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四大发明古国的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资料 速求 谢谢
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火药，造纸术 中国古代文明： 中国古代文明是个内涵极其丰富，又极其灿烂的文明，它又是地域极广、又极统一的文明，这是它的特点，又是其奥秘所在。
伏牛山地区分布有大量的古文化遗址，它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生、成长、特色的问题上具有极端重要性，这是勿庸置疑的。
中国上古文明的研究：
关于“文明”的概念问题
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涉及到许多繁难的问题，首先是个观念问题，各种观念问题中，首先又是“文明”的概念问题。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论述和研究所使的“文明”的概念均是西方的，而不是中国固有的。这是应当首先弄清楚的。
这要先从中西文化之根本——哲学层面谈讲。西方哲学物我两分，主客对立，个人中心；中国哲学则天人合一，万物共生，利群利物。西方是斗的哲学，与天、地、人斗，而中国是和的哲学，和合、和平、和谐。西方重物质、重金钱；中国重精神，重道义。西方过分偏阳、重理性，重武，重实力（属暴力政治），中国则阴阳结合，理性非理性结合，先天智慧与后天智慧结合，重文轻武，重道德的力量（主张为政以德的政治）。而西方物质第一性，是重物质、重利的世界，中国以人与禽兽区别是道德，是重道德，重义的世界。这些是中西文化根本不同，因而在文明的判断上中西也有根本的不同。偏观西方人写的世界史，皆以生产力，物质生产、物质生活的进步为文明的进步，即人们通过工具和技术创造了一个复杂环境（各种高级的人造物：城市、巨大建筑物、文字以及伟大的美术作品），能越来越厉害地利用范围广泛的自然资源，从而将自己与野蛮人（农人、猎人）区别开来，即与在野外的其他人们以及动物的生存环境区隔开来①。在这种前提下形成的西方文明，张光直先生称之为破裂性文明，“即与关于宇宙形成的整体论的破裂——与人类和他的自然资源之间的分割。走这条路的文明是用由生产技术革命与以贸易形式输入新的资源这种方式积蓄起来的财富为基础而建造起来的”②。这里突出了西方文明的物质性，及其与自然分裂，以掠夺自然资源为其生成、发展的基础的特征。
在古典文献中文明一词见于《尚书》者。《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钦明文思安安”应标点为：“钦明文，思安安”。“思”统“安安”。“安安”为重言，表思的状态： 定、静，故思与文应区隔开来。“钦明文”亦可说作“钦文明”，言庄敬、文德而明智。古文《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睿哲文明”⑧。《周易》有相当多的文明或相关的词汇，如《乾》卦《文言》：“九二，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象》曰：“见龙在田，德普施也”。）”等等。在《周易》中文明一词除《乾》卦外，它多与别卦离和有经卦离的别卦相关。经卦离是二阳爻夹一阴爻，内柔外刚，象君子之德。离为火、为日、为明、为大明义，象太阳普照天下。别卦离，下离上离，《象》曰：“明两作，大人以继明照四方”。这就是中国“文明”之本义。
因此，我们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社会的形成问题上文明的概念应遵循此义，方不至于落得个“东施效颦”，让祖先不满，让后人笑话。
德为何物？德是道的实践、体现。明吕坤《呻吟语》：“道是第一等，德是第二等，自然谓之道，与自然游谓之道士，体道谓之德”。这个道，从哲学层面，在中国古文献中，主要体现在《易经》中。《易经》是天地宇宙生成学，万物发生的学，是阴阳之学，此即谓之道， 宇宙自然之大道。上述中国文化、文明的特征均包括在内了。西方著名哲学家捷恩说：“谈到世界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方面我们得到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中国的《易经》，亘古常新，相延6000年之久，依然具有价值，而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颇多相同的地方⑨”。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阐述了中国阴阳太极之理，认为它“是‘道’的一切运动的准则”，中国人“继续研究阴和阳的各种组合，发展而成关于宇宙原型的体系，《易经》详细地阐述了这一体系”。他引用了威廉的一段话，其中两句：“《易经》无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中国三千年的文化史中几乎所有最伟大和最重要的著作都受到这本书的启发？
2．中国古史的框架问题
在中国史学界自清末以来，或将东周以上称传疑时代（夏曾佑），或将盘庚以上称传说时代（徐旭生）。这些都是在西方观念影响下产生的。自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又将商或夏以前称原始氏族社会，或按西方考古的概念称为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神话传说、原始社会（进入国家、文明发展阶段以前的社会）无疑在世界上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上都是存在的，问题是将这些概念套在我国古人所说的“上古”“（三皇五帝）时代就成了问题。从现在所见的古文献看[18]从春秋战国至秦汉将其前的历史分为上古或古、上世；中古、中世、三代；下古、当今、今世。上古等指伏牺、神农至尧舜，上可及遂人氏；中古指夏商周，或曰三王；下古指春秋战国，或战国往后。如《韩非子·五蠹》：“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於气力”。桓谭《新论》：“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以仁义，五霸用权智”。《逸周书·谥法》：“德象天地曰帝”，“仁义所在曰王”。《礼记·礼运》引孔子语：言世道运行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之大同之世；三代之英（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讲礼、义、信、仁的“小康”之世；“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为私，尚智勇功利，故诈谋兵戎四起。此种分期认识延续至元明。元代有李冶《敬斋古今黄主》，明代有吕坤《呻吟语》等，尽管各书的说法略有差异但都以道与德的盛衰为准则而划分（这主要就政治层面而言，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它会在个人和社会基层或隐或显反映着，流传着）。综合各家，三大期的特点分别为：上古是道德之世；中古道德渐衰，为仁义礼之世；下古或当今，道德益衰或甚衰，为势力、欺诈，或演变为权力之世。《呻吟语》引伸为“三皇是道德世界，五帝是仁义世界，三王是礼义世界，春秋是威力世界，战国是智巧世界，汉以后是势力世界”
