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作家创造

❶ 结合作家作品,谈谈影响一个作家的创作因素有哪些

影响作家创造力的因素有很多。

例如，作者的生活经历将是他创作的源泉。比如，曹雪芹因为早年的生活经历和知识，就在当时写出了《红楼梦》。

如杜甫的《三官三别》也是战争的背景和作者的经历。

真正的作家把文学创作当作自己最严肃、最神圣的事业，把读者当作自己最亲近、最亲的人。作者在创作中表达的是他最真实、最真实的情感，他向读者传达的是他内心的东西。

真正的作家对整个人类的命运感同心，他们是真实情感的传播者，而不是虚假情感的制造者，那些单纯依靠“轰动”手法的作家最终会被读者抛弃。

(1)每个作家创造扩展阅读：

影响文学作品风格的主要因素是社会环境和作家自身。

社会环境是第一个因素，作者是第二个因素。其中，社会环境决定了作家因素的形成和发展，社会环境因素和作家因素的结合导致了文学风格的形成和发展。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人生道路。生活实践对作家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创作提供物质积累，更在于使作家拥有与众不同的独特情感体验。

这种基于生活实践的独特情感体验，直接影响着作家的创作个性。作家思想的影响还可以通过其创作倾向体现在其创作个性中。

❷ 小说作家从哪里获得灵感和创造力来创作这样的杰作

好问题。虽然我们很多人认为小说作家天生就有灵感，有写作的天赋，但这和小说作家的作品一样是虚构的。作为一个作家，你必须每天都在写作。是的，每个作家都有他或她自己寻找新想法的方法，但有几件事是大多数作家都做得。

经验，经验，经验，还有…经验

人们通常认为小说家是位隐士。他/她试图远离现实世界。说实话，作家有时需要回到他的洞穴去专注和深入思考事情，但大多数故事都来自于真实的生活经历。隐士只能从书本中搜集到的东西来写作，而一个真正的作家在动笔之前，会体验到一切。

然而事实是，我们感到沮丧，我们破产，我们哭泣……我们几乎放弃了。但是我们不…我们继续我们的旅程，不管有多艰难。

相信我，这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灵感来源——痛苦。

❸ 网络小说作者的创作历程(追加50分)

其实在一开始，作家杨大侠演绎的更多作品是生活化的。在某次和粉丝的互动中，版杨大侠创作权了一部古装武侠写真大片，没想到比之前的作品更受欢迎，之后杨大侠便开始尝试穿古装、写古风、演古剧微电影，而后渐渐自己投入创作。

❹ 80后作家的文学创作主题有哪些如青春，成长等

今天的“80后”作者使文学成为新的时尚，青春写作掀起了一股新的文学热潮。一方面，他们青春，具有充沛的热情与精力、庞杂多元的想像力、后劲勃发的创造力，他们的书层出不穷地出版，挤满各大书店的畅销书柜，封面内页一本比一本后现代，作者照片则像明星一样耀眼。另一方面，随心所欲的写作姿态和立场，变化莫测的标签和外套，引领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喜欢、关注和从事文学创作。作品的热销，年轻读者的追捧，制造出似文学复兴般的新兴气象。
从内容上来看，“80后”文学大多书写同代人的生活，文本展现了一个属于当代年轻人耳目一新的世界，使得父辈人不得不重新认识他们。无论是对传统作文模式的挑战，还是对成年生活的反叛，最率真地表达自己或许就是他们最初的创作动机。在鲁迅文学院召开的“80后”青年作家代表研讨会上，步非烟呼吁，“我们要求自由地表达我们自己！”这个观点不无代表性。表达自己，书写青春生活，而不是编织情节，承载思想意义，使“80后”文本呈现出清新流畅、毫无粉饰造作的姿态。从而，文本普遍存在形式新颖的特点，呈现出重形式轻内容的整体趋势，这与作者所处的电子媒介时代有关系。小说中融入了奇幻、推理、武侠、游戏、网络等各种青少年热衷的元素，“80后”在形式上提供了成熟作家所不能提供的作品，他们的存在和畅销已经是一个事实。如《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恋》带有网络写作的明显特征，显示了“80后”作家与前辈作家不同的知识结构与写作观念。《幻城》把奇幻、推理、武侠、游戏、网络语言等各种青少年热衷的元素融为一体。《草样年华》真实再现大学生活，是当代大学生的青春纪事，读起来给人一种春风扑面而来的清新感觉。
“80后” 文学的青春写作特质还表现在审美风格的前卫性、时尚化与娱乐化。“80后”文本所展现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表现出一种大众文化的当下审美倾向。他们与现代科技相依、与流行时尚相伴，背叛传统习惯，渴求异样生活，充分显示个性。表现在文本语言上，则是把写作当成一次语言游戏的狂欢，这几乎是“80后”文本最重要的时代特质。文本中充斥了大量调侃式的、网络化、游戏性的语言，给读者带来了笑声，带来了感动，似乎也带了某种生活哲理。这种生活哲理是透过语言传达给读者的，而不是通过故事情节。如《飞走的是树，留下的是鸟》，主人公从冰城千里迢迢来到名噪时下美女才女如云的A大，她形容自己的校园生活“平淡得就像一支粉笔”，这种比喻大概只有在校的学生才能形容出来吧。对于爱情的理解也许远不像隔代人想像得那样草率，“初恋不能像二婚那样凑合”是小说中主人公的宣言，调侃中带着玩世不恭。而《幻城》情节离奇，《葵花走失在1890》从形式到内容都十分新颖独特，想像丰富，时空转换自如。《良辰》语言清新流畅，各种比喻给人新奇贴切之感，时空交错，想像空间大。作品鲜活，想像力丰富。“80后”作者想像力丰富，有些作品富有视觉和心灵冲击力。而消解故事、消解思想也许是“80后”作者自身生活积累不足在文本中的客观表现。
在青春写作的背后，“80后”文学不可避免地带着一定的灰色成分。每个人的内心，都会受到三种力量的牵引：现实、理想、本能，整个人类社会也正经历着一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论战。青少年本身是一个脆弱群体，现实的驱使，理想的挣扎，本能的放纵，交织成他们内心的冲动与困惑。然而这些情绪通常都被忽视和压抑，缺失了表达。当今国内主流文学对于年轻一代的心理状态、生存环境等很少关注，也无法真实地表现，而“80后”作者无疑在填补这个空缺上作出了贡献。“80后”作家的作品，基本上是同龄人写给同龄人看的，不仅满足了读者的心理诉求，更能满足青年人带有标榜自我，逆反心理、叛逆色彩的价值追求，这也是受到青年人的广泛欢迎的原因之一。他们书写的是同时代人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和心理压抑。如《三重门》揭示中国教育现状中的种种流弊以及对考生人性的压抑，在高中生中广为流传。《维以不永伤》从一个简单的案例进行多角度叙述，对人性的善恶、社会的混乱与腐败进行思考。《天黑了，我们去哪？》反映“80后”人群的心灵状态，其中青春的困惑，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处于人群中的疏离感等，都是较为严肃深刻的主题。
这种灰色成分的表述，恰恰是青年作者在成长道路上的必经之路。“80后”作者相对于前辈作家来说，在写作技巧、思想内涵方面显得很稚嫩，有些语言的表述，也透露出年少的轻狂和稚嫩。但是他们对社会生活独到的、在一定程度上略显偏颇的见解以及批判精神，恰恰是“80后”作者最有价值的时代特质。从根源上说，启蒙的最可贵之处就是它的批判精神。如果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自己的理性信念可以做或强或弱的调整，那么理性的批判精神则是人类永远都应该发扬光大的。正是看到了社会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他们才通过文学写作提出了自己的思考，通过他们自身的文学创作，对当代青春生活之所说、所思 、所做大胆地质疑，从而实践了文学领域的革新。
“80后”文学中的灰色成分还表现在缺乏必要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学使命感。“80后”文学创作群体从小受电子媒介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和价值观也不同于体制内作家。虽然他们阅历不够，生活经验积累不够，但是他们敢于通过随心所欲的写作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思想。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很坦然地承认自己喜欢的东西，很公开地表达自己厌恶的行为，这种态度弥足珍贵，但同时作品中也表现出一种消解崇高，崇尚个人化、消费意识的消费主义倾向，热衷于描写追新逐异的生活。作品中在一定程度上的物质享乐主义倾向，在青少年阅读中产生了不良影响。作为受图书市场欢迎的文学作品，这种倾向必然会误导读者，尤其是中学生和大学生。当然，“80后”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进步和成熟，希望他们在自由表达自己的同时增强文学责任感和使命感

