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道教的创造力

① 李约瑟难题的李约瑟之前的观点

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中国学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鸿隽在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而西方作品的部份，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开启了李约瑟对中国的科技史的研究兴趣。若如很多不深入理解者所以为“为何中国没有产生科学”这句话就是李约瑟问题的全部内容，那么不亦是说：李约瑟是被“李约瑟难题”所吸引，进而研究它，然后再把它给提出来──这么说显然是不准确的。
李约瑟在经过他毕生的钻研后总结说：魏特夫的看法是太过肤浅的并且是欧洲人本位的。在这一个部份，李约瑟已经在西方获得“中国科技史”的权威研究者评价，但李约瑟却也必须承认中国这四、五百年来的科学落后仍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魏特夫的提问仍然没有解决，而李约瑟不愿意武断地结论中国人的民族性较西方人次等。正是因为李约瑟拒绝像他所批评的魏特夫一样用民族性差异做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因此陷入了难题。

② 李约瑟难题详细的回答。

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内容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

其实李约瑟一直强调其问题是把双刃的剑，李约瑟难题还有另外一个表述方式：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中国学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鸿隽在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而西方作品的部份，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开启了李约瑟对中国的科技史的研究兴趣。若如很多不深入理解者所以为“为何中国没有产生科学”这句话就是李约瑟问题的全部内容，那麽不亦是说：李约瑟是被“李约瑟难题”所吸引，进而研究它，然后再把它给提出来——这么说显然是不准确的。李约瑟在经过他毕生的钻研后总结说：魏特夫的看法是太过肤浅的并且是欧洲人本位的。在这一个部份，李约瑟已经在西方获得“中国科技史”的权威研究者评价，但李约瑟却也必须承认中国这四、五百年来的科学落后仍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魏特夫的提问仍然没有解决，而李约瑟不愿意武断地结论中国人的民族性较西方人次等。正是因为李约瑟拒绝像他所批评的魏特夫一样用民族性差异做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因此陷入了难题。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争论和见解一直都比较多，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等到一个完整的答案。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 “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一直努力地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使中国科技迎来了新的春天，各个学科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总的来说，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排在世界第7位，但科技竞争力却排在世界第28位，科学研究和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分别为世界第32位和21位，科技竞争力远远落后于经济竞争力。我国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也比较少。据瑞士洛桑国防管理开发研究院的统计，1997年我国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在世界排第9位，在《科学论文索引》上发表的论文数居第12位，仅占当年世界论文总量的1．6％，相当于美国的6％，英国的19％。世界发表论文最多的200所大学没有一所是中国内地的。再如，美国现在每年申请国内发明专利20多万件，日本40多万件，我国只有1．3万件。看来，在经济有了长足进步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摆脱“李约瑟难题”的困扰。

“李约瑟难题”的解究竟在哪里？即怎样甩掉中国科技落后的帽子，或者说怎样能使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同频共振？科学发展的实践反复证明，人是第一生产力的开拓者，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1996年11月至1997年8月，我国曾开展了一次建国后最大规模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公众理解科学对社会影响的比例为3．3％，了解科学研究过程的比例为2．7％，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0．3％。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科学报告》资料，每千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日本为 4．7人，美国为3．8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2．8人，欧共体12国平均为1．9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为1人，而我国只有0．4人。上面两组数字对破译“李约瑟难题”的解颇有帮助，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在人才上占有数与质量的绝对优势，科学技术才走在了世界前列，可想而知，一个科技人才缺乏的国家，也必然会处在科技落后的尴尬境地。

应当看到，科学思想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扎根和探求不够，是一个非常要害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美国社会科学家朱克曼曾对31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做过分析，发现跻身于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团体，得到过名师指教者颇多，仅英国卡文迪什实验室就诞生过1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人在分析我国为何至今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的原因时认为，西方科学有着良好的“求异”传统，所以他们总是刻意求新。而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思想“守一”和“齐一”的思想控制，严重地影响了科学的萌芽，抑制了人们的创造精神。如今世人都清楚，为21世纪定调的主旋律是科学技术，它能否成为一个民族的兴奋点乃至注意力，最该集中的所思所想和所尚所崇，这就同为“李约瑟难题”的难之处和解之处。