老子的《道德经》即阐述自然大道，及它在人世间各方面的体现和运行变化。他以道为上，德次之，仁更次之，义、礼为末。他的“大道废，有仁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完全是实有所指，而非纯粹或抽象的理论，更非针对儒家而发。其所指，即春秋以来各家对古史分期，世道运行的认识。道与德盛在上古，仁、义、礼盛在中古。而今世则是“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道竽，非道也哉”！“民甚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如此等等，都是世道变迁，历史与现实的写照。
3．“上古“时代的考古学背景
古人所说的“上古”时代，我们从考古与历史及我们所认同的年代出发，其上限暂定为距今七千年左右，约相当考古学上的仰韶及龙山文化时代。作为古代中国经经之根本，农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根我所任式楠先生的研究，我国原始农业经历了“从萌芽到形成阶段（前12000——前7500年）”，“初步发展阶段（7500——前5000年）”，“发达阶段（前5000——3000年）”“兴盛阶段（前3000——前2000年）”[17]。“上古”时代正处于农业的发达和兴盛阶段，此时人口大量增加，村落遗址遍布。从村落文化讲，从遗址的布局、规模、数量、文化内涵远胜商周时代，陶器文化非常精致而多姿多彩，为商周村落所远不及。这是我们过去在考古调查、发掘中所感纳闷的事。这反映一古社会在生活中上下差别远不如商周那样悬殊，“和”的气氛远较商周浓厚。
在距今6600年左右，已出现铜器铸造业，此时的玉器制造较八千年为发达，进入了玉器时代。
在距今6500左右的濮阳西水坡仰韶墓中的蚌堆龙虎图，不仅反映龙崇拜观念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反映当时已有相当高的天文学成就，即二十八宿体系的产生。天文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门学科，它对农业生产极端重要，是指导农业的重要科学。由于中国农业产生极早，故它亦产生得极早。而中国的天文学饱含浓厚的哲学思想，即天人合的思想。中国天文学的本质特征是以天极为中心，赤道为座标[18]。天极附近的星为天极或北极星，又称天一、太一（随着赤极的移动，北极星也要移换），天一即太一，太一或一即中国哲学的“道”、“太极”。二十八宿分布的赤道为以天极为轴心运转的天球的正中地带，为日、月五星运行的座标，它的五宫（东、南、西、北、中的划分，四仲中星的强调，皆与阴阳、五行、八卦运行、消长有关。故其不单是个技术问题，更主要是精神、哲学问题。如四仲与中星问题，四仲，谓春夏秋冬四季之中，即二分二至。伏牺八卦中代表春秋的离坎，象征阴阳中和，春秋二分为日夜中分；代表夏冬的乾坤，象征阴阳两个极端，纯阳纯阴。夏冬二至分别表日最长，夜最短，夜最长、日最短，为阴阳转化之机。而冬至为中国历法之本、之元。一元之终，终而复始。历代帝王祭天定在此日，体现一种天人关系。
前面已云，“上古”的皇或帝，德象或法天地，即敬天保民，保持天、地、生三者和谐。保民生，重农业，因而天文历法就是首要的。这是是否得民心的反映，也是国家政权的标志。《论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朱熹《集注》说，“此尧命舜而禅以帝位之辞”。困穷者，指尽头，极边缘之地。终谓止，保持住也。命舜把历法把持正中，勿有偏失，将之推向天下四方最边远之地，让天降的福禄永远给予天下百姓（非如朱熹所说：“四海之人困穷，则君禄亦永绝也，戒之也”。此是从自私而不是为公的角度出发，不合尧舜禅让之德）。柳宗元《封建论》只是一种天才理论，并未涉及到“上古”的历史实际。我们以为“上古”自遂人氏以来的社会应当是封建大帝国。古文献中无人说遂人、伏羲的“天下”有多大，对神农氏的“天下《淮南子·主术》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阳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汉书·地理志》云黄帝“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史记·五帝本纪》说帝颛顼射疆域：“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帝尧疆域，《尧典》记羲和四子至四方观测天象：东阳谷南交，西昧谷北幽都。舜巡狩五岳：东岱宗、南岳、西岳、北岳。“肇十有二州”。流四凶于四裔：幽州、崇山、三危、羽山，南巡狩苍梧而死。禹治洪水，定九州，方五千里，南抚交趾，北户西戎折支，渠庾、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巡狩会稽而死。也就是自神农至禹疆域与秦汉大帝国差不太多。差不远从考古考古遗存看，这些说法与事实相差不远。这又涉及到一个观念问题，即如何判别文化系统问题，目前居于主流的理论是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即将我国考古学文化分作六大区系。我们不同意北说，认为它的理论建立在日用陶器的区分的基础地的，是为 疑古派“打破民族一元论”“打破地域一统论”之思想服务的，认为这是个“陶器误区，日用陶器只是考古文化金字塔下的基层（主要表现为民俗、民风性），而代表一个文化系统的只能上其上层，礼制性文化，如代表精神意识、天文观念的四象：龙、（蛇）、虎、凤（鸟）、龟。占卜文化的龟甲、八角星图、巫术神图或雕像及塑像。象征礼制或权力的特异装柄玉或石斧（钺）、圭璋、琮、壁、环、璜等。部分陶礼器：豆、规、禾、尊、觚、盆等（均表现为祭器祭礼为国与民之大事）。从高层文化看，中国境内的考古学文化呈现的景象则是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两湖的石家河文化、齐家文化（包括这些文化的上源）与中原的仰韶龙山文化皆为一个统一的考古文化，可以称之为“大中华文化”。这就跟从“区系类型”理论出发看到的满天星斗的夜空景象就不一样了。考古学文化反映的文化疆域与上举文献上的炎帝以来的疆域大体一致。从广东珠海深圳及香港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玉或石礼器圭、钺、璜、块、环等，[28]反映尧时南至交趾之说亦不是凭空编造。这也是对疑古派打破古史论调及其衍生理论的一个反证。