❺ 当一个好作家要具备什么

祝你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要成为作家前的准备：

一个作家的成功涉及很多方面,有个人成长、价值尺度等内部的,宗教、文化观念等外部的各种因素的影响.所有这些东西都综合地在一个作家身上发生作用,其中最关键的还是精神生态的东西,尤其是作家的感情体验.
有些人没经过高等的、规范的训练,却也成为了优秀的作家.但是,我是否有那样的能力呢?其实大家应该明白对于作家来说,他们的精神生态系统对于作家的创作事业是非常重要.作家这个行当与别的行当有许多不同之处,一个科学家精神生态系统可能很苍白,甚至可能会很幼稚,他也一样能成为科学家,但作家却不同.

从创作的开端来看,任何生活现象,只能变成一个人的心理现象以后,才能最终转化为文学现象.心灵和情绪上的感觉和感知是这种现象的必由之路,只有一定的感情积累,在心理上有了足够的积累之后,并且具备了一定的心灵和情绪上的感觉和感知,才能够用文字把表希望表达的东西更好地反映出来.
文学最终要写什么?就是写人情世故.那么作为作家,他就得明了人情世故,并把它看透,这就是情感的积累.想成为作家,就一定要具备一种能够体验各种感情形态,洞悉各种人情世故的本领.其实在人情冷暖、世道艰难中体会,这实际是关于人的一种素质训练,是生活给予人的一种训练,而作家应该是其中反映最为敏感的人.如果一个作家敏感不敏感,那他在作品中就不能够写出在现实中最为真实的一面.
文学创作需要种种训练和准备,而然最终需要成为作家的人应该明白怎样从人生的苦难中洞悉生活.人生像一出戏,只有在底层就能体会到一些幕后的真实的东西.因为一个人在苦难的经历或在生活底层得到一些磨砺,那么那个人即便是一个在感情上不太敏感的人,也会变得非常深刻和敏锐,甚至生发出一些丰富的想象.

还有就是要能培养一种才华,想象的才华.虽然说脱离现实的作品是失败的,但是如果文学作品只是现实的复述那也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发挥想象、发挥各人的发散性思绪,才能够写出一流的作品.
在文学创作时,可以把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境遇,在虚幻的世界里加以想象和创造.现实加上虚幻,只有这样才能够写出有血有肉、感人肺腑的作品来.
另外文学创作是一种高智能的工作.他要进行很多技术方面的训练,这一点也是不能忽视.不断读书,不断吸取各种素养,不断写作,才能够为文学创作打下扎实的基础,才能够让自己在将来的文学中使自己在文字表达时游刃有余.
只有大量的阅读书籍和做好各种艰苦的准备工作,将来的创作才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拥有坚韧的品格和强烈的超越意识：

