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共享价值理论

A. 劳动价值论及其意义是什么

全面完整地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内涵，分析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的现代形态才能明辨当今关于劳动价值论理论纷争中的正误，僵化地削足适履式地对待劳动价值论，只会歪曲或否定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劳动价值理论并没有过时，当代现实的经济生活也没有超出劳动价值论的范畴，因而它在当今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必然要求“以人为本”。劳动价值论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出发认为，劳动是人类社会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社会，劳动创造了文明；透过纷繁复杂的商品现象，只有人类劳动才是价值的惟一源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仅价值与剩余价值而且资本的最终源泉也只能是结于劳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基本动因；到了更高的社会阶段，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通过劳动对人的本质真正占有才会真正实现。劳动虽不是社会财富的惟一源泉，但无疑是人类社会走向更高程度文明真正的原动力，人对社会的贡献说到底是通过劳动实现的，因而劳动与从事劳动的人是最可贵最值得尊重的。劳动价值论与唯物史观的历史的人民主体性原理是内在统一的，历史的人民主体性完整的表述应是历史的劳动人民主体性。历史发展与社会形态变革的根本动力不能归结于精神的力量，也不应到哲学意识形态领域中去寻找，而只能归结于物质力量与掌握这种力量的人，正是那种从事物质生产的、感性活动过程中的人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实现社会变革与自我解放的主体力量。坚持劳动价值论就是坚持唯物史观，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人民群众是通过劳动创造了历史。以人为本，即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本，这是由人民群众社会历史主体地位决定的，只有最广泛的人民利益得到更好的维护、实现与发展，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才能发挥出积极性、主动性与首创精神，社会的物质与精神财富才能充分涌流，才能真正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今天提倡科学发展观，但是发展本身并不具有终极意义，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因而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才会有真正的发展，只有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才有其现实的意义。
其次，科学全面地认识劳动价值论及其现代形态，才能澄清观念，消除误解，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现代劳动在形态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脑力劳动、精神劳动、科技劳动、管理劳动、服务劳动等创造的价值早已超过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而在社会生产中占有决定性作用。从事各种现代劳动的劳动者各自形成了较为独立的阶层，相应地，他们与其他劳动者阶层在利益上也有了一定的差别，尽管各部门的劳动者在市场经济中都在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为社会作贡献，但是收入的分化与差距是十分明显的，收入拉开一定的差距可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否则就回到了平均主义的窠臼，但是收入的过度分化也会带来一定的社会风险，影响社会和谐。新时期存在诸多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归根到底都能在经济与利益上找到根源，因而正确认识劳动价值论及其同代形态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有着重要而积极的意义。诚然，导致现实生活中各劳动阶层收入分化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不同质的劳动创造不同量的价值取得不等量的劳动报酬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是劳动价值论的内在要求。现代劳动形态下，有些劳动的复杂性、艰巨性与风险性不能简单地套用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对劳动所作的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分法，复杂劳动有可能不只是倍加的简单劳动而是幂加的简单劳动，有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技创新也不能机械地简约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因而一定程度的劳动收入分配差距是合理的，人为地削平收入差距不是进步而是一种倒退。由于劳动创造价值不同而带来的劳动收入的差距不仅不是分配不公，反而是分配公平的表现。只有在坚持劳动价值论为指导，分清导致收入分化的具体原因，适度调节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提高低收入，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惟其才能消除误解，化解矛盾，合谐社会各劳动者阶层的关系。
最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在新时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方向标。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于实现自由人的联合，向这一目标过渡的所有历史时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根本的区别不是物质形态上的，而是在本质上着眼于人的解放，为最终实现对人的本质真正占有准备一切物质上、精神上的基础。按照劳动价值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于劳动者的解放与劳动者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的基本国情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因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要求的消灭阶级、消除剥削与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还不具有现实的生产力基础。所以在现实的分配制度中，按劳分配还只是主要分配方式而不可能是唯一方式，资本等生产要素仍然具有参与分配的现实必然性。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并不证明它们能创造价值，也没有违背劳动价值论，相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只能使我们更加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为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一个明确的方向标。

B. 企业知识价值链的构建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已成为组织重要的战略竞争武器，企业面临的将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更高形态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企业的兴衰成败，不再完全取决于它拥有的资本，而取决于它拥有的知识和创新能力，取决于它是否善于进行知识管理和推进管理创新。在这种背景下，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从企业内部业务流程研究入手的传统价值链理论已无法适应企业竞争的需要。从知识管理角度出发，将物流变成知识流，在经营活动中以知识为中心，围绕知识的产生、转化、共享和创新创造价值，提高竞争能力的知识价值链，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应用发展的新趋势。 与企业中的价值链相类似，企业中同样也存在一条知识链，伴随着信息流在企业的价值网中流动，企业知识链产生，知识流也形成，由此就产生了价值链与知识链相互交织的复杂系统——知识价值链。最初，关于知识价值链的观点是从ERP中归纳出来的，认为企业是由用来满足用户需求的知识流程构成的，以知识为核心，进行知识的识别、获取、存储、传递、共享和创新；同时，基于此流程，将企业与外部环境、企业各部门之间、企业员工之间联系起来，这个以知识为核心、以人为主体，以知识共享和创新为目的的知识流程即知识价值链。它具有动态性、收益递增性、用户导向性等特征。这种对知识链的界定，实质上从企业知识管理的流程出发，关注企业内部纵向知识活动，将知识活动的主体——人作为主导因素，追求知识的创新，并以知识创新的价值实现为最终目的。
美国学者C.W.Holsapple和M.Singh仿照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模型提出了他们的知识价值链概念模型，包括主要活动功能（领导、合作、控制和测量）和辅助活动功能（知识获取、选择、生成、内化和外化）两部分，四个主要活动生成知识产出，四项辅助机制促进知识学习，共同创造价值，提升组织竞争力。ChingChyiLee等也模仿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建立了知识价值链模型。他们的知识价值链由两部分组成：知识管理基础和知识过程管理。知识管理基础包括CKO的管理活动、知识工作者的招聘、知识存储能力和用户与供应商的关系。知识管理过程由知识获取、知识创新、知识保护、知识整合和知识扩散组成。
此外，Yong-LongChen构建的知识价值链整合模型由知识投入、知识活动和产出价值三部分构成，该模型表明了知识的增值过程。DanielaCarlucci等运用知识过程轮和知识资产地图来描述知识管理。他们认为，知识管理其实就是促进知识资产在知识过程轮上的不断运转与更新。国内学者夏火松认为，企业知识价值链是知识链中具有企业共有知识和价值增值的整个环节，企业由于建立了适合自身的独特知识链，使得知识在循环和流转中不断地适应环境、创造财富，升值为企业的价值，成为企业有效的知识传递与转移系统。从以上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伴随着信息流在企业价值网的移动，企业知识链和知识流也同时产生，由此就产生了价值链与知识链相互交织的复杂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价值链顺畅可以使企业的资本增值，而知识链的顺畅则可以使企业持续发展。前述学者的研究都能得出知识价值链管理的目的就是给企业带来增值，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知识产生是指，企业在自己现在知识的基础上开发新知识。产生是一个非常具体化的过程，人是产生知识的主体，因此进行知识产生需要激发人的创造力。企业的知识产生就是发挥企业创造力的过程，它包括知识的获取、知识的创造等；这个环节也是培育企业竞争力的起点。知识获取是指，确认组织外部环境中的知识，并将其转换成能够被选择、创造和内化过程所使用的表现形式的活动。企业获取知识的过程就是与环境进行交互作用的路径。企业知识和技术可以通过投资于人力、设备、设施或通过技术开发项目等方式从企业内部获得，也可以通过资助大学研究、合资或完全外购等方式从外部获得。企业主要依赖于员工培训、外购技术专利等途径获取知识，但就其知识量来说是不够的。企业应该加大投资，使员工可以多渠道、全方位地获取所需要的知识，从源头上扩充知识储备。
知识创造是指，通过发现知识或从获取、选择及先前创造的现存知识中衍生知识的活动。这种衍生出的知识能够以语言表达，能够在员工之间流动，属于显性知识范畴。而创新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主要是隐性知识。因此，可以认为，知识创造的实质就是一个寻找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新途径的过程。例如，通过衍生预测、制定决策、认识或解决问题、发明一个过程、头脑风暴、设计一个增进的战略、开发一套软件程序、发现一种模式和获得创造性的洞察力等。企业在获取、选择、共享知识的过程中伴随着知识的创造过程，同时创造知识的过程也是企业形成竞争能力的过程。 知识转换与知识共享是同一活动的不同方面，知识转换的过程中同时实现了知识共享。知识转换指实现知识从一个知识源到另一个知识源的流动；知识共享指员工个人的知识财富（包括显性和隐性知识）通过各种交流方式（如电话、口头交流、网络等）为组织中其他成员所共同分享，从而转变为组织的知识财富。知识转换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知识系统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由于知识是创新的源泉，就必须建立起一种机制能使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个体知识和组织知识相互转换，从而达到知识的共享。这种转换通常需要通过企业内外的协作和知识的流动以及相互作用才能实现。对于显性知识，知识地图指明其在所存贮的知识仓库中的位置，并将企业各种知识资源的入口集成起来，以统一的方式将企业的知识资源介绍给员工，这对企业员工的培训具有重要价值。传统的隐性知识交流是通过面对面的方法实现的，这无疑使隐性知识的交流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同时，由于企业的隐性知识存在着不同的层次，拥有不同的知识主体，因此企业中的隐性知识也存在着复杂的流动与转化关系。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隐性知识的交流变得更加方便和快速。员工通过知识交流平台可以进行知识交流和共享。随着知识管理水平的提高，将出现主动的知识传播共享方法，如采用广播的方式将企业重要的知识主动地推送到使用者面前。从个体知识和组织知识角度来说，知识共享是知识在企业内部不同主体之间流动和传播的过程。在知识共享过程中，企业知识可以通过制度、规章等方式对个体和团队的行为进行规范化。因而，相对于个体知识和团队知识来说，其传播和流动的速度和效率要高一些。但个体知识能否为企业所共享，还取决于企业管理是否能够调动个体的积极性，以及企业与个体之间是否具有较为协调的心理契约等。经过不断的转化与共享，隐性知识不断转化为显性知识，个人知识不断转化为组织知识，零散的知识不断转化为系统的知识，企业知识不断实现创新，知识螺旋不断上升和放大。这种持续不断的动态过程，使企业的知识保持一种活力，继而使企业实现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获取持续不断的竞争能力。 知识对企业是一种策略性资源、生产因素，其贵在活用，而不在于搜集、拥有。由于存在不完善的知识市场，所以知识的创新活动主要是在企业内部进行的。它通过追求新发现、探索新规律、积累新知识，达到创造知识附加值、谋取企业竞争优势的目的。知识创新是新经济产生的源泉和发展动力，也是一个复杂的商业过程和组织过程。因此，知识创新并不仅仅是导致产品性能改进的问题，也不仅是流程改造、变革管理的问题，而是实现创新者竞争地位根本性改变和谋求长远竞争优势的问题。由于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着知识稀缺性问题，因此必须不断地进行知识创新，并将其应用于企业的生产实践，充分发挥个体知识和团队知识与企业知识相比所具有的更新快特点，为企业发展服务。企业和个人不仅要储存已有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具有不断学习的能力和创新意识，在已有知识资源的基础上开发、创造出新的知识，并将其运用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践。知识创新也是知识价值链中主要活动的终点。因为知识价值链是不断演化更新的，知识创新又是新一轮知识价值链流转运作的开始。企业的竞争能力就是在知识的产生及创造、知识的编码、知识的转换与共享、知识创新等一系列环节中被“孕育”。但要维护这种竞争能力，实现知识价值链的顺畅运转，还需要一系列配套辅助活动的支持，才能达到价值和竞争能力的“产出”。
（五）知识价值链的辅助活动。
在知识价值链运作过程中，除了主要的知识活动外，还要受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知识价值链的有效运作离不开辅助活动的展开。其辅助活动主要由人力资源、组织结构、企业文化和信息技术这四个方面。企业知识价值链的每一个基本活动都离不开人的参与，人既是知识的载体，又是获取、选择、共享、创造、传播知识的主体。人力资源依据培养竞争能力的目标将外部知识通过转化、编码等环节，促进知识在价值链的每个环节上实现增值。以知识共享、价值增值为导向的企业文化和组织架构，实际上是学习型组织所倡导的内涵。所谓学习型组织是一个能熟练地创造、获取和传递知识，同时也要善于修正自己的行为，以适应新的知识和见解的组织。组织中知识的学习过程是不可能一成不变的，只有通过知识主客体之间相互的转化和更新，知识才能得到积累、提高和创新，才能服务于组织绩效的提高和竞争力的增强。
而不断的学习过程既需要信息管理系统为硬件平台，组织文化为软件平台，也需要完善、严格的规范制度为约束。优秀的组织文化能够为知识价值链的有效运转提供积极的文化软环境，促进员工的知识交流和共享，为知识创新、价值创造、竞争能力培育提供良好的文化氛围。硬件平台就是技术架构，它为组织提供了一个知识管理平台，如知识库、知识地图等，帮助个人或组织获取所需知识，扩展了知识传播的区域，提高了知识交流的速度，还能帮助存储知识和创造知识。严格完备的规章制度，不仅能为知识价值链的运转保驾护航，而且还能将持续的学习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并逐渐成为一项传统，为加强知识储备、提升竞争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企业竞争优势之源，如何把知识转化为利润、转化为价值、转化为竞争能力就成了企业关注的焦点。知识价值链就是把信息转化为知识，用知识指导决策行动，再将该行动转化为利润、价值和竞争优势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对企业而言，只有构建以人为本的学习型组织氛围，以业务流程为载体形成有序知识价值链，以使用为目的选择知识管理工具和技术并进行系统的集成，才能实现组织以知识创造价值增值，获得持续竞争能力的目标。