决定科学盛衰的钥匙在哪里？“李约瑟难题”及他的解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应该是明确和清醒的，这就是要以战略性的眼光和任务，把大力培育科学精神赖以生长的沃土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养的步伐，切实作为我们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强手之林的关键性链条和杠杆性环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赶超先进、重塑辉煌，才能迎来日新月异、鸟语花香的科学春天

李约瑟之谜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但这只是对李约瑟之谜的一个可能的回答。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
一、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问哈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③ 如何正确认识和看待道教文化

现在有些不研究道教的人文和宗教的人，看到道教中有许多方术修炼的内容，就想当然地将道教判定为巫术迷信，认为道教不是宗教，或者只是类似萨满教那样缺少宗教超越精神的低级原始宗教。这是一个误解。
道教传统文化中确实有许多讲养生修炼、与传统中医学相关的内容。如存思、导引（含武术）、辟谷、行气（含胎息）、按摩、咽液、房中、 祝由、外丹、内丹等等方术。也有一些古代民间流行的方术，如符咒术、堪舆术、占卜术、五雷法等等。甚至还有不少有趣的杂技魔术表演，如吞雾吐火、入水不溺、穿墙隐遁、撒豆成兵、踩高跷、奔日月等等。道教的斋醮法事中，也穿插不少音乐、舞蹈、礼拜、唱赞、游行等各种戏剧性表演，同时展示了精美的服饰、绘画、雕刻和造型艺术。
道教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古老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上述这些方术有些来自中国的原始宗教和民间文化，有些出自历代高道法师的创造，还有些是汉唐时期陆续从西域和印度传来的。总之，道教保存了相当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这对我们了解古代中国人民的信仰和生活习俗，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文化交流状况，是难得的活着的资料宝库。
道教法术虽然吸收了中国原始宗教或民间信仰的部分内容，但我们不能认为它就是萨满教或巫术。因为道教是在道家哲学思想指导下，接受儒家的道德礼仪规范，并吸取融摄了大乘佛教真空观、心性论和因果观念，集诸家之长而成就的宗教。它是一种合道理、且伦理化的高级宗教；是以人的精神和肉体生命的升华和超越为其终极目标的信仰形式。早在汉代，当时的黄老道家思想融合先秦老庄哲学和阴阳五行家的宇宙论，形成一种以自然演进为特征的气化论宇宙观和世界秩序观念。这种观念后来成为道教教义的理论基础，灌注在道教的养生修炼及其它各种方术中。
这些方术的程序都按照自然道法，亦即元气生成万物的宇宙论和阴阳五行的世界模式论来设计和展开。仅以道教斋醮法事及符咒术为例：在法事中的道坛设置高度、范围；施用符文的时节、方位、颜色；感召的神灵名称、数额、服饰，以及念咒行法的次序等等。我们都可发现其中有一套整齐规范的节奏和尺度，是依据某种人类理智的设计，而非随意所为。如果将正统道教与民间巫师的法术书放在一起，研究道教的专家稍加比较就能看出它们的区别。
体现在道教方术中的这种理智，当然不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合逻辑的工具理性，而是中国文化独具的天人合一的自然之理，或曰“天理”、“道理”。其核心理念是以阴阳五行的分合演进来解释宇宙与生命的起源和发展变化之因。