作家这个行当永远是一种个体劳动,非常艰苦而又很难获得外界的帮助,就算有也不能完全缓解这种劳动给作家所带来的精神上的紧张与压力,文学创作是一种实实在在属于作家一个人的艰苦的劳动.
创作在很多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是作家自己与自己叫劲,自己与自己搏斗.基于这一点,是否具有坚韧的品格直接决定了作家成就的大小.任何一部名著的诞生,都包含了作家个人的艰苦.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是创造就必须超越.作家要有强烈的超越精神,就要先培养一种无榜样意识.一个人的经验可以学习,但是却不能照学.因为就文学而言,一部文学发展史,就是在不断吸收和借鉴前人经验上不断超越前人的历史,没有这种超越就不存在本质意义上的文学.
也许这句话说得太过点绝对?实际上,在每一个成名作家的心中都可能有楷模,他们是不可能没榜样,但这个榜样在他们心目中只能是精神楷模,只是一种方法途径,而绝对不是作家自己的写作方向.要不然作家就不能够写出自己作品的风格,就不能够成为真正的作家.
作为一种创作途径,大家可以利用某某个作家的某个人物形象、某个场景加以学习,但是一定要写出一个全新的人手、写出自己的另一种场景风格.但是,文学艺术在创造思维、目的、方法、过程上与另的学科是截然不同.别的学科可以吸取前人成果,

❻ 大概是说 一个好的作家，一旦创造出来笔下的人物就会被人物牵着走，故事的结局也不是自己能左右的

仵埂博客上的一篇文章吧，我也是无意中找到的，叫作家与笔下人物的关系。以下是原话： 作家诞生他的人物，诞生之后，却又失去控制，他实在无法左右他的人物只能这样不能那样。这是一个宿命式诞生。人物的诞生，烙着作家自身的印痕，流着他的血液，携带着他的基因密码，但却又是一个真正的独立全新的个体，具有着自己的生命意志，沿着自我命运轨迹走向终点。

以下是整篇文章的原文：
作家与笔下人物的关系
仵 埂
写小说离不开人物。即使那些表面上描狗写狼，说狐道鬼的故事，也无不与人物有关，寄寓着人自身情感心理和命运遭遇的感喟，暗含着人的生存活动和意向。那么，小说依什么作为其存在的前提？无疑，小说叙述着人物的命运，是人物命运运行的历史。这一回答并不能使我们满足。我们需要进一步知道，人物的命运，从哪儿开始了对常规轨道的偏离而走向其终点？我们关注这个点，也即是关注人物自身命运。它的原始动力是什么？这为什么能够使人物不顾一切，冲破原有的宁静秩序和既定规范，在一种动荡状态中走完自己的命运之历程？是人物自我性格逻辑的必然推演，还是作家在写作中派定给人物的命运归宿？
归结为一点：作家和他笔下人物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这使我们首先想到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盛赞，说他“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并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在恩格斯看来，出现在巴尔扎克笔下那些贵族阶层——在资产阶级步步紧逼下而失败的落魄者，他们自我命运的逻辑必然性决定了他们的落魄命运，尽管作者同情他们，但也无法改变他们的悲惨命运，而只好唱“一曲无尽的挽歌。”恩格斯把这归结为老巴尔扎克的特点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托翁在创作《安娜·卡列尼娜》时，开始构想的安娜是一个堕落放荡的女人，而在写作过程中，人物自身的性格具有了自为的意向，并按照自身的逻辑走下去，安娜也就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让人深切同情的形象。那么，人物命运的轨迹到底是由人物自身的逻辑发展，还是由作者对人物的干预安排而成？
假如人物的行为轨迹仅仅是作者主观臆断随心所欲勾勒描绘出来，这个人物将会丧失活力缺乏生机，成为僵硬的木偶式人物,人物的命运便无法打动人。为什么主观臆造的小说会失去读者？创作者要遵循自然规律，尊重描摹对象，同时，又要具有生活的生命的能力。但是，实在没有哪怕是一个例外——人物的命运完全是由自身的逻辑决定，而没有一丁点儿作家操纵制约的痕迹，在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福楼拜那里，也实在不能够做到不渗入他个人的主观的感情因素，但这种渗入却是上帝式的非介入。他说：“我对于艺术的理想，我以为就不该暴露自己，艺术家不该在他作品里面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自然里面露面一样。”他还说：“艺术家在他的作品中，应当像上帝在造物中一样，销声匿迹，而又万能，到处感觉得到，就是看不见他。” <见《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为了公正地写出笔下每一个人物的命运，使这些人物都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归宿，作家应深深地隐藏自己，也即是藏起自己简单的好恶倾向，而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倾注感情。这样，作者笔下的人物才有自己的意志，才获得一种以自己意志存在的权利和理由。这是作家对人的大同情大悲悯，它并不含有偏狭主观倾向。托尔斯泰发起议论虽然精辟，但却总是有损于人物形象。这是作者的非法介入。作者忍不住站出来评判人物，代替了人物按自身逻辑运行的严整性。
作家所具有的这种特殊类型的同情心，使他能够同时容纳朋友和敌人。欧里庇得斯并不同情美狄亚，曹雪芹并不同情王熙凤，莎士比亚也不同情麦克白夫人，然而他们使我们能理解这些人物，他们了解这些人物的情感与动机。
“他们的同情并不包含任何道德判断，并不包含对个别行动的任何褒贬。”（卡西尔《人论）239页）作家是他笔下人物的上帝，他只是默默地注视着人物命运的发展。作家愈要超拔于这个世界之上去审视人生世界，同时也便愈要扎进每一个灵魂的深处体察他们。作家和他的人物构成一种关系，一种深度的理解，他能够洞析人物内心的一切要求和愿望。作家本人就是一个世界，是他笔下世界的最高权威，是上帝。但上帝并非道德的化身，他无视善恶，大道无善恶。他知道他的人物会怎么做，他知道他的人物的命运结局，但他又不能随意改变。王安忆这样说：“我想讲一个不是我讲的故事。就是说，这个故事不是我的眼睛里看到的，它不是任何人眼睛里看到的，它仅仅发生了。发生在那里，也许谁都看见了，也许谁都没看见。”（见《光明日报》85.8.15）假如仅是我的眼睛看到的，那么，将渗透着我主观评判的色彩，艺术家只写发生，发生就是一切。他力图使故事以一种自在的状貌出现在读者面前。他无可奈何地将人物的命运叙述给读者。作家对人物命运的无可奈何源自于他对自我的无可奈何，其实这正是他对自我命运的深度体察感悟所致，深度地洞析了自己，同时便也洞析了所有的人，洞析了这一个世界。圣·奥古斯汀说，世界是由无数部分组成，我正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任何部分的痛苦也使我痛苦，任何部分的快乐我也能分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赞赏柏拉图的一段话：“神对于诗人们像对占卜家和预言家一样，夺去他们的平常理智，用他们作代言人，正因为要使听众知道，诗人并非借自己的力量在无知无觉中说出那些珍贵的辞句，而是由神凭附着来向人说话。”（《西方文论选》上册9页）这儿，我们把柏拉图的“神”理解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地暗喻和印记的话，那么，作家正是为这种神“作代言人”。
作家诞生他的人物，诞生之后，却又失去控制，他实在无法左右他的人物只能这样不能那样。这是一个宿命式诞生。人物的诞生，烙着作家自身的印痕，流着他的血液，携带着他的基因密码，但却又是一个真正的独立全新的个体，具有着自己的生命意志，沿着自我命运轨迹走向终点。作家对人物的影响，是在他诞生人物的时候，什么样的作家必然诞生出什么样的人物。福楼拜于爱玛，托尔斯泰于安娜，她们同属于因爱的狂热激动铤而走险，偏离常见轨道，但爱玛与安娜，又是多么不同。司汤达于于连，巴尔扎克于拉斯蒂涅，两位同是以不道德的手段反抗社会，发誓要踏进上流社会的青年，其相距又有多远。我们可以这样说，人物的命运轨迹是人物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但给予他以这样或那样内在推动的是作家。作家诞生出他的人物，有时也想干予人物的命运进程，但其内在的命运已定，他有时也就只好哀叹同情他的人物不配有更好的命运，或者把他憎恶的敌人不得不描写成英雄。所以说，作家影响于人物的，仅仅是在确定人物形成自身之前。人物自身形成，任何迫使人物改变命运的作法，无不是在扭曲损害人物，使人物变得虚假，失掉其鲜活的生命。我们把人物自为意志的产生之时，看作人物命运的触点，在人物触点之前，人物的生命处于被抑制的沉静状态中，运行在常规轨道上，触点唤醒了人物内在的热情和奔突的生命感，被抑制状态结束了，人类社会的束缚失落了，从此便开始了自己不平常的命运的历程。
我们仔细研究那些作家们，就会发现，他们笔下的人物各不相同，异彩纷呈，但在某种程度上总有那么相象的一点，不管是鞭挞的人物还是赞颂的人物。同时，愈是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作家，我们愈能领略到其丰富复杂又繁多的人物形象。从他的人物画廊里，我们可以知悉这位作家，知悉他的博大精深的心灵，他对世界超凡的领悟能力和对自身的内省能力。作家愈能洞析各种各样的人，他便愈接近事物的本体，愈能深入到人类生命的深处。耶酥在被钉上十字架时说：“主呀，原谅他们吧！”他让主原谅的“他们”是谁呢？是正对他行刑的刽子手。他接着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耶稣知道了人的局限，他为人自身的局限而悲哀。这便是人的至高至极的大悲悯。大作家对他笔下的人物就构成这种关系，因为他悟彻了人类自身一切行为发生的动因，他通过自身了解了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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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伟大的作家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是因为自己的经历丰富吗

