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代际传递

❶ 如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贫困相对于富足，类似于贫穷。因为贫穷而生活窘困，称之为贫困，是一种社会物质生活贫乏的现象，贫困是一种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综合现象，其主要根源是物质生活条件缺乏与精神生活没有或缺乏出路。如常常说的：“哲学的贫困”、“无产阶级的贫困”等。

欧共体在1989年《向贫困开战的共同体特别行动计划的中期报告》中也给贫困下了一个定义：“贫困应该被理解为个人、家庭和人的群体的资源（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如此有限，以致他们被排除在他们所在的成员国的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之外。”世界银行在以“贫困问题”为主题的《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将贫困界定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

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和《中国农村贫困标准》课题组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中所作的贫困界定是：“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他们缺乏某些必要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生活处于困难境地。”

❷ 大学生的恋爱取向和恋爱价值观

1、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体现了传统的审美价值。

恋爱表达方式70%的女大学生继承了中国以持重、含蓄为特征的东方恋爱方式，社交时比较谨慎。在恋爱的态度上是持严谨负责的态度，爱情专一的恋爱方式。

2、带有鲜活的现代色彩，体现了现代生活的审美价值。

男性的个性气质是女大学生首选的标准，不看重对方的家庭条件、学历、职业、年龄硬件，也不相信门当户对，他们要看重个人能力这一充满了可变量的软件，普遍关注对方的事业、广博的学识和才气、较强的工作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

(2)创造代际传递扩展阅读：

大学生要正确对待恋爱。

正确处理好恋爱、学业、事业三者之间的关系，不能因为恋爱而误了学业和自己以后的事业，培养自己恋爱的能力，对自己不喜欢的恋爱要及时的拒绝，对于自己希望的恋爱也要勇敢的向对方提出；

要端正恋爱动机，恋爱不是游戏，不是为了面子而恋爱，恋爱是未来寻找志同道合、白头偕老的终身伴侣；正确处理恋爱挫折，不能让恋爱失败成为自己前进的累赘。

❸ 中国工人阶级包括哪些社会群体具体点

中国工人阶级包括：1、产业工人,如制造、建筑、运输等行业的劳动者；2、机关事业单位、商业单位的劳动者（职员）；3、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可以说,己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78）；4、 有关数据,目前我国农民工群体总数在2～3亿,其中进城农民工应有1.4亿.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

工人阶级（又称劳动阶级、劳动阶层等；英文：working class）通常用于表示社会地位与社会等级,无论何时,该阶层在社会所占比例最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比例减少,一般为产业工人阶层为主.
按照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是那些靠出卖劳动力(包括体力和脑力)、不拥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劳动成果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剥削,并为社会创造主要财富的阶层,包括大部分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
如此,农民自然不在工人阶级行列,因为,农民占有一点生产资料（农场农民例外）,私营业主,个体业主肯定不能列入工人阶级行列.即使蜗居菜市场的农民工,也不能列入工人阶级行列.如此一划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贫富阶层,并是工人阶级以外阶层和工人阶级了,而是,十分混浊,理不清,讲不清的.由此可见,机械地按照马克思主义认为,去界定工人阶级,那么,我们无法去探讨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问题.
鉴于上述原因,我们以“工人阶级就是劳动阶级、劳动阶层等；如此一界定,社会主义社会就存在两大阶层：劳动阶层和非劳动阶层.凡是参与社会主义劳动的人都是劳动阶级的人,凡是不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的人都不是劳动阶级的人（当然,法定退休人员、病休人员、及未到法定劳动年龄的少年儿童不在此列）.

