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什么是艺术欣赏的再创造
艺术欣赏是人们以艺术形象为对象的审美活动。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实现艺术的美育社会功能的必要环节。
这种审美活动既包括对象（艺术形象），也包括主体（欣赏者）。
艺术欣赏是对艺术作品的接受，这种接受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包括了欣赏者的感知、体验、理解、想象、再创造等心理活动。
艺术欣赏既是对艺术作品中的美的一种发现，又是欣赏者的一种再创造。
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欣赏者所产生的愉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① 对艺术家所创造的美的发现
艺术本身的的美不仅包含了生活美、自然美的精粹，而且凝聚着艺术家的心灵美和精湛的技巧；欣赏者面对一件精美艺术品的“拍案叫绝”，既是对艺术家创造性劳动的肯定，也是对欣赏者自身审美能力的肯定。
② 欣赏者对艺术形象的“再创造”
尽管艺术形象规定了欣赏者的感觉、想象、体验、理解等认识活动的基本倾向和范围，但欣赏者总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去感受艺术形象，理解作品的意蕴；欣赏者在艺术形象的诱导下，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去驰骋想象，深化情感体验，使艺术形象的生命在欣赏活动中显得更加活跃和丰富，仿佛欣赏者与艺术家在一起共同创造；由于欣赏者的想象各不相同，因此，在“再创造”的过程中比作品更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甚至可以用艺术的审美眼光去观察自然、观察生活和体验人生。
艺术欣赏中的“再创造”：
艺术欣赏既是对艺术作品中的美的一种发现，又是欣赏者的一种再创造。
① 艺术形象是欣赏者发挥想象的客观基础
首先要有艺术形象，要有蕴含在艺术形象中的艺术的美。（大的快乐来自于对美的作品的欣赏）
② 欣赏者的审美活动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接受
艺术形象不仅展现了自然的美和生活的美，而且凝聚着艺术家的感情。
B. 怎样理解音乐是再创造的艺术
音乐艺术既生动、鲜明，又飘渺、抽象；既无需借助诠释、译述而能给人以直接的感受，又往往令人觉得深邃高远、扑朔迷离、难以言状。因而这种具有广泛群众性的艺术，又常常被人说"听不懂"，尤其是一些器乐作品。音乐何以这样感人？它怎样表情达意？繁复的品类样式有哪些分辨的线索？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感性的积累，也需要理性的把握。正是：感受到的东西不一定能够很好地认识；只有认识了的东西才能更好地感受它。
音乐--作曲家精心谱写的作品，经过表演家精心唱、奏而呈现在听众面前，并被听众感受到的音乐，实际上是一个特定的音响过程，一个多种要素结合一道，涵载着一定生活内容、思想感情的，活跃、流动、组织有序的音响过程，它续续扬扬，作用于人们的听觉，引发人们种种相应的生活、情感的体验和联想，使人随之步入艺术审美境地，并从中获得某种精神享受和满足。由这段概述引申开去，我们从四个方面对音乐的主要艺术特征，加以简要剖析。
一、音乐是声音的艺术；作为音乐艺术物质材料的声音，是一个超脱了自然原型的特殊的音响体系
这一点是音乐具有与其它艺术不同的种种特殊性的根源所在，也是音乐诸多艺术特征生成的根源所在。音乐不同于口技，不同于戏剧、影视中的"音响效果"，音乐是一种表现力极强的、独特的艺术品种。这首先由于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材料，不是一般意义的声音；是人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经过反反复复的选择而留取下来的，经过多方面加工组织起来的一些特殊的声音，它们源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但又超脱了"自然客体"的属性。譬如，从高低方面讲：太高太低的、不易清晰听辨和不便准确控制的声音，都被陆续淘汰，留下来在音乐中使用的，大体上就是现在的钢琴上所能奏出的那88个音。这88个音各有自己固定的音高；由低至高依次排列起来，成为"音列"。音列中的音根据振动频率的倍数关系，被划分成若干"组"。每组--即每一个"八度"之中，按高低相等的距离，分设12个半音，其中有7个音被称为"基本音级"（如钢琴上的白键音），另5个音被称为"变化音级"（如钢琴上的黑键音，7个基本音级分别命以固定的名称--C、D、E、F、G、A、B，这就是"音名"。变化音级的名称，按基本音级加注"升""降"来称谓。如"升C"（＃C）、"降D"（b D），"升D"（＃D）、"降E"（bE）等等。
