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法创造

① 简述国际私法的渊源。

国际私法的渊源可以表现国内立法、国内判例、国际条约、国际惯例。

国际私法的渊源是指用以表现国际私法规范的各种具体形式，除了国内成文法和判例这两个主要渊源外，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也可能成为国际私法的渊源。此外，一般法理、国际私法之原则及学说也可成为国际私法的渊源。

国际私法的渊源指国际私法借以产生的一些形式，即形式渊源。因为国际私法是国内法，它的渊源是国内立法和习惯法。为了使各国的抵触规则趋于一致，以期各国在适用法律和判决上的一致，国际间也缔结了一些多边的和双边的统一抵触规则的条约，这些条约也形成国际私法的渊源。

至于国际私法学说，是对国际私法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的因素，与国际私法的形式渊源相对照，它是实质渊源。

(1)私法创造扩展阅读

在中国国际私法发展之初的20世纪0年代中期，产生了若干散在各个部门法中的若干零星的国际私法规则，中国国际私法法规处于不系统、不独立、不完善的状态，国际私法学界对此进行了持续和深入的研究，从立法体系、理念到具体条文设置都有涉及。

提出了建立和完善中国国际私法法规的大量建议，在此方面，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在学界丰硕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历时6年，于2000年完成并出版了《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这是中国国际私法学科在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对推促中国国际私法立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直到2009年，国家立法机关决定制定国际私法法规，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又提供了立法建议稿，为2010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最终制定完成并颁布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0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颁布实施后，中国国际私法学界对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该法规的内容的评析和法规实施情况。

法规实施6年多来，实施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又成为国际私法学界研究的重点，这些研究对法规条文的不足和实施中的问题提出了很多完善建议，并希望通过制定司法解释的方式能够细化规则内容和修正规则的缺陷。

综上所述，中国国际私法学科在近40年间获得了迅速发展，已达到先进和成熟，成为法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学科，今后仍将继续发展。

②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 详细 最好论文！

公法与私法划分之探讨【学科分类】民法总则
【出处】《首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6月。
【摘要】文章先由一个案例入手，简要探讨公私法的区别及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然后精细的分析了公私法划分的起源、发展及划分的标准，并着重指出公私法划分的五大意义。
【关键词】公法 私法 划分标准 划分意义
【写作年份】2004年

