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超发明

❶ 名人发明与发现的小故事

爱迪生发明电灯泡
爱迪生和他的助手们，用白金试了好几次，可这种熔点较高的白金，虽然使电灯发光时间延长了好多，但不时要自动熄掉再自动发光，仍然很不理想。
爱迪生并不气馁，继续着自己的试验工作。他先后试用了钡、钛、锢等稀有金属，效果都不很理想。

接下来，他与助手们将这1600种耐热材料分门别类地开始试验，还是采用白金最为合适。由于改进了抽气方法，使玻璃泡内真空。灯的寿命已延长到2个小时。但这种由白金为材料做成的灯，价格太昂贵了，谁愿意化这么多钱去买只能用2个小时的电灯呢？

爱迪生看到这用棉纱织成的围脖，爱迪生脑海突然萌发了一个念头：
对！棉纱的纤维比木材的好，能不能用这种材料？
他急忙从围巾上扯下一根棉纱，小心地把这根炭丝装进玻璃泡里，效果果然很好。
爱迪生非常高兴，制造了很多棉纱做成的炭丝，进行多次试验。灯炮的寿命延长13个小时，后来又达到45小时。

“我希望它能亮1000个小时，最好是16000个小时！”爱迪生说道。

最后，爱迪生终于选择了竹子。他先取出一片竹子，装进玻璃泡，通上电后，这种竹丝灯泡竟连续不断地亮了1200个小时！

他终于做出了自己满意的电灯。

❷ 有关丝绸之路的故事，（要张骞、班超的）

1、张骞

汉武帝听说被匈奴侵犯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就派人出使大月氏，联络他们东西夹攻匈奴。陕西汉中人张骞以郎应募。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率领100余人向西域进发，途中被匈奴俘获，滞留了10年，终于寻机逃脱，西行数十日到达大宛 。

这时大月氏已不想攻打匈奴而继续西迁，张骞没有达到目的，在西域待了一年多东返，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后适逢匈奴单于死，国内大乱，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趁机回到大汉，受到汉武帝的热情接待，被封为太中大夫 。

此次西行前后达10余年，虽未达到目的，但获得了大量西域的资料，史学家司马迁称张骞此行为“凿空”。

张骞归国后，汉武帝曾遣使探求通过罗马开辟一条不经匈奴而到大夏的交通线，但是没有成功。后来汉军击败匈奴，取得了河西走廊地区，打通了西汉与西域之间的通道。霍去病在祁连山大破匈奴后，张骞建议联络西域强国乌孙，以断匈奴右臂。

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并与西域各国联系。

张骞到乌孙，未达目的，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偕同乌孙使者返抵长安，被张骞派往西域其他国家的副使也陆续回国。乌孙使者见大汉人众富厚，回国归报后乌孙渐渐与大汉交往密切，其后数年，张骞通使大夏，从此，西汉与西北诸国开始联系频繁起来，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汉武帝以军功封其为博望侯。

2、班超

永平十六年（73年），班超随从大将军窦固出击北匈奴，并奉命出使西域。他率吏士36人首先到了鄯善，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使鄯善为之震服。

之后他又说服于阗，归附中央政府。班超又重新打通隔绝58年丝绸之路，并帮助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的控制，被东汉任命为西域都护，班超在西域经营30年，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

永元三年（91年），北道的龟兹、姑墨、温宿皆归附东汉，班超设西域都护府于龟兹它乾城，亲自坐镇北道。又命西域长史徐干屯疏勒，与北道相呼应。

永元六年（94年），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7万余人，讨伐对抗中央的焉耆等国统治者，西域50余国皆归属中央政府。

永元九年（97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帝国），一直到达条支海（今波斯湾），临大海欲渡，由于安息海商的婉言阻拦，虽未能实现，但这是首次突破安息国的阻拦，将丝绸之路从亚洲延伸到了欧洲，再次打通已经衰落的丝绸之路。

大秦属下的蒙奇兜讷（今译为马其顿）地区遣使到东汉首都洛阳，向汉和帝进献礼物。汉和帝厚待两国使者，赐给两国紫绶金印。

延熹九年（166年），古罗马大秦王安敦派使者至东汉洛阳，朝见汉桓帝。

(2)班超发明扩展阅读：

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前202年—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

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❸ 张骞和班超对丝绸之路有什么贡献200字今天就要

张骞的贡献：

陕西汉中人张骞以郎应募。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率领100余人向西域进发，途中被匈奴俘获，滞留了10年，终于寻机逃脱，西行数十日到达大宛 。这时大月氏已不想攻打匈奴而继续西迁，张骞没有达到目的，在西域待了一年多东返，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

后适逢匈奴单于死，国内大乱，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趁机回到大汉，受到汉武帝的热情接待，被封为太中大夫。此次西行前后达10余年，虽未达到目的，但获得了大量西域的资料，史学家司马迁称张骞此行为“凿空”。

班超的贡献：

永元六年（94年），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7万余人，讨伐对抗中央的焉耆等国统治者，西域50余国皆归属中央政府。

永元九年（97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帝国），一直到达条支海（今波斯湾），临大海欲渡，由于安息海商的婉言阻拦，虽未能实现，但这是首次突破安息国的阻拦，将丝绸之路从亚洲延伸到了欧洲，再次打通已经衰落的丝绸之路。

(3)班超发明扩展阅读：

丝绸之路历史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要道，但为何在河西走廊上没有“丝门”而有“玉门”？早在文献记述丝绸之路之前2000年，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线路已经开通，但它不是为出口丝绸，而是为进口和田玉。“丝绸之路”名称是德国学者的“发明”。

