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1数学课标提倡让学生经历”数学化”与”再创造”的过程，形成自己对数学概念的理解． （ )
判断题？
对的吧。
㈡ 什么是艺术欣赏的再创造
艺术欣赏是人们以艺术形象为对象的审美活动。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实现艺术的美育社会功能的必要环节。
这种审美活动既包括对象（艺术形象），也包括主体（欣赏者）。
艺术欣赏是对艺术作品的接受，这种接受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包括了欣赏者的感知、体验、理解、想象、再创造等心理活动。
艺术欣赏既是对艺术作品中的美的一种发现，又是欣赏者的一种再创造。
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欣赏者所产生的愉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① 对艺术家所创造的美的发现
艺术本身的的美不仅包含了生活美、自然美的精粹，而且凝聚着艺术家的心灵美和精湛的技巧；欣赏者面对一件精美艺术品的“拍案叫绝”，既是对艺术家创造性劳动的肯定，也是对欣赏者自身审美能力的肯定。
② 欣赏者对艺术形象的“再创造”
尽管艺术形象规定了欣赏者的感觉、想象、体验、理解等认识活动的基本倾向和范围，但欣赏者总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去感受艺术形象，理解作品的意蕴；欣赏者在艺术形象的诱导下，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去驰骋想象，深化情感体验，使艺术形象的生命在欣赏活动中显得更加活跃和丰富，仿佛欣赏者与艺术家在一起共同创造；由于欣赏者的想象各不相同，因此，在“再创造”的过程中比作品更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甚至可以用艺术的审美眼光去观察自然、观察生活和体验人生。
艺术欣赏中的“再创造”：
艺术欣赏既是对艺术作品中的美的一种发现，又是欣赏者的一种再创造。
① 艺术形象是欣赏者发挥想象的客观基础
首先要有艺术形象，要有蕴含在艺术形象中的艺术的美。（大的快乐来自于对美的作品的欣赏）
② 欣赏者的审美活动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接受
艺术形象不仅展现了自然的美和生活的美，而且凝聚着艺术家的感情。
㈢ 如何理解艺术欣赏的“再创造”
欣赏主体在受欣赏客体的制约的同时，又可以主动积极地突破制约，对艺术形象进行“再创造”和“再评价”。艺术形象因为象生活本身那样丰富多彩，而且它是立体地、多向地、多层面地反映生活，所以,虽然艺术家只是从自己感受的特定角度来创造形象，但他们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的这种立体性、多向性、多层面性，往往比艺术家主观上对现实的把握丰富得多，深刻得多，活跃得多。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形象大于思想”，或者“客观思想大于主观思想。”艺术家创造艺术形象的过程，就是由“面”到“点”，由“多”到“一”的过程，他要尽量做到以一当十，言有尽而意无穷，寓永恒于一瞬。艺术欣赏要求欣赏者能够主动积极地体验和想象，做到由一到十，由点到面，由有尽之言到无穷之意，否则，艺术欣赏就是失败的。古语：诗无达诂。歌德：“一般说，我们都不应该把画家的笔墨或诗人的语言看得太死，太狭窄。一件艺术作品是由自由大胆的精神创造出来的，我们也就尽可能地用自由大胆的精神去观照和欣赏。”这种“自由大胆”的欣赏，这种被动中的主动、制约中的能动,就是艺术欣赏过程中的形象再创造、再评价。它表现在欣赏者不但能够“复现”，领悟和理解艺术形象（与艺术家“相似”或“”相近），而且能够对原有艺术形象进行补充、变动、改造、深化和提高（与艺术家“有所不似”、“有所远”）。曹禺在话剧《雷雨》公演后曾写过：“这一年来批评《雷雨》的文章确实吓住了我，它们似乎刺痛了我的自卑意识，令我深切的感触自己的低能。我突地发现它们的主人了解我的作品比自己要明切得多。……我不由自已地感觉一种局促，一种不自在……”敦煌莫高窟壁画《割肉贸鸽》，说的是一个宗教故事：一只被鹰追逐的小鸽子，逃到佛身上求救，佛用自己的血肉喂鹰，来换取鸽子的一息生命。但血肉割尽，直到全力投身到秤盘上，也还抵不上小鸽子的重量，于是大地震动，一切复归原状……壁画中的佛身盘腿而坐，一手举在胸前，一手托着小鸽，身旁是刽子手，周围众多人物，或悲伤或哀叹或同情或恐惧。空中舞荡着飞天的飘带，如和声伴奏，衬托着这悲壮庄严的主题。当时宗教信仰的煽动力量（殉道精神），在现代观赏者眼中早已不复存在，图景本身的大含量、多义性和模糊性，为欣赏者创造出与壁画主题相去甚远的审美心象：或从中体味人间的悲惨世界，或从中参悟人生的苦难，或唤起某种痛苦而崇高的献身精神，或激起某种惩治邪恶的正义感，或向往一种博大仁慈的胸怀……