我们所知的一些名人作家，他们的人生阅历往往是非常深厚的，对人生的专感悟思考也是十属分独到，所以才能产出独一无二的作品。那么，伟大的作家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是因为自己的经历丰富吗？个人认为是可以是这样说的。

由此可见：伟大的作家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是因为自己的经历丰富。虽然文学创作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精神生产，但它不受公式、原则等的约束。然而，作为理论上的讨论，我们可以通过不停的探索，从而更加接近高峰，甚至超越原来的高峰。

❽ 作家实际上是如何写作的

但我的情况并非如此。我得说，我的印象是我生活在两个世界里。这里有一个例子。

我走在日内瓦的大街上。这是一个寒冷晴朗的日子。我正在湖边工作，考虑库存和供应商的问题。突然，我看到了一个老人的鞋子。它们是红色的，很像女人。出于某种原因，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总是随身携带笔记本，记下我的感受或与他人互动时产生的短语，所以我写下了我的感受。

这就是人们认为我写作的方式。我根据自己创造角色，但事实是我只是将一种感觉或印象转化为自己想象的产物，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一部分坚持下去。有时我喜欢他们，有时我讨厌他们。我的笔表达了我内心的东西，但从来没有表达过真正的我。我仍然是个谜。

❾ 一个人的故乡是如何影响一个作家的创作的

像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莫言，他就是完完全全把高密这个故乡转化成文字，写成了《红高粱》这本书，这本书还拿去拍了电视剧和电影,故乡是自己最熟悉地方，写作灵感都是不用愁的。