为了歌唱方便，各音还命有"唱名"，这便是："Do、Re、Mi、Fa、Sol、La、Si"。构成"音列"等等还只是音在高低方面的初步组织。音列中各个音间距离相等，每个音都有等同的意义，而这种相互等同、各自孤立的音是不能表达音乐思想、感情的。因此需要进一步组织：以某一个音为稳定音，其它若干音依不同的倾向关系与稳定音联结成一个体系--调式。
调式种类很多，现在广泛使用的调式有：西洋大、小调式；中国汉族五声调式，其它民族调式等。调式体系中的音叫做"调式音级"。
调式音级除了按各自级数称谓--二级音、三级音、四级音、五级音……--之外，还分别命有专用的名称，如大小调式各组音分别称为："主音、上主音、中音、下属音、属音、下中音、导音"。
调式体系中的各个音级之间，已不再仅仅是单纯的音高关系，同时还构成了旋律和音程的关系。在调式音级稳定与不稳定的基础上，进而将旋律、音程在纵向与横向方面相结合，形成多声部--和声、复调……以上是对音在高低方面的一些选择和加工。同时，在长短方面进行加工，组成节奏、节拍体系；在音质、音色等方面进行选择加工，形成"乐种"、"声种"、"声部"、"乐器组"等等不同意义上的各种分体系。经过这诸多方面的选择、加工而构成的"音乐音响"总体系，其声音的优化程度、美化程度、可操作程度；运动中的稳定与不稳定、平衡与不平衡、紧张与舒缓等内在的动力和逻辑、色彩、力度等等--一整套表现性能，不仅具备了，而且完善、强化起来。对它的掌握和运用，愈益能够体现人的自觉的意愿和要求。这样的声音，也只有这样的声音才成为了音乐艺术的物质材料。
二、音乐是时间的艺术；音乐艺术的展现要在一定的过程中完成
音乐艺术特别生动活跃，特别具有"动人也切""入人也深"的感染力量。为什么？古希腊哲学家、美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这样思考：为什么音乐的表现力比色彩大如许之多？结论是--因为它是时间性的。事物在运动中存在，人在运动中生活，人对事物的感受和认识有一个过程，人的思想感情的深化、发展也在过程中实现，因此，通过声音运动过程来展现的音乐艺术，对反映运动着的事物，表达发展、深化的思想感情，有着特殊的适应性。调转过来，在欣赏过程中音乐的这种"特殊的适应性"，便转化为特殊的感染力。例如：欣赏一幅摄影或绘画作品《晨曦》：广阔的近景、遥远的天际，金黄与绯红的光芒涂抹着朝霞、铺洒向大地。构图简洁、明快，形象活泼、爽丽。从建筑物的轮廓、路面的净洁以及道旁的花草、人物的眉宇之间，都可以看到脉脉生机、欣欣向荣。然而，这晨曦中的大地怎样地在醒来，勃勃生机又怎样地在涌动……要进一步真切地感受这些，则需欣赏者发挥想像力，将自己身置其境，并使画面上的一切活跃起来去体味。可是欣赏音乐作品情况便不同了。譬如听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培尔·金特》第一组曲（作品第46号）中的第一曲《朝景》：长笛在中高音区奏出一个四小节的乐句，柔和的68节拍，明亮的E大调，清滢流动的旋律线……明彻的音色、委婉的曲调，在木管组长音的衬托之下，显得格外甘美，令人心旷神怡。接着，这一旋律由双簧管降低8度在中音区奏出，衬景长音改由弦乐组担任。随后，这两句音乐上移大三度，在＃G大调上重复。经过在B大调短暂停留过渡，这一旋律又由整个弦乐组在E大调上奏响。曲调引伸，音区扩展，织体绵延，和声、调性的转换等等，这一切融成一体，注入人们的心田。于是，人们感受到的不是一个静止的"朝霞满天"的画面，而是个有变化的过程，"光线"在变，"色彩"在变，"温度"在变，由太阳"吐露微明"到"喷薄欲出"到"冉冉升起"，勃勃生机也由萌动、积蕴到习习涌动……这些感受获得于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也正是音乐展现的过程，二者同步。