㈣ 审美再创造的意义是什么
由于鉴赏主体的这种来创造活源动是凭借艺术作品而展开的，所以被称之为审美再创造。其次，接受美学强调了审美经验的中心地位，姚斯从艺术创作、艺术接受和艺术交流三个维度全面阐释审美经验的内在结构，将接受方式分为垂直接受(历史发展角度)与水平接受(同时代人对文学作品的接受状况)等。此外，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姚斯和伊塞尔都强调，迄今为止的文学史仅仅是作家和作品的历史，而读者的作用却遭到了忽视与遗忘，因此他们提出应当重写文学史，在他们看来，文学史应当是作家、作品和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史，是读者接受作品与作品在读者中产生影响的历史，是文学被读者接受的历史。姚斯指出，应当从作家、作品和读者“三位一体”的全方位角度研究文学史，研究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部作品有不同意见的原因，将文学史变成文学效果的历史。
㈤ 举例论述艺术鉴赏具有再创造性的原因和含义
我说的是艺术鉴赏具有再创性的原因和含义。例如我们国家的德云社之类的文艺团体。
㈥ 审美体验中的再创造是指什么
审美体验中，想像和联想最为活跃。这是由于艺术作品的形象，仅仅内只是提供了艺术鉴赏的条件，要容把它变为鉴赏者内心的艺术形象，就必须通过审美的联想和想像，进行新的、再创造的活动，才能变成鉴赏者自身的东西。艺术作品中的形象还只是一堆材料，需要鉴赏者展开想像的翅膀，才能将它们组成生动的艺术形象显现在头脑里。因此，康德认为想像力“它有本领，能从真正的自然界所呈供的素材里创造出另一个想像的自然界”。
㈦ 文学鉴赏中的再创造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在文学鉴赏活动中，欣赏者要把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变成自己头脑中的艺术形象，就要进行“再创造”。“再创造”的心理过程，主要表现为想象活动和情感体验。读者的想象和体验，是文学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能够以小见大、寓实于虚、借形传神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是鉴赏者不善于进行积极的想象或缺乏必要的生活体验，就不可能对作品的意境有深切的感受，也就发现不了作品中的那些弦外之音、韵外之致。特别是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其形象具有间接性，不象造型艺术、表演艺术、综合艺术那样直接塑造视觉形象和听觉形象，这就更需要鉴赏者的想象力，更需要鉴赏者进行“再创造”。它要求鉴赏者善于通过语言的媒介，想象出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和生活境界，并进而领会其思想内容。 文学鉴赏活动同时也是对作家在作品中已经作出评价的生活进行“再评价”。作家的主观评价是结合自己的思想感情对客观生活所作的评价，而鉴赏者的“再评价”则是结合鉴赏者的思想感情对作家所反映的生活加以重新认识的结果。这种评价可能和作者的评价完全一致，也可能高于作者或低于作者的评价；可能违犯作者正确的评价，也可能纠正作者错误的评价。这种评价是鉴赏者接受或不接受作品思想内容的必经过程。 文学鉴赏中还有一种复杂而常见的现象，即共鸣。“共鸣”是指在“再创造”和“再评价”的基础上，鉴赏者的思想感情同作品作者的思想感情达到了基本一致，甚至契合无间，或在某些方面、某一点上拥符、相似，爱其所爱，憎其所憎，发生了思想感情的交流。共鸣需要有相同或相近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经验为基础。一般地说，作者与鉴赏者之间需要具有大体一致或接近的阶级立场、社会理想、生活经历，才会发生共鸣。所以共鸣现象大量表现在同时代同阶级的作家作品与鉴赏者之间。但是读者鉴赏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文学作品发生共鸣的现象也是存在的。由于某些共同的社会历史原因，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之间，除了时代、阶级差别之外，在某些时候和某种情况下也会有某些思想感情相通之处，在某些生活方面或某些问题上，也会有某些相一致或相接近的地方。