C. 资本论里的问题

马克思资本论的问题就是资本偏见，榨取剩余价值的价值是资本吗？不是，请看施国宝的《知本论》，施国宝发现了生产力的本源不是剩余价值，而是协新价值，资本是创造和共享协新价值的价值，资本家天生高贵，企业家天生高尚，施国宝说得多好啊，要想企业家受人崇拜，要想劳资关系相亲相爱，真得看看施国宝的《知本论》啊！

D.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

可持续发展-概述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最先是在一九七二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讨论。这次研讨会云集了全球的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共同界定人类在缔造一个健康和富生机的环境上所享有的权利。自此以后，各国致力界定可持续发展的含意，现时已拟出的定义已有几百个之多，涵盖范围包括国际、区域、地方及特定界别的层面。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工业文明进程进行反思的结果，是人类为了克服一系列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特别是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广泛的生态破坏，以及它们之间关系失衡所做出的理性选择，“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相互依赖互为加强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这一问题也极为关注。1991年，中国发起召开了“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会议”，发表了《北京宣言》。1992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世界首脑会议上，中国政府庄严签署了环境与发展宣言。1994年3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为了支持《议程》的实施，同时还制订了《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党中央、国务院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参与这一伟大实践。编辑本段|回到顶部可持续发展-意义 人类在向自然界索取、创造富裕生活的同时，不能以牺牲人类自身生存环境作为代价。为了人类自身，为了子孙后代的生存，通过许许多多的曲折和磨难，人类终于从环境与发展相对立的观念中醒悟过来，认识到两者协调统一的可能性、终于认识到“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必须爱护地球，共同关心和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并开创了一条人类通向未来的新的发展之路——可持续发展之路。

可持续发展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有：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简称PRED问题。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人类应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不损害他人和后代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保证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地区、个人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保证我们的子孙后代同样拥有发展的条件和机会。
它的要求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认识到对自然、社会和子孙后代的应负的责任，并有与之相应相应的道德水准。