【正文】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由来已久。但是，由于我国过去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所以我们曾经一度否认二者的划分，乃至否认私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逐步推向深入，加强法治建设的呼声也会愈来愈大。现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体系。当今，我们再也不能够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否定私法、否定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本文首先从分析案例着手来说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普遍存在，然后具体论述了公法与私法划分的起源、发展、划分的标准及其意义，期待能够在理论上正本清源、去伪存真。
案例：甲酒后驾车，撞倒乙致其重伤并逃逸。路人丁送乙前往丙诊所就治，丙以乙未缴纳保证金为由拒绝诊治。试问：①乙得向甲请求何种权利？②甲应负何种刑事责任？③甲的主管机关能否吊销甲的驾照？④丁得向乙主张何种权利?⑤乙得向丙请求何种权利？⑥丙的主管机关应当对其作出何种处罚？⑦上述情形所涉及的法院管辖和救济程序有何不同？⑧上述法律的适用何者属于公法？何者属于私法？⑨什么是公法、私法？其划分的标准及意义何在？
解析:①在前述案例，乙得否向甲请求损害赔偿，是民事案件，由法院的民事庭受理并依民事诉讼程序进行。乙得向甲请求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请求权基础是民法中有关侵权行为的规定。属于私法。
②甲酒后驾车致乙重伤，并且逃逸，触犯刑法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是刑事案件，由法院的刑事庭受理并依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属于公法。
③依《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之规定，酒后驾车致人重伤者，吊销其驾驶执照。交通执法部门可以依法吊销甲的驾照。这是行政处罚案件，依行政程序法即行政处罚法来处理。属于公法。
④丁可以向乙主张权利，其请求权的基础或者依据为无因管理之债。即丁可以向乙请求无因管理所产生的费用或者损失的权利。这是民事案件，由法院的民事庭受理并依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属于私法。
⑤乙能否向丙请求救济，关键在于看丙在法律上负有何种义务以及乙是否因丙违反该义务而受有损害。丙作为医师，不得拒绝救治病人，负有强制缔约义务。所谓强制缔约是指个人或企业负有应相对人的请求，与其订立契约的义务。也就是说，对相对人的要约，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承诺；如果拒绝承诺或者缔约，那么相对人就可以提起诉讼。负有缔约义务的人或企业，拒绝订立契约致相对人因而受有损害者，应负赔偿责任。强制缔约义务之诉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要求负有缔约义务的一方接受要约或承诺而签订合同之诉;另一种是因为没有正当理由而拒绝承诺所生的损害并由此引起的损害赔偿之诉。医师管理法规定，医师非有正当的理由不得拒绝诊疗、检验或处方的调剂。在本案中，丙以乙未交纳保证金为由拒绝救治，未交纳保证金算不算是正当理由是争议的焦点。笔者认为，未交纳保证金不能算是正当理由。因为，法律规定医师的强制缔约义务是基于对人的生命健康权益的重视，如果随意以患者无保证金而拒绝治疗则违背这一原则；何况救死扶伤本来就是医师的天职！因此，在本案中，假如乙因丙拒绝治疗而受到损害的话，那么乙就可以向丙请求损害赔偿。这是民事案件，由法院的民事庭受理并依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属于私法。
⑥依《医师管理法》的规定，医师违法拒绝救治病人后果严重的，其主管部门可以吊销其营业执照。卫生部门可以根据情况对丙作出处罚。这是行政案件，依照行政处罚法来处理。属于公法。至于公私法的涵义、划分标准以及意义等下文将详细加以论述。
一、公法与私法划分的起源及发展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大陆法系国家所公认的基本法律分类。它源于罗马法，为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所首创。他以法律维护的利益为标准，把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认为“公法规定的是罗马国家状况（如国家机构、宗教机构及其事务，涉及国家的稳定。笔者注释）”,“私法是有关个人利益的规定”①。这种划分反映着国家与个人对立的认识，体现了以法律来维护个人利益空间的用心。这一观念影响了罗马法并强化了私法的发展。优士丁尼《法学总论》中规定:“法律学习分为两部分，即公法与私法。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②
至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法典编纂和法制改革过程中，罗马法得到继受，公、私法的分类也得到广泛运用。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建立后，各国纷纷以罗马法为基础，结合本国的实际制定和改造其法律体系。法学家们在开始认真研究现存法律规范和制度时，公、私法的划分就成为他们重建法律制度的重要考虑因素。如果说在罗马法时代公、私法的划分只是初步的，缺乏较成熟和系统的法理底蕴和很深厚的物质生活根基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后政治制度不断完善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在欧洲大陆各国创建近现代法制的同时，公、私法的划分就有了更迫切的理论需求和稳固持久的生活基础。时至今日，公、私法分类在大陆法系各国根深蒂固，极为流行，并与各国的文化交织在一起。美国法学家梅利曼在说明这个问题时认为:“法学家的论文、专著以及法学院学生们的习作，一般都涉及到这种二分法的讨论，而且学者和学生们往往是采用过去讨论中出现的权威性见解作为论述的可靠依据。欧洲和拉丁美洲法学院的学生们一跨进学院，就碰到公法和私法的分类，并且往往不加批判地加以吸收，从而很快在此基础上形成他们的法律观点。”③
二、公法与私法划分的标准
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分类标准，至今尚无定论。瑞士学者郝林嘉（Hollinger）曾列举不同学说达十七种之多，德国学者瓦尔兹（Walz）也曾列举十二种学说，足见其见解之分歧。④本文仅介绍主要的几种观点并加以评述。
利益说，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者为公法，以保护私人利益为目的者为私法。乌尔比安倡导此说。这一学说存在如下缺陷：其一，公益和私益用语本身存在确定的困难，不便具体应用。其二，任何法律会同时兼顾公益和私益，刑法虽属公法但亦具有保障私人生命财产安全即私益；民法虽属私法但也具有保护交易安全、社会伦理秩序和经济秩序等公益。因此，无论是公法还是私法，其宗旨都不仅仅在于促进或保护某些公共的或个人的利益，而且在于适当的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创造正义和公正的局面。
应用说，凡法律规定的内容，私人的意思不许自由抛弃或者变通的为公法，即“公法不得为私人简约所变通”；反之为私法。应用说在技术上非常简便易行，但是它不能解释法律划分的实质理由。
主体说，法律关系主体的一方或双方为国家或国家授予公权力的机关者为公法，法律关系主体双方均为私人者为私法。该说为德国学者耶律内克所倡导。这一学说仍有缺陷，国家或其他公权力机关有时也与私人缔结买卖、租赁或运送等契约，如政府采购等；私人有时会立于国家地位对其他私人行使公权力，如海商法规定船长因维持海上治安得行使警察权等。
性质说，此说以法律关系的性质为其区分标准，又可细分三种学说：（1）权力关系说，即规定不平等关系或权力服从关系的为公法，规定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为私法。此说无法解释国际法，国际法虽属公法但却规定国与国之间平等权义关系。（2）统治关系说，即规定国家统治权关系的为公法，规定非统治权关系的为私法。该说的缺陷在于，确定统治权问题上不易明确且难以操作。（3）生活关系说，即凡规范作为国民自身一份子资格而产生的国民的生活关系（私的生活关系）的为私法，如买卖、婚姻、继承等；凡规范作为社会一份子立场而发生的社会的生活关系（公的生活关系）的为公法，如当官、纳税、服兵役等。批评者认为这一主张实际上也难以操作。
新主体说，凡规制国家或公共团体为其双方或一方主体的法律关系，而以权力服从关系为基础者为公法；仅规制私人间或私团体间的相互关系，而以平等关系为其基础者为私法。此说乃折衷学说，颇具说服力。⑤
一般而言，所谓公法，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整个社会利益的法律，它主要调整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之间、国家机关与私人、私团体之间以及整个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这种规范调整以权力服从为基础、为特征。发生公法关系的各方当事人中，必有一方是国家机关或由国家机关授予公权力的机构。宪法、刑法和行政法等属于公法范畴。所谓私法，则是维护一切私人或私团体的利益的法律，凡属于与国家权力无关的私的领域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即由私法调整，这种规范调整以平等自愿为基础、为特征。发生私法关系的各方当事人，必是从事私的领域活动之主体，其中也包括从事私法行为之政府，如政府在市场中购买大宗办公用品，国债的发行等。民法和由其派生之商法属私法范畴（民法是私法中的普通法，商法是私法中的特别法）。
值得注意的是，公私法的划分又受到法律一元论和三元论的冲击。主张一元论的为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Hans Kelsen），他认为公私法的划分没有必要，法律应该一元化，并提出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本质上也是权利义务关系而非权力服从关系。一元论虽着眼于法的统一性，但在现实中一元论的法律是不存在的。德国学者帕夫洛夫斯基（Pawlowski）提出以公法、私法和社会法三分法来取代传统的两分法。三元论目前在德国学界颇有影响。三元论者注意到了当代法律的一些实际发展，即公私法的交错形式上产生了作为中间领域的新型法域，如劳动法和经济法等。社会法的出现，说明法律在一定范围上突破了传统的二元划分，正朝更精细的调整目标迈进。⑥但是，传统二元划分并不过时。因为，公私法划分的基础在于承认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存在并重视个人的独立性及其利益，只要国家存在，这一基础就不会消失；再者，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两类不同性质的审判机关和两类不同性质的诉讼程序，而目前这种司法体制及诉讼途径（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都没有改变。
三、公法与私法划分的意义
总体而言，公法与私法分类的基本意义在于便于法律的适用。区分二者的实益在于，易于确定法律关系的性质，应适用何种法律规定，应采用何种救济方法或制裁手段，以及案件应由何种性质的法院或审判庭受理，应适用何种诉讼程序。梁慧星先生在谈及公法与私法的分类时说，法律之分为公法与私法，乃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大成果。他同时引用德国学者基尔克的论断：公法与私法的区别是今日整个法秩序的基础。⑦如果这一区别被混淆，甚至无视公法与私法的本质差异，作为社会调整器的法律将会失灵，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将会处于混乱之中。具体言之，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主要有以下不同意义。
（一）从利益保护的重心来看，公法以维护公共利益即“公益”为主要目的，私法则以保护个人或私人利益即“私益”为依归。
“利益说”曾是公、私法划分标准的有力学说，这种论说是以利益多元化和多极化的客观存在为基础的。罗尔斯·庞德将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三类⑧。法律与利益发生联系的纽带是利益主体的行为。法律主体的行为与一定的利益追求相关联，人们努力奋斗所追求的一切都与其利益相关。法律对正当利益的保护是通过设置适当的行为标准来完成的。
公法着重保护的公共利益，首先是超越私主体的具体的和特殊的利益，其次也是其他各种利益的平衡器，在其他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时为政府实施调控和干预充当一个正当合理的借口。公共利益是为维护共同体之间的共存共处而存在的，是共同体之间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就实际情形而论，公法所维护的公共利益表现为各社会共同体之间的秩序、安全、公正、自由等人类基本的生存价值和制度环境。
私法主体在私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区域内所寻求的是各自独立的私人利益，包括财产利益及人身利益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应当严格区别国家作为行政管理者和作为财产所有者两种不同的身份。当国家以特殊的私法主体面目出现时，如以国家名义发行国债、接受无主财产或取得无人继承的财产等，国家所追求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而仍然属于私法上的“私人”利益，这是由国家的多重法律身份所决定的。