比如，古代封建阶级进步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不同程度地揭露了社会黑暗，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和斗争，曲折地表现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就能给今天的人民群众以感染，乃至使他们产生共鸣。又如，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反映的古人的高尚精神品格与道德情操，虽有其阶级性的一面，但也有可以继承的一面，象古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气节，就很容易打动处于类似社会环境中的现代人们的思想感情，激起共鸣。但应指出，这种共鸣并非是绝对的一致，而是矛盾的统一。因为今人与古人总有时代与阶级的距离，不可能完全契合，所以今人通常只是与古代作品的某一方面发生共鸣。可以与其中的积极因素发生共鸣，也可以与其中的消极因素发生共鸣，这又跟鉴赏者的主观因素有关。总之，共鸣是文学作品影响读者思想感情，发生社会作用的一种重要现象。
希望采纳
㈧ 何谓翻译中的叛逆性再创造
“创造性叛逆”是法国社会文学家埃斯卡皮在他的《文学社会学》一书中针对文学交际提出来的，他解释道：“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反映在翻译过程当中，便是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最后他总结为一句话：“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也就是说，在文学翻译中，译者背离原作的初衷，增减、修改，甚至于杜撰原作内容，无疑是对原作的背离，但是，这种做法又赋予了原作一个新的面貌，成为一种再创造。但是，这种创造性不是任意的，译者必须忠实于原文，不允许对原文内容任意增删、篡改，以至损伤原文意境。
基于此，先撇下林纾那部分被指责的“讹”不谈，我们可以从上述理解直接推论出，林译的有意识叛逆和创作，完全可归入“创造性叛逆”范畴之内。这种有意识的叛逆有时竟会妙笔生花，让我们来看看两个例子。
例1：《孝女耐儿传》第四章开始一段:
“众人咸愠密昔司之柔弱，乃同声奋呼曰：“密昔司年少，不宜以老辈之言置若罔闻；且我辈以忠良相质，弗听即为愎谏。君即自甘凌虐，亦益为女伴卫其垣墉，以滋后悔。”语后，于是争举刀叉，攻其面包，牛油，海虾，生菜之属，猛如攻城，且食且曰：吾气填胸臆，几于不能下咽。”
原文当中的罗嗦话皆被省去了，增加了第一句，这样一来，可以连接上文，统领下文，使读者更能入境。另外，“老辈之言”亦属添加成分。这使得我们中国读者联想到“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俗语，我们更能够快速理解前后的意思。还有一些连词，例如：乃，且，亦，即，于是等词，这使得译文更通达流畅。文中的四字格结构：同声奋呼，置若罔闻，自甘凌虐，忠良相质，等等，更是使读者在阅读中享受汉语之美。在描绘邻居吃白食的形象时，林也加入了词语：猛如攻城，争举刀叉和且食且曰，真是绘声绘色，活灵活现！
例2：《黑奴吁天录》第十章结尾处乔治送别汤姆时两人的对话:
汤姆曰：“小主人切勿以一奴之故，致家法阻梗，于理非福。”
乔治曰：“吾自有道，亦不致取怒于二亲。”……
汤姆曰：“且吾尚有两雏，此后仰属小主人恩履矣。”
乔治曰：“谨佩良箴，至尔二儿，吾定不以常人目之。”
“家法”、“道”、“二亲”都是林纾翻译时加上的词语，这样便有了中国传统的意象，两人的礼节表现的非常形象。后两句更是增补的，林纾只不过想让两人更具国人离别时的托孤形象，以求小说自然、亲切、感人。
三、中外理论视角
从理论上讲，承认“创造性叛逆”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承认译者的主体性、创造性。在不同的符号系统里，词语与意义参照关系是有别的，正是这一差别，使机械的变异势必成为“叛逆”的行为。另外，参照体系一变，文化语境一变，一部作品的意义所赖以生存的条件一变，其面貌必然发生变化，而译者的这一赋予原作以新面貌的工作，无疑具有“创造性”。
我国首先注意到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是著名学者谢天振教授。他在《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1992）一文中，分别从媒介者、接受者和接受环境方面给予了详尽阐述。随后，又在其《译介学》、《翻译研究新视野》中做出进一步阐发和补充。谢天振教授先是分析了文学翻译的特性——创造性和叛逆性，他认为文学翻译有别于一般的翻译，文学翻译学所使用的是一种特殊语言，一种艺术语言，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由于语言自己所辐射出的文化意境和文化内涵，这就使翻译这门仅在语言框架之内的艺术，同文学创作一样，并非简单的将不同体系中的文学进行转化，而是一种创造性工作。与原作的创造性不同，翻译的创造性属于二度创作，即再创作。两种创作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原作的创作直接来源于现实，来源于作家的现实，译作的创作来源于原作，来源于原作作家所表现的现实。两者在地位上的孰高孰低，人们各持己见。谢教授认为在文学翻译中，译作胜出原作的现象不胜枚举，尤其是在诗歌翻译中表现最为突出。