音乐艺术有一种引人"介入其中"的力量。这是因为音乐的律动和起伏，会自然诱发人体运动机制产生变化、与之相应。一支队伍集合起来出发行进，没有人喊"一二一"，众人的脚步自然走不齐。倘若此时，有一支军乐曲奏响，它节奏鲜明、雄壮有力：过一会儿请看，人们的脚步随着这乐曲的进行，已经整齐划一。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在聆听音乐的过程中，不仅注意力集中于它，而且肌肉、肢体、喉咙、牙关以至循环系统、呼吸系统都会随着它而张弛。身体运动机制的活动、变化，又直接作用于情绪使之兴奋、波动。所以，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够像音乐这样：可以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使众多的人按照同一意向感奋起来，而且可以达到那样强烈的程度。正因如此，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军队，都要搞军乐、军歌、进行曲和其它能够统一步调、鼓舞士气的音乐。近几年，我国社会音乐生活中突出的问题之一便是品类失衡。希望有更多更好的反映人民奋发进取、建设"四化"的内容，明快嘹亮、催人振奋、鼓壮威风的音乐作品和表演。这是群众的呼唤，人民的呼唤，也是时代的呼唤。
三、音乐是表现的艺术；所谓"音乐形象"是形成于头脑中的形象，是感情化、性格化的形象
表现艺术是相对于再现艺术而言的。这两类艺术都反映生活、表达思想感情，不同的是：再现艺术反映生活要模仿、复现客观生活的形态，创造"看得见摸得着"的艺术形象，通过具体的形象来达意抒情。表现艺术则是将来源于客观生活的思想感情，直接地披露出来。音乐是典型的表现艺术。音乐的音响是感情的直接载体。涵载着感情内容的音乐，给人的感受是直接的，或者也可以称为是"直观的"。人们在从音乐音响中直接获得相应感受的同时，会生发种种想象，这想象可能浮现为具体的"画面"、"图景"、"情境"……生动、活跃的想象，反过来可以强化自己的音乐感受，但音乐自身却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实实在在的可视的形象。例如，欣赏伟大的波兰作曲家肖邦的钢琴作品《C小调练习曲》（作品第10号之12）时，你可以听到：八小节强烈、激愤的引子过后，左手奏出急速上下奔腾、持续不断的音流，有如狂风咆哮；右手奏出带有附点节奏、急促有力的旋律，传递着激越奔放的情绪，气势恢弘。随着音乐发展，情绪愈加高涨，一泻千里，强劲的艺术感染力撼动着人们的心弦。如果，聆听这音乐的听众，对作曲家肖邦崇高的爱国主义品格、炽热的民族情感有所了解，又知道这首乐曲写于1831年波兰起义失败之后，那么他的欣赏活动会更加主动积极，进而捕捉到更多的东西，碰击出更多的"火花"。当然，对作品中艺术主人公的英雄性格，痛苦、不安、愤怒、激昂，对其为祖国的悲剧而感发的慷慨的斗争精神，也会有更加深切的感受。然而，不论听众欣赏过程怎样积极，艺术主人公却不因此而真的呈现在舞台上。演奏这一乐曲的钢琴家也不是英雄"角色"的扮演者，他只在演奏，把作者的、作品中的情感，化为自己的情感，直接、倾心地表现给听众。
四、音乐是再创造的艺术；音乐的表现有稳定性的一面，又有演绎性的一面
歌谱、乐谱是记载音乐的符号。把用符号记载的音乐变为实际音响的音乐，需要通过演唱、演奏，这唱、奏表演即被称之为"二度创作"。二度创作可以无数次地进行，而每次唱、奏，无论对于谱面的原作来讲，还是对于前次的表演来说，都不是"复述"或"重播"，而是对作品的一种再创造。再创造是积极的，包含着演奏、演唱者对作品的再理解；对作者艺术表现意图的再领会和技术、艺术上的再处理、再发挥。因此，音乐表演被看作是"对作品的解释"、"对作品的表现"；也因此优秀的演唱、演奏者被称为"表演艺术家"。
艺术贵在独创，二度创作同样贵在有独到的处理。同是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第61号），海菲兹和大卫·奥依斯特拉赫两位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的演奏，在音色、力度和若干细部的处理上，有很大差别，反映着两位演奏家对作品表现的不同，演奏风格的不同。不论是更加酣畅明丽（前者），或是更加浓郁深情（后者），都使人获得很高的艺术享受和满足。因而，人们绝不缘于他们演奏的各有不同而取此舍彼或厚彼薄此，相反人们会把它们视为同样珍贵的两种版本、两种范例。