（二）从调整的社会关系即对象来看，公法调整的是国家与公民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主要体现为政治关系、行政关系及诉讼关系等。私法调整私人之间的民商事关系即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一般来说，在国家与公民、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家和政府是公共权力的代表，对各种社会公共事务实施管理并向人民提供服务，但这些管理和服务并非管理者随心所欲，而是应当纳入法治的范围。公法的基本内容就是为规范国家权力和政府行为而存在的，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控制公权力来维护私权利。与公法中所面对的国家与公民、政府与社会之间非平等的社会关系不同，私法所谓整的民商事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它是人民日常私人生活状况的法律体现。法律对民商事关系的调整遵循的是人格独立、地位平等、行为自愿以及公平、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民商事关系的主体在法律上的“存在”通常情况下是没有区别的，是抽象平等的。
（三）公法以权力为轴心，严守“权力法定”的定律；私法则以权利为核心，适用“权利推定”的逻辑。
法律对权力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授予作用，二是限制或制约作用。权力只有授予才能行使，一切权力的运作必须基于并源于民意和公意，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地固定下来，即“权力法定”、“越权无效”、“法无授权不可为”。在法治社会里，“权力法定”的含义是：一切公权力的取得和行使都必须从法律中获得其来源，国家机关不得行使法律没有授予和禁止行使的权力。权力法定也告示人们应该慎重对待权力。由于权力最易诱发人性中最丑陋、最贪婪的东西，权力客观上具有腐蚀性、异化性、扩张性及对私人权利的侵害性等倾向，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可能会滥用权力。因此，对权力加以分解、限制、制约并对权力使用活动进行严格监督是法治的应有之义，这主要是通过公法来进行的。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公法同权力的设置、分配、行使、制约及监督等运作有最直接的联系。
私法确认和保护的是私法主体享有的私权利即民商事权利。财产权、人身权以及由这两类私权派生的众多具体权利构成最低限度的基本人权。私法倡导“权利本位”，私法是权利法。权利主体（自然人和法人）制度、权利规则制度（物权、债权、人身权、继承权、知识产权）、权利行使制度（法律行为制度和代理）、权利保障或救济制度（民事责任制度）等构成私法的基本内容。私法奉行“法不禁止即自由”，将它作为金科玉律并以此去分析、评价、判断具体的个人行为。“权利推定”就是“不禁则许”，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行为就是私法主体通常可以自由实施的。社会愈发展，文明程度愈高，人们获得自由的机会就愈多，权利推定的范围就愈大。
（四）公法奉行“国家或政府干预”的理念，私法遵循“意思自治”、“私法自治”的原则。
行政法主张政府对各项行政事务的领导和管理；刑法对绝大多数犯罪行为适用国家追诉主义；经济法强调国家对市场经济活动的调节、控制和干预；诉讼程序中当事人申请撤诉须经法院同意等现象，都鲜明体现了公法中国家或政府干预的思想。由于公法具有浓厚的国家干预色彩，公法规范成为强行性规范。为了更好地贯彻国家或政府干预理念，法治实践中应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干预的理由和根据是什么？干预的范围和程度怎样？干预的形式及目的如何？等等。
“意思自治”或“私法自治”原则是私法的灵魂，常被誉为：“支配整个私法的最高原则”、“私法之基础”、“私法根本价值之所在”、“法律行为效力之源”等。一般认为，所谓私法自治是指个人依其意思形成其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具体而言，私法自治原则认为，私法方面的一切法律关系可以而且应该由每个人自由地、自行负责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决定。这一原则是私法中的一个总的原则，表现在私法领域的各个方面，首先是承认人人平等，每个人有独立的完全的权利能力，每个正常的人（幼儿和精神病人除外）有完全自主的能力，这种能力应该受到尊重。因此，每个人有法律行为自由（包括合同自由），每个人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过失责任），每个人的权利（包括所有权）应该由每个人自由行使并受到尊重（所有权不可侵犯）。这些私法自治原则的主要内容构成了近代民法的四大基本原则：人格平等、合同自由、过失责任和绝对所有权原则（私的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
私法自治的理论依据在于：在社会关系日趋复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法主体都是主张不同的具体利益要求的人，每个人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和实践者，都明了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所在。因此，从尊重人、关心人、保护人的信念出发，法律应当充分相信个人能够清醒而理智地对待和处理与其利益相关的一切事务，国家及他人应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不得干涉或限制。政府为更高的价值或公益而对私人事务施加强制或干预时，应有适当理由。总之，在私法自治之光的照耀下，私法既维护了私人自主选择的自由，又能合理利用人的自私心使个人在追求和实现自身合法利益的同时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五）公法以政治国家为作用空间，私法以市民社会为功能范域。
公法是政治国家的法，私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国家之创设，就是为市民社会服务的，无市民社会，国家便无实质意义。将市民社会的法界定为私法，是为了防止按政治国家成员的标准来要求市民社会的人，就是要把民事活动与政治活动区别开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是近代欧洲社会变迁的产物。市民社会的存在是西方法治社会存在的前提。黑格尔和马克思是现代市民社会思想的集大成者。
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就是由私人生活领域及其外部保障构成的整体。个人是市民社会活动的基础，从生产和在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在市民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黑格尔理解的市民社会，实际上是在私有制（个人所有权）和分工的条件下，生产和交换的体系；是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前提下，社会成员（市民）自利和互利的活动过程。⑨
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中，市民社会是“私人利益的体系”或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包括了处在政治国家之外的一切领域，市民社会实质上是一种“非政治性的社会”。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强调市民社会是对私人活动领域的抽象，是与作为对公共领域的抽象的政治国家相对应的。随着社会利益分化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大相对独立的体系，整个社会就分裂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大领域。前者是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后者则是普遍的公共利益关系的总和。⑩
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分离的思想是对人类社会生活多样性属性及人的多层面社会存在状况的描述。用作为西方文明的市民社会理论来解释我们目前的生活现状仍然没有过时。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具有双重身份或地位：一方面他是政治国家的成员即公民，参加政治国家领域内的一切必要活动，其行为受公法调整；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是市民社会的一分子即私人，在市民社会领域内与法律地位平等的其他人实施各种民商事活动，其行为受私法调整。以立法现实为例，各国宪法中规定的是公民而不是自然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义务是公民作为政治国家成员所应当具有的。而民法中确认的是自然人的财产权利、人身权利及相应的义务，这些权利义务是自然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即私法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①江平、米健：《罗马法基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版，第9页。 ②优士丁尼 ：《法学总论》，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3版， 第5页。 ③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等译，知识出版社1984版，第107页。 ④郑玉波：《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⑤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郑玉波：《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3页。 ⑥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⑦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⑧罗尔斯·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商务印书馆1984版，第37页。 ⑨徐国栋：《市民社会与市民法》，载《法学研究》1994年第4期。 ⑩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③ 大陆法系的私法法律体系特征是什么英美法系的私法法律体系又是什么二者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1、 大陆法系之特点 大陆法系：规则明确、系统。规则之间的逻辑关系构成一个概念体系、制度体系，运用容易，但缺点是僵化。当社会生活发展产生新的问题、新的案件时，法律上没有规定则难以应对。法律表现为缺乏弹性，不够灵活。大陆法系各国当初之决定加入该法系，均属于自觉自愿，即系自主抉择、主动参考借鉴法国法和德国法的结果；2、英美法系之特点英美法系：没有制定成文法典，没有严格的概念体系，掌握起来比较困难，对法律的运用要求较高，其优点为灵活。法律规则不是立法机关或议会制定的。而是法官创设的。当社会生活出现新的问题，新型的案件时，法官就可以创设一些规则以适应社会的变化。英美法系各国，除英国本土外，其当初之加入该法系，均非出于自愿，是被占领、被征服和殖民的结果。3、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区别（一）法律渊源不同。大陆法系是成文法系，其法律以成文法即制定法的方式存在，它的法律渊源包括立法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行政机关颁布的各种行政法规以及本车参加的国际条约，但不包括司法判例。英美法系的法律渊源既包括各种制定法，也包括判例，而且，判例所构成的判例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二）法律结构不同。大陆法系承袭古代罗马法的传统，习惯于用法典的形式对某一法律部门所引申的规范做统一的系统规定，法典构成了法律体系结构的主干。英美法系很少制定法典，习惯用单行法的形式对某一类问题做专门的规定，因而，其法律体系在结构上是以单行法和判例法为主干而发展起来的。（三）法官的权限不同。大陆法系强调法官只能援用成文法中的规定来审判案件，法官对成文法的解释也需受成文法本身的严格限制，故法官只能适用法律而不能创造法律。英美法系的法官既可以援用成文法也可以援用已有的判例来审判案件，而且，也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运用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的技术创造新的判例，从而，法官不仅适用法律，也在一定的范围内创造法律。（四）诉讼程序不同。大陆法系的诉讼程序以法官为重心，突出法官职能，具有纠问程序的特点，而且，多由法官和陪审员共同组成法庭来审判案件。英美法系的诉讼程序以原告、被告及其辩护人和代理人为重心，法官只是双方争论的“仲裁人”而不能参与争论，与这种对抗式（也称抗辩式）程序同时存在的是陪审团制度，陪审团主要负责做出事实上的结论和法律上的基本结论（如有罪或无罪），法官负责做出法律上的具体结论，即判决。（五）法律分类不同。英美法系受罗马法的影响较小，并不按照法律规范所保护的是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将各法律部门截然划分为公法或私法。英美法系有很多国家都没有统一的民法部门，而是按照历史传统，将相关的法律划分为财产法、契约法及侵权行为法等部门。由于罗马法的历史传统和启蒙思想的理论基础，大陆法系有公法与私法之分。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国家权力的加强，在公法与私法之间产生了一些公私兼具的法律部门，即社会经济法。（六）法律思维方式不同。英美法系由于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法官和律师在适用法律时，必须通过对存在于大量判例中的法律原则进行抽象、感慨、归纳及比较，然后才能将最适当的法律原则运用到具体案例中去。由于司法权受到重大限制，法律只能由代议制的立法机关制定，法官只能运用既定的法律判案，因此，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的作用在于从现存的法律规定中找到适用的法律条款，将其与事实相联系，推论出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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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国际私法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