19世纪末，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

❹ 班超的汉书是怎样

楼主，汉书的作者是班固。

从班固受贿写史辨疑说起

一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对受贿写史深恶痛绝，他在《史通·曲笔篇》中对涉及史贿的两位史家痛加斥责说：“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1]（曲笔）在这两名史家中，便有《汉书》的作者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除刘知几之外，提及班固受贿写史的尚有：南朝学者刘勰在其《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说：“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至于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遗亲攘美之罪，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2]（史传）刘勰在这里述及班固“征贿”写史之事，但并未明确表达自己的看法，只是说仲长统（仲长统字公理）曾对此事详加辨析。而现存仲长统的著述中没有相关的论述，议者多以为其论当在仲氏的《昌言》之中，但《昌言》太半遗佚，《全后汉文》中辑录的《昌言》现存篇目中并未论及此事，因而具体情况无从查考。稍后，北朝学者柳虬在谈到汉魏以降史官“密为记注”与史家“密书其事”的弊端时也说：密记密书的结果，是使很多事实无法弄清，“何止物生横议，亦自异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陈寿有求米之论。”[3]（柳虬传）此外，武则天时曾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的刘允济在强调史官职任之重要时也说：“史官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惧，此权顾轻哉？而班生受金，陈寿求米，仆乃视如浮云耳。”[4]（刘允济传）

由上可见，无论是刘勰、柳虬、刘允济还是刘知几，都提到了班固受贿写史之事，但又都缺乏详尽的记述。对班固是如何“受金”的？是“受”何人之“金”？《汉书》中哪些篇章是受贿而成的？诸如此类极为重要的情节，无片言只字。而且，除刘知几外，刘勰、柳虬、刘允济三人的态度都很模糊，予人以谨慎对待，难下结论的感觉。有见于此，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在《困学纪闻·考史》中谈及此事时，只能无奈地说：“受金事未详”。[5]（卷十四）至清乾隆时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在《汉书》条中根据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的记载而论定说：“固作是书，有受金之谤，刘知几《史通》尚述之。然《文心雕龙·史传篇》曰：‘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是无其事也。”[6]（卷四五）认定此事为虚，但只是征引前文，缺乏具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论述。

可见，对班固受贿写史之事，前人说法不一，有信其为实而痛加斥责者，有疑其所无而归之于谤者，而更多的则是难辨虚实，不置可否者。但无论何种说法，又皆语焉不详。因而，时至今日，班固清白与否，仍是一桩“悬案”。而问题在于，班固是否受贿写史，与《汉书》记载的可信程度密切相关。因为对于撰史而言，收受贿赂便难以直笔，直笔书史者不会受贿，受贿与直笔水火不容，它们不可能“共存”于同一史家身上，这是不言自明的。谁也不会相信收受贿赂之后写入史书的内容是真实的，可靠的，因为受人钱财的史家无法拒绝行贿者的“文饰”要求，歪曲史实是解囊相送的交换条件，直笔的原则成为这种“权”钱交易的牺牲品。当然，这种“权”是史家书史作传和“定褒贬”之权。也就是说，班固受贿写史如果属实，《汉书》内容的真实性便值得怀疑，而这部史学名著历来是了解和研究西汉王朝和新莽政权二百多年历史的“第一典籍”。这使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辨析，弄清楚班固在撰写《汉书》之时是否收受过贿赂，因为我们不能通过一部“贿史”去回顾过去，认识历史，鉴往知来。

二

在中国古代，大概因为声名过于卑恶而敢为者少的缘故，因而修史者被钱财收买而曲笔撰述之事鲜见史载。但如前所述，这种恶名却落在了班固和陈寿这两位著名史家身上。班固“受金”，陈寿“求米”；一个被指受贿，一个被斥索财。关于陈寿索贿之“罪”，因有明确的可以将其“排除”的史料记载，且对索贿对象及所涉传主有具体的指认，使其虚实真伪较易考订，因而自清初以来，不少学者据史考辨，撰文发论，成功地为陈寿“辩诬”，使陈寿之“冤”得以昭雪。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于班固的受贿，由于相关记载过于简略，对象不明，传主不清，真伪难辨，因而少有涉足者。从而形成为陈寿申冤者众，替班固辩诬者寡的局面。那么，班固受贿写史之事是否属实呢？笔者认为，班固在撰写《汉书》之时，不可能有收受贿赂之事，理由如下：

首先，班固如果受贿写史，将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宽宥。作为刘氏政权史，西汉史在东汉属于“国史”而极受重视，严禁私家任意撰写增删。班固当初居家私修《汉书》之时，就曾被人以“私改作国史”之罪“上书显宗”，向朝廷举报。明帝接报，迅即下诏地方官府，将班固逮捕下狱，其书稿也被全部没收。在班固之弟班超赴京申辩及确认书稿的内容无不利于刘氏政权的记载之后，班固才被释放出狱。[7]（班固传）在这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东汉王朝对私修私改国史的处置程序以及统治者的态度：举报直达天子，最高统治者亲自过问，对违禁者严加惩处。这种处置程序和最高统治者的高度关注，说明当时国史的神圣性和撰修国史的严肃性。因而，班固此后的续修《汉书》，只能由汉明帝亲自指派，在接受诏命的前提下进行，即《后汉书·班固传》中所说：“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7]（班固传）在这种背景之下，班固如果在撰述之时收受贿赂，即为无视君命亵渎国史之举，是东汉统治者无法容忍、绝难宽贷的行为。但实际情形是，我们没有看到东汉天子在这一问题上给班固以任何惩处。相反，班固不仅生前备受信赖，去世之后，因《汉书》诸表和《天文志》尚未最终完成，和帝遂诏命班固之妹班昭“踵而成之”。[8]（卷四八）班昭去世后，汉安帝又诏令马续“继昭成之”，[7]（曹世叔妻传）直至东汉末年，汉献帝还颇重《汉书》，令人将《汉书》删繁为简，改为编年，以便阅读。[7]（荀悦传）也就是说，《汉书》在东汉始终是被统治者认可和看重的，这是受贿撰写的史书不可能享有的“待遇”，尤其是作为“一代大典”的汉朝国史。