此外，谢教授还从媒介者的角度以及接受者与接受环境的角度，对创造性叛逆作出了丰富的阐述。他指出在译介学研究中，媒介者主要是指译者。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可归为两类：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个性化翻译和节译、编译属于有意识型创造性叛逆。误译和漏译属于无意识型。另有一类转译改编所属的特殊型创造性叛逆。接受者与接受环境自然是指一种语言在经过编码转换后进入到新的文化环境后，所遇到的人与社会的反应。接受者，广义上包括译者和读者。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已体现在媒介者之中了，读者的叛逆是在译者翻译的基础上进行的。有时比译者的翻译更富创造性，更具叛逆精神。这是因为主观上他们有自己的世界观，文学观念，个人阅历，客观上仍处于当时的客观环境下。接受环境的影响是指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对译者、读者、翻译的目的、采取的文学手段等因素，皆有深刻影响。这些因素也致使译本在进入到新的文化环境后，发生了叛逆和变形。值得一提的是，上面我们避而不谈的那部分林纾的“讹”也被谢教授归入了创造性叛逆一类。
国内其他学者：许钧，孙致礼，袁莉等，均对此有研究。
在西方则存在释义学、符号学、解构主义、翻译研究等派别。释义学是20世纪60年代后盛行于西方的哲学和文化思潮，是一种探求意义和理解的理论，把翻译理论至于语言研究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勒内指出，从释义学角度来看，翻译主要关注的是文本信息，语言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可以把翻译当作语言学习的一种手段，也可以把翻译当作艺术创作的手段。
现代释义学代表人物伽达默尔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继承了海德格尔释义学循环的思想，开创了哲学释义学。他认为，释义学不是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是有关理解的理论。理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模式，而不是主体认识客体的主观意识活动。理解是把人的经验与世界相联系的途径。理解是视域融合。“视域就是 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含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看到的一切。”创造性叛逆就是视域融合中的意义生发。视域融合使我们有了新的视域。视域是一个动态概念，它的不断变化就是理解中意义的生成运动，而意义生成则是创造性叛逆的结果。在理解中，我们不得不背叛他者视域，同时也无法坚守自己的视域，如果没有叛逆，活动就会停下来，我们只能滞留在各自的视域中，文化传统也将失去活力，所以叛逆是理解中的必然。而赋予叛逆以意义的，则是“创造”。伽达默尔还指出，人类理解的历史性构成了人们理解的历史性，对过去文本产生的偏见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偏见本身可以看作是人们创作力的表现。它展现出理解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现代释义学对翻译研究提供了两个新视点：一是原著的生命在译本中得到更新和延续；二是肯定了译者的历史性。译者的历史性是客观存在的，因而，译作是否真正体现作者原意，则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
符号学是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一门综合学科，它已广泛地应用于分析社会各个领域出现的符号现象。符号学与翻译是有相通性的，两者都与信息或文本，即符号的用法、解释和操作有关。翻译与语言活动有关，而语言是最典型也是最重要的符号系统，翻译涉及一整套非语言因素，而符号学把翻译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下加以考察。