它是一种气化论的宇宙观和生命观。近两千五百年来，这种理念是中国各家学派共同秉持的基本观念；它是中国哲学思想、宗教信仰和各种实用技术的理论内核。而道家及道教对此理念的形成和承续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如果我们抽掉这个理论内核，中国数千年来的精神文明及物质文明成果，都将变成无理可言，徒具其名的陈迹，沦为某些人可以任意叫骂的“封建迷信”。这样的文化虚无主义如果变成现实，恐怕是任何有情感的华夏子孙都不愿见到的。
中国传统宗教和文化是一种自发演进形成的原生文化，其形成的路径和成果与西方文化和科学完全不同，但各有特色。因此我们可以说，道教的养生术及其他方技是非科学的，但绝不是无理智的，更不是全无效验的。与道教理论基本相通的中医药学，也是非科学但有效验的。中国人用它治病数千年，繁衍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没有发生过欧洲历史上那样毁灭性的黑死病。
诸如糖尿病（消渴症）、天花等古代人类的杀手，中国人很早就能有效防治。治病的方法最早见于道教学者的著作中。当然，古代道术和中医与当代科学和西医的有效性相比，已经有些差距。但这只是时代不同和文化背景不同所致。我们决不能据此将人类历史上一切非西方科学的信仰和文化都斥为迷信，一笔抹煞。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先生在其《中国的科技与文明》书中，对道教方术在中国古代化学、医药学、生命科学等方面的巨大贡献，给与了高度的评价。认为道士是中国古代最具有创造力的人士。火药就是炼丹道士最早发明的，后来道士又用它驱鬼。最初的金属溶解技术、镀金技术也是炼丹道士发明。最初的雕版印刷品是道教的符箓。罗盘原来是风水师所用的工具。
中国的四大发明，至少有三项与道教有关。还有麻醉草药，最初也可能是求仙道士入山采得；发明麻沸散的名医华佗，被道教尊为神仙，至今仍被供奉。历史上著名的中医药家，如《肘后方》作者葛洪、《本草集注》作者陶弘景、《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食疗本草》作者孟诜等，都是道教徒和方术家。如果没有“迷信”方术的道士，中国何来上述这些发明？在西方中世纪，宗教曾是科学之敌。而在古代中国，道士曾经是技术创造之母。由此可见，宗教与科技的真实关系，绝不像某些所谓的“科学打假”人士想象的那样简单。
人类历史上形成了西方和中国两种各有效验的不同理智和文化体系，这是人类之福。因为它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可以各自取长补短，形成新的原创性文化。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的飞跃发展，就是吸收了西方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的结果。同样，许多近代西方学者，从莱布尼兹到荣格都曾从中国儒教、道教典籍中得到启发，创造了他们的新理论。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这是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的真理。为人类多保留一种有效的精神文化体系，不是更好吗，为什么都要统一到西方那里去呢？
我们已说过，道教的方术不是巫术，而是有理可讲的道术。其实就算是巫术，也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必一听到这个词语就神经紧张或精神亢奋。巫术是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现象，从原始部落到当今科技最发达 的欧美国家，都有信从巫术的人。既然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就应该以科学态度去观察了解和分析研究它，解释其存在的样态及原因。而不应假借科学之名一棒子打死它。
西方近现代有许多研究巫术的人类文化学家，最著名的英国学者弗雷泽，他的著作《金枝》被誉为“人类文化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弗雷泽将人类文化的进展分为巫术、宗教和科学三个阶段。在谈到巫术与科学的关系时，他有一个令人振聋发聩的观点。他认为巫术与科学是近亲，巫术曾为科学的发展铺平道路。他说：“巫术与科学在认识世界的概念上，两者是相近的。二者都认定事件的演替是完全有规律和肯定的。