“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存还反映出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从墓葬的规格和随葬品看东北的红山文化，东方的大汶口和山东龙山东及东南良渚文化有许多地位显赫、规模巨大随葬品豪华而丰富，中原同时期的墓葬则相形见绌。从而产生一种论点，“新石器时代”周边的文化、文明高于中原，到三代中原才处于领先地位。此观点仍属西方的物质层面。看待文化与文明。如果从未中国文化文明的本义是精神层面这点来看，中原地区虽出现阶级区分，但作为高层统治者还得表现一种道德制约，不敢奢侈，这正是一种文明的体现，而边远地区的统治者受中央的控制力较差，所谓鞭长莫及，因而表现出一种淫侈心态。文明既然是一种宇宙观，价值观，一种道德，是在特殊社会条件。特定的心理状态下产生的，它对人们的心理和社会活动起着指导、调和、润泽、感化的作用，不象物质文化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工艺的提高，社会需求的增长、提高而不断提高、丰富、精致，而精神、道德却随时间、地点，即环境条件个人不同而不同，它往往时隐时现，往往物质丰富多彩，道德反向滑坡。尤其是统治者，在权力和物欲的刺激下，往往会奢侈腐化。上面所讲边区与中原考古文化的差别应当以此道理去解释。历代统治者因奢侈腐化而不务德而亡国者比比皆是，这也可解释考古学家们感到迷茫的问题，这些“高度的文明”如何一下就灰飞烟灭，去无踪影了。
从上述一些考古学家对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到三代，考古学文化由落后到领先的论断也可以证明古人对“上古”，“中古”社会性质的认识是正确的。即“上古”是道德之世，中古（三代）是仁义礼和智谋之世，之说是历史的真实三代时道德已衰，统治者自私，而要求人民遵守仁义礼。所以对中国文明的判断不能着眼于物质资料的多寡、精粗、贵贱。如同一个衣着豪华的纨绔子弟与一个衣衬蓝缕的穷书生，谁文明，谁不文明，是很显然的。故今天的考古学在研究中国有关文明的问题上，须从中国文明的本义而不是从西方关于“文明的概念出发，这是十分要紧的。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是国家考古学界2001年继夏商周断代工程后启动的又一多学科结合、联合攻关的国家级重大考古项目。此项工程涉及20多个自然和人文学科，旨在回答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诸多问题，如中华民族传说中的祖先黄帝和炎帝是否确有其人，比甲骨文更古老的文字是什么，谁在中华大地上修筑了第一座城邑，又是谁建立了第一个部落等问题。通过多学科的配合，复原中华文明产生、发展的历史。 中国古代文明探源的重点在文献记载的“五帝”时期至秦王朝的建立，即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21年。初步拟订的课题包括：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时期的文化与社会、汉字的起源、夏商周时期环境的变迁、农业和牧业起源、手工业的发展、城市起源、战争与文明起源及王权形成的关系、宗教信仰的起源、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等。相关课题还包括：史前至夏商周时期音乐、绘画、雕刻艺术、天文与历法、数学和金属矿产开采等。 考古学家将在传说中炎黄集团主要活动区域内，提取五千年前古人类遗传基因，将其与夏商周、秦汉以至现代中国各地人类基因对比，以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
编辑本段早期文明
结合中国古文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人综合提出了中国早期文明时代5个方面标志的看法 ： ①与人民大众分离的国家公共权力的确立。其重要的物化形态为出现了都、邑（国都、城邑），作为统治阶级建立和实施政治权力的基地，有大面积夯土基址的宫殿建筑等。 ②以阶级对抗为核心的社会分层现象。常常从墓地布局和墓葬规格（如棺椁、随葬品）等反映出来，并伴随着出现人殉和人牲制度等。 ③较复杂的礼仪制度和为王权服务的宗教力量的形成。系列化的玉礼器可视为这方面的指示物之一；同时出现礼仪中心建筑物，特别是宗庙成为王都所在地的重要标记，还产生了崇奉主神的大型祭礼场所。 ④文字系统的出现。因早期文明社会掌握和使用文字的范围甚窄，只能从散见的个别文字发现其所透露的信息。 ⑤青铜铸造和玉雕业的兴盛。这在中国既代表了物质文化的时代性尖端成就，又具有为社会政治服务而渗透着强烈观念形态的性质。 无论世界和中国，早期文明社会还有高低层次的差别，都经历了由初创到繁盛的阶段。最初文明的发端，既是多源的，又是有中心（核心）的，多源交汇和中心崛起两者相辅相成。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各种观点 根据上述理论，具体分析现有实物资料的涵义，以判明中国文明时代开端的年代和文化遗存，是考古学界正在研究的重大课题，目前尚无定论。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已经或正在经历着从氏族到国家演变过程中的质的转变，为中国早期国家阶段，或可称“原始文明”时期。这相当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如公元前3500年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辽宁凌源牛河梁坛庙冢遗址，便体现了王权与神权的结合。当时为建造巨型公共建筑物调动组织了很大的社会力量，采石、制玉、制陶已有相当专业化的分工，还出现了神职人员等特殊阶层，表明已存在高于氏族部落的政治实体。 ②以中原龙山文化为核心，中国各大文化区进入文明时代始创期，出现早期国家。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见二里头遗址）早期可能为夏代文明。