的笔下一一展现。经过“虚化”的处理.叶梦将那些有可能落到实处的描写化作了表达感受的诗象，从而将对女性躯体感受的描述和审视变为了可能。

虽然具有明确的女性身份意识，叶梦却从来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言说女人的文学行为更多带有自得其乐的性质。因此，当她成为母亲后，在“生育系列”散文里，作为女人尤其是成为女人的快乐和自得之情溢于笔端，其一贯的轻盈的诗性情怀被实在的欢喜重重坠落。在《陌生的儿子》里，她的喜悦和骄傲不能自制:

8. 女性文学中女性思想意识的变化

女性文学：女性·妇女·女性主义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从字面上把女性文学理解为一种按性别分类的性别文学，就像青年文学按年龄分类，西部文学按地域分类，女性文学不过是特别标出作家性别的一种性别方言罢了。果真如此，女性文学就不仅失去了它起码的理论意义，而且可能起到强化女人“第二性”位置的作用，使生而为女人者感觉到某种看不见也说不出的以宽容面目出现的性别歧视。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女作家拒绝认同女性文学这一命名的心理原因。而且越是自信心和独立意识强，对两性不平等有深刻体验的女作家越是拒绝把自己归入女性文学名下。
女性文学既是性别文学又不是性别文学这一悖论，可以用现代语言学符号学理论来说明。概念符号与所指称的对象不是同一的相等的，语言相对于它所指称的对象既是照亮又是遮蔽，它的意思是某种暂时的、有待于发现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符号可以完善的穷尽它所指称的对象的全部涵义。因此，概念的意思（尤其是人文学科的概念）常常是包含着悖论的有待于发现、填充和更新的。〔8 〕前述美国《女性独立宣言》把“人”这个词改为“＠①”，中国女学生把讲义上的“他”改为“＠②”，美国女性在history之外又创造了一个herstory， 便是女性在人的范畴里要求男女平等而在符号学上的体现。
索绪尔认为语言中的意思只是一个差异问题，每一个符号的意思只是因为它不是其他符号的意思。如果我们要相对稳定地和准确地界定一个符号的意思，便应该把与它相近的或似是而非的意思排除出去，也就是要从该符号不是什么入手。
女性文学不是什么呢？
前述关于性别文学的悖论，意思是女性文学虽然以“女性”这样的性别概念为标志但并非凡是女作家写的就是女性文学。作家的自然性别固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前述女性文学的现代性这一特质在时间上排除了“五四”以前的妇女古典诗词，包括以秋瑾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前后表现了鲜明的妇女解放要求的作品，应历史地看作是我国女性文学的萌芽或前驱。女性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应如何概括？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及我国80年代中期开始讨论这一概念时，一般认为应该是体现了女性意识的作品，伊丽莎白·詹威认为要看她对自己所写的生活内容的体验、理解是否是女性的。鉴于女性意识、性别意识这些概念含义的模糊性，我认为应在前面冠以“现代”二字加以限制。这就把那些虽为现当代女作家所写却体现了传统的男性中心意识的作品排除在外。〔9〕 女性文学也不是一个题材概念。人类生活是由男女两性共同参加和共同维系的，尽管历史对男／女、社会／家庭的角色位置进行了等级制的刻板定位，但任何生活领域都难以截然划分为纯然男性或纯然女性的题材，任何女人的问题都和男人有关，反过来说也一样。题材决定论的实质是题材等级论，即等级制的公众／个人、集体／私人等二元对立模式。前者似乎是男性领地而后者则似乎注定属于女性。庐隐、萧红等均因此而受到过非议。近年来这种以题材等级论鄙薄女性文学的现象明显升温，出现了种种以“小”和“私”为中心词的命名（“小女人散文”、“私小说”、“女性小品”等）。事实上题材本身无所谓价值上的大小高低，重要的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样写和写得怎么样？女性写作和男性写作在这方面的区别不在题材而在女性，一般来说习惯于以内视角和个人记忆、个人生存体验来处理各种生活范围的题材。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中国女性文学，在现代性进程中事实上出现了哪些形态类别了。女性文学和我国20世纪历史息息相关，不可能摆脱种种历史合力的牵制而只能在历史给定的不尽相同的条件下做出不尽相同的选择，从而呈现出现代性进程的丰富性。诚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言，“语言并非是一个规定明确、界限清楚，包含着表现者和被表现者对称单位的结构。它现在看来更像是一个无限展开的蛛网，网上的成分不断交换和循环，没有一个成分受到绝对的限定，每一种东西都受到其他各种东西的牵制和影响。”〔10〕在这个“无限展开的蛛网”上有的成分发展了，有的成分消失了又复现了，也有新的成分出现、发展或消失，也有的成分发生了变异成为不是它原来的东西。“女性”、“妇女”、“女性主义”便是女性文学发展进程这张蛛网上三个重要的“网结”。在我国女性文学之现代性进程中，恰恰可以梳理出女性文学、妇女文学、女性主义文学这三种形态。 “女性”（female）是女性文学及女性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它和“妇女”这个概念是同义的可以互换的吗？