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势力应有哪些特征
“救亡与启蒙”是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概念。这组概念的提出以及李泽厚先生对于它们的阐释得到当时众多知识分子的认同，并且影响至今。今天再次对这个概念做一点思考，仍旧有助于我们更清晰的理解中国现当代历史。
首先在概念上，我们需要区分一下“救亡”与“启蒙”。“救亡”在第一层意义上是对于国土的捍卫、国家主权的维护，也就是免于“亡国”。在第二层意义上是在文化上保持作为一个中国人、炎黄子孙的资格，免于在文化上沦亡，也就是免于“灭种”。这第二层意义往往因第一层意义的紧迫性隐而不彰，而且只要国家不亡，在文化上的救亡问题一般也就不存在了。
“启蒙”。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页。）。同样，启蒙有两层含义，政治意义上的要求民主、人权，积极参与国家活动；文化意义上的争取个人自由、摆脱封建愚昧、盲从。“启蒙”的概念，在西方还主要着重于个人的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传到中国来之后，它就主要侧重于开启民智、反封建愚民政策。这就就更加突出了群体的觉醒意义。呼吁个人解放、争取个人自由的声音似乎总是在唤醒民众的呼声之下。这也就是中国对于西方文化拿来主义式的借用又一表现。
其次，“救亡”与“启蒙”是一对矛盾，它们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特点，在某些时段某个方面会占突出、主导位置。
“救亡”与“启蒙”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与文化的矛盾、国家独立富强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有相互刺激、共同作用的一面，如：
戊戌变法时期对于西方文化思想的引进、宣传，主要还是基于亡国的紧迫感。这个时期，文化上的救亡占主导。等到资产阶级革命派风起云涌，成为时代主潮的时候，政治意义上的启蒙比文化上的启蒙更为明显。辛亥革命之后，张勋、袁世凯的复辟失败就很好的说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谁再想要做皇帝已经是不得民心之举了。新文化运动重在启蒙，五四爱国运动立足于救亡，但同样把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成果迅速扩大化，这就形成了救亡与启蒙互相刺激、共同作用的双赢局面。
“救亡”与“启蒙”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更明显的表现是在日本侵华之后。在此之前，二者之间的矛盾就已经开始显现。“戊戌前王照曾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培养人才再搞变法改革，康有为回答说，局势严重，来不及了。”“辛亥前严复在伦敦遇见孙中山，严也劝孙先办教育，孙的回答也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一万年太久，来不及了。”（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第849页）。在这之后战争频仍，使得启蒙工作始终被搁置。捍卫国土意义上的救亡运动此起彼伏。这也是历史的一种必然选择。五四时期曾经进行过的一段时间的启蒙工作在近代中国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宣传普及，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等基层群众根本就不能理解何谓启蒙。在这之后的政党主要关注的是政策宣传，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了政党的传声筒。文化思想启蒙依旧被搁置。
但在另一个意义上来分析这种救亡，也可以得出救亡也即启蒙的结论。“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首次正面遭遇时的历史性画面：当英国舰队突破广州虎门要塞，沿江北上的时候，江两岸聚集的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平静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争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人民静观事变，让皇帝的军队去与侵略者作战’”（“救亡”压倒“启蒙”？——对80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结构和分析。李杨）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农村和农民，就像列宁所说“非常闭塞，消极被动，没有知识，对政治漠不关心”（《中国各党派的斗争》转引李书第809页）。民众不参与政治，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也是启蒙工作不能彻底进行的一大原因。在这之后的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斗争中，尤其是全民参与的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国不单取得救亡的成功，而且结束了长久以来中国的军阀割据、分散零碎状态。民众在此期间也得到并深化了一些启蒙的思想。至少在政治意义上，“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与具体实施，极大地实现了国人由封建时代的“臣民”向近现代意义上国家的“公民”身份的转化。这是个巨大的启蒙。
在这个意义上讲，救亡在长时段上也就是启蒙。
最后，文化思想意义上的启蒙工作始终屈居各种时代主潮之下，直到现在都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彻底完成。民主与科学，自由、平等、博爱，追求个人解放，直到现在都仍然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启蒙工作远未完成。
⑵ 在启蒙运动中爱因斯坦提出了什么理论
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为原子能的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打开了原子时代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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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如何从戊戌维新运动中正确认识理解救亡和启蒙的关系
帝国主义国家不会让中国通过改革强大起来，所以康梁注定失败，还有，把改革寄托在一个没有实际权利的皇帝身上也是不行的。
⑷ 结合戊戌变法，论述如何分析和理解救亡和启蒙的关系