60年代末，人类开始关注环境问题，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了“人类环境”的概念，并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成立了环境规划署。1987年4月27日，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确定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人类在与自然界进行漫长斗争的时候，虽然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然而，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992年6月3日至14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官方对可持续发展讨论的一个高峰。大会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以及《二十一世纪议程》。到了今天，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越来越频繁，环境与生态的危机也越来越强烈和深刻了。编辑本段|回到顶部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 为了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依照下列原则来使用各种自然资源：
（1）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要（粮食、衣服、住房、就业等）和给全体人民机会，以满足他们要求较好生活的愿望；
（2）人口发展要与生态系统变化着的生产潜力相协调；
（3）像森林和鱼类这样的可再生资源，其利用率必须在再生和自然增长的限度内，使其不会耗竭；
（4）像矿物燃料和矿物这样不可再生资源，其消耗的速率应考虑资源的有限性，以确保在得到可接受的替代物之前，资源不会枯竭；
（5）不应当危害支持地球生命的自然系统，如大气、水、土壤和生物，要把对大气质量、水和其他自然因素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小程度；
（6）物种的丧失会大大地限制后代人的选择机会，所以可持续发展要求保护好物种。环境与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它们相互依存，密切相关。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已成为当代环境与发展关系中的主导潮流，作为一种新的观念和发展道路被人们广泛接受。编辑本段|回到顶部可持续发展-性质 “可持续发展”亦称“持续发展”。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她任主席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得到广泛的接受，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取得共识。我国有的学者对这一定义作了如下补充：可持续发展是“不断提高人群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能力的、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满足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需求又未损害别的地区或国家人群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还有从“三维结构复合系统”出发定义可持续发展的。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教授则认为，“持续发展是一种具有经济含义的生态概念：一个持续社会的经济和社会体制的结构，应是自然资源和生命系统能够持续维持的结构。可持续发展包含两个基本要素或两个关键组成部分：“需要”和对需要的“ 限制” 。满足需要，首先是要满足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对需要的限制主要是指对未来环境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限制，这种能力一旦被突破，必将危及支持地球生命的自然系统如大气、水体、土壤和生物。决定两个要素的关键性因素是：(1)收入再分配以保证不会为了短期存在需要而被迫耗尽自然资源；(2)降低主要是穷人对遭受自然灾害和农产品价格暴跌等损害的脆弱性；(3)普遍提供可持续生存的基本条件，如卫生、教育、水和新鲜空气，保护和满足社会最脆弱人群的基本需要，为全体人民，特别是为贫困人民提供发展的平等机会和选择自由。编辑本段|回到顶部可持续发展-六大领域推进可持续发展 为了全面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印发了原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这是进一步推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文件，同时也是对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积极响应。《纲要》提出我国将在六个领域推进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方面，要按照“在发展中调整，在调整中发展”的动态调整原则，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全方位逐步推进国民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初步形成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可持续发展国民经济体系。社会发展方面，要建立完善的人口综合管理与优生优育体系，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总量，提高人口素质。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医疗卫生体系、劳动就业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大幅度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建立健全灾害监测预报、应急救助体系，全面提高防灾减灾能力。资源保护方面，要合理使用、节约和保护水、土地、能源、森林、草地、矿产、海洋、气候、矿产等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综合利用水平。建立重要资源安全供应体系和战略资源储备制度，最大限度地保证国民经济建设对资源的需要。生态保护方面，要建立科学、完善的生态环境监测、管理体系，形成类型齐全、分布合理、面积适宜的自然保护区，建立沙漠化防治体系，强化重点水土流失区的治理，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加强城市绿地建设，逐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环境保护方面，要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开展流域水质污染防治，强化重点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加强重点海域的环境综合整治。加强环境保护法规建设和监督执法，修改完善环境保护技术标准，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和环保产业发展。积极参与区域和全球环境合作，在改善我国环境质量的同时,为保护全球环境作出贡献。能力建设方面，要建立完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法律制度，加强执法力度，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教育媒体，全面提高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建立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与监测评价系统，建立面向政府咨询、社会大众、科学研究的信息共享体系。为了落实上述任务，《纲要》提出了六项保障措施。一是运用行政手段，提高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决策水平，二是运用经济手段，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投入机制，三是运用科教手段，为推进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四是运用法律手段，提高全社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法制化水平，五是运用示范手段，做好重点区域和领域的试点示范工作，六是加强国际合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编辑本段|回到顶部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人类全面发展和持续发展的高度概括，不仅要考虑自然层面的问题，甚至要在更大程度上考虑人文层面的问题。因此，许多文献研究可持续发展，都把视野拓展到了自然和人文两个领域，不仅要研究可持续的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与自然生态问题，还要研究可持续的人文资源、人文环境与人文生态问题。从单纯地关注自然—社会—经济系统局部的自然属性，到同时或更加关注社会经济属性，以把握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寻找全球持续发展的途径，这是现代生态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环境社会学与社会生态学兴起的根源。编辑本段|回到顶部可持续发展-评论 自20世纪末以来，由于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各种“生态问题”，因而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备受人类关注的热门话题。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观，也日益深入人心，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战略付诸实践，这是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的质的飞跃。但就目前情况看，对可持续发展内涵的理解仍不尽一致，甚至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尚未形成共识，如人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问题。这就直接关涉到如何把握可持续发展观的本质以至能否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一、人在与自然关系中的主体地位
所谓人的主体地位，是指人在与自然界关系中的一种位置，即在这种关系中，人是主体，自然界是客体。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有不同角度和不同的层次，“主—客”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方面，但不能涵盖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全部。因此，人与自然的“主—客”关系的确立也是有范围的，其作用也是有限度的。一般地说，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确证，一是从存在论(事实)的角度看，人与自然界中其他存在物(生命的、非生命的)一样，同属于自然生态系统构成中的一份子或一个组成部分，人与其他自然存在物就是一种“平等”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人与其他自然物之间难以区分谁为主、谁为客关系。二是从价值论(价值)的角度看，人类具有不同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特殊属性，具有其他存在物所不具备的自主性、创造性，人源于自然而又超越于自然，人可以把人以外的自然物作为认识、利用和改造的对象，使直接的自然物或被人改造过的自然物为人所用、为人服务。同时，人还具有认识和改造自身的自觉性和能力，也就是在人类针对自然界的有意识、有目的活动中，对自然界的积极改造和对人类自身的自觉改造是一致的，在改造自然中使人类自身得到改造。“自觉地”改造自身与“积极地”改造自然两者之间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共生与互利。可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的主体地位主要是在“价值论”的意义上构成的“主—客”关系中得到确证的。但是，人的实践和自然科学研究证明，即使是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人类的活动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主体性，“由于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非常广泛，不断地改变或影响地球的自然环境，已经成为生物生态系统中的主导性生态因子”。概而言之，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主体地位的内涵主要表现为：(1)人依据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积极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实现主体客体化；(2)人通过实践活动将外在于人的自然“内在化”以充实、完善和发展人自身，实现客体主体化；(3)人的主体地位的实质在于人是目的。就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而言，人具有目的价值，自然界具有手段价值。因为就人类而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与有效地处理，都必然以是否符合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要，作为最终的价值取向和评判标准。当然，这并不否定自然界在人们活动面前确证它存在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即自然界可以独立于人而存在，它具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本质。但是，自然界的存在及其规律的“价值”是人的存在及其需要所赋予的。一方面，自然界存在及其规律对人作为目的及其实现有制约作用，也就是说，人在自然界面前不能“为所欲为”，必须承认自然界的真实存在，尊重自然规律；另一方面，自然界存在及其规律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它为人的生存及其发展提供了条件，为人的活动服务，为人的目的实现服务。这就是人的主体地位的基本涵义，也是人与自然之间“主—客”关系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规定，正是人的主体地位确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确定了人的活动和自然界作用的范围。、望采纳 谢谢

E. 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是什么

您好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所达到的新高度。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实现的重大创新，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是多方面的，我们只有全面、准确的理解其重大意义，才能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与坚定性，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第一个方面的意义，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个方面的意义，科学发展观坚持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宝贵经验，汲取和借鉴了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与当代发展理论的新成果，反映了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现实要求，以及当代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这两个问题刚才路局长和黄局长都做了非常好的阐释，在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第三个方面的意义，科学发展观是实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行动指南。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大提出，我们要在21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族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方面和领域的综合指标，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乃至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的目标。我们只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才能够不断地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一句话，只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第四个方面的意义，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的解释了发展的丰富内涵，指出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既合规律，又合目的，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进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整体推进的发展，是不断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文化、政治权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整体素质的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是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相统一的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对于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作出了统一的安排。
科学发展观又深刻解释了发展的价值取向，发展的核心，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对为谁发展，靠谁发展这样的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阐明了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终极目的，这是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谋发展、促发展、实现发展问题上一种根本的价值取向和根本的工作路线的一种集中体现。
科学发展观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研究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深刻的解释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内在联系，深刻的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融关系，深刻的解释了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对于怎样发展作出了科学回答，提出了认识发展、谋划发展、促进发展的一系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这样就为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为加快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明了正确的方法路径。比如科学发展观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科学发展观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要求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发展依靠人民，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作为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让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科学发展观还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辩证运动的原理，坚持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观点，认为发展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有机联系，全面进步、协调推进的总体运动过程。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我们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又要在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运筹、统筹兼顾的辩证法，坚持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与社会全面进步，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东部、中部、西部平衡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相互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科学发展观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也是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加强我们党的先进性建设的一种迫切的需要。我们只有牢固的树立和认真的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够提高、把握和驾驭全局的能力，正确的认识和妥当的处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谋划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

F. 阐述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并谈谈剩余价值理论的现实价值是

马克思在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工人在不为资本家劳动、“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的情况下，“其他条件”怎么会“相同”呢？
本文将讨论马克思《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中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并且证明使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概念来证明资本利润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是没有说服力的。
课题的意义
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仍然占据着经济理论的中心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引进市场经济后，出现了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的情况。例如，在市场经济中是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而根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格；发展经济需要大量引进利用外资，但是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利润来自剥削。尽管如此，很多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人士，仍然顽固地坚持原有观点（1，2）。经过多年的政治宣传和理论教育，“资本家靠剥削发财”已经在中国劳动阶层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是工人理论家激烈批判私有化改革理论的基本依据（3）。中国高等院校的经济学教科书仍然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线，仅仅略微增加了一些有关市场经济的内容。虽然有人发出了“改写政治经济学”的呼吁（4，5），但是至今未见行动迹象。对于在大学中讲授西方经济理论，有人提出仅仅“述而不批”或者“批而不透”是不行的，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的评析”（6）。中国基本经济理论的滞后状态，可能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障碍，在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时，甚至可能成为走回头路的推动力之一。