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在我们这里基本上是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女性与妇女这两个概念的混淆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了女性文学批评对女性文学现代性的漠视与无视。 据美国后结构主义学者白露考证，我国直至清末还没有“女性”这一概念。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话语不存在一个超越社会人伦关系的女性概念，凡指称女人的词语都是指在具体的家庭人伦关系中的女人，如次于儿子的女儿、次于丈夫的妻子、次于父的母等，各人只有根据自己在亲属关系中规定的角色规范立身行事，才能取得被社会认可的角色规范立身行事，才能取得被社会认可的角色位置。“女性”这个词与“他、她、tā＠③”这些人称代词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白话文学的主题之一，是一个超越了亲属人伦范畴超越于传统父权制意识形态对女人社会角色定位的一个革命性反叛性符号，〔11〕也是一个有待发展和完成的概念。从20、30年代的一些论文和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这一有别于恪守三纲五常的传统女人依附性身份的概念，有的文本为了与旧式的传统女人相区别，常常在“女性”前面加上一个“新”字，“新女性”便成为“现代女性”的同义词。白露也指出了“女性”一词的负面含义如被动、柔弱、智力与生理上的低能等，这恰恰是女性概念的暧昧性不稳定性而在运用过程中被男性偏见所填加进去的意思。 白露还考察了“妇女”（Woman）这个概念内涵的变化。 在传统话语中，泛指女人时有女子、妇人、妇，也有妇女这个词，都是指的传统女人。白露所分析的妇女这个概念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被填加进去的意思。 她指出早期共产党人将欧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中的Woman译作妇女，强调社会生产与妇女的关系，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的翻译奠定了“妇女”一词的政治意义，30年代农村根据地，苏维埃政权以至毛泽东时代国家、妇联等政治机构继续沿用的“妇女”一词也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12〕“妇女能顶半边天”便是从生产劳动和政治功能的意义上使用的。 可见“女性”“妇女”这两个词尽管都指称了“女人”这一性别，但二者的内涵并不一样也不在一个话语体系之中，前者以区别于旧式女人的主体性为本质内涵，而后者则是一个被国家权力话语政治化了的意识形态话语。在日本，妇女的概念一般是指没有解放的老式女人；而女性一般是指现代社会中已经获得了某种程度解放的新式女人。〔13〕就一般意义而言，我们今天在使用这两个词的时候也应有这样的大体上的区别。 “女性”、“妇女”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恰恰与“五四”到十年“文革”女性文学的历史嬗变形成同构的关系，也就是说，上述两个概念的不同内涵恰恰对应了相应的两种不同的女性文学类型的基本内涵。我国女性文学与女性这个词同时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20年代后期与妇女概念内涵的政治化功能化的同时，出现了女性文学的分化，逐渐形成了恰与妇女概念的新内涵相对应的妇女文学，并在40年代出现了女性文学与妇女文学在不同的话语空间的并存现象。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区工农兵文学被规定为新中国文艺的共同方向，女性文学与“五四”人的文学同时被阻遏，妇女文学以顺应时代潮流和主导意识形态的方式与工农兵文学一起得到了长足发展，直到在“文革”十年中被推向极端而走向反面。80年代初，随着“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复苏，女性与女性文学再次出现，成为当代文学中一支既有别于男性文学又有别于妇女文学的现代性的女性文学。而妇女文学则走向了衰微。在女性文学的发展中，大约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出现了女性主义文学这一新类型，而更多的女性文学也在继续发展。
就这三种女性文学类型的关系而言，妇女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话语环境下由女性文学衍生出来的两个分支。应该承认即使是妇女文学，在其发生之初，也还是基于女人争取自己作为人的权利和价值的实现的现代性进程的产物，但二者的思想资源不同。妇女文学的思想资源来自社会主义的妇女观，主张妇女应投身于社会革命、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洪流之中，在社会／阶级／集团的解放中解放自己，故更多着眼于社会底层妇女，主张知识女性要向工农兵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故其主人公多为各种社会／阶级／集团斗争中的女英雄。