九十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兴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思想发展路程中的一座丰碑。它有两个鲜明的特征：既是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又是伟大的民主启蒙运动。这次运动在提高民族觉醒和民主意识方面产生的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是中国人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不管运动发动者们自己怎么想，它为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致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做了必不可少的准备。
救亡已成为中华民族行进的主旋律：
从戊戌维新运动上溯到鸦片战争，相距五十八年，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上已经蹒跚地行进了半个多世纪。但是人们对周围已经发生的变化，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看得清楚。当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后的很长时间内，人们还在津津乐道什么“同治中兴”，期待通过举办洋务使中国走上“自强”和“求富”的道路，一场外国侵略战争结束了，人们总是重新过起他们久已习惯的太平日子来。少数有远见的先进分子如郑观应，痛感需要向沉睡的人们发出“危言”，但不得不先表白一下他们所处的仍是“盛世”，以免招来更多的攻击，因而把自己的著作称为《盛世危言》。人们的麻木已达到何等可悲的程度!
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把这一切突然结束了。甲午战败带给中国人心灵上的创痛，是以往历次战争失败所不能比拟的。吴玉章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过他们当时的心情：“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严复在给吴汝纶的信中也写道：“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
“尝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
可是，事情到这一步还没有结束。甲午战败后隔了两年，以德国强占胶州湾为起点，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再隔两年多，又发生了八国联军的对华战争。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进攻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先例。
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像一个令人战栗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盛世”的幻梦最终地化为泡影，麻木不仁的状态再也无法保持下去了。
戊戌维新运动的进程同民族危机的激化几乎是同步发展的。梁启超当时写道：“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群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戊戌政变记》)用今天的话来说：维新运动作为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政治运动的兴起，是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下的产物；而戊戌变法高潮的到来，是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民族危机急剧激化的产物。
中国面对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什么强或弱，而是更加严峻的存或亡了。一八九五年五月，严复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救亡决论》。一八九八年四月，康有为在保国会发表演说：“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缅甸、安南、印度、波兰，吾将为其续矣。”“救亡之法无他，只有发愤而已。”各地报纸、学会、学堂等宣传列强准备瓜分中国的危急局势，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
“救亡”，这个深藏在千千万万人心中的口号，就这样响亮地喊了出来。从这时起，直到半个世纪后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个口号贯穿始终，认识不断深化，成为中华民族行进时的主旋律。
人们一旦发觉自己已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往日那种盲目自信再也无法原封不动地保持下去了。它像一次突然袭来的风暴，虽不能把旧事物连根拔起，至少也使它的根基发生严重的动摇。人们不能不对自己民族的过去和传统信条引起深刻的反思，尽力以新的眼光去审视外部世界，力图从中汲取足以挽救民族危亡的力量源泉。这便成为中国近代民主启蒙运动的真正起点。
中国近代民主启蒙运动的真正起点
传统是一种巨大的惰力。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于自身达到的成熟程度，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迟缓，成为牢牢束缚人们头脑的保守力量。它自然包含不少合理的有价值的因素，但就总体来说已不能同新时代的需要相适应了。
甲午战争以前，尽管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士大夫的心态却同半个多世纪前没有多大区别。人们习惯于用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陈旧观念来看待周围的事物，很少敢于甚至很少想到用另一种眼光来重新观察这一切。他们有时也慷慨激昂地议论时政，但一接触到那些被他们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根本问题时，就同前人没有多大两样。梁启超曾回忆自己早年的情况：“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三十自述》)孔孟之道规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封建纲常，一直被看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原则。谁敢离开它一步。就会被视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这种罪名几乎是什么人都担当不起的。