夏代以前的五帝后期，存在的天下万邦局面，即是一种早期国家形态，可称为雏形国家、方国、邦国，或前王朝时期的部落方国时代。如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墓地，可看出当时已形成从“王”、贵族到平民的不同阶级和等级。许多地方出现了由玉器（良渚文化最丰富）、彩绘陶器、彩绘漆木器等组成的整套礼器，反映出以私有制和宗法等级制为基础的礼制已经确立，这是中国古文明的要素和特点之一。 ③以仰韶文化后期、大汶口文化后期、红山文化后期、良渚文化早期等为代表，约当黄帝、颛顼和帝喾时代，原始氏族社会走向衰落，出现了贫富分化以至初步的阶级分化，中国文明起源历程由此开始。至龙山时代，约当唐虞时代，诸考古学文化大概已走近文明社会门槛，也有的或者已进入与夏代文明有所不同的早期文明社会。其后整个二里头文化即夏代文化则属于文明代。 ④仰韶文化属于原始氏族社会。龙山文化处于军事民主制时期或称英雄时代，尚未跨入文明的门槛。整个二里头文化即夏代文化才是中国文明社会的开端。 ⑤二里头文化晚期相当于夏末商初，够得上称为文明，肯定进入文明时代。而夏文化则属于探索中尚未解决的问题。思想
在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二百年这一千年中，人类在世界上的三个不同地区几乎同时地涌现和发展出了对自身的人性精神进行不同方面反思的学问，它们即是由古希伯来先知首创的神学、由古希腊哲人首创的哲学和由古中国圣人首创的人学。严格地说，它们都是反思人性精神的人性之学，不同的是，神学反思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力量，哲学反思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力量，人学反思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力量。它们虽各擅人性精神的一个侧面，各自成为了一个系统的学问，但它们的目的却都是在关心人类自身的命运。 在迄今近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中，上述的无论神学、哲学、人学，都曾经历过一次以上的死亡和再生的历程。所谓学问的死亡，是指其对人类的命运所面临的困境已全然丧失了任何有助于变革的思考的力量。在此意义上，最早死亡的是古代中国的人学，或更具体地说主要地是指中国古代的儒学，其标志即是秦始皇一统中国之后的“焚书坑儒”。其后到了汉代，经过汉儒的再生，作为原始人学的儒学实际上变成了一种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到了宋代，经过宋儒的第二次再生，又一变而成了一种伪哲学的宋代理学或道学。此种伪哲学的宋(明)理学一直延续到清代末期，甚至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青年们喊出“砸烂孔家店”的口号为止。实际上人们不知道，孔夫子及其作为最初人学的本真的儒学，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不久便已经寿终正寝了。作为本真人学的儒学在两千多年中，只不过是一具僵尸被后来的人们分别用伪神学和伪哲学的“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两层裹尸布包装着，一再出现在历代中国人的面前而已。到了民国之后，中国古代的人学算是连其僵尸也一起被焚烧了。以上对古代神学、哲学、人学的历史演变的粗略叙述，既表明了关于人类对人性精神反思的大历史观，也说明了人性精神的三个方面的缺一不可的完整性和彼此的必要的互补性。无论神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哲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还是人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它们都是完整人性精神之学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任何缺乏其他方面孤立的人性精神反思的学问，都将在其时间历史的演变之中导致伪学问的兴起，例如坚持孤立的人学——儒学的中国，相继在汉代和宋代分别兴起了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和伪哲学的宋明理学的演变。同样，古希伯来的神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依然兴起过伪人学(基督教的道德神学)和伪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古希腊的哲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同样兴起了伪人学(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的道德哲学)和伪神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二、中华文明与伏牛山地区
第一,因为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初级阶段，先不论政治结构及性质，因为在现代化的道路有径可循的只有西方的范本，即西方的普世观念，在这个过程中的国家追逐一致都是经济优先，中国在自身进行探索的同时也必定要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其经验，在中国经济能达到与之抗衡或者反制的情况前，经济仍将是中国必须优先的模式，这个应当毫无疑问，一切的文化政治都是在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也就是说文化的强弱与输出与否是以国家文明的经济基础为后盾的，所以暂时的文化不对等正是经济基础的体现。
第二，我们明确说中华文明是传统而有生命力的，在政治方面仍然成立。无论是谁当政，都是离不开传统的支撑。这里说一下其中我们应该认识到的就是，中国的权利阶层——即政府从古至今都是高于一切的存在的，几千年从未允许过与其分权的存在，这也是家长制的延续。即使在商业发达的唐宋，商人也只有成为官员阶层的一员才能触碰到权利，官商结合，腐败横行，当然这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国情下理所当然的被扩大，只有道德自身才能约束他们，这是儒家的济世观念，民主与此是相反的，自上而下与自上而下考验着政府的观念转变能力。所以说，现在社会是必定要冲突激烈的。