二、中国工人阶级内涵的三次外延
第一次外延：干部、职员都属于工人阶级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经济结构逐渐趋向单一,只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工人阶级相对人数和绝对人数都进一步扩大.同时,社会阶级阶层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逐渐消失,中国只剩下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了“二阶级--阶层”的社会结构.
工人阶级的内部构成日益丰富,管理阶层不再独立,而成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相应地,这一时期的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划分为干部和工人两种政治身份.“职员”的身份消失,职员与工人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商业及机关事业单位的“职代会”都改称工会.
第二次外延：知识分子阶层的定位在如何认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经历了比较曲折的过程.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作出分析,认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个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一时期的刘少奇则更加明确,认为教员、记者、演员等文化教育工作者“都是雇佣劳动者”,应该包括在工人阶级之内;工程师、技师等职员,都是“雇佣劳动者”,从事“脑力劳动”,“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56年1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
但是随着中国政治思想领域逐步进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的“左”的错误不断发展.特别是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两个基本估计”: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扩展到整个知识分子阶层.这段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对知识分子实行了教育和改造的政策,并没有将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直到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可以说,己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才真正从理论上把知识分子纳入到工人阶级的范畴,进一步扩大了工人阶级的内涵.
第三次外延：农民工阶层兴起农民工是指农民户籍身份还未能得以转换,而又常年或大部分时间在从事非农产业生产经营的被雇佣群体.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民工开始涌现.在2003年举行的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一大批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农民工大体可被分为两类：一是离土离乡的农民工,他们在城市的厂矿、机关、商业、服务行业劳动;二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在本乡本村的乡镇企业或在附近城镇的工厂、商店、机关劳动.从劳动关系上讲,这两种农民工都应该属于工人阶级.
可以说,当前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根据近期正式公布的数据,我国农民工总数约为2.3亿人.其中外出务工人员1.2亿.其中,在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占全部从业人员的58%,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68%,在建筑业中接近80%;在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餐饮业中,农民工占到52%以上.加起来,二、三产业的农民工已经有8300万之多.
当代的农民工与以往来自农民的工人有很大不同：首先,它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它不但是对工人阶级队伍的大量补充,也是对现有产业工人的有力冲击;其次,与新中国成立后农民进入工人队伍的过程不同,这次基本上是自发的,而且其主要流向是合资、外资、私营企业,成为典型的雇佣工人;再次,农民工享受不到城镇国有企业工人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福利待遇,处于城市里的社会底层.
近30年的泛化与分化以是否拥有生产资料为一元化的阶级划分标准,从理论上为工人阶级内涵泛化提供了依据.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晚年时期,已经出现了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的趋势,分工在扩大,协作在加强,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并提出了“总体工人”的概念.相应地,工人阶级不仅包括体力劳动者,也包括脑力劳动者;不仅包括工厂工人,也包括工厂以外的在其他领域从事“协作性质”的“共同劳动”的人员;不仅包括普通工人,也包括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总之,一切从事或参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劳动者都属于工人阶级.
因此,理论上对工人阶级的泛化进行解读并不难.比如,马勒的“新工人阶级”论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随着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生产工人将愈来愈少,非生产工人即技术工人和研究人员、管理人员会愈来愈多.工人阶级除了要直接生产有形的产品,还要生产无形的“生产条件”,即为生产提供技术、管理和服务等.这样,工人阶级不仅包括传统蓝领工人,还包括那些生产“生产条件”的科研人员与组织者等,称之为“新工人阶级”.
对工人阶级的泛化理解,也同样适用于改革开放30年中出现的多种新兴社会结构成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步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推进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大批乡镇企业职工、进城农民工、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和新兴产业职工源源不断地加入工人阶级队伍.
根据2008年度的国家统计年鉴,2007年城镇就业人员29350万,其中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分别占6424万人、718万人,只占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不到1/4,其余超过3/4的就业分布在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同时,乡镇企业和乡村私营企业就业的人数分别达到15090万、2672万.这些就业人员绝大多数都属于泛化工人阶级的范围.