其次，班固如果受贿写史，当为律令所不许。汉律有“欺谩”及“受赇”之罪。[9]（汉律考）[10]（二年律令）班固受诏续修《汉书》之前，已担任兰台令史之职，因而受诏之后，是以朝廷官员的身份禀承君命而撰写国史的，这使他撰修《汉书》的行为成为一种“公事”。东汉近二百年的统治中，官员以欺君谩上和受纳赃贿而获罪者不在少数。而对受贿官员的惩处也是非常严厉的，即顾炎武所说“汉时赃罪被劾，或死狱中，或道自杀。”[11]（除贪）不仅受贿者要受到严惩，且往往衅及子孙。班固如果在撰修《汉书》时受贿，上则欺谩君主，下则公事纳贿，违犯律令，当受严惩。而实际情况是，尽管班固生前结怨不少，但终其一生，却始终未见有人以受贿写史之罪举报弹劾他，更未因此而违律受惩，殃及子孙。

复次，班固如果受贿写史，将为士林所不齿。东汉士人，崇尚名节，且自东汉初年起，渐成风气。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东汉开国君主刘秀“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自此以后，“风俗为之一变，……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11]（两汉风俗）与此相适应，以名节高下褒贬人物的“清议”之风在当时也十分盛行，士林尤甚。顾炎武即指出：“清议”之制始于先秦，而“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里选举，必先考其生平。”两汉时期，清议对一个人的升黜荣辱有着重大的影响，所谓“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11]（两汉风俗）这种流行于士人之中的清议，重守节而贱贪墨，纳贿撰史是士林所不齿的行为。因而，，班固如果受贿写史，其书其人，难逃清议指责。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汉书》撰成之后，“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7]（班固传）且自此以后，声名日盛，东汉时为《汉书》作注写序者已不止一家，影响之大，远非它书可比。以博学著称的东汉著名史学家荀悦，受献帝之命，依据《汉书》而撰成编年体西汉史《汉纪》，在研读《汉书》和编纂《汉纪》的过程中，荀悦从未说过班固有纳贿之嫌《汉书》由受贿而成。及至后世，更有治《汉》成圣而被誉为“《汉》圣”者。1连极重家族子弟道德教化的颜之推，在其著名的《颜氏家训》中也十分推崇《汉书》。受贿而成的史著，是不可能在士林中享有如此长久而又崇高的声誉的。

最后，班固如果受贿写史，则怨家不会轻饶。班固对子弟和家奴，一向疏于管教，不仅“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7]（班固传）更有甚者，其家奴竟敢当街“醉骂洛阳令种兢”。在班固受外戚窦宪宠信而势盛之时，种兢虽然隐忍不发，但心怀怨恨。窦宪失势后，为其“典文章”的班固失去依靠，种兢遂以逮考窦氏宾客之名将班固收捕下狱，使班固最终瘐死于狱中。和帝在得知班固的死讯之后，下诏切责种兢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抵主者吏罪”。[7]（班固传）[8]（卷四八）当此之时，以惩治窦宪宾客为借口将班固逮捕下狱，为泄私愤而千方百计罗织罪名以置班固于死地的种兢，并未指认班固在受诏撰修国史之时收受贿赂，以此来为自己开脱，作为收捕班固和为己申辩的“最佳理由”，如果班固受贿写史，身为班固怨家的种兢岂能轻易放过此种“良机”。

由上可见，天子不宥、律令不许、士林不齿、怨家不饶等在班固受贿写史之后应当发生的事情却无一出现。是天子尽皆愚钝还是律令形同虚设；是士林不辨清秽还是怨家宽宏大度，显然都不是，我们看不出班固有何“神通”在撰写国史时受贿这一严重的“违规”行为之后还能免遭非难和惩处。合理的解释应当是：班固原本就未曾在撰修《汉书》的过程中收受过贿赂。

三

但是，“受金”之说非止一人，似乎并非空穴来风。那么，这一说法由何而起呢？笔者认为，这是《汉书》在被广泛传抄的过程中出现讹误而流传后世的结果。依据如下：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的复制，依赖手抄。两汉时期，书籍的抄写已不鲜见，这从相关史料的记载中即可看出。《汉书·河间献王传》中说：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13]（河间献王传）可见，作为地方藩王，刘德所抄写（当然是组织人力抄写）的书籍，在数量上与朝廷相等。2尽管刘德生活的时期，朝廷藏书的数量不及西汉末，但西汉在汉文帝时，已是“天下众书，往往颇出。”[13]（楚元王传附刘歆传）至刘德集书之际，情况应当更好。因而，刘德所抄写的书籍，在数量上是较为可观的。此后，至西汉后期，民间已有“家富多书”者。3且至晚在西汉末年，已经出现了“书肆”。4到东汉时期，书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其中流通的书籍也不断增多，涵盖了所谓“众流百家”之学。5毫无疑问，民间“家富多书”者的出现以及“众流百家”之书在书肆中的流通，都必须以书籍的普遍传抄为前提。而东汉和帝时“蔡侯纸”的发明，更则改变了此前在书写材料上“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的状况，在书写领域内得到日益广泛的运用，所谓“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7]（蔡伦传）这为书籍的抄写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促进了抄书之风的盛行，乃至出现了以抄书为生养家糊口者。6因而，在班固写成《汉书》之时，书籍的抄写已较为普遍，其后更为盛行。

在这种书籍抄写之风盛行之际，《汉书》因其极高的声望成为被广泛传抄的史著。这种传抄，一是在学者之中，即所谓“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7二是在青年学子之中。8需要指出的是，东汉教育的发展状况比较好，汉明帝永平年间，已是“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7]（班固传）到质帝时，仅太学生便多达“三万余生”。[7]（孺林列传序）而私学教育尤为兴盛，《后汉书·儒林列传论》记述说：其时，“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7]（孺林列传论）这些描述，也许不无夸饰之处，但整体状况比较好，应当是可信的。与教育发展相适应的对书籍的需求以及青年学子的兴趣，成为包括《汉书》在内的享有盛誉的著述被广泛传抄的重要基础。