并且由于这些演变是由不变的规律所决定的，所以它们是可以准确地预见到和推算出来的。一切不定的、偶然的和意外的因素均被排除在自然进程之外。对那些深知事物的起因，并能接触到这部庞大复杂的宇宙自然机器运转奥秘发条的人来说，巫术与科学这二者，似乎都为他开辟了具有无限可能的前景”。（《金枝》第四章，徐育新等译本，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
相信那些盲目崇拜科学而贬低巫术的人，读到这段话时会大吃一惊。西方最伟大的科学家竟然认为巫术与科学都能准确地预见和推算出未来？这不开玩笑吧。我还想告诉这些人，其实从古至今之所以有那末多人信从巫术，并非因为他们都愚昧无知，易受欺骗，而是因为信从巫术的确能为人们带来某种功效。巫术行为在实现人们的真实愿望方面或许是无效的，但在抚慰和满足人们情感需求方面却有效。事实上，人类有许多心理或情感的需求，是只能或只需用巫术来满足的。
例如对某个强大敌人的仇恨和畏惧，你无法打败他，只能诅咒他。诅咒不能实际伤害敌人，但可以帮助恢复自我的心理平衡，缓解畏惧和仇恨情绪导致的精神失常。
巫术在心理治疗方面的作用，也适用于印度教（秘教）、道教等保留较多原始宗教成分的东方宗教。西方学者有这方面的研究和著作。如二十世纪分析心理学大师容格对道教内丹典籍《太乙金华宗旨》和《慧命经》德文译本曾有精辟的评论，写过一本《金花的秘密》。
其中对人类无意识层的心理活动进行了探索。另外，据说欧洲有学者在将道家学说用于安慰濒危病人的临终关怀研究。美国有华裔学者尝试用房中术治疗男性功能病。也有学者举办道教养生院。欧洲一些国家有太极拳、武术、气功等练功团体。东南亚国家有华人宗教团 体尝试用方术戒除毒瘾。大体上，发掘东方宗教传统方术用于养生治病，特别是现代社会常见的心理性、精神性、功能性疾病，以补西方医学之不足，在海外已经展开。
其实，人类的生存状况是无比复杂的，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该如何应对的处境。古人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就是这个意思。为了应对复杂的生活处境，人们发展出多种多样的精神和智慧形式。
巫术、宗教、科学、伦理、习俗等等，都是人类应对生活问题的智慧形式。单靠某一种智慧，无论它是高级还是低级的，科学的还是非科学的，都不足以应对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世界上最愚昧的不是信巫术或信宗教、信养生的人，而是盲目信从某一种智慧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人。“迷信”这个词的本意就是盲目信从。
问题不在于你信什么，而在于你怎么信。如果将科学知识当作僵死不变的教条，而不是求真务实的探索精神，那么科学也会变成有害的迷信。正如将肉身凡胎的道士当作大仙顶礼膜拜一样。历史上真正有创造力的道人，其实都是些谦虚质朴，韬光隐晦的老实人。真正有成就的科学家，也是那些在书斋和实验室里认真做踏实学问的人。决不会频频上媒体张扬炫耀，拿着科学大棒四处寻找打击对象。
客观的看，道教的养生及修炼方术中，包含着今天仍然有效的合理成分，或有待研究改造的元素；当然也有不少已经失效，但部分普通民众仍然相信的无害的内容。个人认为，对那些合理成分应该继承弘扬，需要改造的内容可以研究，有些已经失效但无大害的方术也不必一概禁止。
在一些合法宗教场所，由职业道士从事不违法害人的相关活动，可以默许。在专业学者的著作中分析研究，鉴别真伪，更应鼓励。要允许人们研究探索新的养生治病之道，探索过程中会有失误有歧途，失误了及时纠正就是。但不允许探索就永远不会有新发明新创造。国外在这方面已走到了我们前面，国内因政策、资金和专业人才限制，几乎没有。恰恰是因为没有认真研究探索的人，才会给骗子留下余地。
昨天要消灭中医，今天又辱骂道士，恨不得将中国文化一笔勾销了事。对这样的人真的应该进行科普教育，不是教给他们科学常识，而是真正的科学精神和科学家应有的品德。
最要不得的态度，就是盲目崇拜西方科学，而对中国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妄自菲薄，横加挑剔，动不动就拿不符合科学说事，诬蔑贬低为“封建迷信”和“巫术”。科学是个好东西，没有人反对发展科学。
我们要对道教多多研究,从而正确地认识和看待道教文化。