同时,工人阶级内涵的泛化,并不能掩盖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并真真切切地体现在转型社会中的每个角落.有学者采用最经典的西方社会分层理论,以财富、权力和声望作为综合标准,把泛化的工人阶级进一步细分为四个层次：管理者为上层,由党政干部、高层经营管理者、高级专业人员构成;专业技术人员为上中层,由拥有高新技术的人员、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构成;产业工人为中层,由国企、集体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职工构成;一些特殊工人为下层,由失业下岗职工、失业工人和城市外来农民工构成.
当前工人阶级的泛化与分化,还在意识上使得传统理念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直接感受产生差距.对于改革开放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兴阶层与群体,包括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等,显然难以使他们对传统产业工人形象产生共鸣,更难让他们承认与农民工群体属于同一社会组分.因此,工人阶级的分化,不仅体现在职业结构和经济地位上,更体现在意识分化上,彼此间难以形成认同感,使得当前的工人阶级成为“不确定”的阶级.因此,需要研究如何整合工人阶级价值观念,重建工人阶级“共同意识”.
关注工人阶级中的困难群体中国工人阶级60年来的演变历程,伴随着社会价值分配格局的不断调整、变迁,阵痛不可避免,对于当前出现的工人阶级中的一些困难群体,需要格外关注.
关注一：进城农民工的权益保护与社会保障问题在其他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都存在着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的特定发展阶段.但中国这样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却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其实,中国工人阶级在最初形成时,其成员绝大部分就来自破产的农民.只是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由于我国建立起特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才人为割裂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渊源关系.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民向工人的转化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和“招工”方式实现的.这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方式,没有出现所谓的“农民工”现象.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转轨时期,进城的农民工大批涌入产业工人队伍,成为产业工人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时,农民向工人阶级的转化主要是通过市场的手段和方式实现的,但同时被刻上深深的制度安排烙印.他们的户籍身份仍然是农民,在现有的户籍管理体制中举步维艰,成为城镇生活中的边缘群体,过着候鸟式的生活.
由于身份的限制,农民工往往不能享受到正常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的“苦、脏、累、险”行业,他们工作条件苦,收入水平低,居住环境差,未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像城镇职工一样平等地分享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据统计,目前在城市就业的约1.4亿农民工,与用人单位有劳动关系的只有7000多万人.截至2008年底,全国只有2400多万农民工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4200多万农民工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4900多万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1500多万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同时,他们还在居住、生活、子女就学等方面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另外,他们常常被看作城市社会的异己力量,被当作治安状况恶化的重要因素.如何进一步打破农民进城务工的制度障碍,使得农民工融入正常工人阶级队伍,是一个不容回避、必须破解的难题.
关注二：国企下岗职工生活问题这部分工人主要是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他们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作为我国传统工人阶级的主体,一度被称为“老大哥”.他们曾经拥有优越的政治身份地位,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
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人口问题造成我国劳动力过剩,使得在改革以前就存在着隐性失业.不过改革前,国家采取了“低工资,高就业”、“三个人饭五个人吃”的保障性安置就业措施,把显性的过剩劳动力转化为隐性的过剩劳动力.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国有企业三项制度的改革,计划体制内的国有、集体企业的工人与企业的劳动关系逐步脱离计划经济的束缚,向市场化的劳动关系转型,使得这种隐性的失业逐步显现化.当时还不叫“下岗”,有的地方叫“停薪留职”,有的地方叫“厂内待业”,有的叫“放长假”、“两不找”,等等.90年代中后期,下岗职工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开始凸显,并且引起社会各方面普通的广泛关注.下岗职工问题集中在这个时期出现,是我国经济发展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从根本上说,这是前进中的问题,国企改革将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同时,在改革的利益重新调整过程中,大量的下岗、失业、为企业效益及早退休的工人成为受损最严重的困难群体.部分职工在改制成功的和垄断的企业中得到实惠,但一些被淘汰的夕阳产业的工人,下岗及失业补助或退休工资水平非常低,这部分工人本身的科技文化水平也较低,而且年龄偏大,他们再就业和增加收入的能力也就很有限.这部分职工收入水平低,基本生活缺乏必要社会保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处于明显弱势地位,他们的生活困境已逐渐被固化,且开始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这部分职工的就业利益和劳动报酬利益没有得到保障,与国家对工人的“欠账”有关,需要以负历史责任的态度对他们的生活困难问题进行关注.