第三，无论未来中国的前景是如何，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是绝对不会完全向西方指定的方向转变的，包括民主制度，从上一点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有5000年文明的国度，这就是我们的自信。而西方的观念绝对不会柔软的接受中国的冲击，傲慢与偏见是相互都存在的。当然，这里就不转移您内省的主要矛盾的视线了，说国际形势也是不得已。
我们不仅仅是民族国家，更是一个文明国家。
我们的文化特质在被经济建设浪潮中的问题所掩盖，当把英国150年的工业革命缩短在30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在这个规模宏大、土地广袤的国土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显奇迹。我们的文化只能植根于传统文化，而它的建立和传播不仅仅是内部保持的问题，更是要有宏大的经济基础来宣扬海外。
这样的文化如何建立，将会如何，我还不懂，这是我感到悲哀的地方，所以需要中西融合的人才——当然，社科在现在中国的地位远远高于人文的存在，这是不正常的。
总的来说，问题太多，而我还没形成完整的指导自身人格体系。这需要一群像楼主这样的人。量和时间，才能促进质的飞跃——不是突变。
希望楼主走向成功，仅此表达对先行者的敬意。
共勉。并不是学术性的，是实用方面，我问过许多人，有的人说美国人信仰很多，但每个人都有信仰，而中国现代就根本没有文化可言，中国大部分人还在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发愁，能谈什么信仰，有钱就是信仰。一个民族没有信仰是可悲的，对于我而言，接受了祖国的九年义务教育，再加上高中大学一共7年，我没有我的信仰。我知道我是可悲的，可是我有原则，我不会去危害社会危害别人我不去违法犯罪（我也知道这是从小被老师父母吓出来的）。我爱我的祖国，我有一颗报国心，我想进入政治圈，但是政治又是被中国几个家族垄断的，我想救国救民，只能自己创业，先齐家，而后平天下祸乱灾难，可是我现在真的很迷茫，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与时俱进的适应这个时代的文化（能让国家人民强大，走在世界前列的文化）。不要和我说什么韬光养晦，中庸之道，这些带给了中国什么？至少我生活的这个年代更多的看到的是贪污腐败炫富无知脑残。还有西方所谓的潮流，潮流就是西方国家少数几个人为压榨世界亿万人而被神化了的词语。可是就算有人清醒可还是有那么多人前仆后继，为了一个比塑料袋多了一个兜的包而花去有些人一辈子也赚不到的钱，这些为什么？中国为什么不能领先于世界？我相信这是文化的差异，就好像唐朝引领世界文化一样，中国这是怎么了
Ⅱ 四大发明哪个不是经阿拉伯人传出的
中国的印刷术是经过波斯(即伊朗)传入西方的，其他各项由阿拉伯人传入的
Ⅲ 四大发明介绍和对人类的影响
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四大发明
东汉造纸术发明家。字敬仲。桂阳（今湖南郴州市）人。明帝永平十八年（75）入宫为宦。东汉章和元年（87），任尚方令。元兴元年（105）发明造纸术。他总结前人经验，始有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原料经过挫、捣、抄、烘等工艺造纸，称“蔡侯纸”，对改革和推广造纸术有很大贡献，后世传为造纸术的发明者。
毕升（？-约1051）北宋发明家。徽州（今安徽歙县）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
我国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早期的印刷方法是把图文刻在木板上用水墨印刷
的，现在的木板水印画仍用此法，统称为“刻版印刷术”。刻版印刷术的前身是
公元前流行的印章捺印和五世纪出现的拓印碑石等方法。造纸和制墨等生产技术
出现以后，逐渐发明了刻板印刷术。到了唐代，刻板印刷在我国已非常盛行，并
先后传至朝鲜、日本、越南、菲律宾、伊朗等国，影响到非州和欧州。公元十一
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印刷术出现了许多重大的改革和发明。宋代庆
历（公元1041年）间，毕升首创泥活字版，使书籍印刷更为方便。据沈括的《梦
溪笔谈》记载，毕升发明在胶泥片上刻字，一字一印，用为烧硬后，便成活字。
排版前，先在置有铁框的铁框的铁板上敷一层搀和纸灰的松脂蜡，活字依次排在
上面，加热，使蜡稍溶化，以平板压平字面，泥字即因着在铁板上，可以象雕板
一样印刷。此外，他还研究过木活字排版。活字可以多次使用，比整版雕刻经济
方便。
早在战国时已有关于用天然磁石制造“司南”指示方向的记载。至宋代，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技术有了重大进展。《梦溪笔谈》中说，当时以看风水、看病为业的方士最先把指南勺和指南鱼磨制成了灵敏度更高的磁针，并放在以八卦和天干地支分度的罗盘上，使用起来十分方便。
宋朝航海者首先将指南针装到了船上，到宋后半期，海船上已普遍装有原始的罗盘导航“针盘”。这是世界海运史上空前的进步，标志着人类从此获得了在海洋中全天候、远距离航行的能力，对发展海上交通、推进世界各地人民的交往起了巨大的作用。
与中国在海路上贸易来往频繁的阿拉伯人，于十二世纪八十年代在其船上装置了指南针。宋末元初，欧洲人从阿拉伯人那里认识进而在船上安装了指南针，由此，近代欧洲航海家的一系列远航与地理大发现都成为了可能。
火药是中国古代炼丹家在炼丹过程中发明的。我国古代著名的炼丹家葛洪等，都曾在洛阳长期逗留过，伟大的医药学家孙思邈生活在隋代和唐代早期，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人。他博涉经史百家学术，通达道经佛典，总结了唐以前的临床攻理论，收集方药、针炙等内容，编著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书，在医学上有较大贡献，被后世尊为“药王”。他不仅是伟大的医药学家，而且是著名的炼丹家，自号“孙真人”。他是总结以前炼丹家经验基础上收集河洛地区和关中地区炼丹家的配方，最后提出硫磺伏火法这种较为管用的配方。总之，火药的发明与传播，和孙思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Ⅳ 四大发明的作者(随便一个)分别是谁(姿料)
姓名：毕升
国家或者地区：中国
学科：发明家
发明创造：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
