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西医的发明人是谁
西方没有西医这个说法，西医是中国对现代医学的称呼。
现代医学之父是希波克拉底
② 西药是哪国人发明的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西药这个词是中国人弄出来了，近代用于区别西方国家的化学合成的药品，但称呼实在欠妥，因为中国传统医学就有不少化学合成物，而古代西方人也同样使用各种动、植物药，不可能一开始就搞化学合成，但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文化艺术科学等都有阿拉伯人承传。后来的文艺复兴才把这些逐渐“请”了回去。但总的来说，“文艺复兴”只是假借“复兴”之名来学习外来文化而已。
③ 请全面介绍什么是西医
“西医”一词是传统的西方医术的统称。
④ 希波克拉底什么时候发明了西医
医学不是发明的。
⑤ 西医是怎么传入中国的
清晚期随着洋枪洋炮打开了我国的国门，随之而来的当然是他们的各行各业，传教士，医生，商人以及毒品贸易等等，国人很多方面都是向西方学习，出国留学的也很多，就连鲁迅，孙中山都出国学过医。
⑥ 西医起源与古代哪个国家
要找这个源头咱们就往前追溯，今天的西医是继承于古希腊，古希腊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有一位伟大的医学家叫做“希波克拉底”过去很多人将他看成是医神和西医的鼻祖。
然而如今有证据表明在希波克拉底之前，希腊供奉着另外一位医神，他就是来自古埃及的印何阗（或翻译为伊姆荷太普），印何阗生活在古埃及第三王朝法老佐赛尔在位时期，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7世纪（比希波克拉底早了2000多年），印何阗治疗过的疾病超过两百种，其中有十五种腹腔疾病、十一种膀胱疾病、十种直肠疾病、二十九种眼疾、十八种与皮肤、指甲及舌头相关的疾病。他的医学思想和医学成就在大约公元前18-17世纪被整理成一部医学论文集《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这是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医学著作。除了医学，印何阗还是古埃及第一座金字塔的设计建造者，他曾在政府担任宰相、大法官、大祭司、农业大臣和建筑总监等。
以目前能找到的证据来看，西医的源头在埃及，印何阗就是始祖，当然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会有更多的发现，能找到更早的源头，但这都是未来的事情了。
⑦ 有哪些西药是中国发明的
瓦特是英国人，那位回答者应该看清楚提问。而且瓦特也不是蒸汽机的发明者，蒸汽机的第一发明人是法国人‘丹尼斯·巴本’在1679年发明。
中国的发明家
纸-蔡伦
指南针-张衡
活字印刷-毕升
汉字激光照排-王选
杂交水稻-袁隆平
人工合成胰岛素-王应睐、曹天钦、邹承鲁、钮经义、沈昭文
像其它什么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等类的都不算是中国的科技发明，因为这些都是外国人先发明的，我们是后来才实现的。发明必须是前所未有，世界第一个做到的才算
⑧ 西医创始人是谁
浑源古城是以龟型建造的，所以称为龟城。据说龟有康寿之蕴意。
在这座龟城里，有史以来一直在医疗事业上均为中医治疗，没有西医的一点影子。然而，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西医竟在这座龟城问世了。
其创始人是何许人也呢？
是时称“李二”的西医——李阑亭。
李阑亭，祖籍河北省南宫市人。从小读私塾六年。后考入国民党保定陆军军医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绶远傅作义部队当军医，职称是医助（相当于当今的医士）。由于他有一颗关爱老百姓身体健康的红心，又倍受国民党军官的岐视，看到各种军官的种种腐败行为内心一直不想与其为伍。因此，忍气吞声的无奈下，姑且干了五年军医职业。一天，在一个深夜，甩掉军装，更为百姓衣着，悄悄地逃跑出来。
为了生存，他先是在太原后又在大同分头奔波，单干从医。但这种奔波生涯总感到要比国民党军营里那种环境强得多。
李阑亭在太原单干时，有幸结了一位同行，名叫李祝山。他向李祝山提议说：“浑源龟城是个繁华的县城，那里一直是以中医看病治疗，咱们何不去龟城合伙创办一所首家西医为上 策呢？”李祝山欣然同意。
到龟城之前，他俩将所有的西医用书整理好，并挤出一个月的时间，互相钻研西医知识，研讨对各种病例的诊断方法，探讨对各种病情的施药和施术妙招。