❹ 影响家风家教家训的因素有哪些

好的家风就是一所学校。因为家风虽是无形的、潜在的，但对孩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它对孩子的成长既是一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教育，又是孩子行为规范的“调节器”，更是陶冶孩子道德情操的天然“熔炉”。家风好，则人心正，父母慈，儿女孝，婆媳睦，妯娌和，子孙贤；家风不好，则会给后人造成不良影响。

❺ 什么是最有效直接的脱贫方式长期坚持还可以有效解决贫困代际传递问题

增加就业是最有效直接的脱贫方式长期坚持还可以有效解决贫困代际传递回问题。总书答记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增加就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脱贫方式。长期坚持还可以有效解决贫困代际传递问题。

增加就业是指尽可能消除非自愿失业，使每个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工作的劳动者都能有平等的就业机会。要通过大力发展经济，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发展多种就业方式，千方百计扩大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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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就业的方法

改进组织结构或者增强预见性，从而减少摩擦失业。降低以实际工资表示的劳动边际负效用，将会有更多的劳动者可供雇用，从而减少自愿失业。提高工资品行业劳动者用实物计算的边际生产率。工资品是庇古教授创造的名词，应用起来很方便。

是其自身价格可以决定货币工资效用的物品，即货币工资的效用可以由工资品的价格确定。使非工资品的价格上涨超过工资品的价格上涨，同时把非工资收入者的开支由工资品转移到非工资品上去。

❻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与和谐矿区建设的相关实践

（一）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历史脉络

21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东北资源型城市出现的问题，国家有关部门也开始研究推动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工作。2001年国家“十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同年，国务院把辽宁省阜新市确定为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支持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展接续产业的政策。2004年，国务院设立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把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作为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要工作加以推进。继阜新市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后，经国务院同意，先后选择大庆市、伊春市、辽源市、白山市和盘锦市等不同资源类型、不同开采阶段的城市开展经济转型试点，并就矿山破产、棚户区改造等问题会同有关部门多次进行调研，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政策建议，率先启动了中央下放地方煤矿棚户区的改造工作。

2005年8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家计生委向国务院报送的《用科学发展观统筹解决资源枯竭型城市人口与发展问题》报告上批示：解决资源枯竭城市存在的贫困、失业和环境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小康目标的一项重要而不可忽视的任务，并要求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意见。同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明确提出“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在改革开放中实现振兴”的战略方针。2006年通过的“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抓好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同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把“建立健全资源开发有偿使用制度和补偿机制，对资源衰退和枯竭的困难地区经济转型实行扶持措施”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再次强调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实现经济转型。

《若干意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专门针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综合性指导文件，标志着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进入全面铺开阶段。此后，2009年《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3号)、2010年“十二五”规划纲要以及国务院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帮助资源枯竭地区实现经济转型、促进资源枯竭地区可持续发展作为各级政府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重要工作。按照《若干意见》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在充分调研和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确立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确定原则及相关指标。从2008年起，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分三批确定69个城市和9个处于大小兴安岭林区的县级单位，列入中央支持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政策范围，对首批转型试点城市中历史遗留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的辽源市、阜新市等11座城市，决定延长中央财力性转移支付年限至2015年。2010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不仅是我国设立的第 9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是唯一一个覆盖省域的系统性国家级资源型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若干意见》的出台和山西省获批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标志着我国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开始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由局部省区一些城市试点向全国所有资源型城市推开（马克等，2012）。截至2012年底，国家已投入303亿元，对全国69座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进行资金扶持。

（二）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取得的成效

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协调组织下，在各相关省市和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全国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积累了经验。

1.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社会变化显著

一是打破了经济增长长期低速徘徊的局面。“十一五”期间，首批确定的12个经济转型试点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单一的产业格局有所改观，采矿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6年的18.3%下降到2010年的12%，非传统产业比重不断上升。

二是人们的观念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转型实践，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干部群众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扭转了颓势，从焦虑、彷徨的情绪中走出来，振奋精神、埋头苦干，形成人人关心转型、支持转型、参与转型的良好氛围。