中国的经济学家现在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一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既不能解释各种经济现象，又不能指导制定经济政策；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独特地位，无法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放在一个客观的位置上，批判其中违背客观实际的部分，利用其科学成分。
由于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中国很多经济学家正试图通过修正劳动价值论，走出这一两难境地。例如，有人提出不仅活劳动（人的劳动），而且物化劳动（机器等）也能够创造价值，试图在不违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为资本利润的来源找到一种正当解释（7）。虽然他们小心地遵循着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但是仍然受到了激烈的反驳（8，9）。
笔者认为，尽管面对经济现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捉襟见肘，但是仍然占据着中国经济理论的主导位置，除了政治因素，还有三个重要原因：
（一）劳动价值论无法在实践中进行验证。
根据劳动价值论，商品价格取决于其劳动价值。但是，马克思又说，同样时间不同种类的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是不同的，而且商品价格可以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围绕商品价值上下波动。因此，在仅有的两个可以实际测量的参数——商品价格和劳动时间——之间，存在两个不确定的环节，即：
劳动时间和劳动价值之间的关系
商品价格和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
因此，对劳动价值论的定量分析根本无法进行，最多只能责问一声：有些商品的价格，偏离其劳动价值的幅度是否太大了？（10）无法使用实际数据验证理论，正是中国经济学家围绕劳动价值论多年激烈争论却不能得到一致结论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二）反对马克思的人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资本利润的来源。
马克思的理论在解释利润来源时，直观易懂：人类肌肉和大脑的劳动创造了价值，没有生命的货币、机器和土地不会创造价值，因此利润只能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反对马克思的人只是坚持资本和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应该和劳动一样获得报酬。这种解释与其说是理论，还不如说是对现象的写照，因此缺少说服力。

（三）反对马克思的人，有一种错觉，即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如果存在问题的话，也只是其基础——劳动价值论——存在问题。
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特别喜欢引用一百多年前一个反对者的话：“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11）这段话是这种错觉的起因还是加强了这种错觉，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可以肯定，正是这种错觉使得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几乎全部集中在劳动价值论上。
然而，仔细研读《资本论》，可以发现，至少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本文将主要讨论马克思在定义工人必要劳动时间时的一个错误。
一个无法成立的“如果”
我们知道，马克思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他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要求雇佣劳动者提供额外的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12）。

这种思想在农业生产中是基本正确的。因为一个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仅仅是劳动地点不同，劳动效率是基本一样的，例如，生产一千斤谷物所需要的总的劳动时间是差不多的（和地主雇佣的其他农民合作、使用较好的农具，会提高一些劳动效率），因此，农民只能在相当于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之外，增加劳动时间来补偿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但是，在工业生产中，情况不是这样。因为工人在工厂里劳动时，与其他工人合作并使用机器，和他作为个人、在家里独自使用简单的工具从事生产相比，劳动的效率要高得多。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模型是：一个工人每天在工厂劳动12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12个物化劳动小时（马克思用来衡量价值量的单位，以下简称为“价值单位”。工人每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一个“物化劳动小时”，即一个价值单位）。然而他一天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只有6个价值单位。资本家把新创价值的一半（6个价值单位）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另外6个单位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成为他的利润。在这个模型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均为6小时。剩余价值率（马克思用来衡量剥削程度的指数）是

6/6 =100%

马克思在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既然工人在生产劳动力日价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内（即6小时内——引者注），只是生产资本家已经支付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就是说，只是用新创造的价值来补偿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所以，这种价值的生产只是表现为再生产。因此，我把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工作日部分称为必要劳动时间，把在这部分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必要劳动。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不以他的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这种劳动对资本和资本世界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工人的经常存在是它们的基础。”（13）
这段话有几层意思：
（1）如果工人每天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
（2）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6个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3）这6个小时的劳动只是劳动力价值的再生产，所以称为“必要劳动”，这6个小时就是“必要劳动时间”。
（4）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不论他是为资本家劳动还是为他自己劳动，他都必须进行这部分劳动。
在马克思看来，创造性劳动的成果是作为附带因素被无偿吸收到资本当中的，指的实际上就是技术进步，它构成了相对剩余价值的来源。这就是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与创造性劳动有着内在的联系。但是，在劳工利益和知识产权日益得到保护的现代知识经济的条件下，不仅创造性劳动成为创造剩余的主要来源，而且它也难以被无偿占有。同时，当创造性劳动创造成果成为共享的知识后，就成为“一般社会财富的积累”。此外，这种“剩余”，也不再是传统的“剩余价值”，而不过是将价值作为计量方法来衡量创造性劳动成果的“计量价值”；积累也主要是使用价值的积累，本质上则是知识（一般社会财富）的积累。这就是新的剩余价值论和积累规律。

关键词：剩余价值 创造性劳动 剩余 计量价值

笔者多次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劳动价值论部分，后来发现，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创造价值中的劳动实际上指的是重复劳动，因为，只有重复劳动才存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同时，在马克思看来，创造性劳动的成果往往是被无偿地吸收到资本当中的，所以，虽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与创造性劳动有着内在的联系，但他并没有直接将创造性劳动放入他的劳动价值论的考察中。而在现代知识经济形态中，创造性劳动日益重要，当我们转向重点考虑创造性劳动并提出“创造性劳动创造剩余”的命题时，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地方，但经过适当的处理，我们能够拓展剩余价值论，使之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

一、剩余价值中的矛盾：剩余价值是总体的存在还是个别的存在

1、根据价值规律，从整个部门或社会来看，不存在剩余价值。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商品的价值量是（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即以使用价值为前提，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并且，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由此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对于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来说，恰好就处于“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因而，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总和）！也就是说，就个别企业来说，可能由于其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它仍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或价格出售，所以，它能获得剩余价值。但对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来说，就不存在剩余劳动时间，没有剩余价值！从直观上来看，这是因为还有一部分企业的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是亏损的。从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来说，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企业的盈余的总和恰好等于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企业的亏损的总和，两方面相抵，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之和等于零！
2、从部门结构来分析，又必须用到剩余价值。马克思在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条件时，如对于生产生活资料和生产生产资料的两大部类来说，简单再生产的条件是Ⅰ（V m）=ⅡC，却忽视了或抛开了“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这个限制，将一个部门或社会的各个企业的C、V、M分别加总。在利润理论中，如阐述利润平均化时，也是这样加总的：个别资本的利润首先在一个部门内部平均化，然后在整个社会资本的总和中平均化为一般P′，即平均P′，就有总利润率，即∑m：∑（C V）或=∑m/∑（C V）或=社会剩余价值/社会总资本。
这就使得部门结构分析与整体分析在剩余价值上产生了一个内在的矛盾。
3、企业微观层进到部门宏观层对剩余价值分析。我们都很熟悉，马克思在企业这个微观层次上分析剩余价值的来源时采用的是另一套概念，这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必要劳动时间、必要劳动等等。他认为，劳动者在劳动的一段时间内，只是再生产自己劳动力的价值，这个叫必要劳动时间，这段时间耗费的劳动叫必要劳动。而超出必要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它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有两种方法或情形，一是工作日的延长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称之为绝对剩余价值。另一种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按照生产力水平与单位商品成反比的规定性，一个企业，只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其超过社会平均水平，就会使其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这样，他还会获得一个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即超额剩余价值。显然，这个超额剩余价值来源于创造性劳动，正是创造性劳动提高了个别企业生产的技术水平，而创造性劳动成果是被无偿吸收到资本当中的。但是，在同一生产部门内部，一个企业这样做，其他企业也会这样做。因此，会使得劳动生产力普遍提高，超额剩余价值消失。其实，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同样如此，并且当大家都延长工作日时，绝对剩余价值也会消失。
这表明，个别企业可能存在剩余价值，但整个部门、整个社会可能并不存在剩余价值，特别是从长期来看更是如此。
4、“总体分析”所隐含的前提是一种均衡的市场结构，采用的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第1节的整体分析中，其隐含的种种条件是，一个部门有许多企业，它们生产同类产品，在市场上展开充分的竞争，市场供求相等，生产的所有产品正好全部能卖出去，价格也刚好达到均衡价格，实际上它等于价值。所以，存在一个“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的条件，存在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总价值。这就包括，有的企业可能刚好属于这样的“正常平均”条件，因而刚好按其个别价值等于社会价值，并按这个价格出售商品，不亏也不赚。显然，“正常平均”条件之下的企业会亏损，而“正常平均”之上的企业能有盈利，但两方面刚好相抵。这样，整个部门或社会是平衡的。当“正常平均”移动到另一个水平上以后，虽说技术水平提高了，或者工作日延长，或者工作日缩短了，情况同样如此，整个社会不会有剩余价值。
在这里，劳动力市场是否也处于均衡状态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均衡的，那么劳动力的均衡价格就等于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实际上会根据其劳动力预期创造的价值来出售）。这意味着只有劳动生产率高于平均水平的企业才能在这种劳动力价值水平上盈利。相反，如果劳动力供求不平衡，第一种情况是供过于求，劳动力的价格将低于其所预期创造的价值的水平，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整个部门或社会才存在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分别，也即存在剥削。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会使一些“正常平均”水平之下的企业也能盈利，但有些距离“正常平均”水平太远的企业仍然可能亏损，尽管它剥削了劳动力。第二情况是供不应求，自然不存在剥削，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价格过高，只会使那些生产率大大高于平均水平的企业盈利。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容易得了一个结论：对剩余的剥削是与市场结构相联系的。不过，我们又要提出一个新问题：在不存在对劳动力剥削的情况下，是否存在剩余呢？如果存在，它又是什么性质或者从何而来呢？我们先提出这个问题，留待后面作解答。
5、“微观宏观结合分析” 所隐含的前提是一种非均衡的市场结构，采用的是动态分析方法。在第3节中，竞争和技术进步是导致市场结构不平衡的原因，一个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其他企业纷纷跟进，最后，这种技术成为一个部门的常规技术，在整个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工作日的变化或劳动强度、劳动熟练程度的变化同样如此。当然，工作日一般是缩短的，“劳动强度”一般来说是趋于下降的，劳动熟练程度则是趋于提高的。这样，基于产品成本差异的市场竞争也使供求处于不均衡状态中。同时，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也会使劳动力的供求产生不均衡。只有当一个部门或全社会都使用新技术之后，新技术成为常规技术的时候，才出现“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而“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也差别不大，于是，有可能形成一种均衡的市场结构，我们也可能依据价值定义的方法来衡量商品的价值。这时，各企业差别不大，整个部门或社会不存在剩余价值。如果个别企业又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而且它生产的商品产量没有达到打破市场形成的均衡的条件下，它就只对市场系统产生“微扰”作用，这个企业是可能获得剩余价值的。而实际上，在竞争的市场中，这种“微扰”作用总会放大，打破市场的均衡，因为该企业的成本低，能以更低的价格销售产品，迅速扩大市场份额，使同类产品出现供大于求，一些仍采用传统技术、成本高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就会卖不出去。只有当这种更先进的新技术又迅速扩散并最终被大多数企业所采用时，这种更先进的新技术又会决定一个新水平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并成为决定价值的基轴，而剩余价值也迅速消失。
在传统的经济中，技术进步慢，“社会正常生产条件”比较接近于现实，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技术进步加快，实际上，一种新技术还没有被推广到成为“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以前，另一种更新的技术往往就出现了，这决定了市场结构的不均衡成为常态，也可以说，市场永远处于不均衡状态中。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社会生产不存在以“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为基础的价值基轴，或者说，价值的标准模糊化和虚拟化了，具有更多的认识和预测的成份，所以，我提出“预期价值”。对于个别企业来说，它也是根据自己的生产条件和市场条件来认识和预测其“个别价值”，同样具有“预期价值”的性质。相应地，预期价值也可分为有“社会预期价值”和“个别预期价值”。
当个别预期价值低于社会预期价值时，企业将获得预期剩余价值。于是，我们说现代商品生产是预期剩余价值的生产，它主要是技术进步所推动的。
6、阶级剥削还是个别剥削。如果我们从微观上肯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那么，从宏观上，从一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来说，就不是一般的利润率平均化，而是利润的零化。其社会意义上的结论就是，工人可能仅受个别资本家的剥削，而不受他所属的部门的资本家的剥削，不受全体资本家的剥削。也说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个别工人和个别资本家对立，而不存在整个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当然，如前所述，这是假定是以充分竞争和“市场均衡”为前提的。严格来说，这个条件是不存在，但是，在现代国家的管理之下，包括反垄断、对劳工的保护和工会加强等因素，使得充分竞争和“市场均衡”（特别是劳动力的供求均衡）接近于现实，因此，现代社会的阶级剥削是弱化的。其实，这个结论从直观上来说也是好理解的：人们劳动的时间、强度和复杂程度都没有增加，但获得的物质生活水平却越来越高，怎么好简单地说受到剥削呢？这同样多的劳动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产品的真正来源是创造性劳动所推动的知识或技术的积累。这意味着，即使有剥削，也主要是对创造性劳动的剥削。下面将进一步来考虑这个问题。