❿ 关于现代文学作家的写作及创作的特点等17个问题

1.徐志摩诗歌艺术风格方面的若干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主要分为三部分。一、认为不应过于强调诗人与19世纪英国浪漫诗派的渊源关系，从风格角度看，徐志摩显然不是中国的雪莱、拜伦。二、徐志摩诗歌浪漫风格的独特价值在于：其中没有一般年轻人那种狂躁不安、雄心勃勃的成分，而是渗透着大孩子似的个性气质。三、如同每一位真诚的作家一样，徐志摩也有意探索诗歌风格的多样化，但从艺术实践角度分析，他的探索基本上是失败的，他缺少把握分寸感的相应艺术功力。但历史对作家作品的自然选择方式是：只认高峰，不看低谷。
3.目前,学术界对曹禺的早期戏剧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作家、作品的比较单纯的层面上,对其深层的文化内涵并未作系统的探究,有的大多也侧重于与西方文化的联系,很少依据曹禺本人真实的文化处境去发掘其深邃的文化内涵,这不仅包括西方文化思想的内容,也当然包括民族传统的.(而不是以某种文化偏见去观照)可以说,曹禺要求每部作品都有所推新的潜在心理动力使他的作品流程构成一部形象的旧中国走向新生的文化历史.他的创作是动态、富有活力的.他本着作家的良心用笔描画出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激烈突变的时代投影在他的心灵深处的苦闷、迷惘和憧憬.他以其内在真善美品格不仅感动着读者,也深深打动着观众.他的剧作无论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还是话剧表演艺术的角度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成功蕴涵着的孜孜以求的人格精神和宝贵的艺术经验对我们当代的文艺创作,尤其是话剧、影视剧创作仍然是有着深刻的启发、批判和引导作用.该文立足曹禺早期戏剧流露出的真实的文化处境,从文化价值(文化悖论,文化抉择,文化拯救)和审美形态表现出的文化因素(激情的节奏,浑圆的梦境)对其文化内涵作一尝试性的阐析特点：第一， 把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相结合，精细地展现人物的灵魂世界。第二， 浓郁的抒情与深沉的人生哲理的有机统一。第三，地方民俗风情的艺术表现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互交织 .
15.沦陷区文学的构成比同一时期的国统区、延安根据地显得复杂而多样化，而各种文学都有其特殊的存在方式。
就爱国的进步文学而言，同敌伪统治直接对抗的逆鳞之作并不多见，而大多采取曲折的抗争方式。比如，“抵抗意识”是沦陷区进步文学描写的主要对象，但“武装的抵抗”的描写只能在“抗联文学”一类的特殊文学形式中得到表现，较多的作品致力于“心理的抵抗”的开掘或描写种种蕴含着民族复苏生机的传统民风，其中潜行着种种民族正气；或由日本侵略野心的得逞而引起对民族性格的反思，结合着异族欺凌的现实透视某些民族劣根性。“隐忍”、“深藏”也成为相当多作品的特色，表面似乎对现实统治采取冷眼旁观态度，实际上深藏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满、反抗，对现实的愤愤不平。尤其是一些进步作家利用一些政治背景复杂的刊物所发表的作品，如上海的中共党员束纫秋、王元化，丁景唐等当时都巧妙利用过《天地》、《苦竹》、《风雨谈》一类刊物发表作品，更具有曲折抗争的特点。
考察媚敌文学，明目张胆助纣为虐的也不多，或是当局发起的征文，或由以政者为之，也有作者“表态”性的偶而为之。这类“作品”无法从沦陷区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开掘到能和谐地表达其政治、艺术观点的生活具象，更无法构筑一个源于沦陷区历史和现实并与之保持谐调的艺术世界，有的只是苍白无力的政治图式和膨胀的审美恶趣，作者也大多为文学青年，如1942年北京所出配合治安强化运动的《短篇小说展览会杰作集》，武汉所出配合“和平运动宣传”的剧作集《三个方向》，广东省宣传处1942年所出《和平剧集第1集》等。文学味较浓的是如周作人那样的散文。在谈天说地、论古道今中隐现出难以言明的民族变节者的心态。
在汉奸文学背离民意，不得人心，日伪当局虽大力扶持也无法使其支配沦陷区创作局面，而爱国的进步文学也由于环境的严酷而得不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得以在夹缝中大量生存的是“中间状态”的文学，这类创作本身的成份就是复杂的，存在着无益有害、无益无害、有益无害等种种情况，但都因不直接涉及时事，离抗日现实较远，所以往往不为当局封禁。这些创作中，有的重视知识性、娱乐性，或品茶饮酒，或谈狐说鬼，或纵谈古事，或言情武侠，以此取悦读者；有的则在描绘家庭琐事、抒写个人感慨中，淡淡透出着某种现实生活的气息。比如上海沦陷时期同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在1943年至1945年，频频出版小说集，显示出一种别有风味的“闺秀派”格调，其成名作《结婚十年》，作者自己也承认是一本“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的小说，甚至自溺于既“不大高兴”“高喊什么打倒帝国主义”，也“始终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的“超脱”（《关于我——〈续结婚十年〉代序》）。小说当时整体上吸引读者的是描写中的盎然的日常生活的情趣。尽管缺乏强烈的时代意识，但某些章节，比如前半部中对积淀着传统意识的种种家庭生活习俗的描摹，后关部中对“八·一三”战争中逃难生活的叙述，都还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某些真实，因而在当时冷落的文坛倒也获得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自然，也有些消闲文学虽未直接为虎作伥，但也污染读者心灵。1942年华北文坛发生过一场论争，一些作家对公孙yàn＠①以“暴露真正的人生”为幌子连续发表的一系列“色情”小说进行了批评。便反映了创作界对这类消闲文学的警惕和拒绝。总之，这类作品既没有对现实生活进行粉饰和美化，但也没有深入反映日伪统治下的黑暗和苦难。