D．L．戈雷女士在其专著《符号学与翻译问题——关于CS皮尔士的符号学》一书中，阐明了符号翻译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翻译是符号创新过程，解释在翻译的任何一种模式，都具有双重发生率，即内部导向和外部导向。跟着直觉，以经验事实为依据，翻译意味着一个采取决定的符号过程。于是，她断定翻译在某种程度上类似用完整的信息进行游戏，那么译者就是游戏者。游戏包括一整套固定的规则，但又鼓励创造性和个人技能。结果的不确定是这种游戏的又一特点，游戏者在采取决定时总含有冒险或赌博的因素。这种因素完全是符号学的。因为符号的理解和用法永远都不是认识上的一种稳定的对等，而总是一种猜测的或创造性的推理。翻译在这里被理解为一个探索性的、尝试性的和会犯错误的语言游戏，其中产生的符号学模式受规则支配，同时解释者又改变和创造规则，这就把翻译变成了一个千变万化，永无止境，具有创造性技巧的游戏，它把翻译从它特有的抽象的语言属性中解放出来，放手推理，允许译者把他个人的创造性潜能发挥的淋漓尽致。
解构主义又称后结构主义，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思潮在西方翻译理论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并对传统翻译理论产生巨大影响，并开拓了新视野。罗朗巴特宣称“作者死了！”他认为文本一旦完成，语言符号即开始起作用。宣称原作者死亡，置疑文本中心意义的存在，使我们研究的视角转向了译者。创造性叛逆从理论上赋予了其独立的主体地位，译者有了自由权。福柯认为，原著在翻译处理过程中不断被改写，译者是创造的主体，翻译文本是创造的新生语言。从而大大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
尽管解构主义观点有些极端，但它却跳出了传统译论只注意文本的框框，看到了译者的创造性，尊重了译者的贡献，审视了译者所处的地位。正是译者对原著的不断改写，对原文不断解释，才赋予了原著新生命，使原著广为流传。
“翻译研究派”兴起于70年代的欧洲。该派将研究方向转为外部因素，探讨译文所处的文化背景，以及译文对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规范所产生的影响，凡是与翻译相关的政治、历史、经济制度、民族等因素都在其考察范围内。他们把翻译理解成一种改写和重写，译者对文本的操纵和摆布，这样一来，译者拥有了主动权，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翻译研究派代表人物之一勒菲弗尔，把翻译定义为“改写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他一再强调，翻译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改写。他与巴斯内特还进一步指出，“作品”依靠改写而生存。离开改写，“原著可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消亡，”改写能够“造就或扼杀一位作家”。他还声称，文学是一个系统，指的是一系列互相关联的，且有某些特征的成分；这个系统是“人为”的，因为它由文本和阅读、创作和改写文本的人组成。这个系统对改写者有一系列制约作用，因此，译者不得不做“叛逆者”——在绝大多数场合下，如果他们想使自己留在他们所寄养的文化之中的话，如果他们想对自己的文化的演进施加影响的话，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四、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创造性叛逆”这种现象在文学翻译中有着普遍性。中西译论从各自的角度阐发了对翻译活动创造性、背叛性的理解，这也就承认了“创造性叛逆”的价值。林纾的“讹”，尽管我们曾试图辨证来看，但通过谢天振教授的分析，全部可以归为“创造性叛逆”的一类，当然也包括那部分删减、增补的“讹”。设身处地为这位翻译先驱想一下，他的众多谬误，我们就不难解读了。承认了他译作中的“创造性叛逆”，我们也就承认了他的创造性，他作为译者应得到的地位，承认了他对当时文学青年和社会的影响。尽管这同我们的传统翻译理论强调“案本”、“信”、“忠实”的观念似乎有相悖之处，但实际上，不存在冲突，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我们的目光不应只限在文本框架内，还应从译者主体社会环境读者的角度去分析译作。“创造性叛逆”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综观世界翻译史和理论研究，“创造性叛逆”的例子不胜枚举：庞德是如何翻译李白的诗，傅东华先生的《飘》中的译名，苏曼殊翻译的《一朵红红的玫瑰》，勒图诺尔、伏尔泰对莎翁各自的演绎，赖利格拉斯翻译的《草叶集》等等。