伴随《汉书》备受青睐和广泛传抄的，是对撰修者班固的生平特别是《汉书》写作过程的记述与传写，以及对《汉书》功过的评论。从仲长统不得不专门撰文详加辨析即可看出，自《汉书》问世至东汉末年的百余年间，或“功”或“罪”，或誉或毁，众说纷纭。9，在所有这些记述、传写与评论中，班固受明帝之命续写《汉书》，无疑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事件，不仅事涉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汉书》能够最终得以完成的转折点。凡述及《汉书》撰写的史籍，无不提及此事。《东观汉记·班固传》中便记载说：明帝将班固“征诸校书，除兰台令史，迁为郎，典校秘书，令卒前所续《史记》也。”[17]（班固传）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中也反复强调：“帝乃复使终成全书”。“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孝明帝使班固叙《汉书》”。[7]（班固传、天文志）而《太平御览》在引录未注撰者姓名的“《后汉书》”的记载时更说：“《后汉书》曰：‘班彪续司马迁《后传》数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续之。’”明确指出班固是受明帝之“命”而撰修《汉书》的，即“受命写史”。[18]（史传上）《隋书·经籍志》中也同样明确记载道：班彪撰《史记后传》数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续成其志”。[14]（经籍志）也就是说，“受命”写史在班固的个人经历中已经成为一个受到广泛认可和关注的事实，是《汉书》写作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史实。东汉时期，凡涉及班固生平或其撰史活动的著作和文章，都有可能对这一环节进行记述，出现班固“受命”写史的记载。而此类著作和文章不在少数。10

问题在于，古代的书籍，在传抄的过程中，脱漏与误写时有出现。安帝时，邓太后在“诵读”经书及其它书籍的时候，便“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不得不命人“雠校”，于是刘珍等五十余人遂“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7]（和熹邓皇后传、刘珍传）而蔡邕之所以要刊刻《六经》，其原因也在于“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因而与杨赐等人“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刻石立碑，以免谬误流传。[7]（蔡邕传）可见当时书籍传抄过程中的脱误是较为严重的。

在这种背景之下，作为被广泛传写的班固 “受命”写史之事，极易在传抄过程中被误写为“受金”写史。之所以这样说，原因在于，“命”、“金”二字，，字型十分相似，开初几笔又完全相同，极易混淆。早在西汉前期，二者的写法便已非常接近，这在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便可以清晰地看出来。11因而，在传抄过程中，将“受命”写史误抄为“受金”写史，是很容易出现的讹误。主要有两种情况容易造成这一讹误：一是在长期展转传抄的过程中不慎抄错，从而形成错抄，这种情况较为多见。张家山汉墓出土竹简的《二年律令》中，不仅出现多处衍字、脱字，也出现了错抄。12特别是字型相似而又部分相同的字，更易造成错抄。律文的抄写应当非常慎重，尚且出现错抄，其他书籍的传抄，错抄更难避免；二是由于反复传阅抄写而使字迹受损模糊，因辨认困难而形成的误抄。张家山汉墓（二四七号墓）出土的竹简提示我们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其《二年律令》第十七号和第二六九号简中的“金”字，由于受损，便很难与“命”字相区分；第三三一号简中的“命”也因受损十分模糊，与“金”字相似。尽管这是长期埋藏地下形成的墓葬损害而非传抄损害，但在字迹受损造成辨认困难而可能最终形成误抄这一后果上，二者是相同的。上述两种情况的存在，使班固“受命”写史的史实很容易在传抄过程中被错抄或误抄为“受金”写史。就目前所知的记载，最早提及班固受贿写史问题的是仲长统，即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的相关记述。但是，仲长统生活的年代去班固逝世已一百余年，百余年间的展转传抄，无论是错抄还是因字迹受损模糊而导致误抄，都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而“受命”和“受金”，皆为常见之辞，出现讹误不易发现，致使谬说流传，贻误后代。因而，所谓班固受贿写史，其最大的可能，是在书籍传抄过程中，将班固“受命”写史错抄或误抄为“受金”写史而形成的讹误。

另一方面，可以作为旁证的是，指斥受贿写史，一般都会述及具体的“涉案”情况，如受何人之贿，受贿的数量，受贿所涉及的史传篇目等。“诬攻”陈寿索贿者，尚且知道须“编造”出这些具体情节，以便使人深信不疑，诸如索贿对象是丁仪、丁廙之子，索贿数量是“千斛米”，交换条件是为丁氏兄弟“作佳传”，如此等等。[24]（陈寿传）而对班固受贿写史的指责，只说“受金”，具体情节无一字记述。这种违背“常理”的情况说明，所谓班固“受金”写史，原本就是其“受命”写史在传抄过程中形成的讹误，自然不会有具体的情节记述。

在中国古代，治史难，做良史尤难，故韩愈有人祸天刑之说。对班固“受金”写史的指责提醒史家，为史者，在治史过程中，除权势的胁迫，私情的困扰，利益的诱惑之外，还有可能“蒙冤”。而一个优秀的史学家，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应停止史事的记录和史著的撰写，不能改变对秉笔直书的追求，不能玷污史学“万世公论”的崇高声誉。因为记载历史，坚持直笔，撰写信史，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对于史家而言，不仅是一种学术原则，更是一种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

❺ 蛋炒饭是谁发明的、

用蛋来炒饭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菜饭合一的烹饪做法，虽然现在是寻常百姓家常做的，但因其好吃而被很多上讲究的大饭店所接纳，上了菜谱，故蛋炒饭是上得了大饭店的台盘的。

蛋炒饭的正式名称是苜蓿饭，关于苜蓿二字的正确写法文字界还有过学术讨论，但最后好象也没有个具体或者为大家接受的结论，有人将苜蓿二字写成“木须”，我觉得也应该算是正确。