至于这种“社会解放我解放”的模式，究竟能否解放妇女和在何种程度上解放妇女，那是另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妇女学理论问题，本文暂不展开论述。女性主义文学的思想资源显然是80年代中期才陆续译介过来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但就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来看，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更多地吸取了弗尼吉亚·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房间》、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和贝蒂·傅瑞丹的《女性迷思》、《第二阶段》这些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女性人文主义思想，而对西方激进的和学院派的“性政治”“累斯嫔主义”以及建立在男／女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上的性别对抗路线则采取了谨慎的既有所认同也有所保留的态度，王安忆、铁凝的一些小说则对这些理论进行了严肃的艺术探索，从而使自己与西方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拉开了距离。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我国女性主义文学从自在到自觉，对中国妇女尤其是中国知识女性、职业女性的精神成长和主体性建构进行了默默的和艰苦的探索，如80年代的张洁、张辛欣、残雪、陆忆敏、萨玛（崔卫平）、王小妮、伊蕾、翟永明、张烨、张真、叶梦、斯好，90年代铁凝、蒋子丹、方方、徐坤、徐小斌、陈染、林白。这里有一些作家在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这两个类别中同时进行了探索，正如丁玲是现代文学中在女性文学与妇女文学这两种文学中都留下了重要的作品一样。不同的是前者基本上出于她们的自觉选择而后者则是无奈的在时代纷纭复杂的历史潮流里跌着跟斗，而一些众所周知的女性文学文本还受到过多次批判。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比丁玲年轻得多的蒋子丹、徐坤们不再是别无选择而是在一定限度内赢得了自主选择的权利。
有论者批评20世纪女性文学研究对女性文学和妇女文学这两种文本存在着严重的偏斜和理论上的误植，并认为这样的批评拉大了这两种文本的距离。此言恐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偏离了这两种文本的实际。由女性文学而出现了与主导意识形态同构的妇女文学，这本身就说明了二者的差异，加之政治作为一种强大的权力话语的控制和干预，使原本具有合理性的妇女文学走向了政治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女性这一概念的现代性内涵，导致了女性、妇女在生活中和文学中的双重失落，在被男性化的同时也失落了自己作为精神上独立自主的人的价值。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新生，其内在的思想底蕴不能不是对政治化的妇女文学的反思。这不是哪一个女作家个人的问题，这两种文本的差异自然也不是依照哪一位批判者主观意志所能够消泯的。论者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水》、《田家冲》，50年代菡子、茹志鹃、刘真等对战争题材的书写归之为“政治文本”，意思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直接讲述”。萧红的《呼兰河传》，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不幸也被划入“政治文本”。至于是什么样的政治则语焉不详，更不提即使是这些对当时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直接讲述”的作品（且不论这样的概括对于这些作品而言是不准确的），也有不少为当时的政治所不容，刘真的《英雄的乐章》、《春大姐》，茹志鹃的《百合花》、《静静的产院》，宗璞的《红豆》等都受到过左倾政治的批判，至于杨沫的《青春之歌》在政治压力下由初版本到再版本的重大变化，更是政治对妇女文学的强力扭曲和规范。在这里，女作家和女性文学批评者的价值立场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是从妇女作为人的价值立场出发还是从泛泛而论的暧昧不明的政治立场出发？论者将庐隐、冰心、凌叔华、苏青、张爱玲及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等归之为“性别文本”即“渲染性别意识、批判父权话语的文学书写”。这“性别文本”是指女人的“自然性别”（sex）还是“社会性别”（gender）？而“性别意识”包不包括女人作为人的意识？而“渲染性别意识、批判父权意识”这样的界定，即使仅指上述的女性主义文学，也基本上不符合这些作品的思想和价值取向。徐坤的《女娲》、《出走》、《厨房》，蒋子丹的《桑烟为谁升起》、《绝响》、《等待黄昏》、《贞操游戏》、《从此以后》，铁凝的《玫瑰门》、《对面》、《麦秸垛》、《棉花垛》、《孕妇和牛》，陈染的《破开》、《无处告别》、《私人生活》，林白的《瓶中之水》、《一个人的战争》及近作《说吧，房间》、方方的《暗示》，萨玛的《父亲》、王小妮的《应该做一个制作者》、张烨的《鬼男》等女性主义文学名篇都是从人性和人的价值的高度探寻女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解放的道路的。她们鲜明的作为人的性别意识无论是体现在对父权制男性中心意识的批判还是体现在对女人自身身体的认识对母性和爱的新的认同以及人性的审视，都立足于人性的提升完善和女性的成长与解放这一女性人文理想的价值立场，这也正是女性文学能够超越时代，超越性别，超越时效性和功利性而具有长久的历史和美学价值的原因。