中国思想界这种状况的全面崩溃要到五四运动的时候，但崩溃过程是从戊戌维新运动时开始的。事实总是比抽象的学理更有说服力。在甲午战后的严酷现实面前，人们不能不沉思：为什么中国人会受外国的欺凌，会落到今天这等地步。正是这种强烈的危机感，给了民主启蒙运动以巨大的吸引力。
在戊戌维新运动中进行民主启蒙宣传最有力的思想家是严复。他早年曾留学英国，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也就是当时所称的西学)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但在那时，他即便想说，也不会有多少人听他的话。甲午战败那年，他受到强烈的刺激，“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与梁启超书》)于是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前面说到的(《救亡决论》就是其中的一篇)，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他在文章中写道：“时局到了今天，我宁司背负起发狂的罪名，决不能吞吞吐吐，甚至无耻作伪。”“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一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赢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救亡决论》)他尖锐地指出中学和西学之间的根本对立：“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论世变之亟》)像这样把中学和西学多角度地进行强烈对比，肯定后者，否定前者，这在中国思想界还不曾有过，严复可说是第一人。他的结论是：“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在此。”并且嘲讽历来被视为至理明言的“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不过是“似是实非之言”。(《救亡决论》)这里虽不
免有激切之词，在当时不能不是石破天惊之论。
为了救亡，他们十分重视要发挥国民自身的力量，并且把它看作治国的根本。用严复的说法，就是要做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原强》)。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尖锐地抨击封建专制主义，认为君臣之伦“不足以为道之原”，并且批评韩愈的《原道》是“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辟韩》)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写给学生的批语中说：“自秦以后君权日尊，而臣之自视，以为我实君之奴隶。”“至于今日，士气所以委靡不振，国势所以衰，罔不由是。此实千古最大关键矣。”谭嗣同在《仁学》中更发出了“冲央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的呼喊。这些自然都有民主的启蒙意义。由于它同救亡的要求紧紧联结在一起，同当时许多人日夜焦虑、寝食不安的问题联结在一起，给人们一种新的答案，燃起新的希望，就能深深地打动人心，被很多人所接受。
他们告诉大家：世界万物都在不停息的变动和进化中。生活在这个大时代的人，必须下定决心实行变革。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梁启超的《变法通义》，在这方面产生的影响是最重大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进行启蒙教育时特别强调群体的意义。康有为强调“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矣”。梁启超反对那．种“人人皆知有己而不知有天下”的“独术”，而盛赞泰西“群术之善”。严复更强调“群治”的重要性。他在《天演论》按语中写道：“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这并不奇怪。个体和群体本来是事物的两个侧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难以截然分开。应当着重强调哪一侧面，这要看具体社会条件和当时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来确定。一般地，对一个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民族来说，民族的群体利益往往把个体间相一致的共同利益联结在一起，被摆到领先的地位。对中国来说，长期占支配地位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一向以分散的个体的小生产为基础。这种社会条件带来的“一盘散沙”似的涣散状态，也是造成中国在世界列强面前显得那样脆弱和缺乏竞赛力量的重要祸根。近代中国人吃这方面的亏，实在吃够了。如果整个民族司没有一股强大的凝聚力量，要战胜它所面对的强大对手，在世界列强面前站立起来是不可能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点精神，各个成员如果只顾自己、只顾眼前，这个民族将是可悲的、没有前途的。维新派的思想家们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同时，提倡国民间“合群”的重要性，可说有它的合理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实际国情。
自然，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家们的议论和主张远不是那样完满，存在着软弱性、空想性和不成熟性等种种弱点，这在一种新思潮兴起的最初阶段是常见的现象。而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所能依靠的新的社会基础实在太薄弱，遭受暂时挫败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经过他们的奔走呼号，终于把原来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统观念的网罗撕开了一个巨大的裂口。人们明显地看到：经历了戊戌维新运动潮流的冲刷，中国思想界已从原来一池死水似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变化的节奏异常地快速起来了。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奔腾的洪流就谁阻挡不住了。戊戌维新运动的这个历史功绩是我们无法忘却的。