国际私法的性质，即国际私法到底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注：本文所指国际法是广义上的国际法，不是传统的国际公法，而是反映国家意志的协调、调整一切国际关系（不仅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也即，国际法的产生来自于各国的合意，而国内法则很明显是各主权国家立法机关的事。），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特殊法律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各国国际私法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注：对于国际私法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以及国际私法是私法还是公法这两个问题。也有学者在讨论国际私法的性质时一并加以讨论，但随着国际私法的发展和国际私法范围的不断扩大，这两个问题在国际私法理论上已不具有重要性，故不再属于本文讨论之列。）。国内外学者对此有不同的主张，或认为国际私法是国内法，不是国际法；或认为国际私法是国际法，不是国内法；或认为国际私法是介于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的特殊法律；或认为国际私法目前主要是国内法，将来会向国际法方向发展。这几种主张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其存在对国际私法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也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如果从国际私法的历史来分析，从发展的角度、哲学中的质量互变规律来考察，其中的某些观点还可加以商榷。本文是从哲学的角度来对国际私法的性质加以分析。之所以针对国际私法的性质加以分析，是因为国际私法作为一种法律，它的性质无疑是应该加以明确的。给它以科学的定性，不仅有利于指导国际私法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而且对立法活动也是很重要的。[1] 一、国际私法性质的不同观点 前已述及，在当前的国际社会，各国学者对国际私法的性质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具体来说，由于各国学者在定性时的着眼点不同，强调的方向不同，以至于有以下几种不同观点：其一，国际私法是国际法，不是国内法。其理论根据是，国际私法产生于国际社会，其所调整的关系是国际民商事关系，其作用在于划分国家主权扩及的范围，其渊源主要是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而且国际私法本身所包含的原则、制度等其中不少是与国际公法一致的等等。此种主张实际上是把国际私法当作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没有把国际私法与国际公法严格区别开来，没有意识到国际私法毕竟是“私法”性质的法律，在本质上与国际公法有许多不同之处。至少目前国际私法不能称为国际法。 其二，国际私法是国内法，不是国际法。该观点认为，每个国家都可以制定本国的国际私法，断然否认有一种凌驾于一切国家之上的“超国家的国际私法”的存在，而各国国际私法只是本国国内法的一个分支。其理论根据是，国际私法调整的对象是不同国家之间的非主权者的自然人、法人之间的民商事关系，其主要渊源是国内法，且主要是由一个国家的立法机关制定的，其争议也一般是由一个国家的法院或仲裁机构来处理，等等。基于此，该主张所指的国际法，仅仅是国际公法，似乎除了国际公法外就不存在其他具有国际性的法律了。这是一种狭义的观点。 众所周知，国际私法首先是从国内法产生的，在一个很长的阶段内，它的确只具有国内法的性质，但是它没有停留在这个阶段内，它是发展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它的国际法成分越来越多。对于这个事实，我们不能视而不见[2].故这第二种观点用来解释早期的国际私法尚可，但用来解释现代社会的国际私法则有失偏颇。因为当前的国际私法是一种内容复杂的法律，不应该对它的性质作出“非国内法即国际法”或“非国际法即国内法”的结论，而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它的性质作出科学的概括。 其三，国际私法是介于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一种独立的法律。该观点认为，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既有属于国际法方面的，也有国内法方面的；国际私法本身既涉及一国国内的利益又涉及他国的利益；其渊源既有国内法又有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国际私法是国际法或是国内法，可以说国际私法既具有国际法性质又具有国内法性质。该观点可以说是前两种理论的折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遗憾的是支持此观点的学者甚少，其影响力也就显得微乎其微。 其四，国际私法在当前主要还是国内法，但是随着国际民商事交往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私法统一化运动的不断推进，国际私法将逐渐增加国际法的成分或因素。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发生在不同国家的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的民商事关系，这是国际私法主要是国内法的最根本的因素。 上述几种关于国际私法性质的主张，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除第四种以外均有一定的局限性，尽管其对国际私法基本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均有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 二、国际私法性质的辩证法分析 关于国际私法的性质，笔者认为，从历史的角度和发展的观点来分析，用哲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质量互变规律在国际私法中的体现。而之所以引用质量互变规律，是因为“在生物学中，以及在人类社会历史中，这一规律在每一步上都被证实了”[3].质量互变规律的内容主要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具有一定的质和一定的量，是质和量的统一体。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是通过质变和量变表现出来的。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变化的两种形式或两种状态。当事物变化超出度的范围，事物数量的变化就向事物性质的变化转变。量变是质变的准备，质变是量变超过度后的必然结果；质变巩固着量变的成果，质变又引起新的量变；在现实世界中，量变和质变的表现形式都是丰富而复杂的。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存在与发展的最基本的状态，它对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对国际私法性质的科学定性，当然也可以引用质量互变规律来加以分析。 国际私法作为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法律，首先是从国内法产生的，在一个很长的阶段内，它只侧重于一国中各城市国家间或各地区间的法律冲突的研究和解决，并且认为从理论到实践，它的确只具有国内法或“区际私法”的性质。这个阶段的国际私法只是处于量变阶段，为以后向国际法的过渡作准备。但自《法国民法典》颁布以后，法国各地方的法律得到了统一，尚待解决的只是国内外的法律冲突问题，于是国际私法才真正取得了“国际”的意义[4].这时期的国际私法也具有了一定的国际法成分，应属于一种质变。而根据质量互变规律，国际私法产生一定成分的国际法之后，国际私法的国际法成分的不断增加是质变完成以后的量变阶段。这将会是一个很长的阶段。 在目前直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际私法仍将主要是国内法，这是因为：其一，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发生在不同国家的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的民商事关系，即使国家作为主体参与到这种民商事关系中，它所享有的权利、承担的责任以及司法管辖等方面是与国家作为主体参与国际公法方面的活动迥然不同的。调整对象的不同是决定国际私法主要是国内法的最根本的要素；其二，国际私法最主要的渊源仍将是国内法，而有关的国际条约一般只约束缔约国，至今并不存在约束所有国家的国际私法规范，并且某些国际条约中的公共秩序保留条款以及任意性条款的性质可以排除条约规定的法律的适用。[5]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认为国际私法将停留在主要是国内法这一阶段长期停滞不前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根据前述哲学原理，事物发生质变以后所引起的量变过程在时间上的延续很不相同。如微观世界的一些量变，经历的时间极其短暂；而导致生物物种更替的变异因素的积累，则要以亿年来计算。国际私法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国际法成分的增加或者说从国内法向国际法转变的过程就是一个漫长的量变过程，这个过程将会是由最初的国内法的不断增多（量变）到出现国际法成分（质变）到国际法成分的不断增多（量变）及至最终过渡到国际法（质变）。因为国际私法越发达，其国际因素就越强。[6]故国际私法的性质随着国际法成分的增加而由国内法发展到国际法，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一个临界点，找到一个能科学地揭示国际私法由国内法转变为国际法的转折点。但在现有的条件下，要发现这个临界点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能认识到这一程度：国际私法现在主要是国内法，但将来必定成为国际法。[7]因为事物质变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国际私法由国内法发展到国际法也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必然过程。 21世纪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已证明国际私法正在逐步由国内法向国际法过渡。这主要是由于科技的进步使各国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全球化的形势下各国的法律正逐渐趋于一致，而且由于从事统一国际私法的国际组织的种类、数量日益增多，再加上国际社会的合作等使国际私法的国际法法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国际的国际私法，包括国际统一冲突法和统一实体法，正在日益发展和壮大，这已是不争的事实。[8]以欧洲联盟国际私法为例，欧盟国际私法是由各成员国共同制定或由共同体机关的立法通过并对各成员国适用的。它所规范的对象也主要是涉及不同成员国的民商事关系。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不妨说欧盟国际私法是广义上的国际法。欧盟国际私法具备国际法的特征，应该属于国际法。但它又不是全球性的国际法，而只是适用于欧盟的区域国际法。[9]但毕竟欧洲联盟国际私法已从国际私法的国内法性质发展到了区域国际法性质，为国际私法性质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也是量变的积累，或者说是局部性的部分质变，为以后向国际法的过渡创造条件。 在理解国际私法的性质时，也应注意到，事物的发展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在发展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国际私法的发展也不例外。到目前为止，国际私法无疑已完成了由国内法向兼具有国际法和国内法性质的转变，但它要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国际法，尚存在两种障碍因素：其一，统一规范从其通过程序来看虽带有国际法的性质，但并没有国际审判组织，因此即使缔结了统一法公约，也会由于它在不同国家的司法机关适用，因而并不能保证它在适用上的统一性；其二，各国在冲突法领域虽可达成统一，也因它指引的实体法往往是各国的国内法，而各国国内法是不可能完全统一的；而在实体法领域，由于它尚不可能在所有民商法领域达成统一，它总会留有空白，这些又只能借助冲突规则确立的国内法来解决。因而国际私法在可遇见的将来并不会完全脱离国内法制度。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随着趋同化进一步发展，国际私法的国际法性质将会逐步加强，而趋向于以国际法为主要性质。[1]（P42）其最终的结果将会是过渡到国际法。 事物发展的质量互变规律表明事物由量变发展到质变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笔者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国际私法由最初的国内法性质发展到国际法性质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法律必须服从进步所提出的正当要求。一个法律制度，如果跟不上时代的需要或要求，而死死抱住上个时代的、只具有短暂意义的观念不放，显然是不可取的。在一个变幻不定的世界中，如果把法律视为一种永恒的工具，那么它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10]如果国际私法停留在国内法性质，那将等同于故步自封，国际私法将因其作用得不到充分的发挥而失去存在的意义。国际私法为了发挥其作用，就必须逐步增加其国际法成分并最终演变成国际法性质，这既是时代所需，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 三、结束语尽管目前对国际私法的性质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主张，但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进行考察，其中的有些观点不攻自破，或应当废除，或有待修改。笔者认为，在考察国际私法的性质时，应当坚持： 1.要从实际出发。当今国际私法是一个内容复杂的法律部门，其复杂性远非“法则区别说”时代所能比拟。故不能简单地用“非此即彼”的结论对其定性，而应当实事求是地对它的性质作出科学的概括。 2.要以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观点来考察。随着世界各国经济依赖性的增强，经济、文化交往的不断扩大和加深，统一国际私法将因其固有的优越性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它将成为国际私法的重要渊源。因此，当代的国际私法正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对变革中的国际私法定性，就必须用动态的方法加以研究。[7] 3.根据唯物辩证法，事物发展过程中由量变到质变的时间可能一蹴而就，也可能极其漫长。国际私法由国内法性质向国际法性质的演变则属于这后一种情况，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找到这个国际私法中由国内法向国际法转变的临界点是相当困难的，但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高科技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我们相信会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我们相信质量互变规律的原理，国际私法将来必定会发展成为国际法。