三是体制机制创新迈出了重要步伐。转型城市以改革为动力，有效破解了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体制性和机制性矛盾。通过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转换了企业经营机制，实现了国有企业股份制和民营化改革，使企业焕发了生机。

四是接续替代产业初具规模。转型城市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在提升和延伸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接续替代产业，把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推动现有要素整合和并购重组基础上，积极引进域外资金和知名企业，加快装备、食品、纺织服装、现代生物、电子信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发展，并利用矿山遗址发展旅游业。

五是生态环境建设和沉陷区治理效果明显。转型城市以生态环境整治为突破口，通过加大对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的投入、加强地质灾害和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减少了能源消耗以及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排放，提高了城市绿化覆盖率，城市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得到整体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明显提升。

六是民生状况得到初步改善。转型城市充分利用地方新增财力和中央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着力解决失业、沉陷区治理、棚户区改造、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以及企业拖欠职工工资等诸多问题，使广大人民群众在转型中得到实惠，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医疗卫生水平全面提升。

2.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政策支持体系已初步形成

一是建立了资源枯竭型城市中央财力性转移支付制度。国家已分三批确定了全国69座资源枯竭型城市，确定了大小兴安岭林区9个县级单位参照执行资源枯竭型城市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国内10余个省(区)也相应出台了配套政策、设立专项资金，并出台了中央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二是煤矿、林业和工矿的棚户区改造全面铺开。在东北地区中央下放地方煤矿棚户区改造试点的基础上，启动了中西部地区中央下放地方煤矿改造以及林业棚户区和工矿棚户区改造工程，并给予政策与资金支持。

三是国家设立了接续替代产业转型专项资金和可持续发展专项贷款。目前，中央已累计安排中央预算内资金数十亿元。国家开发银行与部分试点城市签署合作备忘录，并选择部分资源枯竭型城市先行试点，已与首批6个试点城市签署了320亿元的融资协议。国土资源部也加大了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矿山环境治理的资金支持力度。

四是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已初步建立。国家有关部门已出台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管理试行办法》，《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条例》也进入了国家立法规划的前期工作，资源税改革试点已率先在新疆等地实施，国内相关省市也分别出台了促进本区域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法规。

五是建立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成效考核评估机制。目前，国家已对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成效情况进行全面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给予分类支持，建立分类指导、滚动推进、有进有出的财政支持机制，并启动了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

3.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工作机制已初步建立

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国家、省、资源型城市三级为主体的上下联动、协调配合的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工作机制。国家发改委首次设立了资源型城市发展处，负责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与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日常工作，并牵头协调国家有关部委研究制定、起草相关政策法规。相关省市按照省级政府负总责的要求成立了专门机构，积极研究制定本省区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意见。许多省市建立了由主要领导牵头负责的工作领导小组或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工作目标和任务，同时出台了实施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综合性政策文件，指导协调解决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重大问题。各资源枯竭型城市也相继成立了转型办公室，具体负责转型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三）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的基本经验与启示

1.基本经验

（1）必须把体制机制创新作为推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强大动力。对正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我国来讲，无论是资源型城市，还是非资源型城市，都要通过深化改革来破解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和难题。尤其对资源枯竭型城市而言，只有通过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才能解决长期制约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社会性矛盾和问题，实现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资源可以枯竭，但人的创造力不会枯竭。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各个环节，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为先导，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加快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改革步伐，推动由资源型城市向创新型城市的转型。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和机制，增强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和内在动力，走出由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的转型之路。依靠科技进步加速实现转型，不断增强创新对城市转型的支撑力。

（2）必须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主线。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不是简单地用新产业替代旧产业，重要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果不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下功夫，即使用新的产业替代了旧的产业，也只能带来一时的繁荣，最终还是走不出衰退的怪圈。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重要的是要解决自然资源、环境容量的有限性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全过程，以发展方式转变推进城市转型，把城市转型与统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协调当前与长远、总量与结构、全局与局部之间的关系。同时，把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结合起来，把谋划发展与推动转变结合起来，着力实现由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增长转变、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高效型增长转变、由采掘和资源开采业为主导向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转变。