救亡和启蒙都不能离开民众的力量：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救亡和启蒙一直是两个突出的课题。这两个课题经常交织在一起。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从根本上说，是救亡唤起启蒙，还是救亡压倒启蒙?我想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这是近代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长时期内，中国的民族灾难实在太深重了。在那些悲惨的岁月里，中华民族不仅处处受人歧视、受人践踏、受人奴役，并且濒临灭亡的边缘。生存问题已成为整个民族面对的最突出的问题。个人的种种已失去起码的保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人们热血沸腾。救亡所以成为最突出的课题，对曾在那个痛苦的年代里生活过来的人说，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救亡依靠什么?离开民众的力量，离开万众一心的共同奋起，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救亡可言。一次救亡运动的高潮，总是能有力地唤起或促进一次伟大启蒙运动的到来。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等无不如此。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
这里，中国同许多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不尽相同。在西方，通常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独立的自由城市和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在社会生活中已相当程度地能左右局势，却没有同自己实力相当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仍处在封建主义的严重束缚下。一旦这样的力量在社会内部成熟了，民主启蒙的要求必将被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这种客观趋势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更不用说被别的什么所压倒了。
拿十九世纪末年的中国比较一下，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幅不同的情景。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压倒多数的落后大国。资本主义的力量十分微弱，并且往往还带有浓重的封建性。维新派思想家们大抵都刚刚从旧式封建士大夫转化而来，身上留着浓重的旧日印记。维新运动没有西欧那种近代的自由城市，也没有一个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举足轻重地位的中产阶级作为它的后盾，这是它的先天性的弱点。救亡不是启蒙的对立物。如果没有救亡这种燃眉之急的强烈推动，中国的民主启蒙运动要在全国范围内达到如此广泛的程度，可能还要经过漫长得多的路程。
思想的发展和物质的发展一样，有着自己的客观规律性，并不由先行者的主观愿望或意志所左右。文化固然可以有超前性，但也存在一定限度，特别是涉及千百方人的思想大变动，绝不是任何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的。不成熟的思想往往是不成熟的社会条件的反映，戊戌维新时期的志士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把个人的利害安危置之度外，奔走呼号，大声呐喊，加速了历史前进的步伐。他们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景仰的。这次运动起了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起的作用，在近代中国人民觉醒的曲折历程中构成一个重要的阶梯。戊戌维新运动的长处和短处、成功的地方和不成功的地方，都不是偶然的，这可以从中国当时的客观历史环境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历史不可能重演，但往往可以给人以启发。今天，中国人民为了振兴中华，为了使中华民族不在新世纪中被开除球籍，同样怀着深沉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这种危机感和紧迫感，驱策着我们奋发向前，要求人们勇敢地起来呼唤，在思想观念上不断更新，要求人们万众一心地凝聚成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团结力量，迎接深刻的社会变革，奔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大目标。此时此刻，回顾以往在中国这块国土上发生过的历史过程，看看我们先人走过的道路，或许在某些方面也能给我们一些有用的思考材料。
⑸ 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救亡压倒启蒙现象原因
中国人本来就很功利
救亡的任务太严峻了
姜义华先生的《理性缺位的启蒙》写的很好，可以看
⑹ 五四时期体现救亡压倒启蒙的实例
额，好吧。
⑺ 康德论启蒙──读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
康德在德国启蒙运动发展之际,撰写了《答复这个问退:“什么是启蒙运动”》。通过此文,论述了启蒙运动的核心,以及如何真正地运用理智,达到启蒙运动期望的效果。
⑻ 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的救亡与启蒙
“救亡与启蒙”是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概念。这组概念的提出以及李泽厚先生对于它们的阐释得到当时众多知识分子的认同，并且影响至今。今天再次对这个概念做一点思考，仍旧有助于我们更清晰的理解中国现当代历史。
首先在概念上，我们需要区分一下“救亡”与“启蒙”。“救亡”在第一层意义上是对于国土的捍卫、国家主权的维护，也就是免于“亡国”。在第二层意义上是在文化上保持作为一个中国人、炎黄子孙的资格，免于在文化上沦亡，也就是免于“灭种”。这第二层意义往往因第一层意义的紧迫性隐而不彰，而且只要国家不亡，在文化上的救亡问题一般也就不存在了。
“启蒙”。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页。）。同样，启蒙有两层含义，政治意义上的要求民主、人权，积极参与国家活动；文化意义上的争取个人自由、摆脱封建愚昧、盲从。“启蒙”的概念，在西方还主要着重于个人的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传到中国来之后，它就主要侧重于开启民智、反封建愚民政策。这就就更加突出了群体的觉醒意义。呼吁个人解放、争取个人自由的声音似乎总是在唤醒民众的呼声之下。这也就是中国对于西方文化拿来主义式的借用又一表现。
其次，“救亡”与“启蒙”是一对矛盾，它们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特点，在某些时段某个方面会占突出、主导位置。
“救亡”与“启蒙”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与文化的矛盾、国家独立富强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有相互刺激、共同作用的一面，如：