9. 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崛起与五四时期有哪些区别

女性文学：女性·妇女·女性主义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从字面上把女性文学理解为一种按性别分类的性别文学，就像青年文学按年龄分类，西部文学按地域分类，女性文学不过是特别标出作家性别的一种性别方言罢了。果真如此，女性文学就不仅失去了它起码的理论意义，而且可能起到强化女人“第二性”位置的作用，使生而为女人者感觉到某种看不见也说不出的以宽容面目出现的性别歧视。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女作家拒绝认同女性文学这一命名的心理原因。而且越是自信心和独立意识强，对两性不平等有深刻体验的女作家越是拒绝把自己归入女性文学名下。
女性文学既是性别文学又不是性别文学这一悖论，可以用现代语言学符号学理论来说明。概念符号与所指称的对象不是同一的相等的，语言相对于它所指称的对象既是照亮又是遮蔽，它的意思是某种暂时的、有待于发现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符号可以完善的穷尽它所指称的对象的全部涵义。因此，概念的意思（尤其是人文学科的概念）常常是包含着悖论的有待于发现、填充和更新的。〔8 〕前述美国《女性独立宣言》把“人”这个词改为“＠①”，中国女学生把讲义上的“他”改为“＠②”，美国女性在history之外又创造了一个herstory， 便是女性在人的范畴里要求男女平等而在符号学上的体现。
索绪尔认为语言中的意思只是一个差异问题，每一个符号的意思只是因为它不是其他符号的意思。如果我们要相对稳定地和准确地界定一个符号的意思，便应该把与它相近的或似是而非的意思排除出去，也就是要从该符号不是什么入手。
女性文学不是什么呢？
前述关于性别文学的悖论，意思是女性文学虽然以“女性”这样的性别概念为标志但并非凡是女作家写的就是女性文学。作家的自然性别固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前述女性文学的现代性这一特质在时间上排除了“五四”以前的妇女古典诗词，包括以秋瑾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前后表现了鲜明的妇女解放要求的作品，应历史地看作是我国女性文学的萌芽或前驱。女性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应如何概括？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及我国80年代中期开始讨论这一概念时，一般认为应该是体现了女性意识的作品，伊丽莎白·詹威认为要看她对自己所写的生活内容的体验、理解是否是女性的。鉴于女性意识、性别意识这些概念含义的模糊性，我认为应在前面冠以“现代”二字加以限制。这就把那些虽为现当代女作家所写却体现了传统的男性中心意识的作品排除在外。〔9〕 女性文学也不是一个题材概念。人类生活是由男女两性共同参加和共同维系的，尽管历史对男／女、社会／家庭的角色位置进行了等级制的刻板定位，但任何生活领域都难以截然划分为纯然男性或纯然女性的题材，任何女人的问题都和男人有关，反过来说也一样。题材决定论的实质是题材等级论，即等级制的公众／个人、集体／私人等二元对立模式。前者似乎是男性领地而后者则似乎注定属于女性。庐隐、萧红等均因此而受到过非议。近年来这种以题材等级论鄙薄女性文学的现象明显升温，出现了种种以“小”和“私”为中心词的命名（“小女人散文”、“私小说”、“女性小品”等）。事实上题材本身无所谓价值上的大小高低，重要的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样写和写得怎么样？女性写作和男性写作在这方面的区别不在题材而在女性，一般来说习惯于以内视角和个人记忆、个人生存体验来处理各种生活范围的题材。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中国女性文学，在现代性进程中事实上出现了哪些形态类别了。女性文学和我国20世纪历史息息相关，不可能摆脱种种历史合力的牵制而只能在历史给定的不尽相同的条件下做出不尽相同的选择，从而呈现出现代性进程的丰富性。诚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言，“语言并非是一个规定明确、界限清楚，包含着表现者和被表现者对称单位的结构。它现在看来更像是一个无限展开的蛛网，网上的成分不断交换和循环，没有一个成分受到绝对的限定，每一种东西都受到其他各种东西的牵制和影响。”〔10〕在这个“无限展开的蛛网”上有的成分发展了，有的成分消失了又复现了，也有新的成分出现、发展或消失，也有的成分发生了变异成为不是它原来的东西。