二、资本积累：剩余价值的积累还是知识的积累

这个矛盾与剩余价值中的矛盾是相联系的。
1、关于价值积累与知识积累。如果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没有剩余价值，那么，社会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但是，在资本周转中对固定资本的分析时，又隐含着一种即使不考虑剩余价值的积累情况下的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因为，当固定资本的一部分一部分价值一次一次转入W′中去，随W′的流通转化为G′的一部分，随着这种独特的流通的进行，一笔笔货币要以折旧基金的形式贮存起来，一直到它的物质形态全部损耗需要更新的时候，才重新投入流通，购买（新的）劳动资料。在这里，固定资本磨损分为有形磨损和无形磨损两种。有形磨损又称实物磨损；无形磨损又称精神磨损，包括：a．技术进步，机器的价值下降；b．技术进步，相同的机器效率提高。这就是说，与无形磨损相对应，应该有一个无形的积累存在，这被称之为内涵意义上的扩大再生产，它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是知识的积累。
2、真正的矛盾。当然，我们应该明确，我们说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没有剩余价值，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存在，指的只是价值形态上的扩大再生产不可能，而并非实物形态上的扩大再生产不可能。而在实物形态上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是可能的。此外，我们还应该搞清楚，个别企业价值形态上的扩大再生产也是可能的。所以，真正的矛盾是，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没有剩余价值，不存在扩大再生产是符合现实的吗？初看起来，似乎是不符合的，因为，随着人类的发展，经济世界的商品量和价值量似乎都是迅速增加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3、不变价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由这个命题实际上可得到一个推论：不同时代人类生产所创造的价值量的多少仅与人类所花的总的劳动时间有关，而与其他因素，如技术水平、劳动强度等无关。因为，不管是什么时代，不管各个时代的技术水平和劳动强度等如何不同，每个时代都会在自己当下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基础上来衡量自己那个时代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所以，只要社会总的劳动时间相同，那么这两个时代所创造的价值量就是相同的（尽管劳动生产率和商品量等不相同）。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对劳动者的日益严格的保护（限制童工，八小时工作制甚至更短，越来越多的节假日等），如果不考虑人口增长因素，那么，社会劳动的总量是不断减小的，因此，价值形态上的资本积累并非我们直观的那样是越来越大，很可能是不明显。举个简单的例子，石器时代的人们打造一件精制的石器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生产一台现代机器所花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可能没有什么差别，因此，两者所包含的价值量也就差别不大，但如果按所谓“不变价”来计算，则是天壤之别！也就是说，平时我们习惯讲的“资本积累或价值积累”实际上是不变价的扩大。从石器到现代机器所发生的积累本质上是知识的积累的结果！这个积累是创造性劳动成果的积累。
对于知识的积累来说，再生产的条件就不一定表现在总价值的增加上，而主要是内涵意义的。如简单再生产，就不是表现为Ⅰ（V m）=ⅡC ，而是ⅠΔC=ⅡΔC。因为，由于技术进步，第一部类使用同样多的资源能生产更多的生产资料，其中，只需要价值量更少的ⅠC1就能满足本部门的需要，多出的ⅠΔC则用来与第二部类相交换。即有ⅠC=Ⅰ（C1 ΔC）。同样，第二部门也有ⅡC=Ⅱ（C2 ΔC）。实际上，两大部类用来交换的部分ΔC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折旧，另一部分是技术进步所增加的。当然，我们可能是以不变价格来计量的，因此，可以说存在“价格膨胀”。
4、创造性劳动创造剩余。对于个别资本来说，可能存在剩余价值，它可能来源于剩余劳动，即传统的剥削，这实际上构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价值积累），是由于劳动时间延长、人口和劳动力增加等引起的；也可能来源于对创造性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它同时还形成知识（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积累。对于现代社会经济来说，后一点更突出，但其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因为，第一，劳动力数量趋于稳定甚至减少，劳动时间也在减少，而知识的进步越来越快，创造性劳动成果的积累日益突出。第二，创造性劳动成果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受到越来越多的保护，无偿占有的情况日益难以发生，即对创造性劳动的剥削是困难的。此外，当知识为社会所共享时，创造性劳动成果的积累也就成为一般社会财富的积累。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创造性劳动所创造的“剩余”已不再是传统的“剩余价值”，而不过是将价值作为一种计量方法来衡量创造性劳动成果的结果，也即前面的提到的预期价值，这种预期价值也可以说是“计量价值”。在这里，价值由反映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成了一种价值计量方法。
对于整个社会资本来说，则可能不存在剩余价值的积累，而仅存在知识的积累。如前所述，当创造性劳动成果的“计量价值”得以实现，或者虽未实现但已过期，知识也就为社会所共享，这种知识（包括相应的技术、设备）的再生产成为一种重复劳动，而知识本身则成为社会财富，这就是社会财富的积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即使有一大堆价值，但如果没有创造性劳动对这些设备进行改造和更新，没有知识的积累，那么它们就会变成一堆废物，甚至是一文不值。
总之，我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中隐含“创造性劳动创造剩余”因素，不过，由于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创造性劳动不占主导地位，因此，马克思没有强调这个因素，相反，他注重的是重复劳动和价值的创造，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价值的积累，将剩余看作是价值的多余部分，他没有能够直接提出“创造性劳动创造剩余”的命题，对以知识为本质的使用价值的积累估计不足，并使得他的价值论在逻辑上存在一定的内在不协调。所以，我们明确提出“创造性劳动创造剩余”这个命题，这样一来，劳动价值论的内在矛盾就消除了，并发展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劳动价值论，使之能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到此，我们也回答了第一部分第4节提出的问题。