戊戌变法时期对于西方文化思想的引进、宣传，主要还是基于亡国的紧迫感。这个时期，文化上的救亡占主导。等到资产阶级革命派风起云涌，成为时代主潮的时候，政治意义上的启蒙比文化上的启蒙更为明显。辛亥革命之后，张勋、袁世凯的复辟失败就很好的说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谁再想要做皇帝已经是不得民心之举了。新文化运动重在启蒙，五四爱国运动立足于救亡，但同样把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成果迅速扩大化，这就形成了救亡与启蒙互相刺激、共同作用的双赢局面。
“救亡”与“启蒙”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更明显的表现是在日本侵华之后。在此之前，二者之间的矛盾就已经开始显现。“戊戌前王照曾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培养人才再搞变法改革，康有为回答说，局势严重，来不及了。”“辛亥前严复在伦敦遇见孙中山，严也劝孙先办教育，孙的回答也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一万年太久，来不及了。”（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第849页）。在这之后战争频仍，使得启蒙工作始终被搁置。捍卫国土意义上的救亡运动此起彼伏。这也是历史的一种必然选择。五四时期曾经进行过的一段时间的启蒙工作在近代中国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宣传普及，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等基层群众根本就不能理解何谓启蒙。在这之后的政党主要关注的是政策宣传，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了政党的传声筒。文化思想启蒙依旧被搁置。
但在另一个意义上来分析这种救亡，也可以得出救亡也即启蒙的结论。“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首次正面遭遇时的历史性画面：当英国舰队突破广州虎门要塞，沿江北上的时候，江两岸聚集的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平静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争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人民静观事变，让皇帝的军队去与侵略者作战’”（“救亡”压倒“启蒙”？——对80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结构和分析。李杨）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农村和农民，就像列宁所说“非常闭塞，消极被动，没有知识，对政治漠不关心”（《中国各党派的斗争》转引李书第809页）。民众不参与政治，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也是启蒙工作不能彻底进行的一大原因。在这之后的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斗争中，尤其是全民参与的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国不单取得救亡的成功，而且结束了长久以来中国的军阀割据、分散零碎状态。民众在此期间也得到并深化了一些启蒙的思想。至少在政治意义上，“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与具体实施，极大地实现了国人由封建时代的“臣民”向近现代意义上国家的“公民”身份的转化。这是个巨大的启蒙。
在这个意义上讲，救亡在长时段上也就是启蒙。
最后，文化思想意义上的启蒙工作始终屈居各种时代主潮之下，直到现在都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彻底完成。民主与科学，自由、平等、博爱，追求个人解放，直到现在都仍然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启蒙工作远未完成。
摘自网络网友，谢谢。
⑼ 救亡压倒启蒙 什么意思
启蒙现在被引用为资本主义思想的兴起（如民主科学法治等）。救亡即追求民族独立。这句话应该是一位中国近代人物说的。因为中国的近代就两大主题追求民族独立和追求民主富强。
救亡压倒启蒙可以理解为近代的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民主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你可以把他理解为工业化，政治上实现民主和法治思想上的民主科学）实现民族富强固然重要，但是必须建立在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之上，就好比一个人的生命和健康的关系。
⑽ 如何从戊戌维新运动中正确认识救亡和启蒙的关系拜托了各位 谢谢
（三） 百余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变革、因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但这次措施并不“过激”的改革，却以流血的悲剧结束，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这次失败自有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文化传统的作用。 这次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但在历时近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日军侵入中国本土，肆意烧杀掳掠，清政府最终签下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 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一些先进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痛定思痛，开始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衣冠，改正朔，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1895年5月，康有为在北京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公开提出只有学习日本变法才能强国的主张。在论证了变法强国的必要性之后，他提醒说：“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12）在以后两份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学习：“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13）日本维新说明现在“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另无他图。”