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造中情与理

❶ 文学创造中主客体关系特点

1、文学创造中主客体关系的特征：以情感体验为心理特征
；以感性直观为思维特征；内情感体验和容感性直观是连接主客体关系的纽带
二、文学创造中主客体的双向运动
主体能动地审美地反映客体
：对创作客体的选择；对客体进行变形、情感投射和观念移注
主体始终受到客体的规定和制约：家的选择受社会生活的情势的规定和制约
小结
1、文学创造是一种主客体的双向运动：客体的“主体化”；主体的“客体化”
2、文学作品是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的统一并对主客体双重超越的产品

❷ 如何理解文学创造中主客体关系的特点

文学创造的客体有自然说，情感说，我们认为，社会生活是文学创造的客体和唯一源泉，文学创造的客体是特殊的社会生活。

❸ 在文学创作中，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究竟哪个更重要

在文学创作中当然是以情动人更重要了，因为文学创作跟写论文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要有感情投入在里面的，就像弗洛伊德说的要移情。如果没有感情的文学作品，就不能称之为文学作品，只能称之为一本论文。而且文学作品创作讲的就是要升华要有情感，所以感情在文学作品创作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记得印度有一个创作飞鸟集的大作家叫泰戈尔，当时看到这部作品的时候，真的是被那充满情感的诗句所感动。如果泰戈尔只用以理服人的方式去写飞鸟集，那就不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所以这些文学作家们都是用情感来创作的，并把情感和理智完美融合。