G. 为什么必须坚持发展价值观与全面发展论高度统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追求和宽广的情怀。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既是经济发展的阶段转化，更是经济发展的价值进化。高质量发展更重要、更关键的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理论指导下，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按照新理念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就是必然的价值追求和必定的实践结果。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指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实现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高价值主体，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和真正推动者。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秉持的发展价值观，是对当代中国发展的目的、动力和趋向进行的深刻思考，由此也必然得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结论。
发展为了人民，本质上是发展的关注点从物到人的转变。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近代哲学家高举人文主义大旗，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剩余价值论的基本观点，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榨取劳动力背后的价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化，工人也就成了一种人格化的商品。当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之上时，这种发展观就只会关注经济数据的增长，并不会在意劳动者主体的利益实现。我们党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就是要实现从物化到人化的转变，不仅破除了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而且有着强烈的现实的人文关怀。
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鲜明特征，人民的生活需求与生活改善也是如此。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温饱问题早已解决，总体小康也已实现。2020年的发展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的生活期待和追求有了新的层次和更高要求，既有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更有政治生活、精神文明生活等各方面的要求，而且这种需要和追求还在一步步提升。
经过改革开放伟大而生动的实践历程，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是中国也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和永远的目标，我们党要用理论和实践来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一闭幕，习近平总书记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时就旗帜鲜明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和目标导向，这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又深刻分析了当代中国的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表明我国主要矛盾已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扩大、提升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表明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要解决发展不明、改革开放新时期要解决发展不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解决发展更好的问题，这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是对我国重大发展方向的揭示。“我们要不断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国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根本指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
二、坚持发展价值观与全面发展论相统一，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全面进步
一切事物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具有过程性和阶段性特征。我们要按照马克思主义时空观理论，将社会发展作为一个矛盾综合体，抓住某个阶段、某个过程的主要矛盾，明确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我国的发展历经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各个阶段国情不同、国际背景不同，社会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不尽相同。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发展的过程中又蕴含着发展重点论和发展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既要坚持发展阶段论、重点论，更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树立并坚持正确的发展价值观和全面发展论，弄清楚为什么发展、如何实现发展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据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十九大把以人民为中心写进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一起全面贯彻，在实际工作中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发展价值观在新时代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发展价值观就是紧紧围绕人民这个中心位置，并与人民的决定作用、人民的主体地位相统一。具体包括：牢牢坚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从人民需要、解决社会主要矛盾、_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践行新发展理念，改革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共享发展，社会发展的成效由人民来评判，也由人民生活是不是美好来最终检验，发展的终极目标定位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上。
要实现这一发展价值观，必须坚持全面发展论，只有全面发展才能实现发展的人民主体价值。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总布局，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党的谆谆教导。为制定“十四五”发展规划，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又特别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协调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鲜明特征。全面发展论首先体现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上，也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对外开放之中;体现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之中;体现在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之中。全面发展价值取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特色，进一步明确了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我国实现进一步发展的根本方向、根本要求、根本目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价值观，是新时代发展深度和纵向的要求;坚持以“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为主要内容的全面发展论，是新时代发展宽度和深度的要求，既深又宽，纵横并进。以以人民为中心为纵坐标，以全面性为横坐标，可以绘制出一条越来越美好的发展曲线，最终都汇聚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上，落实到人民生活高质量上，落实到人民共同富裕，进而落实到人类社会大同上。全面发展论与发展价值观一致、一贯并结合、统一，反映了唯物辩证法的本质要求。
三、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标，又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发展价值观与全面发展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不再以高速增长为指标，而是追求高质量。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前景不明朗，国内经济发展处于爬坡过坎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更加需要强调高质量。要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高质量发展，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还体现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特别是体现在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方面。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满足人民日益增_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行动指南。
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涉及方方面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人民生活高质量是美好生活的体现，“高”首先必须体现在领域的“宽”上，“宽”是“高”的题中应有之义，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各方面、各领域。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发展价值观和全面发展论的集中体现，确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根本的价值取向。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和终极价值，这是新时代我国实现新发展的出发点，也是新时代推进新发展的落脚点。坚持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战略定位，就要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定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政治判断，坚持发展过程论与发展阶段论的统一，坚持发展重点论与发展价值观的统一，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统一，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全面科学地认识提高人民生活质量需把握以下三个维度：一是党的奋斗目标维度;二是主要矛盾转化维度;三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维度。从奋斗目标、主要矛盾、人民中心这三个维度的内涵和高度出发，才能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在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条件下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在学懂弄通做实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为推动人民生活高质量发展开创崭新局面。
作者系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南通大学兼职教授
责任编辑：双艳珍
作者：黄正平
来源：《求知》2020年12期

H. 课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怎样评价

马克思在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工人在不为资本家劳动、“独立地为自己劳动”的情况下，“其他条件”怎么会“相同”呢？
本文将讨论马克思《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中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并且证明使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概念来证明资本利润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是没有说服力的。
课题的意义
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仍然占据着经济理论的中心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引进市场经济后，出现了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的情况。例如，在市场经济中是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而根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格；发展经济需要大量引进利用外资，但是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利润来自剥削。尽管如此，很多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人士，仍然顽固地坚持原有观点（1，2）。经过多年的政治宣传和理论教育，“资本家靠剥削发财”已经在中国劳动阶层的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是工人理论家激烈批判私有化改革理论的基本依据（3）。中国高等院校的经济学教科书仍然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线，仅仅略微增加了一些有关市场经济的内容。虽然有人发出了“改写政治经济学”的呼吁（4，5），但是至今未见行动迹象。对于在大学中讲授西方经济理论，有人提出仅仅“述而不批”或者“批而不透”是不行的，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的评析”（6）。中国基本经济理论的滞后状态，可能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障碍，在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时，甚至可能成为走回头路的推动力之一。

中国的经济学家现在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一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既不能解释各种经济现象，又不能指导制定经济政策；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独特地位，无法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放在一个客观的位置上，批判其中违背客观实际的部分，利用其科学成分。
由于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中国很多经济学家正试图通过修正劳动价值论，走出这一两难境地。例如，有人提出不仅活劳动（人的劳动），而且物化劳动（机器等）也能够创造价值，试图在不违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为资本利润的来源找到一种正当解释（7）。虽然他们小心地遵循着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但是仍然受到了激烈的反驳（8，9）。
笔者认为，尽管面对经济现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捉襟见肘，但是仍然占据着中国经济理论的主导位置，除了政治因素，还有三个重要原因：
（一）劳动价值论无法在实践中进行验证。
根据劳动价值论，商品价格取决于其劳动价值。但是，马克思又说，同样时间不同种类的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是不同的，而且商品价格可以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围绕商品价值上下波动。因此，在仅有的两个可以实际测量的参数——商品价格和劳动时间——之间，存在两个不确定的环节，即：
劳动时间和劳动价值之间的关系
商品价格和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
因此，对劳动价值论的定量分析根本无法进行，最多只能责问一声：有些商品的价格，偏离其劳动价值的幅度是否太大了？（10）无法使用实际数据验证理论，正是中国经济学家围绕劳动价值论多年激烈争论却不能得到一致结论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二）反对马克思的人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资本利润的来源。
马克思的理论在解释利润来源时，直观易懂：人类肌肉和大脑的劳动创造了价值，没有生命的货币、机器和土地不会创造价值，因此利润只能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反对马克思的人只是坚持资本和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应该和劳动一样获得报酬。这种解释与其说是理论，还不如说是对现象的写照，因此缺少说服力。

（三）反对马克思的人，有一种错觉，即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如果存在问题的话，也只是其基础——劳动价值论——存在问题。
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特别喜欢引用一百多年前一个反对者的话：“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11）这段话是这种错觉的起因还是加强了这种错觉，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可以肯定，正是这种错觉使得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几乎全部集中在劳动价值论上。
然而，仔细研读《资本论》，可以发现，至少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本文将主要讨论马克思在定义工人必要劳动时间时的一个错误。
一个无法成立的“如果”
我们知道，马克思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时间两部分。他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要求雇佣劳动者提供额外的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12）。

这种思想在农业生产中是基本正确的。因为一个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仅仅是劳动地点不同，劳动效率是基本一样的，例如，生产一千斤谷物所需要的总的劳动时间是差不多的（和地主雇佣的其他农民合作、使用较好的农具，会提高一些劳动效率），因此，农民只能在相当于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之外，增加劳动时间来补偿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但是，在工业生产中，情况不是这样。因为工人在工厂里劳动时，与其他工人合作并使用机器，和他作为个人、在家里独自使用简单的工具从事生产相比，劳动的效率要高得多。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模型是：一个工人每天在工厂劳动12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12个物化劳动小时（马克思用来衡量价值量的单位，以下简称为“价值单位”。工人每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一个“物化劳动小时”，即一个价值单位）。然而他一天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只有6个价值单位。资本家把新创价值的一半（6个价值单位）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另外6个单位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成为他的利润。在这个模型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均为6小时。剩余价值率（马克思用来衡量剥削程度的指数）是