⑤ 国际私法法律选择的过程

间接调整也就是我国法律规定一个冲突规范（寻找准据法的法规） 根据冲突规范找到准据法（做出判决的实体法） 我国有特殊规定，冲突法只找实体法，不找新的冲突法。

⑥ 我国古代国际私法的萌芽有何特点

中国国际私法的历史

1、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史

（1）古代中国国际私法立法遗迹

早在公元六七世纪，唐朝法律（永徽律）中便制定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冲突规范。《永徽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相犯，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国际私法的规定。但沿袭到宋代以后，直到明清时期，绝对属地主义的法律思想得到了发展。国际私法发展受到阻碍。

（2）近代中国国际私法的畸型发展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计多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在一些不平等条约中，虽有类似法律适用的规定，其目的均在于排除中国法律的适用。这一时期，中国主权丧失殆尽，就涉外案件而言，已无法律冲突可言，自然就没有调整法律冲突的国际私法。

但是，中国人民一直在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时代剧变的情势下，西方冲突法学说顺应时代的需要被引进了中国。1918年北洋政府颁布了《法律适用条例》。尽管它是抄袭德、日国际私法的产物，但与同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私法单行法相比，它是条文最丰富、内容最详尽的立法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国际私法立法。但由于其脱离中国实际，结果仅仅形同虚设。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立法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凡在中国发生的法律关系或诉讼基本上按中国法处理，创造1959年中苏领事条约中有一条冲突规范外，直到1979年在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中，再也找不到其他类似规定。国际私法的国内立法则完全是片空白。

1978年改革开放后，涉外民事关系迅速发展，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就国内立法而言，其内容涉及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法律适用规范、国际民事诉讼程序和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有关规定主要包含在《民法通则》、《涉外经济合同法》、《继承法》、《海商法》、《公司法》、《票据法》、《民用航空法》、《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等法律之中

⑦ 什么是国际私法，其法律渊源有哪些

国际私法(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在世界各国民法和商法互相歧异的情况下，对含有涉外因素的民法和商法关系，解决应当适用哪国法律的法律。由于涉外因素又称国际因素，民法和商法在西方传统上称为私法，国际私法因而得名。为广义的民法可以包括商法，各国民法和商法互相歧异的情况，法律术语称为民法的抵触或民法的冲突，或称法律的抵触或法律的冲突，因此长期以来这一部门法被称为法律抵触法或法律冲突法。
国际私法是一个从名称就存在争议的法律部门，从古罗马时期的“法则区别说”，到现今“国际私法”、“私国际法”、“法则区别说”等各种称谓，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促进了国际私法的繁荣。
1834年美国法学家J.斯托里首创“国际私法”一词作为法律抵触法的同义语。随后，在德文、法文中创造了相应的词汇，再后在意大利、西班牙文中也产生了相应的词汇。在中国和日本则称为国际私法。因为国际私法是关于各国民法的适用的法律，所以又称为法律适用法。
调整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部门，在大陆法系习惯于称为“国际私法”(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而英美普通法系则更多地称其为“冲突法”(Conflict of Laws)。尤其有趣的是，“冲突法”这一术语，最早是荷兰学者罗登伯格(Christian Rodenburg)在年提出来的，并未在大陆法系国家赢得市场，相反却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广泛盛传。而历史开的另一个玩笑则更发人深省，“国际私法”这一概念也非大陆法系国家学者首创，恰恰是美国国际私法奠基人斯托里(Joseph Story)最先在1834年使用的。正是从两大法系这种有趣的现象中可以发现一些本质的内在。因此，推本溯源，当为国际私法学人的责任。我国明朝大学问家王守仁在其《传习录》(卷上)中曾指出：“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蒋新苗教授遵循古训，深入研究国际私法的本体问题，自然具有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国际私法可以说，我国大中小国际私法论者，惟当拥有共同的本体，否则，就非属于国际私法论了。多年来，我国国际私法学界，逐渐分化为三大学派。一部分学者主张国际私法理论体系与立法框架应为无所不包的大国际私法，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坚持传统的小国际私法观点，还有一部分学者折中为中国际私法观。无论是大国际私法学，还是小国际私法学，抑或中国际私法学，都面临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一旦离开了这些根本性的国际私法本体，也许就不成其为国际私法了。唐善无畏与一行合译的《大日经》(卷七)曾告诫信徒：“一身与二身，乃至无量身，同入本体。”
基本原则
1、主权原则。
2．平等互利原则。
3．国际协调与合作原则。
4．保护弱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
在大陆法系国家多称为国际私法，在英美法系国家多成为冲突法，也有直接称之为“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的，还有“民法施行法”、“法例”、“法律适用条例”等名称。

⑧ 国际私法调整方法

无论是作为一个部门法，还是作为一个部门法学，国际私法都有着悠久历史。一般认为，完整国际私法的理论体系产生于中世纪，其标志就是巴托鲁斯提出的“法则区别说”。尽管如此，国际私法尚有诸多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德国著名法学家康恩（Franz Kahn）曾指出，国际私法是从书名页开始就存在争议的学科。[1] 在我国，对国际私法的研究也存在同样情况。旧中国国际私法学领域如此，[2] 现在也是如此。[3] 但国际私法的所有各类争议，首先是从国际私法的对象及方法开始的，也正是基于对国际私法对象和方法问题的认识不同，学者们在国际私法范围问题上也形成了自己的认识。

笔者拟从技术革命对国际私法的影响这一角度，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理论分歧现状

从以下关于国际私法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在国际私法对象及方法问题上的分歧。

德国学者努斯鲍姆在其《国际私法原理》一书中指出：“国际私法，或冲突法，从广义上讲，是处理涉外关系的私法的一部分。”新中国第一本统编《国际私法》教材也认为：“国际私法是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的部门。”[4] 这一定义是从国际私法调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着眼的。

德国学者马丁。沃尔夫则认为，国际私法就是“在同时有效的法律体系中，决定哪个法律体系应该适用于一些特定的事实”。[5] 我国李浩培先生也认为，国际私法是“指在世界各国民法和商法相互歧异的情况下，对含有涉外因素的民法关系，解决应当适用哪国法律的法律。”[6] 这一定义是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考虑的。

英国学者切希尔和诺斯认为，国际私法是在处理涉外案件时判定：第一，法院在什么条件下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第二，应适用哪国法律来确定各类案件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第三，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承认外国判决，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外国判决所赋予的权利可以在英国得到执行。[7] 显然，这一定义是从司法角度并结合国际私法的内容或规范来进行的。

另外，还有其他四种代表性的定义：（1）“国际私法是以直接规范和间接规范相结合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并解决涉外民商事法律冲突的法律部门。”[8]（2）“国际私法是以涉外民事关系为调整对象，以解决法律冲突为中心任务，以冲突规范为最基本的规范，同时包括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的规范、避免或消灭法律冲突的统一实体法规范、以及国际民事诉讼与仲裁程序规范在内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9] 这两个定义认为国际私法是国内法的一个部门，而且，国际私法的规范包含统一实体法；（3）“国际私法是以涉外民事关系为调整对象，以确定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为前提，以解决法律冲突问题为核心，由法律适用规范、规定外国人民事地位规范所组成，并通过国际民事诉讼和仲裁程序进行司法保护的一个独立的部门法。”[10] 这一定义也认为国际私法是国内法的一个部门，但统一实体法规范不是国际私法的规范；（4）“国际私法是调整国际交往中所产生的民事关系的国际法的一个部门。它是规定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规范，调整不同国家之间法律冲突的、确定国际民事关系双方当事人具体权利和义务的冲突规范、统一实体规范，以及解决国际民事争议的诉讼程序和仲裁程序规范的总称。”[11] 这一定义与第（2）和第（3）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它强调国际私法是国际法的一个部门。以上四种定义都是从综合角度来考虑的。

可见，关于国际私法的对象问题，虽然学者们都认为是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或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但在调整对象的范围上，则存在差别。一种主张国际私法的对象是所有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另一种则主张国际私法的对象只是会产生法律冲突的那部分涉外民事法律关系。

基于对国际私法对象的认识，理论界关于国际私法的方法问题，同样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国际私法的方法包括直接调整方法；[12] 另一种则认为国际私法的方法只有或主要是间接调整方法。[13]

与对国际私法对象和方法问题的认识相对应，关于国际私法的范围问题，理论界也分别有不同主张：（1）国际私法的范围仅局限于冲突规范。持这种观点的可以德国、奥地利、瑞士、北欧国家以及日本等国为代表；（2）国际私法由管辖权规范、冲突规范和外国判决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规范构成。这是以英国、美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的主张；（3）国际私法的范围包括国籍规范、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规范、冲突规范及国际民商事管辖权规范。这是以法国和意大利为代表的拉丁法系国家的看法；