④ 李约瑟和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有什么影响

20世纪，有一位英国的生化学家，由最初对中国医学的关注，进而关注起中国的科技史，最终成了一名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世界级大师，他，就是被人们誉为当代利玛窦的李约瑟博士。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年出生于伦敦南区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是医生，母亲是音乐家。1918年，遵照父亲的意愿，李约瑟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医科。后来，他进人老师霍普金斯主持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开始从事生化研究。1926年，他出版了《怀疑的生物化学家》一书，此后，又相继出版了不少相关著作。在霍普金斯的热情支持下，李约瑟全力进行有关胚胎发育期化学变化的深人研究，历时10年，完成了《化学胚胎学》和《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两部巨著。《化学胚胎学》不但给一门新的学科下了定义并作出解释，而且也为他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李约瑟37岁时，也就是1937年前后，三位来自中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到了剑桥，他们是沈诗章、王应睐和鲁桂珍。三个中国人的到来导致了李约瑟人生的重大转折，用李约瑟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三位中国研究生给予我的影响远比剑桥给予他们的影响大得多”。受三人影响，李约瑟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学习汉语。也就是在这时，他为自己取了一个汉名——李约瑟，取“李”为姓，表示他崇敬道家、道教始祖李聃（dān）。

1942年秋，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关键阶段，英国政府决定派科学家和学者前往中国。李约瑟和牛津大学希腊文教授多兹被选中，组成“‘英国文化科学赴中国使团”，代表皇家学会赴中国进行科学文化交流，以鼓舞中国科学家的士气，振奋他们在艰苦环境中的战斗精神。1943年2月，李约瑟抵达昆明。在昆明，他以英国驻华科学使团副团长兼驻华使馆科学参赞的身份，参观访问了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教育部医药研究所等许多机构，结识了一批著名的中国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为他日后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1943年6月，伦敦方面批准了李约瑟在陪都重庆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建议，李约瑟任馆长。科学合作馆的成员除了李约瑟，还有6位英国科学家和10位中国科学家，其中就有李约瑟的元配夫人、生化学家李大斐和他的助手、后来与他结为夫妻的营养学家鲁桂珍。为使中英科学合作馆充分发挥作用，李约瑟拼命地工作，竭尽全力解决和改善战时中国科研机构设备不足、书资料缺乏的困难，并经常组织中国科学家和盟国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李约瑟不但要以战时中国科学家的努力和成就，来促使欧美科学家对中国科学和技术发生兴趣，而且还要让中国科学工作者了解，一个西方科学家是如何欣赏他们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所做的种种努力的。

从1943年8月起，李约瑟在秘书黄兴宗等四人的陪同下赴大西北考察，历时几个月，先后到达汉中、兰州，再经酒泉、嘉峪关、玉门，到达敦煌。在考察千佛洞的日子里，他撰写了关于敦煌壁画和千佛洞的论文交由英国《自然》杂志发表。1944年至1945年间，李约瑟连续撰写了三篇关于国际科学合作事业的备忘录，继续为实现他所设计的国际科学合作蓝宣传呐喊。1946年3月，李约瑟经由香港回国，并赴巴黎接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副主任之职。

李约瑟深知：要全面深人地剖析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及其西传的历史，必须与同期的西方科学技术进行比较研究，使中西两种不同的文明相互沟通，才能理清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脉络和线索。1953年8月，第七次国际科学史会议在耶路撒冷举行，李约瑟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与西方在科学史上的交往》的演讲。他认为：“在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相互的交往很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考察到这一事实，不管怎样我们都会看到，有关的交往年代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我们对张骞时代以前独特的观念或技术细节传播可能性的判断，对公元前二世纪末古老的丝绸之路的开辟的判断，应该与后来牵强的判断有所不同。”

1954年初，倾注了李约瑟大量热情和心血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终于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立即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关注，各国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予以评论。此后，其余各卷陆续出版：1956年，第二卷《科学思想史》；1959年，第三卷《数学、天文学和地学》；1962年，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一分册（声学、光学和磁学）；1965年，第四卷第二分册（机械工程）；1971年，第四卷第三分册（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1974年，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二分册（炼丹术的起源及长生术）；1976年，第五卷第三分册（炼丹术的发展）；1978年，第五卷第四分册；1983年，第五卷第五分册；1984年，第六卷第二分册（农业）；1985年，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1986年，第六卷第一分册（植物学）；1987年，第五卷第七分册（火药与火器史）、第九分册（纺织技术）。1990年，《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文全译本在北京举行首发仪式。评论认为：李约瑟在科学史学方面的特殊贡献，在于他将近代科学同传统科学区别开来。