总之，在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是无处不在的产物。它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由于它涉及到了翻译主体性的确立、翻译话语的流传、意义的理解、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等复杂又深刻的现实问题，因此蕴藏着具大的理论价值。同时也给我们一个机会，突破狭隘的研究层面，突破单一思维方式，用文化的视角，开拓翻译研究的新视野。
㈨ 什么是数学再创造
由世界著名教学教育权威弗赖登塔尔提出的“再创造”的论述内容相当丰富，他认为：
1）数学是最容易创造的一种学科。它实质上是人们常识的系统化。教师不必将各种规则、定律灌输给学生，而是应该创造合适的条件，提供很多具体的例子，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自己去发现或是“再创造”出各种运算法则和各种定律。
2）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特点重新创造数学知识。个人学习数学的进程和数学发展的历史有着相似之处。每个人在学习过程中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验，用自己的思维方式重新创造有关的数学知识。
3)每个人有不同的“数学现实”，因而可达到不同的水平。这里“数学现实”是指客观现实与人们的数学认识的统一体。是人们用数学概念、数学方法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的总体。其中既含有客观世界的现实情况，也包含学生个人用自己的数学水平观察这些事物所获得的认识。教师应当针对各个学生数学现实和思维水平的不同，通过适当的启发，引导学生加强反思，使学生的创造活动由不自觉的状态，发展为有意识的活动。
4)“再创造”应当贯穿于数学教育的全过程。数学教育的整个过程学生都应该积极参与，教师的任务就是为学生提供广阔的天地，听任各种不同的思维、不同的方法自由发展，绝不可以对内容作任何限制，更不应对其发现设置任何预先的圈套。
更多请参考 http://learning.sohu.com/20060417/n242808119.shtml
望采纳，谢谢！！
㈩ 对历史人物的再创造是指
是错误 希望对你有帮助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共同创造历史。理由如下： (1)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能把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相提并论。宣扬“共同创造历史”论，本质上是鼓吹英雄史观的错误，是形式上的“二元论”实质上的历史唯心论。 (2)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原理。人民群众不但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而且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3)杰出的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中有重要作用，但不能说人民群众与英雄人物共同创造历史。这是因为： ①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是杰出人物历史作用的基础。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从属于并受制于人民群众的作用。 ②杰出人物的力量来源于人民群众。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杰出人物就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有任何作用。 ③杰出人物发挥历史作用的方向和程度、功过是非，都取决于是否符合历史规律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 ④无论英雄人物作用有多大，都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且杰出人物的失误，还要靠人民群众的实践来纠正。总之，最终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是人民群众。错误。