北京人把这两个字写成木樨，但从发音上与苜蓿二字有了点区别。木樨是桂花的别称，桂花是可以吃的，但苜蓿也是可以吃的，今天的新疆还有一种饭叫苜蓿饭的，只是不是我们通常说的蛋炒饭而已，是苜蓿芽子做的饭，穷人吃的，口感不是很好。

木樨花瓣的样子与炒的碎鸡蛋的样子有些象，所以叫木樨饭也是有道理的。今后有时间了，我一定坐下来考证考证。

蛋炒饭是外来的一种吃法，不是内地人的发明创造，其根源在西域，也就是今天的新疆一带。班固的《汉书》有过比较间接的记载。从名字上看，蛋炒饭也应该是西域少数民族的一种吃法。

这种饭菜合一的做法从河西走廊传入内地，最终为广大汉人所接受。其主要功劳当归凿通西域的班超以及经营西域的张骞。班超晚年回到内地后，最常吃的就是苜蓿饭。张骞也是以喜爱这种胡饭闻名于朝臣之间，据说张骞的妻妾们各个是做苜蓿饭的高手，张骞也是以哪个妻妾做的苜蓿饭好吃就让谁陪着睡觉作为奖励的办法。

蛋炒饭传入内地的路线大体有两条，一条是从河西走廊进入内地，然后北上进入草原，从游牧民族蒙古人那里东传给东北的满族人，然后再由满族人传给汉人，故标准的满汉全席中是有蛋炒饭的。走这条路的蛋炒饭做法有过变形，蛋可以是鸡蛋，也可以是鸭蛋鹅蛋或者是其他什么的鸟类的蛋。饭可以是大米饭，也可以是高粱米饭、玉米饭，但小米饭不行，因为小米饭发硬，与鸡蛋配合口感不好。黏米则更是不行。

走东北这条线路的蛋炒饭后来被满族皇上所喜爱，所以蛋炒饭是记录在御膳房的食谱里面的，我们今天还是可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沈阳故宫里找到文字根据的。末代皇妃福贵人李玉琴在图书馆工作时，就曾带过蛋炒饭上班做为午饭的，她还让我尝过一口，果然好吃。她对我说，皇上溥仪就非常爱吃蛋炒饭，她的做法就是御膳房的做法。我的蛋炒饭做法就是她亲自教的，可以说，我现在是皇家蛋炒饭做法唯一的嫡传，绝对正宗。

另一条线路是穿过河西走廊南进，在南京一带停留下来，经过当地人的改造，最后在扬州被发扬光大了，因此，扬州人把他们的蛋炒饭称为扬州炒饭，听说现在已经成了扬州的招牌饮食了。我曾经特意在扬州吃过扬州炒饭，但感觉不是很理想，缺乏蛋炒饭特有的韵味和历史感。

下面就请大家看看皇妃亲自教我的皇家蛋炒饭做法：

主料：大米饭一碗，鸡蛋两个。

配料：油、盐、葱花、花椒面等。

做法：先将鸡蛋两个打好搅均，放入油锅里炒熟，然后放入大米饭混合炒。米饭热透后放入盐少许，葱花半把，花椒面少许，然后就可以出锅了。

关键：1，饭要东北大米，南方大米不行。要把饭蒸好，没有蒸好的饭是做不出好的蛋炒饭的。2，油要多一点，以做出来的米粒油汪汪的感觉为宜。3，葱花要后放。4，鸡蛋一定要搅拌均匀，在搅拌的过程中千万不要放水。炒蛋的时候要把蛋炒碎，絮状为佳。5，火候要以300-500度为宜

❻ 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发明

1、蔡伦纸。蔡伦的造纸术被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对人类文化的传播和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千百年来备受人们的尊崇。被纸工奉为造纸鼻祖、 “纸神” 。麦克·哈特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蔡伦排在第七位。

5、麻沸散。麻沸散传说是华佗创制的用于外科手术的麻醉药。《后汉书·华佗传》载：“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抽割积聚（肿块）。”

❼ 我国古代有哪些发明

一）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及其西传

1．造纸术

（1）西汉先后出现絮纸和麻纤维纸。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绘有地图的纸，是目前世界上所知最早的纸。

（2）东汉宦官蔡伦于105年改进造纸术，制造植物纤维纸。

（3）造纸术6世纪传到朝鲜、越南和日本，8世纪传到中亚，并经阿拉伯人传到非洲和欧洲。

2．印刷术

（1）隋唐已有雕版印刷的佛经、日历和诗，现存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868年我国印制的《金刚经》卷子。

（2）五代有了雕版印刷的整部书籍。

（3）宋代雕版印刷业很发达，刻印的书，字体工整，装订精美。11世纪中叶，北宋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比欧洲早400年。

（4）元朝出现锡、木活字。后来又有铜、铅活字印书。

（5）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向东传入朝鲜、日本，向西传入埃及和欧洲，改变了当时欧洲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

3．指南针

（1）战国时期发现磁石指南特性，发明“司南”。

（2）北宋已会使用磁针指南，后来把磁针装在罗盘上，制成指南针用于航海。

（3）南宋时指南针传到印度、阿拉伯、波斯等国，促进了各国航海事业发展，并为新航路的开辟和实现环球航行提供了重要条件。

4．火药

（1）唐朝时《真元妙道要略》一书最早提到了火药，唐末火药开始用于军事。

（2）北宋时火药已广泛在军事上使用，东京设立“广备攻城作”，制造火药和火器；宋仁宗时成书的《武经总要》记载了许多火器的制作方法。

（3）南宋时发明了“突火枪”，管形火器的出现，开创了人类作战史的新阶段。

（4）金的火器制造业比较发达，所制的“震天雷”、“飞火枪”威力很大。金的军队用这两种火器打退了蒙古军队的进攻，取得局部胜利。

（5）我国发明的火药在13世纪中期传入阿拉伯，后来又由阿拉伯传入欧洲。

（二）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成就

（1）夏朝：历法“夏小正”，载有一年中各个月份的物候、天象、气象和农事情况。

（2）商朝：干支纪日法是商朝历法最大成就，它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纪日方法。商朝甲骨文保留了我国最早的日食、月食和新星记录。