（3）必须把着力解决民生问题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所有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取得成效的最宝贵经验。城市转型必须要以人为本，不能在转型完成后再给人民实惠，而是在转型过程中就让人民获得实惠。转型的目的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所以民生问题是转型的核心和落脚点。要看到，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在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过历史性贡献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由于体制转轨不彻底，导致这些城市在民生方面的历史欠账积重难返，因此，必须使转型过程成为人民群众得实惠的过程，否则转型难以推进。只有让人民在转型过程中得到实惠，才能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环境，转型才能赢得人民的支持。国内许多资源枯竭型城市之所以能够成功走上经济转型之路，就是找准了改善民生和经济转型的结合点，紧紧抓住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以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4）必须把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突破口。就业是国内所有资源枯竭型城市面临的最大问题，它与城市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解决就业问题既需要大的龙头企业，也需要无数能够充分吸纳就业的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的发展有赖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因此，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落实好国家关于鼓励发展中小企业和民间投资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通过政策引导和优化服务环境，带动“全民创业”活动的开展，激发人民群众的创业积极性，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自主创业精神，以创业带动就业，发挥民营经济在吸纳就业中的作用，使民营经济成为资源枯竭型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只有调动一切力量，才能真正做到转型为了人民、转型依靠人民、转型成果由人民共享。

（5）必须把环境整治和生态建设放在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突出位置。整治环境、保护生态不仅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改善居民生活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因此，必须突出环境整治和生态建设的重要性，从制度建设入手大力推进，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建立资源开发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矿山建设与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证金制度和监督检查制度等，从开发利益链的根源开始严管，摒弃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再恢复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同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节能减排工作，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提高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以实现生态与经济、生产与环保的协调、持续、健康发展。

（6）必须充分发挥中央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引导作用。近年来，国家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资金投入，不仅在解决资源枯竭型城市燃眉之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引导推动作用。许多试点城市在中央和所在省政府资金支持下，按国家资金使用要求和范围，根据本地实际，集中投入到了最需要的地方，不仅化解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历史欠账和遗留问题，解决了长期拖欠的职工和教师工资、医疗和社会保险费用，而且有效引导社会资金流动，为维护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社会稳定、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7）必须把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有效载体。对资源枯竭型城市来说，无论是传统产业改造与提升，还是接续替代产业发展，都离不开投资和项目建设。扩大投资和项目建设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接续替代产业、重构产业结构的核心之举。扩大投资和项目建设需要借助外力，而借助外力就要坚持对外开放，牢固树立“市外即外”的大开放理念，把招商引资作为城市转型的外力，拓宽招商思路，改进招商方式，将过去单纯的就项目引项目改为有针对性地实施集群式招商或产业链式招商，将承接产业转移与打造自身优势产业紧密结合，以建设项目园区和产业集聚区为重点，打造基础设施完善、要素集聚能力强的接续替代产业发展平台。通过招商引资、市场运作以及实施项目、产业、园区建设等措施，实现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大突破。同时，整合政府投融资平台，实现政府资源、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的有效对接，为城市转型提供资金保障。

（8）必须把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关键环节。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能否实现招商引资的大突破，关键在于城市的投资发展环境。因此，必须加强城市“软硬”环境建设，提升城市品位，通过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软环境综合整治，提高政府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为投资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强化对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管理，严格实行服务承诺制和责任追究制，及时处理影响经济发展环境的事件。推行“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等措施，为外来投资者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保姆式”、“一站式”服务，为打造集聚各类生产要素的平台、增强外来投资的吸引力创造条件。同时，加强全社会的诚信建设，以政府诚信带动企业诚信、公民诚信、社会诚信（成克等，2012）。