6/6 =100%

马克思在定义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既然工人在生产劳动力日价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内（即6小时内——引者注），只是生产资本家已经支付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就是说，只是用新创造的价值来补偿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所以，这种价值的生产只是表现为再生产。因此，我把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工作日部分称为必要劳动时间，把在这部分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必要劳动。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不以他的劳动的社会形式为转移。这种劳动对资本和资本世界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工人的经常存在是它们的基础。”（13）
这段话有几层意思：
（1）如果工人每天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物化劳动小时，那末，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
（2）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6个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3）这6个小时的劳动只是劳动力价值的再生产，所以称为“必要劳动”，这6个小时就是“必要劳动时间”。
（4）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不论他是为资本家劳动还是为他自己劳动，他都必须进行这部分劳动。
在马克思看来，创造性劳动的成果是作为附带因素被无偿吸收到资本当中的，指的实际上就是技术进步，它构成了相对剩余价值的来源。这就是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与创造性劳动有着内在的联系。但是，在劳工利益和知识产权日益得到保护的现代知识经济的条件下，不仅创造性劳动成为创造剩余的主要来源，而且它也难以被无偿占有。同时，当创造性劳动创造成果成为共享的知识后，就成为“一般社会财富的积累”。此外，这种“剩余”，也不再是传统的“剩余价值”，而不过是将价值作为计量方法来衡量创造性劳动成果的“计量价值”；积累也主要是使用价值的积累，本质上则是知识（一般社会财富）的积累。这就是新的剩余价值论和积累规律。

关键词：剩余价值 创造性劳动 剩余 计量价值

笔者多次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劳动价值论部分，后来发现，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创造价值中的劳动实际上指的是重复劳动，因为，只有重复劳动才存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同时，在马克思看来，创造性劳动的成果往往是被无偿地吸收到资本当中的，所以，虽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与创造性劳动有着内在的联系，但他并没有直接将创造性劳动放入他的劳动价值论的考察中。而在现代知识经济形态中，创造性劳动日益重要，当我们转向重点考虑创造性劳动并提出“创造性劳动创造剩余”的命题时，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地方，但经过适当的处理，我们能够拓展剩余价值论，使之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

一、剩余价值中的矛盾：剩余价值是总体的存在还是个别的存在

1、根据价值规律，从整个部门或社会来看，不存在剩余价值。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商品的价值量是（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即以使用价值为前提，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并且，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由此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对于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来说，恰好就处于“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因而，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总和）！也就是说，就个别企业来说，可能由于其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它仍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或价格出售，所以，它能获得剩余价值。但对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来说，就不存在剩余劳动时间，没有剩余价值！从直观上来看，这是因为还有一部分企业的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是亏损的。从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来说，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企业的盈余的总和恰好等于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企业的亏损的总和，两方面相抵，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之和等于零！
2、从部门结构来分析，又必须用到剩余价值。马克思在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条件时，如对于生产生活资料和生产生产资料的两大部类来说，简单再生产的条件是Ⅰ（V m）=ⅡC，却忽视了或抛开了“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这个限制，将一个部门或社会的各个企业的C、V、M分别加总。在利润理论中，如阐述利润平均化时，也是这样加总的：个别资本的利润首先在一个部门内部平均化，然后在整个社会资本的总和中平均化为一般P′，即平均P′，就有总利润率，即∑m：∑（C V）或=∑m/∑（C V）或=社会剩余价值/社会总资本。
这就使得部门结构分析与整体分析在剩余价值上产生了一个内在的矛盾。
3、企业微观层进到部门宏观层对剩余价值分析。我们都很熟悉，马克思在企业这个微观层次上分析剩余价值的来源时采用的是另一套概念，这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必要劳动时间、必要劳动等等。他认为，劳动者在劳动的一段时间内，只是再生产自己劳动力的价值，这个叫必要劳动时间，这段时间耗费的劳动叫必要劳动。而超出必要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它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有两种方法或情形，一是工作日的延长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称之为绝对剩余价值。另一种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按照生产力水平与单位商品成反比的规定性，一个企业，只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其超过社会平均水平，就会使其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这样，他还会获得一个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即超额剩余价值。显然，这个超额剩余价值来源于创造性劳动，正是创造性劳动提高了个别企业生产的技术水平，而创造性劳动成果是被无偿吸收到资本当中的。但是，在同一生产部门内部，一个企业这样做，其他企业也会这样做。因此，会使得劳动生产力普遍提高，超额剩余价值消失。其实，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同样如此，并且当大家都延长工作日时，绝对剩余价值也会消失。
这表明，个别企业可能存在剩余价值，但整个部门、整个社会可能并不存在剩余价值，特别是从长期来看更是如此。
4、“总体分析”所隐含的前提是一种均衡的市场结构，采用的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第1节的整体分析中，其隐含的种种条件是，一个部门有许多企业，它们生产同类产品，在市场上展开充分的竞争，市场供求相等，生产的所有产品正好全部能卖出去，价格也刚好达到均衡价格，实际上它等于价值。所以，存在一个“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的条件，存在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总价值。这就包括，有的企业可能刚好属于这样的“正常平均”条件，因而刚好按其个别价值等于社会价值，并按这个价格出售商品，不亏也不赚。显然，“正常平均”条件之下的企业会亏损，而“正常平均”之上的企业能有盈利，但两方面刚好相抵。这样，整个部门或社会是平衡的。当“正常平均”移动到另一个水平上以后，虽说技术水平提高了，或者工作日延长，或者工作日缩短了，情况同样如此，整个社会不会有剩余价值。
在这里，劳动力市场是否也处于均衡状态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均衡的，那么劳动力的均衡价格就等于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实际上会根据其劳动力预期创造的价值来出售）。这意味着只有劳动生产率高于平均水平的企业才能在这种劳动力价值水平上盈利。相反，如果劳动力供求不平衡，第一种情况是供过于求，劳动力的价格将低于其所预期创造的价值的水平，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整个部门或社会才存在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分别，也即存在剥削。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会使一些“正常平均”水平之下的企业也能盈利，但有些距离“正常平均”水平太远的企业仍然可能亏损，尽管它剥削了劳动力。第二情况是供不应求，自然不存在剥削，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价格过高，只会使那些生产率大大高于平均水平的企业盈利。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容易得了一个结论：对剩余的剥削是与市场结构相联系的。不过，我们又要提出一个新问题：在不存在对劳动力剥削的情况下，是否存在剩余呢？如果存在，它又是什么性质或者从何而来呢？我们先提出这个问题，留待后面作解答。
5、“微观宏观结合分析” 所隐含的前提是一种非均衡的市场结构，采用的是动态分析方法。在第3节中，竞争和技术进步是导致市场结构不平衡的原因，一个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其他企业纷纷跟进，最后，这种技术成为一个部门的常规技术，在整个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工作日的变化或劳动强度、劳动熟练程度的变化同样如此。当然，工作日一般是缩短的，“劳动强度”一般来说是趋于下降的，劳动熟练程度则是趋于提高的。这样，基于产品成本差异的市场竞争也使供求处于不均衡状态中。同时，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也会使劳动力的供求产生不均衡。只有当一个部门或全社会都使用新技术之后，新技术成为常规技术的时候，才出现“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而“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也差别不大，于是，有可能形成一种均衡的市场结构，我们也可能依据价值定义的方法来衡量商品的价值。这时，各企业差别不大，整个部门或社会不存在剩余价值。如果个别企业又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而且它生产的商品产量没有达到打破市场形成的均衡的条件下，它就只对市场系统产生“微扰”作用，这个企业是可能获得剩余价值的。而实际上，在竞争的市场中，这种“微扰”作用总会放大，打破市场的均衡，因为该企业的成本低，能以更低的价格销售产品，迅速扩大市场份额，使同类产品出现供大于求，一些仍采用传统技术、成本高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就会卖不出去。只有当这种更先进的新技术又迅速扩散并最终被大多数企业所采用时，这种更先进的新技术又会决定一个新水平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并成为决定价值的基轴，而剩余价值也迅速消失。
在传统的经济中，技术进步慢，“社会正常生产条件”比较接近于现实，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技术进步加快，实际上，一种新技术还没有被推广到成为“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以前，另一种更新的技术往往就出现了，这决定了市场结构的不均衡成为常态，也可以说，市场永远处于不均衡状态中。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社会生产不存在以“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为基础的价值基轴，或者说，价值的标准模糊化和虚拟化了，具有更多的认识和预测的成份，所以，我提出“预期价值”。对于个别企业来说，它也是根据自己的生产条件和市场条件来认识和预测其“个别价值”，同样具有“预期价值”的性质。相应地，预期价值也可分为有“社会预期价值”和“个别预期价值”。
当个别预期价值低于社会预期价值时，企业将获得预期剩余价值。于是，我们说现代商品生产是预期剩余价值的生产，它主要是技术进步所推动的。
6、阶级剥削还是个别剥削。如果我们从微观上肯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那么，从宏观上，从一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来说，就不是一般的利润率平均化，而是利润的零化。其社会意义上的结论就是，工人可能仅受个别资本家的剥削，而不受他所属的部门的资本家的剥削，不受全体资本家的剥削。也说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个别工人和个别资本家对立，而不存在整个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当然，如前所述，这是假定是以充分竞争和“市场均衡”为前提的。严格来说，这个条件是不存在，但是，在现代国家的管理之下，包括反垄断、对劳工的保护和工会加强等因素，使得充分竞争和“市场均衡”（特别是劳动力的供求均衡）接近于现实，因此，现代社会的阶级剥削是弱化的。其实，这个结论从直观上来说也是好理解的：人们劳动的时间、强度和复杂程度都没有增加，但获得的物质生活水平却越来越高，怎么好简单地说受到剥削呢？这同样多的劳动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产品的真正来源是创造性劳动所推动的知识或技术的积累。这意味着，即使有剥削，也主要是对创造性劳动的剥削。下面将进一步来考虑这个问题。