二、基于技术革命的影响所形成的认识

一般认为，法律的调整对象是社会关系参加者的意志行为，即人与人关系中的意志行为。[14] 在认识法律的调整对象时，一般应注意的是：社会关系只有表现为通过人们的意志而形成的思想关系时，才能成为法律的调整对象；并非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法律的调整对象。法律的调整对象是已被法律调整的或客观上要求法律调整的具体的意志社会关系。或者说法律的调整对象是客观上能够“接受”法律调整，而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又有必要对之进行法律调整的意志社会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调整的对象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某些社会关系可能会从生活中消失，或者虽未消失但已丧失进行法律调整的必要，而某些新社会关系产生，则迫切要求法律对其予以调整。法律调整对象的主要发展倾向是扩大和加深。这里所说的“扩大”，是指法律调整对象范围的扩大。而“加深”则是指对法律调整的质的要求提高，即要求法律上有更为准确、系密的规定，要求法律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增强。

同样，在国际民商事领域，社会发展的最直接的结果可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范围呈不断扩大趋势并需要相应的部门法对其进行调整；其二是国际社会对以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部门法（即国际私法）所提出的质的要求也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这样，以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为对象的国际私法，只有顺应国际民事法律关系发展的现实，才能较好地服务于各国的对外政策，才能维护或重构国际民商事交往秩序。

从国际层面出发，对涉外民商事关系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可作如下归纳：

在13世纪以前的漫长岁月里，各国间民事交往的数量极少，国际私法产生的基本条件尚未具备。即使古罗马时期就出现了所谓的“万民法”，[15] 但有学者认为，“在罗马之世，绝无国际私法之存在。”[16]

从13世纪开始，人类科技水平才有了较大提高，某些国家的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开始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国际民事交往在量上有了一定变化。13世纪以后，由于造船业的发展，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心。但当时的国际贸易是相当有限的。[17] 新航路开辟后到16-18世纪，国际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

总之，在13-18世纪中叶，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范围主要局限于外国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婚姻家庭、财产继承等问题；客体主要是动产和不动产，涉外合同与涉外货物运输保险才开始萌芽。

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并引起了产业革命，其最主要的后果之一就是使国际经济贸易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第一次技术革命给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带来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是受第一次技术革命影响较大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人和法人；其客体主要是农产品，工业品和半制成品所占比例较小；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所涉及的领域看，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范围已经有了较大变化。这一点可以普通法系国家早期的国际私法著作为佐证。如威斯特莱克（Westlake）1858年《国际私法》（第二版）所讲的内容依次为：自然人的身份及能力与监护问题；结婚、离婚与准正；动产继承；破产；动产与不动产；管辖权的一般概念；国内与国际管辖权；契约；债务的转移和消灭；住所；国籍；外国公司；外国判决与程序等内容。[18] 戴赛的《冲突法》于1896年首次出版，可以说，该书是对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70年代国际私法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调整情况的总结。戴赛在其著作中主要讲了自然人的身份、能力、住所和国籍问题；法人国籍、能力及破产问题；婚姻家庭关系及继承问题；侵权行为以及各种合同关系等问题。[19]

19世纪70年代后，出现了一系列的技术发明。如汤姆士炼钢法、蒸汽涡轮、内燃机车、气钻、发电机、远距离输电、电灯、电车、电话、无线电、从炼焦煤中提取氨、苯和人造燃料等。这些技术和发明的运用，被概称为第二次技术革命。这次技术革命，极大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特别是海上运输业的发展，从而使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20世纪以前，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量上的变化。即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在总量上大为增加，有关国际货物买卖、运输、保险、支付等有了空前发展；其二是主体上的变化。即法人数量和种类有较大增加；其三是所涉及的领域扩大。即自由竞争的加剧也促进了技术、专利发明、科学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对这种变化，有学者将之概括为三点：由于法人在国际交往中作用的增长，法人的国籍、地位和能力问题，以及涉外代理和破产关系，也随之增长；由于银行在国际交往中作用的增长，随之发展了信贷关系和票据关系；由于国际间文化和科学技术交往的发展，涉外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关系也随之发展起来。[20]

20世纪50年代，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展和利用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开始，[21] 人们一般将之称为第三次技术革命。此次技术革命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影响可归纳为宏观方面和微观方面。宏观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其一是出现了一系列新型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在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补偿贸易和许可证贸易；在涉外合同领出现了新的外民事承揽合同关系，如对外来料加工和来件装配等；在涉外法人问题上出现了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以及外商独资经营等；在国际货物运输上出现了新的运输形式和方式，如运输形式上多采用集装箱运输，运输方式上则大量采取多式联运方式；此外，在合同领域还出现了咨询合同关系。其二是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在量上进入“爆炸阶段”。即在这一时期，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无论在总量上，还是在某一具体领域，其发展速度已非已往任何时候所能比拟。微观上的影响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其主要表现为中、小企业公司、法人重显活力，成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新力量；联合企业和跨国公司大量出现；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人和法人成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二是对涉外法律事件和法律行为的影响，如就涉外侵权而言，出现了许多跨国环境污染问题。三是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工业制成品超过了初级产品客体；用于国际流通的产品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伴随国际技术转让的发展，无形客体已超过有形客体。

到20世纪90年代，人类经历的一次意义深远的重大技术革命就是互联网络、移动电话的广泛运用。它不仅是人类通讯方式的改变，而且将导致经济运行方式和人们交际方式的变革，以及社会组织方式和结构的改变，它正逐步改变着整个经济和社会的面貌，人类从此进入信息时代，[22] 这就会更进一步促进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譬如，电子商务（E-commerce）的发展速度呈逐年递增的态势。在1996至1997年间，通过国际互联网络进行的商事贸易（business-to-business trade）每6个月增长2倍，但1998年则是每3个月或每4个月增长2倍，有人预计到2003年，网上贸易额每年将达到1300亿美元。[23] 但国际互联网络在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法律问题。[24]

通过以上我们不难看出，随着技术革命的进步，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或国际民事法律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当然，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发展变化的原因和条件并不仅仅是技术革命，但我们绝对不能忽视技术革命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变化所起的直接作用）。国际私法只有顺应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保障或推动国际民商事交流的发展。

从国际私法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国际私法总是在随着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变化而作适时的调整。

国际私法在其产生之初，直到19世纪末，其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主要采取的是间接调整方法。这一历史阶段，国际私法完成了从“学说法”到“制度法”的过渡。无论是在“学说法”还是在“制度法”阶段，国际私法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主要采取的是间接调整方法。但即使在这一阶段，也存在用直接调整方法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情况。如在判定某一外国人（包括外国法人）在内国是否具有相应的民事活动权利时就必须用直接调整方法。

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迅速发展，其所涉及的范围急剧扩大，而间接调整方法本身存在缺乏针对性、可预见性等方面的缺陷，因而就有了以其他方式来顺应对迅速发展着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进行调整的需要。也正因为此，这一时期就产生了大量的以直接方式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统一实体法规范。[25] 这类统一实体法规范能避免或直接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因而能克服冲突规范缺乏针对性和可预见性的缺陷。此外，部分国家还提出和制定了所谓“直接适用的法律”，其目的在于，为了组织和保护一国的社会、经济和金融结构，使一切与法院地国家有充分联系因而会影响法院地利益的交往关系均受其调整。[26]

因此，对国际私法的方法问题，我们认为，应当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但这并不能说直接调整方法完全可以取代间接调整方法。因为，从目前的情况看，规定直接调整方法的统一实体法规范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所涉及的领域及普遍效力上，都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对某些领域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如涉外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仍然将主要或完全以间接调整方法来进行。所以，同作为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手段，间接调整方法和直接调整方法在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过程中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从国际民商事交往的实际看，这种现象将存续相当长的时期。

三、结语

基于前述，我们认为，对国际私法的范围问题，我们一方面要立足于国际私法这一部门法的传统及其本身所固有的特色；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兼顾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发展的现实。

我国国际私法泰斗韩德培先生曾提出“机翼论”的观点。他认为：“国际私法就如同一架飞机一样，其内涵是飞机的机身，其外延是飞机的两翼。具体在国际私法上，这内涵包括冲突法，也包括统一实体法，甚至还包括国家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而两翼之一则是国籍及外国人法律地位问题，这是处理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前提；另一翼则是在发生纠纷时，解决纠纷的国际民事诉讼及仲裁程序，这包括管辖权、司法协助、外国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这就形象而科学地勾画出了国际私法的范围。[27] 首先，该观点肯定了国际私法的传统性，即肯定了冲突法在现代国际私法中所仍然具有的地位；其次，该观点科学揭示出国际私法的发展规律，指明了现代国际私法的发展现状。即国际统一实体法和“直接适用的法律”已成为国际私法规范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该观点也注意到了国际私法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关联性和系统性，即认为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有关的规范和与解决涉外民事法律争议有关的规范均为国际私法的规范。