2.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十年经济转型实践带给我们的启示

一是把握转型的最佳时机，未雨绸缪是十分必要的。研究和实践都表明，能够在资源型城市发展的成熟阶段主动转型可以比较平稳地、以较小的代价实现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必须因地制宜、科学地选择转型产业。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发展应由单纯地注重资源要素向注重多元要素转变。实践证明，只有实现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和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才能避免“矿竭城衰”的局面，阜新的经验和教训必须汲取。

三是产业转型必须与解决就业问题相结合。资源的衰竭伴随着大量工人的下岗，因此转型产业中既要有可以带动地方发展的龙头企业，也必须发展诸多能够充分吸纳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四是产业转型必须注重各类人才的培养。很多城市也想在资源以外的产业方面有所发展，但往往苦于人才的匮乏，最终又搞起了资源型产业，因此要通过各种渠道挖掘和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

五是必须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国家政策措施支持相结合。对于面临诸多问题的资源枯竭型城市而言，国家的政策措施是走出困境的有力支撑，而政策措施也必须通过资源型城市自身不懈的努力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六是尽快建立健全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是我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其核心内容是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完善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彭会军，2009）。

（四）未来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尽管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制约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矛盾和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1.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还需相当长一段时间来化解

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资源枯竭型城市积累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应看到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要比国外复杂得多，既有资源枯竭所带来的问题，也有政策体制变化带来的问题，诸多因素相互叠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解决问题的难度非常大。就目前情况看，由于基础条件、资源禀赋和区位不同，除个别城市已经步入可持续发展轨道外，大部分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济转型还远没有实现，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如，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结构单一、层次低，以及承载产业接续替代能力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资源枯竭带来的就业和再就业压力巨大，而大量失业导致城市困难群体增加、收入水平下降，甚至出现贫困集聚和代际传递问题；社会保障历史欠账较多，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的矛盾较为突出，特别是存在厂办大集体问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大量的棚户区需要改造，但政府财力有限、负担过重、自身发展能力不足；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区域生态条件恶化，采煤沉陷、植被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严重；大量堆积的金属尾矿、煤矸石以及深部采空区、大型矿坑等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等。上述这些问题需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才能得以解决。

2.建立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体制和机制任务艰巨

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能否建立起来。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也只是刚刚起步。就《若干意见》而言也只是原则性的，是为了应急解决当前资源枯竭型城市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其与建立法律法规体系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若干意见》的配套政策文件以及具体操作性措施的欠缺，增加了资源枯竭型城市落实政策的难度，降低了《若干意见》的可操作性和指导作用。目前，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济转型面临以下艰巨的任务：尽快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衰退产业援助机制以及促使资源价值得以实现并在各利益主体之间合理分配的机制；加快资源型产品价格改革，逐步形成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与市场供求关系、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成本、代内与代际公平的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加快资源税费制度改革，实现对各方特别是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合理补偿等涉及一些重大利益格局的调整；尽快建立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与相关管理办法和条例；完善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加快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以及资源管理制度改革；加快培养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专业人才队伍，等。解决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面临的问题没有现成经验可循，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勇于探索，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去面对，用新思路、新机制、新体制加以解决。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建立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体制和机制任务的艰巨性（马克等，2012）。