（14）梁启超在风靡一时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也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在维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 他们对敌人的夸赞、要向强敌学习的疾呼，使朝野为之一震。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坚决反对，认为是大逆不道。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则深为所动，在“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就命康有为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从1898年6月21日起，康有为将自己所著15万言、十二卷本《日本变政考》陆续进呈。《日本变政考》以编年的形式，对明治维新的内容、经过和经验作了详细的介绍、评说和总结，并结合中国情况向光绪帝提出变法的具体建议。在这本书中，他响亮地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强调“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把定典章宪法作为变法的“总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在书后的“跋”中总结说，明治维新“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他斩钉截铁地断言：“我朝变法，但采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氏的《日本变政考》对光绪皇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百日维新”中发布的许多上谕、变法的主要内容都来自此书。 在中国被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慨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他们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所说：“今天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15）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和提倡的爱国主义。 他们这种勇气之所以令人敬重，还因为文化守旧观念之强大。作为观念、文化变革的先驱，他们实居孤立无援之境。戊戌政变后，慈禧对光绪的一段怒斥颇能说明问题。政变发生当天，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召集重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跪于案左，对光绪疾声厉色地问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光绪战战兢兢地回答：“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太后又大声怒斥：“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光绪本已魂飞齿震，此时“竟不知所对” （16）一句“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的质问便使光绪皇帝无言以对，足见其效力之强，如有“神功”。 祖宗崇拜和“华夏中心”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祖宗崇拜将祖先、祖制神圣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难，总被视为“数典忘祖”。“华夏中心”论认为，中国是居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只有中国文化最优秀，其他民族、国家、文化都是“狄”、“夷”、“蛮”、“番”，并以距离中国的远近为标准，把“化外”的“狄夷”或“蛮夷”划分为“生番”和“熟番”，对其他文化实际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排斥和歧视。“祖宗崇拜”与“华夏中心”结合在一起，使学习、参考外国的任何改革都被斥为“以夷变夏”的大逆不道，因而更加困难。 近代以来，“天朝上国”第一次遇到了一种更强的先进的文化的挑战。但当林则徐、魏源等提出要了解敌人、进而提出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时，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反对，被指责为“溃夷夏之防”。主张“中体西用”、学习西方船坚炮利、引进大机器生产的洋务运动，也被顽固派攻击为扰乱人心，是“乱阶之倡”，是“变夷”、“媚外”、“崇洋”、“卖国”。维新派进而提出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更被骂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是“认贼作父”、“认敌为师”。近代中国备受西方欺凌，处于国难频仍的民族危机之中，这无疑是非常严重、极有煽动性的指责。 在近代变革与守旧的理论斗争和文化冲突中，主变者一直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变革理论体系，没有真正突破传统话语，所以只能一直居于守势，往往只有招架之功。由于传统话语仍居主导地位，所以守旧者掌握着传统话语的解释权，并依靠这种话语优势使自己居于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而使变革者居于道德、政治的劣势位置和否定性境地，以此剥夺、起码是严重削弱了变革的合法性，这也是中国近代变革之路曲折多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应当承认，与洋务派相比，维新派相当重视意识形态建构，他们从古今中外变法图强的历史中为变革寻找合理性，特别是引入达尔文的进化论，成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在戊戌时期，这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工作才刚刚开始，影响只限于少数“读书人”和个别官员，变法的“合理性”远未深入人心，未获广泛支持，这也是变法失败的重要之处。虽然如此，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图谱，却是从戊戌时期开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今后的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这也是维新运动更深远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