乐队演奏也是这样，同是德沃夏克的《e小调第九交响曲》（"新世界"，作品第95号）由托斯卡尼尼指挥演奏的，与卡拉扬指挥演奏的，与小泽征尔或李德伦指挥演奏的，各有艺术表现上的明显差异，各有独到的意趣和价值。于是人们可以发现一种现象：美术鉴赏家、收藏家以持有原作、原件为显贵，而不以握有多种临摹品为荣；相反，音乐鉴赏家、收藏家则以藏有诸多名乐队、名指挥、名演奏演唱家的音响品为富有。其原因就在于临摹是复制；而后者，作品虽是一个，但每人、每次的表演都是一种再创造；各有独到之处的（音响）版本，都别有自己的艺术价值。从音乐这一特点的角度来看，广泛流传下来的音乐作品，大都已不是或者根本就不曾是严格意义上的"原件""原版"。
音乐艺术得以在人们不断进行二度创作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智慧、才华、创造性注入其间，因而具有永不凋谢的生机。音乐艺术之所以特别鲜活，也得益于它流传在不断的再创造、再丰富的基础之上、过程之中
以上所述是音乐艺术的四个基本特征。沿此线索，深入进去、体味开来，可以领会到音乐与姊妹艺术之间是怎样相互通联、又怎样相互区别的。音乐所特有的表现手段、技法、规则、方式等等，也无不根植于此
C. 如何引导小学生进行数学“再创造”
数学教育的“再创造”教学方法，是荷兰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费赖登塔尔提出来的。他批评版传统的教法“将权数学作为一个现成的产品来教”、“只是一种模仿的数学”。我国传统的教法也是一题为一例，通过例题示范让学生模仿。这种“模仿数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只能“模仿”而不利于“创造”，费赖登塔尔说：“将数学作为一种活动来进行解释和分析，建立在这基础上的教学方法．我称之为再创造方法。”他强调：学习数学的唯一正确方法是让学生进行“再创造”，也就是由学生本人把要学的数学知识自己去发现或者创造出来；教师的任务是引导和帮助学生去进行这种“再创造”。
D. 法律被制定或认可后,还有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这称为什么
法律的创制不是仅仅通过认可和制定，法律被认可或被制定以后还有回一个再 度创造的过程，答这就是解释。所谓法律解释是指有权的国家专门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 序，根据一定的标准与原则对法律的字义与目的所进行的阐释。
E. 《艺术欣赏》分析题20分 如何理解艺术欣赏的“再创造”，请举例说明并加以分析。
大体跟你说两句， 艺术欣赏再创造就是根据艺术作品的本质进行个人的加工与改变从而形成另回外一个艺术答作品的过程 。可以理解为模仿，但是艺术形象是欣赏者发挥想象的客观基础，无论欣赏者的“再创造”怎样发挥想象，“再创造”的对象其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举例真不好弄，我个人认为对小说的改编可能是。比方说外国歌剧图兰朵根据中国茉莉花改编，带有艺术家的个人主观特点，而不是单纯的模仿，就是再创造。
F. 何谓翻译中的叛逆性再创造
“创造性叛逆”是法国社会文学家埃斯卡皮在他的《文学社会学》一书中针对文学交际提出来的，他解释道：“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反映在翻译过程当中，便是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最后他总结为一句话：“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也就是说，在文学翻译中，译者背离原作的初衷，增减、修改，甚至于杜撰原作内容，无疑是对原作的背离，但是，这种做法又赋予了原作一个新的面貌，成为一种再创造。但是，这种创造性不是任意的，译者必须忠实于原文，不允许对原文内容任意增删、篡改，以至损伤原文意境。
基于此，先撇下林纾那部分被指责的“讹”不谈，我们可以从上述理解直接推论出，林译的有意识叛逆和创作，完全可归入“创造性叛逆”范畴之内。这种有意识的叛逆有时竟会妙笔生花，让我们来看看两个例子。
例1：《孝女耐儿传》第四章开始一段:
“众人咸愠密昔司之柔弱，乃同声奋呼曰：“密昔司年少，不宜以老辈之言置若罔闻；且我辈以忠良相质，弗听即为愎谏。君即自甘凌虐，亦益为女伴卫其垣墉，以滋后悔。”语后，于是争举刀叉，攻其面包，牛油，海虾，生菜之属，猛如攻城，且食且曰：吾气填胸臆，几于不能下咽。”