❼ 如何阻断民族地区贫困代际传递

所谓“贫困代际传递”，是指贫困以及致贫因素在家庭内部或特定社区、群体、阶层范围内的代际之间延续，即后代承袭前代贫困境遇的一种社会现象。由于我国民族地区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制约其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尤其是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不足，可持续脱贫和发展的体制机制尚未建立，因而容易产生贫困代际传递。从某种意义上说，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不仅关系到民族地区能否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还直接影响民族地区长治久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的大局。
笔者认为，要阻断民族地区贫困代际传递，首先要以新发展理念为统领，加强民族地区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从源头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彻底摆脱贫困避免贫困代代相传，归根结底要依靠发展。只有全面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才能走出一条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新路子。要将创新作为扶贫开发的驱动，优化民族地区劳动力、土地、技术等资源要素，充分发挥少数民族群众自主脱贫的主动性和主导作用，鼓励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返乡创业，在推进农民工家庭式迁移和就地城镇化的过程中，逐步剥离贫困的“遗传因子”。要将协调作为扶贫开发的手段，整合各方面力量，不断消弭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农村与城市、农村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促进民族地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将绿色作为扶贫开发的优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短期的脱贫致富，推动建立子孙后代永续发展的绿色产业体系。要将开放作为扶贫开发的载体，主动对接和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促进西部民族地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互联互通，引入先进经验和技术，在资金融通上实现新突破。要将共享作为扶贫开发的目标，把中央赋予民族地区的重大政策用足用好，使少数民族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其次，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突破口，补齐民族地区发展短板，从服务供给方面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必须把提高教育服务水平作为根本任务，引导教育投入向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倾斜，加快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和寄宿制学校建设，通过改善教师生活待遇以及给予荣誉奖励、职务晋升等措施吸引优秀师资向民族地区流动。要重点抓好中等职业教育和双语教育，办好民族地区高等教育，让更多的少数民族孩子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加强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对缓解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明显作用。因此，要着力改善民族地区道路、饮水、网络、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既打通内外联系的“大通道”，又畅通与“大通道”联系的“静脉”“毛细血管”，通过物流扶贫、电商扶贫促进当地特色农副产品、旅游产品销售，创造更多就业创业机会，以增加贫困农户收入。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还必须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要完善民族地区最低保障、五保户低保户大病救助、贫困学生奖助学金、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制度，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范围和报销金额，切实解决少数民族贫困家庭因学致贫、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问题。
最后，以创新精准扶贫体制机制为着力点，结合民族地区实际，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从扶贫对象需求方面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事实上，不同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因此，有必要制定个性化帮扶措施，根据少数民族群众不同的困难需求，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差异化帮扶，打赢贫困代际传递的“阻击战”。例如，针对因接受教育程度低使家庭贫穷状态加剧问题，一方面，政府要加大科教文化投入，巩固文化扶贫效果;另一方面，要满足少数民族职业能力提升的需求，对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农村生源毕业生的具体情况进行摸底，将未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纳入职业教育或职业技能培训，确保他们至少掌握一门致富本领，实现依靠技能脱贫。
针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员工分流安置问题，要坚持以“精”化“剩”，以改善家庭生计为抓手，深入挖掘特色农牧业、民族文化旅游业等特色产业优势，支持在生态保护、旅游度假、风情体验、加工制造、商贸流通等方面特色突出的小城镇加快发展，以吸纳更多的新生代少数民族劳动力就业创业，激发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原动力。针对因闭塞造成的经济文化落后问题，要抓住“互联网+”为精准扶贫带来的契机，通过县、乡、村互联网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缩小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数字鸿沟、文化鸿沟和服务鸿沟;要开展“农超对接”、订单采购农产品、共建生产基地、联办合作社、股份经营等各种形式，与贫困民族地区开展村企无缝对接，对症下药，拔掉“穷根”。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综合运用民政救助、救灾、优抚、社会福利、慈善等方面的政策，还要整合相关部门和社会资源，多渠道、多方式为特殊困难家庭排忧解难，形成阻断民族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的强大合力。

❽ 战乱、饥荒、灾害导致的群体性创伤是如何在代际传递的

经历屠杀的犹太人后代大多早逝，在饥荒中母亲产下的婴儿心血管疾病高发……为什么祖先们经历的苦难会向下传递？我们的基因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基因表达。

那些留在凯尔姆镇的表亲们在1941年7月29日被纳粹驱赶至神学院的后院，一并射杀，埋在当地一个农场的集体坟墓里。但是大多数凯尔姆镇的后裔分散至全球，得以延续，并在医学、法律、宇宙学、艺术等领域取得成就。没错，他们头脑聪明、富有成就。然而，即使医学的进步延长了其他人的寿命，根据家谱记载，这些凯尔姆镇的红头发后裔们仍然不长寿。1975年，我丈夫的叔叔梅耶因大规模脑出血死亡，享年58岁。我丈夫的母亲有长期心力衰竭，1997年在加勒比海航行时吃了太咸的食物而猝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