李约瑟的巨著是在许：多人的帮助下完成的。他的第一合作者是王铃。有人认为，他们的合作像是一种天缘，使两位朴实勤奋的学者碰在了一起，不为俗物所累，真正为学问而学问。有人说，没有李约瑟，王铃的一生将是另一番情景；没有王铃，科技史的写作，绝不会如此之快，其成果也不会如此之大。李、王合作，是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佳话。1990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李约瑟“人民友好使者”称号。

⑤ 外国人对道教，道家了解多少

绝大多数人不会想到，从学术角度看，欧美的专业学术机构和这方面的专家，对道教道家的研究比国内要深广的多。比如李约瑟，大家以为他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其实他是研究道教的，特别是外丹。

⑥ 道家有那些发明

为道教平反昭雪——科技篇

道教信仰鬼神，这是道教在近代屡遭厄运的关键原因，也是道教直到现在还蒙受不白之冤的主要原因（上面一位网友认为道教是垃圾，还有很多网友要求我将道家和道教分开，因为他们心里对道教存有鄙视，只是没说出来而已）

其实道教的鬼神信仰不但是我国文学艺术浪漫主义的主要源头，还是当今网络上流行的玄幻小说的灵感源泉。更重要的事，靠着神秘的鬼神信仰，中国人才摆脱了儒家偏狭的人生信仰，保持了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并在科技方面取得了不凡的成就。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写《中国古代科技史》时，对道教中蕴藏的科技知识赞不绝口，干脆以十宿道人自称。

至于道教追求的长生不老，只不过是一个科学难题，更是与封建迷信挂不上钩。相反由于追求长生不老，道教对我国古代医药学、化学、生理心理学等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医生华佗、孙思邈、刘守真、李时珍、傅山等均为道教徒。晋代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南朝梁道士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七卷，孙思邈《千金要方》，均为中国医学要籍，这些是至今还发挥重要作用。

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家根据《肘后备急方》中记载的以青蒿治疗疟疾的方法，从菊科植物黄花蒿中成功提取出青蒿素，成为抗疟药物史上继喹啉类以后的重大突破，解决了困挠国际医学界的治疗疟疾的难题。

世界最早的人体解剖图是五代时道教徒所绘。道经《金笥玄玄》中保存了道教在寄生虫学领域的探索成果，并有甘蔗控制蛔虫功效的记录。道教徒还发现了用谷糠预防脚气病，用动物肝脏治疗夜盲症，用海带治疗甲状腺肿大的方法。

为了追求长生不老，道家徒把大量的精力投入了炼丹活动，中药学中的大量有价值的“丹方”来自道教的炼丹活动，许多至今仍在中医药领域发挥重要的治疗功能。

道家徒的炼丹活动直接促进了我国古代化学的发展，火药的发明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

道士们在炼丹活动中制造了世界最早的耐火密封材料“六一泥”。为了炼丹，道教在铸造和抛光等技术领域进行探索。

因为炼丹和修行对时空环境要求极严，所以道教徒花费了大量精力从事天学观察和研究。道教徒提出的宣夜说是一种比较科学的宇宙模型。道门曾自创了一种“二十八宿旁通历”的历法 。道教对官方历法思想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其中，隋唐道士积极参与了官方的历法制定工作。道教学者李淳风和赵友钦不但在天文知识领域有诸多贡献，还参与了天文仪器的制作和改进工作。此外，道教徒发明的“秤漏”，则对其后400年间中国漏刻计时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长期为道门所重的《五岳真形图》已有了地图学上最早的等高线画法，宋元时期道经《雨阳气候亲机》中保存有用于气象预报的道教“云图”
道教对我国古代物理也有诸多贡献，物理一词即来源于道家道教，指南针的发明与道教有密切关系，唐代道士王冰已经意识到了大气压力的存在。《玄真子外篇》中还记载了人工方法造虹的试验以及银河、潮汐、雷电、荷叶上水珠的成因。并通过实验对视觉暂留效应作了精彩的解释。