胸有成竹之后，他俩就奔赴有名的繁华龟城了。
于是，在民国十九年，在龟城西关街临街处购买了一处院子，正式开办起私立“华北医院”。
医院创办后，好多病患者感到新奇，络绎不绝地前往求治。有的患者被医治好后，十分赞扬说：“可比中治得快我了！”
由于事业兴隆，人们以一种朴素而又尊敬的口吻称李祝山为“大李”，称李阑亭为“二李”。之所以如此称呼，自然是因为李祝山要李阑亭年长八岁。
由于西医业务的日渐繁重，李阑亭与李祝山共同产生 一种新的想法，认为可以“分伙”各自创办一所私立诊疗机构更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因而在合伙开办了三年西医院后，李祝山独办了一所“华林诊疗所”，李阑亭独创了一所“华北诊疗所”。就这样，唯一 两家西医又在龟城诞生了。
李阑亭在西医事业上，独创后更胜李祝山几。他在进购药品上，不惜昂价，大胆地购买美国的“盘尼西林（青霉素）”，日本和德国的“606”药，同时还不断购进国产的 “非那西丁”、“百尔定”“安痛定”、“220”以及红药水等常用药品。利用这些药品，既搞肌肉注射，又搞静脉注射，还搞输液。在外科方面，施术切开引流浓泡、蜂窝炎（俗称褡背）、切除皮肤肿瘤；最大最难的手术——截肢，在他精湛的医技下，曾做过七例，而且百分之百的成功。从此，不只在龟城享有盛名，而且在乡村也广为传颂。
李阑亭的私办西医一直发展到解放后的1956年公私合营前夕。1956年公私合营后，以李阑亭的西医诊所，命名为“公私合营华北诊疗所”直到1958年在龟城组建城关镇卫生院时，全体公私合营医生一起并入。
李阑亭不只医技精高，而且医德更为高尚。1972年临终前，他将儿子李增怀、孙子李恒林叫到膝下，留有贵嘱说：“你们一要把我的两医事业继承下来，二要对老百姓的疾病视为神圣职责去医治，三要通过你们的医治，要让老百姓的生命像龟寿那样长庚！”
儿子、孙子以长辈的遗训为信条，李增怀果真踏着父亲的足迹在城关镇卫生院干了一辈子医生，还被评为西医主治医师，李恒林同样踏着爷爷与父亲的脚印行，在裴村乡卫生院从事西医。如今，李增怀业已“内退”，李恒林则停薪留职，父子二人在龟城武装部对面处，合开了私人西医诊疗所，为患者精心服务。
⑨ 西医是如何传入中国的又是如何取代中医成为中国主流医学的中医能否并如何受到西方社会的欢迎
没有取代
⑩ 西医是谁发明的
Ⅰ、近代西方医学发展概述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医学开始了由经验医学向实验医学的转变。1543年，维萨里发表《人体构造论》，建立了人体解剖学。这既表明一门古老的学科在新的水平上复活，又标志着医学新征途的开始。
17世纪实验、量度的应用，使生命科学开始步入科学轨道，其标志是哈维发现血液循环。随着实验的兴起，出现了许多科学仪器，显微镜就是其中之一，显微镜把人们带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18世纪莫干尼把对疾病的认识由症状推到了器官，建立了病理解剖学，为研究疾病的生物学原因开辟了道路，此外，牛痘接种的发明，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的一些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
到了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微尔啸（Virchow）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的原因解释为细胞形式和构造的改变。细胞病理学确认了疾病的微细物质基础，充实和发展了形态病理学，开辟了病理学的新阶段。19世纪下半叶巴斯德证明发酵及传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国人科赫(Koch R．)发现霍乱弧菌、结核杆菌及炭疽杆菌等，并改进了培养细菌的方法和细菌染色方法，大多数主要致病菌在此时期内先后发现。巴斯德还用减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进行疫苗的研究，从而创立经典免疫学，以后，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国人梅契尼科夫（Mechnikovl I．）系统阐述了吞筮现象及某些传染病的免疫现象。