“女性”、“妇女”、“女性主义”便是女性文学发展进程这张蛛网上三个重要的“网结”。在我国女性文学之现代性进程中，恰恰可以梳理出女性文学、妇女文学、女性主义文学这三种形态。 “女性”（female）是女性文学及女性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它和“妇女”这个概念是同义的可以互换的吗？事实上这两个概念在我们这里基本上是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女性与妇女这两个概念的混淆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了女性文学批评对女性文学现代性的漠视与无视。 据美国后结构主义学者白露考证，我国直至清末还没有“女性”这一概念。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话语不存在一个超越社会人伦关系的女性概念，凡指称女人的词语都是指在具体的家庭人伦关系中的女人，如次于儿子的女儿、次于丈夫的妻子、次于父的母等，各人只有根据自己在亲属关系中规定的角色规范立身行事，才能取得被社会认可的角色规范立身行事，才能取得被社会认可的角色位置。“女性”这个词与“他、她、tā＠③”这些人称代词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白话文学的主题之一，是一个超越了亲属人伦范畴超越于传统父权制意识形态对女人社会角色定位的一个革命性反叛性符号，〔11〕也是一个有待发展和完成的概念。从20、30年代的一些论文和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这一有别于恪守三纲五常的传统女人依附性身份的概念，有的文本为了与旧式的传统女人相区别，常常在“女性”前面加上一个“新”字，“新女性”便成为“现代女性”的同义词。白露也指出了“女性”一词的负面含义如被动、柔弱、智力与生理上的低能等，这恰恰是女性概念的暧昧性不稳定性而在运用过程中被男性偏见所填加进去的意思。 白露还考察了“妇女”（Woman）这个概念内涵的变化。 在传统话语中，泛指女人时有女子、妇人、妇，也有妇女这个词，都是指的传统女人。白露所分析的妇女这个概念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被填加进去的意思。 她指出早期共产党人将欧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中的Woman译作妇女，强调社会生产与妇女的关系，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的翻译奠定了“妇女”一词的政治意义，30年代农村根据地，苏维埃政权以至毛泽东时代国家、妇联等政治机构继续沿用的“妇女”一词也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12〕“妇女能顶半边天”便是从生产劳动和政治功能的意义上使用的。 可见“女性”“妇女”这两个词尽管都指称了“女人”这一性别，但二者的内涵并不一样也不在一个话语体系之中，前者以区别于旧式女人的主体性为本质内涵，而后者则是一个被国家权力话语政治化了的意识形态话语。在日本，妇女的概念一般是指没有解放的老式女人；而女性一般是指现代社会中已经获得了某种程度解放的新式女人。〔13〕就一般意义而言，我们今天在使用这两个词的时候也应有这样的大体上的区别。 “女性”、“妇女”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恰恰与“五四”到十年“文革”女性文学的历史嬗变形成同构的关系，也就是说，上述两个概念的不同内涵恰恰对应了相应的两种不同的女性文学类型的基本内涵。我国女性文学与女性这个词同时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20年代后期与妇女概念内涵的政治化功能化的同时，出现了女性文学的分化，逐渐形成了恰与妇女概念的新内涵相对应的妇女文学，并在40年代出现了女性文学与妇女文学在不同的话语空间的并存现象。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区工农兵文学被规定为新中国文艺的共同方向，女性文学与“五四”人的文学同时被阻遏，妇女文学以顺应时代潮流和主导意识形态的方式与工农兵文学一起得到了长足发展，直到在“文革”十年中被推向极端而走向反面。80年代初，随着“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复苏，女性与女性文学再次出现，成为当代文学中一支既有别于男性文学又有别于妇女文学的现代性的女性文学。而妇女文学则走向了衰微。在女性文学的发展中，大约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出现了女性主义文学这一新类型，而更多的女性文学也在继续发展。