毕升（？- 1051）中国古代发明家。北宋布衣，淮南路蕲州蕲水县直河乡（今湖北省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墩村）人。初为印刷铺工人，专事手工印刷。他在印刷实践中，深知雕版印刷的艰难，认真总结前人的经验，在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平民毕升创造了活字印刷术。这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所作出的又一伟大贡献。
在此之前，只有摹印、拓印和雕板印刷，既笨重费力又耗料耗时，不仅存放不便，有错字又不易更正。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方法既简单灵活，又方便轻巧。其制作程序为：先用胶泥做成一个个规格统一的单字，用火烧硬，使其成为胶泥活字，然后把它们分类放在木格里，一般常用字备用几个至几十个，以备排版之需。排版时，用一块带框的铁板作底托，上面敷一层用松脂、蜡和纸灰混合制成的药剂，然后把需要的胶泥活字一个个从备用的木格里拣出来，排进框内，排满就成为一版，再用火烤。等药剂稍熔化，用一块平板把字面压平，待药剂冷却凝固后，就成为版型。印刷时，只要在版型上刷上墨，敷上纸，加上一定压力，就行了。印完后，再用火把药剂烤化，轻轻一抖，胶泥活字便从铁板上脱落下来，下次又可再用。
我国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早期的印刷方法是把图文刻在木板上用水墨印刷的，现在的木板水印画仍用此法，统称为“刻版印刷术”。刻版印刷术的前身是公元前流行的印章捺印和五世纪出现的拓印碑石等方法。造纸和制墨等生产技术出现以后，逐渐发明了刻板印刷术。到了唐代，刻板印刷在我国已非常盛行，并先后传至朝鲜、日本、越南、菲律宾、伊朗等国，影响到非洲和欧洲。公元十一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印刷术出现了许多重大的改革和发明。宋代庆历（公元1041年）间，毕升首创泥活字版，使书籍印刷更为方便。据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毕升发明在胶泥片上刻字，一字一印，用为烧硬后，便成活字。排版前，先在置有铁框的铁框的铁板上敷一层掺和纸灰的松脂蜡，活字依次排在上面，加热，使蜡稍溶化，以平板压平字面，泥字即因着在铁板上，可以象雕板一样印刷。此外，他还研究过木活字排版。活字可以多次使用，比整版雕刻经济方便。
毕升的胶泥活字首先传到朝鲜，称为“陶活字”。后来又由朝鲜传到日本、越南、菲律宾。十五世纪，活字板传到欧洲。公元1456年，德国的戈登堡用活字印《戈登堡圣经》，这是欧洲第一部活字印刷品，比中国的活字印刷史晚四百年。活字印刷术经过德国而声速传到其他的十多个国家，促使文艺复兴运动的到来。十六世纪，活字印刷术传到非洲、美洲、俄国的莫斯科，十九世纪传入澳洲。从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传遍全世界。全世界人民称毕升是印刷史上的伟大革命家。毕升于1051年（宋仁宗皇 右三年）逝世，与其妻李妙音合葬于今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墩村睡狮山之阳。1052年（宋仁宗皇右四年）二月初七日，其子毕嘉、毕文、毕成、毕荣，其孙文显、文斌、文忠为之立碑。
1990年秋，湖北省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墩村睡狮山麓出土了一方墓碑，据考证为毕升的墓碑。墓地西3公里处为毕家铺，南一公里处的肖家大屋传为毕宰相府，东十五公里处有宰相毕翰儒墓。经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委会、湖北省文管会等单位委托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树青等28名专家学者鉴定，确认无疑。宋仁宋庆历年间（1041-1048）发明活子排版印刷术（沈括《梦溪笔谈》载：“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版”），在当时印刷界反响很大。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为我国文化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据传，毕升后人因用活字胶泥伪造钱币被朝廷发现，株连九族，侥幸逃脱之族人遂改姓田、万。……
供参考。
Ⅳ 四大发明
印 刷 术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印刷术是按照或图画原稿制成印刷品的技术。早期的印刷是把图文刻在木板上用水墨印刷的，现在的木版水印画仍用此法，统称“刻版印刷术”( 亦称“雕版印刷术”) 刻版印刷的前身是公元前流行的印章捺印和后来出现的拓印碑石等。造纸和制墨等生产技术出现之后, 逐渐发明了刻版印刷技术。刻版印刷术最早出现在洛阳。在造纸术改进60年后出现刻版印刷术，仅供皇帝御用。
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六世纪下半叶到七世纪上半叶的隋唐之际，另出现了雕版印刷。开始时主要在民间使用,特别是用于家家历书、农书和医书等印刷。到了九世纪,出现了大规模的雕版印刷。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平民毕升发明了泥活字,开始了活字印刷的历史。元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左右,王祯创造了木活字,并发明了能够转动的排字盘,这一创造把活字印刷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中国古代的印刷工匠还创造了套色印刷。此外,用铜墙铁壁、锡、铅等金属活字的印刷也很发达。
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物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印制的《金刚经》,它全长4877毫米,高244毫米,由七张粘连起来而成一卷。卷首有释迦说法图,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王+介)为二亲敬造普施”题记。原藏于甘肃敦煌千佛洞,1899年发
现。1907年为英国人斯坦因盗去，现存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
隋唐时，我国的刻版印刷术先后传至朝鲜、日本、越南、菲律宾、伊朗等国,后又辗转传至非洲和欧洲。直至公元14世纪末，欧洲始有刻版印制品。