五代道教学者谭峭所著《化书》在镜的成像理论方面，对摩擦生热燃烧现象、声音产生的原因和媒介作用都有精彩的论述。并意识到物体运动与参照系有一定的关系。

赵友钦曾在，精心设计了一个相当完备而又十分复杂的大型光学实验，进行大型光学实验。实验目的明确，实验条件可控，实验步骤清晰，实验结果可靠。不足的是他还没有进行定量分析。

道教对我国数学的贡献也极为突出。历代擅长数学的高道和道教学者不在少数，如何承天、成公兴、刘焯、李淳风、赵友钦、朱载NB063李注算经十书完成后，唐高祖下诏做为教科书在“国学行用”。


我们常所说的一元二次方程中的“元”即来源于道教神秘的天元术。因为天元术的出现，我国数学进入了符号运算阶段，我国数学也在宋元时期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

珠算的出现也与道教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数术记遗》是现存最早著录“珠算”器的文献，其中还蕴含着数学坐标思想和十分丰富的程序设计思想。

道教对我国古代科学思维的形成也有极大的贡献，它的以术演道、以道驭术的思想，对如何认识大自然、如何防止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危害至今还有重大的参考价值。道教的“观变察机”、“参验”、“析理入微”的思想与现代科学多有相合之处。

最值得一题的是，赵友钦在实验中把观测人员分为两组，分别用两架相同测经仪同时观测，这样就可以彼此参验，对照观测结果。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赵友钦还提出为了避免误差，提高测量的精确度，必须进行多次测量，以多次测量的平均值来计算恒星赤经差。这一立两架同时参验、多次观测以消除误差的观测思想在中国科学思想发展史上是极为先进和科学的，它充分显示了赵友钦作为一名实验科学家所具有的深邃科学思想。

与儒家对技工的轻视不同，道教把许多发明家当成了自己的崇拜偶像，如鲁班、墨子、黄道婆等，《墨经》、《公孙龙》等许多科技著作也是靠道教保存下来的。

⑦ 李约瑟说：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像是已经烂掉了深根的大树！你怎么看

李约瑟说得没错，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于道家，虽有百家，但都是派生的支干，一个“道”字，被各家衍绎出各种不同的学说，纷纷纭纭，各具特色。时至今日，其影响力依然不衰，看一看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医，太极拳、气功以及许多养生观念，那一个是脱离了道家思想凭空而蹦出来的。

还说中医，辨证思维闪耀着千年光辉，把人体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相对于那种孤立地，局部地形而上学圯对待病变的思维要完善得多，如果没有了道家思想，便没有中医这个瑰宝。今天，道家思想仍在中国的土壤中根深叶茂，只是人们无心而忽略了而已。

所有的思想只要出现了，就没有深奥一说。但总体道家算是上升到哲学高度的，其他可能只有名家了。其他算不上什么思想，实用观点而已。孔家纯粹是立规矩的，与真理无关。不过你确实没有读懂道家，从实用性考虑百家与哲学无用论一样。不要说什么先秦思想，别忘了魏征那个老道帮李世民开辟贞观盛世。诸葛亮，刘伯温，袁天罡，李林甫。其实道家思想一直都是很重要的时刻出现了。只是没有儒家那么不要脸罢了。

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的发明与道教密切相关，在自然科学领域道教贡献了：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中医、风水、养生、太极拳，其它宗教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毫无贡献。

⑧ 道教，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吗

道家在战国时期已经是诸子百家之一。道教在东汉时期才真正出现，尊崇李耳（老子）为祖师。
春秋时期，李耳集古圣先贤之大智慧。总结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华，形成了道家完整系统的理论，标志着道家思想已经正式成型。道家是对中华哲学、文学、科技、艺术、音乐、养生、宗教等等影响最深远的学派。
李约瑟说：“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像是一棵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道家哲学)对中国科学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对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宗教、思想、文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