原文当中的罗嗦话皆被省去了，增加了第一句，这样一来，可以连接上文，统领下文，使读者更能入境。另外，“老辈之言”亦属添加成分。这使得我们中国读者联想到“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俗语，我们更能够快速理解前后的意思。还有一些连词，例如：乃，且，亦，即，于是等词，这使得译文更通达流畅。文中的四字格结构：同声奋呼，置若罔闻，自甘凌虐，忠良相质，等等，更是使读者在阅读中享受汉语之美。在描绘邻居吃白食的形象时，林也加入了词语：猛如攻城，争举刀叉和且食且曰，真是绘声绘色，活灵活现！
例2：《黑奴吁天录》第十章结尾处乔治送别汤姆时两人的对话:
汤姆曰：“小主人切勿以一奴之故，致家法阻梗，于理非福。”
乔治曰：“吾自有道，亦不致取怒于二亲。”……
汤姆曰：“且吾尚有两雏，此后仰属小主人恩履矣。”
乔治曰：“谨佩良箴，至尔二儿，吾定不以常人目之。”
“家法”、“道”、“二亲”都是林纾翻译时加上的词语，这样便有了中国传统的意象，两人的礼节表现的非常形象。后两句更是增补的，林纾只不过想让两人更具国人离别时的托孤形象，以求小说自然、亲切、感人。
三、中外理论视角
从理论上讲，承认“创造性叛逆”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承认译者的主体性、创造性。在不同的符号系统里，词语与意义参照关系是有别的，正是这一差别，使机械的变异势必成为“叛逆”的行为。另外，参照体系一变，文化语境一变，一部作品的意义所赖以生存的条件一变，其面貌必然发生变化，而译者的这一赋予原作以新面貌的工作，无疑具有“创造性”。
我国首先注意到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是著名学者谢天振教授。他在《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1992）一文中，分别从媒介者、接受者和接受环境方面给予了详尽阐述。随后，又在其《译介学》、《翻译研究新视野》中做出进一步阐发和补充。谢天振教授先是分析了文学翻译的特性——创造性和叛逆性，他认为文学翻译有别于一般的翻译，文学翻译学所使用的是一种特殊语言，一种艺术语言，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由于语言自己所辐射出的文化意境和文化内涵，这就使翻译这门仅在语言框架之内的艺术，同文学创作一样，并非简单的将不同体系中的文学进行转化，而是一种创造性工作。与原作的创造性不同，翻译的创造性属于二度创作，即再创作。两种创作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原作的创作直接来源于现实，来源于作家的现实，译作的创作来源于原作，来源于原作作家所表现的现实。两者在地位上的孰高孰低，人们各持己见。谢教授认为在文学翻译中，译作胜出原作的现象不胜枚举，尤其是在诗歌翻译中表现最为突出。
此外，谢教授还从媒介者的角度以及接受者与接受环境的角度，对创造性叛逆作出了丰富的阐述。他指出在译介学研究中，媒介者主要是指译者。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可归为两类：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个性化翻译和节译、编译属于有意识型创造性叛逆。误译和漏译属于无意识型。另有一类转译改编所属的特殊型创造性叛逆。接受者与接受环境自然是指一种语言在经过编码转换后进入到新的文化环境后，所遇到的人与社会的反应。接受者，广义上包括译者和读者。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已体现在媒介者之中了，读者的叛逆是在译者翻译的基础上进行的。有时比译者的翻译更富创造性，更具叛逆精神。这是因为主观上他们有自己的世界观，文学观念，个人阅历，客观上仍处于当时的客观环境下。接受环境的影响是指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对译者、读者、翻译的目的、采取的文学手段等因素，皆有深刻影响。这些因素也致使译本在进入到新的文化环境后，发生了叛逆和变形。值得一提的是，上面我们避而不谈的那部分林纾的“讹”也被谢教授归入了创造性叛逆一类。
国内其他学者：许钧，孙致礼，袁莉等，均对此有研究。