这些“中间状态”的创作，自有其历史价值。例如，有这样一种情况，在该地区沦陷之前的左翼文学同国民党右翼文学的对峙中，有些文学刊物“超然”于这种对峙之上，或以经营为目的，因而被视为“中间派”。沧陷之后，这类“中间派”刊物得以继续存在，但它们并未与日伪同流合污，而是或借历史题材张扬民族正气，或描摹种种世态人生来抨击黑暗。其中不少作品让人能体悟到弱小民族的阴柔抵抗哲学。一些当年留居沦陷区的日本文化人曾谈及他们对一些中国作家创作的感觉，觉得其中有“看不透”的谜，在文学上找不到反抗的形式，却让人感觉得到有反对的情绪，有抵抗的力量。日人感觉况且如此，中国读者也许更能从中体悟到自己民族的感情。在种种貌似“中间”的形式中有夹带、有包藏、有潜流，正是沦陷区文学构成上的一个特点。而在公开宣传抗战的刊物无法生存的特殊情况下，这类“中间派”刊物及其创作实际上已成为沦陷区中华民族文学血脉得以保存、发展的一个阵地，其历史功绩不可湮没。
在异族统治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格局中生存的沦陷区文学，其创作形态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情况。例如，在其创作主题上往往出现同一主题交织着多重含义的情况。如当时华东沦陷区的东吴派小说，华北沦陷区的旧京小说，东北沦陷区的艺文志派小说，不约而地开掘着“批判旧家族制度”的主题，这几乎成了他们既不直接触及时弊，又不甘沉沦于粉饰文学泥潭的最好选择。但这主题的表现存在着分化，或把旧家族制度作为“暗”的世界的主要目标来攻击，或在“历史的批判中”思考现实，同时，也不是没有由此走向“东方古典的复归”。再如，创作中的乡土倾向，作为民族意识的隐性表现是显而易见的，但作家们对其开掘的侧重点仍有所不同，有的乡土小说以其对“生命”这一主题原型的重新开掘参与对民族存亡问题的发言。“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沈从文语），大概是一些乡土小说追求粗犷的人心、强悍的民风等生命形态的潜台词。《大草原》（谷正kuí＠②）、《雪岭之祭》（疑迟）、《风雪》（袁犀）等都极力显示在风雪肆虐中跃动着野性、土味的生命情感和生命意识、即使是《高原上》（郭明）那样宁可“牺牲”人物，也要写出其对“血性”生命力的迷恋那样的描写“失误”，也让人看到了作家对强悍生命力的迷恋。而有的乡土小说则着意捕捉独异的乡情，在乡情同民族情的交融中去引起共鸣。自然，民有的乡土小说在“复归故乡”、“复归历史传统”中隐伏着某种误入“国策”文学的危机……。这种同一主题的选择的背后，有着作家们共同的积淀着民族意识的心态；而同一主题的变异多重奏，则反映了作家们从不同侧面遭受到的沉重压力及其有着差异的群体、个性心态。
林榕1944年在一封信中曾这样论及当时沦陷区作家的人生态度：“我总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以为今日的从事文艺工作者，不是在做官样的文章，就是以文学为求生的工具……今日活跃于文坛上的人物，恐怕只是很少的一部。另外的一些却是在沉默中工作的，也不为我们所知，他们既不以文学为生，更不是以文学做职业。这才是一个文学者的应有态度，真正的龙虎或许产生于这里也未可知。”［①a］屈从于环境。文而官而奸；为生活所迫，卖文为生；甘于寂寞，在默默耕耘中重操守……这三种情况，基本上概括了沦陷区作家在纷纭复杂的现实环境中作出的人生抉择。而作为这几种人生抉择的作家创作心态则呈现出更复杂多变的走向。
有人当时用“无救”一词来描绘身处沦陷环境中作者心灵的窒息［②a］，而以文学自救成为沦陷区作家最基本的创作心态。一些进步作家秉烛待旦，蛰居为文，他们在沦陷前创作中所蕴积的民族忧患意识，在沉默中趋向新的发展轨道。师陀自述其沦陷区生涯“如梦如魇，如釜底游魂”，而使他“在极大的苦痛中还抱无限耐性”写下去的，便是要借他当时所要写的“果园小城”写出“中国一切小城”的生命、性格、思想、情感（《果园城记）序》），就是说，借咀嚼中国城乡普通人生的命运意味，借反省中国民族的社会文化性格，来寄托自己在异族统治下的激愤怨恨。“当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公民连他们自己有没有人的资格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希望他们过了一夜就积极起来，怎么能使他们自觉的去和敌人战斗呢？”［③a］这种焦灼不安的对本民族的透视反思中，无疑潜行着强烈的民族意识。杨绎当年所作《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等“政治色彩不浓的作品”，着重剖析在封建传统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夹缝中生存的中国知识分子、市民阶层的心态，却是意在用“这喜剧里的几声笑”，表示虽“沦陷在日寇铁蹄下”，仍“不妥协、不屈服”、“不愁苦、不丧气”的民族“乐观精神”［④a］，其中蕴含的也是民族自新图强的意识。
民族存亡意识在深层的心理上影响着作家创作心态的，最明显的莫过于“鸳蝴派”的创作变化。沦陷区的特殊环境，使“有益无害”，或“无益无害”的中间状态作品大量存在，也使“鸳蝴派”的趣味主义、“超政治观”有了适宜土壤，其创作实际上面临着一种严峻的选择。而恰恰是这种选择，反映出了民族意识高涨的社会心理对作家创作心态的影响。如一向被称为“鸳蝴派五虎将”之一的周瘦鹃1943年在复刊的《紫罗兰》上多次表明其创作旨趣：“虽重趣味，但也不能忘却意义”，写“言情”，也须顾及“这些年来，兵连祸结，天天老是在生活线下挣扎着，哪里有这闲情逸致侈谈恋爱呢”的现实。如果说，昔前鸳蝴派创作注重趣味主义，主要出于投合小市民读者的口味，那么，此时他们仍不放弃“重趣味”的主张，则含有借此来躲避文网以求自存的因素了。而同时，中华民族史上最黑暗的岁月又使每个具有民族意识的作家都无法缄默。“趣味与意义兼顾”成了此类作家此时的共同心态。从实际创作情况看，他们的创作一方面继续迎合着中国广大市民阶层的阅读心理，如中国历史长期对官场的掩饰，对性意识的禁锢所加剧的人们对这些文化层面的好奇心和神秘感等，另一方面，趋俗的审美趣味有所减少，通俗创作中现实的生命意识有所加强。