（3）春秋：留下世界公认的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比欧洲早670多年。历法已经形成自己固定的系统，基本上确立了十九年七闰的原则，比欧洲早160年。

（4）战国：《甘石星经》是世界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人们还测定了一年的季节。

（5）西汉：武帝时制定“太初历”。前28年西汉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是世界最早的太阳黑子记录。

（6）东汉：张衡发明了浑天仪和地动仪（比欧洲早1700多年）。

（7）隋唐：①隋朝天文学家刘焯编制的《皇极历》，创立了计算日月运行的新方法，是当时最先进的历法。②唐朝天文学家僧一行，在《皇极历》的基础上制定的《大衍历》，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太阳运行的规律，系统周密，表明中国古代历法体系的成熟。③一行还是世界上用科学方法实测地球子午线长度的创始人。

（8）元朝：元初设立太史局编制新历法。郭守敬改进了简仪和圭表，主持全国范围的天文测量，编《授时历》年周期与现行公历同，但早于现行公历300年问世。

（三）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

（1）西周：商高讲过“勾三股四弦五”这一勾股定理特例，载于《周髀算经》。

（2）春秋：九九乘法表。

（3）西汉：刘歆推算圆周率为3．1547。

（4）东汉：《九章算术》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应用数学。

（5）三国：刘徽运用极限理论，提出计算圆周率的正确方法。

（6）南朝：祖冲之精确地算出圆周率是在3．1415926～3．1415927之间，这一成果比欧洲早一千年。他还为《九章算术》作注。又著《缀术》等书。

（7）唐朝：著名数学家王孝通撰写的《缉古算经》，首次提出三次方程式正根的解法，能解决工程建设中上下宽狭不一的计算问题，是对古代数学理论的卓越贡献，比阿拉伯人早三百多年，比欧洲早六百多年。

（8）明代：数学家程大位编著《算法统宗》，奠定了后世珠算法基础。

（9）清代：蒙古族数学家明安图推出“割圆九术”，将其研究成果整理成《割圆密率捷法》。他用解析几何方法把三角函数和圆周率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四）中国古代的医学成就

（1）商周：已有丰富的医药学知识。

（2）战国：扁鹊是当时的名医，后代医家奉之为“脉学之宗”。他发明的“四诊法”成为中国中医传统的诊病法。医学分科。有著名的医学著作《内经》。

（3）西汉：战国问世，西汉编定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较早的重要医学文献，奠定了祖国医学的理论基础。西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医方经》记载了几百个药方。

（4）东汉：《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学著作。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中医的重要经典，后人称张仲景为“医圣”。华佗擅长外科手术，被誉为“神医”。他发明的麻沸散比西方早1600多年。

（5）隋唐：①我国的一些外科手术，如拔牙、血管结扎等，是世界上最先进的。②隋朝太医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是古代医学史上探讨病因、病理内容最丰富的一部著作。③唐朝杰出医学家孙思邈著的《千金方》，全面总结历代和当时的医学成果，有许多创见，在我国医药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④吐蕃名医元丹贡布编著的《四部医典》，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⑤唐高宗时编修的《唐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由国家颁布的药典。

（6）北宋：①医学以小儿科、产科和针灸科最著名。②《小儿药证直诀》为我国古代重要的儿科著作。③《十产论》是著名的产科著作。④针灸学家设计了便于医术学习的针灸铜人模型。⑤《洗冤录》是南宋法医学家宋慈所著，它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书籍。⑥王安石变法时设太医局，局内办有医学校。

（7）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药物一千八百多种，方剂一万多个，全面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中国医药学，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

（五）中国古代的地理成就

（1）《周易》一书首先提出了“地理”名称。

（2）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对中外地理的认识。

（3）西晋裴秀绘制出《禹贡地域图》，提出绘制地图的6项原则，即“制图六体”。这一理论一直沿用到明末。

（4）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作《水经注》，是一部综合性地理著作。

（5）明代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是一部地理学巨著，书中对石灰岩溶蚀地貌的观察和记述，早于欧洲约两个世纪。

（六）农业、手工业论著

（1）《齐民要术》：北魏贾思勰著，是现存一部最早、最完整的农书。

（2）《梦溪笔谈》：北宋沈括著，是我国科学发展史上的珍贵遗产。

（3）《农政全书》：明末徐光启著，论述了农学理论，并介绍了欧洲的水利方法，是我国古代优秀的农学著作。

（4）《天工开物》：明末清初的科学家宋应星所著，被后人誉为“17世纪中国工艺网络全书”。

（5）《河防一览》：明朝潘继驯所著，总结了我国古代治理黄河水患的经验。

（七）中国古代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

（1）先秦：商朝有了世界上最早的日食和月食记录。春秋鲁国天文学家留下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战国甘德、石申的《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

（2）秦汉：编写于前1世纪的《周髀算经》比西方早500年提出勾股定理的特例。西汉《九章算术》有些内容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张衡的地动仪是世界上最早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比欧洲早1700多年。

（3）三国两晋南北朝：祖冲之在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准确到小数点后七位数，比欧洲早1100多年。

（4）隋唐：赵州桥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桥。僧一行在世界上第一次测量子午线。唐太宗时办了分科较细的医学校，比西方早200年。《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和颁布的药典，比欧洲早800年。《金刚经》卷子是现存世界上最早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

（5）宋元：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比欧洲早400年。发明了指南针并用于航海。唐宋时发明了火药和火药武器。沈括的“十二气历”比英国早800年。郭守敬的《授时历》比现行公历确立早300年。