在临床医学上，19世纪诊断学有了很大的进步，叩诊法在临床上推广应用；雷奈克(Laennec R．)发明听诊器；许多临床诊断辅助手段，如血压测量、体温测量、体腔镜检查都是在19世纪开始应用的。19世纪中叶以后，解剖学的发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无菌法的应用，对外科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外科学开始迅速发展。19世纪末期，体腔外科普遍发达，这样许多临床专业(如妇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进行内科处置外，外科方法也获得重要地位。药物学方面，19世纪初期，一些植物药的有效成分先后被提取出来。到19世纪末合成阿斯匹林，其后各种药物的合成精制不断得到发展。
19世纪，预防医学和保障健康的医学对策已逐渐成为立法和行政的问题。劳动卫生学、营养和食品卫生学、学校卫生学相继产生。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卫生学中又划分出社会卫生学，它的目的是研究人民的健康情况，患病率和死亡率的原因以及与它们斗争的方法。此外，英国南丁格尔(Nightingale F．)1860年创立护士学校，传播其护理学思想，提高护理地位，使护理学成为一门科学。
Ⅱ、西方医学的再次传入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把基督教带到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和医药学。由于当时主要传人的只是浅显的解剖生理知识，而且西医在临床治疗技术上并不优于中医，故影响不大。西医开始对中国医学发生影响是在19世纪初，牛痘接种法以及西医外科和眼科治疗技术的传入，随着西医传入的扩大，近代西医学的成就相继引入中国，从而为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原有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性质。鸦片战争后，教会医院由沿海进入整个内地，几十年间教会医院在各地比比皆是，成为和教堂一样引人注目的教会标志。
广州是近代中国最早与西方世界接触的前沿，也是西方医学最早输入和最先繁荣的城市。早在1835年广州就有了传教士建立的第一所眼科医院，1838年“中国医学传教协会”在广州组成。鸦片战争后，1842年11月伯驾从美国回到广州于旧址重开医院，在1845年以前，教会医院的外科切割手术都是在无麻醉下进行。1846年伯驾引入乙醚麻醉法在他的医院第一次试用，使医院在实施外科手术上有重大进步。同年10月，伯驾又从波士顿买到杰克逊(Jackson CT．)医师研制的麻醉仪和一批乙醚，随同附来的一封信介绍有使用这种仪器和药物的方法。这种仪器的安全性显然更好。时隔两年伯驾很快又引进氯仿麻药，1849年11月24日，他首次对一例膀胱结石病人用氯仿麻醉，结果十分成功。麻醉药引入教会医院，使教会医生外科手术的选择范围大大扩展。以伯驾为代表的教会医生在引进麻醉剂方面是迅速的。1846年美国医生摩顿(Morton WTG．)首先使用乙醚拔牙。在英国1846年12月，伦敦外科医生也开始应用乙醚于外科手术，1847年11月15日辛普森医生在爱丁堡皇家医院首先用氯仿于外科手术。这两种麻醉药为西医外科发生根本性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教会医生和他们本国教会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使他们能即时地输入一些新技术，为教会医院在中国的发展保持技术优势。1842年后广州教会医院的治疗范围逐渐扩大，眼病虽然是医院的治疗重点，但是疾病的种类已涉及到内外科、骨科、皮科和牙科方面，手术包括肿瘤、膀胱结石、乳腺疾病、坏死性骨骼切除等。
广州眼科医局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的教会医院，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小诊所。例如，1848年美国公理会鲍尔(Ball D．)医生在城内公理会教堂里开有一个诊所，1851年美国长老会医生哈珀(Happer AP．)在广州开办惠济诊所。
五个口岸的教会医院的根本宗旨当然是为了传教，但同时它还发挥着另外一个作用，即给口岸上的外国商人、侨民和驻军服务。譬如宁波舟山教会诊所为驻扎舟山的英军提供大量药品。上海伦敦会医院开创之初的主要经费都是向上海的英国侨民募捐的。
英国传教士洛克哈特开创了在上海建立教会医院的历史。他看到了上海作为华东沿海一个商业中心的重要性，于是停止舟山诊所工作转到上海。洛克哈特在1845年的医院报告中说，他的医院一年时间治疗的病人达一万余人次，不仅有上海的居民，还有苏州、松江等附近城镇的患者。鉴于这种有利的形势，1846年起他又计划建立更大的医院和购买更多的设备。1849年上海医院开始用氯仿进行外科手术。