综上，我们可以认为，国际私法是以国际关系中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为调整对象并拥有独特调整方法的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如同宪法、民法、经济法等构成国内法体系一样，国际私法与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等则构成国际法体系。如果将法学学科体系划分为国内法学体系和国际法学体系的话，那么，以国际私法为研究对象的国际私法学就是国际法学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学。既然宪法学、民法学和经济法学都是法学学科中的独立的二级学科，那么，国际私法学与国际公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也都应当是法学学科中独立的二级学科。因此，若将国际公法学、国际私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三者硬性捆绑，并由此建立一个所谓的“国际法学”，然后将该“国际法学”作为一个与国内法学中的宪法学、民法学和经济法学等相并列的二级学科，且以此否认国际公法学、国际私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在法学学科中二级学科的地位，显然是违背科学规律的。

注释：

[1] 从国际私法的历史看，主要名称有： 法则区别说（Theory of Statutes）、私国际法（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国际私法（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冲突法（Conflict of Law），除上述几个较为普遍使用的名称外，还有“法律选择法”、“民法施行法”、“法例”、“外国法之适用”、“涉外私法”、“国际民法”、“国际民商法”等，国际私法理论上争议之激烈，由此可见一斑。

[2] 参见陈顾远著：《国际私法总论》（上），会文堂新记书局，1936年1月第四版，第49~113页。

[3] 80年代初，我国学者关于国际私法的对象、方法、范围以及国际私法学的体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激烈的讨论。之后，许多学者根据他们对国际私法的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分别形成了具有相应特色的国际私法学体系。现在，学者们在这些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分歧。也正因为这样，2000年国际私法学会的年会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国际私法的基本理论问题。参见《中国国际私法2000年年会综述》，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6期，第122-124页。

[4] 参见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9月第一版，第8页。

[5] 参见马丁·沃尔夫著，李浩培、汤宗舜译：《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1988年 月第一版，第22页。

[6] 参见《中国大网络全书·法学》，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84年9月第一版，第228页。

[7] See Cheshire & North‘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Butterworths London， 1992， 12th ed.， pp.7-8.

[8] 参见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第22页。

[9] 参见李双元著：《国际私法（冲突法篇）》，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第33页。

[10] 参见张仲伯主编：《国际私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第18页。

[11] 参见钱骅主编：《国际私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一版，第22页。

[12] 参见刘仁山主编：《国际私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第6页。

[13]参见刘仁山主编：《国际私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第5页。

[14] 参见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第227页。

[15] 虽然在公元前242年，罗马帝国就设置了外事大法官，专门处理在罗马的外国人之间和外国人与罗马人只因交换关系所产生的实际问题，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一套规范，称为万民法（jus gentium）。但无论在数量、内容上，还是在适用范围上，万民法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罗马法学家所关心的万民法，通常有两重含义：一是万民法的实际意义，即指罗马法中既适用于罗马公民也适用于在罗马的外国人的那部分法律；二是万民法的理论涵义，即罗马法学家所认为，自然理性是为全人类而制定的，在全世界各国人民中应予一律遵守的规定。公元212年颁布的安东尼尼宪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将罗马公民权赋予一切异帮人以后，万民法与市民法之间的区别就已无实际意义了。

[16] 梅仲协著：《国际私法新论》，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6月第三版，第23页。

[17] 在赫·赫德和德·普·韦列著的《意大利简史》中有这样的记载：“从14世纪开始，‘夫兰得尔大帆船’每年两次从威尼斯扬帆出发，载着香料、糖、胡椒和其他东方产品，取道直布罗陀海峡和安普敦港口和布鲁日。它们在那里载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木材和皮货、英国的羊毛、夫兰德尔的呢料和法国的酒驶回。其他东方的货物则用马驮，越过阿尔卑斯山，供应德国城市。”

[18] See John Westlak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William Maxwell & Son， 3nd.， 1880.

[19] 戴赛在其《冲突法》中所阐述的合同的有关问题涉及动产、不动产、买卖、租赁、运输、共同海损理算、票据、利息等关系以及合同中的代理、效力、履行、解释和解除等问题（See A. V. Dicey， the Conflict of Law， 1st ed.， 1896）。这与1804年《拿破伦民法典》所涉及的合同关系相比，其范围无疑要广泛得多。

[20] 见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教研室编：《国际私法论文集》，1984年8月，第28页。

[21] 钱学森认为：“像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激光技术，核能、核技术，航天技术，海洋工程等等，这些都是技术革命，所以，新技术革命不是单数，而是复数，是一个新的技术革命群。”《关于新技术革命的若干基本认识问题》，载1984年4月2日，4月9日《世界经济导报》。

[22] 对以互联网络和移动通讯的运用为标志的技术革命究竟是第三次革命的继续，还是一次独立的新技术革命，目前尚无定论。

[23] 如加拿大1997年网上贸易额为8亿加元，加拿大有关机构于1998年估计，到2001年前，网上贸易将增加到327亿加元。See Electrionic Commerce and Canada‘s Tax Administration（A Report to the Minister of National Revenue from the Minister’s Advisory Committee on Electronic Commerce）， 1998， p.4.

[24] 譬如，伴随EDI（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的广泛应用，在合同、侵权以及管辖权等方面，就产生了许多新的冲突法问题；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诸如国际旅游、跨国银行、国际投资公司及其他金融服务、国际电话服务、国际视听服务、国际咨询服务、广告及设计等服务、维修及保养和技术指导等售后服务等，都将产生诸多新法律问题。

[25] 如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工业产权领域，有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886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1891年《关于商标注册的马德里协定》；在国际货物运输方面，有1901年《关于统一若干船舶碰撞规则的公约》和《关于统一海上救助规则的公约》、1924年《关于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定的公约》、1929年《关于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在国际支付方面，有1930年《关于统一汇票和本票的日内瓦公约》、1931年《关于统一支票法的日内瓦公约》。此外，这一时期还产生了一定数量的国际贸易统一惯例。二战后，国际统一实体法大量产生，这一点在国际贸易领域尤为明显。 参见赵承壁编著：《国际贸易统一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13页。

[26] 参见韩德培著：《国际私法的晚近发展趋势》，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8年），第14页。

⑨ 学说史对国际私法制度形成的影响

当代国际社会国际私法的新发展：
1、国际私法范围与内容的扩大和丰富：由于国际民商事活动领域不断扩大，使得国际私法所涉及的、国内法和国际立法上作出规定的内容越来越多，不仅有国际票据、国际保险、国际投资等方面的规定，而且国际民事诉讼法、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同样表现在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工作重点上。
2、国际私法各个分支学科形成：国际私法学中已有国际私法史、比较国际私法和比较国际私法学、冲突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国际民事诉讼法等十几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分支学科；
3、国际私法的趋同化倾向的加强：不但许多世界性、地区性的国家组织都致力于国际私法的统一化工作，而且各国还在国内立法中注意吸收和采用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据以改善自己的法律制度，创造能促进国际民商交往的软环境。
4、传统冲突法及其学说的深化：针对冲突法作为一种管辖权选择方法的缺陷，各国不仅在立法上对传统冲突法加以改进，而且改造传统冲突法的理论基础研究工作在许多国家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⑩ 论述国际私法的起源与发展

“冲突法的领地是一片阴郁的沼泽，遍布着遥颤的泥潭；居于此地者，为一群博学而乖戾的教授，他们用怪诞和令人费解的术语为神秘之物创立理论。”[1]荣格教授这本著作开篇所引普罗赛的评述，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国际私法的困境和令学习该学科的学生不知所措的状况。
长久以来，国际私法这一领域就像是银河星系，其中群星闪烁，令人目不暇给。仰望天空时，我们为之深深吸引，但是将目光转向别处，我们还是为了如何行走而争执不休。作者对此有着深刻认识，他在导论中开门见山地指出，“现实生活中本有许多问题召唤着我们这个法律学科去解决；但是，无限扩张的概念与理论遮住了我们的双眼，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对理论家的强大吸引力，招致本学科始终有沦为纯学术游戏的危险。为抵御这种危险，将注意力投向法官与律师所面临的实际跨国交易，就显得至关重要。”[2]这样的评论可谓切中肯綮，开篇就奠定了本书注重实用而非空谈理论的基调——这正是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从三个著名的案例——艾蒙诺维勒空难案、钻井设备受损案、发生在瑞士的离婚案——引出了关于国际私法在现实生活中运用的诸多问题，从而引导读者思考涉外法律冲突问题的本质。
许多国际私法著述令人望而却步，它们就像是高高在上的令人敬畏的庙宇，有着擎天之势却不可亲近。本书最卓然不群之处就在于作者用简洁有力的笔触为我们描述了国际私法从起源到当下的一幅幅瑰丽画卷，既显示出作者高屋建瓴的洞见，也让我们能够清晰地了解国际私法发展的轨迹，思考国际私法得以繁荣的土壤。没有概念上的晦涩，没有逻辑上的缠绕，没有语言上的繁琐，这本书有让人打开后就想一次读完的念头，这在国际私法著作中是不多见的。我们不得不为作者广博的学识和独到的见解所折服。莱内对胡伯的评价在我看来也正好能用来评述作者此作，“其著述表述清楚，言之有据，毫无腐儒之气，故而独树一帜。”[3]
本书的架构气势磅礴，按照国际私法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如下三方面：