同步导学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能够达到较高水平的原因：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确有许多发现、发明对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么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能取得较高成就呢?这除了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民聪明勤奋，在长期和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识这些条件外，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功不可没。在封建社会，个体农民、小地主、手工业者，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供养脱离生产的科学技术人员，因此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说，国家的支持就显得特别重要。比如，造纸

技术的改进是在宫廷官员领导下取得的，经过皇帝下令推广。张骞、班超、甘英等探险家开辟丝绸之路，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都是由朝廷组织的。火药虽然来自炼丹术，如果没有统治者的支持，炼丹家不但无法生活，更没有炼丹必须的设备和原料。标志航海技术水平的郑和远航，完全是由国家组织领导的。各朝都把天文的机构——司天监由高级官吏太史令直接领导。皇帝还经常过问天文观测的历法改革。我国所以有世界最丰富的天象记录，应该主要归功于中央集权国家的支持和组织。

中国科学技术自身的缺陷：尽管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其自身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从直观上看，中国的科学技术只停留在经验的形态上，缺少欧洲近代科学严密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得出普遍的科学规律和定则来。这说明它自身有着明显的缺陷，大体有如下几方面的弊病：（1）满足于实际上的应用，没有形成理论上探讨和深思的风气。对自然现象的观测入微，是中国学者的一大特长。比如，人人都看到过下雪现象，而中国古代的学者却能首先发现雪花的结晶体是六角形的几何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但是，每一个角之间的关系，中国学者却从不深究，更未从几何学的角度去作探讨。这和古希腊几何学形成鲜明对照。（2）中国学者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中包含一些人与自然协调的正确思想，但也会妨碍对自然的研究，更无益于对人事的研究。中国有对太阳黑子、彗星、陨石雨、日晕、月晕、新星、超新星的最早观察和记录，然而长期以来，却把它们与人事联系在一起，纠缠不清。（3）科学实验是建立近代科学的基础。不进行实验，便不能由表及里，发现事物内部的运动规律。实验是受控的，只要掌握受控条件，任何人都可以得出同样的预期结果。中国古代的学者缺少这方面的传统训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王阳明“格竹子”。王阳明是影响几代人的大学问家，他的朋友坐在亭子里观察竹子生长的机理，一连坐了3昼夜，终于病倒；他继而静观7天，仍无所获，他便得出道理，认为“其格物之功只能在身心上做”。这些大思想家认为，“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研究自然事物变成了心性之学。

东西方科学技术的差距从15世纪开始：大约从15世纪后半期开始，近代科学在西欧兴起，我国的科学技术不但被西方迅速赶上和超过，而且日益走向衰落。首先这一时期中西科学技术成果在内容和方法上的差距加大。在内容上，中国在科学上的主要成就大多属于应用科学，如《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而同一时期西方科学的发展主要是理论科学。科学家努力的重点，不在于实际的应用，而在于对事物及其规律的探索。例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如果从实用的观点看，比起托勒密的“地心说”不能显出明显的优越性，但就人类对太阳系的认识而言，哥白尼学说更能反映天体运行的本质。伽利略更是一位对理论充满情趣的人，他对自由落体定律、惯性定律、抛物体运动的轨迹等所做的探索，大都寄予对事物和规律的追寻。在研究方法上，西方科学家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大多使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而中国仍然主要采用传统的整理典籍和总结经验的方法。李时珍《本草纲目》的成书过程，充分体现着这一传统研究方法的使用过程。16世纪中西科学在内容上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别，正是近代科学与传统科学本质差别的具体体现。

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1）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固有的分散性和狭隘性，不可能使科学应用达到较大规模，从而使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应用失去了应有的土壤。（2）封建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也阻碍了和工商业有关的科技的发展。（3）明清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如八股取士，大兴文字狱，把大量知识分子迫入了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对自然界观察研究的歧途，使近代科学在中国失去了产生和发展的政治文化基础。（4）教育的落后。中国封建教育以儒学为主要内容，以培养封建官吏为目的，很少涉及生产和科学知识。而在教育上采取的私塾教育，既不利于科学间的互相融合，也不利于培养大批人才。总之，日趋腐朽的封建制度是阻碍中国近代科学出现的最根本原因。

中国古代“匠”的地位：在封建官僚社会里，科学家、技师、工匠不像在古希腊或近代欧洲那样，有着独立的社会地位，一般来讲，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服从于封建国家。大型的水利工程和土木工程自不必说，几乎任何一种新式的复杂机械，如早期的水车和历代水力趋动的天文仪器，不是在皇家宫廷制作，便是在地方豪门的家庭作坊里产生。这些科学家、技师有的本身就是官吏，有的是依附于官吏的食客。张衡、杜诗、蔡伦、宇文恺、李诫、苏颂、沈括、燕肃、郭守敬都是做过官的人，马钧、耿询、丁谖则是依附于豪门贵族的门人。因此，科学家们的成就，就往往取决于封建国家的盛衰。大体说来，封建国家国势强盛时，诸如天文学、都邑营造、车服器械等方面，就会有所发展，反之，就无所建树。百工的地位，比出身于士大夫阶层的科学家更低的多。他们从事的职业往往被称为“贱业”的倍受歧视。百工的技艺常常通过血统延嗣一代一代留传下来，具有浓厚的狭隘性和保守性，一旦家族绝嗣，世代辛勤积累的宝贵技艺就会频于失传。这种恪守祖传的技术模式妨碍技术的交流，并与科学的精神背道而驰。

古代科学技术成就与局限性给我们的启示：从国家来讲，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搞上去，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要重视人才，尊重人才，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要建立知识创新体系，鼓励知识创新。要充分认识科学理论的指导意义，明确科学技术的作用。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明确在激烈的科学技术竞争中，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是极其重要的。