在上海从事医药事业的教会仍然是英美的基督教差会和法国天主教会。1847年美国浸信会曾派遣詹姆斯(James JS．)来上海开诊所。1848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泰勒(Taylor G．)到上海办诊所持续了5年，1854年由凯利医生接替直到1856年。美国圣公会的菲什(Fish MW．)医师1856年到上海，在城里圣公会教堂附近设有一个诊所直到1858年。法国天主教会于1849年在上海建天主教堂，教堂里兼开诊所，神父勒麦特里(lemaitre)和法国两名外科医生法勒(Fallier)和休巴克(Hubac)在这个天主教诊所负责医务工作，诊所维持到1867年。
宁波、厦门、福州三个同时新辟的口岸,传教士当然不会放弃。这三个口岸医药传教的情形与上海、广州没有根本区别，不过规模较小。1843年11月浸礼会的麦高恩(Macgowan DJ．)就在宁波城内商业区利用一个中国商人提供的房屋办起诊所，主要收治眼病患者。次年，美国长老会的麦卡特夫妇(McCartee DB．)到宁波传教，在住宅里看病，他们在这里收养中国女孩金韵梅并给予教育，然后送到美国纽约学习医学，学成回国后一直为教会作医疗工作，是中国第一个在国外留学医科的女医生。1841年厦门被英军占领。1842年6月，英国传教士卡明(Cumming WH．)医生在靠近厦门的鼓浪屿开办诊所，1843年11月，美国长老会赫伯恩（Hepburn JC．)也来到鼓浪屿在卡明的诊所工作。但是，根据教会的指示，他们很快从鼓浪屿转到厦门市区内。1848年伦敦会医生希斯洛普(Hyslop J．)到厦门开始医药传教工作。1850年美国长老会扬(Young JH.)医生到厦门开办诊所。1853年赫希伯尔格(Hirschberg HJ．)从香港来到厦门接替扬，直到1858年。福州教会更晚，1848年秋季，美以美会怀特(White MC．)首先到福州开诊所，1851年威尔纳（Wiley）来继续这里的工作直到1854年回国。1850年英国圣公会的韦尔顿到福州，在一个佛教庙宇办诊所到1856年。
1842年后香港变成英国殖民地香港有大量英国驻军和外国商人，当内地发生战争时大部分传教士和侨民便选择香港作暂栖地，这个狭小的港岛成为出入中国的重要门户。港岛因此变得拥挤，加之气候炎热和潮湿，经常流行疟疾、痢疾和黄疸病。病人不仅有原岛上的中国居民，还有英军士兵。英军舰船上的军医院无法适应病人大量增加的治疗需要，军医院从船上搬到岛上。1843年军医院全部迁入港岛上一幢新建的楼房里，同年，香港成立公共卫生和清洁委员会，1844年3月，香港颁布“维持香港殖民地秩序和清洁”的公告，1845年香港成立“中国内外科学会”，由英国海军医生塔克(Tocker A．)任会长，合信(Hobsen B．)任秘书，成员共7人。学会下面设一所图书馆，他们和内地教会医生有密切的关系，定期召开医学讨论会，与内地医生共同研究中国常见的流行病和中国植物药物等问题。由塔克代表该医学会提议在香港建立一所教会医院和医学校，教会医院计划很快得到实现，但关于香港医学校的计划后来因为经费来源出现了困难和香港内外科医学会的悄灰解体没有得到实施。
在学会直接组织下，1843年6月，香港第一个教会医院落成。医院的主要工作除门诊部外还有可以容纳40多人的病房。实际医疗工作是合信和另一个医生承担，同时经常有一些在港的外国医生帮助，1848年初，伦敦会派赫希伯格来香港负责医院工作，并于1848年3月20日在中国九龙增加一个诊所。赫希伯格在香港工作到1853年后转到厦门。合信培养的两名中国青年参与眼科病的治疗和手术工作。合信对医学教育抱有浓厚的兴趣，1844年他向香港内外科学会建议尽快发展香港医学教育。他认为，可以首先组成一个6到10人的医学班，前期讲授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课程，然后在医院实习临床科目和解剖示范。医学会虽然批准了他的计划，但在三年后，1847年当合信再次从英国回到香港时，他带来的在国内筹集的经费远远不够用于建立一个学校，加之香港医学会的解散，合信设想建立香港医学校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后来香港出现的医学校与合信无关)但是，1850年，合信却在广州发表出版中文书籍《全体新论》，合信希望这本医学著作成为向中国人讲授西方医学有益的教材。《全体新论》有过几次再版重印，一度成为为数不多的几本中文标准医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