在西方则存在释义学、符号学、解构主义、翻译研究等派别。释义学是20世纪60年代后盛行于西方的哲学和文化思潮，是一种探求意义和理解的理论，把翻译理论至于语言研究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勒内指出，从释义学角度来看，翻译主要关注的是文本信息，语言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可以把翻译当作语言学习的一种手段，也可以把翻译当作艺术创作的手段。
现代释义学代表人物伽达默尔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了海德格尔释义学循环的思想，开创了哲学释义学。他认为，释义学不是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是有关理解的理论。理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模式，而不是主体认识客体的主观意识活动。理解是把人的经验与世界相联系的途径。理解是视域融合。“视域就是 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含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看到的一切。”创造性叛逆就是视域融合中的意义生发。视域融合使我们有了新的视域。视域是一个动态概念，它的不断变化就是理解中意义的生成运动，而意义生成则是创造性叛逆的结果。在理解中，我们不得不背叛他者视域，同时也无法坚守自己的视域，如果没有叛逆，活动就会停下来，我们只能滞留在各自的视域中，文化传统也将失去活力，所以叛逆是理解中的必然。而赋予叛逆以意义的，则是“创造”。伽达默尔还指出，人类理解的历史性构成了人们理解的历史性，对过去文本产生的偏见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偏见本身可以看作是人们创作力的表现。它展现出理解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现代释义学对翻译研究提供了两个新视点：一是原著的生命在译本中得到更新和延续；二是肯定了译者的历史性。译者的历史性是客观存在的，因而，译作是否真正体现作者原意，则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
符号学是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一门综合学科，它已广泛地应用于分析社会各个领域出现的符号现象。符号学与翻译是有相通性的，两者都与信息或文本，即符号的用法、解释和操作有关。翻译与语言活动有关，而语言是最典型也是最重要的符号系统，翻译涉及一整套非语言因素，而符号学把翻译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下加以考察。
D．L．戈雷女士在其专著《符号学与翻译问题——关于CS皮尔士的符号学》一书中，阐明了符号翻译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翻译是符号创新过程，解释在翻译的任何一种模式，都具有双重发生率，即内部导向和外部导向。跟着直觉，以经验事实为依据，翻译意味着一个采取决定的符号过程。于是，她断定翻译在某种程度上类似用完整的信息进行游戏，那么译者就是游戏者。游戏包括一整套固定的规则，但又鼓励创造性和个人技能。结果的不确定是这种游戏的又一特点，游戏者在采取决定时总含有冒险或赌博的因素。这种因素完全是符号学的。因为符号的理解和用法永远都不是认识上的一种稳定的对等，而总是一种猜测的或创造性的推理。翻译在这里被理解为一个探索性的、尝试性的和会犯错误的语言游戏，其中产生的符号学模式受规则支配，同时解释者又改变和创造规则，这就把翻译变成了一个千变万化，永无止境，具有创造性技巧的游戏，它把翻译从它特有的抽象的语言属性中解放出来，放手推理，允许译者把他个人的创造性潜能发挥的淋漓尽致。
解构主义又称后结构主义，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思潮在西方翻译理论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并对传统翻译理论产生巨大影响，并开拓了新视野。罗朗巴特宣称“作者死了！”他认为文本一旦完成，语言符号即开始起作用。宣称原作者死亡，置疑文本中心意义的存在，使我们研究的视角转向了译者。创造性叛逆从理论上赋予了其独立的主体地位，译者有了自由权。福柯认为，原著在翻译处理过程中不断被改写，译者是创造的主体，翻译文本是创造的新生语言。从而大大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