源——历史回顾
历史上产生了三种法律选择的方法——实体法方法、单边方法和多边方法。单边方法是通过查明相互冲突的实体法的内容及试图从它们的基本目的中推断出法律规则的适用范围，从而找到那个应适用的国家的实体法。多边方法则把法律关系分成预先确立的种类，然后把每一种法律关系分配给它所属的法律秩序调整。实体方法试图通过协调及融合相互冲突的法律而不是从中选择一种法律来解决跨国冲突。作者用精辟的字句对之逐一介绍，并结合各个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加以简要评论，从而使我们得窥堂奥。
为了探讨涉外法律问题的起源，作者甚至回溯到了古希腊和罗马时代。事实上早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以前，跨国法律问题已经存在。古典时代的城邦国家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却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冲突法，他们解决涉外问题仰赖诸如外事裁判官规则之类的实体法方法。一直等到12世纪，真正意义上的冲突法才在意大利北部出现。由于各城邦的法则彼此不同，因而滋生了法律选择问题。从遥远时代起，理论家们就已经开始思考冲突法的诸多核心问题，而这些问题直到现在仍在困扰我们，例如：一国法院为何会适用外国法；法律选择规则是否能保证跨国案件判决的一致性；在多种法律可适用时，如何进行选择，是实现冲突正义还是努力寻求实质正义，以及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争等等。从古代理论中可以看到现代理论的踪迹，它们以一种质朴的方式给予我们诸多暗示。例如，在中世纪，法律选择权——一种最早用来表明当事人种族的宣誓，被一种巧妙的方式加以利用：在实践中，当事人只要声称他们属于某一种族，就可以使其中意的法律得到适用。法庭允许这种实践，就等于默示承认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杜摩兰关于“默示协议”的推定为 英国“自体法”理论奠定了基础，而后者又进一步孕育出“最密切联系”与“最重要关系”等一些当代理论公式；德·科基耶对法则区别说给予了相当现代的解读，他认为法律的分类不应仅依靠“文字的躯壳，而应当根据……法则或习惯创设者所推定的明显目的。”该观点蕴含着“政策”这个核心，几个世纪后成为现代美国冲突法理论的核心思想；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也有着古老的“场所支配行为（lacus regit actum）”、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以及物之所在地规则的影响。对这些对古老学说的回顾，正好印证了第一章开头所述，历史上已经产生了惊人的、丰厚的思想积淀，并仍指导着当代的理论与实践，“凡值得尝试者，都已经以某种名义尝试过了”。[4]
流——法律选择方法
当罗马法在西欧“复兴”的时候，在所涉各国的法律中进行选择而不是融合的思想开始出现，现代冲突方法因此而产生了。冲突法产生及发展过程中，诞生了浩如烟海的理论和方法。作者甚至写到，有多少冲突法学家，就有多少种方法。[5]然而它们大致可以分为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方法。在第二部分中，通过对法律选择的经典方法和美国冲突法革命的关注，作者对法律选择方法进行种种优劣比较，这一过程始终围绕案例进行，而非空中楼阁式的说教，使读者能更直观清楚地了解冲突法发展的轨迹。
在冲突法的发展过程中，首先适用的冲突方法是单边主义方法，最初由意大利学者提出，后来由法国和荷兰的继受者们加以完善。这种方法直接集中于相互冲突的各国法律的实体内容，在实际的或隐含的立法意图的基础上找出它们各自适用的范围。单边方法侧重实现“冲突正义”，以这种视角看来，只要挑选的“适当”的法律，就能保证公正的判决结果的实现。然而其方法因其过度机械遭到学者猛烈批评，19世纪的德国学者萨维尼抛弃了单边主义的基本原则，他采纳并完善了多边主义方法。他致力于把法律关系分类，然后试图找到每个法律关系的“本座”所在国或它的立法管辖权所在国。在萨维尼看来，通过将每一种法律关系分给一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域的方式可以保证判决的国际一致。然而多边方法只注意法律关系和特定地域的联系，不对法律的内容进行审视，这已成为其致命缺陷。作者显然对追求判决结果一致的目标不以为然，并认为“由于多边主义方法建立在错误的假想之上，萨维尼的理想因而永远只能是海市蜃楼。”[6]最后，作者得出结论，“多边主义体系所耗费的代价，与其所许诺的好处完全不成比例。即使是传统智慧最坚定的拥护者，也不会对其缺陷毫无察觉。”
在美国，冲突法革命轰轰烈烈地进行。1934年第一次重述将多边主义方法奉为圭臬，通过冲突规范以确定管辖法域的形式来解决法律冲突问题，其方法不是对具体法律的选择而是对管辖权的选择，即先划定法律的效力范围，然后分别不同的法律管辖将其地域化并以此确定所要适用的法律，而其弊端自不怠言。美国学者对第一次重述发动猛烈攻击，软化、主观的多边主义、基于利益分析的单边主义，外加少许的目的论构成冲突法革命的基本元素。然而无论是第一次重述还是第二次重述，都没有能够提供令人满意的方法。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虽然特色不同，使用结果各异，但是它们都是建立在同一命题之上，即多国（多州）法律问题的解决取决于立法权力的划分。在为法律提供属人或属地尺度的意义上，它们皆以空间为导向。因此，两者的理论与实践困境都是类似的。[7]作者敏锐地注意到这一问题，诚如其所说，“把地理置于争议之上，永远无法产生令人满意的法律选择体系。”[8]

变——重新定位
国际私法是一个难以驾驭的领域，多少学者倾注于斯，却使得这一领域更加纷繁复杂，但也正是在变化的过程中，它才闪耀出经久不息的光彩。然而无论这个古老学科的著述是如何汗牛充栋，单边主义、多边主义和实体法方法的古老原则仍然是我们这个神秘学科的基本构成要素。在前文中作者已经论述了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缺陷，那么，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法呢？
在探讨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是如何处理涉外法律冲突的时候，作者就已经注意到了古典时代积累的经验，并从中得到启示，即现代意义上的法律选择规则显然不是解决跨国法律问题的唯一回应。[9]这一古老的智慧就像指引忒修斯走出克里特迷宫的绳索，指引着我们今日的实践。在第五章冲突法的重新定位中，作者着重论述了以目的论取代传统理论的优越性以及实体法和传统方法相比较的可取之处，[10]在详细探讨国际私法产生和发展过程后，作者提出极具革命性的观点，即应用实体法方法来解决涉外法律问题。在作者看来，以目的论取代传统理论，这种重新定位能够对外法域法的使用问题进行简化和合理化，通过倡导实体法方法的应用，赋予法官创造性的自主权限，对相冲突的判决规则进行质量评估，以此保证涉外案件的合理判决结果，促进法律的确定性、可预见性和判决结果一致性，这正是传统理论所无力实现的。作者还认为，适用质量较优的规则，较之适用任何其他理论，应该可以保证取得更为合理的判决结果。实体法以其最为激进的方式，要求法官在创立“真正的国际私法”时发挥积极和开放的作用。[11]作者用实体法方法对本书开篇所引的三个案例重新进行审视，以显示实体法方法的优势。
然而，这种期待也许仍然不是最完美的方式。首先，“正义”、“更合理的判决结果”是模糊不清，无法界定的概念，书中所举之例“正义与不公对比鲜明，过于简单”。[12]然而，在跨国界案件中，“正义”显而易见的摆在那里的情况少之又少，大部分情况是缺少足够的共识，缺乏明显的趋势，亦无实用需要的指引。
实体法方法要求对相互冲突的判决规则进行批判性的权衡比较，有赖于法官的个人理解和选择，“若是从相关法域的法律中择一适用，我们等于回到起点；而若允许法官在无任何可靠标准的情况下做出独立选择，我们又会茫然若失。”[13]对这一现实中的问题，作者毫无触及。而且，为何实体法方法能够实现确定性、可预见性以及判决结果一致，作者也没有令人信服的阐述。实体法方法的运用要求以普遍的共同一致为前提，而这在实践中难于达到，连作者也承认，“法院并不总是能就特定规则的评价达成一致意见”。[14]
因此，作者期待的实体法方法，也许和萨维尼期待的多边主义方法一样难于实现。但这丝毫无损于本书成为一部伟大的著作。因为在国际私法的“泥潭”中，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随着理论和实践的产生对之加以清理和疏导，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移动我们的提灯，随着一小片一小片的面目被认识清楚，最终也许我们能将整个画面拼制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