❹ 中国古代文论中"情"与"理"的关系

通过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梳理,可以归纳出“情”与“理”的几种关系形态。
1以理统情
《诗大序》提出了一个影响了中国文学几千年的经典性言论:“发乎情,止乎礼义。”这里的“礼义”二字便是沿袭周礼而形成的用来维持封建社会秩序的伦理道德,是古代文论中所谈的“理”的一种。《诗大序》并不否定诗歌作品中“情”的存在,但同时又为
“情”的抒写规定了制约条件:“止乎礼义”。这样,“礼义”就成了统“情”的手段,同时也成了情感的一种性质规定。“以理统情”的目的在于使诗歌成为一种有利于社会教化的工具,达到“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效果。《诗大序》所表达的文学“情”“理”观对其后的文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代刘向在《说苑》中提出了“至诚”的概念,强调了诗歌中“情”的因素,但同时他又对艺术情感的抒发作了理性和道德的规约,要求辨清情感的善恶,抒情应“发由其道”。刘向的观点中“以理统情”的色彩是非常明显的。阮籍作为魏晋名士,任性而为,蔑视封建礼法,但在其思想深处仍然可以看到浓厚的儒家色彩。阮籍在其所著的《乐论》中曾强调文艺的政治教化作用:昔先王制乐,非以纵耳目之观,崇曲房之嬿也。必通天地之气,静万物之神也;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也。故清庙之歌,咏成功之绩;宾飨之诗,称礼让之则;百姓化其善,异俗服其德。此淫声之所以薄,正乐之所以贵也。……故达道之化者可与审乐,好音之声者不足与论律也。这更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对文艺历久不衰的影响作用。
其后,唐代的王勃、元结、皮日休,宋代的柳开、王安石、戴复古,元代的虞集、杨维桢,明清时代的宋濂、屈大均、毛先舒、纪昀等学者与文学家都不同程度地强调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理”的重要。
2以理灭情
先秦儒家富有人伦情感色彩的礼义道德经过汉代董仲舒为代表的儒者的与“天”相感的制度化的改造,最终在宋代理学家那里形成了超越世俗的“天理”。在一些传统观念极强的理学家的文学观中,“情”与“理”的矛盾与对立达到了极致的状态。“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理学观已将“情感”逐出了文学园地。宋代理学家邵雍同时也是一个诗人,在他创作的《伊川击壤集》中也可见到一些吟写心中之事的带有个人情感色彩的诗作,虽然在现实的文学创作中并未真正地忘情,但他作为理学家所阐发的认识观和文学观却将“情”“理”置于互不相容的关系中。“观物”是邵雍哲学思想的核心观点,他反对“以我观物”,而主张“以物观物”: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也,谓圣人能反观也。
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邵雍的“以物观物”也就是以“万物之情”为情。而“万物之情”实际上便是一种所谓的“天理”或“道”,所以,邵雍的认识论或文学创作论的实质仍在于极力排除个人化的情感因素,而在体认“天理”中消解着文学作品中个性化的审美情感。理学家程颐
曾有这样的论述:“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所谓的“专意”之文便是带有个人审美情感的文学作品。程颐将“情”与“理”置于绝对对立的状态,以“理”驱逐了文学作品的审美和情感特质。
3以情抗理
“以情抗理”便是“主情”论文学观的体现。其源头存在于老庄道家思想中。老庄倡导“自然”“无为”的哲学观。“按照老庄的观点,人的自然纯真本性即人之内在的性命之情,它是不可违背、不可造作、不可压制的。因而因性顺性,顾名思义,即是遵循人性
的规律,即是顺乎人之性命之情”。老子强调“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老子·二十八章》),庄子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渔父》),这些都是为了说明恢复和保持人的自然、本真性情的可贵和重要。老庄的这些思想主张虽非专门针对文学艺术而发,但却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批评实践。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动乱不安的时代,但却也是人的思想开放的时代。在文学创作中,创作者的主体性得到极大的张扬。文学家们冲破了“理”的束缚,在作品中抒写着或激愤,或恬淡,或庄严,或谐谑的真实情感。魏晋南北朝的文论便成了这种文学自觉意识的一种理论概括物。曹植曾编选自己的作品为《前录》,他在“序”中标明自己“雅好慷慨”,而“雅好慷慨”则是直抒胸臆,情感意气激荡之意。这不仅是曹植个人的一种兴趣爱好,而且是整个时代的一种个性化、情感化的审美风尚。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规定了诗歌的情感性本体特征,也体现了魏晋文人爱好强烈的个人化情感的审美情趣。钟嵘在《诗品》中强调了诗歌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吟咏性情”,他尤其重视激荡感人的“怨情”,他的思想虽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并不强调诗歌为政治教化服务。明代出现了“尊情”“重情”的文学思潮,这种文学思潮的出现是与元明时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理学思想在明代的新变密切相关的。宋代理学在明代得到又一次高扬,但其内质已随时代发生了新的变化。王阳明倡“良知”说,将宋代理学家的“理”引入人的内心世界。“心即理”是明代理学家的基本认识和观点。李贽则按此思路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他的著名的“童心说”,标举不受“道理闻见”蔽障的“绝假纯真”之“本心”。李贽的
观点实际已经走到了宋代理学的反面。他的理论高标“纯情”,放逐“理性”,适应了日益兴起的广大市民阶层的情感需要。在这种社会环境和思潮的影响下,许多文学家
都高举起了“以情抗理”的旗帜,袁宏道力倡以“人情”为核心的“性灵说”,江盈科主张打破以“正”为唯一的途径,而要“尽文之态”。

❺ 怎样理解文学创造中客体是情感的观点

具体说说看啊！

❻ 明清通俗文学中情与理冲突经历了哪些阶段

应该是情与理的冲突，一直是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❼ 1.为什么文学创造既要表现“个别”,又要 显现“一般”,二者是否矛盾为什么

不矛盾。“个别”往往是由很多个“一般”来烘托出来的。

❽ 怎样理解文学创造文学创造的意义与价值

我认为文学创造是以真实或以其为基础的架空思想（科幻文章等）所展现出来的思想.情感内，裁断等，所谓容真理往往产生在常理之中，文学就是这样，以现实为基础。文学创造是引领文学潮流的关键，文学中所有的派别（如红学）是以文学创作为基础的，文学创造能引领世界文学走向多级化，也就是“文化多样性”（政治中有讲），这样有了不同的文化才使世界丰富多彩，各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才有借鉴，吸收并创新的价值！（以上纯属个人见解）

❾ 文学创作中情感与理智的关系

理智，是通过对周围环境或事物全面而深刻的观察，运用缜密的思维，对可能发生的事件和发展的结果以及应该采取的措施进行逻辑思维扩展。

理智通常具有王者风范，来自于知识的积累，标志着一种成熟。象温暖的阳光一样，催生着个体不断从浅表的感性认知，升华到理性经验，从而形成一定的行为准则。处事态度，活动规范。