尽管解构主义观点有些极端，但它却跳出了传统译论只注意文本的框框，看到了译者的创造性，尊重了译者的贡献，审视了译者所处的地位。正是译者对原著的不断改写，对原文不断解释，才赋予了原著新生命，使原著广为流传。
“翻译研究派”兴起于70年代的欧洲。该派将研究方向转为外部因素，探讨译文所处的文化背景，以及译文对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规范所产生的影响，凡是与翻译相关的政治、历史、经济制度、民族等因素都在其考察范围内。他们把翻译理解成一种改写和重写，译者对文本的操纵和摆布，这样一来，译者拥有了主动权，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翻译研究派代表人物之一勒菲弗尔，把翻译定义为“改写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他一再强调，翻译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改写。他与巴斯内特还进一步指出，“作品”依靠改写而生存。离开改写，“原著可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消亡，”改写能够“造就或扼杀一位作家”。他还声称，文学是一个系统，指的是一系列互相关联的，且有某些特征的成分；这个系统是“人为”的，因为它由文本和阅读、创作和改写文本的人组成。这个系统对改写者有一系列制约作用，因此，译者不得不做“叛逆者”——在绝大多数场合下，如果他们想使自己留在他们所寄养的文化之中的话，如果他们想对自己的文化的演进施加影响的话，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四、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创造性叛逆”这种现象在文学翻译中有着普遍性。中西译论从各自的角度阐发了对翻译活动创造性、背叛性的理解，这也就承认了“创造性叛逆”的价值。林纾的“讹”，尽管我们曾试图辨证来看，但通过谢天振教授的分析，全部可以归为“创造性叛逆”的一类，当然也包括那部分删减、增补的“讹”。设身处地为这位翻译先驱想一下，他的众多谬误，我们就不难解读了。承认了他译作中的“创造性叛逆”，我们也就承认了他的创造性，他作为译者应得到的地位，承认了他对当时文学青年和社会的影响。尽管这同我们的传统翻译理论强调“案本”、“信”、“忠实”的观念似乎有相悖之处，但实际上，不存在冲突，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我们的目光不应只限在文本框架内，还应从译者主体社会环境读者的角度去分析译作。“创造性叛逆”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综观世界翻译史和理论研究，“创造性叛逆”的例子不胜枚举：庞德是如何翻译李白的诗，傅东华先生的《飘》中的译名，苏曼殊翻译的《一朵红红的玫瑰》，勒图诺尔、伏尔泰对莎翁各自的演绎，赖利格拉斯翻译的《草叶集》等等。
总之，在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是无处不在的产物。它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由于它涉及到了翻译主体性的确立、翻译话语的流传、意义的理解、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等复杂又深刻的现实问题，因此蕴藏着具大的理论价值。同时也给我们一个机会，突破狭隘的研究层面，突破单一思维方式，用文化的视角，开拓翻译研究的新视野。
G. 再创造性叛逆名词解释
文化内涵词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从理论上看有其必然性，从实践上看有其版可行性。但是权创造性叛逆并
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的阐释来认识和协调“忠实”与“叛逆”的矛盾，不是要否定“忠实”的翻译标准，而是要通过对“以使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更好地运用“忠实”标准，把握“创造性叛逆”限度。