就这三种女性文学类型的关系而言，妇女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话语环境下由女性文学衍生出来的两个分支。应该承认即使是妇女文学，在其发生之初，也还是基于女人争取自己作为人的权利和价值的实现的现代性进程的产物，但二者的思想资源不同。妇女文学的思想资源来自社会主义的妇女观，主张妇女应投身于社会革命、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洪流之中，在社会／阶级／集团的解放中解放自己，故更多着眼于社会底层妇女，主张知识女性要向工农兵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故其主人公多为各种社会／阶级／集团斗争中的女英雄。至于这种“社会解放我解放”的模式，究竟能否解放妇女和在何种程度上解放妇女，那是另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妇女学理论问题，本文暂不展开论述。女性主义文学的思想资源显然是80年代中期才陆续译介过来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但就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来看，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更多地吸取了弗尼吉亚·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房间》、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和贝蒂·傅瑞丹的《女性迷思》、《第二阶段》这些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女性人文主义思想，而对西方激进的和学院派的“性政治”“累斯嫔主义”以及建立在男／女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上的性别对抗路线则采取了谨慎的既有所认同也有所保留的态度，王安忆、铁凝的一些小说则对这些理论进行了严肃的艺术探索，从而使自己与西方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拉开了距离。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我国女性主义文学从自在到自觉，对中国妇女尤其是中国知识女性、职业女性的精神成长和主体性建构进行了默默的和艰苦的探索，如80年代的张洁、张辛欣、残雪、陆忆敏、萨玛（崔卫平）、王小妮、伊蕾、翟永明、张烨、张真、叶梦、斯好，90年代铁凝、蒋子丹、方方、徐坤、徐小斌、陈染、林白。这里有一些作家在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这两个类别中同时进行了探索，正如丁玲是现代文学中在女性文学与妇女文学这两种文学中都留下了重要的作品一样。不同的是前者基本上出于她们的自觉选择而后者则是无奈的在时代纷纭复杂的历史潮流里跌着跟斗，而一些众所周知的女性文学文本还受到过多次批判。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比丁玲年轻得多的蒋子丹、徐坤们不再是别无选择而是在一定限度内赢得了自主选择的权利。
有论者批评20世纪女性文学研究对女性文学和妇女文学这两种文本存在着严重的偏斜和理论上的误植，并认为这样的批评拉大了这两种文本的距离。此言恐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偏离了这两种文本的实际。由女性文学而出现了与主导意识形态同构的妇女文学，这本身就说明了二者的差异，加之政治作为一种强大的权力话语的控制和干预，使原本具有合理性的妇女文学走向了政治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女性这一概念的现代性内涵，导致了女性、妇女在生活中和文学中的双重失落，在被男性化的同时也失落了自己作为精神上独立自主的人的价值。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新生，其内在的思想底蕴不能不是对政治化的妇女文学的反思。这不是哪一个女作家个人的问题，这两种文本的差异自然也不是依照哪一位批判者主观意志所能够消泯的。论者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水》、《田家冲》，50年代菡子、茹志鹃、刘真等对战争题材的书写归之为“政治文本”，意思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直接讲述”。萧红的《呼兰河传》，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不幸也被划入“政治文本”。至于是什么样的政治则语焉不详，更不提即使是这些对当时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直接讲述”的作品（且不论这样的概括对于这些作品而言是不准确的），也有不少为当时的政治所不容，刘真的《英雄的乐章》、《春大姐》，茹志鹃的《百合花》、《静静的产院》，宗璞的《红豆》等都受到过左倾政治的批判，至于杨沫的《青春之歌》在政治压力下由初版本到再版本的重大变化，更是政治对妇女文学的强力扭曲和规范。在这里，女作家和女性文学批评者的价值立场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是从妇女作为人的价值立场出发还是从泛泛而论的暧昧不明的政治立场出发？论者将庐隐、冰心、凌叔华、苏青、张爱玲及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等归之为“性别文本”即“渲染性别意识、批判父权话语的文学书写”。这“性别文本”是指女人的“自然性别”（sex）还是“社会性别”（gender）？而“性别意识”包不包括女人作为人的意识？而“渲染性别意识、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