当时沦陷区文坛上活跃着大多是青年作家。他们中不乏热血青年。象关沫南那样“作家若要深入地创造，就不得不在阶级意识上使自己肯定”［①b］的信念，徐开垒那种“阳光将永恒的存在／西山会崩裂／地下的蚯蚓会哼它欣幸的劳歌”（诗《笼里》）的创作追求，也构成着许多青年作家的创作心态。然而，沦陷区毕竟是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九月的晴空”已不复存在，“大地的歌唱”也已不可能，青年时期难免的迷惘、惶惑会在这一环境中强化，而不甘沉沦又是必须作出的历史选择，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环境中，青年作家们形成了几种较为独异的心态。
一是急于在文学上“造坛”的心理。沦陷区文坛的冷寂，使一些青年作家急于改变现状。东北沦陷时期最有影响的“艺文志派”便是一个由青年作家聚合成的创作群体，其重要成员古丁多次讲过：“东北作家必须一面作文，一面造坛，这苦难是非同小可的，但是倘不决心冲入这非同小可的苦难之中，满洲文学是不会本格地发展起来的。”（《谭·梦境》）为此，他们提出了所谓“写印主义”，即第一紧要的是“努力写出作品”，至于“写什么，怎样写。那都是有了作品以后的事”（同上）。他们结社时，也强调“文艺团体并不是为了文艺以外的任何东西而设置的”，“文艺团体的意欲的具体的表现”乃“写作”、“印书”、“出刊‘同人杂志’”（古丁《谭·斗牛》）。这种“只有写出来，才有意义”［②b］的心态中既有着在当时纯文学凋零，庸俗作品充斥文坛的情况下想把冷落萧条的文艺事业振兴起来的积极作用，也有着“避世”因素，“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等。值得注意的是，急于“造坛”，而“低气压”的社会环境本来就窒息着文学的发展，于是，为“造坛”而同在华的日本文化人发生种种联系，而日本文化人此时复杂的背景正潜伏着种种失落文学的危机。
另一种引人注目的情况是，在沦陷区这一特殊环境中，既力图远离敏感的现实政治，又想避免陷入精神困境，于是写作成了最好的“自存”方式，由此产生出两种较有代表性的创作心态。一种是追求日常生活的情趣，甚至以其创作在恢复日常性的大胆上取得突破而引起文坛小小的轰动，这显然迥异于“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几乎总以贴近现实政治的大胆、深刻引起社会的“轰动”效应。对这一类作者而言，现实社会的变迁不会有什么震撼力，他们醉心的是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趣味。苏青所言：“我对于一个女作家写的什么‘男女平等呀，一齐上疆场呀’就没有好感，要是她们肯老实谈谈月经期内行军的苦处、听来倒是入情入理的”［③b］，张爱玲所言“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④b］，都可以表现出一种“超然”于现实政治的创作心态。在华北，东北沦陷区，也都有作家把自己的创作称之为“超然派”，同样表现出避开“爆炸性”的政治题材，恢复日常性描写来还原现实、挖掘人物善恶的创作倾向。但这种非“为民清命”式的创作，本身仍是作家心灵并不自由的一种生存形态。
在以写作为基本生活方式的青年作家中，还有另一种创作心态：以对“恒常”、“哲理”的思索来超越于现实的苦难。被称作为“鬼才”的东北作家爵青就自称“是一个哲学思维的患者”，“作者一贯的创作态度是：他反对描写身边的庸俗的现实，他主张在作品中要倾注作者的哲学思想”［⑤b］。这样一种创作心态不仅使爵青小说题材有超现实倾向，而且往往追求空玄的哲理。他的《废墟之书》（原载《艺文志》第2期）便是一部反映其作为“哲学思维的患者”特色的小说，作品通篇有与友人的通信组成，种种自白中充满着灵魂与精神、生与死、新旧废墟、孔子的东方文化与巴黎的现实沙龙等的思考、探索，作者关注的并非是现实灾难造成的废墟，这在作者看起来也许微不足道，他所要体验的是超越于现实的“人类废墟”之痛苦，所以他的小说都是“意在并无素人的味气”［①c］。这种创作心态有时也并非对现实的冷漠，而多少来自对“文学”的执着。袁犀的创作是关注着现实的，但当他后来越来越执着于“文学者存在于‘文学’里”［②c］时，他的创作视野也开始较多地转向带有整个人类共通性的一些层面，即对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心理结构，尤其是人的潜在意识的思考。他的未完长篇《释迦》便是力图通过一个喜好独自沉思的冥想者悉达“参悟人生妙理”的心理历史，来表现其对于人类精神实质的思考。
事实上，在沦陷区这样一个心灵窒息、苦闷丛生的环境，写作越来越成为文学青年探寻生路的主要方式。对文学的虔诚构成着青年作家们的基本心态：“文学是一种生命的燃烧”（古丁语），“文学者的精神，就是我们在人类的历史里见到的，不同于市侩、买办、倡妾、奴才等等之类的对人对已的态度”（关永吉语）。……这些自叙中都有着把文学作为一种全身心投入的精神状态来对待的追求。而其中，对文学的“诚实”又成为其追求成为“真正的文学者”的重要侧面：“文学者至少要诚实，文学者失去了任何的节操以后也必要诚实的。”《袁犀语》［③c］正是在这样一种群体的创作心态中，产生了一种在特殊环境中经过锤炼的现实主义，从而形成了沦陷区文学中最有其文学史意义的创作特色。
这种现实主义，首先是一种向“五四”时期文学“回归”的现实主义。环境的严酷使大部分作家已无法用文学直接介入民族解放的政治，民族灾难的现实又无法使作家们置生灵涂炭的人生于不顾。于是，以“五四”时期表现人生的多元追求作为创作基本格局的情况便形成了。而借助于“五四”时期“表现人生”的文学观念，在不同层次上开掘异族统治下中国人的心理人生，成为相当多作家的创作追求，从而产生了两组整体上相当厚实的沦陷区文学形象。