关键词：文化内涵词；创造性叛逆；文化误读；接受美学；解构主义
引言
创造性叛逆”这一术语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
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说（ＲｏｂｅｒｔＥｓｃａｒｐｉｔ）提出的，他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的参照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他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之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项崭新的文化交流；
H. 翻译中的“叛逆性再创造”是什么意思
“创造性叛逆”是法国社会文学家埃斯卡皮在他的《文学社会学》一书中针对文学交际提出来的，他解释道：“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反映在翻译过程当中，便是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最后他总结为一句话：“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也就是说，在文学翻译中，译者背离原作的初衷，增减、修改，甚至于杜撰原作内容，无疑是对原作的背离，但是，这种做法又赋予了原作一个新的面貌，成为一种再创造。但是，这种创造性不是任意的，译者必须忠实于原文，不允许对原文内容任意增删、篡改，以至损伤原文意境。编辑本段成语出处
I. 如何理解艺术欣赏的“再创造”
欣赏主体在受欣赏客体的制约的同时，又可以主动积极地突破制约，对艺术形象进行“再创造”和“再评价”。艺术形象因为象生活本身那样丰富多彩，而且它是立体地、多向地、多层面地反映生活，所以,虽然艺术家只是从自己感受的特定角度来创造形象，但他们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的这种立体性、多向性、多层面性，往往比艺术家主观上对现实的把握丰富得多，深刻得多，活跃得多。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形象大于思想”，或者“客观思想大于主观思想。”艺术家创造艺术形象的过程，就是由“面”到“点”，由“多”到“一”的过程，他要尽量做到以一当十，言有尽而意无穷，寓永恒于一瞬。艺术欣赏要求欣赏者能够主动积极地体验和想象，做到由一到十，由点到面，由有尽之言到无穷之意，否则，艺术欣赏就是失败的。古语：诗无达诂。歌德：“一般说，我们都不应该把画家的笔墨或诗人的语言看得太死，太狭窄。一件艺术作品是由自由大胆的精神创造出来的，我们也就尽可能地用自由大胆的精神去观照和欣赏。”这种“自由大胆”的欣赏，这种被动中的主动、制约中的能动,就是艺术欣赏过程中的形象再创造、再评价。它表现在欣赏者不但能够“复现”，领悟和理解艺术形象（与艺术家“相似”或“”相近），而且能够对原有艺术形象进行补充、变动、改造、深化和提高（与艺术家“有所不似”、“有所远”）。曹禺在话剧《雷雨》公演后曾写过：“这一年来批评《雷雨》的文章确实吓住了我，它们似乎刺痛了我的自卑意识，令我深切的感触自己的低能。我突地发现它们的主人了解我的作品比自己要明切得多。……我不由自已地感觉一种局促，一种不自在……”敦煌莫高窟壁画《割肉贸鸽》，说的是一个宗教故事：一只被鹰追逐的小鸽子，逃到佛身上求救，佛用自己的血肉喂鹰，来换取鸽子的一息生命。但血肉割尽，直到全力投身到秤盘上，也还抵不上小鸽子的重量，于是大地震动，一切复归原状……壁画中的佛身盘腿而坐，一手举在胸前，一手托着小鸽，身旁是刽子手，周围众多人物，或悲伤或哀叹或同情或恐惧。空中舞荡着飞天的飘带，如和声伴奏，衬托着这悲壮庄严的主题。当时宗教信仰的煽动力量（殉道精神），在现代观赏者眼中早已不复存在，图景本身的大含量、多义性和模糊性，为欣赏者创造出与壁画主题相去甚远的审美心象：或从中体味人间的悲惨世界，或从中参悟人生的苦难，或唤起某种痛苦而崇高的献身精神，或激起某种惩治邪恶的正义感，或向往一种博大仁慈的胸怀……
J. 结合作品 论述 读者的再创造作用
写一样的论文额 ，，，，文学理论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