造纸术
造纸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早在1800多年前，造纸术的发明家蔡伦即使用树肤（即树皮）、麻头（麻屑）、敞布（破布）、破鱼网等为原料制成“蔡侯纸’，于公元105年献给东汉和帝，受到高度赞扬。造纸术的发明对中国和世界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造纸术发明的初期，造纸原料主要是破布和树皮。当时的破布主要是麻纤维，品种主要是苎麻和大麻。据称，我国的棉是在东汉初叶，与佛教同时由印度传入，故用于纺织应是更晚一些的事了。另外当时所用的树皮主要是构皮（即楮皮），对枸皮纸曾有“楮先生”之称。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3-5世纪）纸的品种、产量、质量都有增加和提高，造纸原料来源更广。史书上曾论及到这时期一些与原料有关的纸种名称，如写经用的白麻纸和黄麻纸，枸皮做的皮纸，藤类纤维做的剡藤纸，桑皮做的桑根纸，稻草做的草纸等。由此看来我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麻、枸皮、桑皮、藤纤维、稻草等已普遍用作造纸原料。
另外史书上还有提到有关蚕茧纸、苔纸、发笺纸、侧理纸等名词，那么是否当时曾用青苔、毛发等造纸呢？笔者根据这类纤维的特性来看，认为不大可能，毛发极少纤维结合力，成纸强度很低，不宜单独用来造纸，至于蚕茧纸和发笺纸之说很可能是一种象形名词，白净、细密的麻纤维纸表面形似蚕茧，可能就称其为蚕茧纸。假如在纸浆中加入少许着色的长纤维或毛发，给人以披发的感觉，故而可能就称其为发笺纸，形似青苔并且显绿色花纹者可能谓之苔纸，当然这只是一种推论，尚需送一步考据。
竹子作为造纸原料始于晋还是宋，尚有不同的看法。南北朝书法家萧子良的一封信中曾说“张茂作箔纸……取其流利，便于行书”，据考据，所渭箔纸即嫩竹纸，张茂是东晋人，看来用竹子造纸可能是初始于晋。但用量很少。
我国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空前繁荣，造纸业也进入一个昌盛时期，纸的品种不断增加，生产出许多名纸及大量艺术珍品。造纸原料以树皮使用最广。主要是楮皮、桑皮，也有用沉香皮及栈香树皮的记载。藤纤维也广为使用，但到晚唐时期，由于野藤大量被砍伐，有无人管理栽培，原料供不应求，藤纸一蹶不振，到明代即告消失。
宋代竹纸发展很快，后期的市场上十之七八是竹纸，用量之大可以想见，就产区而言有四川、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等，最盛之地当推浙江、四川。在工艺上宋代竹纸大多无漂白工序，纸为原料本色，除色黄之外，竹纸也有性脆的缺点。
元明时期竹纸的兴盛创造了历史新篇章，尤以福建发展最突出。使用了“熟料”生产及天然漂白，使竹纸产量大有改进。
清代由于造纸业的大发展，麻及树皮等传统造纸原料已不能满足需要，竹纸在清代占了主导地位，其他草浆也有发展，河南、山东、山西等地有人用麦草、蒲草。陕西、甘肃、宁夏有人用马莲草，西北用芨芨草，东北用乌拉草。造些野生草类植物，在清代末期当地居民已用以制造粗草纸。我国用蔗渣造纸始于清末，张东铭在徐家坡设一造纸厂以蔗渣为原料，对此《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八四有记载。清代草浆生产技木有了很大进步，用仿竹浆、皮浆的精制方法制取漂白草浆。著名的泾县宣纸就是用一定配比的精制稻草浆和檀皮浆抄制而成，其生产工序一直延续至今。芦苇在清末也有使用。据光绪三十二年《东方杂志》三卷3期载：“陈兴泰在汉口桥口地方，设一造纸厂，先后以芦浆（芦苇）、蔗渣、稻草杆等物，试造日用纸张，有成效”。
造纸术在我国由发明而发展，遍及全国。到公元7世纪初期（隋末唐初）开始东传至朝鲜、日本；8世纪西传入撒马尔罕，就是后来的阿拉伯，接着又侍入巴格达；10世纪到大马士格、开罗；11世纪传入摩洛哥；13世纪传入印度；14世纪到意大利，意大利很多城市都建了造纸厂，成为欧洲造纸术传播的重要基地，从那里再传到德国、英国；16世纪传入俄国、荷兰；17世纪传到英国；19世纪传入加拿大。
造纸术西传后所用的原料及工艺仍习我国之故，以麻和破布为主，不过欧洲的破布普遍是棉纤维，成品纸不如中国产品柔顺薄韧，而且破布日感供不应求。到19世纪末，在欧洲产业革命的推动下，以木材为原料的机制纸迅速发展，并普遍认为木材是一种较好的造纸原料。我国在满清末年和民国初年也逐渐出现了机械化的造纸厂，木材和非木材原料均有使用。
火药
火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火药,顾名思义就是(着火的药)。它的起源与炼丹术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古代炼丹士在炼丹时无意中配制出来。左图为元代铜火铳。
它是硫黄,硝石,炭的混合物,而前两项在汉代成书的中国第一部药物学典籍(神农本草经)里都被列为重要的药材。就是火药本身也被归入药类,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说,火药能治疮癣,杀虫,辟湿气和瘟疫。火药的发明是人们长期炼丹,制药实践结果,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唐朝末年,火药已被用于军事。唐昭宗天佑元年(904年)杨行密的军队围攻豫章,部将郑璠(以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带领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九国志?郑璠传>。这里所说的(飞火),就是(火炮),(火箭)之类。(火炮)是把火药制成环状,把吊线点燃后用抛石机抛掷出去;(火箭)则是把火药球缚于箭镞之下,将吊线点燃后用弓射出。到了宋代,戢争接连不断,促进火药武器的加速发展。北未政府建立了火药作坊,先后制造了火药箭,火炮等以燃烧性能为主的武器和(霹雳炮),(震天雷)等爆炸性较强的武器。南未在1259年造出了以巨竹为筒,内装火药的(突火枪)。到了元代又出现铜铸火统,称为(铜将军)。这些都是以火药的爆炸为推动力的武器,在戢争中颢示了前所未有威力。右图为南未突火枪。
在12,13世纪,火药首先传入阿拉伯国家,然后传到希腊和欧洲乃至世界各地。对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对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美法各国直到十四世纪中叶,才有应用火药和火器的记载。左图为北未火药箭。