二、资本积累：剩余价值的积累还是知识的积累

这个矛盾与剩余价值中的矛盾是相联系的。
1、关于价值积累与知识积累。如果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没有剩余价值，那么，社会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但是，在资本周转中对固定资本的分析时，又隐含着一种即使不考虑剩余价值的积累情况下的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因为，当固定资本的一部分一部分价值一次一次转入W′中去，随W′的流通转化为G′的一部分，随着这种独特的流通的进行，一笔笔货币要以折旧基金的形式贮存起来，一直到它的物质形态全部损耗需要更新的时候，才重新投入流通，购买（新的）劳动资料。在这里，固定资本磨损分为有形磨损和无形磨损两种。有形磨损又称实物磨损；无形磨损又称精神磨损，包括：a．技术进步，机器的价值下降；b．技术进步，相同的机器效率提高。这就是说，与无形磨损相对应，应该有一个无形的积累存在，这被称之为内涵意义上的扩大再生产，它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是知识的积累。
2、真正的矛盾。当然，我们应该明确，我们说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没有剩余价值，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存在，指的只是价值形态上的扩大再生产不可能，而并非实物形态上的扩大再生产不可能。而在实物形态上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是可能的。此外，我们还应该搞清楚，个别企业价值形态上的扩大再生产也是可能的。所以，真正的矛盾是，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没有剩余价值，不存在扩大再生产是符合现实的吗？初看起来，似乎是不符合的，因为，随着人类的发展，经济世界的商品量和价值量似乎都是迅速增加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3、不变价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由这个命题实际上可得到一个推论：不同时代人类生产所创造的价值量的多少仅与人类所花的总的劳动时间有关，而与其他因素，如技术水平、劳动强度等无关。因为，不管是什么时代，不管各个时代的技术水平和劳动强度等如何不同，每个时代都会在自己当下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基础上来衡量自己那个时代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所以，只要社会总的劳动时间相同，那么这两个时代所创造的价值量就是相同的（尽管劳动生产率和商品量等不相同）。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对劳动者的日益严格的保护（限制童工，八小时工作制甚至更短，越来越多的节假日等），如果不考虑人口增长因素，那么，社会劳动的总量是不断减小的，因此，价值形态上的资本积累并非我们直观的那样是越来越大，很可能是不明显。举个简单的例子，石器时代的人们打造一件精制的石器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生产一台现代机器所花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可能没有什么差别，因此，两者所包含的价值量也就差别不大，但如果按所谓“不变价”来计算，则是天壤之别！也就是说，平时我们习惯讲的“资本积累或价值积累”实际上是不变价的扩大。从石器到现代机器所发生的积累本质上是知识的积累的结果！这个积累是创造性劳动成果的积累。
对于知识的积累来说，再生产的条件就不一定表现在总价值的增加上，而主要是内涵意义的。如简单再生产，就不是表现为Ⅰ（V m）=ⅡC ，而是ⅠΔC=ⅡΔC。因为，由于技术进步，第一部类使用同样多的资源能生产更多的生产资料，其中，只需要价值量更少的ⅠC1就能满足本部门的需要，多出的ⅠΔC则用来与第二部类相交换。即有ⅠC=Ⅰ（C1 ΔC）。同样，第二部门也有ⅡC=Ⅱ（C2 ΔC）。实际上，两大部类用来交换的部分ΔC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折旧，另一部分是技术进步所增加的。当然，我们可能是以不变价格来计量的，因此，可以说存在“价格膨胀”。
4、创造性劳动创造剩余。对于个别资本来说，可能存在剩余价值，它可能来源于剩余劳动，即传统的剥削，这实际上构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价值积累），是由于劳动时间延长、人口和劳动力增加等引起的；也可能来源于对创造性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它同时还形成知识（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积累。对于现代社会经济来说，后一点更突出，但其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因为，第一，劳动力数量趋于稳定甚至减少，劳动时间也在减少，而知识的进步越来越快，创造性劳动成果的积累日益突出。第二，创造性劳动成果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受到越来越多的保护，无偿占有的情况日益难以发生，即对创造性劳动的剥削是困难的。此外，当知识为社会所共享时，创造性劳动成果的积累也就成为一般社会财富的积累。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创造性劳动所创造的“剩余”已不再是传统的“剩余价值”，而不过是将价值作为一种计量方法来衡量创造性劳动成果的结果，也即前面的提到的预期价值，这种预期价值也可以说是“计量价值”。在这里，价值由反映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成了一种价值计量方法。
对于整个社会资本来说，则可能不存在剩余价值的积累，而仅存在知识的积累。如前所述，当创造性劳动成果的“计量价值”得以实现，或者虽未实现但已过期，知识也就为社会所共享，这种知识（包括相应的技术、设备）的再生产成为一种重复劳动，而知识本身则成为社会财富，这就是社会财富的积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即使有一大堆价值，但如果没有创造性劳动对这些设备进行改造和更新，没有知识的积累，那么它们就会变成一堆废物，甚至是一文不值。
总之，我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中隐含“创造性劳动创造剩余”因素，不过，由于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创造性劳动不占主导地位，因此，马克思没有强调这个因素，相反，他注重的是重复劳动和价值的创造，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价值的积累，将剩余看作是价值的多余部分，他没有能够直接提出“创造性劳动创造剩余”的命题，对以知识为本质的使用价值的积累估计不足，并使得他的价值论在逻辑上存在一定的内在不协调。所以，我们明确提出“创造性劳动创造剩余”这个命题，这样一来，劳动价值论的内在矛盾就消除了，并发展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劳动价值论，使之能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到此，我们也回答了第一部分第4节提出的问题。

I. 请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有关知识，写一篇“中国抗疫成功经验的理论启示与实践价值”为题的文章

写作思路：立意要正确正确是文章立意的第一要义，所谓正确就是要保证文章的感情和思想观点正确，符合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符合我国基本政治原则，符合人的基本道德要求，能给人以积极的启发。

正文：

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与重大传染性疾病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一场殊死斗争。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国迅速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成功控制疫情,在抗疫实践中积累了中国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及时分享疫情防控的中国经验，提出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的中国方案，为抗疫国际合作、稳定全球经济秩序注入了强大信心与力量。“疫情没有国界 ，世界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国际社会唯有团结协作、同舟共济、携手应对，积极推进联防联控，汲取中国智慧和经验推进全球合作抗疫，才能汇聚起最终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公共卫生危机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团结合作是最有力武器。”当前看来,国际社会应该加紧行动起来，积极推动区域和全球层面的抗疫合作，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

要加强疫情信息通报、 防控和诊疗经验分享，加快药物、疫苗、检测等方面科研攻关和联合研发,有效防止疫情跨境传播。要加快补齐短板，携手帮助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做好防范和应对准备，填补地区公共卫生安全漏洞，共同织密织牢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网。

要做好边境口岸管控监督，加快建立区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速度。要加快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在世界卫生组织支持下加强信息沟通政策协调、行动配合。

毋庸置疑，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来的中国力量、中国效率和中国自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这场疫情防控斗争中，我们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及时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信息，积极回应各方关切，加强国际合作，努力防止疫情在世界扩散蔓延。”

中国以举国之力抗击疫情，以史无前例的“封城”之举阻击疫情，以不计代价的救治为诊疗探索经验，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中国构筑的疫情区域防线，为全球疫情防控赢得“时间窗口”，中国为全球抗疫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应该得到世界的尊重。

面对全球日渐胶着的抗疫局势，国际社会只有坚定信心，齐心协力，携手抗疫，才是人间正道。要摒弃对抗性的冷战思维，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呼吁全球团结合作，以实际行动捍卫国际社会共同福祉。

要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利己主义，强化合作与奉献，破除歧视与偏见，用文明和理性驱散“政治病毒”。

要加快推进病毒溯源工作，及时共享疫情信息，搭建相关数据和科研成果共享平台，用科学战胜愚昧，用真相粉碎谣言。世界各主要大国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携手合作共同抵制“政治病毒”， 为国际抗疫合作大局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