理智的经验和智慧，更多地来自于曾经地感情冲动受到挫折和惩罚。

然而，过于理智的生活既枯燥又乏味，活得累，无任何乐趣可言,因为理智多攻入心计，将自己装入过去生活的狭窄的经验中。享受不到感情带给人知觉体验的激励和鲜活。

感情是主观的，理智是客观的；感情的自然属性如潮水，如女人因女人多感性；理智的自然属性如高山，象男子因男子多理性。如果说感情年轻的，那么理智便象一个成熟的长者；如果说感情如鲜花，理智则如树长青；如果感情的结果是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那么理智的过程便是一部部法理经典。
感情越深厚，理智越成熟。这便是有朋友提到的，理智是感情的升华。爱得越深，越会为对方考虑，行为和言谈越理智。试问，一个薄情的人，怎么可能有成熟的理智呢？而真正成熟的人，又怎么可能不通情达理呢？感情流于表象,所以激昂；理智沉淀深沉,所以睿智。二者穿插交互,才能完美协调我们的精神世界。

我反对将感情与理智绝对对立的说法，那会将我们的认识引向极端。女人偏重感情，并非与理智无缘。女人，往往把感情看得高于一切，过分的理智带给女人的伤害要比爱护多得多。许多时候，女人宁舍理智不舍感情。这一选择使得她们要求生活更富梦想、浪漫和激情。所以说，真正丰富的精神生活需要理智，更需要感情！

所谓：“情之所倾，心之所向”如果完全的理智，我们就无法看到生活中美的亮点。梁祝，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也不会为后人所传唱，所讴歌。


然而，假如没有理智这个堤防，情感的洪水就会泛滥。历史上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显然是理智与感情的较量和搏斗。在法律面前理智是占上风的。当然，事实上，许多法律的设定，又多是符合正当情感需求的。

理智是理性的，感情是感性的，理性认识是感性认识的基础，没有感性认识何来理性思维？可见，感情与理智互相作用，又相互促进。既矛盾又统一。感情是理智的基础，理智是为了不让感情轻易泛滥成灾。但是如果没有感情，那还谈什么理智与否呢？

所以合情合理，才会情理交融,才有最完美的境界。感性强的人唯美，易受伤害；理性强的人有点冷漠似乎没有人情味，世故。就象男人和女人，阳和阴，虽然矛盾，但永远不可分割，只有在认知的基础上不断平衡和协和感情和理智，让二者相互达到统一，才会有相对完美的人生。

❿ 怎样理解文学创造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情感把握

文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为材料来构筑艺术形象的,并以渗透着情感的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和人的思想感情,具有审美特质的社会意识形态.
简单地说,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文学具有形象的间接性、意象性、概括性、模糊性.因此,它更易于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具有意识性、社会性、和独特性.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从社会生活到文学作品,须经过作家心灵的中介加工.在这个问题上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大致可归结为“再现说”、“表现说”和“能动反映论”.
文学作为人的精神创造产品,带有目的和意义,具备着某种价值.其最为直接和独特的作用是它的美悦作用.人们在欣赏文学作品时得到情绪上、感觉上和精神上的满足.其次是认识作用.可以从中认识历史和人生,提高观察和理解生活的能力.最后是教育作用.文学作品能影响人的心灵和行为,帮助人提高思想境界,净化灵魂,增强生活的信心和力量.
《辞海》是这样定义文学的：“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中外古代都曾把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书籍文献统称为文学.现代专指用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所以又称为“语言艺术”,现代通常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影视文学等体裁,在各体裁中又有多种样式.”
文学的这种性质就决定了文学既有“纯艺术的”,又不可避免地反映时代背景、社会生活乃至对历史的总结、评判以及对其发展方向的主观愿望.如外国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红与黑》、《巴黎圣母院》、《人间喜剧》、莎士比亚戏剧、中国的《诗经》、曹操的诗歌、《水浒》、《三国演义》等.即使是《红楼梦》,能简单的说它就是一部爱情的悲剧小说吗?鲁迅说,翻开中国的封建史,看到的就是“吃人”两字.看《红楼梦》就能感到这个社会就是扼杀人性,因而不可避免的产生要推翻这个社会的冲动.事实上,《红楼梦》从它一问世就被看作有伤风化和“反书”而遭禁,并不是后人把“革命”强加在它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