指南针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利用磁铁在地球磁场中的南北指极性而制成的一种指向仪器，有多种形体。战国时期，已发现磁石吸铁的现象，并用天然磁石制造“司南之勺”，“其柄指南”。此后，经过长时期的实践，发现人工磁化的方法，造成更高一级的磁性指向仪器。宋代科学家沈括首先记载了地磁偏角，说用天然磁石摩擦钢针，使之磁化成为磁针，可以指南，而常微偏东，并介绍了4种支挂磁针的方法：一是浮于水面，二是放在指甲上，三是放在碗沿上，四是线缕悬挂。
宋军中配备指南鱼，是将薄铁叶剪成鱼形而磁化，用于阴天和黑夜判断行军方向。后来又发展成磁针和方位盘联成一体的罗经盘，即罗盘。曾三异在《因话录》中记载当时有“地罗”，这种地罗还是一种水罗盘。当时，阴阳家用地罗看风水。在清丈田地和判决土地诉讼时，也使用地罗。据史料记载，至晚在北宋后期，指南针已用于航海；南宋时，使用“针盘”导航。这种针盘还使用“浮针”，这对于海上交通的发展，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极大作用。
Ⅵ 四大发明的创造
新版三字经 最简练：
我先贤 聪且慧 发明多 功至伟 造纸术 创在前 印刷术 世居先 指南针 黑火药 华夏人 首创造
【造纸术】东汉时的蔡伦，以树皮、麻头、破布、旧鱼网为原料，造纸成功。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人。纸的发明，大大地推动了文化发展的进程。蔡伦之后几百年，造纸术才经朝鲜、日本传到世界各地。
【印刷术】刻板印刷在我国唐代已经盛行，先后传到朝鲜、日本、越南、菲律宾和伊朗等国，并影响到非洲和欧洲。宋代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版印刷，比欧洲发明活字印刷早四百多年。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又一卓越贡献。
【指南针】战国时代，我国已经有了用天然磁铁矿磨成的指南针。那时叫“司南”，这在韩非子的著作中已提及。北宋时（公元11世纪），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对磁石磨成的指南针，更有详细记载。12世纪我国已将指南针用于航海，14世纪才传到欧洲。
【黑火药】唐朝的炼丹士用木炭、硝石、硫磺炼丹时，无意中发明了有爆炸性的火药。北宋时火药已用于战场，13世纪到14世纪才传到外国。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黑火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Ⅶ 关于四大发明的一个疑惑
明白楼主的意思，这个问题假设了一个大前题：中华文明存在绝对孤立发展的条件。这种情况下，文明的发展会不会更和谐。对吧？
中华文明很伟大，有很强的包容性。但中华文明并没有楼主所想象的那么和谐。我们自已民族的发展史，一样有血有泪，并不是一部和谐的历史。试言之：
一。汉以前（为什么这么分呢，因为汉是儒家占中华文明主流的开端。）
文明肯定存在着发展与整合。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一部兼并斗争史，不管是在政治还是在文化方面，冲突都非常激烈。而这种冲突，并不仅仅是采取和谐的手段的，肉体的折磨，压迫，战争和屠杀，一直穿插其中。而这一时代，恰恰符合楼主的假设，中华文明与外部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所以说，斗争，并不一定是外来的，一家人关起门来打架的事多了。
二。汉以后
儒家的治国思想占了中华文明的主导地位。儒家倡导中庸包容，有极强的同化性，不管是面对异族入主中原还是暴君乱臣，都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成为治政之选。就算发展的方向和过程会有些不顺，到最后都能坚强地向前发展。估计这是楼主产生这个假想的主要原因，但是这种情况，反而更加远离了楼主的期待。人文素养和整个文明水平的的关系太复杂。简单点说，儒家倡导纲常，推崇愚民政治。就我个人的观点，儒学的发展，只是少部人的事，只对统治阶级有利，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是福是祸？一直坚持下去会不会造就一个阳萎的民族？还是儒学被误解歪曲了？这些问题估计没人说得清。但很明显，我个人绝不认为特权横行，民众愚昧的文明算得上和谐。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种日子，和谐只是部分人唱的高调而已。
三。假设
既然是假设，我们就假设着推论一下。从明开始，如果没有外来势力干扰，中华文明是一个以中华为上国，四夷来朝的局面。但是楼主去看看明史就应该知道，明朝的民众可没什么好日子过。整个社会跟和谐没有一点关系。就算不是明朝。只是特权横行，民众的生活就好不起来。这种过程发展的时间越长，差别越大，社会矛盾就会越尖锐，到一定程度，整个国家就会发生动乱。社会秩序面临重建，和谐也就无从说起。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治乱史，实际上绝大部分都是因为如此，外敌因素只是少数。
不看政治光看文化，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明重德。人文素养高于社会科学文化的情况实际就是儒家推崇的仁德治国的理想状态。但这两方面实际是互相影响，互相适应的。科学和生产力超越人文，我看就和现在的社会差不多，楼主觉得和谐吗？人文要是超越了科学生产力，人和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极大的提高，必然会追求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水平。设想一下，做为一个崇高的人，楼主能见到广大人民过着苦日子？实际上，人文都是伴随着科学和生产力发展的。超前的情况一般都极端不正常。象原来欧洲的共产公社形式，就是个例子。儒家也说，衣食足然后知荣辱。我国现阶段也只敢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只把共产主义的美好目标当做理想。可见人文素养是要有基础地。不可能出现楼主假设的情况，这两者相适应的过程，也必会充满了新旧势力和意识的冲撞。
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和谐只能是个美好的愿望，冲突与斗争，才能不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文化与生产力科学水平，不断的互相促进，人类才会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