❽ 班超有没有发明锁

锁几乎与私有制同时诞生。早在公元前3000年的中国仰韶文化遗址中，就留存有装在木结构框架建筑上的木锁。东汉时，中国铁制三簧锁的技术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三簧锁前后沿用了1000多年。
班超虽然是东汉时期的人，但是没有任何史料证明三簧锁是由班超发明的。
1
世界最早的锁具源于中国的木质锁。距今5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就曾发现过早期的木质锁。在周朝（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56年）的一些历史文献中，已经出现了有关仓库的锁和钥匙的记载。早期的木质锁结构简单、形体笨重，多采用竹竿、木棍作钥匙，容易开启。

2
由于木锁不够结实，后来改用青铜制成，但结构简单。汉朝（公元前206年—220年）出现铜质簧片结构锁，它利用两三片板状铜片的弹力来达到封关和开启作用，安全性能、保密性较木质锁前进了一大步。

❾ 丝绸之路的故事(关于张骞，玄奘或者班超的）要故事！！急！！！

大度义服外道

玄奘法师经过两年的艰险旅程，到达印度后，拜在著名的那烂陀寺百岁高僧戒贤法师门下，刻苦参研佛法，数年间精通了经藏、律藏、论藏，因此被尊称为“三藏法师”。但也因此招来了印度一些僧人的嫉妒。 一天，一名顺世外道自以为学问高深，无人可及，于是在那烂陀寺门前贴出五十条疑难经义，自称如果任何人能够破解得其中一条，就立即将自己的头颅砍下。寺中众僧闭门不出，任凭他大叫大骂。到了第四天早上，
玄奘走到寺院门前， 扯下经义，不屑一看，遂讲解经义。外道面如死灰，为了履行誓言，只得拔剑准备自刎。玄奘大度，制止住他，遂让他做自己的仆人。不久，玄奘由于要准备与小乘宗师般若鞠多的辩论，研究小城经典，百思不得其解，听说那外道会讲解，于是便请他为自己讲解。外道惊异地说：“我是仆人，怎敢给主人讲经？”玄奘回答：“那部典籍我没有学过，既然你精通，我就应该向你求教。” 待到那外道讲解完毕后，玄奘感激他，将他放走。经此一事，全寺众僧无不敬佩玄奘的渊博和大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张骞一行从长安起程，经陇西向西行进。一路上日晒雨淋，风吹雪打，环境险恶，困难重重。但他信心坚定，不顾艰辛，冒险西行。当他们来到河西走廊一带后，就被占据此地的匈奴骑兵发现。张赛和随从一百多人全部被俘。

匈奴单于知道了张骞西行的目的之后，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把他们分散开去放羊牧马，并由匈奴人严加管制。还给张骞娶了匈奴女子为妻，一是监视他，二是诱使他投降。但是，张骞坚贞不屈。虽被软禁放牧，度日如年，但他一直在等待时机，准备逃跑，以完成自己的使命。整整过了十一个春秋，匈奴的看管才放松了。张骞乘机和他的贴身随从甘父一起逃走，离开匈奴地盘，继续向西行进。由于他们仓促出逃，没有准备干粮和饮用水，一路上常常忍饥挨饿，干渴难耐，随时都会倒在荒滩上。好在甘父射得一手好箭，沿途常射猎一些飞禽走兽，饮血解渴，食肉充饥，才躲过了死亡的威胁。

这样，一直奔波了好多天，终于越过沙漠戈壁，翻过冰冻雪封的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来到了大宛国（今费尔干纳）。高鼻子、蓝眼睛的大宛王，早就听说汉朝是一个富饶的大国，很想建立联系。但苦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故一直未能如愿。因此，当听说汉朝使者来到时，喜出望外，在国都热情地接见了张骞。他请张骞参观了大宛国的汗血马。在大宛王的帮助下，张骞先后到了康居（今撒马尔罕）、大月氏、大夏等地。但大月氏在阿姆河上游安局乐业，不愿再东进和匈奴作战。张骞未能完成与大月氏结盟夹击匈奴的使命，但却获得了大量有关西域各国的人文地理知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超报效祖国，干一番宏图大业的志向终得以如愿，被任命为代司马，跟随都尉窦固朝西边去打仗。这一天，他走得十分悲壮，他紧搂着长子班雄和次子班勇， 泪眼迷蒙，此一去，天高路远，不知何日和家人见面啊!老父班彪送他一程又一程，泪水洒了一路又一路，其父知道，那是一条生死末卜的凶险之路呀!
西域是一个什么地方?那是千里赤壁，风沙弥漫，人鸟罕迹的凶煞之域，这一去活着回来就算你福大命大。也是，泱泱大国，群臣满朝，战将如云，何劳一个文 弱“秘书”去西域剿乱？但胸怀鸿鹄之志的班超挺身而出了，其言其行令朝野上下惊异了好一阵。这就是班超的“古怪”之处，这就是历史的精彩之处。班超真正的 人生从41岁开始了。抖开心窝子说实话，班超的行为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拿着性命去开玩笑，其间自有铺垫，他身在兰台抄抄写写，却心忧天下，重振丝路雄风 的念头不时冒出。他对空耗人生有些厌倦了，他想换换效忠祖国的方式了。他那不易察觉的胸腔里燃烧着炽烈的火焰，秀才的痴想变成了现实。命运之神引领他朝西 走去……
班超西域第一仗是出击哈密。班超提出了以少胜多的办法，问窦固要了36人就出发了，他亲自挑选了36名精干的轻骑勇士，直奔哈密，一举将无任何防范举 措的呼衍王追至巴里昆湖一带。短兵相接中，班超冲杀到最前面，以少围多把匈奴军杀的人仰马翻。此一役，使匈奴军重创，稳定了西域战局，为重开丝路奠定了基 础。次日凌晨，班超率兵凯旋，窦固惊喜不迭，立即将班超战绩上报朝廷，随后，窦固派班超出使鄯善。

❿ 张骞出使西域 蔡伦造纸 开辟丝绸路 修长城 赤壁战 发明饺子 张衡发明地球仪 苏武牧羊 西游记 哪个发生汉朝

张骞出使西域 蔡伦造纸 开辟丝绸路 张衡发明地球仪 苏武牧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