作为最能折射出异族统治下中国人的复杂心态的文学形象是知识分子，而一批在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中呈现出相当或一定光彩的沦陷区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如胡去恶（师陀《结婚》）、方鸿渐（钱钟书《围城》）、周大璋（杨绛《弄假成真》）、柳原（张爱玲《倾城之恋》）、景二爷（高深《兼差》）、林小彪（梁山丁《绿色的谷》）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构成着讽刺对象。不管这些形象的生活背景是否被置于沦陷国土上，形象的被嘲讽是都包含着作家对沦陷区知识分子心境的剖析的。应该承认，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很少是出于政治上的理由而留下来的。所以作家对他们剖析也较少从政治角度切入，而侧重于文化认识角度的考察。异族统治的现实迫使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估价自身所受到的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于是，方鸿渐式的凭借西方文化的盲目冲撞，景二爷式的喘息于传统文化中的懦弱无能，林小彪式的徘徊于“乡土文化”和“洋场文化”间的犹豫，以及种种屈从于殖民文化的奴化心理等，都作为对外来和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而得到发展。“中国人有一种民族的病态，我们想改正它还来不及，再到这个地方和日本人学习，这是一种病态上再加上病态。”这是萧红离开沦陷后的东北不久又东渡日本后在给萧军一封信中说的话，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沦陷区作家的某种典型心态：对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各自“病态”的双向审视。在日本殖民者极力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沦陷区环境中，中国作家塑造的这一类形象、批判、破坏的因素多，而见不到多少建设的新因素，正包含着作家对现实人生认识上的一层深层心理，也使“五四”时期对中西文化的审视得到了某种延续。
沦陷区文学中另一类显得较为厚实的文学人物是市民形象。张爱玲笔下众多小市民的价值已为人们认识。其他如《亭子间阿嫂》（周天籁）、《结婚十年》（苏青）、《予且短篇小说集》、《太平愿》（马骊）、《萍絮集》（萧艾）、《秋初》（关永吉）等作品集中，都有着对市民阶层敷衍、苟且、怯懦和庸人哲学的入骨描写。作家们集中刻划这类形象，是因为市民阶层的心理波动远甚于其他阶层。沦陷初期惊魂未定中的惶惑，随后各种工于心计的苟且，喘息之后对于各种生活趣味的寻求，当然也有着苦难中的呼号、沉默……这些显然能比较广阔地展现沦陷区动荡不安的心理人生。
在沦陷区文学中，也产生过一些自有神韵的工农劳动者的形象，这类形象的塑造，也有着向“五四”时期的“回归”。如当时的东北华北，都有一批作家明确打出“乡土文学”的旗号，着力于农民心理的开掘来进行苦难农民形象的塑造。总之，借助于“五四”文学表现人生的观念，在不同层次上开掘异族统治下中国人的心理人生，成为沦陷区文学首先引人注目的现实主义特色。
这种现实主义也是在多个方向上探索的艺术，其目的显然在于增强文学在险恶环境中的应变能力。以散文为例，一部分作家着笔于侵略奴役下城乡生活场景的广泛描写，有的大胆直接描述血泪生涯，有的在喜笑怒骂中对现实进行社会批评，如洛川、王韦、鲁风、桑榆的报告文学，田贲、裴馨园、季疯、金光军等的杂感。但时势多难，环境杌陧，较多的作者是在含蓄曲折中借助于象征性意象或梦幻等抨击时弊，寄托激愤、如林榕、也丽、黄肃秋等的散文。缠绵深沉的思乡恋家情绪的抒发，成为作家寄托国家民族兴亡之感的载体。《松堂集》（南星）、《离乡集》（戈壁）、《两都赋》（纪果庵）、《风土小记》（文载道）、《驿站》（陈烟帆）、《归乡》（爵青）等和达秋（唐景阳）等创作便提供了这方面的佳作。不少作家转向抒写“自我”，以个人抒情的真实性和独特性折射出“炼狱”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在《画梦录》那种深重的孤寂、抑闷、痛苦之外，更多一些时代重压的色彩，如但娣、杨絮、尤其、姜灵菲等的散文。也有不少作家转向人情世态的体察和日常情趣的玩味，其中有对社会现实的某种洞察，有在抚今追昔中体察世相，有在闲话家长琐事中某种不平，也有在古今“杂学”中思考现实的，如纪果庵、谭正璧、丁丁、予且、韦长明、辛嘉等的创作。絮语体随笔体的散文中，有袒露真性、玩味人生的，如苏青、张爱玲、朱tí＠③之作；有在幽默中评论人生的，如古丁、刘汉之作。而在众多的品酒论茶之作中，也不乏现实的感慨。多种特殊的生存形态，使沦陷区散文获得了某些发展。
这种现实主义是艺术上经过了更多锤炼的现实主义。1992年11月上海“孤岛”文学研讨会上，王元化在发言中特意强调了沦陷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特点：越来越重视艺术上的锤炼。以小说创作而言，便是以艺术上的锤炼来求得自己的生存发展。如当时被允许存在的自然有言情一类的通俗小说，但作家如果不摆脱自身趋俗的市民意识，仍一味迎合读者的表层需要，在民族遭受灾难之时，恐怕很难再象以往那样拥有读者。所以，他们一方面开始注意到市民读者审美趣味蕴含的特定时代的文化内涵和心理特征并加以引导，充实通俗小说中现实的生命意识；另一方面，打破以往注重情节的编造为基础的传统构思，革故鼎新小说技法。当时《小说月报》、《紫罗兰》、《大众》、《中国文艺》等刊登的一些言情小说，其美感已不再完全由故事情节来激发，而侧重由充溢着生活实感的叙述本身来引导。又如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乡土小说，在以描写存在于乡野百姓中的生命情感，生命智慧、生命意志等生命形态而揭示出民族更新力所在时，颇具艺术功力。被称为“东北沦陷时期乡土文学代表作”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1943年出版日译本时，作者在《序》中说：“绿色象征青春、健壮、活泼，并含有追求成熟的喜悦，这就是小说的主题”。小说正是在多种生命形态（其中如林淑贞萎枯于金刚经中的生命情感，霍凤被奴性扭曲了的生命智慧等，都刻划得令人难忘）的强烈对比中，生动凸现了祖居于狼沟的下坎乡民们纯真的生命情感、顽强的生命意志和成熟的生命智慧。华北的毕基初则借“绿林传奇”来张扬起民族正气。他的《盔甲山》、《第25支队》等将清纯，雄旷的自然环境同古老的青龙剑、酒旗等人文之物交织在一起，重笔渲染舍生取义的浩然之气，深入开掘“替祖宗洗羞”的人物心理，在一个个“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者身上写出不甘屈辱的民族精神，在当时实在是意味深长的。至于师陀、唐tāo＠④、闻国新等此时的小说创作，比起他们的旧作来，艺术上的锤炼更显其深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